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宏军[1]2001年在《中西文艺理论差异溯源》文中提出比较文学研究作为一种学术思潮和研究方法，在中国学术界已经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关注。本文亦运用了这一方法，对中西传统文艺理论的差异进行探讨，并重点对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进行追本溯源。 从直观的表面来看，中西传统文艺理论的差异首先表现在文学体裁的差异上。中国文学在“意境”说（重表现）的文学理论的影响下，自古抒情性文学体裁就十分发达；与之相反，西方文学在“典型”论（重再现）的文学理论的影响下，则是叙事性文学体裁较为发达。究其原因，从大的方面来讲，是中西文化精神的差异造成的；而从具体方面来说，则是中西方语言和思维方式的差异直接造成的，它首先主要表现在双方的语言观（言意观）上。也就是说，导致中西文艺理论巨大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乃是中西语言观（言意观）的不同，也即言意观的不同。 西方文化理性思维的方式决定了西方人对（语言）工具的重视，并由此产生了语言崇拜的倾向，从而形成了统治西方几千年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表现在语言观上即“言能尽意” 观。中国文化感性思维的方式决定了中国人轻（语言）工具的态度，在对语言的长期怀疑和轻视下，形成了“言不尽意”的语言观。中西语言观的差异同中西语言文字和思维方式的不同有着密切的关系。 脱离符号的赤裸裸的思维是不存在的，并且符号特别是语言符号是思维的直接现实，因此语言的差异会塑造出不同的思维品格。表音体系的西方拼音文字必须通过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二要素的结合），到词的表面才表达意义；而表意体系的汉字则直接反映了人们对指称对象形式的观念，本身（不一定通过声音形象）就能表达意义，就含有文化内涵，就具有一种出“字形”直接到“词义”的可视性特点。中西语言文字在字形和语法上的种种差异直接导致了中西在思维方式上差异的产生。即运用汉字进行思维的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及特点是擅长感性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对事物的把握是直观的、经验的、悟性的，重在整体的表现；而运用拼音文字进行思维的西方民族的思维方式及特点是擅长理性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对事物的把握则是科学的、逻辑的、知性的，重在细部的再现。 最后，本文指出中西传统文艺理论之所以存在巨大的差异，其根本原因是由中西方语言文字和思维方式的不同造成的。同时，本文还指出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只有沟通中外，广采博取，融会古今，才能获得强大的生命力。
马治军[2]2012年在《道在途中—中国生态批评的理论生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全球化生态危机的日益严重，作为“生态学人文转向”重要组成部分的生态批评在美英等西方国家和中国同时萌生并逐步向前推进。20余年来，中国生态批评在译介与研究西方生态批评理论、挖掘和阐释中国古代生态资源、进行生态文学评论实践、构建中国本土生态批评理论形态等维度取得了较大进展，“边缘性的努力”已经显现出“思潮性的成果”；同时，中国生态批评不同维度上的理论演进又共同推动着本土理论形态的逐步生成，不同维度上的话语建构也共同构成了中国生态批评的话语体系。但是，中国生态批评的发展进程中也还存在一些疑难问题，亟需评析、厘清以期推动中国本土生态理论的发展与完善。基于此，本论文的研究思路是，通过对中国生态批评20余年发展状况的观照，检视其成就与不足，分析其发展逻辑，评析回应其理论生成过程中的困惑和争议，从而为建构更为完善的中国生态批评话语体系做出理论努力。本论文共分六个部分，主要内容为：绪论：辨析研究范畴，概述研究空间，阐释研究题旨，申明研究意义。作为生态时代的一种全球性文学理论反映，生态批评的内涵和外延已经超出了传统文艺学的界定，所谓生态批评不仅包括针对具体文本的生态批评实践,也包括运用生态学的理念、视角和方法对所有文学问题的探究，还应包括对于批评实践藉以开展的理论基础的重新审视。所谓“道在途中”，指的是中国生态批评虽然有了20余年的发展历程，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其理论和方法仍然处在未见终点的跋涉之途；“道在途中”是对中国生态批评“过去时”的判断、“现在时”的描述、“将来时”的预示。检视逝去的路途，是为了修正将要迈出的脚步，理论的完善永远存在于“理”的释义和“论”的争鸣之中，关于中国生态批评理论生成进程的研究也因此而具备了不容忽视的建设性意义。