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人性的艰难与脆弱之路--论20世纪20年代冯至的诗歌_诗歌论文

通往人性的艰难与脆弱之路--论20世纪20年代冯至的诗歌_诗歌论文

坚韧而脆弱的人性之路*——论冯至20年代的诗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路论文,坚韧论文,诗歌论文,脆弱论文,人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考察了冯至的早期诗歌——诗集《昨日之歌》、《北游及其他》中所包蕴的生命体验,指出20年代的冯至还主要处在感伤的幻美阶段,被自恋的情绪或浓或淡地包围着。但由于他独特的生存背景与境况,他已是更多地从哲学层面,而非政治层面来审视人的孤独——这种完全是现代人的现代体验,因而使其20年代的诗作即具有哲理色彩,整体上呈现出中西诗歌影响的痕迹——幽婉的风格,从而成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

关键词 自恋 思量 生存 张力 幽婉

面对冯至——这位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奏起的幽婉动人的笛声,我竟有不能把握的痛苦。或许,诗人就是诗人,自身就是一完满自足的存在,作为诗评者,我们所能做的不是客观的解构,不是剥离其笛声中单个的音符,而是以一己之个性,一已之生命体验去参与,去步步追踪,力求逼近诗人的世界。

一、《昨日之歌》:飘散的船板

文学革命的实绩在新诗的发展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刚刚摆脱格律诗桎梏的新诗,似乎是被一下子抛入荒岛上的孤儿,只得左顾右盼地呼救。所谓新诗的现代形式迟迟难以形成,新诗处在八面来风的困境中。或缺乏诗情,力有余,味不足,流于直白;或句法欧化,意象晦涩,一时难以为人接受。“唯提笔不能成文者,便作了诗人”〔1〕, 如果鲁迅引话不谬的话,确实也道出了新诗发展的灰色道路:新诗虽然在文学革命以来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始终没有择定一条正常的发展路子。鲁迅认为中国三位最伟大的诗人胡适、郭沫若、冰心的诗作依然带有实验的性质〔2〕。新诗在第一个十年中,遇到了较为严重的危机。虽然如此,冯至20年代诗歌还是得到了很高的评价。鲁迅称之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3〕,朱自清称其叙事诗堪称独步。冯至20 年代诗歌创作的引人注目处在于他的抒情诗。他吹起了一支幽婉的笛子,给整个新诗界带来了一股别开生面的新风,幽婉的诗情奠定了冯至在新诗坛的地位。

在《昨日之歌》中始终游荡着一颗曾遭家庭变故磨难的青年面对这多变世界的忧伤的灵魂,童年时母亲早逝的阴影,《女神》的悲壮色调,时代的苦闷,迫使冯至对人生命运有了迥异于常人的思索。

《昨日之歌》中的第一首《绿衣人》虽然犯有同时代诗歌的通病——太告直白,但从散步时偶然瞥见的绿衣邮夫,便想到了他手中拿了些梦中人的命运,起了忧国忧时之思,似乎已透露了后来会在新诗史上被写上一笔的诗人的诞生。但象这首诗这样与现实紧扣一起的诗作在冯至以后的作品中较少出现。他的经历使他把关注点更多地集中在人的本体生存上——这是他被现在的诗评者认为其意识超前的缘起。《不能容忍了》可以看作诗人的练笔之作,但情真意切,渴求人与人之间的理解沟通,而不仅仅是对现代人命定孤独的初步而准确的感受。这颗心在《暮雨》中,宛如主人已去,“船蓬将折”的小小的《船》,饱受风雨摧残,自生自灭。这颗心在“灿烂的银花”与“金黄的阳光”下,追究着“驯美的白鸽儿”,翘望着《一个新的故乡》:“汪洋的大海/ 浓绿的森林/故乡有朋友/都在那里歌吟。”但这新的故乡只是在严酷现实中的无奈幻想,终于在狂风中破灭。他在《狂风中》,看到了几万万颗星球的沉沦,听到了牛女二星在泪水积成的天河上唱着哀婉的情歌。在被想象夸大的伤感悲哀中,他“愿有一位女神/把快要毁灭的星球/一瓢瓢,用天河的水/另洗出一种光明!”女神始终没有来, 而自己还得与友人小别。真是一次悲壮的别离:“满城的急风骤雨,/都聚在车站/车站的送别人/送别人的心头了。”咏叹之中,竞唤起读者淡淡的怅惘与伤感,而冯至的缠绵“梦一般寂静地过去了/心里没有悲伤/眼中没有清泪/ 朋友,你仔细地餐/餐这比什么都甜/比一切都苦的美味吧!”确实难以理清,“小别”一词是二面体,一面是回味友情的甜,一面是哀叹难逢的苦。

