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边形”与魁北克文学的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魁北克论文,文学论文,六边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在加拿大魁北克省，围绕着“六边形”出版社聚集起一个庞大的诗人群。“六边形”诗人没有形成流派，但他们注重诗歌同本土、历史、地理环境和民族性的联系，对魁北克民族文学传统的建设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六边形”诗人 魁北克文学 民族文学
“六边形”（l'Hexagone）是加拿大魁北克省一家出版社的名字。这家出版社成立于1953年，因最初发起者为6人而得名。
加拿大法语文学的振兴是二战后随着一批出版社的出现和诗歌的大量出版开始的。在五、六十年代，诗歌的出版保持着持续上升的势头，诗歌在文学类出版物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1〕可以说， 诗歌创作是当时魁北克文坛上占主导地位的文学活动。
而“六边形”正是一家以出版和发行诗歌为其主要目标的出版社。自成立以来，它便一直处于魁北克诗歌的中心。在推动诗歌飞跃发展的过程中，“六边形”在出版数量、分量、产生的影响、享有的声望、显示的活力以及独有的发展历史和出版指导思想上都非一般出版社可比。在它成立后的十来年中，周围逐步聚集起了一个庞大的作家群，他们把加拿大法语文学推向了一个蔚为壮观的发展时期，使这种文学走出了默默无闻的状态，在世界民族文学的大家庭中树起了“魁北克文学”的鲜明旗帜。今天，人们也把这一代作家称作“六边形”作家。
“六边形”是整整一代人文学活动的见证，它与文学的缘份是加拿大法语文学发展史上至为重要的一个环节，是魁北克文学一段传奇般经历的化身。
一、开放的“六边形”
1953年，两位年轻人伽斯东·米隆（Gaston Miron）和奥利维·马尔桑（Olivier Marchand）合写了一本诗集《两种血》，为了自行出版，于是邀约另外四位友人，成立了一家出版社。诗集印了500册， 每册上都有作者的亲笔题词。出版社向外界寄发了300份订单自我推销。
按寄发订单的方式推销自己，这首先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但马上它就成为魁北克文学传奇历程的一个意味深长的方面。出版社用这种方法获得了一批愿意加入到一场诗歌冒险历程中来的比较固定的读者群。通过此一举措，诗人接近了读者，扩大了自己对公众的影响力，为诗歌在魁北克的普及打开了一个新局面。
出版社成立后的多年中，成员们坚持每周聚会一次，地点在出版社成员路易·波杜盖（Louis Portugais）家中的地下室里。 1953 年至1956年间，这里也是“六边形”的社址。起初小组成员中只有米隆和马尔桑两位诗人，成员们有心吸引更多的年轻诗人参加到其中来，发表他们的诗作。于是，一群年轻诗人来到了波杜盖家的地下室，其中让—吉·皮隆（Jean—Guy Pilon）、吕克·佩里埃（Luc Perrier）、费尔朗·乌莱特（Fernand Ouellette）、 保尔—马利·拉普安特（Paul —Marie Lapointe）、伊弗·普雷封泰纳（Yves Prefontaine）、 米歇尔·拉隆德（Michele Lalonde）、米歇尔·冯·辛德尔（Michel Van Schendel）成了魁北克诗坛上挑大梁的人物。 “六边形”出版社成了诗人们聚会的场所。
“六边形”每年出好几本诗集。它在精心选题的同时，还重视对作品的介绍，这使它出版的作品容易为公众接受，容易引起广泛的注意。