第一章：西方生态批评的中国之路。西方生态批评在思想基础、理论形态、实践路径等方面无疑可以成为构建中国生态批评理论形态的重要资源，并且已经有学术团队对此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但是，由于西方生态批评广阔的涵盖范围，中国的译介研究还不能对其概貌有一个准确的把握，要么一味认同、要么全面质疑的争论更多地是表露了自身的文化焦虑。面对共同的生态难题和不同的生态语境，中西方生态批评需要开启的是平等对话、交流融合、相互促进的理论进路。西方生态批评的中国之路作为百年来中西文艺理论交流史的自然延伸，面对新的语境和问题，需要超越“中体西用”、“全盘西化”、“西体中用”等类似问题的纠缠，超越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在全球化的视野下坚持和彰显本土性，使全球视野和本土精神形成互相映衬的张力关系。第二章：中国古典生态理论资源的现代转换。中国古典哲学及古代文论中体现的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崇尚自然的审美态度、追求和谐的文化精神、倡导回归的超越意识为中国生态批评提供了阐释的巨大空间；但是，生态阐释的寻章摘句式倾向和解读方法的简单化，重在挖掘而忽视创新的阐释态度，限制了古代资源的现代转换。目前迫切的问题是需要我们扩大生态解读的文献对象，拓展生态阐释的理论视野，借鉴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成熟策略，加强生态阐释方法的研究，以真正彰显中国生态资源的东方特色。第叁章：生态学视野下的文学批评实践。基于日益严峻的全球性生态危机的驱迫，面对逐渐繁盛的生态文学创作，作为生态文艺理论的实践形式，经过20余年的发展和积淀，中国生态文学评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作为生态批评最活跃的部分，中国生态文学评论还存在精神资源的庞杂和批评话语的空泛，哲学根基的薄弱和终极追问的乏力，批评方法的单调和切入路径的因袭等诸多问题。中国生态批评必须高扬“中国文化的生态情怀，中国诗学的生态倾向”，为构建本土生态批评理论提供实践支撑，为建设人类生态文明做出生态文学及其批评方面的贡献。第四章：中国生态批评理论形态的建构。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以及生态批评学各自有着不同的研究重心和学科范畴，但考察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是其共同的目标。中国生态批评理论已经获得了显着的成绩，但在理论基点的确认、批判指向的修正、实践空间的拓展等方面仍然存在有待完善的理论空间。站在生态时代的高度，作为思考主体的人类应当充分认识到，在地球生态系统中，所谓主体只能是相对的；作为生态观指导下的文学理论，生态批评应当是超越的，不应仅仅停留在反思批判工业化、城市化、科技理性、唯发展观、消费主义等的层面上；理论的生命力取决于其对于研究对象和内容的阐释力，生态批评理论作为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文学理论观照，必须提升其对于促进生态文学繁荣和拯救现实生态危机的实践意义。结语：中国生态批评的理论路向。21世纪，生态无疑是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关键词，生态批评也必将成为文学批评再度辉煌的生长点。但是，因为生态危机的严峻性和生态运动的复杂性，生态批评的话语实践只能在倡导多元化的立场中维持其发展活力，只能通过对生态多样性的强调来防止绝对中心观念的复辟和新的话语霸权的形成；在后现代的视野中，生态批评的任何理论都可能是“暂时性的策略而非终极性的方案”，作为人文关怀、生命关怀、生态关怀和宇宙关怀的一种话语建构，生态批评之道将会伴随着人类生存的延伸、地球万物的存续不断完善，真正完美的生态之“道”只会永远行进“在途中”。
关弘岩[3]2016年在《王向峰中国古典美学研究论析》文中认为在中国古典美学研究的历史进程中,每个阶段都有很多相应的总结和研究。而如何对中国古典美学的研究进行创新,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王向峰创新性的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石,综合运用多种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来研究中国古典美学。这种辩证科学的态度使他的中国古典美学研究有了新的发现和深度的发展。本文以王向峰对中国古典美学的研究为研究对象,挖掘出暗含于这些学术成果中的王向峰对中国古典美学研究所运用的马克思主义实践方法论、辩证方法论和系统方法论,并总结出王向峰中国古典美学研究所体现的中西对接、古今融通、理论与实践的观照叁个特色。文中首先研究了王向峰中国古典美学研究的中西对接。王向峰将比较的研究方法应用到中国古典美学研究中,通过将中西方美学的早期发现、中西方超象显现理论的渊源进行比较研究。