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诗的发展与评价_咏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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咏史诗,是以歌咏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为题材的诗歌作品。在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以《咏史》命篇的作品是东汉的班固,兹后蔚为大国,成为后世诗人所习用的题材。

咏史诗虽最早起于班固,但其源却可以肇自《诗》、《骚》。《诗经·大雅》中现存《生民》、《公刘》、《绵》、《大明》、《皇矣》等古老诗篇,是西周初年的作品,以诗歌的形式记述和咏赞了周人的起源和周人祖先的英雄事迹。从题材说,这些诗应属于最早的述古、咏古之作。但这些诗皆以述史叙事为主要内容,是以诗歌形式记述下来的古代历史,与后世所谓咏史诗,还有较大差别。从现存的古代诗作看,与后世咏史诗有较为直接关系的,乃是伟大诗人屈原的作品。《离骚》,是一篇抒情言志的爱国主义杰作,其中不少部分涉及到历史人物和事件,并成为屈原表达政见,叙写怀抱抒发爱国忧民之情的有机组成部分。“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茝。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诗人把历史上的贤君和暴君相对比,表达了自己的治国之见和对楚国前途的忧虑。诗中还列举了一系列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借以表达诗人关于美政(君臣志同道合、举贤授能)的理想。这种借古言志,咏史达情,以史讽时的内容和手法,开辟了后世咏史诗的先河。另外,在《天问》和《九章》中,咏史的段落也不少,故朱自清先生认为“咏史、游仙、艳情、咏物……这四体的源头都在王(逸)注《楚辞》里”(《诗言志辨》)。当然,咏史诗做为正式一体的成立,还应归功于东汉班固。

东汉以后,咏史之作渐多,梁萧统《昭明文选》设有“咏史”类,选入作家九人,诗歌作品二十一首。兹后咏史作品更益繁多。纵观历代诗人,包括名手大家几乎都有咏史创作,只是从标题上看,并不一定直接署为“咏史”。有的称述古、怀古、览古、感古、古兴、读史等等,更有相当多的作品是直接以被吟咏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为题,如东晋陶渊明有《咏荆轲》,唐代王维有《西施咏》,宋代陆游有《读夏书》,范成大有《题开元天宝遗事》等等。还有一些作品吟咏的是古人、古事,但并未反映在标题上,如王维的《偶然作其一》,咏的是楚狂接舆嘲讽孔丘的历史故事:李白的《古风其三》咏的是秦始皇历史功过:又如李清照的《夏日绝句》咏的是项羽的故事。

咏史诗虽以历史为内容,但并非简单地述古叙事,而着重在表识见,言志向,咏胸怀,抒感情。有的借助对历史人物的追慕和赞赏,表达自己的理想和向往;有的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的评说,表达自己的政治信念;有的则是通过对历史人物不幸遭遇的同情,抒发自己的身世感慨。总之,咏史诗一般都是有所寄寓的,它熔述史、达识、抒情为一炉,与诗人的时代背景相联系,具有现实意义。

班固的《咏史》有首创之功。诗中既歌颂了孝女缇萦,也盛赞了汉文帝废肉刑的仁政,所谓“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其中蕴藉着作者的政治思想。写法上基本以叙述事实为主,文采不足,故前人评为“质木无文”(钟嵘《诗品》)。魏曹植有《三良》诗一首,王粲有《咏史诗》一首,所咏都是秦穆公迫使三良(奄息、仲行、鍼虎)殉葬的故事,写得文辞悱恻,颇为感人。曹植有乐府体《怨歌行》一诗,写周公辅佐成王,一片忠心,却遭猜忌,无辜被谤。“推心辅王室,二叔反流言。待罪居东国,泫涕常流连”。联系曹植在其兄魏文帝曹丕当政后的处境,便不难体会曹植作这首诗的隐衷。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有《咏史诗》二首,一咏三良,一咏荆轲。正始诗人阮籍的八十二首咏怀诗中,若干篇章是托古抒怀,属于咏史的,如第三十三首《驾言发魏都》,诗人由凭吊古吹台,引发出怀古叹今的伤感,借梁王婴荒淫失政的历史故事来影射魏明帝沉迷歌舞,难免会招致国破身亡。魏晋南北朝时期,咏史诗进一步发展,左思是集中写咏史诗的第一人,他的《咏史诗》八首,是辉耀千古的杰作。

