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政治
——从阿伦特政治哲学的视角看
庞楠 叶颖
摘要： 柏拉图对感性世界和超感性世界的划分奠定了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基础。包括政治在内的积极生活属于感性易变的世界，哲学的沉思生活则属于理性永恒的世界。柏拉图确立起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对立关系，并赋予理性真理对事实真理的优先地位。阿伦特指出，哲学对人类事务领域的敌视以及哲学理性真理对事务领域的控制都对政治产生了消极影响。哲学和政治是存在张力的两个领域，适宜于政治领域的不是理性真理，而是带有公共性的事实真理。
关键词： 哲学 政治 理性真理 事实真理
在阿伦特看来，现代性危机的本质是政治的衰落。她除了将衰落的原因归结为帝国主义的兴起、自由民主制的缺陷等现代性因素之外，还将其追溯至“去政治化”的西方政治思想—哲学传统。她将整个西方哲学或者说政治思想传统回溯到古希腊城邦文明的最初丧失。
长袖轻抚，萧老夫人拭去了脸上的泪渍黯然喃喃：“你羽弟乘兴而归，失落而去。”萧琼大惊失色。萧老夫人含泪道：“娘告诉你羽弟家里人的希望，你又多么愿意与他并肩长江之畔承受狂风暴雨的洗礼。”
一、柏拉图式政治哲学传统：哲学对政治的优先
对于阿伦特来说，苏格拉底代表了哲学与政治互不敌视的时期。不过，在苏格拉底身上已经潜藏了哲学和政治发生冲突的危险。虽然苏格拉底并不宣称自己是掌握真理的哲学家，但是他毕竟不同于一般公民。他投身追求真理的事业并想要促使整个城邦更加地接近真理，而真理对现行世界往往具有一定的颠覆和腐蚀作用。真理之善与城邦之善很可能相抵触，真理有时不可避免地与城邦意见相冲突。对苏格拉底通常的指控是腐蚀青年和不敬神。阿里斯托芬在《云》中，以喜剧的方式对作为哲学家的苏格拉底进行了讽刺。《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真理和政治之间的冲突。城邦不需要哲学，哲学无法从根本上改造城邦，哲学在城邦中没有自卫能力。在阿里斯托芬看来，哲学追求的是普遍性，哲学要求人们从对诸神的崇拜以及各种共同体的关系中脱离出来，这会对政治和家庭共同体的维持构成威胁。阿里斯托芬指出，苏格拉底否定诸神的存在，因为他在对自然的研究中并未发现神的存在。他也不屑于城邦的法律和权威，因为它们不是出于自然，而是人造的产物。阿里斯托芬嘲笑苏格拉底不清楚如何与人民相处，没有认识到哲学对政治、法律、宗教、家庭造成的消极影响，也没有意识到哲学与社会生活之间存在的尖锐冲突。
柏拉图开创了我们今天熟悉的政治哲学类型，确立起了政治和哲学的对立关系。对于希腊人而言，人与世界相依存，世界并不外在于人。而柏拉图却将世界二重化为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并确立起前者对后者的支配地位。哲学对政治的统治地位在苏格拉底那里是陌生的。苏格拉底追求智慧，却不认为有人能够真正地拥有智慧。而柏拉图却声称哲学家能够凝视真实的存在、获得绝对的知识。苏格拉底的哲学与他人同在世界之中，而世界对于柏拉图来说却是无知的洞穴。苏格拉底喜欢与其他人讨论哲学问题，而柏拉图却喜欢远离尘世的孤独沉思。苏格拉底的哲学中没有家长式控制的因素，而家长式的控制却是柏拉图哲学的政治企图。
阿伦特十分重视苏格拉底审判以及被处死事件对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影响。苏格拉底事件凸显了哲学与政治之间的紧张关系，催生了奠定西方政治思想传统基础的柏拉图哲学。在城邦衰落的背景下[注] 城邦政治的衰落加剧了政治和哲学之间的冲突。人们对城邦的不信任在“永恒之城”——罗马覆灭时走向极致，以至于很少有人相信包括政治在内的人工产品能够永久存在。 ，苏格拉底之死成为了反政治传统兴起的重要诱因。苏格拉底代表了政治和哲学的和谐，而这种和谐却因苏格拉底受审被处死发生了根本改变。苏格拉底被城邦的法律谋杀。他未能说服法官相信其清白，这使柏拉图不仅对城邦政治感到失望，还对苏格拉底用以达成说服的工具——辩证法的有效性产生了怀疑。在政治领域中占支配地位的是大众的意见而不是真理。因此，哲学家在民主制城邦中进行的辩解会被意见淹没。