眼中的世界是混乱无序的,从没有为人预定好的路。放眼望至少,所谓路者,只能由瞽者给出。而这个《瞽者的暗示》一直纠缠在冯至心头,直到四十年代初才明朗。“来了一个瞽者/弹着哀怨的三弦/向着没有尽头的/暗森森的巷中走去! ”浪漫时代的冯至为自己构想了一条暗森森的通向残废的巷子般的窄路,面对如此令人绝望的前景,他只能对着“亭亭的孤云,凄惶欲泣”(《孤云》)。纵使在《海水浴场》,看见的金发的“你”,也只能勾起诗人凄侧的联想:“他夜间在阴森的林里,望着树疏处的星星叹息!”到处是苦闷,在海滨看见“远远的归帆/告我新闻一件/‘有只船儿葬在海心/在一个凄清的夜半!”(《海滨》);到处是彷徨,风雨夜中迷路的行人,即算闪电照出一条稍纵即逝的小道,四周也是凄凉的歌曲:“悴的马樱花须,/愁遍山崖的薜苈,/随着冷雨凄风/吹入人间的美梦里”。 只有梦中才会是美好的——这种心理不仅是当时社会的纷乱所逼,即使排除现实因素,也是一伟大诗人的铁定的法则——伟大的诗人神圣而唯一的职责便是以未来的名义来审判现实。现实是令人无可奈何的卖报童子卷着清风在夜中的北京长街上“晚报!晚报!晚报!”地喊还只是一个身处学生时代的诗人所看到的一个侧面(《“晚报”——赠卖报童子》),而自感“象海上被了难飘散的船板”的诗人也只是在《风夜》中表达了对将踏入的现实的恐惧。如此夸张吓入的比喻减弱了诗人的恐惧感,抚平了诗人簸来荡去的心灵。

《我是一条小河》、《在郊原》、《蛇》无疑是《昨日之歌》集中的扛鼎之作,历来被许多评家所津津乐道,被视为诗人早期代表诗作。评家们虽操不同话语,但下述已是共识:冯至诗歌的主要艺术风格“幽婉”便充分体现于其中。被鲁迅给予很高赞语的原因就是因这几首诗所包蕴的丰厚诗情。

《我是一条小河》与《在郊原》、《蛇》、《默》等诗把一位诗人的恋情抒发得淋漓尽致,却又委曲婉转,象是幽扬轻远的笛声,把浓烈的爱情,及由爱情所生发的幽怨以“小河”勾出,使读者直觉地被抓住,体会到诗人心中难解的情意。诗人为恋人裁剪衣裳,编织衣冠,但终不免担心恋人的失去,会被“风又厉、浪又狂”将自己的一腔钟情击碎。《在郊原》与《默》里,诗人抒发了自己痴痴的恋情与甜美的畅想。但这些情感的抒发并非是告白式的直抒胸臆,而是在万里无声的恬静背景上以生动的比喻来传达的,大有宋代婉约词之妙,又深具中国古典山水诗的意境。巧妙譬喻的运用使冯至的诗作与古典诗词紧紧地联系了起来,从而不受新诗初期太嫌直白的缺憾所染指。《蛇》更是令人称绝,虽然这一形象直接受启发于毕亚兹莱一幅黑白线条的画,但冯至的大胆想象实是一般诗人所难比肩。他取蛇的修长与无音负载自己对恋人埋在内心深处的爱意,表达自己想深入对方心理世界的心情。将与“毒”不可割舍的蛇想象成情绪的化身,无疑是陌生化技巧的运用,从而使诗意诗趣更深更浓。

