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五十年代小说创作的审美浪漫主义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蒙论文,浪漫主义论文,五十年代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16)02-0142-07 共和国成立的时候，王蒙还是个不满20岁的青年，却已有多年的革命工作经历。他怀着饱满的革命热情跨进共和国门槛，以浩荡的青春激情迎接新时代到来。其青春生命与共和国融为一体，在共和国灿烂的阳光里创作了《青春万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等作品。这些创作表现出鲜明的青春浪漫主义精神特征，为共和国的“青春心龄”留下了美好的剪影。 一、浪漫主义是青年王蒙自觉的审美选择 王蒙是职业的革命工作者，他建国初期的主要精力集中在青年团工作上。苏联文学点燃了他的创作热情，烈焰熊熊，使他欲罢不能。虽然没有多少时间和精力投入创作，也得不到理解和支持，甚至受到批评，影响了晋升，但他仍然如痴如醉，像做地下工作那样“冒险”写作，在创作道路上奋勇拼搏。这本身就具有浪漫和传奇色彩。他很快进入创作境界，无拘束地自由创造，无顾忌地释放艺术才华，放开想象编织绚丽多姿的生活世界，酣畅淋漓地抒发青春浪漫主义激情。王蒙后来曾经满怀激情和诗意地回忆起当时的创作情景：他陶醉着，幻想着，想象着，尽情地享受浪漫神奇的精神之旅。这个时期，他创作了《青春万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等作品，编织出激情、浪漫、欢快、纯净、明丽的青春世界。虽然自由浪漫的创作之旅只持续了三四年时间，他的文学梦被迫中断，但他毫无遗憾地留下了共和国青春浪漫精神的剪影，也毫不遗憾地留下了个人青春浪漫精神的光影。 王蒙具有五十年代青年特有的心理特点，也表现出那时代青年的心理特点：情绪单纯热烈激昂，志向明快高远豪迈，缺少青春叛逆性格，具有服从献身精神，积极拥抱现实，期待明天更美好。这与他们的“跨时代”经历有关。他们是从旧中国走过来的，对于旧中国的黑暗、混乱、灾难以及贫困、饥饿等有亲身经历和切身体会，而对新时代、新生活充满期待。共和国成立后发生的巨大变革熨平了他们心灵的伤痕，满足了他们的期待，也赢得了他们的信任，激发了他们的理想。所以尽管百废待举，疮痍未愈，他们仍觉得幸福快乐，阳光灿烂，他们认可现实美好，相信明天会更好。学苏、崇苏的时代舆情和革命理论教育在提高他们革命觉悟的同时也坚定了他们的信念。历史转折时代造就了特定的青春心理。而苏联文学则在强化时代舆情的同时也有效地塑造着他们的审美心理——“生活是多么幸福，/生活是多么美好，/我愿意永远这样生活，/让蓝色的星光照跃我。”这是苏联歌剧《卓娅》的主题歌。王蒙认为它“带来了一种新的情调”[1](P105)，也表现了那时代青年的思想情绪。这种美好感受和热情期待，是《青春万岁》中少女们的心理情绪。王蒙敏锐地捕捉并诗意地表现了这种情绪，从而构建了其创作的青春浪漫主义主旋律。 王蒙选择浪漫主义源于多种因素：首先是艺术天才。天才是浪漫主义作家的内在气质。并不是所有天才都走向浪漫主义，但没有天才很难成就浪漫主义作家。自由，创造，想象，幻想，自我，情感，崇高——浪漫主义的任何元素都根连着艺术天才。而这也都是王蒙创作《青春万岁》时特有的自信和气质；其次，源于苏联文学的热力影响。共和国初期笼罩着学苏、崇苏的社会和文学的浓厚空气。苏联文学铺天盖地，影响着共和国文学的建设和发展。苏联文学并非全是浪漫主义文学，但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创作的很多作品，都表现出鲜明的浪漫主义风格特点。周扬曾说：“苏联文学的强大力量就在于：它是站在共产主义思想的立场上来观察和表现生活，善于把今天的现实和明天的理想结合起来”[2]。