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前后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考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国际论文,中共中央论文,电讯论文,红军长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597(2010)02-0077-06
党史学界一般都认为，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转移到中央苏区后，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是通过上海中央局转发的。但从1934年3月至1935年2月，上海中央局连续遭到6次大破坏，电台也随之遭到破坏，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由此而中断。至于具体什么时候中断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说是1934年9月①，也有学者认为是在1934年6月②。从近几年俄罗斯方面公布的档案资料看，上述说法并不准确。
一、中共中央转移到中央苏区前同共产国际电讯联系的情况
要弄清中共中央在1934年何时同共产国际中断电讯联系，有必要对中共中央转移到中央苏区前同共产国际电讯联系的情况进行考查。
查阅档案资料，从1927年7月起到1928年1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没有电讯联系。③在这一段时间里，联共(布)、共产国际与驻华人员和机构的联络主要是靠信使传递信件，电报往来不多，笔者查到的有10个左右④，平均每月两个左右，主要是发给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牛曼，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驻华代表阿尔布列赫特、诺罗夫，红色工会国际驻华代表米特凯维奇，苏联驻广州总领事波赫瓦林斯基和驻汉口总领事普利切。它主要是通过三个渠道：一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驻上海工作站；二是苏联驻广州总领事馆；三是苏联驻汉口总领事馆。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后，国民党派兵围攻苏联驻广州总领事馆，枪杀副领事等十几人，同时驱赶苏联驻中国其他城市的领事。这样，联共(布)、共产国际同其驻华机构的电讯联络渠道就只剩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驻上海工作站了。
共产国际为了加强对华方面的电讯联系，于1928年初派国际联络部人员鲁德尼克⑤(即牛兰)到中国。
牛兰到中国后，在上海租界里以商业公司掩护，建立秘密联络点，使联共(布)、共产国际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直接的电讯联系，并沟通了和亚洲其他共产党的联络。根据俄罗斯方面编辑的档案资料，从牛兰抵华直到他于1931年6月15日被捕，联共(布)、共产国际同其驻华代表和机构以及同中国共产党来往的电报至少在36封以上⑥，其中与中国共产党的电报往来有22个，共产国际发给中国共产党的电报有10个，中国共产党发给共产国际的电报有12个。共产国际发给中国共产党的电报最早的是在1928年2月4日，中国共产党发给共产国际的电报最早是在1929年12月。
由于共产国际的信使出了问题，1931年6月15日，牛兰在上海公共租界被英国巡捕逮捕，并被引渡到南京。尽管当时牛兰的身份并没有暴露，但共产国际同其驻华代表和机构以及同中国共产党的电讯联系却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此后近半年之久，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没有电讯联系，直到1931年12月29日。但恰在这一段时间，中央苏区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并在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使共产国际认识到加强同中国苏区的联系尤其同中央苏区的联系势在必行。
1932年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派格柏特(即艾尔文)⑦到中国来。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首先给格伯特提出的任务是：“恢复在努伦斯(鲁埃格)同志暴露后同中共中央、苏区和朝鲜业已中断的联系。”“第二任务是建立同日本、菲律宾的联系，如有可能，还同印度支那和印度建立联系。”⑧
格伯特到中国后，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建立了三部电台：一部是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共中央同联共(布)、共产国际联络的电台；一部是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共中央同中央苏区联络的电台；一部是备用电台。三部电台的建立，形成了中央苏区、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莫斯科的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三地之间的快速信息通道。⑨1931年9月，红一方面军从国民党军缴获了一部100瓦的大电台，从而具备了同上海的中共中央进行电讯联系的可能。但这时由于牛兰事件的影响，中央苏区同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没有建立。从目前所查到的档案资料看，中央苏区同中共中央的最早的电讯联系为1932年5月3日周恩来、王稼祥、任弼时和朱德于瑞金给中共临时中央的电报。⑩这个电报注明1932年5月3日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收到的日期，并且是由远东局译成俄文后发往莫斯科的。当时，中共临时中央收到中央苏区的电报，一般都将电报副本交给远东局，再由远东局将电报译成俄文稿后发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供共产国际领导人和有关人员审阅、参考并存档。在当时上海的电台处于地下的情况下，来自中央苏区的电报，经过中共临时中央，并交给远东局审阅，再译成俄文稿，交交通员送到电台，还要考虑到发报要躲避国民党当局的电台侦察，经过这几个环节后，一般都需要5日以上。因此，可以推断这个电报是在1932年4月下旬至月底这段时间发出的。这就是说，中央苏区同上海的中共中央之间的电讯联系应是在1932年4月下旬至月底建立的。这和格伯特1936年9月29日向共产国际作的关于他上海工作的报告中所讲有关内容是吻合的。在中央苏区和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系没有建立之前，秘密交通员在上海和中央苏区之间往返一次，往往需要两个多月时间。两地电讯联系建立后，对于相互之间了解国际国内形势、根据地状况和敌情，起了重要作用。
