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严羽及其《沧浪诗话》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话论文,二十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严羽的《沧浪诗话》共分五个部分，包括《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考证》（又称《诗证》），卷末附有《答吴景仙书》，完成于南宋后期，它在宋人诗话中最具特色，对后世的影响也最大，从元代杨士弘的《唐音成》到明代高棅的《唐诗品汇》，从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理论到清代王士祯的“神韵”说，直到近代王国维的“境界”说，无不受其熏染。
一
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已经开始了对《沧浪诗话》的研究（注：参见刘开渠：《严沧浪的艺术论》，载《晨报副刊》1927年2月24日。 ），不过，截止到1949年，有关研究论文数量较少，只有3 篇（注：除刘开渠的文章之外， 尚有朱东润的《沧浪诗话参证》， 载《文哲季刊》1933年2卷4期；胡才甫的《〈沧浪诗话·诗评〉笺注》，载《之江中国文学会集刊》1936年3期。）， 其中以朱东润的《沧浪诗话参证》一文学术水平最高，朱氏对《沧浪诗话》贬多褒少，他认为严羽接近江湖诗人，盛言唐诗。其论盛唐确能上承殷璠、司空图之绪余而得其奥蕴。至于以禅喻诗，归诸妙语，不过袭江西诗人之遗论。严羽论江西诗派，攻击所及，在其以文字、才学、议论为诗，此则时人之恒言，并非严羽独创。1934年2月，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胡才甫的《沧浪诗话笺注》， 这是研究《沧浪诗话》较早的一部专著，该书辑录《诗话》中所论及之诗，并编制诗人仕履，同时解释词义，又引后人申阐或辨驳之语，故称为笺。此外，陈钟凡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中华书局1927年版）、郭绍虞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至1947年版）、方孝岳著《中国文学批评》（上海世界书局1934年版）等书对于《沧浪诗话》均有所论及，他们大多指出《沧浪诗话》是针对江西诗派而发这一创作背景，并对严羽的“禅悟”说、“四唐”说、“兴趣”说进行分析，为本世纪《沧浪诗话》研究奠定了基础，不过因为通史写作自身所限，这些著作往往没有展开论述。
对《沧浪诗话》开展系统而全面的研究是从建国以后开始的。据笔者统计，自1949年到1997年，全国各地报刊共发表论文160余篇， 其间，中国古代文论学会等单位于1985年10月在福建邵武召开“严羽学术讨论会”，仅大会提交的论文就达50多篇，这次会议对严羽及其《沧浪诗话》研究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建国以后，大陆地区有关《沧浪诗话》的研究专著共有3部，1961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郭绍虞的《沧浪诗话校释》，郭著探幽发微，用力最勤，是《沧浪诗话》研究史上的重要成果。六十年代初，围绕着郭著，曾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展开过一场讨论，郭绍虞、周来祥、张少康等人参与论战，这次讨论活跃了学术氛围，开拓了研究视野。建国后的第2本专著是1985 年“严羽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取名为《严羽学术研究论文选》，1987年由鹭江出版社出版。第3本专著是陈伯海于1987 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严羽和沧浪诗话》，此书篇幅较短，只有8万余字。港台方面， 台湾学者张健出版《沧浪诗话研究》（台湾五南图书有限公司1988年版），另一位台湾学者黄景进于1986年在台湾文史哲出版社出版《严羽及其诗论之研究》，两著注重从中西文论比较的角度入手，显示了与大陆学者明显不同的研究视角和思维模式，颇有新颖独到之处。在本世纪《沧浪诗话》研究的历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进入八十年代以后，这种比较研究的方法不断得到加强，对此，我们将在本文的最后一个部分加以阐述。