令人讶异的是，题中所给的四个答案竟没有一个是对的，着实贻笑大方.正确答案为：120-12n, 其中 n=1, 2, 3 …….对教师和教材编写者都有难度的题目，为什么要十来岁的孩子们做呢？
怀着对政治的厌恶之情，柏拉图以哲学家的视角来描述哲学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两种生活方式的对立在洞喻中得到生动的表达。柏拉图设想人类最初生活在洞穴之中。洞穴中的人是呆木的囚徒。他们被捆绑着无法自由地活动，只能看到面前映着事物影像的洞壁。他们以为影子是真实的存在。潜在的哲学家解开束缚在他们腿和脖子的镣铐，转向身后，发现了影子的来源——洞穴后方的火堆。洞壁的影像是事物的表象。要想看到事物的本质，就必须转身。哲学家不满足于事物的表象。他摆脱现象的桎梏，转身寻找事物的本质。哲学家转身发现了洞穴的出口。他走出洞口，看到了外面的“真实”世界，发现了可感事物的根据——理念世界。出于解放同胞的责任，哲学家返回洞穴传达真理之光。但是无知的民众不仅无法理解哲学家所述的真理，还将哲学家视为荒唐之人。被误解的哲学家出于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不得不继续生活在洞穴之中。洞穴比喻说明，哲学的智慧与政治的同意之间存在张力。“在下降到洞穴时，哲学家得承认，那本然地或者说出于自然就是最高尚的东西，并非是人类最迫切需要的，人类本质上乃是一种‘介于其间(in-between)’的存在物——介于禽兽与众神之间。当人们试图掌管城邦时，他们预先就知道，为了对城邦有用或有益，就必须修正或淡化对于智慧的要求。如果这些要求就等同于自然权利或自然法，那么，自然权利或自然法就必须淡化，以与城邦的要求相匹配。城邦要求将智慧与同意相调和。然而，承认了同意亦即不智者的同意的必要性，就等于是承认了不智慧的权利，亦即一种非理性的(如果不是必不可免的话)权利。”[注] 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54-155页，第161页。
季羡林先生对中国文化曾有名喻：“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中华文化兼收并蓄，以唐、宋文化形态为例：唐代中国文化呈现外展性的一面，充分接纳各族、各国文化，“胡姬酒肆”是市井景象，诸如“菩萨蛮”“苏幕遮”“苏和香”等教坊词牌都来自西域；国力已弱的宋代文化则出现内生性特征，转向社会内部、底部挖掘，出现世俗化趋势，方言诗词常见，如“渠”“勃姑”等字。走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今天，中华文化有了强大国力的支撑，呈现出更加繁荣的景象，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逐渐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工作责任。成立了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专门负责试点工作的组织实施。省财政厅、水利厅、农业厅等有关部门作为主要负责单位，积极发挥牵头作用，统筹推进各项具体工作。涉及的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形成整体合力。各试点市县作为实施主体，履行责任，强化措施，强力推进，扎实做好各项工作。
二、哲学与政治之争
阿伦特指出，洞喻是柏拉图出于特定的目的，从哲学角度对包括政治在内的人类事务世界进行的贬损性的描述。柏拉图认为，人如果想要自由，就要摆脱混沌、晦暗、易变的人类事务的束缚，走向澄澈、光明、永恒的真理之所。虽然人可能一开始生活于欺骗虚妄之中，但是哲学家却可以凭借理性进入真理的世界。柏拉图试图告诉人们，被囚禁者是受感官束缚的人，不被束缚者即哲学家是能以理性静观理念的人。阿伦特认为，洞喻与其说表达了哲学家由于掌握了真理而产生对其他人和其他生活方式的优越性，倒不如说表达了哲学家因为脱离实际而不受城邦欢迎的状况。希腊人的生活经验表明，不但不存在哲学对政治的优先性，而且哲学家在城邦中的地位还十分尴尬。城邦不需要哲学家，哲学家不仅会被耻笑，甚至还有生命危险。哲学和政治的冲突往往以哲学家的失败告终。如果哲学家试图将真理强加于人类事务(政治)领域，那么他就很可能尝到失败的痛苦，除非他获得统治城邦的权力。
