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市场互动、关系网络与企业家成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动论文,企业家论文,关系论文,市场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马克斯·韦伯认为，人类行为由利益和社会关系两个因素组成[1]。理查德·斯威德伯格在《经济学与社会学》中也指出：“所有的经济行为都是嵌入的；所有的经济制度都要作为社会结构来理解。这两个主张意味着分析经济问题的时候，必须涉及到社会关系……只是简单地考虑经济利益以及这些经济利益如何驱动人类的行为，是不充分的。”[2]传统经济学长期关注利益的分析，忽视社会关系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在传统的经济学中，价格理论是整个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在价格的形成过程中，不同的相关行为人通常都是独立地对市场信号做出反应，人和人之间通过市场价格而间接地相互联系。相应地，仅对市场信号起反应的代表性行为人成为经济学模型中的行动主体。相比之下，非市场互动(non-market interaction)则长期处于经济学研究的边缘地带。尽管“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反复地告诉经济学家文化、规范和社会结构的重要性，经济学家却没听，主要是因为这些其他学科没有发展出强有力的技术来分析行为所受到的社会影响”[3]。这一状况在最近20年，特别是最近10年的经济学研究中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经济学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越来越重视非市场互动的形成机制及其影响。
20世纪70年代以来，现代经济学在保持严格的分析和逻辑推理的基础上，不断扩展其研究领域，试图理解个人行动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许多新古典经济学没有涉及的领域如社会文化、语言甚至大脑资源等约束也纳入经济学分析范畴。微观经济学、劳动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在经济学的拓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博弈论中社会规范的演进、劳动经济学中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宏观经济学的增长理论中人力资本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的溢出效应都与非市场互动有关。研究非市场互动的文献还与心理经济学和社会学紧密相联。中国语境的非市场互动研究可以从关系研究切入，关系泛指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交往。经验事实表明，关系是理解中国社会结构和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特征的一个核心概念，企业家特别是华人企业家的成长总是嵌入一定的关系格局之中。
二、非市场互动的经济学分析
经济学研究行为人在给定偏好、预期和约束条件下的决策。偏好通过效用函数给予形式化的描述，预期通过主观的概率分布加以表达，约束通过选择集合给予解释。经济行为人的本质属性不在于其物质属性，而在于其决策者的身份。经济行为人作为决策者需要直接回答的一个问题是行为人之间是怎样进行交互作用的？行为人通过选择行为进行交互作用，一个行为人的选择会影响其他行为人的约束、预期和偏好[4]。在瓦尔拉斯范式下，行为人通过市场进行选择，其基本假设为：个人行为选择不仅建立在对结果慎重评估的基础上，而且受利己主义和外生决定的偏好影响；社会交往以契约交易的形式实现；在大多数情况下，规模收益递增可以忽略不计。瓦尔拉斯范式认为，经济行为是在忽略制度约束的环境中，完全信息个体所面对的有约束的最优化问题的一个解。“经济学是把人类行为当作目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一种关系来研究的科学”[5]，罗宾斯关于此问题的著名定义正是反映了有约束的最优化的经济学教条。
