中印关系的回顾与反思——杨公素大使访谈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使论文,中印论文,访谈录论文,关系论文,杨公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杨先生，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中印两国在1954年谈判西藏问题时共同倡导的。您参加了那时的中印关系谈判，请您谈谈中印协定谈判的过程及其对西藏的影响和五项原则产生的背景与意义。
1951年，外交部派我随18军进藏，担任中央驻西藏代表的外事帮办，处理中央指定的西藏地方涉外事务。1953年10月接到外交部电，要我回北京参加中国和印度关于藏印关系的谈判，要求我搜集有关材料并同西藏地方政府协商征求他们的意见。对此，噶厦（原西藏地方政府）表示完全拥护中央统一对外和印度政府谈判，但提出要中央政府在这次谈判中收复被英印方面占去的失地。所谓失地包括：一、被英印占领的“麦克马洪线”以南土地，其中主要为达旺地区（藏语称门达旺）；二、历来被英印占去的自拉达克到布拉马普特拉河以北的广大地区。我到北京，将噶厦的意见向外交部章汉夫副部长和亚洲司长陈家康等汇报后，他们认为此次谈判是否涉及边界问题尚须请示周恩来总理。
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中印两国政府代表团，这是中印谈判的正式开始。因为两国曾约定谈判应在1953年内进行。我作为政府代表团成员之一同团长章汉夫、团员陈家康一同参加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团长是印度驻中国大使赖嘉文，副团长兼团员是印度外交部联合秘书高尔和顾问高帕拉查理，我方翻译是陈辉，对方翻译是白春晖。
会见开始，周恩来总理说，中印两国人民历来是友好的，过去英印政府在西藏享有特权是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不平等条约造成的，现在不适用了。现在两国独立了，应该在互相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平共处原则上，发展两国友好关系。此次两国代表团商谈印度与中国西藏地方关系问题，谋求解决那些业已成熟又悬而未决的问题，也应按照这些原则进行。印度代表团团长完全同意周总理提出的主张即五项原则和商谈业已成熟又悬而未决的问题。
后来成为中国对外政策基础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在这次接见中由周恩来首次亲自提出来的。印度代表团完全同意这些原则。后来在起草协定时，我们没有写上这五项原则，当时考虑这些原则是我方提出的，不便写在协定上强加于人。印度方面反而提出要在协定序言正式写上这五项原则，我们自然欣然接受。从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正式在国际条约上写订，成为中印两国遵守的有约束性的原则。当时我们尚不能认识它的深远意义，更不会想到后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视为规范国际行为与国家间关系的普遍准则。
1954年4月29 日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同时互换照会一件。协定主要规定印度与西藏地方正常的交通通商来往的办法，而换文主要是取消印度在藏一些特权的办法。
这个协定中的主要规定大部分已实施了，现在它已成为过去。但有几点，却是极为重要并影响后来中国与印度关系的，值得提一下。
新中国成立后，即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17条，接着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保卫祖国安全。这样一件纯属中国内政的事，却遭到西方某些国家的反对，胡说中国是侵略者。在这次中印谈判中，中国最大的收获还不仅是取消外国在西藏的特权，更主要的是印度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在西藏地方拥有完全主权。这对那些胡说中国侵略或主张西藏独立的人是有力的打击。不管后来尼赫鲁因中印边界问题在印度议会中玩弄什么宗主权、自治权等名词游戏，或在后来收留达赖流亡集团在印活动，但上述一点印度还是始终承认的。第二点，协定虽然取消了原有的特权，但印度仍在西藏保持有一定的影响，其中有三个商务代理，西藏对印开放十几个市场，还有所谓传统习惯通商做法，实际上是印度在我国西藏阿里地区放高利贷、做超经济的剥削贸易。