二
有关严羽生平的资料非常有限，可供参考的只有明弘治、嘉靖以及清乾隆年间编修的《邵武府志》、清代咸丰年间刊行的《邵武县志》、明代何乔远纂修的《闽书》、清代朱霞撰写的《严羽传》以及近代陈衍等编纂的《福建通志》，记述都很简略。研究者根据上述有限的资料记载，结合严氏的诗集《沧浪吟卷》，对严羽的生卒年、家世、生平等问题进行考证和辨析。
对严羽的家世，陈定玉据适园丛书本《沧浪严先生吟卷》卷三收录的《送主簿兄之德化任》一诗认定：唐代的郑国公严武为其先祖，严羽祖籍在华州华阴（注：陈定玉：《严羽考辨》，收入《严羽学术研究论文选》。）。许志刚沿用此说，他根据严羽《惜别行赠冯熙之东归》一诗中“自顾沈迷类蜀庄”进而断定：汉代的严君平（原姓“庄”，被称为“蜀庄”）是严武的远祖（注：许志刚：《严羽家世考》，载《辽宁大学学报》1996年2期。），这种推断显得有些牵强附会。
关于严羽的生年，主要有以下诸说：
1.1192年。陈一琴结合宋朝史实，分析严羽创作的《庚寅纪乱》、《促刺行》、《送严次山》诸诗，推断严羽当生于光宗绍熙三年（1192）（注：陈一琴：《严羽生平思想初探》，载《福建师大学报》1982年4期。 ）。此说影响较广，陈定玉、王士博等人通过考订《赠别吴会卿》、《送吴仪甫之合淝谒杜帅》诸诗的系年，参照戴复古《祝二严》等诗，对1192年之说作了补充论证（注：陈定玉：《严羽考辨》；王士博：《严羽的生平》，两文俱收入《严羽学术研究论文选》。）。
2.1195年。朱东润依据严氏和友人戴复古、刘克庄以及李贾等的交往情况，作出这一推断（注：朱东润：《沧浪诗话探故》，收入《中国文学论集》卷二，中华书局1983年版，320页。）。
3.1197年。陈伯海通过确定《促刺行》一诗的系年来考证严羽的生年。他判定此诗作于端平二年（1236）岁暮，诗中严羽自称“人生四十未为老”，由此逆推，则诗人当生于宁宗庆元三年（1197）左右（注：陈伯海：《严羽身世考略》，载《上海师院学报》1984年3期。）。
4.1174～1189年之间。张文勋一方面注明严羽的“生卒年不详”，一方面又作出相当谨慎的推断，划出上述比较宽泛的年限（注：张文勋：《严羽》， 载《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三卷， 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567～568页。）。
5.1189～1195年之间。蔡厚示综合了朱东润与张文勋两家之说，没有作过多的考证，他认为：对严羽的确凿生年，仍以存疑为是（注：蔡厚示：《严羽卒年及行踪略考》，载《文史哲》1985年4期。）。
关于严羽的卒年，也有几种不同的说法：
1.1239年。陈一琴指出：严羽当卒于理宗嘉熙三年（1239）前后，终年未及五十岁。作者根据的主要材料是严氏自己的《有感》六首诗和黄公绍为同邑李南叔辑录《沧浪吟》所撰的序文（注：陈一琴：《严羽生平思想初探》，载《福建师大学报》1982年4期。）。
2.1241年。陈伯海基本上同意陈一琴的观点，不过稍有出入。他判定严羽的卒年大约为理宗淳祐元年（1241），享年不到五十（注：陈伯海：《严羽身世考略》，载《上海师院学报》1984年3期。）。
3.1243～1248年。王士博《严羽的生平》一文持此观点。
4.1245年。陈定玉依据严羽的《有感》六首、《剑歌行赠吴会卿》等诗以及黄公绍的序文，驳斥了蔡厚示提出了“1255年”说和王运熙的“1265年”说（注：陈定玉：《严羽考辨》，收入《严羽学术研究论文选》。）。
5.1255年。蔡厚示作此假设，他依据的资料与上述诸说大致相同，不过得出不同的结论（注：蔡厚示：《严羽卒年及行踪略考》，载《文史哲》1985年4期。）。
6.1265年左右。王运熙据《送赵立道赴阙仍试春官即事感兴因成五十韵》诗中谈到老皇帝去世、新皇帝登位及当时时事，认为当指理宗之死和度宗之立，由此断定严羽至少活到度宗咸淳元年（1265）（注：王运熙：《略谈严羽和他的诗歌创作》，载《光明日报》1965年8月15日。）。