有力的回击了西方人认为中国没有美学史的论断,凸显了中国古典美学在世界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其次研究了王向峰中国古典美学研究的古今融通。王向峰在对中国古典美学的研究中,不仅着力阐释存在于各种文艺理论中的美学思想,并且从中找到了美学观点、范畴贯穿古今的规律性。对于这些观点、范畴,王向峰特别注重探求其美学思想的系统性,既找出了它们的源头又分析了与其后一些观点、范畴的联系。王向峰的梳理、研究为我们明晰的展现了意象范畴、形神观点和审美联想的对象化规律的历史演进。最后研究了王向峰中国古典美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的观照。艺术理论起源于人的实践活动,艺术理论一旦形成,又会对实践产生指导作用。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是密切相关的。王向峰将它们结合在一起来研究中国古典美学,从美学理论中探寻艺术实践的源泉,在艺术实践中追寻理论的显现。他的研究使得中国古典美学理论具有实践性的理论价值,为当下的艺术实践提供理论资源。本文的研究显现了王向峰对中国古典美学研究的价值所在,他的研究凸显了中国古典美学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地位,描绘出了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的历史发展轮廓,阐释了中国古典美学理论与艺术实践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中国古典美学理论对现当代的价值所在,开拓了中国古典美学研究的新思路,并为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的构建贡献了一份力量。
张惠[4]2011年在《“理论旅行”——“新批评”的中国化研究》文中指出“新批评”从20世纪20年代末传入中国,一度影响了中国的文学批评、文学创作和文学教育,在中国现代批评史上占重要一章。但这一西方外来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并未化中国,而是快速被中国化。本文将“新批评”置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的语境下进行考察,深入分析“新批评”中国化的内在动因,系统梳理“新批评”中国化的学术路径,以见出在历史的视角下“新批评”中国化的丰富性与立体感。同时,以“新批评”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的影响为关切点,描述中国文论在接受“新批评”的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揭示“新批评”的中国化给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理论范式重建带来的意义与价值。第一章考察“新批评”中国化的创生动因。“新批评”得以实现中国化的内在动因在于“新批评”文论范畴与中国古典文论范畴的同质性。其中包括文本观的相合,语义观的相似、修辞观的相近,批评方法的相通。第二章考察“新批评”中国化的传播路径。“新批评”在中国的“理论旅行”通过叁种路径实现：一是“新批评”在中国的实践,主要是梳理瑞恰慈与燕卜荪在中国直接思想传承过程；二是“新批评”在中国的译介,即在整理译介历史的基础上讨论翻译角度的“误译”；叁是“新批评”在中国的研究,即在中国语境下对“新批评”的重新解读。第叁章考察“新批评”中国化的学术影响。“新批评”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的影响表现在文学观念、文学创作、文学教学等方面。“新批评”在中国的传播,在文学观念上唤起了从语言载体论到语言本体论的中国学术语言意识的自觉；在文学创作上实现了从词句模仿到诗学重建的创作革新;在文学教学上实现了从观念教育到实践教学的方法转换。第四章考察“新批评”中国化的话语误读。“新批评”在中国的话语误读,有文学观念上的,也有具体范畴的,是建立在理解基础上的超越性阐释,本章着眼于“新批评”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影响较大的四个观念的误读来进行分析：“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误读；“意图谬见”与“感受谬见”的误读；“反讽”的误读;“文本细读”的误读。第五章考察“新批评”中国化的理论建构。这部分着重于研究“新批评”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在理论范式、观念、方法上建构的一套中国化的理论形态,这是“新批评”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新批评”中国化所引起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范式的建构包括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中国古典文论的现代转换,第二个层面是中国现代新诗理论的建构。