在当时因西藏与内地交通不便，中央政府一时尚无法解决西藏人民的经济问题，这些妥协做法还是必要的。第三，中印协定签订后，中印关系一时友好起来，经过周恩来总理亲自做工作，那时“印地秦尼巴依巴依”（印度中国是兄弟）之声响遍印度半岛。这种中印友好关系，不仅对我国在藏工作起了极大作用，1954～1956年内地至藏公路修通前，中央驻藏军政人员供给大半由印度进入，而且对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反对美国的封锁、制裁，也起了一定作用。而印度也由于中印友好关系使它在国际活动中特别是在与中国有关的国际活动中占了重要的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同资本主义国家以谈判方式取消其在华特权并签订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通商交通协定，这是第一次。无论在谈判方针、谈判方式和以协商精神解决问题的做法上，都充分显示了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和新的外交风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为印度方面所接受而且写在协定的序言内，成为两国共同遵守的法律性原则。1954年5月间， 先由中印两国总理，后由中缅两国总理共同发表联合声明，重新肯定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中印、中缅两国关系。自那以后，由于中国政府在其他国际活动中，坚持信守五项原则，又由于其他许多国家特别是亚非国家也主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使得这五项原则现在已经成为各国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而它的产生则起源于1954年中印谈判。
为什么后来中印协定失效于1962年6月， 而该年底就发生了中印边界战争。这是历史的巧合，还是有其他原因？
为什么这个中印协定有效期定为八年，止于1962年？这是因为周总理考虑西藏问题是从中国全局出发，不仅涉及边防安全，也涉及全国建设规划。我们原来起草的条文草稿写的是十年，周恩来总理改为八年。他说我国现在恢复经济定为三年，然后再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八年后中央可以对西藏地方进行自主的经济帮助和建设，所以将中印协定有效期定为八年。可见中央及周恩来总理对西藏地方涉外工作是从整个国家利益考虑，具有远见的。
中印协定有效期为八年，于1962年6月3日期满。我国外交部于1961年12月3日照会印度驻华大使馆，建议两国政府举行谈判， 以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缔结一个新的通商和交通协定来代替原来的协定。印度政府不仅拒绝了这个友好的建议，而且无理地恣意对中国进行指责和诬蔑，毫无根据地说，中国不履行协定的规定，并且把与旧协定无关的边界纠纷扯在一起，无端指责中国对印度“侵略”，然后提出条件，说只有“在中国扭转它过去几年所执行的侵略政策后”，才能进行谈判。
印度这种完全颠倒是非、大国沙文主义的外交，是不值一驳的。事实是，自1959年以来，印度除向中国提出大片领土要求，并派军占领外，还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公开表示同情和支持西藏叛乱分子发动的武装叛乱，纵容他们在印度从事反对祖国的活动。印度政府一直让西藏叛乱分子以流亡政府的形式在印度活动。
尽管印度方面违反五项原则，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中国的友好建议，中国政府为了维护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于1962年5月11 日再次照会印度大使馆，希望印度政府能回到外交桌上来，恢复两国交通通商的谈判。但是印度政府再次拒绝中国的建议，仍然要求中国政府扭转所谓的“侵略政策”，归还所谓的“被侵占的领土”，“才能在文字上、精神上恢复协定的真实意义”，“为谈判一项新的协定创造必要的友好气氛”。印度政府蛮横地要中国政府屈服于它的先决条件，这当然是绝对办不到的。解放了的新中国绝不能再容许被推回到受损害的旧中国地位上去。印度的先决条件就是要把与通商交通无关的非法领土要求强加于中国。这是自1959年西藏叛乱分子闹事失败后，印度对华政策最大的改变，中国当然不能接受。