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发展及更多的经验证据表明，瓦尔拉斯模型存在缺陷，经济人不再单纯与自然或是其他环境参数打交道，而是有策略地与其他经济参与人交往。他们彼此间的交易不再完全由所交易商品的价格来决定。个体间进行交往时，彼此间任何活动都遵循一个完备且能严格执行的合同，这种情况不是常规，仅仅是一种特例。非市场互动在邻里、公司间、家庭中、政府事务中广泛存在，尽管这种非市场互动发生在市场环境之外，但是即使在高度竞争的市场中，它们仍然对经济结果的决定起着重要作用。
非市场互动是指不同行为人之间的相互影响，而这种影响又不是直接在市场上通过价格的变化而产生的。传统的经济学理论集中于研究价格机制，不同的行为人之间的相互影响完全通过市场来实现，这样一来，空间的概念便不重要了[6]。但是，事实上，空间是非常重要的，人与人的相互影响在很多时候都是在相同的空间下(如同样的居住区、学校和工作单位)产生的，其发生过程也没有价格机制的直接作用，这就是经济学家们所关注的非市场互动。因此，非市场互动也被称为“社会规范(social norms)”、“邻居效应(neighborhood effect)”、“遵同效应(conformity)”、“模仿(imitation)”、“传染(contagion)”、“时尚(epidemics)”、“从众效应(bandwagons)”、“羊群效应(herd behavior)”等。
在对非市场互动的技术处理方法上，格兰诺维特[7]提出，在经济学与社会学中存在两个对立的倾向，即低度社会化与过度社会化。在格兰诺维特看来，对这一困境的解决在于引入“嵌入性方法”(embeddedness approach)，嵌入的实质是人们进行有目的的选择，但是选择的过程受到其所处社会关系的限制，不能像原子一样独立运行于社会系统之外。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表述就是，个人的效用具有私人成分和社会成分，这也是新时期关于非市场互动主流模型的主要特征。我们可以通过建立简单的数理模型来比较传统经济学个体效用模型与非市场互动模型的区别。
传统经济学中个体行动的规则在于对目标函数进行最优化处理，根据Giulio[8]的假设，可以设定效用函数为：
上式中，p是价格向量参数。在竞争性市场中，给定供给后，价格决定于个体需求的交互作用。在上述模型中，个体之间通过市场价格而相互影响，其相互作用是一种金钱上的外部性，即个人的需求影响价格和其他人的福利，这是一种市场互动的基本形式。在非市场互动模型中，行为人之间由于非市场互动而发生直接的影响，个体的效用函数具有社会成分，个体i的行为直接受到其他人选择
和其他人个性特征
的影响。非市场互动模型可以将社会学视角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个体i在行为选择时，不是受到所有其他人的影响，而是受到局部群体的影响，如参照群体
就会限定社会结构。任何的个体可以有多个参照群体，参照群体可以是外生的(如种族、性别、语言等)，也可以是与市场相关的选择(如居住邻居、学校、社会联系等)。假定效用函数在私人成分和社会成分间可分，效用函数(1)可以扩展为下面的形式：
其中，
是主观概率度量，是一种关于其他个体选择的信念，给定参照群体、其他个体的个性特征和群体的情景特征。公式(2)阐明了非市场互动模型的主要特征，说明了以个体效用v(·)为代表的私人激励和以社会效用s(·)为代表的社会影响的协同作用决定了个人的动机。同理，一个人的选择依赖于其他人的预期行为：
。此外，在参照群体不是外生时，另外的约束需要附于上述的模型，即
指与个体i有关联的群体。因此，最优化的个体将选择群体和行为如下：
上式是非市场互动的一般模型，偏好、约束和预期相互作用，社会结构被内生决定。公式(1)和(2)代表的社会结构同样可以用图1来表示，可以明显看出市场互动和非市场互动的区别。图1的左边是个体通过瓦尔拉斯的拍卖人A交互作用，右边为个体非市场互动社会结构图，个体交互作用可以通过参照群体直接进行。
由上述关于传统经济学个体效用函数和非市场互动模型个体效用函数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非市场互动影响个体的行为，但是非市场互动的模型仍然是个人主义的分析范式。这种处理方式的优越性在于，对传统的新古典模型进行扩展而又不放松任何新古典的假定。
图1 个体交互作用社会结构图
三、关系认知与中国社会的关系格局
