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郭沫若研究述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郭沫若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郭沫若是杰出的诗人、戏剧家和作家，又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学者，他的作品很早就被翻译、介绍到国外，得到日本、前苏联、欧美及世界各国人民的热爱，略述如下。
这首先要提到日本。郭沫若在日本前后生活了20年，最早的创作是从日本留学时期开始的，在日本写下了著名的诗歌集《女神》，并由此而登上了五四新文坛，成为五四新文学浪漫主义的代表，开一代诗风。而日本译介他的作品、著作，演出他的戏剧，对他进行学术研究，都是最先、最多的。在《三叶集》中，田汉曾说：他在《日华公论》上看到过郭沫若的《抱儿浴博多湾》、《鹭》两诗。他认为前一首日译不错，很天然，“已有可传的价值了”。他写此信是1920年2月29日。
1922年，日本东亚公司出版了大西斋、共田浩编译的《文学革命和白话新诗》，列为支那丛书第一篇。前编收译了胡适、蔡元培、康白情、郭沫若4人的文学革命论；后编选择了胡适、郭沫若、康白情、俞平伯、周作人、刘半农、田寿昌、沈尹默等20多人的新诗。收有郭沫若的《诗论二札》、《三个泛神论者》、《地球，我的母亲！》、《夜》、《司健康的女神》、《上海印象》、《春蚕》等7首诗。胡适号为文学革命的首倡者，但其作品数量不及郭沫若。
1926年7月，日本大型杂志《改造》夏季增刊《现代中国号》，译载郭沫若的《王昭君》作为戏剧的代表。次年《满蒙》杂志2－5月号连载了他的《卓文君》。山口慎一、大山岩等在介绍郭沫若时说：
“假如要指出现代中国新文坛的优秀作家的话，当然会推周鲁迅和郭沫若二人，这是谁都不会有异议的。这两个人的作风是处于完全不同的立场的。同氏是透过冰冷的透彻的目光，沉静，深刻地吟味着人生的作家；郭氏则是燃烧着正义的热情，从革命出发，对人生给以犀利的批判，并且大胆地加以描写。这样不同的两个作家，都可以称之为现代中国文学界的双璧。”①
日本对郭沫若的研究在20年代就已开始。如1927年9月山口慎一在《满蒙》杂志上发表了《中国文学的现在与将来》一文，论及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学，郭沫若与创造社。还特别介绍了他写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脱离蒋介石之后》，评说：“文章激越，诗趣横溢。”文章说创造社成员是知识分子，因而只能算“同情无产阶级的文学”，这是可以商榷的。1929年他在《中国新小说二三》一文中，介绍了郭沫若的小说《行路难》，指出其题材来自他和妻子、孩子在九洲岛的生活，是“作者思想未转变以前之作”。
在30年代，大山岩写了《中国新兴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展望》(1930)、《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史的考察》(1931)、《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展望》等文，对郭沫若作了热情的评论。1934年写了专论《作为诗人的郭沫若》，从五四是“资产阶级的文化运动”、五卅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认识出发，同意田汉把郭沫若创作分为三时期的说法。第一期五四到五卅，第二期五卅到大革命失败，第三期1928年以后。第一期代表作《女神》、《三个叛逆的女性》；“反映了当时青年群众的热情”，“作品以浪漫主义的热情，对古老事物作了叛逆，对未来充满了巨大的希望。”1924年郭沫若作了“重大方向的转变”，“抛弃了浪漫主义，走向革命文学旗帜之下。”他还认为郭沫若代表了创造社文学活动的“积极方面”，郁达夫代表着“消极面”。“郭沫若的诗一直贯穿着反抗精神，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武器，更是勇不可挡，他获得了重生。他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开拓者。”评价很高。