周扬强调的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该方法遮蔽了浪漫主义概念，但包含着鲜明的革命浪漫主义内容。在周扬说话的当时，没有“名分”的苏联浪漫主义文学“已经不只是作为中国作家和艺术工作者的学习的范例，而且是作为以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鼓舞广大中国人民的强大精神力量，成为中国人民新的文化生活的不可缺少的最宝贵的内容了。苏联的作品，如《铁流》、《毁灭》、《士敏土》、《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日日夜夜》、《俄罗斯人》、《前线》等，早已为中国广大读者所熟习。苏联的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苏联人民的高尚典型，已经不仅被千千万万的中国读者所热爱，而且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了。”[2]王蒙明确地说：苏联小说提升了他的审美情趣，也影响了他的审美追求。他佩服赵树理“群众化的语言与他对于北方农村的人情世故的洞察与表现”，但远不满足。在他看来：“对于如火如荼的新中国的描绘，需要激情，需要浪漫，需要缤纷的幻想与色彩”。他说自己当时甚至“对于伟大的鲁迅所讲的白描也只承认那是一种风格，一种手法。可以白描，也可以斑斓绚丽，还可以如诗如梦如云如虹如霞如飞流直下三千尺的瀑布……我们有权利使自己的生活丰富化和浪漫化，永在前线。”[1](P120)欣赏“如火如荼”、“色彩斑斓”、“飞流直下三千尺”的描绘正是他受苏联小说影响形成的审美追求。在苏联文学影响下，青年王蒙毫不犹豫地选定了“诗化，梦幻化，温情化，边缘化与自恋化等超现实化”的创作方向[1](P161)。王蒙说的“超现实化”不等于浪漫主义，但浪漫主义无疑是其主要内容，他这期间最重要的作品《青春万岁》《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应该是《拖拉机站长与总农艺师》影响下“日常生活诗化”的实践。他说他诗心荡漾，恣肆无忌地“诗化浪漫化”他的“日常经验”，他“把日子与事情写成诗篇，把诗心灌注到日子和事情上去”[1](P137)是受苏联小说影响的最直接的明证。 强大的影响力促成审美自觉。《青春万岁》出版的时候，王蒙曾说：“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关于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提法是很有价值的。虽然对于二者如何结合以及是否所有的作品都要结合，我还有些困惑，但我认为毛泽东同志的提法比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个进展。……强调现实主义，强调写真实，这是完全必要的，可以理解的。但我认为，我们同样不能贬低浪漫主义，不能贬低作家的激情、想象力……表现生活的重点和方法，会有各种不同，如实地去表现，按生活本来的面目去表现，这可能是最根本也最重要的一种方法，但不论这种方法如何根本而又重要，这只是方法之一种。还有别一种，例如，不完全是按照生活本来面目，而是按照生活在特定的人的心目中的感受，用类似电影的‘主观镜头’的方法，既表现人的内心，又表现人的环境、遭遇和生活，既追求客观的真实，也追求主观感受的真实。这也是一种方法。”虽然不能说王蒙所说的“别一种”就是浪漫主义，但无疑与他说的“超现实化”一样包含着充分的浪漫主义元素，或者说他创作《青春万岁》的时候原本就是浪漫主义。须知，在八十年代初那种浪漫主义声名狼藉的学术空气中，王蒙对“两结合”、对浪漫主义做出这种表达，既非追赶时髦，也非故作公允，而是对自己当年创作追求的准确“追认”[3](P13)。 青年王蒙才华横溢，激情澎湃，具有浪漫主义作家的艺术天赋，但启动创作道路却有些偶然。