“新批评”作为一种批评学派虽已衰落,但其思想方法对西方文学理论及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仍有深远影响,在后理论时代研究“新批评”的中国化问题,有利于纠偏中国文学批评对“新批评”的误解,正视“新批评”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所起的积极作用,从而为完善当前的文学批评、文学创作和文学教学,建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新的观念与范式,提供参考与借鉴。
赵霞[5]2015年在《思与诗》文中指出自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中国古代诗学的现代研究至今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诗学的范畴与思想得到了深入的挖掘和研究。然而,在中国古代诗学研究中,还有一种领域的研究几乎为空白,那就是,中国古代诗学的思维方式以及其对诗学话语方式的影响。本文试图从思维方式入手,探寻中国古代诗学话语形成的思维路径,追溯中国古代诗学的运思方式和话语方式,从而揭示中国古代诗学内在的精神实质和民族特色,为中国古代诗学价值的重估与当代文论的构建提供一定的参照作用。本文包括绪论、正文、结语叁个部分。绪论部分梳理了本论题的研究现状,对本文所讨论的叁个核心范畴——中国古代诗学、中国古代诗学的思维方式、中国古代诗学的话语方式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并对本文要解决的问题、研究目标、思路及意义进行了简要的说明。正文部分由五章构成。第一章,论述语言对中国古代思维方式及诗学的影响。包括两节内容,分别讨论了汉字和汉语对中国古代思维方式及诗学的影响。通过论述,揭示了中国古代语言强化了中国古代的象思维、整体思维、关联性思维,并影响了诗学的话语方式。第二、叁、四章是文章的核心部分,分别论述了象思维、整体思维、关联性思维对中国古代诗学话语方式的影响。每章的主要内容包括:某种思维方式的根源和特征、这种思维方式对诗学话语方式的影响、这种思维方式影响下的诗学话语方式的优点和局限性。通过论述,明确象思维、整体思维和关联性思维是中国古代诗学的叁大思维方式,它们影响了中国古代诗学的话语方式,在带给诗学话语方式诸多优点的同时,也为其带来了一定的局限性。第五章,对中国古代诗学的思维方式和话语方式进行反思。包括四节,首先论述了在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的影响之下,诗学话语方式所具有的简洁性、含蓄性、主体性、流动性、诗论合一等诗性特征。其次分析了中国古代诗学话语方式所具有的简单化、模糊性、随意性、散漫化等局限性。再次,对中国古代诗学和西方诗学的思维方式及话语方式进行了比较,指出中国古代诗学与西方诗学在思维方式、话语方式以及知识形态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最后,探讨了以诗学为典型形态的中国古代文论对当代文论建设的价值与启示,提出当代文论应植根于文学实践,应富有诗性。结语部分,总括全文。简要概括了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与结论、创新点与意义、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研究存在的不足等。在笔者看来,中国古代诗学的内容丰富而庞杂,要在丰富而庞杂的内容中探寻出像思维方式与话语方式这样普遍性的东西绝非易事。探寻的过程是艰苦的,但结果却是有价值和意义的。
金兵[6]2007年在《文学翻译中原作陌生化手法的再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长期以来,在研究翻译的时候,人们总会把文学翻译单列开来。这是因为,文学翻译的对象是文学作品,而文学作品有着不同于其他类型文本的特征。俄国形式主义文论认为,文学的本质特征是文学性,即那些使特定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文学性体现在作家精心运用的陌生化手法上,正是艺术形式的陌生化才使文学性真正得到实现。因此,陌生化手法对于文学作品的价值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对于译者而言,如何看待和处理原作中的陌生化手法也决定了译作的成败与否。陌生化的概念出自形式主义文论,它强调是作品的形式方面。但是,这并非说内容就没有价值。关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历史上有过多种不同的观点,较有代表性的有摹仿论和表现论,这两种观点均强调内容的重要性,而将语言仅仅视为一种工具。