在日本早期译介、研究郭沫若的日本学者中，山上正义(1896-1938)占有重要位置。1927年他在《新潮》杂志2月号上撰文介绍了创造社和《创造月刊》，对中国文学的未来消除了“杞忧”（《南中国的文学家们》）。其中特别突出地报导了郭沫若的革命精神及中国文学的革命巨变。1929年12月和1930年3月，他撰文介绍中国现代话剧运动，对郭沫若、田汉、丁西林等人的戏剧系统介绍，这在日本具开创意义（《今天的中国剧坛》）。1937年他译出郭沫若的《由日本回来了》、《访问蒋介石》，在《改造》11月、12月增刊号发表。
在30年代，郭沫若已是日本熟知的中国革命作家和著名学者。因此，凡介绍中国文学就都要提到郭沫若。郭沫若的著作已有单行本问世。如创造社在1938年出版了松枝茂夫译的《北伐》，给予很高评价，说他“生来说是革命的儿子”，“是以自己为中心写中国现代史的最合适的人”，此外无“第二个”。1940年东成社出版了猪俣庄八译的《创造十年》。郭沫若的自传、《黑猫》和小说《函谷关》、《秦始皇将死》、《楚霸王自杀》及一些文章，也先后被译介、收集出版。《我的童年》等甚至有几个译本。如东京兴亚书局1940年出版村田孜郎的译本，书名改题《海棠香国》，书前绪言对作者和书的内容作了介绍，书末附译了小说《漂流三部曲》。1946年又将书名改为《我的回忆》，由圣光社出版。1954年河出书房又将小野田耕三郎的译本收进《现代中国文学全集》二卷《郭沫若篇》中出版。1976年京都雄浑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全集》第一卷，又收入河田武司的新译本《我的少年时代》。②
最早翻译出版的郭沫若学术著作，是1931年12月藤枝丈夫译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他另外还先后译介了郭沫若的《谥法的起源》、《考史余谈》、《天的思想》、《“易”的构成时代》、《评章太炎先生致金祖同论甲骨文书》等学术论文。田中震二翻译的《青铜器研究要纂》，由文求堂书局出版。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在1932-1937年间，出版了郭沫若的甲骨文著作8种：《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附考释索引》、《古代铭刻汇考四种》、《古代铭刻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殷契粹编附考释索引》等。这在日本影响很大。
50年代起，日本译介郭沫若著作形成相当规模，出版了许多选集和全集。较突出的有《郭沫若诗集》，译者须田桢一(1909-1973）从1940年开始翻译，并得到郭的老友、创造社早期成员陶晶孙的帮助，1952年由东京未来社出版。共收诗剧、童话诗、长短诗38首；书后附作者年谱。1972年出增订版，增译了《战声集》、《蜩螗集》的4首，《新华颂》的5首，共47首。并作为《郭沫若选集》第五卷出版。
戏剧方面，1952年东京未来社出版了须田桢一译的历史剧《屈原》。1956年岩波书店出版岩波文库本，郭沫若特为之作序。1953年未来社又出版了须田桢一译的历史剧《虎符》。1959年新读书出版部又出版了他译的《蔡文姬》，书后附译了《胡笳十八拍》。1963年平凡社东洋文库丛书出版了他译的《则天武后》、《筑》。1972年东京讲谈社出版由须田桢一全译的《郭沫若史剧全集》四卷，插有作者手迹、照片多幅。
自传方面，1959年中央公论社出版了冈崎俊夫译的《抗日战争回忆录》（《洪波曲》）。其后平凡社又出版了小野忍、丸山升合译的《郭沫若自传》全集六卷，并列入东洋文库丛书。
在学术著作方面，1953年岩波书店出版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十批判书》），郭沫若为译本作序。该书分上下卷，附录《郭沫若氏关于古代史的主要著作与论文》编目。
规模最大的成套译著，应推京都雄浑社编辑出版的《郭沫若选集》17卷，分自传、文艺、历史、评论4篇。自传4卷，文艺6卷，历史6卷，评论1卷，从1972年起筹备，同年10月，筹委会还派柘植秀臣专访郭沫若，征得郭沫若的同意和支持。并成立了浅川谦治、伊藤武雄、上原淳道、仓石武四郎、白石凡、末川博、杉木达夫、须田桢一、柘植秀臣九人出版委员会。1976年6月出版了第1卷，印刷甚为精美。1977年7月14日，郭沫若给出版委员会代表柘植秀臣的信中说：“拙作别无可取，蒙大力斡旋，以日本文面目问世，颇感惭愧。加以国内‘四人帮’问题梗阻，给了雄浑社很多不便，而其故亦难明言。”这套选集出版，以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和文化交流所起的作用，是不言自明的。