当时他在《译文》上读到爱伦堡《谈作家的工作》的文章，该文把“创作的美丽与神奇”描绘得神乎其神，感动得他喘不过气来：“原来作家的工作是这样美好，创造，构思，风格，设计，夸张，灵感，激情，个性，想象，神秘，虚构，朦胧……所有这些平常要慎之又慎的用语，对于文学都是最最起码的素质”[1](P121)。他是血气方刚的青年，具有青年人向往自由、拒绝规范、渴望创造、干出成就、博得大名的心理欲求，但作为负有领导职责的革命工作者，他却要遵守规范，要少年老成，要按部就班，要收敛个性，要服从需要。巨大的创造能量和表现激情无法施展，他时常感到郁闷。他觉得：“事业总是那么伟大，文学总是那么崇高，革命总是那么无私，感情总是那么火热”，而自己却被捆绑在工作职业上，是“那么渺小乃至于卑微”[1](P125)。爱伦堡所说的“作家的工作”给他巨大诱惑，并产生了创作冲动。他要挑战现实的规范秩序，希望“创造和前进”，希望有更大作为，希望在审美创造中实现自我。他知道要付出代价，但他更知道他的经历和经验乃至生命将因此而更有意义：“从此生命的一切都不会糟践，从此生命的强音奏响了，生命的琴弦震动着王蒙的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每一分钟”[1](P124)。他甚至梦想创作出楚辞、乐府、唐诗、宋词那般不朽的文学作品，为时代留下美好的剪影。他为自己的念头而“如醉如痴，如疯如狂，如神仙如烈士”[1](P122)。于是，他义无反顾地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酝酿和创作《青春万岁》的时候(1953年开始写作，1956年完成)，正是共和国最美好的岁月，也是王蒙最振奋、最风光、最激情的时候。他以抑制不住的激情写下了开篇的诗行：“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们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他排除干扰，顶住压力，沉浸在“编织”的兴奋和激动中。他在“白纸上写下了黑字，写下了记忆和心绪，思想和梦幻，写下了诗意和柔情，编织着过往的和可能的一个个最珍贵的日子，岁月留痕，友谊长在，时代交响，一份自己的与伟大祖国伟大时代的见证有可能完成和保持下来”[1](P126)。狂欢的语言和堆积的词汇所复原和渲染的创作情景语意繁复，但无论创作精神还是作品内容的诗意都流露出浓郁的浪漫主义诗情。 诗是美好的，但不是所有的诗都是浪漫主义，而我们所要考察的是王蒙创作的浪漫主义。王蒙创作的诗情包含着丰富的浪漫主义内容，青春、理想、生活、时代是主要元素，而将这些元素编织成浪漫主义文学世界的则是诗的语言和音乐的结构，灌注其中的是浓郁的浪漫主义激情。他用诗化的语言深情赞美生活，赞美青春岁月，讴歌伟大时代和美好理想，而交响乐的结构则在“合成”作品使之成为疏密相间、错落有致、抑扬顿挫的艺术有机体的同时，也强化了作品的音乐性和抒情性。 二、“日常生活诗化浪漫化”成就了《青春万岁》的浪漫主义特色 《青春万岁》是王蒙的第一部作品。青年作家起步就创作长篇小说，虽说有足够的生活、情感和才华的积蓄，有强烈的创作冲动和较好的艺术准备，但在如何结构问题上还是遇到了障碍。他苦思冥想，感到困惑甚至于苦恼。他欣赏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希望写出《青年近卫军》那样的鸿篇巨制，他反复阅读研究，试图获得启悟，但没有成功。偶然的机会，他去南池子听音乐会，肖斯塔科维奇交响乐给了他启迪，正所谓“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他找到了编织长篇小说的法门：“长篇小说的结构如同交响乐，既有第一主题，又有第二第三主题，既有和声，还有变奏，既有连续，有延伸、加强、重复又有突转与中断，还有和谐与不和谐音的刺激、冲撞”[1](P136)。音乐的启迪使他豁然开朗，他兴奋不已。 但我们看重的不是结构上的顿悟，而是王蒙对于结构艺术音乐化的理解。在王蒙看来，结构不是格式和图形，不是谋篇布局的策略，而是“创作感觉”，是“对于小说写作的音乐感韵律感与节奏感”，他说这是一种“幸福的感觉”。