《吹箫人的故事》(1923年),《绣帷幔的巧尼》(1924),《蚕马》(1925年),《寺门之前》(1926年)四首叙事诗的内容均为爱情故事,披了一层梦幻的超现实色彩,但这四首叙事诗却集中体现了诗人对人世的理解。残缺的人生似乎是命运所决定的——这正符合存在主义等现代哲学的观点,人是被抛入这个世界的,性格只能帮助决断,而命运是难以更改的。在伟大的艺术与日常的生活之间,总是存在着某种古老的敌意,艺术与爱情这同属人类追求的东西也不能两全。后来,诗人才亲身体会到,艺术与最简单的生存着的要求也难以共存。《绣帷幔的巧尼》的主题似也只能做唯美的解释,巧女想象中的对方容貌的变迁竟可决定少女的命运,难以从中看出什么爱情来,何况婚约是父母包办的。只能理解为少女的梦——对“俊秀”的追求,对对方“永久不婚”的回报,这幻梦在笛声中破灭。《蚕马》取自《搜神记》中的传说,亦是表现自己的理想、对爱情的执着追求与不被理解的悲剧。而写于1926年的《寺门之前》则直指宗教及社会制度,以疑问的方式提出了对约束人性的宗教的指责,是一位在人文主义思想薰陶下成熟的现代诗人对“人性”的真诚呼唤。

二、《北游及其他》:仔细地思量

写《昨日之歌》时的冯至,尚处于审美生存阶段,抒情叙事诗虽在艺术上达到较高境界,但内容尚嫌狭窄,唯美色彩与自恋情绪限制了他的诗作的现实意义,尤其在“五四”以来的以启蒙为主旨的文学背景下。意境优美,但不够开阔。在《北游及其他》中,诗歌的题材范围扩大了,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

《北游及其他》中写于1927年秋大学毕业前的诗歌,依然是个人不明出路的哀愁的咏叹调。“天国的晴朗”在眼前闪烁,而“心理蕴积着地狱的阴森”,诗人“日日夜夜地思量,怎样才能从这狱中逃去?”他已把人生判为一座广大的牢狱,他想逃去,其实无处可逃,只有驱除心中的地狱,躲到自设的天堂里去,去回避现实带到面前的一切纷扰(《海滨》)。《迟迟》中“我问你——/你总是迟迟地, 不肯开口”的再三反复,使个人寂寞无助的情绪跃然纸上,诗人只能唱着“没有爱情、没有生命”(《我只能……》),犹如置身广漠的无物之阵中的饥兽,找不到血食物,也没有一支箭把他当作血的食物来射,诗人的心情的狂乱迷茫使他宁愿作一头“饥兽”。