另外，在日本翻译出版的现代中国文学的各种选集中也有郭沫若的专卷或合卷。如东成堂出版的《现代支那文学全集》第一卷《郭沫若篇》。河出书房出版的《现代中国文学全集》第二卷《郭沫若篇》。平凡社出版的《中国革命与文学》丛书第三卷《郭沫若、郁达夫集》等。
在综合研究方面，日本作家鹿地亘在二战回国后，直到70年代去世，不断撰文评介郭沫若，翻译出版郭的作品。1947年他写了《关于郭沫若的片断》，1951年写了《领导中国的人们——郭沫若》等文，称其为“中国伟大民族思想方面的、文化方面的代表”。各种文学史都对郭沫若进行了评论，如1949年近藤春雄出版的《现代中国作家和作品》一书中，设有《郭沫若和革命文学》一文，说：“革命文学最明显的是具有为政治服务的性格，这就是贯彻于它的斗争精神，在首先倡导这种文学的人们中，最令人注目的作家是郭沫若。”50年代日本出版了几部由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特别引人注目。1952年鸽书房出版的岛田政雄的《中国新文学入门》，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介绍了郭沫若的创作活动及主要作品。1953年青木书店出版的菊地三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论述了1942－1949年的中国文学，他认为这是五四文学革命后的第二次革命，这次的文学革命分为南北两部分，以专章“南北统一战线象征”评述郭沫若的文学活动，称郭沫若是“活着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55年三一书房出版的实藤惠秀、实藤远的《中国新文学发展史略》，把郭沫若作为文学史中的一种现象加以阐述。1957年法政大学出版局出版的尾版德司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第一章《郭沫若的＜波＞》，便是作为中国新文学的引子来写的。认为小说《波》看来平淡，实际反映了中国的苦难。“日本没有中国这种悲惨的事”，“希望作为了解日本现状的镜子，向日本人推荐中国文学”。
在专门研究方面，首推须田桢一的戏剧研究。他不仅以高超的翻译才能，译了郭沫若的全部戏剧及诗歌、理论（如《李白与杜甫》），还写了许多的研究文章。他对郭沫若历史剧的评论集中反映在《郭沫若全集》各卷解说中。他在研究中比较注意个人的体验、经历同剧本的关系，历史剧与中国现实的关系。这是他研究郭沫若历史剧的两个特点。如他评论《虎符》也是针对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蒋介石的，而对抗战的理想就是“把人当成人”的人道主义思想。他认为建国后的历史剧“同抗日战争时期六部史剧的激烈革命情绪不同，倒不如说矛盾的调和成了核心。”并认为《蔡文姬》、《则天武后》这些为历史人物曹操、武则天翻案的戏“意义是很大的”，赞成破除“名分”这一“正统观点”。
丸山升的自传研究也很有特色。他在出版的六卷《郭沫若自传》中，为每卷写了详细的解说。他认为作者的自传和历史剧是其作品的“两根最重要的支柱”。其自传“特别作为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形成史的一个典型”“更不能被忽略”。这对“理解中国近代文学、近代思想提供了前提，可以说是宝贵的资料”。“《郭沫若自传》在一定意义上是具有文学家自传兼有政治家、革命家回忆录的性格的”。他同松枝茂夫的看法一致，都认为郭沫若的独特处可能在别一方面，“郭沫若是行动的人”，他的性格是“热烈的、直率的”，“他对时代的要求反应敏锐，常常站在时代的最先头，常常面向将来，相信未来的这种姿态，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容易相信未来；常常面向过去和现在，对现在加以否定，其结果可以说和不断前进的鲁迅恰好形成对照。”鲁迅、郭沫若，再加上茅盾及三者的关系。“是形成近代中国文学性格的三大因素”。