中国的建议遭到印度拒绝后，中印协定于1962年6月3日期满。这个时候，1961年到1962年正是印度政府采取“前进政策”，要以武力甚至战争来迫使中国政府接受其扩张领土要求的时期，中印协定继续与否，早已不在它考虑的议程上。因此，中印协定在1962年失效，虽在时间上是巧合，但主要的原因在于印度在边界问题及西藏问题上推行反华政策。
中印关系中，边界问题一直是两国争论最大的问题。请您谈谈中印边界问题，中印两国在边界问题上主要有什么分歧？我国政府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政策是什么？
我在1951年进藏后，即注意了解西藏地方与邻国特别是与印度的边界情况。中央对我国边界的方针是：凡国民党政府控制管辖过的边界地方我们解放军要控制管辖；国民党政府没有管辖到但是我国政府主张属于我国的领土，我们解放军也要控制管辖到。但是西藏地方与邻国的边界究竟在哪里？过去国民党政府军队没有到过西藏，更没有管辖过中国西藏地方的边境与边防。根据我们当时了解的资料，西藏地方与廓尔喀（尼泊尔）的边界，曾在1793年打败廓尔喀后，由清军将领福康安指定过藏廓边界，并在部分地区设立界碑。中尼边界有争议但不大。至于西藏地方与锡金的边界，已在1890年（光绪十六年）中国与英国签订的《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八款）中已划定，虽然后来因实际勘界发生纠纷甚至战争，但民国以来，藏锡边界已较固定，就是按英国人划定的界线已稳定下来。
只有同印度的边界究竟在哪里，我们还不明确。国民党政府的行政管辖及其军队根本没有到过西藏，更谈不上控制与管辖边界了。我国与印度的边界交涉一直分为东、中、西三段，全为未定界。东段就是“麦克马洪线”问题，中段问题不大，西段主要是阿克赛钦地区有争议。
东段即从中国与不丹交界处往东至中国与缅甸、印度交界处的一段，是最有争议的一段边界线。按照当时中国出版的地图，这一段中国与印度的边界线是在喜马拉雅山南麓沿布拉马普特拉河走向的一条传统习惯线。我们进藏时只知道1914年西姆拉会议时，英国与西藏地方政府私下秘密地划了一条所谓印藏边界的“麦克马洪线”。但这条线的实际位置在哪里，连西藏地方政府也不大知道。印度政府在1951年即派边防部队进驻英国人承认是西藏管辖的达旺区域。达旺属错那宗管辖，我解放军入藏后，并没有立即派边防军进驻错那宗。知道那里情况复杂，接触到中印边界的敏感地带，中央的政策是极为慎重的，暂时不派人进驻，俟把情况摸清楚再说。但内部有指示，我们不承认“麦克马洪线”，但也不越过这条线。而这条所谓的“麦线”实地究竟在哪里，当时我们不知道，噶厦也不完全清楚。
直到1953年底，外交部召我回北京参加中印关于藏印关系谈判时，我陪同中央代表张经武、西藏军区司令张国华等同噶厦商量这次中印谈判有关西藏问题时，噶厦才拿出来两份地图，一份就是在西姆拉私下签字的“印藏边界图”也就是“麦克马洪线”图。该图只有50万分之一比例，没有等高线，没有经纬度，只有一条较粗的红线，标明是印藏边界。图右侧有英国代表英印政府外交大臣麦克马洪和西藏噶厦代表噶伦（官名，相当于部长级官员）夏扎的签字盖章和年月日的记载，没有任何文字说明。这就是臭名昭著、世人久已知晓但不明真相的“麦克马洪线”的原图。我们觉得这不能成为划界的正式地图，它既没有文字说明，也没有边界走向的叙述，仅仅凭这样一张粗略的地图就划去了中国九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是完全不足为据的。噶伦们矢口否认还有什么文字的东西。其实，夏扎与麦克马洪为了这张图是有过换文的，我是1983年才查出这个双方换文的。
另外一张地图是在一张大白布上画的，这个图画的是被英国历年来侵占的西藏土地，可是它的画法同中国旧时各省地方志画的界线图一样，画有山水河流，既无经纬度，也无等高线，东西南北方向用藏文写在图的边侧上。噶厦指出这是英国从西藏夺取的地方，从拉达克至阿萨姆，包括锡金和大吉岭区域在内大片土地的地图。噶厦在印度独立时就这个图曾向印度政府提出过，遭到印度政府的拒绝。现在向中央政府提出来，噶伦们说得很明白，拥护中央统一对外，请中央在这次谈判中要把西藏的失地收复。当时张经武代表就说，这是噶厦向中央将的一军，既然要统一对外，就把它丢失的土地收回来，作为它拥护中央统一对外的条件。