自1979年经济改革以来，中国一直维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这一增长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导致外界的眼球聚焦于“中国的经济组织促成了引人瞩目的绩效”等等之类的问题。一般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受两方面的刺激：一是产权制度的变革；二是市场交易的扩张，而且日益融入到世界经济之中。这两个方面的发展态势引导中国经济体系向市场化过渡进而推进经济增长。然而，中国有着独特的政治、体制和文化特性，这些因素会引致完全不同的经济组织模式和个体行为方式[9]。与西欧国家在早期以游牧业为主要生产方式不同，以中国为代表的欧亚大陆国家长期处于以种植业为主的农耕社会，人口的流动性更低，因此，与处于同样发展阶段的西欧国家相比，中国更加容易形成关系型的社会，而关系是理解中国社会非市场互动的核心。
胡必亮[10]的研究表明，中华文明之所以不间断地持续了几千年，中国社会秩序之所以在几千年间比较平稳地持续下来，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国比较成功地实现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人为秩序与自发秩序的平衡发展，并且，非正式制度在相当长时期是起主导作用的。中国社会非正式制度的基本精神是什么呢？根据梁漱溟的看法，这种基本精神就是伦理本位思想，而这种伦理本位思想的核心又在于这个社会人与人之间按照特定规则形成的人际互动关系。中国与西方社会相比较，其社会的秩序不是建立在个人本位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充满人情成分的人际关系本位基础上[11]。用帕森斯的话来说，就是中国的社会制度结构表现为明显的特殊主义化的关系结构[12]。
对于中国社会的关系认知，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把握。首先，关系来源于个人的主观认同。主观认同包括血缘、地缘、业缘、共同特征等因素。没有共同的认同，人们不愿意与之交往，个人不愿意加入某一群体，或者很难被一个群体所接受。“同流合污”或“门当户对”的中国习俗说的就是这种认同的含义。其次，关系的建立取决于一种功利性需要。从收益的角度讲，社会关系是一种资本，如果一个人能够成功地利用社会关系网络的话，就能成功地获得社会资源和社会地位；从成本的角度讲，关系意味着相互的义务，一个人如果不履行自己的义务就会失去面子，不仅会受到别人的谴责，而且可能会付出极大的代价——失去关系网络及其中包含的社会资源。最后，关系的维护依赖于交往。交往可以是一种感情的交流，也可以是一种功利性交往。没有交往，即使有血缘基础也有可能形同路人，不断的交往能增加彼此感情，能够使得关系得以维护，这就是中国的俗语“远亲不如近邻”的真正含义。所以，从个人主观认同、功利需要与交往三个方面表明，关系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相互认同和交往的社会纽带，依赖于这种社会纽带，人们可以获取相应的回报。
无论在中国的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关系与关系网络的建构都是与人情密切相连的。没有人情的关系和关系网在中国基本上是不存在的，而人情又是与面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人情、面子和关系网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统一体，通常人们将这三者联系起来统称为中国人的行为特征。黄光国[13]考察了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后认为，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分为情感关系、工具关系(具有交易的互惠性)和混合关系三种。在此基础上，中国人的价值观是集体主义取向的，其逻辑起点是以自己为中心，以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地缘关系、业缘关系、神缘关系为基础，这种先赋性的关系在几千年的文明发展中逐渐被泛化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后天的交往建立可选择的关系。在人际交往中，越靠近血缘关系中心，就越容易被接纳，也就越容易形成亲密合作的人际关系；越是远离自己的中心，就越容易被排斥，就会形成疏淡的人际关系。也就是说，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的基本特征是一种具有同心圆波纹性质的差序格局。波纹中心是自己，与别人发生的社会关系就像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随着波纹与中心的远近，形成种种亲疏不同、贵贱不一的差序格局[14]。
四、嵌入关系网络的企业家成长：基于浙商成长的研究