按照阿伦特的理解，适宜于政治领域的不是哲学家的理性真理(rational truth)，而是带有公共性格的事实真理(factual truth)。理性真理在本质上是孤独的，而事实真理在本质上是政治性的。事实真理具有揭示性和可交流性的特点。“事实真理，总是与其他人联系在一起的：它关注的是与众人有关的事件和情境；它的确立离不开见证和证据；它的存在就是被人们谈论的存在”[注] 贺照田：《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下)，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95页。 。
阿伦特认为，柏拉图开创的政治—哲学传统，即哲学控制和命令政治的传统，被后世的哲学继承。自柏拉图以降，哲学家就将政治世界视为与哲学生活对立的非本真世界。柏拉图对两个世界的划分一直在哲学传统中延续。它在中世纪基督教时期表现为上帝之城和地上之城的区分，在近代哲学中表现为主体主义哲学的登峰造极。尽管沉思生活在现代已经发生了衰落，但是这种划分方式在哲学传统中仍然存在。西方哲学对于“真实”的追求，表达了哲学家以绝对真理控制历史以及政治行动的愿望。阿伦特认为，哲学家控制的愿望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西方哲学的历史就是哲学对行动控制的历史。哲学规定了人类活动的等级排序，并且规定了何为良善的政治秩序。即使是关注政治的黑格尔，也没有给予行动本身以意义。行动被超然的精神力量掌控，消融在“理性的狡计”之中。“活动失去了意义，无论怎样伟大的行为都只能在不发出永恒光芒的偶然性的领域里进行。”[注] 汉娜·阿伦特：《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孙传钊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3页。
其次，柏拉图对两个世界的区分，促使西方哲学对自由的理解从外在的政治自由转向内在的沉思或私人生活。在柏拉图看来，哲学家的思辨生活是自在自足的。“沉思生活并不消极(passive)，而是最高意义的积极/实践(active)。然而，沉思生活的实践并不以外在事物为目的；相反，沉思生活的特征是内在的运动。因此，基于沉思生活的城邦是积极的，同时也是完备、自足的。”[注] 戴维斯：《哲学的政治：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疏证》，郭振华译，华夏出版社，2012年，第133-134页。 只有在超验理性世界中，自由才会降临。哲学家的肉体栖居于城邦之中，但是灵魂却可以感知神圣的理念。哲学家让灵魂统治肉体，以便使自己尽可能从必需性中解放出来。亚里士多德也曾指出，排在第一位的幸福是沉思生活，而不是政治生活。政治生活的自主性低于沉思生活。因为政治幸福仰赖于从事政治生活的他人、外在环境以及其他一些偶然性因素。只有沉思生活才是自足的，它完全依赖于个人自身的力量，因此是最高级的人类行为。“这是一种高于人的生活，我们不是作为人而过这种生活，而是作为在我们之中的神。”[注] 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八卷，苗力田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28页。 亚里士多德指出，人只有借助于他身上最好的东西——沉思的神性才能超越政治。随着中世纪之后劳动和制作活动的兴起，哲学沉思的重要性让位于私人利益的追逐。人们逐渐忘却了政治幸福和沉思生活，转而将私人生活视为实现自由的方式。
轴向衍射实验和径向衍射实验均在北京同步辐射装置的4W2实验站上进行，实验的单色光波长是0.619 9 Å，半高全宽分别是30 μm(水平)和12μm(垂直).衍射谱由Mar345成像板接收，接收到的数据由Fit2D软件[13]进行分析，距离和角度由CeO2进行标定.径向衍射每个压力点在采谱前先放置30 min使样品中的应力充分释放，随后采谱，采谱时间为15～20 min.轴向衍射技术的曝光时间为7 min.