1958年我从印度回到北京，向外交部汇报谈判情况。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听完后，对中印边界问题作了长篇发言，他说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方针，仍是在边界未经两国政府商谈确定前，力求使边界现状能够稳定下来，既要坚决阻止印度新的侵占阴谋得逞，也要严守中央业已批准的控制线，不越入印方控制线；在外交上对印度新的侵占，必须及时向印方提出交涉要求其撤出；对印方几年前侵占的地方（指我进军西藏前后期间）我须采取不承认态度，至于是否提出交涉看情况而定；对“麦克马洪线”事实上我不越过，我军应逐步将“麦线”以北重要地点控制起来，发现印度军队侵入以北地区，由外交部提出交涉，我当地部队应避免武装冲突；难以判明“麦线”南北的地方，习惯上虽属西藏而在线南我暂不住进；阿里方面发现印方新的占领，我通过外交部向印方提出交涉，同时应尽量避免发生武装冲突；在新藏公路地区，若印方人员越界，要令其撤退，不撤出可以逮捕，按照越界处理。
中印边界问题中，争议最大的是“麦克马洪线”，这一问题是怎样产生的？据说西藏地方政府也是不承认“麦克马洪线”的？请您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前面已谈到“麦克马洪线”的问题。1951年我们在藏整理原西藏外交局文件时还找出了另外一些交涉情况，说明西藏噶厦也是不承认“麦线”的。
1914年夏扎在西姆拉被逼与英国商定印藏边界，在那张“麦克马洪线”地图上签字一事，除达赖与司伦（官名）雪康外，许多西藏官员包括一些噶伦在内都不知道，或者有耳闻也不知其内容实情。英国人也压了很久，既未公开这个地图和换文，也没有在“麦线”内的地方采取任何行动。直到1938年英印政府指示其驻亚东的商务委员洛布顿珠（奇怪的是他不是藏族人，却用藏人名字）与噶厦商谈，他说奉英国政府与驻锡金专员的指示，与噶厦商谈关于达旺的事，那里应按照条约所载的地图那样，从速决断，就是要西藏政府交出达旺。这是一个通知性质的谈话，意思是说英国要占领达旺了。他这里所指的条约附图说的是西姆拉会议由英藏双方而中国未签字的所谓西姆拉条约划分内外藏的红蓝线附图。图上的红线是划分中国内地与西藏外藏的界线，英国人在这里做了一个手脚，这条划分西藏与中国内地的红线，其中从云南的尖高山以西到不丹与西藏交界的一段，就是夏扎与麦克马洪私划的印藏边界的一段，即与“麦克马洪线”相合，是一条线。1938年英国商务委员提出的要占领达旺的要求不是根据“麦克马洪线”的地图而是根据条约（西姆拉条约）的附图。众所周知，这个条约中国政府不但未签字而且不止一次地公开声明这个条约是无效的、非法的，中国政府不承认。1938年正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国发生抗日战争的时候，英国人选择这个时机向中国西藏地方提出领土要求。当时噶厦对之并未置理，仍然继续派官员去达旺一带进行管理和征收税款。
到了1943年3月，英印政府给噶厦一个备忘录， 反对噶厦官员去达旺征税。1944年4月，原西藏外交局与英印代表理查逊有过交涉， 要求英印军队撤出达旺。1945年3月， 原西藏外交局给英国驻锡金专员代理巴布洛桑一封信，认为“英国新派其官兵到了西藏土地上，作为西藏当作投靠对象的英国政府竟制造了占领无可置疑的系西藏领土的新情况，……查英国政府居中调解的汉藏和解问题，迄今尚未获得成效， 且（1914 年）条约也未载有将上述地方给予英国政府的明文。 自木虎年（1914年）迄今三十年左右时期中，一直无任何议论。此次却新生枝节，声称西藏领土属英国所有，对此种说法实难接受。若（英国）不立即撤走在噶拉塘、瓦弄的官兵，则有似大虫吃小虫的行径，势将构成使英政府立场、名声遍传于世之根源，亦必然构成使西藏僧俗人民深切痛心之因素。”
这是噶厦正式表示不承认“麦线”，维护自己领土的严正立场。以后又曾有一些交涉。1946年1 月英国驻锡金专员霍更森给噶厦一备忘录，答复上述藏方的信函，主张1914年条文是事实，举出许多理由认为条约是有效的，英国要占领“麦线”以南的领土。他提出，最后解决此事将有助于防止未来争议，这样不能不对双方政府有很大的好处，并提出（边界）可以调整，以符合西藏人的愿望。
以后理查逊与大扎活佛勾结，反对热振摄政，反对中央政府，边界问题就搁置不谈了。1947年印度独立，噶厦曾与印度政府交涉要收回失地，被印度政府拒绝。
我与柳霞（原西藏外交局官员）翻阅上面与英国交涉印藏边界的材料时，他一再说，这个边界问题（指“麦克马洪线”）是当时达赖十三世、雪康司伦及夏扎少数几个人搞的，其他官员甚至噶伦也不知道，自然也没有提交西藏民众大会（这是西藏僧俗官员包括三大寺堪布及一些宗本参加的大会）讨论，在西藏惯例来说是不合法的。外交局一直主张不承认。特别是“麦线”牵涉到色拉寺（达旺寺归色拉寺管辖）和一些贵族的庄园、百姓和他们的收入问题。柳霞并说噶厦最关心的是门达旺地区，其他地方如洛隅、察隅就不大注意了。他说印度自独立、尼赫鲁上台以后，比英国人野心更大，更不同西藏商量，问题就拖下来了。