进入20世纪,形式主义文论在西方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在中国,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居于主流的仍然是传统的语言工具论。中西方也有一些论者主张内容与形式并重,本文吸纳了这种有机结合论的观点,在强调翻译过程中再现陌生化艺术形式的同时,也不放弃内容的传达。文论史上重内容轻形式的观点对翻译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表现在,很多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看重的是“可意译的物质内容”,而忽视了原作独特的艺术形式的传达。本文所探讨的陌生化手法指的是那些作者有意识创造的、能给阅读过程制造难度从而让读者产生新鲜独特的审美享受的语言手段。在英语文学作品中,陌生化手法在语音、词汇、句法和篇章四个层面上大量存在,这些手法对于增强作品的文学性,营造更好的艺术效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陌生化手法无论对于文学创作还是文学阅读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作家在创作的时候,为了表达自己独特的体验,往往会突破语言的常规,写出一些让人感到惊奇甚至怪异的语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很好地说明作家的这种艺术追求。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有两种相反的心理定式:“证同”和“趋异”。读者总是试图在作品中找到与自己的期待视界相符的东西,一旦找到之后,他们就会获得一种审美上的愉悦。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寻求那些突破了他们的期待视界,能为他们带来新鲜和刺激的东西,这就是“趋异”心理在发挥作用。“趋异”心理是人类更内在、更深层的自然倾向。从更高的层面上来讲,运用陌生化手法也是语言的本质使然。原始语言是一种诗性的创造活动,但语言的诗性随着人类的发展而不断流失,陌生化手法正是帮助语言重获诗性的重要途径。陌生化手法在英语文学作品中大量存在的事实给汉语译者提出了很大的挑战:有没有必要在汉语中再现这些手法?又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答案是肯定的。译者有必要再现原作中的陌生化手法,原因有叁点:首先,这是由新时期文学翻译的任务决定的;其次,文学翻译的特性决定了必须再现原作中的陌生化手法;最后,再现原作中的陌生化手法也是译者的伦理使然。一般来说,译者也是有可能做到这一点的。从理论层面上来看,各种语言之间具备一定的共性,此外,汉语是一种具有很强灵活性的语言,这使得汉语有可能容纳英语中的陌生化手法。从实践层面上来看,英汉翻译实践中已经有很多成功再现原作中陌生化手法的实例。译者有时候未能拿出成功的译作,其原因大致有译者的主观局限性,如翻译观和能力的局限,以及英汉两种语言客观上的巨大差异。再现原作中的陌生化手法需要译者运用适当的策略,本文认为,类比式翻译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基本策略。所谓类比式翻译,指的是根据两种语言在形式或功能上的相似,以一种语言的表现手段表征或象征另一种语言的表现手段。译者可以通过模仿原作的语音特点、修辞手法、构词法、句式特点和篇章组织形式,成功地再现原作中的陌生化手法。由于英汉语言之间的差异,类比式翻译有时难以取得较好的效果,这时候译者需要采取适当的补偿手段。译者在运用类比式翻译的时候,必须要掌握适度原则。一方面,译者应当尽可能了解汉语读者的现状,满足他们的阅读期待。另一方面,译者更应以提高读者为己任。译者应当在迎合读者和提高读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力图使译文在“异”的程度上略微高出目标读者群的理解和接受能力。对于翻译过程中存在的某些“不可译”现象,译者应当正确看待,要认识到“不可译”的历史性,不可轻易放弃传译的努力。在文学作品中,语言不再作为工具,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存在。通过富有诗意的大量陌生化手法的运用,作家迫使人们将注意力放到了语言本身。人和语言之间不再是以前那种“我——它”的工具性关系,而是平等的“我——你”关系。这种关系有助于人们暂时忘却现实世界,从根本获得一种精神上的自由。文学作品的最高功能乃是精神超越功能,译者作为外国作家在中国的代言人,理应为实现汉语读者的精神超越作出贡献,这就必然要求他们再现原作中的陌生化手法。当然,具体的手法可能会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重要的是译者应当对陌生化手法引起足够的重视,不断探寻再现之道。
