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必柱下之旨归 赋乃漆园之义疏——刘勰论东晋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义论文,东晋论文,文学论文,诗必柱下论文,赋乃漆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与曹魏、西晋文学相比，东晋文坛玄风弥漫，就显得沉寂了。檀道鸾说：“正始中，王弼、何晏好庄、老玄胜之谈而世遂贵焉。至过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询、绰并为一时文宗，自此作者悉体之，至义熙中，谢混始改。”（《世说新语·文学》注引《续晋阳秋》）沈约说：“有晋中兴，玄风独振，为学穷于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驰骋文辞，义殚乎此。自建武暨乎义熙，历载将百，虽缀响联辞，波属云委，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遵丽之辞，无闻焉尔。”（《宋书·谢灵运传论》）萧子显说：“江左风味，盛道家言，郭璞举其灵变，许询极其名理。仲文玄气，犹不尽除；谢混情新，得名未盛。”（《南齐书·文学传论》）各家论述都简要地概括了东晋文学的基本情况，也都指出玄言诗充斥诗坛的现象。钟嵘说：“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诗品·序》）钟氏认为玄言诗在东晋是“微波尚传”，与以上诸家论断不同，恐与史实不符，当以檀、沈、萧诸氏说为是。关于东晋文学，与以上各家比较，刘勰的论述，内容比较丰富，很值得我们研究。本文拟对刘勰有关东晋文学的论述，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
刘勰说“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嗤笑徇务之志，崇盛亡机之谈；袁、孙已下，虽各有雕采，而辞趣一揆，莫与争胜；所以景纯《仙篇》，挺拔而为俊矣。”（《文心雕龙·明诗》）。下引《文心雕龙》仅注篇名）这是说，东晋的诗歌，沉溺在清谈玄学的风气之中，玄言诗盛行于诗坛。袁宏、孙绰的诗歌创作成就，不是他们以后的诗人所能比拟的，至于郭璞的《游仙诗》更是突出的佳作了。
袁宏，字彦伯，小字虎，东晋文学家，今存诗六首，多为残篇，完整的只有《咏史诗》二首。钟嵘《诗品》将其引入中品，评曰：“彦伯《咏史》，虽文体未遒，而鲜明紧健，去凡俗远矣。”《续晋阳秋》曰：“虎少有逸才，文章绝丽。曾为《咏史》诗，是其风情所寄。少孤而贫，以运租为业。镇西谢尚时镇牛渚，乘秋佳风月，率尔与左右微服泛江。会虎在运租船中讽咏，声既清会，辞又藻拔，非尚所曾闻，遂住听之。乃遣问讯，答曰：‘是袁临汝郎，诵诗即其《咏史》之作也。’尚佳其率有胜致，即遣要迎，谈话申旦。自此名誉日茂。”（《世说新语·文学》注引）袁宏《咏史》二首，其一咏叹“周昌梗概臣”、“汲黯社稷器”等，“趋舍各有之，俱令道不没。”其二，通过杨恽的悲惨遭遇，慨叹处世的艰难。“无名困蝼蚁，有名世所疑”，“吐音非凡唱，负之欲何之”，充满了一个正直文士对狂狷之士不幸命运的真挚同情。这两首诗，亦曾遭到后人非议，如明代胡应麟说：“晋人能文而不能诗者袁宏，名出一时。所存《咏史》二章，吃讷陈腐可笑，当时亦以为工。”（《诗薮》外编卷二）持论未免失之偏颇。王夫之评曰：“先布意深，后序事蕴借，咏史高唱，无如此矣。”（《古诗评选》卷四）似较为中肯。这两首诗，当时被认为是佳作，钟嵘将袁宏诗列入中品，亦说明他对袁宏诗歌创作的肯定。这一点和刘勰的看法是一致的。