左思博学能文,但出身寒微,受到当时门阀制度的压抑,有志而不得伸展。他的《咏史》诗八首,皆为托古讽今之作,即通过古人、古事揭露当时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不合理现象,并驰骋自己的志向和怀抱,表达自己政治上的苦闷和不平。如诗之其二以涧底松比喻有才之士被埋没,以山上苗比喻借势而取高位的世族,以七代做汉朝高官的金(日

)、张(汤),与汉文帝时代终生不遇的冯公(唐)做对比,表达了对社会的不平。诗之其七则连举汉代的主父偃、朱买臣、陈平、司马相如四人,表达了“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的悲愤。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说:“太冲咏史,不必专咏一人,专咏一事,咏古人而己之性情俱见。此千秋绝唱也,后惟明远、太白能之。”左思的咏史,实为咏怀,为后世咏史诗开拓了直接联系现实的广阔道路。

晋代大诗人陶渊明,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钟嵘《诗品》),他的《咏荆轲》一诗,感情激越,寄寓深切悲愤。

侠客荆轲,受燕太子丹重托,前往秦国刺杀暴君秦王,因失败而殉难。诗人饱含感情地叙写了这桩历史故事,把荆轲仗义出行,易水饯别时的悲壮场面,刻画得声色毕见,憾动人心。最后则寄寓了无限伤悼、追怀之情。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政暴世乱,因不满现实而走向隐逸,而这首咏史诗却表露了他未能忘怀世事的愤激情绪。宋代朱熹曾说:“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由此可见,咏史之作,往往寄兴深微,多为借古咏今而具有现实意义。

自此以后,咏史诗作为专门题材的创作,兴盛起来,历唐宋直至晚清,流行不衰。

唐代是我国诗歌空前繁荣的时代,各体诗歌、各种艺术风格的作品争奇斗艳,咏史之作也出现了许多立意高远,寄慨遥深的精品。初唐至盛唐阶段,政治比较开明,一般士人“奋其智能,愿为辅弼”的政治热情很高,建功立业的思想也很强烈。以咏史题材讽谏君王,以咏史述其壮怀的作品时见卷端。中晚唐以后,社会动乱,君昏臣暗,关心社会的诗人们的忧患之思,兴衰之感,以及个人困厄,常以咏史出之。因此,唐代的咏史诗取材广泛,而且所谓咏史,也不仅限于读史,他们步履所及,观览所至,凡有古迹古物,都可以引起思古抚今的情怀,出现了大量怀古、览古、述古、思古之作,无形中开拓了咏史诗的新领域。

魏征是唐初政治家兼诗人,在太宗朝曾以直言敢谏著称。他的《赋西汉》一诗,正是一首以史为讽的咏史之作:

受降临轵道,争长趣鸿门。驱传渭桥上,观兵细柳屯。

夜宴经柏谷,朝游出杜原。终藉叔孙礼,方知皇帝尊。

这首诗前六句分别写汉高祖刘邦创业、文帝继位观兵和武帝微行外出的事,最后则以刘邦终因有叔孙通为其制订礼仪,方享皇帝之贵的事(见《史记·叔孙通列传》)做结。据载,这首诗是唐太宗在洛阳宫大宴群臣时魏征所作,借咏汉朝开国史实,告诫太宗要以礼自约,方可永保皇位。唐太宗读后称“魏征每言,必约我以礼也。”(见《旧唐书·魏征传》)可知这首咏史诗,其底里乃是一首讽谕诗。

著名诗人王维的《息夫人》诗也属这一性质。其诗云:

莫以今时宠,能忘旧日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息夫人,即春秋息侯的夫人妫。楚文王兴兵伐息,掠为己妃。息妫入楚后终日不与楚王说话,“楚子(楚文王)问之,对曰:‘吾一妇人而事二夫,纵弗能死,其又奚言?’”(见《左传·庄公十四年》)王维这首咏史,即咏此事。据唐孟棨《本事诗》载王维创作此诗的背景是“宁王宪贵盛,宠妓数十人,皆绝艺上色。宅左有卖饼者妻,纤白明媚,王一见注目,厚遗其夫取之,宠惜逾等。环岁,因问之:“汝复忆饼师否?’默然不对。王召饼师使见之,其妻注视,双泪垂颊,若不胜情。时王座客十余人,皆当时文士,无不凄异。王命赋诗。王右丞维诗先成。”可知王维这首咏史之作,正是托古讽今,针对宁王掠人之妇的恶行而发。