1927年秋,诗人“逆着凛冽的夜风,上了走向那大而黑暗的都市,即人性和他们的悲痛之所在的艰难的路”(《北游》题记),他眼前闪烁的睛朗的天国被无情的巨手撕碎了,心里蕴积的地狱的阴森被完全地证实了,他被剥得赤裸裸地立在总是阴沉的天地之间。“一切都模糊不定,隔了一层/把自然呼了几遍,把‘人生!’叫了几声”。 他开始意识到幻美中的自然与人生的虚飘无力,算是对自己过去的多年做了一个总结。《昨日之歌》中悲苦的现实大部还是受制于自己浪漫的想象,而此时的现实却是具体的,比想象中的现实更加悲苦。哈市之行自然是游行地狱,虽崇拜沉默而不死的英雄,“无奈我的眼光是那样薄弱/ 风雨里看不出一点光明。”在公园,在咖啡馆,到处看见人们肩上的天大的空虚。《七·中秋》是《北游》这篇长达500行的诗中最为精彩的一段。他眺见了西伯利亚大陆那“为了全人类做勇敢的实践”的风雪故乡,透露了其对生死的理解:“生和死,是同样的秘密/ 一个秘密的林把他们套在一起/我在这秘密的林中,解也解不开,跑也跑不出去。 ”在《昨日之歌》中,生之艰难还多属想象的功劳,而想象则以死为生之终点,但在这里,生与死已相提并论,已一并为诗人所认同,死正渐渐地从生之归宿地带逃开,显示了冯至思想上的进展。他对自己的过去感到了不满,开始要求认真地生存:“我望着宁静的江水,抚胸自问:/ 我生命的火焰可曾有风度烧焚?/在几次的烧焚里,/可曾有一次烧遍了全身?/二十年中可有过真正的欢欣?可经过一次深深的苦闷?/可曾有一刻把人生认定/认定了一个方针?/可真正地读过一本书?/ 可真正地望过一次日月星辰?/欺骗自己,我可曾真正在认识/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在反复的追问中,诗人把自己置于审判台上,加以鞭击。从中已经听到了后来在《十四行集》中趋于定型的“独特之生”的呼声,捕捉到诗人从审美之生存向现实的生存——即真实的生存转变的讯息。如果说在《寺门之前》中诗人鞭挞了宗教对人性扼杀的一面,还属于五四觉醒后对人性的特别关注,那么在《北游》中,作者则从现代人的角度宣布“上帝早已失却了他的庄严”,不仅立论的视角扩大了,而且更为深入了。自恋的情绪还在徘徊,如《十一》中认为白衣白帽的宇宙“原来他们为了我/追一翻痛切的追悼!”但诗人已多次自劝:“望后你要怎么样,/你要仔细地思量/不要总是呆呆地望着远方/ 不要只是呆呆地望着远方空想!”在全诗的末尾,是诗人的自我勉励:“我要打开这阴晴的坟墓/我不能长此忍受这里的阴沉”。哈市之行,确是冯至一次心灵的旅程,把他引到现实的激流中。《北游》便是冯至心灵旅程的忠实记录,是冯至思想上步入中年的转折点。

然而,一切的梦幻在中秋的夜里被埋葬了以后,他深感工作的艰难,他知道:“这个工作不容存一些儿代替!”,“身外的物不容我一点儿请求,”他以日夜的工作来驱散空空的叹息,已趋近现实的生存态度(《艰难的工作》)。在《夜半》中他以轻快的拟人化笔调继续着他对自己的反省,在《夜半》里,展示的是他在充实的心情下的自责与苛求。《月下欢歌》显然是冯至早期诗中少有的欢快乐章,是冯至诗中幽婉笔调中的暖色块,是他在以现实的态度对待自己,重新认识社会与自然后,在某次偶然的令其兴奋的事件操纵下的赞歌。

《南方的夜》被称为“冯至20年代诗歌的压卷之作”,〔4〕似是过誉。相比之下,袁可嘉先生以为其是“早期抒情诗中的精品,”〔5〕倒更为中肯。但蓝棣之先生的论述却极为精辟:“南方之夜”只是一种情感氛围,实际上是一个陶醉于恋情的人单方面幻想的爱情气氛,与《昨日之歌》中爱情诗相比,情感已深沉平稳得多——一种秋冬式的平寂。

《北游及其他》中,诸如“阴沉”等冷而厚重的词出现频率相当高。但其喻示的已不是暗暗小巷中徘徊的幻梦般的伤感,而是面对现实后较为冷静的直观。诗集中已涉及了不少带有存在主义色彩的问题,他在接受杨晦的建议到哈尔滨的锻炼,使他从个人狭窄天地中走出,更多地思量,更清楚地认识自己,为他成为一名现实的生存者,作了较为充分的心理准备。也使他日后能更多地注重雅斯贝斯生存哲学中的“关联”一语。在《北游及其他》的《序》中,诗人坦言其因为“想望的是朋友,我需要的是温情”而回到北平。