可是，尼赫鲁以及印度的某些官员一直认为新中国政府是默认“麦克马洪线”的？以致后来尼赫鲁认为自己在中国总理面前上当受骗了？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问题事关重大。特别是在印度有许多误传，我国学术界对此也不甚清楚。我作为当事人，有必要向大家讲清楚。这是关于我国对“麦克马洪线”的态度问题。
1914年西姆拉会议，英国人迫使西藏代表私下秘密地划定印藏边界“麦克马洪线”一事，中国代表和政府都不知道，但英藏公开签订了西姆拉条约，中国方面一再声明这个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政府不承认，并声明英藏双方达成的任何协议都是非法的，中国政府一律不予承认。这个立场从北洋政府到国民党政府都是一致的，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央人民政府也是不承认的。
1955年起，缅甸政府总理吴努向中国政府总理周恩来提出要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经过了几年的谈判、会议、勘界等工作，于1960年签订了中缅边界条约，最后解决了中缅边界问题，这是新中国第一次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与邻国的边界问题。中缅边界全长二千多公里，有的段曾经中英订约划边界，有的段被英兵无理占领（如片马、古浪等），曾引起中英（缅）的纠纷与冲突，有的属于未定界，情况比中印边界复杂。但经新中国政府与独立后的缅甸政府友好和平协商取得了圆满解决。原来未定界中有一段，即从伊索拉希山口到底富山口（中、缅、印交界处）这段是属于“麦克马洪线”东边最后一段，1914年私划“麦线”时，缅甸尚属英国统治，并未从印度分离出去。但这一段“麦线”恰恰是中国军队的实际控制线，而且与中国主张的传统习惯线相一致。缅甸提出这段边界是“麦克马洪线”的一部分，要中国承认这段线是已划定了的，那就是要中国承认“麦克马洪线”。中国反对承认“麦线”，而认为这是传统习惯线。这段传统习惯线实际也是中缅双方军队的实际控制线，可以按传统习惯线划界。
当时周恩来总理曾对吴努总理说，“麦克马洪线”中国政府是不能承认的，那是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留下的，是非法的，中国人民和缅甸人民不能负这个责任。现在两国独立了，又是友好国家，新中国政府可以根据新的情况与新的关系，可以从现实情况出发考虑“麦线”问题，但不能用“麦线”来划界。在中缅边界谈判过程中，尼赫鲁曾同周恩来谈过中缅边界问题。吴努与尼赫鲁的关系更为密切，自然把上述周恩来对“麦线”的意见告诉了他。后来，这一段中缅边界果然是按“麦线”划定的。在中国来说是按传统习惯线划的，在缅、印来说是按“麦线”划的。这给尼赫鲁一个印象，认为中国最终还是要承认“麦线”的。
早在1956年中缅谈判边界问题时，周恩来访问印度。尼赫鲁就提出“麦线”问题，周恩来当时答称，这个线是不合法的，中国历届政府都不承认，新中国政府自然也不能承认。这是英国侵略中国的产物，中印两国人民不负这个责任。现在中国、印度、缅甸都独立了，我们应该根据新的现实情况与两国友好关系，加以现实地解决。周恩来说，他要报告中央并征得西藏方面同意，是需要时间的。1959年2 月中印边界发生纠纷与争论后，尼赫鲁在给周恩来的信中提及“麦线”时，说周恩来已承认了“麦线”，同意以“麦线”划界，并将当时谈话印方的记录有关“麦线”一段抄录在信中，指责中国总理违背诺言。中国外交部在回信中说明会谈的经过，说这条线是非法的，是从来没有为中国政府承认的。尽管如此，为了保证边境的安宁和照顾两国友好关系，中国军政人员将严格不越过此线，希望以后找出解决东段（指“麦线”一段）边界的适当办法。周恩来总理的这段申述，无论如何不能被解释为中国政府对“麦线”的承认。
1956年的一次谈话，尼赫鲁认为周恩来已承认了“麦线”，1959年西藏叛乱分子闹事失败了，尼赫鲁丢失了控制西藏的可能，他就在边界问题上压中国，公开谈话记录，逼中国承认“麦线”。经中国复照一澄清，他就大为恼火，在印度议会声称他受了中国的欺骗。他这种说法在1962年中印边境武装冲突失败后，更为印度议会（人民院）所接受，一时掀起反华浪潮，使中印关系在50年代的友好如兄弟的关系变为敌对仇视关系，甚至延长了近20年，直到80年代后期才开始扭转。
印度政府只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区，在这一涉及领土主权的问题上没有明示，而且，印度国内视西藏为一独立国家的人也很多。这是否与尼赫鲁以来的印度政府的立场有关？