严羽一生漫游四方，曾到过江西、四川、江苏、浙江、湖北、湖南等地，足迹遍布大半个南宋统治区，对此，研究者没有多少异议。至于漫游的原因，一般认为是避开家乡的战乱，不过也有不同意见，朱东润《沧浪诗话探故》认为严羽走的是一条“谒客”的道路，王运熙也有类似的看法，他指出：南宋之际，文人奔走四方，投谒达官贵人，求取赠遗，乃一时风气。严羽很可能受到当时此种风气的影响。他一生除隐居家乡外，有不少时间流浪于江湖间，其中除避家乡的战乱外，大约也是在干投谒一类的事情（注：王运熙：《略谈严羽和他的诗歌创作》，载《光明日报》1965年8月15日。）。
知人论世是我国古代评论诗文创作的一条重要准则。故弄清严羽的生平事迹，有助于我们了解他生活的时代特征，从而更好地理解他的诗歌理论，理解他的诗歌创作与批评之间存在的矛盾，从这种意义上说，上述有关严羽家世、生平的探讨是颇为有益的，它是严羽及其《沧浪诗话》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过，因为资料匮乏，所以有些观点的形成还属推测之辞，难成定论。要想取得令人信服的结论，还有待于史料的进一步发掘和研究人员的深入探讨。
三
以禅喻诗是严羽诗论的一个重要特色，而“妙悟”说又是以禅喻诗的核心。那么，什么是“妙悟”呢？研究者对此各抒己见，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看法：
1.“妙悟”是一种形象思维。郭绍虞在《沧浪诗话校释》中提出类似看法，他认为，沧浪的妙悟具有两个意义：一是第一义之悟；二是透彻之悟。
2.“妙悟”是灵感。周来祥不同意郭氏的形象思维说，他认为“妙悟”相当于我们平常说的“灵感”（注：周来祥：《读郭绍虞同志的〈沧浪诗话校释〉》，载《光明日报》1962年8月5日。）。吴调公也承认“妙悟”理论中具有灵感的成分，不过灵感一词不能概括“妙悟”说的所有内涵，针对创作而言，它偏于灵感；针对鉴赏而言，能够设身处地、体贴入微地领略古人诗歌意境的，就算妙悟。“妙悟”说包括上述两方面的含义（注：吴调公：《读〈沧浪诗话〉诗札》，载《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3期。），对灵感说作了补充与修正。
3.“妙悟”是艺术想象力与移情作用的发挥。王达津认为严羽的诗论采用禅喻，是继承了唐代王昌龄《诗格·论意》、皎然《诗式》等诗论主张，所谓“妙悟”实际上就是艺术想象力与移情作用的发挥，用以体现诗人难以言传的意蕴和极高的境界（注：王达津：《论〈沧浪诗话〉》，载《文学评论丛刊》第十六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4.“妙悟”是审美意识和艺术感受能力。陈伯海既不同意灵感说，也不同意形象思维说。他将“灵感”与“妙悟”这两个概念加以比较，寻找其异同点。他认为，“妙悟”是人们从长期潜心地欣赏、品味好的诗歌作品中养成的一种审美活动和艺术感受能力，它的特点在于不凭藉理性的思考而能够对诗歌形象内含的情趣韵味作直接的领会与把握，这种心理活动和能力便构成了诗歌创作的原动力（注：陈伯海：《“妙悟”探源》，载《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1期。）。
5.“妙悟”就是通过熟参汉魏晋盛唐诗歌，从而达到最佳的审美境界。钱钟书《谈艺录》认为：“沧浪别开生面，如骊珠之先探，等犀角之独觉，在学诗时工夫之外，另拈出成诗后之境界，妙悟而外，尚有神韵。”（注：分别参见钱钟书《谈艺录》258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实际上就是将妙悟看成一种境界、一种神韵。皮朝纲指出，严羽的“悟第一义”就是创作上的渐修工夫，其“妙悟”就是指通过渐修从而达到诗歌创作上的出神入化、得心应手的顿悟境界，也就是审美活动达到很高的境界（注：皮朝纲：《严羽审美理论三题》，载《四川师院学报》1981年4期。）。 吴承学从两个方面总结“妙悟”的内涵：一是诗人的“悟入”，即通过长期的“熟参”，而获得对诗歌特性的领悟；二是诗歌中妙悟之境界，这就是充分体现了艺术特性，达到圆融无碍的境界（注：吴承学：《严羽“妙悟说”的理论内涵及意义》，载《西北师院学报》1986年3期，署名：吴观澜。）。张连第、张晶、 曹东等人也有类似的见解（注：参见张连第：《〈沧浪诗话·诗辨〉辨析》，载《严羽学术研究论文选》；曹东：《〈沧浪诗话〉的理论体系和严羽的审美理想》，载《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1994年4期；张晶：《禅悟与诗悟》，载《辽宁电大学报》1987年2期、《透彻之悟：审美境界论》， 载《江海学刊》1988年2期。）。