二、1934年6月李竹声等被捕后，上海电台同共产国际和中央苏区的电讯联系情况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由于推行“左”倾教条主义，使党在白区的工作受到严重损失，自身在上海也难以立足，不得不转移到中央苏区。中共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后，在上海设立中央局，作为派出机关，领导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中共临时中央同共产国际和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共上海中央局的电讯联系，仍然由格伯特掌握的三部电台来进行。
1934年春，中共江苏省委内混入了奸细，在3月和6月发生两次破坏，省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和省委书记相继被捕。由于内奸告密，新产生的中共江苏临时省委书记被国民党特务盯上，掌握了他所联系的上级与周围的干部。6月26日，国民党大批特务、军警出动，逮捕了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及江苏临时省委书记、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等16人。中共上海中央局这次被破坏受到的损失是严重的，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查获的文件有：王明关于共产国际七大召开日期的秘密信件、政治报告，鄂豫皖军事计划、北方军政工作计划，党在国民党统治区三个月工作计划，党在工会中和几乎在所有省份青年中的工作计划，中共中央自1930年以来指示和决定、护照和党的报刊，出席共产国际七大的代表名单，还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委员皮亚特尼茨基最近关于军政形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等。(11)
这次大破坏虽然损失非常严重，但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上海中央局同共产国际联络的电台并没有随之而被破坏。格伯特在7月3日通过电报向皮亚特尼茨基报告了中共上海中央局被破坏的情况，并初步分析了事情发生的原因。电报还说：“由于处境艰难，我不能在一周间收到或发出两次以上的电报。在失去秘密接头住所的情况下，工作要求延缓作出答复。”(12)从7月份上海同莫斯科连续互发电报看，共产国际远东局、继任的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盛忠亮、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上海工作站同共产国际之间的电讯联系是畅通的，只是因为一些秘密接头点的失去，发报的次数比过去减少了。但这时上海同中央苏区的电讯联系却暂时中断，从1934年7月初到9月初期间，在档案资料里没有查到联共(布)、共产国际以及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共上海中央局与中央苏区的电讯联系。这是有些学者认为中央苏区与共产国际电讯联系于1934年6月就中断的原因。当时为了保密和安全，设在上海的三部电台之间实行彼此严格隔绝，格伯特同三部电台之间的联系是通过中共中央专门指定的人员进行的。李竹声等被捕后，格伯特在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中说：“我们同一个人保持联系……暂时是宣传鼓动部(指黄文杰——引者注)。一旦他被捕或米茨凯维奇(即盛忠亮——引者注)被捕，我们将同斯拉文(即李竹声——引者注)的妻子保持联系。她很少为人所知……或者我们将同其他同志[保持联系]，以便不失去同苏区和中国党(？)电台的联系。”(13)由此可以看出，在李竹声等被捕后，共产国际远东局、国际联络部驻上海的工作站同中共上海中央局的联系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他们通过单线联系，并确定了单线联系者一旦被捕后继续保持联系的人选预案。由此推断，李竹声等被捕后，同中央苏区电讯联系的电台没有被破坏，主要是因为环境险恶，与电台的联络出现困难才暂时中断同中央苏区的电讯联系。
在李竹声等被捕后，共产国际发给中共中央第一个电报是在1934年9月4日。电报中告知：“为了帮助第4军指挥部，根据你们的请求，我们向那里派遣一位军事专家。”并指示：“加强[中共]上海中央局并对那里党的机关进行必要的改组。”关于这个问题，共产国际的电报中提到：“从你们的电报中还看不清楚，你们是否同意我们把省委同[中共]上海中央局和同[中共]上海市委分开的建议。”从这个电报看，是对中共中央的一个电报的回复。这封电报是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成员以飞行表决方式于9月2日通过的，9月3日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批准，9月4日发出的。这就是说，共产国际收到中共中央的电报，至少应是在9月1日前。如果说中共中央的电报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上海工作站的电台发给共产国际，在李竹声等被捕前一般需要5天左右，那么，这时按7月3日格伯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中所说“不能在一周间收到或发出两次以上的电报”的情况，中共中央的这个电报从瑞金经上海发到莫斯科，至少需要一个星期以上。由此推断，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发出的电报，应在8月25日左右。同时，共产国际9月4日电报中说的“你们是否同意我们把省委同[中共]上海中央局和同[中共]上海市委分开的建议”，是指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1934年7月11日批准以王明和康生名义发出的给盛忠亮的电报。(14)而共产国际电报中的“在这方面，从你们的电报中还看不清楚”，说明中共中央在给共产国际发出电报时，还与中共上海中央局没有电讯联系。
三、共产国际和中央苏区1934年9月下旬建立了直接的电讯联系