当人们运用各种假说来解释历史上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衰退或巨大进步时，总是可以整齐地列举出一系列的猜测因素，企业家精神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越来越多的案例证明，穷国和富国、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别主要不在于资源的丰欠，而在于能否形成可以合理使用资源的机制和造就企业家群体。如果经济放缓，人们通常要把部分原因归咎于企业家精神的衰竭。在另外的时空，人们又用企业家精神的勃发来解释空前的经济增长。由此，问题的关键就是企业家群体是如何成长的，其成长的条件是什么？影响企业家成长的因素当然不能排除经济因素，但是企业家的活动是社会化的活动，同样不可能脱离了企业家的关系网络。具有创新、冒险和提前行动特性的企业家精神也是嵌入企业家关系网络之中的。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快、民营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而创造浙江经济活力的主力军是“浙商”。浙商是指从事各类生产经营活动的浙江籍商人的简称。从群体范围来看，浙商既包括在国内各地从事各类行业的浙江籍企业主和商人，也包括在世界各地经营实业和从事商贸活动的原籍浙江人。从形成时间上看，浙商还可以分为“老浙商”和“新浙商”。老浙商主要是兴盛于19世纪至20世纪40年代前的宁波商帮和绍兴商帮，其商业活动的主要阵地是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滩。我们讨论的浙商主要是指改革开放后形成的，在国内各地从事各种经营活动的新浙商。浙商在体制改革和市场形成的先发优势、专业市场和传统产业的集聚优势、个人独立和关系展开的主体优势的基础上，取得了辉煌成就。2007年8月7日，全国工商联公布了2006年度规模民营企业调研结果，浙江省共有31家民企进入全国100强；203家民企进入全国500强，占总数的40.6％。我们可以以浙商成长为例，从创业过程的不同发展阶段认识企业家的成长，分析非市场互动的效应，揭示嵌入关系网络的企业家成长。
创业过程包括创业者创业意识及相关能力的形成、创业所需资源获取、新企业组建及早期发展成长等阶段。在一定意义上，关系网络视角下的企业家成长就是个人在创业的不同阶段根据需要不断地从其所在的各种关系网络中获取情感、信息、资金等支持，使其偏好、预期和约束条件发生改变，从而采取行动的过程[15]。可以用图2来表示嵌入关系网络的企业家成长。
图2 嵌入关系网络的企业家成长
第一，创业意识与相关能力形成阶段。潜在创业者个人关系网络中亲朋好友的创业事迹会增加其接触更多创业相关的感性与理性知识的机会，从而改变其偏好和预期。创业者周围的成功创业者越多，越容易形成一种企业家主导的文化氛围，对成功创业企业家行为的耳濡目染，增强了潜在创业者的创业意识，增强了个人对机会的敏感性，从而支配个人的选择行为。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最初在浙江温州的柳市镇靠修鞋养家糊口，在谈到其创业的背景时说：“我一边补鞋，一边和客人聊天，问他们都做些什么生意，外面好不好赚钱。客人中很多是办电器厂的，有的则在外面跑供销，从他们的谈话中，我知道了低压电器这个词，也从他们神采飞扬的表情中，看到了低压电器的广阔前景。”[16]
第二，创业资源获取阶段。资源获取能力直接关系到创业者能否将创业意识转变为实际的创业活动。关系网络为创业者获取资源、整合释放信息提供了可能。创业者利用其关系网络能以较低的市场交易费用与成本获得资源，有助于创业者获取与创业成功成正相关关系的创业初期的成本优势。在改革开放初期，浙江农村地区自然资源匮乏，技术资金短缺，信息流通渠道阻塞。这个时候地方少数能人通过自己的关系网络与其他机构、群体建立必要的信任，从外部获得资金、技术、原材料与各类信息，从而使创业成功。关系网络导致了外部的要素资源向个人集聚。如1985年，对温州31家雇工大户的一项调查显示，私营企业主主要来自购销员、社队企业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生产队的队长和会计、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支边回乡青年等。他们在与本社区及外界的相对频繁的互动过程中，建立了广泛的关系网络[17]。以人情、面子为依托，基于特殊主义的人际关系网络，成为创业者筹集资金的有效渠道。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是流行于浙江各地不挂牌经营的民间信用的中介人，他们从事以盈利为目的的间接借贷，称为“银背”或“钱中”。另外，还有“会”、地下钱庄等民间金融组织。这些传统的民间金融形式的存在，使创业者原被梗塞的融资渠道得以疏通，从而摆脱了创业时资金的匮乏和生产经营规模扩张时资金的制约[18]。