这种感觉所以“幸福”，在于结构艺术音乐化的背后，是将小说当作抒情艺术，情节结构服从抒情需要，像音乐那样将日常生活诗化浪漫化，像交响乐那样抒发澎湃的感情。他珍惜这种感觉，并由此进入最佳写作状态，情节细节抒情刻画油然而生，随着情感的抒发而自由编织，“如若天助，若系天成”。“编织”是美妙的精神漫游，也是一种享受。他沉浸在自由诗兴的创作之中。《青春万岁》“圆润，晶莹，纯真，热烈，饱满，动人”[1](P136)，像一曲欢快优美的交响乐，沁人心脾，令人陶醉。 王蒙青春创作的追求是“日常生活诗化浪漫化”。浪漫主义的众多元素都包含在“日常生活诗化浪漫化”的艺术表现之中。 “日常生活诗化浪漫化”的概括命名源于苏联作家奥维奇金的代表作《区里的日常生活》。《区里的日常生活》是揭露官僚主义、暴露真实的作品，与《拖拉机站长和总农艺师》等在中国五十年代初期文坛上产生了很大影响，对“干预生活”的创作起过积极作用。王蒙借用“日常生活”说明自己的书写内容。《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写的是“区里的”日常生活，《青春万岁》是写中学生的日常生活。两部作品所写的“日常生活”及书写态度不尽相同，但追求“诗化浪漫化”却是相同的。王蒙从奥维奇金的作品题目中获得艺术启迪，从音乐中找到创作感觉，开始对日常生活和经验感受进行诗化浪漫化的“编织”：“我可以表现我的经验，我的成熟，我的政治化，我的非同一般‘文学青年’，我的入世与我的惶惑我的多情我的叹息我的艺术细胞来了，我可以把日子与事情写成诗篇，把诗心灌注到日子和事情上去。”[1](P137)这是就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而言的。这个短篇是在《青春万岁》的创作间歇中完成的，是在王蒙找到最佳状态后觉得有足够余力的情况下完成的，因此，“日常生活诗化浪漫化”也适合于《青春万岁》，或者说原本就属于《青春万岁》。王蒙说这两部作品一脉相承。 《青春万岁》是将中学女生的日常生活诗化浪漫化，也就是把她们的日常生活编织成浪漫的诗。正如《青春万岁》的“序诗”所写，他“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那些美好的日常生活。在他看来，那些日子“是转眼过去了的日子，也是充满遐想的日子，/纷纷的心愿迷离，像春天的雨”，那般美好和稍纵即逝；那些日子里有青春的理想、“燃烧的信念”和“渴望在天上飞”的遐想和浪漫；那些日子“是单纯的日子，也是多变的日子，/浩大的世界，样样叫我们好惊奇，/从来都兴高采烈，从来都不淡漠，/眼泪，欢笑，深思，全是第一次”——“日子”本身就充满诗意。他将“那小船上的歌声，月下校园的欢舞，/细雨濛濛里踏青，初雪的早晨行军，/还有热烈的争论，跃动的、温暖的心”也都编织成诗。这是王蒙的生活感受，也是他的写作追求：“写作就是编织这些精彩绝伦的日子。尤其是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日子，像画片照片，像绿叶，像花瓣，像音符，像一张张的笑脸和闪烁的彩虹，这就是新中国第一代青年的日子，没有比度过体味过这样的日子与编织这样的日子更幸福的了，在编织日子的激动中，我体会到写作是人生的真正的精神享受，是这种享受的峰巅。”“我是在写小说，但是我的感觉更像是写一部诗，吟咏背诵，泪流满面。”[1](P145) 这也就决定了《青春万岁》的内容。作品所描绘的是北京某中学女生的日常生活。青春的激情，抒情的文字，欢快的情绪，诗意的情景，纯真的人物，缤纷的生活，美好的理想，组成一个青春、纯净、明丽、活泼、欢快向上的生活世界。“我们狂欢地跳跃在五星红旗下面，/我们快乐地迎接着美丽的春天!”这是她们参加北京中学生营火会时唱的歌曲，也是作品的“主题曲”。营火烧热了她们的心，她们心里盛满了欢乐，洋溢在青春的脸上。她们沐浴在共和国灿烂的阳光里，载歌载舞，幸福快乐地生活：“我们的青春像火焰般地鲜红，/燃烧在充满荆棘的原野，/我们的青春像海燕般地英勇，/飞翔在暴风雨的天空……”[3](P24)——这是她们最喜欢的歌词。