陈子昂是唐代革新诗风的首创者,在武后朝屡次上书言事,不怕触忤权贵,曾请缨平息契丹的叛乱,受权臣所忌,被贬官,最后被冤下狱,死在狱中。他写有《燕昭王》一首,借史咏怀:

南登碣石馆,遥望黄金台。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霸图今已矣,驱马复归来。

据史载,燕昭王重贤纳士,曾筑碣石宫、黄金台招揽天下美才,终于打败齐国。这首咏史无疑是借燕昭王招贤的故事,吊古伤今,为自己的生不逢时而慨叹。至于他的千古绝唱《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实际是把历史感和人生现实遭际融为一体的怀古伤情之作。借史抒怀是陈子昂上继左思《咏史》同时又有所开拓的新贡献。

兹后唐代大家无不有《咏史》之作,杜甫的《蜀相》、杜牧的《赤壁》、李商隐的《贾生》,均是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的名篇。

《蜀相》咏述了历史名臣诸葛亮的平生业绩,以肃穆的心情,颂赞了诸葛亮匡扶刘备、刘禅两代,开国济世的功业,以及壮志未酬的憾恨。这首诗写于安史之乱,杜甫入蜀之后,他览古抚今,心念武侯,正表达了他希望出现良相来扶国安邦的愿望。从诗艺上论,此诗既雄浑悲慨,又韵律精美,极沉郁顿挫之致,是杜甫七律中之精品。另外杜甫还有著名的《咏怀古迹五首》,是杜甫晚岁流落夔州时有计划创作的一组借古咏怀之作。“庚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其一)借古人古事,倾吐怀抱和悲愁,融古今人我为一体,把咏史题材的创作,推向高峰,也是这些名篇能够流传千载的枢机。

中晚唐时期的刘禹锡、杜牧、李商隐、温庭筠都写过大量的咏史诗,如杜牧的《赤壁》: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又如李商隐的《贾生》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杜诗写三国赤壁之战,颂赞周瑜的军事才能、神机妙算挽救了孙吴政权,将怀古、论史揉合一起,新巧耐读。李诗咏述了汉文帝召贾谊入朝,面对贤臣不问治国之道,却问鬼神之事的故事,嘲讽了封建帝王表面推重人才,实际并不真正用才的昏庸。联系晚唐诸多皇帝迷信佛道,不顾民生,而李商隐自己也正怀才不遇的现实,可知此诗含意深长。这些短章,篇幅虽小而寓意深曲,令人咀嚼不尽。

晚唐,还涌现出一批集中创作咏史作品的诗人。如胡曾有《咏史诗》三卷,计古绝一百五十首,均以地名为题,吟咏该地的历代历史人物或事件。周虞有《咏史诗》八卷,近二百首,自唐虞至隋代,以七绝体分题吟咏(见《全唐诗》),可见这时诗人写咏史诗已成为风尚。

宋代诗人承唐人之后而务为新变,前人称“唐宋皆伟人,各成一家诗。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为。”(清蒋士铨《忠雅堂集·辩诗》)过去虽有“诗必盛唐”的说法,实际上唐宋诗各有特色,宋代大诗人中多有继往开来之成就,足以颉颃唐诗者,只是另辟蹊径,风格不同而已。钱钟书称“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谈艺录·诗分唐宋》)可知宋诗乃独具特点。一般说来,宋诗多以才学为根柢,以深沉理趣为本色。这反映在咏史诗的创作上,往往务求新见,甚至多做翻案诗以求奇警。宋人善于咏史者有李觏、王安石、黄庭坚、杨万里、苏轼、陆游、刘克庄等。特别是王安石更为突出,他的《明妃曲》是咏昭君故事的名篇。王昭君出塞和亲的故事,载于《汉书》、《后汉书》中的《匈奴传》,以及《西京杂记》、《世说新语》等杂纂笔记中,系历代咏史之作中常见题材。前人根据史书或传说,往往严谴画工的贪贿,并从元帝的误信和悔恨着笔。王安石此篇却为画师翻案,称“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并写昭君悲剧的原因,不在画工,不在元帝误信,而是帝恩浅薄造成的,“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皇帝的专断和不辨美丑,造成了天下多少无辜的失意之人。应当说,王安石这首咏史,不仅能妙脱蹊径,而且更进一步深化了主题更富暴露性,这与诗人政治家的史识是分不开的。