共产国际给在中央苏区的中共中央发指示电，要先发给国际联络部驻上海工作站的电台，再由另一部电台转达。经过这几个环节，再加上上海的秘密工作环境，即使在当时很快捷的电报，也需要5天以上。尤其是在李竹声等人被捕后，需要的时间比以前更长。这时，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也日益艰难。共产国际便考虑同中央苏区建立直接电讯联系。
1934年7月3日，雷利斯基在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便函中告知，给格伯特派去了新的译电员，并且已经动身前往中国，将在不晚于8月1日到达格伯特处。(15)这无疑是共产国际加强同中国共产党电讯联系的新措施。9月2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部长阿布拉莫夫致电中共中央：“我们认为与你们的直接双向密码通讯已经建立起来了。乌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祝贺我们的朋友们——无线电报务员和译电员，并祝愿他们今后取得更大的成绩。”(16)这个电报说明，经过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的努力，共产国际与中央苏区建立了直接的电讯联系。这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证明：
第一，查阅1934年1月到9月26日阿布拉莫夫的电报之前的档案资料，共产国际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共10个(包括共产国际同时发给远东局和中共中央的4个电报)。而在此之后不到一个月时间，共产国际和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就有8个之多。(17)如此频繁的数字说明双方有直接的电讯联系。
第二，1934年10月18日，阿布拉莫夫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告知：“请立即停止与上海的无线电联系。你们的电台，包括备用电台和密码，已经给警察掌握。请采取一切措施与我们建立定期的通讯联系。”(18)根据中共上海中央局1934年12月29日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信中报告，盛忠亮被捕和三部电台被破坏的情况是这样的：10月5日盛忠亮在住所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与盛忠亮住在一起的其他三个人和一个小孩。10月6日，中央代表处(19)报警局派一个人带着东西去盛忠亮住处，也被逮捕。10月7日，同中央苏区进行联系的报务员王有才到盛忠亮住所，遭到逮捕。王有才即成为叛徒，供出了自己的住址和备用电台报务员的住址。结果两部电台都被破坏，与备用电台有关的人员被捕。备用电台的报务员也成了叛徒，与王有才一起供出了所有消息情况和与共产国际联系的电台位置及其工作人员。王有才还向警察局提出了截获电台的计划。10月9日晚，中共上海中央局得知王有才和备用电台报务员被捕及电台被破坏的消息后，立即停止了与共产国际联系的电台的工作。为了电台的安全起见，中共上海中央局派出代号叫“王大哥”的电台工作人员去寻找新地方。但此人在街头被捕，并供出了电台的位置，结果这部电台也被破坏，与电台有关的所有人员均被逮捕。(20)至此，上海的三部电台在10月10日左右全部被破坏，共有14人被捕。而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部长阿布拉莫夫此时又继续给中共中央发电报，告知上海电台被警察破坏，要求立即停止与上海的无线电联系。可见双方直接的电讯联系已经建立起来。
第三，1934年10月2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提出关于在华工作的建议，其中第一项是：“调整与[中共]中央的直接通讯联系，而经过[中共中央]在最近几个月内实现与四川的直接通讯联系。建立通讯联系是为了领导当前的战役。要逐渐扩大无线电通讯网。”(21)这个文件说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有过直接的电讯联系，并且鉴于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和上海电台被破坏的情况，试图重新建立同中共中央的直接电讯联系。
第四，潘汉年受中共中央派遣于1935年6月20日到达上海后，在写给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们的信中说：“至于莫斯科与[中共]中央之间的无线电联系，我们只能收到消息，而莫斯科听不到我们的声音，因为我们的发报机功率太小。所以我们向西部进发时，没有随身携带这套设备。”(22)这封信清楚地证明，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有直接的电讯联系，只是因为电台功率小而只能收报，不能发报。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时，由于上海的电台被破坏而同共产国际政治代表及中共上海中央局中断了电讯联系，这部电台带着没有用，况且行军时带着也不方便，所以没有带上。
由上可见，从1934年10月7日至10日左右，上海的三部电台全部被破坏。而恰在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开始实施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由瑞金出发，向于都集结，未带原先能够收到共产国际电报的电台。由此，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和上海中央局同时中断了电讯联系。
四、中共上海中央局和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驻上海工作站为恢复同中共中央、共产国际电讯联系所做的努力
同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中断电讯联系后，中共上海中央局试图重新建立电讯联系。上海中央局从一个省的党组织里召回了两个报务员，准备建立两个新电台，并通过中共福建、浙江、江西省委、闽西军政委员会和红二、六军团，给中共中央寄去了密码。(23)1934年12月29日，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黄文杰在给王明和康生的信中，询问：“你们是否与中央有直接的无线电联系。如果有，那就请帮助我们马上与他们建立联系。”(24)在同一封信中，黄文杰还向王明和康生要求共产国际重派代表，并带几个无线电技术人员，以便建立同共产国际联系的电台，同时帮助中共上海中央局安装和维修电台，因为来自省里的两个人“技术不够熟练”(25)。但随着1935年2月19日中共上海中央局又一次被破坏，恢复电讯联系的努力无果而终。