在阿伦特看来，柏拉图哲学对人类事务领域的看法给政治带来了不幸的后果。首先，政治失去了应有的尊严，沦为了达到特定目的的手段。在柏拉图眼中，哲学王的统治类似于工匠，理想国的建构和制作一张桌子并无二致。在柏拉图看来，所有技艺都受理念即“型”的引导。工匠以心灵之眼观看到“型”，并在现实中按照这些“型”制作产品。理念处在工匠的制造过程之外，并高于制作活动本身。制作成果的成败要以理念来衡量。柏拉图以工匠制作产品来类比哲学家建构城邦，以工匠和材料之间的暴力支配关系来类比哲学家和城邦治理之间的关系。与工匠类似，政治家按照特定的技术、规则就可以统治城邦。
哲学和政治的对立是柏拉图从苏格拉底审判中得出的最反苏格拉底的结论。苏格拉底以接受死刑的方式，既服从了城邦法律的判决，又捍卫了自己的思想自由和人格尊严。但是，苏格拉底之死却成为哲学家的梦魇。在柏拉图看来，政治生活是危险，沉思生活受到政治的威胁。当哲学家远离生活世界，人们嘲笑哲学家；当哲学家试图把同胞从假象中拯救出来，人们嘲笑甚至要杀死哲学家。除了柏拉图，甚至连亚里士多德也感受到了政治的威胁。公元前323年，在亚历山大去世时，雅典掀起反马其顿的狂潮。雅典人攻击亚里士多德，并判他不敬神罪，决定抓他入狱。亚里士多德想起了76年前苏格拉底的命运，决定逃离雅典。因为他不想让雅典人对哲学再次犯罪。
晶体管的增益随着频率的增加以6 dB/倍频程的速率下降[10]。本文的设计目标是在2～4 GHz的宽频带范围内保持高的增益，且噪声系数尽可能的低。该设计的电路框图如图1所示。
在阿伦特看来，柏拉图以制作模式理解政治，将暴力引入政治，从而斩断了政治和言谈交流之间的联系。制作内在地包含暴力、统治—服从的关系。在制作活动中，产品是活动的最终目的。为了达到目的，人可以以暴力等手段改变材料。一旦以制作模式看待政治，政治就不再是亚里士多德讲的目的在自身之中的实践(praxis)。本应以言说方式进行的政治，在哲学家真理的统治下，成为达到更高目的的手段，成为任暴力裁剪的对象。如果说政治意见体现了人们从各自特有的立场对世界的观看和体验，那么真理塑造出的就是一个封闭同一的世界，人们在其中无须思考和辩论。
三是像成熟的苏格拉底那样，实现哲学向政治哲学的转变，达成哲学与政治的调和。施特劳斯对苏格拉底政治哲学作了启发性研究。在他看来，青年苏格拉底和成年苏格拉底是不同的。青年苏格拉底鄙视政治和道德事务，而成熟的苏格拉底关心政治和道德事务。施特劳斯认为，成熟的苏格拉底认识到政治和宗教是人类生活的原初事实，哲学家不可能脱离人类的基本状况生存。为了避免与公众生活产生冲突，苏格拉底认为哲学家需要对哲学生活进行政治辩护，并以隐微(esoteric)而不是显白的(exoteric)教诲方式，让潜在的哲学家体会哲学的教诲。
最后，柏拉图以沉思的永恒(eternity)改变了希腊的不朽观念。前柏拉图时期的城邦生活被公民视为获得世俗不朽的方式。希腊人知道，行动展示着公民共创伟大业绩的荣光，只有在政治领域与他人一道成就行动伟业才可能获致卓越。通过城邦这种组织化的记忆和人们对行动故事的编织和讲述，伟大的业绩才能流传下去，人才能够实现不朽。因此，不朽完全是一个积极概念。人的身体是有死的，但是人们却可以通过在政治领域中的言、行和他人的记忆实现不朽。但是在苏格拉底死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之后的哲学家，不再相信有死的人能够通过伟大的言行实现不朽。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哲学家，以永恒取代不朽。在他们看来，沉思的永恒凌驾于终将消逝的人和事之上，并且哲学家可以通过沉思与永恒比邻而居。
二是为了保护自己不受周围世界的敌视，哲学家选择远离政治事务。城邦不需要哲学真理的指导，追求真理的哲学家只会招致公民社会的反感仇视。“公民社会与任何恒定不变的规则都是不相容的，无论这些规则如何根本；因为在某些情形下，无视这些规则可能对于社会的持存乃是必需的。”[注] 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54-155页，第161页。 尽管哲学家不得不使自己的肉体居住在洞穴中，但是哲学家在精神上却可以始终与城邦事务保持距离。许多后柏拉图哲学普遍持有这样的观点。哲学家认为，没必要对城邦事务负责。如果一个国家能够最大限度地保护他们的思想自由就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