60、70年代以来，日本的郭沫若研究有了新的态势。新的文学研究者有中岛翠(1939-)、秋吉久纪夫(1930-)、竹内实(1923-)及铃木义昭、高田昭二、横三永三、中屋敷宏等。他们埋头于烦琐的资料整理或专题研究，使之深化。如中岛翠1968年的论文《郭沫若的初期文学论》，以《三叶集》和《文艺论集》为依据，对郭沫若早期创作的分期、文学观点及诗歌作品的分类，均有独到看法。如把《三叶集》中的诗论剖析为三：一是内容（形象），二是形式，三是真正的文学虽是人生欢乐的慰安，但创作本身是无所谓目的的。把郭诗风格分为“雄浑”、“冲淡”两类。前者在诗中表现为“反抗精神”，对现实社会的诅咒、愤怒；后者表现出诗人对世界是旁观的、出世的。这也表现在选材和主题的问题上。他认为郭沫若文学观点的转变止于1925－1926年转向马克思主义之时。秋吉久纪夫的出色论文有《郭沫若诗集＜女神＞的形成过程》、《郭沫若的浪漫主义性格》等。他指出：“《女神》也是一个觉醒者苦闷的结果而完成的作品，只有通过研究它才能够把握住中国向现代转化的过程”。1919年9月标志郭沫若诗风的转变。这一转变由四个因素造成：一是有岛武郎的《叛逆者》的影响，二是惠特曼《草叶集》的影响，三是宗白华、田汉的交往，四是翻译歌德的《浮士德》第一部。而《叛逆者》“是决定郭沫若一生的主要因素”，宗白华的影响是作为诗人的自觉萌芽”。五四运动是外部条件。“自身内部的燃烧”是内在的依据。
上原淳道是日本战后研究郭沫若史学有成就的学者。50年代就发表过《郭沫若的古史研究》、《郭沫若对道家的批判》、《郭沫若论》、《两个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者——郭沫若与董作宾》等论文，从历史学、思想史角度探讨了郭沫若的学术成就。
日本剧坛曾四次上演郭沫若历史剧《屈原》。第一次是1952年，由著名演员河野崎长十郎饰屈原。1962年再次公演。1972年日中恢复邦交时第三次公演。1979年郭逝世第四次公演。历史剧《虎符》，也于1953、1954年在日本上演。这两个剧的演出，都受到日本观众欢迎。1980年11月20日至12月1日，河野崎长十郎率团访问中国天津、南京、北京三大城市，演出历史剧《屈原》、其“规模之大，意义之深远都是无与伦比的”。③
除日本外，前苏联对郭沫若作品的翻译出版和研究是最多的。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家费德林的贡献很突出。40年代在中国重庆，他就和郭沫若有过亲切的交往。他是屈原研究专家，曾就屈原和剧本《屈原》向郭沫若请教过，后来他翻译了俄文本《屈原》，1950年10月郭沫若亲为之作序，称他是最适当的译者。1953年莫斯科国家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由费德林主编的《郭沫若选集》。在选集《前言》中，他对郭沫若的生平、思想、创作活动和学术研究都进行了介绍和评价。他指出：“同一切旧的陈腐现象斗争是郭沫若的全部作品，甚至最早期戏剧作品的特点。”高度赞扬《屈原》一剧，说：“是近年中国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毋庸置疑的成功之作”。“它的重要价值在于郭沫若运用历史悲剧的题材向当时国内的国民党的专制独裁，向反动势力的猖獗肆虐提出抗议。”并指出“郭沫若的文学创作与他的社会政治活动是不可分割的。他的创作与人民争民主、自由、和平的斗争紧密相连。”著名作家西蒙诺夫、吉洪诺夫先后在《文学报》、《真理报》上撰文评介说这里“一本珍贵的书”。1990年，苏联艺术出版社又出版了由费德林主编，有25位中国文学研究者参加翻译的《郭沫若集》。全书分诗歌、戏剧、中短篇小说三卷。诗歌卷选收诗95首，戏剧卷选收《棠棣之花》、《屈原》、《虎符》三部历史剧，小说卷共收作品17篇，有中篇小说《漂流三部曲》、《落叶》等。这是迄今为止最新最全的郭沫若作品选集，几乎包罗了郭沫若各方面的代表作。
另外，前苏联在1960年还出版过郭沫若的诗集《百花齐放》。
在历史著作方面，前苏联于1956年出版了《奴隶制时代》，1959年出版了《青铜器时代》，1961年出版了《十批判书》等主要著作。
50年代初，莫斯科叶尔米洛娃话剧院上演过郭沫若的历史剧代表作《屈原》。