上海同共产国际联系的电台被破坏后，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驻上海工作站也试图恢复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1936年9月29日，格伯特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关于上海工作的报告中说：“1934年底，我收到一份电报，建议把工作交给新来的威廉同志，并在作出最后决定前去中国某地呆上三个月。在复电中我请求允许我立即回家或者到苏区去，或者在得到新护照的情况下去日本。我没有得到任何答复就去了北京(26)。只是到1935年4月，才来一份电报，要求我返回。”(27)由此看来，国际联络部上海工作站同莫斯科有电报联系。但是，笔者认为，格伯特报告中提到他同莫斯科的电报往来不是通过国际联络部上海工作站自己的电台，而是另一个渠道，即苏联红军参谋部第四局(28)驻上海的组织的电台。当时，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上海工作站的无线电报务员是帕斯卡利，译电员是迪尔。格伯特对帕斯卡利的评价是：“平庸无能，一年时间也未能同莫斯科联系上。”(29)这说明，当时国际联络部上海工作站的电台未能与莫斯科建立联系。可以推断，格伯特报告中提到的同莫斯科的电报往来是另有渠道。但这个渠道不甚畅通，以至于4个来月才接到要他返回莫斯科的回电。
接替格伯特工作的威廉继续进行同莫斯科恢复电讯联系的尝试。1935年5月9日，贝克(30)在关于上海工作的报告中曾提到：威廉“经常讲述他如何与报务员一起度过夜晚，试图搜索到莫斯科，并建议我会见报务员并和他讨论技术问题，我拒绝了他的建议。”“他告诉我一新的报务员到来的消息，我警告他要远离以前的报务员，而只有在必要的情况下才允许他们一起出席街上或戏院里。”(31)这说明，国际联络部同莫斯科的电讯联系未能恢复，主要是技术的原因。随着格伯特和威廉于1935年5月和6月相继返回莫斯科，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上海工作站同共产国际电讯恢复的努力也是无果而终。
注释：
①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440页。
②参见李海文：《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由来及职权》，《党史博览》2006年第9期。
③这是指专门发给中国共产党的电报。
④这个数字是根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收入的电报统计出来的。俄罗斯方面在编辑这套档案资料时，有少数电报没有找到，故这是个大致数字，只是为了说明这一段时间里联共(布)、共产国际与驻华代表及机构的电讯联络还处于初始阶段的情况。
⑤其他化名还有安利、亨利、马林、努伦斯、鲁埃格。
⑥该数字是根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8、9、10卷中收入的电报统计出来的，不包括一些没有找到而未收入的电报。
⑦原姓塞德勒，化名库尔德、埃尔温等。
⑧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5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53页。
⑨参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5卷，第254页。
⑩参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46页。
(11)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54页。
(12)《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4卷，第156页。
(13)《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4卷，第155页。
(14)参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4卷，第165页。
(15)参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4卷，第161页。
(16)《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4卷，第254页。
(17)参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4卷。
(18)《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4卷，第281页。
(19)李竹声等被捕后，根据共产国际的建议，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另设立中共中央全权代表，任命盛忠亮为代表，中断其与中共上海中央局的联系。
(20)参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4卷，第327-328页。
(21)《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4卷，第287页。
(22)《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4卷，第449页。
(23)中共上海中央派到红二、红六军团的交通员于1935年2月底或3月初到达湘鄂川黔根据地。3月初，任弼时于3月初向中共中央报告了上海中央局的情况。但这时中共上海中央局已经被破坏了。
(24)《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4卷，第340页。
(25)《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4卷，第344页。
(26)当时称北平。
(27)《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5卷，第260页。
(28)也称军事侦察局，苏联专门搜集情报的机构，在上海设有组织。俄罗斯学者根据当时电报页边的标注判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远东局曾利用这个渠道来传达最重要的通报和指示。
(29)《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5卷，第256页。
(30)红色工会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
(31)《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4卷，第4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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