三、苦闷的自恋者

冯至在1979年写的《冯至诗选·序》中说:“(20年代)诗里抒写的是狭窄的情感、个人的哀愁,如果说他们还有一点意义,那就是从中可以看出五四以后一部分青年的苦闷”。五四后的时代是一个迷茫的容易失去方向的时代。旧的思想、旧的文学均在该消灭者之列,而新的思想是五颜六色的大杂烩,新的文学尚属呱呱落地的婴孩,一切都显得异常的纷纭杂乱。现实危机与文化危机降临华夏大地。现实背景的破布上,满钉着军阀割据与夷族争食的耻辱,文化长河仿佛在此断流,古代文化成了国将不国的罪人,文人心理上是不可抹灭的断裂感。焦灼与迷茫使中国知识分子身心憔悴,危机感占据心头。冯至没有身经五四运动,但他却在这种失落茫然、急躁伤感的时代氛围中长大,时代拥有的病状传染给了他,使他无可回避地成为时代及文化分裂症——缺乏中心导向及主流思潮——病菌的携带者。但此时的冯至还处于人生的浪漫期,虽然母亲与继母的相继病故使生性趋静的冯至更近所谓成熟的中年人的稳重,但其内心却藏着一颗更想打探世界的年青的心,因而其20年代的诗作便是其心灵流变旅程的记录者。

在整个20年代,冯至都或浓或淡地沉浸在自恋——对友情依赖、以自我为中心——情绪的包围中。这种自恋情绪是对幼时的理想自我的顽强维持。正是在自恋情绪的逐渐消失中,人才能适应并参与到环境活动中去。接触社会以后,理想自我开始破灭,才认识到另一个无法控制的自我。人与自我,人与环境的关系从幼时的和谐幻想中被打破,面临一新的越来越离自己远去的我,以及与自己愈加不相容的环境,感伤的情绪弥漫起来,自恋情绪表现在青春的感伤上,是每个个体的人必经的阶段。但一部分人急于从这一阶段中脱身向外,便积极主动地投身于社会思想或政治活动中去,并受公众意识的牵引,表现为对社会现实的追踪关注,另一种人则向内时刻关注自己的生存状况,包括在社会现实冲击下的自身的种种反应,并及时调整适应。这两种人均是在对自恋情绪的自发克服,而人之天性在其中的选择上起巨的决定作用。冯至寂寞的天性便替他预定了后一条路,以至他在40年代成了一位现实生存者——即努力过一种向外而又向内的生活。

冯至作为一位关注生存的诗人,他的生存状况涵盖了他的作品,因而了解其作品必须在对其生存有确切的了解之上。“我生长在衰败的国,衰败的家里,免不了孤臣孽子的心肠。虽说世界需要进步,人要勇往直前,但想来想去,总不太像是我所能办的事。贫贱的人容易心虚,因为他尽往里面看,往内面看得多了,外边的世界便不是他的了。〔6〕”他的这段“夫子自道”正是对自己第一阶段生存状况的最好阐释。20年代他的散文、信札是他心情的坦露,为我们了解冯至提供了资料。《记克莱恩特的死》一文中对克莱恩特之死的神圣而美丽的大肆渲染,笼罩着神秘主义气氛。《仲尼之将丧》中仲尼对命运的咏叹,被凄凉的基调自始至终支配着。死亡毁灭在自恋者那里被有意地强调,正是对理想自我逐步消失的最高抗议——幻想一切挫折都在死亡之中得到最终解决。在《北游》一诗之前的诗中,一切对象都陷入自恋者的审美的感伤里。一是自我,即《不能容忍了》、《暮雨》、《孤云》、《风夜》等诗中的自我,是渴求理解,盼望从别人的理解友爱中得到自我确证的“我”。这时的“我”发现了自己在宇宙中无依无托,是个孤零零的宇宙中间物,是个“虚伪的自我”。二是自然景象,出现在诗中的自然景象也都是惹人伤感的景象。初春的暮雨、狂风、暴雨、黄昏、孤云等都是其感伤情绪的帮凶。在现代派诗人眼中是精神故乡的自然,在感伤的浪漫派诗人冯至眼中全是令人欲哭无泪、欲诉无语的伤感的替代物。在《我是一条小河》、《在海水浴场》等爱情诗中,出现的恋人形象等,有着强烈的虚幻色彩,在诗中寄托着爱的忧伤与失落。这是一种朦胧的由对自我的爱而向四周蔓延开去的爱,其中心依然是自恋。到《北游》长诗时,诗人已从自恋——自怜自爱中减去了自怜的成分,开始反躬自问了。由此诗中的情感沉潜得多,如《南方的夜》,已不再是凝神留心声音从外界反弹的回音,而是倾听自己内心声音的轻颤。但几乎贯穿在20年代的他对杨晦的友情的依恋仍可作一旁证,他还没摆脱自恋情绪。在信中,充满了他对杨晦的深深的思恋——杨晦成了他确证自我,安慰自我的精神支柱了。1930年他信中对杨晦的思恋平淡了下来。〔7〕