又如关于贾谊的政治遭遇,也是历来咏史乐道的题材,但因各人识见,立意不同,往往所强调的方面也不同。如李商隐《贾生》一首,是咏其政治上的不遇,暗刺汉文帝的昏庸。而白居易则强调其君臣失和的一面,认为贾谊生于盛世而不遇更为可惋可悲:“汉文疑贾生,谪置湘之阴。是时刑方措,此去难为心。”(《读史》)。王安石则又独出机杼:“一时谋议略施行,谁道君王薄贾生?爵位自高言尽废,古来何啻万公卿?”(《贾生》)意思是,不管怎么说贾谊的政治献策,文帝还是采纳过的,这比起那些虽被皇帝赐以高位而又不纳其言的人来说,还幸运得多呢!这案翻得奇,同时也揭露了封建君臣关系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陆游是一位感情炽烈的爱国诗人。他处在国势危殆的南宋时期,其咏史诗往往与爱国情思相连。他的《屈平庙》和《哀郢》都是吟咏历史人物屈原的。前一首写楚怀王执行事仇的投降路线以至国破家亡,屈原忠心爱国,但终恨不见秦之被灭,以洗国仇。后一首借楚之兴亡,写历史无情,以及屈子报国无门的哀怨。写的是历史,表达的却是陆游的深深忧国之心。咏史诗常常这样将历史与现实融合一起,历史上的英杰志士,成为后世进步作家、诗人的精神支柱。

宋以后,历元明清三代,咏史诗虽创新不多,但仍在发展,成为一般诗人喜闻惯用的题材。特别是清代前期民族矛盾尖锐,后又叠兴文字狱,在清统治者的高压政策下,一些进步诗人的民族意识、反专制思想难于公开表达,不得不转向咏史诗,借史抒愤,借史取鉴的诗歌大量产生,构成了清代咏史之作的空前繁荣。不仅出现了许多咏史诗专集,还有人专门编纂了丛书。散见于各家诗文集中的咏史作品更难计其数。晚清诗人龚自珍,是中国社会大变革前夕极其热情的政治家和诗人,他的咏史之作具有深刻的批判性,而且史、论、情相结合,以现实感受为基础,借史发挥,不假雕饰而力量万钧,把中国咏史诗的思想和诗艺推向了前所未达的高峰。如他的《咏史》:

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怨恨属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它有力地揭露了清廷官场的腐败以及在残酷的文字狱威胁下,一般文人埋首著书的可怜和庸碌。结尾则用汉代田横五百义士以死抗议高祖刘邦收买的故事(见《史记·田儋列传》),揭露统治者对有正义感人所做的收买和欺骗。它深刻地批判了清王朝的统治历史,劝诫人们不要再对他们抱有任何幻想,寓示了封建未世人们的觉醒。

中国是一个十分重视历史的国家,丰富的历史内容和历史经验,靠着无数史籍和古代典籍保存下来,以至形成了中国古代所特有早期史官文化。利用历史知识来探知与掌握社会发展的意识,一直成为传统,所谓“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诗经·大雅·荡》),“宜鉴于殷,骏命不易。”(《诗经·大雅·文王》,“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吉诸往而知来者”(《论语·学而》),实际上就是倡导以史为鉴,以史为诫。另外,著述历史也成为一些进步文人以事言理,不尚空文,寄托理想的手段。所谓“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丰富完整的历史记载,“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同上)的史学传统,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中影响巨大。中国也是一个著名的诗的国度,无论在内容上或反映社会的角度上,还是在取材、诗体、风格方面,都是百花齐放,勇于创造的,这就构成了历代咏史诗繁盛的原因。立意高远,见解独到,情文并茂的优秀咏史诗,是我国古代诗歌中具有独特价值的一宗遗产,值得我们去研究和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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