6.“妙悟”是一种艺术直觉。童庆炳在其近作《严羽诗论诸说》中坚持此说，他认为“妙悟”是一种直觉的心理机制（注：童庆炳：《严羽诗论诸说》，载《北京师大学报》1997年2期。）。
“妙悟”说的思想渊源是佛教禅宗学说，这一点毋庸置疑。“妙悟”与禅悟之间有没有区别呢？事实上，这种区别是客观存在的。李伯勋认为，“妙悟”说只不过说明学诗与学禅在认识方法上有共通之处，而认识方法上的共通之处不等于认识的对象和具体内容完全相同，因此禅道的妙悟与诗道的妙悟不是一回事（注：李伯勋《读〈沧浪诗话〉札记》，收入《严羽学术研究论文选》。）。张晶《禅悟与诗悟》一文对两者作了比较科学的区分，认为就整体而言，禅学和诗学是极其不同的，一个是宗教的把握世界的方式，一个是艺术的把握世界的方式，其间的差异在于质的规定性。
“妙悟”说的提出，丰富了诗歌的艺术理论，有力推动了古代美学思想的发展，它的最大贡献在于鲜明地提出了审美意识活动的特殊性问题，标志着人们对审美的理解进入了高度自觉的阶段，对于宋代的创作倾向有着补偏救弊的作用；同时，沧浪倡导的“妙悟”重在对超乎文字意象的诗歌内在神韵的把握，这在美学思想的发展史上也是值得重视的（注：陈伯海：《“妙悟”探源》，载《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1期。）。关于“妙悟”说存在的局限，论者谈得较多，钱钟书《谈艺录》评曰：“沧浪继言：‘诗之有神韵者，如水中之月，镜中之象，透澈玲珑，不可凑泊。不涉理路，不落言诠’云云，几同无字天书。”（注：分别参见钱钟书《谈艺录》100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这段话揭示出：沧浪过分注重诗歌的形象性特征，而忽视了艺术形象与现实之间的内在联系，以至于所论不免走上神秘与空泛的道路。陈伯海的《“妙悟”探源》也阐明了“妙悟”说的三大缺陷：首先，此说只强调人们对诗歌艺术的直接感受和领悟，不重视理性思考的指导作用，显然是不正确的；其次，此说是在“不落言筌”的口号下，片面追求超乎文字意象之上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的境界和韵味，而相对忽略了这种境界和韵味所必须附丽的文字意象本身；最后，此说脱离了生活源泉来侈谈艺术的感悟。
以禅喻诗不是严羽的发明，严羽本人对禅学也并不精通，但他总结了前人论诗经验，并以其“妙悟”学说在中国古典诗论中占据一席之地。研究者对这一重要学说的研究是较为全面的，不仅以历史研究的眼光探寻其出现的时代背景，而且多侧面地挖掘其理论内涵，并客观地分析这一理论自身存在的不足，使我们对“妙悟”说有一个比较具体而准确的认识。
四
《沧浪诗话》中有一段著名的文字：“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严羽所说的“别材”（也写作“别才”）、“别趣”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呢？
关于“诗有别材”，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
1.“别材”指诗人具有特殊的才能。张少康认为，别材之说是指艺术家要有特别的才能，并不是读了很多书，有了广博的学识就能写出诗歌来的（注：张少康：《试谈〈沧浪诗话〉的成就与局限》，载《光明日报》1962年11月4日。）。 陈伯海《“妙悟”探源》的观点与此基本相同。坚持此说的还有其他几篇论文（注：参见肖远新等：《〈沧浪诗话〉辨》，载《广西师院学报》1984年1期； 林家英：《略论〈沧浪诗话〉中的“别材”和“别趣”》，载《光明日报》1986年3月25日； 张长青：《〈沧浪诗话·诗辨〉美学思想论析》；陆家桂：《不袭牙后，清音独远》，后二文俱收入《严羽学术研究论文选》。）。