她们觉得“每一天都是青春的无价的节日”，“蓝天是为了覆盖我们，云霞是为了炫惑我们，大地是为了给我们奔跑，湖河是为了容我们游水，昆虫雀鸟更是为了和我们共享生命的欢欣。从早到晚，大家远足，野餐，捉蜻蜓，钓鱼，划船，采集野草野花，登高望远”[3](P9)。这是中学女生的夏令营生活，也是她们的学习生活。“青春的善意和激情，像泉水一样地喷涌不息。那时，一天想唱一百个歌，每个歌都会引起虔诚的思索和感动；一天想记几十篇日记：把自己欣赏，把自己渲染，把自己斥骂。生活里最小的微波，——一阵骤雨、一刹清风、一首诗，都会掀起连绵的喜乐伤悲。那时，惹人欢喜、为人效力的愿望压倒了一切，亲热地问一声：‘你好’，或者开个小玩笑，都表示了无比的聪明和善心。”[3](P349)这是美好生活在她们青春的心灵上的留影。她们站在新的历史时期门槛上，尽情地享受着明媚的阳光和幸福的生活，热情地谈论着即将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由衷地感叹“生活是多么幸福，生活是多么美好”。这种赞叹频频出现，连同那缤纷绚丽的语言传达了欢欣鼓舞的时代气息，抒发了青春浪漫的诗情。 王蒙说他“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日子，其“编织要素”是青春浪漫感情的灌注，而最直观的表现则是叙事语言的“诗化”。所谓“语言诗化”，就是用色彩缤纷的语言描绘如诗如画的现实。表现共和国的“青春心龄”，是王蒙的语言追求，也是他抵达“日常生活诗化浪漫化”的重要途径。《青春万岁》处处给人以诗美的享受。如写杨蔷云逛北海公园，觉得到处是春天的气息，就连高大的白杨树的叶子都互相轻轻地撞击，发出愉快的喧响，像是向游客低语它们的欢迎词。杨蔷云用抒情的语言谈自己的生活感受：“生活像春天的雨，敲打着少年人的心灵。雨丝织成缭乱的网，当阳光穿过，就显出美丽的彩虹”。[3](P230)郑波用诗的语言抒发未来理想：“在未来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我是去边疆探矿，还是在显微镜底下研究花蕊?是穿着白色的医生的服装，还是手拿着板刷擦粉笔?”[3](P292)中学生活结束后，杨蔷云的心“和天空一样的辽阔，太阳一样的明亮，土地一样的灼热，庄稼一样的葱郁，和矗立的楼房一样的富有新兴的朝气”[3](P343)。她们对生活的理解不同，理想也有很大差异，但诗化的语言表达是共同的。王蒙用诗的语言表现日常生活和青春情绪，整部作品洋溢着浓郁的浪漫主义诗情。 “日常生活诗化浪漫化”的重要标志是作品人物的诗化浪漫化造型。作品人物主体是青春烂漫的少女们，她们生活经历和家庭教养有所不同，个性也有些差异，但除个别遭遇坎坷者如苏宁和呼玛丽之外，大都有青春、欢快、活泼、纯净、坦诚、敞亮、浪漫的性格，有青春的追求、高尚的情操、美好的理想和诗意的追求。她们单纯热情，心无杂念，努力学习知识，时刻准备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这个年龄的女孩子，难免有初恋的懵懂，但“谈情说爱”倾谈的是怎样为新中国建设做出贡献，讨论如何用自己的青春装点伟大时代。青年剧院演出《保尔·柯察金》，她们激动得不睡觉，连夜讨论“怎样把自己献给全人类的解放事业”[3](P340)。邱少云的故事感动得她们流泪：“为了这样美好的生活、美好的人、美好的世界，献出生命，这是幸福。我真希望自己也在朝鲜战场上，如果祖国需要我，我绝不吝惜自己的血。生活里有一种最伟大、最崇高、最不朽的东西，它使你像钢铁一样坚强。”[3](P226)这是郑波日记中的话，也是那个时代青年真诚的心声。她们渴望为祖国建设献出自己的一切。即便是打扫宿舍卫生，也要与国家建设的美好理想联系起来：“亲爱的朋友快快动手，/我们要清除所有的污垢，/不仅要一个清洁美丽的教室，/我们要的是——一个清洁美丽的地球。”[3](P199)这既非玩笑，更不是作秀，而是她们把自我生命融入祖国建设事业的情怀。