“六边形”是出书的地方，但它更是作家们聚会的场所。在“六边形”的出版体制中，作者本人成为出版社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至少在出他们书的那段时间是这样。他们参加会议，对任何事情都有发言权。有些人只在出诗集时才来，另一些人则始终保持着一种比较自由的联系。各种思想、意见在这里交汇、互相影响。虽然他们各自的作品和思想具有鲜明的个性甚至差异，但他们都认同自己为“六边形”的一员。乌莱特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到：“1955年出版《血的天使们》时我见到了当今的大部分诗人。有些人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但我亦认为自己是很独立的。‘六边形’从未成为一个流派或派别，毋宁说它是出版发行的中心，就象伽斯东·米隆常说的那样。”〔2〕
在“六边形”的历史上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它坚持拒绝任何带有倾向性的名称，并反复强调拒绝形成文学派别。出版社同仁不是在美学或意识形态的要求下组织起来的。
对倾向性的拒绝，从“六边形”的得名上可见一斑。
成立出版社时，成员们对取一个什么样的名字达不成一致意见。后来米隆建议最好选用一个抽象的几何图形——六边形，这样可避免跟任何派别或倾向发生瓜葛，且六边形的六条边代表组成出版社的六位成员，每条边都相等，各自保持自己的特性。这个中性的名称马上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
“六边形”没有宣言，没有美学、道德或政治方面的规范，也没有形成一个文学派别。但它却有一个明确的出版指导思想。“六边形”这一中性名称所包含的开放的、兼收并容的象征意义正是这一思想的体现。从一开始，“六边形”出版社就“不是一个想通过一切手段把某种东西强加给某个对象的组织”。〔3〕当《清晨》丛书出版四集之后， 在为了扩大该丛书影响而推出的折页广告上写到：“本丛书广开欢迎之门，旨在汇集倾向和形式尽可能多种多样的、由年轻诗人——其中大多是初涉诗坛的诗人——创作的作品。它要成为一个让生气勃勃的诗歌会聚的场所。”〔4〕在1956 年致“皇家广播电视调查委员会”的备忘录中，同样的思想得到表达：“‘六边形’出版社不以任何形式组织一个具有宗派框框和美学规范的文学派别。它宁愿做一个对所有想进行表达的人都广开欢迎之门的接待中心，做一个让读者和作者得以相会的交流场所。”〔5〕
“六边形”本着开放的精神，将那个时代最优秀的诗人会集在自己名下，并通过诗人们的积极参与，在魁北克掀起了一场包容多种个性、多种特征的广泛的诗歌运动，成了整整一代文学活动的代言人。连那些本不属于“六边形”出版社成员的诗人如雅克·布洛尔（
Jacques Brault）、罗兰·日盖尔（Roland Giguere）、 保尔·尚伯尔朗（Paul Chamberland）也以自己被称作“六边形”诗人而自豪。“六边形”成了不落伍于时代的代名词。
二、“六边形”与魁北克文学的建设
通过出版活动，繁荣魁北克荒芜的文学园地，不是“六边形”的全部功绩之所在，这甚至还不是它最主要的功绩。“六边形”之所以能够从出版社普通的出版活动发展成为一个自50年代延伸至60年代的轰轰烈烈的诗歌运动，还在于它对魁北克民族文学传统的建设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自法国冒险家雅克·卡蒂埃（Jacques Cartier）于16 世纪发现魁北克这块土地，人们便开始在这个世界的一隅用法语交谈、写书并从事诗歌创作。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很长一段时期，这里的文学在封闭的社会结构和保守的意识形态的重负下发展得相当滞缓。文坛上占主导地位的是逃避性的主题。有些诗人心安理得地用陈旧的诗歌形式咏唱怀旧的主题，歌唱天国、上帝和隐忍的宗教精神，缅怀童年的日子，呼唤天堂般的往日时光，颂扬祖先的英灵，要求守卫旧时的价值。还有的则羞羞答答地追随法国文学的模式，把自己的文学认同为法国文学的一个分支，按法国式的体验方式和表达方式复制法国文学的样板，企望依靠法国文学的灿烂光辉给这里的文学带来些许光亮。其实这两种倾向的诗人都是不敢正视自己所处的生活环境，他们卷缩在自己的心灵小室之中，将自己置于生活的边缘，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走着一条失落自我的流放之路。