孙绰，字兴公，是东晋著名的玄言诗人。他和许询“并为一时文宗”。钟嵘《诗品》将他列入下品，评曰：“世称孙、许，弥善恬淡之词。”孙绰虽列入“下品”，但钟嵘说过：“预此宗流者，便称才子。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文申变裁，请寄知者耳。”（《诗品·序》）所以，孙绰仍然很自许，《世说新语·品藻》云：“支道林问孙兴公：‘君何如许掾？’孙曰：‘高情远致，弟子早已服膺；一吟一咏，许将北面。”其实，许询诗，当时评价颇高，晋简文帝就称许“玄度（许询字）五言诗，可谓妙绝时人”（《世说新语·文学》）。而孙绰胆敢如此自许，自然是因为他的诗为当时所推崇。其诗今存11首，以《秋日》诗为佳。此诗主要写山中自然景色变化和诗人的心理活动，最后归结为“淡然古怀心，濠上岂伊遥”，仍不脱玄言诗的俗套。此诗写景颇为生动，并不使人感到淡乎寡味，最能体现孙绰玄言诗特点的是那些四言诗，如《答许询》九章，其一云：“仰观大造，俯览时物。机过患生，吉凶相拂。智以利昏，识由情屈。野有寒枯，朝有炎郁。失则震惊，得必充诎。”全无诗的情趣。但是他与许询在当时影响很大，“自此作者悉体之”。
袁宏约卒于晋孝武帝太元元年（376)，孙绰卒于晋简文帝咸安元年（371)。袁、孙以后，东晋作家众多（参阅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第四课《魏晋文学之变迁》，丙《潘陆及两晋诸贤之文》），但已无人与他们争雄了。
郭璞，字景纯，是西晋末、东晋初的杰出文学家，著名训诂学家。在训诂学方面，有《尔雅注》、《方言注》、《山海经注》、《穆天子传注》等。在文学方面，擅长诗赋。他的诗歌今存20余首，以《游仙诗》最有名。《游仙诗》今存19首，其中9首只有残句。《文选》选录的7首，是其中佳作。李善注云：“凡游仙之篇，皆所以滓秽尘网，锱铢缨绂，餐霞倒景，饵玉玄都。而璞之制，文多自叙，虽志狭中区，而辞无俗累，见非前识，良有以哉！”（《文选》卷二十一）李善虽然对郭璞的《游仙诗》作了注释，但是，他并不理解这种新型的游仙诗。姚范说：“景纯《游仙》本屈子《远游》之旨，而撮其意，遂成此制。”（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一引）可见郭璞的这种游仙诗是从屈原的《远游》来的。
郭璞的《游仙诗》常常借描写仙人和仙境，以寄托自己的怀抱，与一般的游仙诗不同。例如《游仙诗》其一云：“京华游侠窟，山林隐遁栖。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临源挹清波，陵冈掇丹荑。灵豁可潜盘，安事登云梯。漆园有傲吏，莱氏有逸妻。进则保龙见，退为触蕃羝。高蹈风尘外，长揖谢夷齐。”诗人认为荣华富贵的生活不如托身蓬莱。应该指出，诗中的蓬莱，并非仙境，而是指隐居的地方。于此亦可见郭璞《游仙诗》的特点。陈祚明说得好：“景纯本以仙姿游于方内，其超越恒情，乃在造语奇杰，非关命意。《游仙》之作，明属寄托之词，如以‘列仙之趣’求之，非其本旨矣。”（《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二）郭璞生活在玄言诗盛行的时代，其《游仙诗》萌发了新的思想和风格，受到很高的评价。刘勰说：“景纯艳逸，足冠中兴……《仙诗》亦飘飘而凌云矣。”（《才略》）钟嵘说：“晋弘农太守郭璞，宪章潘岳，文体相辉，彪炳可玩。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故称中兴第一。《翰林》以为诗首。但《游仙》之作，词多慷慨，乖远玄宗。其云‘奈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栖榛梗’，乃是坎