毕业联欢会上，袁新枝昂首挺胸，激动地说：“明天给我们的，到底有多少阳光和花朵，多少责任和期待，这，我们还不大清楚，但是，我们都确定地知道了未来的生活道路，这道路就是为了祖国，为了社会主义献出一切!”[3](P355) 这是一组含苞待放的青春女性群像。她们热爱集体，珍惜集体荣誉，却没有个人虚荣、私密和诉求。她们热情而真诚，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批评别人开诚布公，检讨自己坦诚无隐。她们主动自觉地请求别人批评帮助，也善意自觉地批评和帮助别人。无论批评还是寻求批评，都纯真无私，诚心诚意。即使无可避免的青春反应、初恋情愫也经过净化诗化，只留下青春少女的纯净诗性。这是郑波拒绝田林求爱信的话：“我还是个孩子。旧社会的困苦耽误了两年的学习，现在……祖国的伟大的建设刚开始，对青年的要求是高得无比的，而自己的知识是这样贫乏、可怜，即是咬着牙念24小时的书，我也觉得还差很远，又怎么谈到别的呢?”[3](P292)她硬是斩断了爱的情丝，全身心地扑在学习上。她们几乎都有性格弱点和缺点，但在这个互相关心互相友爱的环境中，最后都得到克服，而且没有“成长的烦恼”，只有进步的欢乐。因为“征服自己，才能前进”是她们的共识。郑波春节给老师拜年，希望得到老师的批评指导，真诚地检讨自身存在的问题，热情地讨论班里的学习和工作。而老师也虚心地自我批评，并诚恳地征求学生的意见。郑波本应考大学，但为了让更多孩子得到学习机会，服从祖国教育事业需要，她放弃高考担任了中学教师。她无怨无悔。《青春万岁》的人物，是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的一群天使! 诗化浪漫化的另一内容是用诗的语言描绘如诗的现实。她们成长的年代，正是国家民族发生大风暴、大变革的年代。她们亲眼看到了旧社会是怎样崩溃，变成了碎屑，有人如郑波还参与了粉碎旧社会的革命；同时也亲眼看到共和国在旧社会废墟上建立起来，虽然新生活刚刚开始，现实中还存在很多沉渣没有清扫干净，但她们感到幸福快乐，为自己生活在伟大的时代而感到幸福和自豪。幸福，快乐，美好，欢声笑语，是生活的主旋律，也是少女们情绪的主题曲。她们每天都被周围的生活感动着。看纪录片电影《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她们感到幸福陶醉，久久不能平静；从陶醉中回到现实，觉得“生活比电影还美”。大规模的现代化工业建设让她们热血沸腾：“不论是天气，不论日月星辰，不论花草虫鱼，不论是我的同学、老师还是街上走过的一个工人，都给我一种浑然一体的激动。我的心像是燃烧着，烧得发焦。……最细微的一点声音，对于我却像雷鸣，像战鼓，像交响乐”[3](P225)。因为时代火红壮美，生活如诗如画。在她们眼里，也是在王蒙所营造的艺术生活世界里，到处都是欢快的人群，到处是欢歌笑语。王蒙艺术地表现了美好生活留在她们心灵上的感动，也诗化了美好现实。 伟大的时代、清新的环境、快乐的性格和优美的感情汇合在一起，构成诗性的生活氛围。生活自然没有这般美好，旧社会的废墟还没彻底清除，新中国大厦的建设刚刚开始，就像杨蔷云去过的地质学院，有些简单和寒酸。聪慧如王蒙更是敏感地发现了生活中的不足、现实中的消极面甚至是阴暗面，且他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中也遭遇过坎坷，常常碰到不顺心的事情。但政治浪漫主义理想和审美浪漫主义追求使他对那些消极现象忽略不计，执意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生活。这是青年革命工作者的政治热情，也是青年作家的审美浪漫主义追求。他编织得那样纯净美好，那样浪漫温馨，那样诗意盎然。诚如他言：“日子因编织而更加美丽，如丝线因编织而成为珍品绝技。”[4](P134)《青春万岁》也许算不上精品，但无疑是王蒙精心编织的珍品。多少年后王蒙自豪地说：“我挽留了伟大的时代，我挽留了美好的青春，我挽留了独一无二的新中国第一代青年的激越，我挽留了生命的火焰与花饰”[1](P124)。 