2.“别材”指作为诗歌应具有的特殊材料。郭晋稀认为“别材”说是从刘勰“风骨”说的“风骨”发展而来的，指明诗的题材个性。“别材”是针对时弊、反对苏黄作诗掉书袋的，如果改“材”为“才”，指诗人作诗的材能，那么严羽“别材”之说就成了无的放矢（注：郭晋稀等：《从中国诗论的发展谈严羽“别材”“别趣”说》，收入《严羽学术研究论文选》。）。王达津、吴承学、郑松生、洪峻峰、童庆炳等人均持此说（注：王达津：《再论严羽妙悟说》，载《福建论坛》1986年1 期； 吴承学：《论沧浪的诗论倾向》， 载《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1983年4期；郑松生：《严羽美学思想简论》， 收入《严羽学术研究论文选》；洪峻峰：《〈沧浪诗话〉“别材”辨》，载《光明日报》1986年9月9日；童庆炳：《严羽诗论诸说》。）。
3.“别材”是一种形象的形式。皮朝纲《严羽审美理论三题》一文从两方面总结“别材”的内容：就诗人来说，是指诗人掌握了诗歌的艺术特色，掌握了艺术创作规律，具有塑造具体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的才能；就诗歌作品来说，是指诗歌本身所具有的艺术特色，具有具体生动鲜明的形象，这就是诗歌所应当具有的“别材”（形象的形式）。
4.“别才”是对诗人的具体要求。吴调公认为，“别才”指诗境中有悠然韵味的诗人，这种见解源于司空图的诗境说。诗人既有性分，又注意学力，就可以称为“别才”（注：吴调公：《“别才”和“别趣”》，载《江海学刊》1962年9期。）。梁道理指出， 所谓“别材”具体到诗人的智能结构上是“识”，具体到诗人的培养道路上是由“识”入“悟”，上述两项构成严羽“别材”说的基本内容（注：梁道理：《严羽“别材”说探微》，载《学术月刊》1982年7期。）。
上述四种意见中，前两说影响较大，争论较多，两者的分歧很大程度上集中在“才”与“材”的不同理解上。我们在对《沧浪诗话》进行整体观照之后认为，“别材”指作诗的材料这种说法有其合理性。以前论者多认为严羽论诗只重艺术，忽视内容，是一种唯心论，如果此说成立，那么就牵涉到对《沧浪诗话》重新评价的问题。严羽论诗，不仅注重艺术特征，而且注重思想内容，他对艺术规律的理解就较为全面。
关于“诗有别趣”。学界对“别趣”的看法也是见仁见智，其中有代表性的几家意见大致如下：
1.郭绍虞认为，沧浪所说的“理”似与社会人生不相干涉，故偏于禅趣而忽于理趣；以儒家之理而言，也是偏于性理而忽于义理，所以“别趣”之说含有形象思维的含义，与现实主义距离很远（注：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页39～40页。）。
2.周来祥等人认为，沧浪的“诗有别趣”不但指出了艺术创作中运思过程的特殊性，而且也强调了艺术的美感特征。他对郭氏的观点提出反驳，认为郭氏是把“不涉理路”理解作不要真理，把“不落言筌”理解为不假语言，这是不符合沧浪原意的（注：周来祥：《读郭绍虞同志的〈沧浪诗话校释〉》，载《光明日报》1962年8月5日。）。
3.张少康《试谈〈沧浪诗话〉的成就与局限》指出：“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这是指诗歌必须要有美感形象，能引起人的审美趣味，不能是抽象的理论概念。
4.吴调公《“别才”和“别趣”》一文指出：“别趣”有广、狭二义，就广义言，它表示诗歌形象的特色和形象的魅力；就狭义言，它意味着一种最富于形象魅力的诗歌即唐诗的特色。
5.皮朝纲《严羽审美理论三题》对“别趣”说作出自己的阐释，他认为，所谓“别趣”是指诗歌应当具有一种特别的“兴趣”，这种“兴趣”是包含在艺术形象之中的，给人一种强烈的美感力量。
6.郭晋稀等人认为，“别趣”是从刘勰“风骨”说之“风”发展而来的，“风”指作品风情，“趣”指作品的思想倾向。严羽的“别趣”就是强调诗的思想个性（注：郭晋稀等：《从中国诗论的发展谈严羽“别材”“别趣”说》，收入《严羽学术研究论文选》。）。
五