咏怀，非列仙之趣也。”（《诗品》卷中）刘勰认为《游仙诗》诗境高超，钟嵘认为《游仙诗》为诗人坎坷失意的咏怀诗，表现的不是游仙诗的旨趣，皆深中肯綮。
在东晋诗人中，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有殷仲文和谢混。檀道鸾说：“玄言诗“至义熙中谢混始改。”沈约说：“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谢混字）大变太元之气。”钟嵘说：“先是郭景纯用隽上之才，变创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逮义熙中，谢益寿（谢混小字）斐然继作。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固已含跨刘、郭，凌轹潘、左。”（《诗品·序》萧子显说：“仲文玄气，犹不尽除，谢混情新，得名未盛。”以上引文说明在东晋诗风转变过程中，殷仲文和谢混所起的作用。殷仲文诗今存三首，《文选》（卷二十二）选录的《南州桓公九井作》一诗是他的代表作，其中云：“景气多明远，风物自凄紧。爽籁惊幽律，哀壑叩虚牝。”写秋日山景，有清远之致。唯诗的开头说：“四运虽鳞次，理化各有准。”仍使人感到“仲文玄气，犹不尽除”。谢混诗今存五首。《文选》（卷二十二）选录的《游西池》一首乃谢混诗中的佳作。诗云：“惠风荡繁囿，白云屯曾阿。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和风轻拂，苑囿繁茂，白云朵朵，屯集山峦。夕阳西下，鸟集欢鸣，水光树色，清新华美。诗人笔下的景色确实迷人，所以沈约说他“大变太元之气”。钟嵘说：“义熙中，以谢益寿、殷仲文为华丽之冠，殷不竞矣。”（《诗品》卷下）谢、殷二人的诗作辞藻华丽，故为昭明所选录，其诗歌创作成就，殷是比不上谢的。
刘勰说：“殷仲文之孤兴，谢叔源之闲情，并解散辞体，缥渺浮音，虽滔滔风流，而大浇文意。”（《才略》）“殷仲文之孤兴”，疑指《南州桓公九井作》，诗中有“独有清秋日，能使高兴尽”之句。“谢叔源之闲情”，疑指《游西池》。《文选》李善注云：“混思与友朋相与为乐也。”这大概就是刘勰所说的“闲情”。（参阅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卷十）刘勰认为，殷仲文的《南州桓公九井作》，谢混的《游西池》，解散了高谈玄理的玄言诗，使飘浮的玄音渐渐虚无，虽然如滔滔洪水的玄风已经停息，而诗中残存在玄理，使文意大为浮薄。刘勰的论述，与沈约等人的观点大致相同，说明这是当时的共同认识。
关于刘勰为何没有论及陶渊明的问题，这里附带提及。《文心雕龙》全书，除《隐秀》外，皆未论及陶渊明，唯《隐秀》篇云：“彭泽之□□（豪逸）”而《隐秀》篇早已残缺。残缺之文系明人所补，而论陶一句又在补文之中。这就是说，刘勰并未论及陶渊明。联想刘宋以来有关史籍和文论，有助于对此问题之理解。颜延之《陶征士诔》，只赞扬陶渊明之品德，论及文章只有“文取指达”一句。沈约《宋书·隐逸传》仅述陶渊明之生平，全未论及陶之诗文。又《宋书·谢灵运传论》纵论刘宋以前的文学发展，也只字未提到陶渊明。钟嵘《诗品》认为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但是仅列入“中品”。萧统喜爱陶诗，亲编陶集，亲撰《陶渊明集序》，对陶可谓不薄，但《文选》只收陶诗8首，而选录谢灵运诗达40首之多。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论东晋文学，亦未及陶。为何如此？究其原因，大约有二：其一，晋宋以来，骈俪之风盛行，所谓“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明诗》），而陶诗语言质朴、自然，所以不受重视。其二，陶渊明出身贫寒，官位卑下，易为人们所忽视。钟嵘评鲍照曰：“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湮当代。”（《诗品》卷中）情况类似。此外，陶渊明隐居高蹈，远离尘世，亦可能是鲜为人知的原因之一。以上分析，纯系推测。很难令人满意，问题还可以进一步探讨。