在郭沫若研究方面还有，1958年莫斯科东方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马尔科娃的《民族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诗歌》一书。书中对郭沫若及其战争诗歌作了介绍和评论。她评论《战声集》是：“热烈的、充满战斗激情的、坚定刚毅的诗”。“诗人颂扬民族解放战争，号召人民战斗到胜利。”她认为《蜩螗集》中的多数作品(1941-1947)，“对于以各种面目出现的罪恶的法西斯主义表示愤懑、予以揭露、提出抗议，同时保持了郭沫若诗惯有的朝气蓬勃和乐观主义。”她还认为，“郭沫若的诗唤起崇高的人道主义感情和对祖国的爱，在心中燃起对邪恶和暴力捍卫者的仇恨，号召为人类自由和幸福而斗争，这种火焰般的热情和政论特色正是郭沫若诗作的优点所在。”在创作方法上，她认为郭诗过去有浪漫主义倾向，但它是积极的、革命的，“按其精神实质来说是很接近现实主义的”。《蜩螗集》表明郭沫若“完全转向了现实主义立场，尽管他的个别作品（如悲剧《屈原》）还保持着革命浪温主义的特色”。1961年，莫斯科东方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马尔科娃的著作《论郭沫若的诗歌创作》，对郭沫若的诗歌进行了更系统的研究。
郭沫若是具有国际地位和威望的作家、学者。他的作品被译成各国文字广泛流传。1953年我国外文出版社出版了由杨宪益和他的夫人戴乃迭用英文翻译的历史剧《屈原》。国外不少译本都以它作底本，影响很大。1958年外文出版社又出版了英译本《女神》诗选。新西兰友好人士路易·艾黎，在他编译的《人民在歌唱》诗集中，译有郭沫若的剧诗《凤凰涅槃》。国外出版的不少英译中国的诗集中，也选择有不少郭沫若的诗。如阿克顿的《诗选》，朱丽亚·林的《现代诗歌》，许开煜的《中国诗选》等。历史剧《卓文君》很早被译成英文，收选在《草鞋脚》文集中，其后在美国出版。法文方面，1960年外文出版社出版了郭沫若的《女神》诗选。1970年巴黎出版了郭沫若的自传《童年时代》。1982年巴黎还出版了历史剧《棠棣之花》，龚古尔文学院院士埃·罗布莱斯作序。此前，还出版过法译本《屈原》。德国的英葛·谢飞于1984年翻译出版郭沫若的自传《少年时代》，并撰文予以介绍。在东欧国家中，罗马尼亚在1955年翻译出版了《郭沫若选集》；匈牙利在1958年翻译出版了历史剧《屈原》。波兰在1952年翻译出版了《屈原》，1955年又出版了《郭沫若选集》。捷克在1953年出版了《郭沫若小说选》，1959年出版了诗集《百花齐放》。北欧的冰岛在1958年也出版了历史剧《屈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郭沫若文学创作有过广泛的影响的意大利，对于郭沫若的作品的译介、研究也是较突出的，1954年11月，意大利作家利奥·维多利尼主编的《多种工艺》杂志首次介绍中国当代文学，就介绍了郭沫若的诗歌及其所创立的创造社。1956年罗马中远东学院利奥内罗·朗恰弟教授在《中国》杂志第1期介绍了郭沫若的生平及创作，并附译了《我是个偶像崇拜者》一诗。他写道：“郭沫若是一位被收入百科全书里的人物，是被一种创造性的魔力所鼓舞所驱使取得了许多成就的人。”《中国》第5期(1959)，他又译介了《女神》中的一些诗。1961年《今日中国》杂志刊登了著名汉学家安娜·布雅蒂翻译的《星空》的一些诗。1962年莱娜塔·比述在她出版的《中国现代诗歌》一书中，有16首郭沫若的诗，从此诗人郭沫若为意大利人所知晓。1979年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安娜·布亚蒂在罗马讨论会上作了《＜女神之再生＞之五四精神》的报告，翻译了《女神之再生》这首诗，深为意大利人民喜爱。1987年她出版了《女神》的全译本。次年在法诺城举行的中国现代诗歌日活动中，当地报纸在题为《中国诗歌的发现》文章中赞扬《女神》在1921年打开了中国诗歌之门。文学评论家克劳屋迪·木迪撰文赞扬诗集《女神》，认为其中“提出了有关人生意义的问题”；说到了《凤凰涅槃》和《维纳斯》，认为《维纳斯》“就象一首最美妙的十九世纪的咏叹调”。1993年为纪念郭沫若100周年诞辰，安娜·布亚蒂翻译了《星空》中的15首诗，题为《洪水时代》，由贝萨罗的弗拉明尼奥出版社出版。另外，1957年汉学家们，还译介了郭沫若的《屈原——民族诗人》和郭沫若的《诗经》国风译文。1956年出版了历史剧《屈原》，次年著名诗人马格丽特·归达齐在《桥》杂志上称赞说：“由于人物性格的鲜明和戏剧性的节奏，《屈原》可以被认为是当代世界戏剧的杰出作品之一，可与杰出的古典作品相媲美。”1979年《中国》杂志第5期发表了历史剧《孔雀胆》片断和评论文章。认为“剧本的主题是民族统一问题，但实际上，郭沫若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浪漫主义总是胜于政治题材。”郭沫若的小说《月蚀》、《红瓜》、《月光下》由皮里梅罗赛·济烈里译出，收集在《中国当代小说选》里。