严羽在推崇盛唐诗人及其作品的时候，提出了“兴趣”说。对“兴趣”这一概念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蓝华增将“兴趣”看作我国诗论史上意境的早期名称之一，他勾勒出《沧浪诗话》意境论体系的四个层面：一是意境（兴趣）中内容与形式统一，思想与感情统一，情与景统一；二是意境（兴趣）形成具有三个条件，即诗人的才能、生活的感受、强烈的感情；三是作为诗的基本审美范畴的“兴趣”同其他四个从属审美范畴的主从关系；四是对意境“透彻玲珑”、“不落言筌”的语言表现原则（注：蓝华增：《〈沧浪诗话〉与“意境”》，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五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韩湖初也将“兴趣”等同于意境（注：韩湖初：《康德和严羽美学思想比较》，载《华南师大学报》1988年1期。）。
2.王文生认为，“兴趣”就如同钟嵘《诗品》和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所说的“味”，指文学作品应该有一定的美感作用（注：王文生：《关于〈沧浪诗话〉的几个问题》，载《学术月刊》1963年12期。）。这种说法得到张文勋的赞同（注：张文勋：《文艺必须给人以美感》，载《文艺理论研究》1981年2期。）。
3.陈伯海认为，所谓“兴趣”是指诗人的“情性”融铸于诗歌形象整体之后所产生的那种蕴藉深沉、余味曲包的美学特点（注：陈伯海：《说“兴趣”》，载《文艺理论研究》1982年2期。）。
4.汤高才认为，“兴趣”说是严羽诗论的核心，提出了诗歌创作方面三个根本性的问题：诗要抒情；诗要形象思维；诗要蕴藉有味（注：汤高才：《严羽兴趣说与唐诗艺术》，载《社会科学》1985年11期。）。
5.吴调公对“意境”说也提出批评，他认为严羽的“兴趣”说与司空图“意境”说之间有着密切联系，然而两者之间毕竟不能划等号，“兴趣”之“兴”远承“六义”而来，是一种主观的审美活动中的愉悦之感（注：吴调公：《略论〈沧浪诗话〉审美意识的多重性》，载《苏州大学学报》1986年2期。）。
6.王英志指出，严羽的“兴趣”说大旨是强调诗人的内心由于外物的作用而产生情趣，并通过形象思维，借助生动的形象、浑然的意境自然含蓄地表现出来，从而使人感动并产生不尽的美感（注：王英志：《严羽“兴趣”说与〈临川逢郑遐之之云梦〉》， 载《沈阳师院学报》1989年1期。）。
本世纪以来，对严羽“兴趣”说的界定和阐述是多方面的，有的认为它涉及到诗歌抒情性、含蓄性等艺术特征，有的将它划入审美的范畴，其中影响较大、争议较多的是“意境”说。围绕着“兴趣”是否等同于“意境”，出现了不少论争，吴调公、张文勋等人还将上述两个概念加以比较，找出异同，以证“意境”说之非，得出的结论令人信服。不少论者还注重从历史审视的角度进行论述，将“兴趣”放在中国诗论史和美学史的大背景下加以宏观考察，探寻此说的理论渊源与巨大影响，这种做法也是值得肯定的。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兴趣”说虽然在古代诗论史和美学史上具有突出的地位，但也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陈伯海认为此说的出现，虽然重视了诗歌的艺术性，却忽略了艺术形象所赖以形成的社会生活和思想的基础；它强调了形象中包孕深远的一面，却忽略了造形上表现真切的一面（注：陈伯海：《说“兴趣”》，载《文艺理论研究》1982年2期。）。此外，严羽的推崇汉魏晋盛唐， 倡言复古，对补救时弊、纠正风气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作为后世诗歌创作实践的指导，也产生过消极的影响，因此，我们在评价严羽的“兴趣”说之际，不能忽视这些问题。
六
严羽是尊崇李白、杜甫还是崇尚王维、孟浩然呢？这是关涉到严羽诗论倾向和审美理想的重要问题，在这一点上，历来的研究者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严羽名为学盛唐，准李杜，实则偏嗜王孟冲淡空灵一派。这种说法在清代占据着显要的位置。许印芳《诗法萃编》卷七、黄宗羲《张心友诗序》、《四库提要》都有类似见解。此说得到本世纪很多学者的认同。朱东润便提出：“（严羽）内崇王孟，阴抑少陵”。（注：朱东润：《王士祯诗论述略》，收入《中国文学论集》，99页。）王文生《关于（沧浪诗话）的几个问题》也明确指出：严沧浪的美学趣味是更接近于诗歌中王、孟一派的。