《青春万岁》出版的时候，王蒙已经步入壮年。遭遇了政治风暴的沉重打击，经历了生命的曲折坎坷，回首俯看旧作，他当然知道其中的不足：“一个穿越过蔽天的松林的人还会注视细小的青草吗?一个经历过海洋的风浪的人还会喜欢树叶上的露珠吗?”[3](P361)但他珍惜如初，或者说更加珍惜。当年写这部作品的时候，他与所写人物几乎同龄，对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解肤浅幼稚：“她们爱党，爱新社会”，正如“小孩子爱自己的父母，却不见得完全理解自己的父母一样”。青年王蒙也不完全理解，但王蒙同时认为：这种爱“是可宝贵的，是十分真诚的。五十年代中学生生活中的某些优良传统和美好画面”，是“值得温习，值得纪念”的[3](P362)。 三、拨动心灵琴弦弹奏《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浪漫协奏曲 创作《青春万岁》的间歇期间，王蒙完成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作品写林震怀着巨大热情和庄重神情到区委组织部工作，就像《青春万岁》里那些中学生，他因为时代飞速发展而热血沸腾、跃跃欲试，希望尽早投身到火热的建设事业中去；或者说，林震就像《青春万岁》中的张世群和田林，他们响应号召离开学校到火热的生活中去，在《青春万岁》中他们只是社会舞台上的背景人物，打过几个照面，所表现的只是简单的侧影。现在王蒙把他们独立出来，正面写他们的工作生活，深度反映现实。《区里的日常生活》和《拖拉机站长和总农艺师》的阅读影响给他深刻启迪，也激发了他的现实批判精神，就此形成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主题——暴露官僚主义思想和工作作风。但他这时仍然沉浸在《青春万岁》的创作陶醉中，作品也仍然属于激情洋溢的青春写作。现实批判主题被浓郁的浪漫诗情遮蔽着，依旧是抒情氛围，依旧是青春浪漫，依旧是理想憧憬。他知道生活中有官僚主义，而且工作在党组织的关键部门，但无损于革命事业的辉煌壮丽。对此，林震充满希望和信心，王蒙也充满希望和信心。他试图清扫美好生活中平庸世俗的空气，消极颓废的空气，让党组织更纯洁更具有战斗力。在王蒙看来，刘世吾的缺点是散布在美好的空气中的灰尘。灰尘存在，但空气是美好的。而这也决定了与暴露批判相比，赞美生活、抒发激情、表现理想是小说的基本情调。理想是崇高的，事业是壮丽的，青春是美好的，生活是蓬勃的，时代是前进的，主题是积极的——这是作品的“主旋律”。 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毕竟意在批判。这个作品洋溢着青春的欢唱和自信，也伴随着困惑和苦恼；有青春的燃烧，昂扬的斗志，但在消极平庸空气的影响下，也有严重的失落和痛苦的无奈。尽管如此，王蒙仍认为《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他的诗，其创作冲动“来自诗情之弦的拨响”，很多情节和细节都是诗：“天上落下的似雨似雪，这是诗。三轮车夫说不要钱，这是诗。……与老同志交流，这是诗。见到了赵慧文，这更是诗。吃荸荠是诗。吃混沌是诗。下大雨还是诗。槐花颂是诗。突然出现的‘炸丸子开锅’的小贩的吆喝也是诗。”[1](P141)他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他“心语的符码”，是他对于世界的“留言”，是他哼唱的一首歌曲，是他微醺中的一次告白，是他献给生活的一朵小花，是他对自己对青春对不如意事常常有的人生的一些安慰。他甚至说是他的“情书”——“给所有爱我的与我爱的人”。“它又是对于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新中国，伟大的机遇与伟大的世界，对于大地和江河山岭，对于日月和星辰，对于万物与生命的一种感恩”[1](P142)。这里所说的“诗”当然是泛指，是耄耋之年回忆往年旧事产生的诗意朦胧的感觉，不能作狭义的理解。