的确如此。西藏因为地缘与文化的原因，与南亚次大陆有过密切的往来。而解放前中国内地与西藏不通公路，又加上内战频繁，国势虚弱，对边疆地区有些鞭长莫及。这样帝国主义殖民国家对我边疆乘虚而入。英印政府及其继承者印度就是如此。
尼赫鲁对中国人民解放西藏是不甘心的。这位20世纪50年代辉煌一时的印度领袖和亚洲伟人，在反对英国殖民主义争取印度独立进程中创下业绩。但在印度独立后却要继承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南亚包括喜马拉雅山区各国和地区掠得的特权，甚至在中国西藏也要保持英印政府侵略所得的特权，连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所划的中国领土，他也要继承下来。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统一祖国时，他曾以威胁的口吻阻止中国军队进驻中国自己的领土。阻止不成之后，他对中国和平解放西藏采取两面手法，一方面不得不承认西藏是中国的领土，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区，但在印度议会上他玩弄名词游戏，说中国对西藏享有主权，又说是宗主权，故意在这两个有重大区别的名词上弄得混淆不清，在西藏的主权问题上模糊人们的视听。他在中国和平解放西藏既成事实后乃和中国签订中印协定，企图保持在西藏的一些特权。中印协定签订后，他对西藏的具体做法仍然要保持甚至扩大印度在西藏的影响力量。印度某些政党和报纸公开宣称，西藏要成为印度大陆与中国共产主义的“缓冲国”，以阻止共产主义的南下。缓冲国是假，他要把西藏变成印度帝国的一个类似当时锡金的一个土邦是真。印度派驻锡金的专员公署仍然是执行着英印政府规定的主管锡金、不丹和西藏事务的机构。
尼赫鲁在表面上承认西藏的自治，但他的自治的含义是西藏保持在印度控制下的自治，企图利用达赖干涉我国内政。这一点我们在执行中印协定的过程中有深刻的体会。举一个例子，印度方面置协定规定的西藏官员与人民去印度须持有我国西藏外事机构颁发的护照和许可证于不顾，仍然保持过去英印政府的做法，只在有印度的许可下由他们自由进出印度。再举一个例子，1956年达赖喇嘛一行访问印度时，印度方面在迎接礼仪中只挂印度国旗与西藏的雪山狮子旗，不挂中国国旗，给人一种西藏是独立国的印象。后经外交交涉，印度才纠正过来，挂上了中国国旗。印度在西藏问题上的“两面”战略一直坚持了下来。达赖集团在逃亡印度后，逐渐沦为印度推行对华政策的一个棋子。
杨大使，您觉得中印关系的关键与症结何在？
我在外交部亚洲司（当时叫第一亚洲司，主管中国与亚洲非社会主义国家外交事务）时主要负责南亚方面事务，即印度次大陆事务。其中中印巴三国关系以及后来的核问题都很重要。但是，中国与印度的关系实质上仍是两个问题：一是边界问题；一是西藏问题。中印边界问题是英帝国主义侵藏时遗留下来的，印度要继承英国既得的权益，中国不能接受，虽然经过战争但仍然未能解决，一直是中印两国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从1979年起两国进行副外长级磋商，双方坚持自己的立场，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十来年。先谈解决边界问题的原则，双方都同意解决边界问题须采取友好协商、和平方式的原则。但印方不同意中方提的互谅互让的原则，暗示印方没有什么可让的，需要让步的只是中国方面。在谈判原则上的意见分歧导致根本谈不到边界的具体意见。印度单方面在其非法占领的东段中国领土设立“阿鲁纳恰尔中央直属区”，1986年竟升格为“阿鲁纳恰尔邦”。1987年2月印度当局正式宣布成立这个邦。 中国政府对此提出严重抗议，指出这是侵害中国领土主权，伤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与印度政府表示的希望通过友好协商早日解决边界问题的愿望是违背的。中国政府认为印度的宣布是非法的，坚决不承认。两国边界局势趋于紧张。多年来印度军队经过苏联的支援，实力增强，在苏印关系密切、中国忙于国内建设之际，认为报复1962年战败耻辱的时机已到，于是在中印边境东段举行军事演习，并越过双方实际控制线蚕食中国领土。中国对印军上述行动表示严重关切，要求印方把越过实际控制线设点的军事人员尽快撤走，以缓和那里的紧张局势。当时印度政府因国内政治不稳，经济困难，也不愿意、更不可能再同中国发生边界冲突。