他在诗论里尽管也极力称赞李白、杜甫等作家，但也只不过是注意到“太白飘逸”、“子美沉郁”这些风格特点，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他们积极反映现实生活的精神。敏泽、李泽厚等人也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这一看法（注：敏泽：《〈沧浪诗话〉述评》，载《美学论丛》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84页；李泽厚：《美的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199页。）。
另一种意见认为，严羽是尊李、杜的。钱钟书《谈艺录》对王士祯独以神韵许王孟的做法表示不满：“沧浪独以神韵许李杜，渔洋（按：即清代王士祯）号为师法沧浪，乃仅知有王韦，撰《唐贤三昧集》，不取李杜，盖尽失沧浪之意矣”。（注：分别参见钱钟书《谈艺录》41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张少康也承认，严羽推崇李杜的确是真心实意的。他以李杜为标准，并未以王孟为标准，不过严羽所推崇的是在艺术上李杜与王孟比较接近的那个方面（注：张少康：《论〈沧浪诗话〉》，载《北京大学学报》1964年3期。）。王运熙、胡明、蒋凡、张忠纲、 吴承学、曹东等人均持此说（注：参见王运熙：《略谈严羽和他的诗歌创作》；胡明：《试论严羽的诗歌》，载《文学评论丛刊》第22辑；蒋凡：《严羽论杜甫》；张忠纲：《严羽为何推尊李杜》，后二文收入《严羽学术研究论文选》；吴承学：《论沧浪的诗论倾向》；曹东：《〈沧浪诗话〉的理论体系和严羽的审美理想》。）。不少论著对“尊王孟”说进行了批驳，其中，蒋凡《严羽论杜甫》一文以严羽评论杜甫为例，从客观材料的处理以及理论分析等方面着手，阐述自己的观点：《沧浪诗话》中提及杜甫及杜诗的文字有20条左右，大多是称赞之词，而整部《诗话》中提及王孟的只有5条材料，且多是客观陈述而无褒贬； 从理论上分析，严羽的“别材”“别趣”说并非只是“王孟家数”，同样“海涵”了杜诗。王运熙、胡明诸人还结合严羽的诗歌创作探讨他的诗论主张，认为严羽的诗歌实践并不存在名为准李杜、实则崇王孟的问题。
翻看有关《沧浪诗话》的研究文章，我们发现：随着《沧浪诗话》研究的逐步深入，尊李杜之说渐渐占据上风。自八十年代中后期到九十年代，几乎没有出现坚持尊王孟说的论文。尊李杜说的学者从文本的角度入手，依据《沧浪诗话》，采用统计学的方法，统计《诗话》中提及、称赞李杜、王孟的次数，立足于客观材料的处理，并加以分析，确实能够说明问题。
七
当然，与《文心雕龙》等理论巨著相比，对《沧浪诗话》的研究还显不足。研究论著和论文数量有限，甚至有的论文观点陈陈相因，缺乏新意。回顾本世纪以来的严羽及其《沧浪诗话》的研究状况，可以发现它的特点与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研究的范围还有待于进一步开拓。迄今为止的有关研究文章主要集中于《沧浪诗话·诗辨》部分，对《诗评》也有一些论述。《严羽学术研究论文选》中曾收入一批相关论文，如穆克宏的《严羽论汉魏六朝诗》、张亚新的《严沧浪论建安诗》、陈庆元的《严羽论谢灵运》、张忠纲的《严羽为何推尊李杜》、蒋凡的《严羽论杜甫》、朱靖华等人的《试评严羽的东坡论》等等，就严羽对汉魏晋盛唐北宋的诗人、诗作的态度进行探讨。除此以外，对《沧浪诗话》其他几个部分，如《诗体》、《诗法》、《考证》的研究文字就寥寥无几了。诚然，这些部分的学术价值与《诗辨》、《诗评》不能同日而语，但它们在《沧浪诗话》中也占据相当大的篇幅，为什么没有引起研究者的兴趣？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