在研究方面，70、80年代以来，欧美等国家出版了不少郭沫若研究著作，表现出某种深入。如捷克的中国文学研究家玛利安·嘎利克在1980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产生(1917-1930)》一书中，较系统的研究了我国十多位早期新文学批评家的思想及有关论著。其书第二章《郭沫若从唯美印象主义者发展成为无产阶级批评家》，将郭沫若的文学观分为唯美——印象主义时期、表现主义时期和无产阶级时期。并认为在20年代以后，郭沫若对文学批评问题“便只稍加注意，而不花很大功夫了”。美国的中国文学研究家戴维·托德·罗伊于1971年由哈佛大学出版评传性著作《郭沫若》，对郭沫若的研究颇多新颖之处。如书的第七章《从浪漫主义到马列主义》(1918-1924)，认为郭沫若在1924年接受马列主义并不表明他与中国传统断绝关系，事实上传统的某些因素促使他更容易赞成马列主义。并认为，浪漫主义在思想转变中也充当了这一角色。事实上，他能向自己和他人证明并接受马列主义的，只有知与行的统一。这使他的传统的理想和浪漫主义的理想有了可能实现的希望。澳大利亚的波妮·麦杜戈尔在其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与西方文学理论关系的著作《西方文学理论与现代中国导论》中，较多地论到郭沫若与西方文学思潮与文学理论的关系。她认为郭沫若的“艺术观点是很丰富的”，对于艺术有“十分严肃的态度”。在探索郭沫若的文艺观点与西方的文学理论的联结上，时有精彩的论断。如《三叶集》中关于诗的见解，与纽伯特《英诗新探》观点极相符，此书出版于1917年，郭沫若有可能读到。她还指出，郭沫若把艺术看作一种活动，而不是一个客体，因而并不注意艺术作为客体存在所具有的法则和价值。郭沫若转向了马克思主义而摒弃纯文学，其实就是这种不承认艺术是客观的观点的极端发展，也是他认为幼儿的喜怒哀乐的呼喊比自己这个成年人的文章还要好“这种偏爱的极端发展。”与此同时也应看到国外也有出于政治立场和观点对立，从政治偏见出发贬抑、否定郭沫若的。如美国的夏志清，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郭沫若不列专章，而合在第四章《创造社》中论述。他说郭沫若“文名所系的创作，实在说来，也不过尔尔。民国以来的公认为头号作家之间，郭沫若作品传世的希望最微。”当然，在他的论述中也不排斥有见解独到可资参考之处。
此处，需要提到的还有亚洲的临邦和友好国家，如朝鲜、越南、缅甸、印度、尼泊尔、韩国等，有的自50年代以来，就曾译介过郭沫若及其作品。尼泊尔虽然只是喜马拉雅山麓的一个内陆小国，但因中尼友好，源远流长，在60年代乌帕德亚就翻译了历史剧《屈原》，并由尼泊尔皇家学院出版。尼泊尔大戏剧家勃克瑞施纳·夏马还打算将《屈原》搬上舞台，亲自导演该剧，并扮演其中主要角色。乌帕德亚还撰写了关于李白与杜甫的长篇论文。1975年郭沫若率团参加比兰德拉国王加冕典礼期间，他送了几本尼泊尔文版《屈原》给郭沫若，郭沫若在其中一册上亲笔题写了“尼泊尔文版的《屈原》”。韩国因历史原因，中韩两国建交虽然迟至90年代，但是，在此以前就开始了译介郭沫若的作品，出版专集的活动，据介绍，在韩国，中国现代作家研究最瞩目的是鲁迅，其次是巴金、茅盾、老舍、郭沫若、丁玲、毛泽东、徐志摩、郁达夫、朱自清、冰心、艾青、萧红、胡适、周作人等。④1989年中央日报刊行《中国现代文学全集》共20册，其第20册即为成民烨译的《文学与政治》。赵大浩博士对郭沫若的诗和诗论发表了长篇论文，如1989年发表的《郭沫若前期诗研究》，本文即为他在成均馆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论文。1990年又在《中国现代文学》年刊上发表了《郭沫若的诗论》的论文。此外，1987年俞景朝发表了《郭沫若的生平、思想及其初期诗研究》论文，1989年李旭渊发表了《20年代郭沫若的文学思想变化研究》论文，以及1981年朴星柱的《创造社研究》等论文。
国外对郭沫若的研究面很宽，涉及的内容很丰富，这里只是一个大略的概述。尚待进一步的搜集、整理和补充。
注释：
①转引自吕元明：《日本译介郭沫若著作之一瞥》。
②戈宝权：《郭沫若的著作在日本》。
③河野崎长十郎：《日中友好＜屈原＞访华公演团访问报告》。
④金时俊、金泰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南朝鲜的历史与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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