1987年6月， 印度外长访华时表示两国边界问题应通过和平谈判和友好协商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在全面解决前要防止边境发生冲突。中国方面表示中印边界问题分历史与现实两个方面，历史遗留问题双方只能通过友好协商互谅互让的精神求得解决，在解决前双方应遵守1959年11月双方的实际控制线。1993年9月，印度总理拉奥访华。 中印两国正式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定的协定》。1996年11月，江泽民主席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界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在多次的往来中，印度得到了中国对边界问题的实在信息，即中国虽然没有放弃历来主张的领土主权，但中国也不打破1959年的双方实际控制线。在这种情况下进行谈判，那就是说，印度非法占领的中国领土即所谓“麦线”以南的九万多平方公里土地，现在印度正式宣布为印度的一个邦，中国虽然抗议，不予承认，但中国不会用外交抗议方式以外的其他方式如武力反对来求得解决。这样，印度在边界问题上处于既得利益的有利地位。
中印两国官员边界问题会晤仍在继续，中国曾提出“一揽子”解决办法。所谓“一揽子”解决，就是不在中印边界西、中、东三段各自分别解决，而是将三段作为一个整体来解决。印度对此办法表示不理解，要求中方澄清统一解决的方案。但印度曾多方暗示，不但东段“麦线”要保持，即它已占领的中国领土仍然归它，而且还要把西段中国领土即中国已实际控制的阿克赛钦划一部分归印度。可见印度对解决边界问题的贪心和毫无诚意。看来边界问题一时难以解决。但中印两国为了改善各自处境、争取一个和平环境以建设国家是共同的心愿。中印双方都应在边界问题解决前维持边界地区的稳定与安宁，发展两国经济、政治、贸易、文化和人员来往等方面的关系。
自1959年西藏平叛、达赖喇嘛等人逃亡印度以来，印度一方面对中国西藏地方采取封锁政策，另一方面允许达赖等人留居印度，从事各种反对祖国的活动。中国政府对印度允许达赖等人在印度进行政治活动一再向印度提出交涉。1987年印度总统和总理分别会见达赖喇嘛，印度议会一些议员联名签署备忘录要求印度政府干涉西藏事务。中国政府要求印政府履行不干涉中国内政、不允许达赖集团在印度进行任何政治活动的诺言。1987年10月印度外交部重申，印度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区，达赖在印度避难是基于人道主义考虑，不允许其在印度领土上进行反对中国的政治活动，印度对中国内政不予干涉。此后印度政府多次对西藏地位和达赖等的立场在公开声明中发表类似的观点，其立场是一贯的。但印度政治派别较多，某些右派势力仍然支持达赖等人的叛国活动也是事实。可以说，印度在西藏问题上言行不一。
在中印关系中，两国首脑的互访，建立高层信任关系，对睦邻友好具有重要作用。50年代如此，现在也是如此。1988年12月19日印度总理拉·甘地应中国政府邀请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这是自1953年以来印度总理对中国第一次访问，他同中国领导人会谈，发表了联合公报。双方强调由中印两国共同发起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搞好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指导原则，也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基本指导原则。双方认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恢复、改善与发展中印睦邻友好关系是双方共同的愿望。这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对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将产生积极影响。1991年12月中国总理李鹏访问印度，1993年印度总理拉奥访问中国，1996年11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首次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中印首脑外交把两国关系向前推进了一步。我相信，中印两国领导人只要真正落实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高瞻远瞩，求同存异，一定能够促进新世纪的中印睦邻关系，像50年代那样成为亚洲的好邻居、好伙伴，为亚洲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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