二
东晋赋，刘勰论及者主要有两家，即郭《文选》与袁宏。他说：“及仲宣靡密，发端必遒；伟长博通，时逢壮采；太冲安仁，策勋于鸿规；士衡子安，底绩于流制；景纯绮巧，缛理有余；彦伯梗概，情韵不匮；亦魏晋之赋首也。”（《诠赋》）刘勰将郭璞、袁宏和王粲、徐干、左思、潘岳、陆机、成公绥，并称“魏晋之赋首”，作了较高的评价。
郭璞赋今存9篇，《江赋》为《文选》（卷十二）所选，最负盛名。《文选》李善注引《晋中兴书》曰：“璞以中兴，王宅江外，乃著《江赋》，述川渎之美。”其写作目的是为了维护东晋政权，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江赋》写长江之美，画面壮丽，激励了当时人们的爱国热情。其中写三峡云：
若乃巴东之峡，夏后疏凿。绝岸万丈，壁立
駮。虎牙桀竖以屹萃，荆门阙竦而磐礴。圆渊九回以悬腾，湓流雷呴而电激。骇浪暴洒，惊波飞薄，迅復增浇，涌湍叠跃。……
此写三峡形势之险要，波涛之神奇，令人感到惊心动魄。所以，《晋书·郭璞传》说：“璞著《江赋》，其辞甚伟，为世所称。”至于郭璞喜用难字、奇字，文字艰深，乃其美中不足之处。被刘勰称为“穆穆以大观”（《才略》）的《南郊赋》写晋元帝司马睿祭天的盛典，也是东晋王朝的开国大典。描写祭祀仪式十分壮观，寄托了作者希望东晋王朝复兴的理想。《晋书·郭璞传》说：“后复作《南郊赋》，帝见而嘉之，以为著佐郎。”说明此赋在当时有一定的影响。其《登百尺楼赋》是篇抒情小赋。百尺楼即洛阳西北之大夏门城楼。郭璞登楼四望，缅怀古人，心系朝廷，赋中说：“嗟王室之蠢蠢，方构怨而极武。哀神器之迁浪，指缀旒以譬主。雄戟列于廊板，戎马鸣乎讲柱。寤苕华而增怪，叹飞驷之过户。陟兹楼以旷眺，情慨尔而怀古。”慨叹西晋王朝的衰败，流露了作者的忧国之思。《流寓赋》亦为抒情小赋，写作者从家乡闻喜逃往洛阳的沿途经历，赋云：“戒鸡晨而星发，至猗氏而方晓。观屋落之隳残，顾但见乎丘枣。嗟城池之不固，何人物之希少。”写猗氏经过战乱，城破屋毁，地荒人稀的凄谅景象。“游华辇而永怀，乃凭轼以寓目。思文公之所营，盖成周之虚域。”写作者将游洛阳而伤怀，思晋文公之营成周，预感西晋王朝之衰亡，表现作者忧国忧民的思想。刘勰认为郭璞赋绮丽巧妙，有丰富的内容。从以上论及的《江赋》、《南郊赋》、《登百尺楼赋》和《流寓赋》来看，这个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袁宏赋今存四篇，皆残缺不全，如《酎宴赋》、《夜酣赋》，仅有数句。《北征赋》，严可均《全晋文》从《太平御览》、《初学记》、《世说新语注》诸书中辑得20余句，并不连贯。只有《东征赋》，虽是残篇，较为完整。据《晋书·袁宏传》载：袁宏撰“诗、赋、诔、表等杂文凡三百首，传于世”。又刘勰推袁宏为“魏晋之赋首”之一，可见其赋散失很多。
袁宏赋以《北征赋》较为著名，晋废帝太和四年（269)，桓温率众北伐。袁宏从桓温北征，作《北征赋》。《晋书·袁宏传》云：“宏有逸才，文章绝美。……从桓温北征，作《北征赋》，皆其文之高者。尝与王珣、伏滔同在温坐，温令滔读其《北征赋》，到‘闻所传于相传，云获麟于此野。诞灵物以瑞德，奚授体于虞者！疚尼父之洞泣，似实恸而非假。岂一性之足伤，乃致伤于天下’，其本至此便改韵。珣云：‘此赋方传千载，无容率耳。今于‘天下’之后，移韵徙事，然于写送之致，似为未尽。’滔云：‘得益写韵一句，或为小胜。’温曰：‘卿思益之。’宏应声答曰：‘感不绝于余心，诉流风而独写。’珣诵味久之，谓滔曰：‘当今文章之美，故当共推此生。’”从桓温、伏滔、王珣三人对《北征赋》的议论，亦可见当时对此赋的推崇。惜此赋佚文，只是一鳞半爪，无法窥其全貌。