第三，新创企业组建阶段。企业的成长往往受到企业吸纳新管理人员的数量和速度的限制。从经营观察看，大多数民营企业在创业初期，管理规范化程度低，管理资源严重不足。因而，企业主事必躬亲，忙累不堪，企业家精神困厄于日常经营管理活动中，而不能用于企业的扩张和创新发展。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关系网络的粘合功能，有助于创业者组建管理团队。在当前中国社会信任相对低下的背景下，由于关系网络内部成员的信任，有可能降低组织的复杂性，减少监督费用，简化激励机制，突破企业成长的管理约束。浙江许多民营企业的内部管理制度和用人制度，就是建立在“差序”格局的特殊主义信任模式之上的。浙江省工商局1999年对浙江全省个体私营企业的问卷调查显示，在浙江私营企业领导层构成中，家族成员居多的占41.30％，管理人员居多的占28.64％，技术人员居多的占21.49％[19]。另外，创业者可以利用自身的关系网络从外部获取更多的优秀管理技术人员，从而弥补其现有关系网络内部人力资本的不足。吴晓波[20]的研究表明，在浙江的民营企业初创时期，许多企业主从城市国有企业聘请“星期日工程师”指导企业发展，以弥补企业专业技术人员的短缺。
第四，新创企业成长发展阶段。新创企业较成熟企业具有更高的死亡率，原因之一是新创企业缺乏相对稳定的制度化功能与任务、稳定且足够数量的客户关系、经验丰富的委托人、赢余的资本与创造力等。因此，创业者需要努力使企业获得同行及上、下游企业或相关组织机构的认可，化解风险，从而促进自身的成长。对于新创企业而言，企业的成长扩张更多地依赖于企业家的关系网络，通过关系网络提升生产能力和市场空间。国际市场拓展一直是企业最重要的成长战略模式，我们同样可以分析关系网络对新企业成长的影响。如当前温州是全球惟一的金属打火机基地，康荣平[21]调查表明，温州拥有打火机生产企业500多家，年产金属打火机6亿只，占国内市场98％，其中80％出口，占全球打火机市场的70％。温州打火机国际销售网的始作佣者是温籍港商李中芳，20世纪80年代末他回温州探亲，发现当地出现许多打火机生产企业，产品物美价廉，于是他的“香港东方国际贸易公司”1990年4月首次采购6万只温州打火机销往国际市场。而后，更多的温州打火机企业利用关系网络，一方面增加生产的稳定性，另一方面有效降低了出口风险，使温州的打火机走向世界。
当前国外的许多学者非常强调中国企业家通过关系网络开拓市场的能力，并将其视为华人企业和华人企业家成长的秘密武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国内学者曾经主要从负面看待关系网络，并把其视为现代化的障碍，但浙江等地民营经济迅速发展的事实，又使我们的学者更多地从正面看待关系网络的作用。
五、总结
随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突破了将人看作是市场上独立行动的个体的范式，使得人在经济学的视野里真正地成为了社会的人。在经济学理论中，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影响直接进入了理论模型，从而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空间,提升了经济学的解释能力。
经济行动者不是封闭、孤立的原子个体，而是生活于具体历史、文化空间的“学习人”。他总是在与其他网络成员的互动中展开具体的经济行动。因此，个人会受到社会文化传统与网络其他成员的影响。文化、价值观及行动者所在的关系网络为行动者的行动提供各种资源支持的同时，对行动者的行动空间与决策也产生影响。本文更多地从经验研究层面对嵌入关系网络的企业家成长进行了分析，认为企业家的成长是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环境长期交互作用的内生产物。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尝试通过演化博弈的建模，寻求在重商主义文化影响下，个人创业行为与企业家群体崛起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从而探索内生于社会文化环境的企业家成长的演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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