张素玫[7]2006年在《与巴赫金对话》文中研究说明巴赫金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被介绍到中国后，就在学界形成研究和运用的热潮。复调小说理论首先成为研究的重点，并很快被中国批评界接受，成为中国批评界的理论武器。 90年代，国内的巴赫金研究全面展开，其重要学术思想都进入中国学界的研究视野，对话、狂欢化、超语言学思想和话语理论这些具有代表性的范畴都开始被探讨，形成研究热点。对巴赫金小说时空体理论的研究也逐步进展。巴赫金的研究者不光是文学研究者，语言学研究者也参与进来，形成了跨学科的研究。随着整体研究的推进，巴赫金理论的方法论问题也开始被探讨。 新世纪以来，巴赫金研究进一步深入。对话理论的深层命题，如微型对话、潜对话等被着重分析探讨。狂欢化理论研究仍然是热点，并有新的研究成果出现，狂欢化中蕴含的审美性质和多层面内涵被挖掘出来，加深了人们对狂欢化理论的理解。巴赫金理论中的“外位性”思想、“他人”概念、小说体裁理论等也都受到关注和研究。 巴赫金理论的引进，对中国当代文艺批评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对话、复调、狂欢等巴赫金术语已广泛渗入中国当代文艺学的话语中，潜在地影响中国学者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钱中文抽取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的精神内核，展开了他对当代文艺理论建设的思考，倡导新型的“交往对话的文学理论”，这种运用本身也体现了中国研究者对待外来理论资源的“对话”态度。 巴赫金理论在文学批评实践中的运用，带来了新批评视角和研究方法，拓展了批评空间，也获取了一些新研究成果。这些批评实践表明，巴赫金理论术语同样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获得了生命力。严家炎、郑家建、王德威对巴赫金理论的运用各具特色，值得我们仔细地考量。 中国当代文化批评对巴赫金理论的借用也十分广泛。巴赫金理论运用的领域主要有：大众文化研究，民间文化研究，社会文化转型期现象分析。在这些不同领域的研究中，狂欢化理论尤其受到偏爱，被通过不同方式应用到具体文化现象的批评中。刘康是运用巴赫金理论分析中国转型期文化现象的典范，他把巴赫金理论定位成一种文化转型理论，颇具启发性。 反思中国的巴赫金热，原因有二：一是巴赫金理论体系的核心思想“对话”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精神有共通性，这使得巴赫金理论和中国问题之间具有了一种解释上的适洽性；二是巴赫金理论适应了中国文化转型的当下的需要。巴赫金理论在解决诸如反拨一元话语、应对文化转型、解困批评话语这些中国问题方面有它实际的便利。 巴赫金理论在中国当代文艺批评中的借用为阐发研究提供了具体案例。通过对巴赫金理论在中国应用状况的考察，我们认为，要达到阐发研究的有效性，要遵循两个原则：一是对对象作出有效合理的阐释是阐发研究的首要目标；二是对西方理论资源要有符合实际情况的理解，根据理解进行合理有效的利用。最后还要权衡阐发对象和借用的西方理论之间是否有内在沟通的适洽性。
符晓[8]2016年在《新时期以来美学会议综论（1980-2014）》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美学会议,是新时期美学史上一道重要的风景。新时期美学是以全国第一次美学会议发端并发展的,在叁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美学会议在新时期美学建设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与美学学会、美育建设、马克思主义美学、美学学科建设、美学家、审美文化和中西美学汇通,保持了非常紧密的联系。同时,美学会议烛照出的是新时期以来美学史的发展和美学制度的形成过程,通过对新时期美学会议的考察,可以挖掘出新时期美学史和美学制度的走向。对于新时期以来的美学会议进行整理,并在此基础上透视出新时期美学史的流变和美学制度的形成和作用,是本文的核心所在。本文主体分为七章。第一章从1980年代初期召开的全国第一次美学会议和各省级美学学会成立会入手,试图呈现出新时期美学发生的逻辑起点,通多对全国第一次美学会议细致的考察还原出会议当时的现场和细节,以揭示新时期美学学会的肇始过程。同时,考察各省级美学学会成立的情况,揭橥1980年代初期美学研究和美学建设的发展情况。第二章考察了新时期早期关于美学史和美学原理的讨论会,尝试厘清新时期美学会议与学科美学建立的最早联系,继而分析了过去30多年内美学会议对于中国现代美学学科的多元关注,涉及美学史、美学理论、文艺美学和文艺学等各个学科,从历次涉及学科美学的会议上,可以见到美学学科不断发展的进程,同时也对新时期美学诸多分支学科的形成提供了新路径。第叁章考察了美学会议和美学家之间的关系问题。1980年代早期的美学会议一般有朱光潜、宗白华、李泽厚等着名美学家参加,正是这些美学家为新时期美学发展指明了道路和方向。