然而，另有一些真正的诗人不甘于诗歌的自我流放。他们深信，只有在精神上独立才能创作出真实的作品。于是他们开始用现代的诗歌形式表现现代人的意识和情感，试图以此为魁北克诗歌带来新的主题。三、四十年代的诗人圣—德尼·伽尔诺（Saint—Denys Garneau）、阿兰·格朗布瓦（Alain Grandbois）和安娜·埃贝尔（Anne Hebert）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但在一个不接受新的价值观、反对文化革新的社会中，他们的努力却不见容于奉行保守主义的文化环境。社会与他们格格不入，出版界也不敢冒险出版他们的作品。伽尔诺生前的唯一一本诗集是自费出版的；格朗布瓦在四十年代印出的作品找不到地方销售；埃贝尔的作品在法国才找到出版者。“孤独”是这一群诗人共同的名字。他们不甘于诗歌的自我流放，但社会却把流放强加给他们。
是他们把我杀死的
……
是他们以雪崩之势把我
像木头般折断、辗碎〔6〕
年轻的诗人圣—德尼·伽尔诺在如此悲愤的诗句中把孤独体会成死亡。
1963年，阿兰·格朗布瓦在回答一位批评家的提问时，也道出了他们那一代人的苦衷：
我们那一代诗人吟唱孤独，因为我们得不到别人的回应，得不到你们今天体会到的这种众人皆兄弟的感情。……二十年前，人们不允许我们做诗人，把我们推向沉思和幻想，却又一直禁止出版对它们的表达。〔7〕
长期以来，魁北克社会与世隔绝，像孤儿般存在于世界的边缘，而且这个社会还对不安于接受这种现实的诗人和他们的诗歌加以抵制、扼杀、抛弃。诗人和诗歌遭受着双重的流放。魁北克因此沦落为一个没有诗歌的民族，一个没有声音的国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开了魁北克面向世界的窗口。各种现代思潮涌进魁北克，打破了这一潭沉寂的死水。40年代末，一批超现实主义作家在魁北克崛起，他们的宣言《全盘拒绝》尖锐提出了他们同社会环境的矛盾，表现了同保守的退缩传统决裂的决心，表达了要求结束诗人的孤立处境和要求变改的强烈愿望。打破旧传统，这是超现实主义者的主要功绩，而要开创一个传统，繁荣魁北克文学事业的责任便落在了以“六边形”为代表的一代人身上。
当米隆说“不仅从精神上，而且还要从物质上拯救诗歌，这就是诗人们要做的事情”〔8〕时， 就表明“六边形”担负着从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拯救诗歌的责任。从它成立之初，“六边形”的出版指导思想就是要通过出版活动，使诗人们得以发表作品，使诗人与诗人相会，使诗人与读者相会，以此引导诗人走出孤独的、与世隔绝的处境，达到魁北克诗歌的繁荣，并通过诗歌的繁荣，开创魁北克民族诗歌的新传统。
虽然“六边形”从来不曾形成流派或派别，但诗人们知道，面对魁北克诗歌的贫乏状态和边缘性处境，诗人的首要任务是使诗人的个人意识同语言结合而成为诗歌，使诗歌的存在成为一种现实，并通过诗人们的共同努力，使孤儿般的诗歌获得一种独立性的身份，即一种民族诗歌的身份，让个人的声音同民族的声音相呼应，进而开创一种民族文学的传统，并跻身于世界文学之列。
这一时期诗坛的主要特征表现为诗歌创作显示出来的活力本身，这甚至盖过了诗歌中表现的任何具体主题。诗歌创作活动本身被提高到了创建魁北克民族文学的高度。
“六边形”在建设魁北克民族文学传统的活动中，一直扮演着中心角色。早在1954年，出版社成员就感到在出书的同时，还应当对他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环境“做点什么”〔9〕。 不久这一模糊的愿望成为具体的行动。1956年，“六边形”进行了一项超出一般出版社范围的活动。出版社向“皇家广播电视调查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备忘录，上面写到：
我们认为，作家身为公民，对公众的事情具有义务和责任。因此，我们希望贵委员会在工作中对我们所属的年轻一代作家的角色和愿望加以重视。〔10〕
这段宣言式的文字在加拿大法语文学史上第一次将作家的社会角色和作家的社会责任感问题提了出来。作家不应当与现实世界隔离，不应当置身于生活的边缘，不应当蜷缩在自己的心灵小室之中，他们应当对社会有所言说，对所置身的世界行使发言的权利。