袁宏的《东征赋》在当时亦颇有影响。《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续晋阳秋》曰：“宏为大司马记室参军，后为《东征赋》，悉称过江诸名望。时桓温在南州，宏语众云：‘我决不及桓宣城（桓温父彝，为宣城内史）。’时伏滔在温府，与宏善，苦谏之。宏笑而不答。滔密以启温，温甚忿。以宏一时文宗，又闻此赋有声，不欲令人显问之。后游青山，饮酌既归，公命宏同载，众为危惧。行数里，问宏曰：‘闻君作《东征赋》，多称先贤，何故不及家君？’宏答云：‘尊公称谓，自非下官所敢专，故未呈启，不敢显之耳。’温乃云：‘君欲为何辞？’宏答云：‘风鉴散朗，或搜或引。身虽可亡，道不可陨。则宣城之节，信为允也。’温泫然而止。”又《世说新语·文字》篇云：“袁宏始作《东征赋》，都不道陶公（侃）。胡奴（陶侃子范）诱之狭室中，临以白刃，曰：‘先公勋业如是，君作《东征赋》，云何相忽略？’宏窘蹙无计，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无？’因诵曰：‘精金百炼，在割能断。功则治人，职思靖乱。长沙之勋，为史所赞。’”以上记载至少说明两点：其一，当时对赋十分重视，所以桓温和陶范（胡奴）都想通过袁宏的赋为其父传名；其二，在赋的创作方面。袁宏获得较高的成就，故为当时名流所推重。可见刘勰推袁宏为“魏晋之赋首”之一，是有根据的。
刘勰认为“彦伯梗概，情韵不匮。”对于“梗概”，研究者有不同的解释。一说：“《东征赋》述名臣功业，皆略举大概，故云‘彦伯梗概’。”（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卷二）一说：“此二句所指，疑为宏之《北征赋》……据此，则‘梗概’应与《时序》篇‘梗概多气’之‘梗概’同，犹言慷慨也。‘情韵不匮’，亦即王珣所谓‘此韵所咏，慨深千载’之意。”（杨明照《文心雕校注拾遗》卷二）我们玩味《北征赋》佚文，未见慷慨之气。细读《东征赋》佚文，参之《世说新语》的记载，觉得此赋确实是“述名臣功业，皆略举大概”。因此，我们认为当以范说为允。
刘勰说：“袁宏发轸以高骧，故卓出而多偏。”（《才略》）“卓出”，指“文章绝美”；“多偏”如《北征赋》“写送之致，似为未尽”。刘勰的意思是说，袁宏文如高马快车奔驰，文章卓出而时有不足。持论较全面。
孙绰是东晋著名的玄言诗人，也是有名的赋家。他的《游天台山赋》为《文选》（卷十一）所选录，是一篇赋中的名作。《世说新语·文学》篇云：“孙兴公作《天台赋》成，以示范荣期，云：‘卿试掷地，要作金石声。’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宫商中声。’然每至佳句，辄云：‘应是我辈语。’”他为创作《游天台山赋》而颇为自许。
《游天台山赋》写孙绰自己游山寻仙。作者把游山与佛道思想融合在一起。赋的最后说：“浑万象以冥观、兀同体于自然。”人和自然合而为一，归于玄理。
刘勰说：“孙绰规旋以矩步，故伦序而寡状。”（《才略》）这是说，《游天台山赋》将游山与佛道思想融合，文章在佛道思想中回旋，写得有条有理而较少山水景色的描写。其实，孙绰的玄言诗亦复如此，这一论断，颇为深刻。
刘勰还论到晋明帝司马绍的赋，说他“振采于辞赋”（《时序》）。司马绍“雅好文辞”（《晋书·明帝纪》），其赋今存《蝉赋》一篇，而此篇仅存6句：“寻长枝以凌高，静无为以自宁。邈矣独处，弗累于情。任运任时，不虑不营。”此写蝉的清高独处，委运乘化，展示了司写绍的文采，确有可取之处。
三