2.研究的方法有所突破，其中一个突出的例子体现在比较研究方法的介入。比较研究方法的使用是多角度、全方位的，有著作之间的比较，如马茂元将《唐诗品汇》与《沧浪诗话》进行比较，认定《唐诗品汇》无异于《沧浪诗话》的示意图，它是把《沧浪诗话》具体化了。朱金城等人将《诗源辩体》与《沧浪诗话》加以比较（注：马茂元：《从严羽的〈沧浪诗话〉到高棅的〈唐诗品汇〉》，载《文艺报》1961年12期；朱金城等：《试论〈诗源辩体〉的价值及其与〈沧浪诗话〉的关系》，载《文学遗产》1983年4期。），通过比较，发现在论诗方法、 唐诗分期诸方面，《沧浪诗话》对后世诗论著作的影响甚大；又有中国古代文艺批评家之间的比较，不少研究者将严羽的诗论与刘克庄、王世贞、王士祯、叶燮、王国维的有关理论主张进行对比（注：参见黄鸣奋：《严羽、刘克庄诗论辨析》，收入《严羽学术研究论文选》；罗仲鼎：《从〈沧浪诗话〉到〈艺苑巵言〉》，载《浙江学刊》1990年3期； 张少康：《论〈沧浪诗话〉》；陈伯海：《“妙悟”探源》；叶朗：《论王国维境界说与严羽兴趣说、叶燮境界说》，载《文汇报》1963年3月2日；成复旺《严羽的诗歌美学思想同叶燮的比较》，收入《严羽学术研究论文选》。），指出各家学说之间的内在传承关系，清晰地勾勒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的线索；也有一些研究者将严羽的《沧浪诗话》与国外的批评家及其著述加以对照，如陈良运曾尝试将严羽的“无迹可求”之说与瓦雷里的“纯诗”理论进行比较，认为中国诗人和诗论家在西方文艺复兴初现曙光之时，就有了自己相当成熟的“纯诗”理论和实践，只不过理论术语的表述不同而已（注：陈良运：《严羽的“无迹可求”与瓦雷里的“纯诗”》，载《古典文学知识》1990年5期。）； 袁贵远将严羽与布德雷的诗论加以比较，韩湖初将严羽与康德的美学思想加以比较（注：参见袁贵远：《诗：严羽与布德雷对话》，载《贵州社会科学》1990年8期；韩湖初：《康德和严羽美学思想比较》。）。 上述比较研究的文章将《沧浪诗话》放在古今中外的文化背景上进行考察，辨别源流，求同存异，拓宽了研究的视野，得出新颖的见解，有助于学术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在这方面，港台的有关研究成果值得我们重视，如台湾学者张健的《沧浪诗话研究》就曾将严羽的诗论体系与国外的理论进行多方面的比较：“入神”说与伯格森的“直觉”；“妙悟”说与马拉美的境界；“兴趣”说与克罗齐的唯心论美学及海兹立特的“韵味”等等，为我们提供不少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3.研究态度渐趋客观、公允。建国以后的五、六十年代，强调文学反映现实，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在这种大背景下，严羽偏重艺术的诗歌理论难免要遭到论者的抨击与不满。黄海章于1962年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简史》曾指出：“（严羽）推尊盛唐，以为师法，把诗歌导入唯心主义、复古主义的一条路向，是落后的，甚至是反动的。”（149页）刘光裕发表于1963年第4期《山东大学学报》上的《评严羽的〈沧浪诗话〉》一文用阶级分析的眼光去看待《沧浪诗话》，认为此书“集中地体现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封建士大夫在诗歌方面的艺术观点和艺术趣味，流毒很深”，斥之为“无视社会生活、无视作品内容、无视艺术的社会教育作用”的“奇谈怪论”，这些评论无疑都烙上了时代的印记，显得过于偏激。就连在《沧浪诗话》研究领域做出巨大贡献的郭绍虞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他的《沧浪诗话校释》给《沧浪诗话》定性为“唯心主义”，并多次强调它忽视社会现实的一面。到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这种研究倾向得到根本的扭转。总的来看，研究者都能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分析问题，开展讨论，摆脱了庸俗社会学的研究思路，使严羽及其《沧浪诗话》研究步入正常的轨道，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
（本文系广东省高教厅重点项目《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论学术研究史》之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