1957年9月，出版社进行了又一个超出出版社范围的活动。 让—吉·皮隆在米隆和波杜盖的协助下，组织了一个名为“诗人相会”的周末聚会。诗人们在会上对诗歌问题进行讨论，次年出版了这次聚会的报告集《诗与我们》。皮隆在前言中称这是“法语加拿大就诗歌现象进行的第一次集体研究”〔11〕。诗人们聚集在一起，但他们并不是要制订一个让大家都遵守的美学教条，而是对诗歌的社会责任和对建设魁北克民族文学的问题进行思考。
这些活动表明，“六边形”把握住了新一代作家的要求，努力使长期以来与时代和现实脱节的文学重新发现植根的土壤，为魁北克文学带来新的主题。
在“六边形”诗人看来，诗人的创作要贴近当下的生活，诗歌的命运同本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诗歌既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行动，通过诗歌行动，使一个没有声音的民族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使走向现代社会的魁北克人的民族意识和社会意识在诗歌中首先得到确立，使法语加拿大人走出面对现代生活找不到自己位置的阴影。“六边形”诗人意识到了诗歌具有的促进变改的能力，遂要求它担负起某种社会使命。作为社会的一员，诗人通过诗歌创造活动本身来介入社会生活，照他们自己的说法就是“用文学来行动”。
当时诗人们的思考重点在诗歌的社会功能和诗歌的言语功能两个方面。这实则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两者可归结为诗歌同本土、历史、地理环境和民族性的联系。因为这种联系不仅仅通过主题表现出来，同时也在将主题和语言形式结合起来的感受性中表现出来。
要建设一种能为世界所广泛接受的具有普遍性的民族文学，诗人就应当对魁北克人所置身的特定环境和他们的民族性重新加以发现。
米隆在《我们诗歌的处境》这篇重要文章中写到：
诚然，我们说的是法语，写的是法语，并且我们的诗歌将永远是法语诗歌。说得对。但是必须反复重申，我们不再是法国人。我们的风土人情，我们的社会环境，我们的思想观念不再一样……如果我们想为法语世界带来点什么，想把我们的诗歌提升到伟大的民族诗歌的行列中，我们就应当对自己有更多的发现，就应当显示出我们的不同和我们确立自己身份的能力……诗歌要蓬勃发展，就必须有让它扎根的土地、空间、阳光、气候和环境。否则，它便被当成玩弄文字的把戏或自我沦落于逃避和理智主义……它便不能担负起对于人和他所置身的总体现实的责任。〔12〕
另一位诗人吉尔·埃诺尔（Gilles Henault）认为魁北克诗歌的身份要由其所处环境的特殊性来支持。他说：“滋养我们的是我们自己在特定历史和地理条件下的生活经验。”〔13〕
雅克·布洛尔反对进口主题和诗艺。他在《了不起的米隆》一文中揭示了诗人怎样通过诗歌语言的创造，将个人的命运同民族的命运结合起来。
诗歌之所以成为民族的，是因为它传达出在民族的大背景下诗人的独特体验。独特的经验和感受性是诗歌的生命，而它是在语言中实现的。
“六边形”一代诗人把对民族诗歌语言的开发提高到对魁北克灵魂的发现的高度。在他们那里，诗歌创作不仅仅是显示一种诗歌状态，抒情也好，表现反抗的冲动也好，都是要藉此肯定一种基本的行动——言语行动。在当代魁北克诗歌中，言语行为成为首要的诗歌行为、诗歌的首要行为。在这个“没有言语的国家”（伊弗·普雷封泰纳语），面对“没有言语的人民”（米歇尔·冯·辛德尔语），应当首先从沉默中唤起语言，把这个无声的民族引入“言语的年代”（罗兰·日盖尔语），在诗歌中“喊出我生活着”（奥利维·马尔桑语）。通过诗歌的言语行动，无形的成为有形，不存在的成为存在，“创建的主题是‘六边形’诗人的首要主题。”〔14〕
诗人通过共同的言语行动，打破了传统的孤立处境，为魁北克诗歌开辟了新的前景，为诗坛带来了新的气象。昔日散兵游勇状态的“孤独诗人”联合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个人的哀鸣汇合为民族的吼声。传统的凄凄艾艾。消极遁世、清静无为的情绪让位于要求开辟一种积极进取，健康向上的魁北克民族诗歌传统的冲动。在1960年预告出版吉尔·孔斯堂蒂诺（Gilles Constantineau）的《短歌与谣曲》和保尔—马利·拉普安特的《诗选》的折页广告《诗人与他们土地的相会》上，可以读到：