但细读作品，却能感受到语言、情节、环境、气氛、情感均是潺潺流淌的诗情，也就无法怀疑王蒙的感觉，而认可他的自评：那些抒情感慨，快乐和感叹，酸楚和失落，欢心和骄傲，爱恋的悔恨，迟疑和献身，青春和自信，疑虑和信心都是诗。尽管林震遇到的和他想象的存在很大差距，尽管他对现实生活中的官僚主义作风和精神麻木等现象无可奈何，甚至有些伤感失落，但这是诗意的忧伤，诗意的无奈，诗意的失落，无损于对青春激情的礼赞和美好理想的憧憬，也掩饰不住对生活的诗意赞美和描绘。 进一步说，王蒙所说的“诗”，是就艺术创作而言，属于审美范畴，区别于意识形态宣传和思想分析。所以他用“诗”概括和评价，既非敝帚自珍，也非矫情自夸，因为他知道创作属于审美范畴，他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按照“美”的原则创作的文学作品，符合审美法则。这很重要。对于少年时期就参加革命工作的党员作家来说，他“早已完全习惯于对一切精神现象作意识形态的分析”[1](P141)。在强调文学的政治宣传功能，视其为“传声筒”，用文学诠释政治概念的理论语境中，配合意识形态宣传对他来说是很容易出现的问题。他写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小豆儿》就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特征，但这个作品似乎属于“试笔”。真正开始创作后他就保持高度警惕，避免政治宣传和思想分析，避免直奔主题。他视其为“诗”，既是对创作警觉的强调，也是对警觉结果的认定。 当然，作为“少共”作家，把创作和工作、文学和宣传、诗学和政治学截然分开是不可能的。那是高度政治化的时代，国家政治情绪也是人民的情绪，生活中充盈着浓厚的政治气息，“日子”是政治空气弥漫的“日子”，从日常生活的任何地方切入剪裁都会触及政治内容，正面拥抱时代的创作更无法避开和疏离政治。“少共”作家的政治意识无可避免地渗透到创作实践中，在人物塑造、情节叙述、环境描写、气氛烘托中表现出来。因此，王蒙回顾当时的创作并不讳言：“甚至连我自己当时也有点混淆了文学与工作与现实的差别”，以为创作犹如工作，要有“现实意义”[1](P141)。也就是说，他虽然有高度的警惕和严格的区别，虽然拒绝“传声筒”和“观念的例证”，但作品的政治色彩仍十分鲜明。正面拥抱现实问题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存在“混淆”问题，书写中学生日常生活的《青春万岁》也存在些许意识形态痕迹。这就决定了其创作既具有鲜明的审美浪漫主义特征，也无可避免地混合着政治浪漫主义元素——如混合着时代情绪和青春追求的政治激情和政治理想等内容。这是他当年受批判的重要原因，也是若干年后被视为肤浅、虚幻、狂热、幼稚的原因。任何人都无法超越时代。天才的“少共”作家王蒙亦然。因为当时他实在太年轻，也因为时代政治宣传的作用过于强大。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发表后引起巨大反响，他也十分振奋。强烈的创作欲望促使他在创作道路上疾驰飞奔，完成了《青春万岁》之后，还写了被他称之为“内心深处流出来的散文诗”的《冬雨》和《尹薇薇》。迹象表明：“文学这辆怪车神车”拖着王蒙大步向“向诗化，梦幻化，温情化，边缘化与自恋化等超现实化方向滚去。”但是，他没有“滚”得太远。因为《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引起轩然大波，他遭到当头棒喝，其后又被打成“右派”。《青春万岁》无法出版，创作权利也被剥夺，创作道路因此出现长时间中断。 当然，被中止创作的不止王蒙一人。邵燕祥、公刘、刘绍棠、白桦等众多青年作家和诗人也先后被剥夺了创作权利。青春浪漫主义文学也因此远离审美浪漫主义轨道，消弭在政治浪漫主义的喧嚣声浪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