还有一些美学会议对已故美学家身份进行确认,丰富了美学史的建构范式。同时,美学会议也对一些新美学家的美学家身份和他们在美学史发展过程中的位置给予确认,使美学研究保持着持续的连贯性。第四章以新时期美育思想和美育制度的重构与流播为中心,对涉及美育的美学会议进行整理,揭示出美育思想在新时期美学发展过程中的产生过程并指出美学会议对于美育发生发展的重要作用,正是在一次次美学会议的讨论中,美育思想得以不断发展,也正是在一次次美学会议的决议中,美育制度得以不断走向完善。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在此过程中,也存在一些缺失和不足之处。第五章分别考察了1980年代、1990年代和2000年之后涉及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美学会议,旁及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新时期的发展变化,同时注意到了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和美学之间的复杂关系,并在这种关系中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在美学研究和美学制度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第六章从审美文化入手,对涉及审美文化的相关会议进行阐释,认为自1990年代初期开始美学会议和美学研究逐渐向审美文化转型,内中涵盖了非常丰富的美学内容,包括旅游美学、景观美学、生态美学和民族美学等,以此为中心对美学会议进行考察,可以进一步发现推动审美文化发展的动因之所在。第七章以新世纪美学会议为中心,考察美学会议在中西美学汇通的道路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尤其是在东方美学和生活美学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所做出的贡献。新世纪以来,中国美学能够如此迅速地融入到世界美学中与一些新美学家参与并组织召开相关美学会议息息相关,尤其是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的召开更为中国美学在新世纪的发展提供了积极保障。结语部分认为,在新时期美学发展的过程中,美学学会、美学家和世界美学对中国美学的影响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与之相关的多次美学会议直接建构了中国新时期美学研究和美学思想。同时从历时上对美学会议在美学这30多年的发展中起到的积极作用进行总结。
楚国帅[9]2017年在《新批评视野中的叶嘉莹诗论研究》文中认为叶嘉莹教授作为享誉中外的中国古典诗词研究专家,创造性的吸收了西方现代文学理论,立足于中国传统文论,对中国古典诗词进行阐释和批评,基于新批评理论形成了独有的具有创造性特色的诗论体系。本文基于叶嘉莹诗词理论的研究现状,在对其学术着作宏观把握的前提下,从新批评视野出发,探讨叶嘉莹如何在西方现代文艺理论的观照下及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传统中研究中国古典诗词,分析并总结叶嘉莹先生在跨文化比较视野中所形成的理论及实践,并在叶嘉莹学术思想历程中挖掘其对传统文学批评的反思及超越,并总结叶嘉莹在新批评理论的影响下所形成的诗论思想,探讨叶嘉莹诗论思想对中国古典诗论的贡献。叶嘉莹在新批评理论的影响下,如“细读法”、“张力论”及修辞学等,形成了以“兴发感动说”为核心的诗词诠释体系,并以词史分化为脉络挖掘出词之“要眇宜修”、“弱德之美”等特质,并形成了感性与知性相结合、知人论世等诗论思想,对中国传统诗论而言,有了更为理性富有逻辑的拓展。叶嘉莹在论及古诗时,讲求知人论世,从其历史背景、为人处世、思想性格及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素入手,并善于探究诗人的性格、思想内容、艺术风格等,从以意逆志方面来寻觅古诗词之韵味。同样又对诗歌究根溯源,来寻求演变之迹,通古今之变,在挖掘诗词生生不息的力量的同时又给新诗创作提供可借鉴之路。较之传统诗论而言,叶嘉莹诗论最为突出的就是通中西文学批评,各取所长来论及中国古典诗词,既保留了中国传统诗词中象喻之言及简约之语,又运用西方善于思辨剖析之长,以思辨融意会,在抽丝剥茧中使读者有豁然开朗之境界,祛除中国古典诗论中模糊神妙所带来的弊端,在拨云见日中评议中国古典诗词。叶嘉莹毕生致力于中国古典诗词的研究,对中国古典诗词的精细把握、对中国传统文论的详尽分析和对西方现代文艺理论的娴熟运用已达到中西融汇古今贯通的境界,使得中国古典诗词异彩焕发,既打通了中西方诗学理论的隔阂,又开拓了古今诗论的新道路,为当代诗词理论的发展提供了诸多的现实可能性。