除了诗赋之外，刘勰对东晋散文论述颇多。《才略》篇说：“庾元规之表奏，靡密以闲畅；温太真之笔记，循理而清通：亦笔端之良工也。孙盛干室，文胜为史，准的所拟，志乎典训，户牖虽异，而笔彩略同。”这里论及的有庾亮、温峤、孙盛和干宝。
庾亮，字元规，《文选》（卷三十八）选录其《让中书监表》。这是庾亮章表的代表作。晋明帝即位之后，任命庾亮为中书监，庾亮坚决辞让，他上表曰：“臣领中书，则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于陛下，后之兄也。姻娅之嫌，与骨肉中表不同。虽太上至公，圣德无私，然世之丧道，有自来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人皆有私，则天下无公矣。是以前后二汉，咸以抑后党安，进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东京六姓皆非姻族，各以平进，纵不悉全，决不尽败。今之尽败，更由姻昵。”文章辞旨切至，如刘勰所说，具有细密、从容、畅达的特点。《章表》篇说：“庾公之《让中书》，信美于往载。”庾亮的《让中书监表》，确实比以往章表写得好。刘勰对此篇备致优评。应该看到，庾亮历任元帝、明帝、成帝三朝，据《晋书》本传记载，元帝时，“辟西曹……累迁给事中、黄门侍郎、散骑常侍。”明帝时“代王导为中书监……徙中书令。”成帝时“迁亮都督江、荆、豫、益、雍六州诸军事，领江、荆、豫三州刺史，进号征西将军。”可谓官高爵显。而庾亮在辅佐成帝，消灭苏峻、祖约等反叛东晋王朝的军事力量方面，功勋卓著，所以他在文学方面的才能反为其政治、军事业绩所掩。刘勰说：“昔庾元规才华清英，勋庸有声，故文艺不称；若非台岳，则正以文才也。”庾帝如果不做官，会因文才而著名。分析得很有道理。
温峤，字太真。《晋书》本传说他“博学能属文”。《隋书·经籍志》四著录：“《晋大将军温峤集》十卷，梁录一卷。”但散失很多，严可均《全晋文》辑录其文二十二篇，大都残缺不全。比较完整的只有《晋书》本传所引用的《请原王敦佐吏疏》、《奏军国要务七事》、《重与陶侃书》、《移告四方征镇》等。刘勰说他的笔札，合乎事理而文辞清通。他是这方面的高手。从上面提及的文章看，确实如此。
温峤有一篇《侍臣箴》，其中说：“勿谓其微，覆篑成高；勿谓其细，巨由纤毫。故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话言如丝，而万里来享。无以处极，而利在永贞。……”这是温峤对侍臣提出的箴言。刘勰说：“箴者，针也，所以攻疾防患，喻针石也。”（《铭箴》）以这个标准去衡量《侍臣箴》，刘勰认为它“博而患繁……鲜有其衷。”即《传臣箴》内容广博而显得繁杂，写得不能恰到好处，严肃地提出了批评。
《奏启》篇云：“刘颂殷勤于时务，温峤恳恻于费役，并体国之忠规矣。”刘颂且不论。这里是说，温峤的《上太子疏谏起西池楼观》，对当时耗费民力深感不安，这是体察国事的忠言。对温峤所上之疏表示了肯定的评价。
不论是批评还是褒扬，都表现出温峤的是非分明，文辞清新而雅正。刘勰说：“晋氏中兴，唯明帝崇才，以温峤文清，故引入中书。自斯以后，体宪风流矣。”（《诏策》）东晋明帝爱重人才，温峤“文清”，所以被引人中书省。从此以后，中书省之体制有了可遵循的法度，此风就流传下去了。这说明温峤之文风对后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孙盛、干宝都是史学家。《晋书·孙盛传》云：“盛笃学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释卷。著《魏氏春秋》、《晋阳秋》，并造诗赋论难复数十篇。《晋阳秋》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焉。”其《晋阳秋》久已散失，刘勰说它“以约举为能”（《史传》），即以简约成为良史，已无法证明。《晋书·干宝传》云：“（干）宝少勤学，博览书记，以才器召为著作郎。……著《晋纪》，自宣帝迄于愍帝五十三年，凡二十卷，奏之，其书简略，直而能婉，咸称良史。”《晋纪》虽亦亡佚，然而萧统《文选》（卷四十九）选入其《晋纪·论晋武帝革命》、《晋纪·总论》，尚可窥其一斑。刘勰谓干宝《晋纪》“以审正得序”（《史传》）。即精审正确而次序井然。持论是十分公允的。