三、公共政治与事实真理
阿伦特对哲学和政治关系的理解，尤其是她对于柏拉图的解读，在相当程度上由德国纳粹的暴虐行径以及德国知识分子政治能力的缺乏所激发。严峻的政治形势，使她夸大了柏拉图理论中的极权倾向以及哲学对政治的侵蚀作用。阿伦特时刻警惕哲学真理的暴政。在她看来，绝对的权力注定带来邪恶。哲学真理进行绝对统治的欲望对于政治来讲是危险的。将真理强加于政治，往往会导致一个人、一个政党或者一种意识形态取代人的复数性的后果。
哲学家主要采取三种可能的方式解决真理和意见之间的冲突。一是依照柏拉图提出的哲学家统治城邦的主张行事。人的灵魂由理性、激情和欲望构成，灵魂的三个部分分别对应智慧、勇敢和节制三种德性。哲学家受理念启发，能够合理安排灵魂的秩序，使理性占据灵魂的主导地位。以此类推，在护卫者和工匠灵魂中占主导地位的分别是激情和欲望。由哲学家、护卫者和工匠构成的等级构成了柏拉图眼中的正义社会。在他看来，等级制是合理的，因为人的天性和才能有高低之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对于柏拉图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平等的城邦只能助长散漫堕落的道德。如果城邦中每个人的地位和权利都相同，那么就很可能使哪怕最低下的欲望和生活方式变得可以接受。柏拉图指出，人的理智能力有高下之别。理智水平高者能够掌握真理，而资质平庸者只能被意见左右。智慧高者应该领导智慧低者，掌握智慧的哲学家应该成为城邦的领袖，否则城邦就会因为统治者的无知而失序。在柏拉图看来，哲学家统治城邦的安排既符合自然，又能够最大程度地增进城邦的福祉。阿伦特认为，柏拉图是第一个将知道但是不行动和行动但是不知道的两种人进行区分的人。他将知识界定为命令和统治，将行动理解为顺从和执行。柏拉图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区分，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知与行在希腊城邦政治行动中的统一。阿伦特指出，与其说柏拉图是为了城邦的正义而关注政治，不如说是为了哲学和哲学家的安全而想要统治城邦。“在《理想国》中，他试图把哲学和公民权利统一起来。唯一可能的办法就是让哲学家成为统治者，这样在城邦的需求和哲学家的要求之间，或者说在权利和智慧之间，就不会发生对抗了。”[注] 艾伦·布卢姆：《美国精神的封闭》，战旭英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220页。
在对真理的理解上，阿伦特深受海德格尔的真理本质说启发。海德格尔从现象学角度入手，将真理理解为古希腊语中的aléthcia。他指出，aléthcia的本义是解蔽或者无蔽的意思。希腊人将真理理解为无蔽的东西。真理和无蔽在希腊语中是同一个词，真理就是无蔽。无蔽就是让存在者如其所是地存在，是存在者作为无蔽的“绽出”。海德格尔认为，无蔽的译法更能够传达希腊人对“真理”一词的理解，这样我们对真理的思考就可以从流俗的符合论真理观转变到无蔽的意义上来。“遮蔽和无蔽的东西则表明是完全不同于符合、衡量、以……为准的某种东西，作为无蔽的真理和作为正确性的真理：它们相隔甚远——因而，就好像它们是从完全不同的基本经验中产生出来的一样，根本无法拼凑在一起。”[注] 海德格尔：《论真理的本质：柏拉图的洞喻和〈泰阿泰德〉讲疏》，赵卫国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11页。 海德格尔批判柏拉图的理念论破坏了真理的原初状态。海德格尔指出，柏拉图开启了“符合论”的真理观，并由此遮蔽了真理作为无蔽的本义。柏拉图将“存在”或“在场”(ousia)变为“理念”(idea)，作为无蔽状态的真理在柏拉图的理念中下降为对陈述和知觉正确性的描述。受海德格尔的影响，阿伦特也从去蔽的意义上理解真理，并认为真理就是如其所是地展示自己。不同的是，海德格尔将真理奠基于对存在的揭示。阿伦特则比海德格尔更进一步，她将真理置于人与人的关系之中。在人们彼此相遇的开放空间中，世界及其真理才能展开自身。