扼杀生机的与世隔绝、失败的反抗或内心的流放使诗人遭受的异化行将结束，我们是它的见证。诗人们日益频繁地加入到我们的斗争行列，这使他们发现了自己和他们所处的现实。在他们身上，怀旧、哀怨，遁世让位于信心、好斗或占有的行动。〔15〕
“六边形”为魁北克的流放之诗画上了句号。“六边形”诗人也在引导魁北克文学重新发现自己的过程中，确立了这一文学作为世界民族文学一份子的身份和地位。在魁北克，“六边形”诗人最先懂得了这样的法则，即只有通过特殊才能达到普遍，只有确立自我才能赢得世界。他们不再自我流放。他们肩负使命。他们进行创造。长久以来纠缠着加拿大法语文学的身份问题在这一代人身上得到解决。“他们的诗歌有一个祖国。”〔16〕从此，这一文学便以“魁北克文学”的名字开始为世界所知晓。
三、结束语
在加拿大法语诗歌的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一些天才的诗人，但他们却如同流星孤独地划过夜空坠落在寂寞中。随着“六边形”的出现，对诗歌的集体责任感开始在法语加拿大萌生，而“六边形”诗人的创作活动本身已成为民族诗歌意识觉醒的象征。“六边形”通过对魁北克民族诗歌传统的建设，从文学这一特定的角度推动了魁北克民族意识的觉醒。可以说“六边形”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并通过一系列带有前瞻性的建设活动，始终处于那个时代的风头浪尖上。六、七十年代发生在魁北克社会的广泛的变改行动，在“六边形”一代人那里就已经开始有了情感和精神上的准备。
注释：
〔1〕根据Axel Maugey在《Poesie et societe au Quebec 》（Presse de l'Universite Laval,1972）中援引的一份调查报告，1945年诗歌在文学类出版物中所占的百分比仅为1.8%；1950年上升到2.4%；1955年便已猛增到6%，首次超过了小说的出版；1960 年更达到空前的10.5%；1965年为11.5%；截止到进行调查的1967年，则已经达到了12.4%。另据《Litterature et societe canadiennes-francaises 》（Presse de l'Universite Laval, 1964）一书中的调查报告《Le statut de l'ecrivain et la diffusion de la litterature 》， 1952年到1961年间，诗歌在魁北克文学类出版物中所占比例的平均值为7.65%，而同期的小说则只占5.53%。
〔2〕致让—路易·马若尔（Jean—Louis Major）的信，1965 年11月12日
〔3〕马尔桑语，见《Vie etudiante》，1953年9月15日
〔4〕引自Archives des Lettres canadiennes, Tome IV, Editions Fides,1969,第182页。
〔5〕〔10〕“六边形”出版社致“皇家广播电视调查委员会”备忘录打字稿，第1页，第20页。
〔6〕Saint—Denys Garneau:《Poesies completes》（Editions Fides,1949），第201页。
〔7〕Guy Robert:《Litterature du Quebec》（Librairie Deon,1964），第46页。
〔8〕〔12〕〔16〕Gaston Miron:《Situation de notre Poesie》，见《快报》（《La Presse》），1957年6月22日。
〔9〕Gilles Marcotte:《le Temps des Poetes》（HMH,1967），第20页。
〔11〕〔13〕（《La Poesie et nous》（l'Hexagone,1958）
〔14〕Paul Chamberland:《La Fondation du territoire》， 见《决意》（《Parti Pris》）杂志，第4卷，第9—11期，第14页。
〔15〕见Gilles Marcotte:《le Temps des Poetes》（HMH,1969）附录，第231页，第2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