应该指出，魏晋以来，文学观念逐渐明确，西晋荀勖《中经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景（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隋书·经籍志》）东晋李充“重分四部：五经为甲部；史记为乙部；诸子为丙部；诗赋为丁部。”（钱大昕《元史·艺文志》序）可见文学和历史分属两部。为什么刘勰又混为一谈呢？这可能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例如，中国在传统上认为文、史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是难以分清的。再说，史学著作大都富于文采，《史记》、《汉书》不用说了，就是干宝《晋纪》亦复如此。刘勰认为孙盛、干宝“文胜为史……笔彩略同。”就看出了这一点。因此论及史学著作是十分自然的。萧统《文选》是文学选本，不也是选入班固《汉书》、干宝《晋纪》和范晔《后汉书》里的文章吗？但是，不论如何解释，都难以掩盖刘勰混淆文、史界限的缺点。
郭璞和孙绰都是东晋的重要作家。刘勰不仅论述了他们的诗赋，也论述了他们的散文。
《杂文》篇说：“景纯《客傲》，情见而采蔚：虽迭相祖述，然属篇之高者也。”刘勰认为，郭璞的《客傲》，情志显露，文采丰富，虽模仿前人，而成就较高。《晋书·郭璞传》云：“璞既好卜筮，缙绅多笑之。又自以才高位卑，乃著《客傲》。”显然，郭璞的《客傲》是他“才高位卑”的不平之鸣。文章一开始就写客人讥笑郭生说：“玉以兼城为宝，士以知名为贤。明月不妄映，兰葩岂虚鲜。今足下既以拔文秀于丛荟，荫弱根于庆云，陵扶摇而竦翮，挥清澜以濯鳞，而响不彻于一皋，价不登乎千金。”郭生认为人的志趣各有不同，在怀才不遇的情况下，他打算“寂然玩此员策与智骨”。即寂寞地玩玩这些用来占卜的蓍草、龟甲度日。表现出玄学的人生态度。
《颂赞》篇说：“及景纯注《雅》，动植必赞，义兼美恶，亦犹颂之变耳。”意思是说，郭璞注《尔雅》，对其中动物、植物都写了赞，有赞美，有贬抑，亦似颂之变化。刘勰说：“赞者，明也，助也。”即赞是说明、辅助的意思，并无褒贬，如《文心雕龙》各篇结尾皆有“赞曰”，总结全文，无褒无贬。但是，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始“托辞褒贬”，有一些“赞”就有褒有贬了。这好像颂体，先是“美盛德而述形容”，到了魏晋时代也“褒贬杂居”了。郭璞的《尔雅图赞》是有褒有贬的，如《梧桐》云：“桐实嘉木，凤凰所栖。爰伐琴瑟，八音克谐。歌以永言，噰噰喈喈。”这是褒，又如《■鼠》云：“五能之鼠，技无所执。应气而化，翻飞
集。诗人歌之。无食我粒。”这是贬。再如《杜若》云：“蘼芜善草，乱之地（蛇）床。不陨其实，自别以芳。佞人似智，巧言如簧。”这里有褒有贬。这大概是赞体的变化。
《诔碑》篇云：“及孙绰为文，志在碑诔，《温》、《王》、《郗》、《庾》，辞多枝杂，《桓彝》一篇，最为辨载。”这是说，孙绰作文，其志在于碑的写作。他的《温峤碑》、《丞相王导碑》、《太宰郗鉴碑》、《太尉瘐亮碑》，辞多枝蔓，杂乱无章，只有《桓彝碑》最为明辨而剪裁恰当。孙绰的《温峤碑》，已佚。《丞相王导碑》、《太宰郗鉴碑》、《太尉庾亮碑》，已残缺不全。《桓彝碑》亦佚。我们现在已无法全部证实刘勰的论断了。《晋书·孙绰传》说：“绰少以文才垂称，于时文士，绰为其冠。温、王、郗、庾诸公之薨，必须绰为碑文，然后刊石焉。”可见《温峤碑》等，皆为应酬之作，实非碑中上品。