除了海德格尔之外，阿伦特对真理的理解还受到另一位老师雅斯贝尔斯[注] 在极权主义统治下的生活经验以及现象学背景，使得雅斯贝尔斯和阿伦特拥有类似的哲学性格和研究主题。 的影响。雅斯贝尔斯常常被描述为哲学的异教徒。雅斯贝尔斯在对《存在与时间》的研究中指出了海德格尔哲学中存在的问题。尽管海德格尔在对具体问题的阐述上是有价值的，但是在原则上它是一种错误的哲学。雅斯贝尔斯坚持将自己的哲学称为生存哲学(existence philosophy)，而不是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存在主义意味着它所提出的理论是绝对真理。而生存哲学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则强调对起源的惊奇，并拒绝任何想要得出绝对真理的倾向。“真理，作为实存 的知识和意愿，既没有普遍有效性也没有强制确定性”[注] 卡尔·雅斯贝斯：《生存哲学》，王玖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24页。 。雅斯贝尔斯认为，将哲学描述为无世界的和不活跃的是错误的。哲学尽管是一种独特的活动，但是它也是一种始于现实生活经验的实践活动。雅斯贝尔斯试图将哲学从学术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并将思想放入交流中进行检视。
雅斯贝尔斯反对唯我论的真理观，主张建立在交往基础上的真理。他认为，交往是人存在的基本方式。人在交往中，既不丧失自我，也不与他人对立。一方面，人作为自我存在保持着独特的个性。人一旦失去个性，就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交往主体。另一方面，人的存在是与他人的共在。人只有在与他人的互动中才是真实的人，才能显示出自己的个性。雅斯贝尔斯指出，交往与真理紧密关联，真理在本质上是交往性的。“唯有通过交流——这包括同时代人之间的交流，以及现存之人与已逝之人的交流——真理才揭示自身。”[注] Hannah Arendt, “Karl Jaspers: Citizen of the World？” In Hannah Arendt, Men in Dark Times ,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8, p.85.哲学探讨的根本问题是人的生存问题，交往又是人生存的本质要求。因此，哲学在本质上具有交往性，哲学所探究的真理在本质上也是那些有助于人们交往的真理。如果无益于人们的交往，那就不是真理。因此，衡量真理的标准是是否有利于人类交往。哲学真理不应与世隔绝，而是要面向大众，增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雅斯贝尔斯指出，以对话为形式的语言交往，是探索真理的途径。真理不是个人的独白，而是人们在交往中获得的真实。普遍的、真实的真理必须是可交流的。进行交流的人必须放弃独掌真理的企图，人人都要做好与他人坦诚交流的准备。雅斯贝尔斯鼓励人与人之间无限的交流。这种交流不是对他人意志的简单服从，而是要通过交流倾听他人的想法。人们在开放的交往中，实现相互尊重、相互包容、求同存异。