潘水萍[10]2011年在《古典主义在中国》文中研究指明作为影响中国20世纪文坛的一种文学思潮和审美理想,古典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经历了译介、误读、尘蔽、贬抑、敞开至渐趋勃兴等消长沉浮的现代命运。然而,古典主义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流脉命运至今仍是学界研究的一大疏漏与盲点,它亟待学者作出进一步的深层梳理、整合与前瞻性的重新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古典主义为现代中国文学对中西古典传统文化的秉承与新扬的建构,提供了一种不可或缺的导向性鉴照视角与崭新的文学透视内力。显然,此一论题的展开论析将具有深远的学术价值与现代启示意义。论文把古典主义置于整个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来展开考察,探索其历史渊源、发展轨迹,研究它与其他文学现象的内在联系,做到上下钩连、横向比较,使读者对古典主义在中国有一个全面而深刻的了解。当前学界未能充分聚焦于古典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宣扬、误读、沉寂、遮蔽到敞开这个流脉消长沉浮的转化过程的突破性梳理与开拓性的整合,这不能不说是学界研究存在的一大疏漏与略显薄弱的盲点。鉴于此,尝试从具体历史语境的高度对古典主义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渊源之嬗变流脉作一番相应的概括、审视与勾勒,厘清古典主义在中国消长沉浮的历程及其对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影响之得失,无疑是研究20世纪现代中国文学的不可或缺学术论题。首先于第一章前言部分从“古典主义在中国”研究论题的欠缺、遮蔽、反思、解读、概述、价值与意义等七大方面进行论析；其次,第二章节对美国学者欧文·白璧德思想之现代锋芒及启示进行全面的概说与综观,主要触及到文学批评应持守古典精神的“内在标准”；文学批评应谨防滑向“浪漫情感”之病态；白璧德文学批评理论的学术反响及白璧德学术批评新声的现代尘闭等四方面的内容；继之,第叁、四章节论及以吴宓、梅光迪等人为代表的学衡派及与梁实秋为代表的新月派对欧文·白璧德思想的选择、引介、接受、传播与新扬的问题；随后,第五章节勾勒周作人之人文主义美学思想及其创作之审美意蕴；第六章节指出古典主义在中国被误读、遮蔽而滑向沉寂的消长沉浮的现代命运,同时对中西文化之共通性古典主义审美理想——“和谐美”进行深层的内在窥探；第七、八章节梳理新月诗派与京派文学之现代性古典主义审美张力；第九章节阐述文革“样板戏”与中国传统“和谐美”的审美心理；最后,第十章节简明扼要地略论后新时期文学创作之古典主义审美意蕴。古典主义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消长沉浮、几起几落的命运论题无疑是属于问津不多的地带,诚然需要人们进一步下力开掘、疏通与阐释的空间。此论题的重新发现与多所触及,一方面既是古典主义早期引介至中国文坛的契机考察,又是古典主义在中国经受褒贬毁誉的独特映象的凸显综观：另一方面既是古典主义文学理论思想渗透于中国文学创作的内涵考辨,又是古典主义与中国20世纪诸多文学关系历史现场的理性反思与重述。从总体思路来说,论文以“古典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接受、诠释、误解、遮蔽、沉寂、敞开的过程”把古典主义与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现象联系起来,又以“古典主义文艺理论对当下作家创作及和谐社会文化建构的影响研究”对整篇论文进行了提炼与升华,使论文各个部分既相对独立,又融为一体,体现出较为新颖的研究切入角度和较高的学术价值。
参考文献：
[1]. 中西文艺理论差异溯源[D]. 单宏军. 新疆大学. 2001
[2]. 道在途中—中国生态批评的理论生成[D]. 马治军. 苏州大学. 2012
[3]. 王向峰中国古典美学研究论析[D]. 关弘岩. 沈阳师范大学. 2016
[4]. “理论旅行”——“新批评”的中国化研究[D]. 张惠. 华中师范大学. 2011
[5]. 思与诗[D]. 赵霞. 东北师范大学. 2015
[6]. 文学翻译中原作陌生化手法的再现研究[D]. 金兵. 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2007
[7]. 与巴赫金对话[D]. 张素玫. 华东师范大学. 2006
[8]. 新时期以来美学会议综论（1980-2014）[D]. 符晓.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9]. 新批评视野中的叶嘉莹诗论研究[D]. 楚国帅. 山东艺术学院. 2017
[10]. 古典主义在中国[D]. 潘水萍. 暨南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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