李充，字弘度，东晋学者。《序志》篇云：“……宏范《翰林》，各照隅隙，鲜明衢路。……《翰林》浅而寡要。”宏范，应作弘度。这里，刘勰批评李充的《翰林论》像魏晋时期曹丕的《典论·论文》、曹植的《与杨德祖书》、应玚的《文质论》、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一样，只能看到一角一孔，很少能看到康庄大道。《翰林论》所论亦浅薄而不得要领。这个批评是十分严厉的。
《隋书·经籍志》四著录：“《翰林论》三卷，李充撰。梁五十四卷。”根据这个记载，有的研究者推测李充与挚虞所著类型相拟；挚虞有《文章流别论》和《文章流别志》，李充有《翰林论》和《翰林》。前者为论述部分，后者为作品选集。这个推测是合理的。由于其书已佚，也无法证实了。
李充的《翰林论》今存佚文十余则，如：“表宜以远大为本，不以华藻为先。若曹子建之表，可谓成文矣。诸葛亮之表刘主，裴公之辞侍中，羊公之让开府。可谓德音矣。”“研求名理而论难生焉。论贵于允理，不求支离。若嵇康之论，成文矣。”“潘安仁之为文也，犹翔禽之羽毛，衣被之绡穀。”或论文休，或评作家，论述虽较简略，持论亦有可取之处，刘勰的批评未免过于苛求了。
刘勰关于东晋文学的论述比较全面，他既论述诗赋，也论述散文。同时他的论述又能突出重点。东晋的作家作品很多，他所论的主要是一些著名作家和优秀作品。他论述作家作品皆要言不烦，或三言两语，击中要害；或一语破的，入木三分。这些论述对于我们研究东晋文学是颇有参考价值和借鉴作用的。
关于东晋文学的论述，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作了一个简要的小结。他说：
元皇中兴，披文建学，刘、刁礼吏更而宠荣，景纯文敏而优擢。逮明帝秉哲，雅好文会，升储御极，孳孳讲艺；练情于诰策，振采于辞赋；庾以笔才逾亲，温以文思益厚；揄扬风流，亦彼时之汉武也。及成、康促龄，穆、哀短诈。简文勃兴，渊乎清峻，微言情理，函满玄席；淡思浓采，时洒文囿。至孝武不嗣。安、恭已矣。其文史则有袁、殷之曹，孙、干之辈；虽才或浅深，珪璋足用。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
这是说，晋元帝建立东晋王朝，他披阅典籍，兴建太学，刘隗、刁协因深明礼法而被器重，郭璞因文思敏捷而得提拔。到了晋明帝，他禀赋聪明，很喜欢聚会文士。从做太子到即帝位，不倦地讲习六经，在写作诏诰、策书和辞赋上，他注意提炼内容，发挥采藻。庾亮因为有写作章表的才能而愈被亲近，温峤因为文思敏锐更受重视。他提倡文学，也可算是当时的汉武帝了。到晋成帝、晋康帝，寿命短促，晋穆帝、晋哀帝，在位不久。晋简文帝蓬勃兴起，他的性格深远清峻，微妙的言辞和精深的道理，充满在清谈的几席间，淡泊的思想，浓艳的文采，时时散落到文学的园地里来。到晋孝武帝，没有好的继承人。到晋安帝、晋恭帝，东晋也就完了。当时文学家兼史学家有袁宏、殷仲文、孙盛、干宝这批人。他们的才学虽然有高有低，但是如同玉中的珪璋，足够朝廷任用了。自从西晋崇尚谈玄以来，到东晋更为盛行，由于谈玄风气的影响，形成一种文风。因此时势虽极艰难，而作品内容却很安泰平和，写诗一定表现老子的思想，作赋等于给《庄子》作注解。……我们认为，刘勰以“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概括东晋文学的主要倾向，并以之揭示东晋文学的时代特征，是十分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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