雅斯贝尔斯反唯我论的哲学，即愿意与同伴分享世界的哲学主张对阿伦特影响重大[注] 雅斯贝尔斯虽然主张政治中的人际交流，提倡人们在战后投身德国的公共生活，但是他并不否认形而上学对于政治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在政治之上存在着的形而上学伦理原则是衡量政治优劣的标准，最佳的政治形态是对伦理原则的体现。但是在阿伦特看来，评判政治的标准就在政治之中。 。阿伦特将雅斯贝尔斯的思考描述为“空间”，因为它永远是关于世界以及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阿伦特曾经赞扬雅斯贝尔斯作为一个学者和德国人去“思考具体”的不寻常的能力。阿伦特指出，唯我论是西方哲学最严重的问题，而雅斯贝尔斯是哲学史上第一个和唯一一个抗议孤独的哲学家。交流的真理使雅斯贝尔斯走出纯粹沉思的象牙塔，并使思维具有了实践性。“交流不再被看作是‘表达’思想、从而次要于思想本身。真理本身即是交流性的，它在交流之外便会消失，便无从设想；在‘生存’领域中，真理和交流是一回事。”[注] Hannah Arendt, “Karl Jaspers: Citizen of the World？” In Hannah Arendt, Men in Dark Times ,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8, p.85.对于雅斯贝尔斯的影响，阿伦特曾经概括到，雅斯贝尔斯的生活和哲学为人们提供了与他人言说的典范。这既是阿伦特赞赏的地方，也是阿伦特脱离海德格尔的理论资源。阿伦特指出，思考本身并不是人类的最高存在方式，而是我与现实世界接触的前期准备。与他人的共在、无止境的交流才是人最重要的生存方式。唯有如此，人才不会迷失于自我，才不会生活在傲慢的幻觉中。阿伦特指出，善意的倾听和讲述是人类交流的重要条件。在交流中形成的团结、尊重、宽容的美德是照亮黑暗时代的光明。
在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两位老师的影响下，阿伦特十分重视事实真理的作用。在她看来，哲学和政治是两个迥异的范畴，它们分别适用于不同的真理。意见本身是世界向每个人开显的方式，它不应该被一元真理代替。哲学真理的本性不适合政治领域，因为哲学真理具有极强的强迫性和严格的客观性。如果将哲学真理强加于政治之上，政治就会丧失发展人类独特性的作用。政治是公民表达意见的场所，政治通常以说服的方式来达成共识。虽然意见代表了主体基于特定视角的看法，但是每个意见之中都可能包含真理的因素。每种意见都不是绝对真理，但也不是非理性的主观臆断。意见既不绝对也不主观，它是世界向“我”呈现的世界。只要意见尊重事实，这些意见就可以虽不相同却仍然正当，并成为事实真理的一部分。尽管人们的视角不尽相同，但是观看同一个世界的人们在意见的交流中共同揭示出了世界的面貌和应采取的行动策略。事实真理在公民对事件的共睹和交流中得以确立。正如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在强调多数人意见的重要性时指出：“人的理性，就像人的自身一样，在独处时是胆怯小心的，他的坚定和信心是同他联合的人数成比例的。”[注] 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在汉、舒逊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58页。
〔基金项目〕 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西方古典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编号：17ZXB005)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 2019-05-09
[作者简介] 庞楠，法学博士，太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山西太原 030002
叶颖，法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讲师，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北京 100875
(责任编辑：赵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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