四、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

“实际上,《昨日之歌》已奠定了诗人冯至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8〕《北游及其他》的出版更是使其地位得到了巩固, 使其不负于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之称。冯至“早年受海涅的影响较大,喜欢德国浪漫派的抒情诗。……最初写诗时受创造社的影响,用外国字。……二十年代也读中国古诗,所受的影响是多方面的。”〔9〕据冯至回忆,其中北京市立第四中学的国文教师潘云超,给他们讲过《韩非子·难》,选读《史记》中的名篇及司马相如、鲍照等人的辞赋。1919年暑假后,施天侔给他们讲西方文学流派及《庄子》,而他自己,胡适的《尝试集》,康白清的《草儿》、俞平伯的《冬方日》,尤其后来郭沫若的《女神》、《星空》及郭译的《少年稚特的烦恼》使其思想上、艺术上都大受启发。〔10〕1921年16岁的冯至进入北大德文系,有机会接触了德语诗歌,他最感兴趣的是德国“狂飙突进过后兴起的浪漫主义文学”,觉得它能丰富他“空洞的幻想”。〔11〕1924年,冯至翻译了海涅的《哈尔茨山游记》,1925年,他读了荷尔德林的小说《徐培里昂》里的《命运之歌》,并译出刊在同年《沉钟》上。1926年,他翻译了提出令冯至感动的“世界悲苦”口号的奥地利诗人莱瑙的《芦苇歌》五首中的四首,并以象他“自己的创作”〔12〕一样被收进了《北游及其他》。1927年10月7日,他购得《歌德全集》凡六册。……20 年代时冯至于古典文学并无周氏兄弟那帮人的深厚修养,对德语诗歌也并无系统的研读,这使他没有心理的负担。能以一已之兴趣来选择取舍学习的对象,因而冯至20年代的诗歌创作在艺术上呈现出鲜明的个人风格。

冯至的个性使他对外界的感受是细腻的,而正是这细腻,除去了粗略所带来的激昂,使他的情感基调立足于反思之上,在冷静平淡中包蕴着持久的动人力量——审美生存者的人格力量。他的个性投射出生命和热情,但这勃发的生命受制于耳闻眼见的现实,从而使生命更具强度,想象力富有个体独创性;他的喷发的热情受阻于节奏,从而使热情富有厚度,诗情具有跳跃起伏的活性。“幽婉”正是审美生存者冯至的个性追求和映现,是想象与节奏和谐合作的产儿。

《蛇》中把“我”的寂寞比作蛇,充分调动蛇的特性,让蛇去把对方的梦境衔了来,而对方的梦境竟“象一只绯红的花朵”。赋予令人生畏的动物以如此富有人情味的形象,取得了陌生化引人入胜的效果。而在《小船》中,以“小小的船篷将折”来喻寂寞孤独的心;《我是一条小河》将“我”的丰富的情感喻为流动的小河,使难解的情感变为可感的河水之流动,可谓匠心独运了。在《风夜》中,“我象海上被了难飘散的船板”竟把一怀伤情变为读者眼前跃出的客观物象,令人不能为之动情。而我要在“你同她的隔离是海一样宽广”之间搬运灰色的砖泥建起桥梁,大有精卫填海之韧劲,亦可惊可叹。在《雪中》散步的两人竟是上帝画出来的图画:“在这寂寞的路旁,画上我们两个/ 雪花儿是梦一样的缤纷/中间更添上一道僵冻的小河。”实出人意表之外。 在《什么能够使你欢喜》中,把“我的时光”比作“有用的彩绸一匹”同样令人拍案称奇。在《昨日之歌》与《北游及其他》中,有很多难以放举的出奇制胜的比喻——不隐晦、不生涩,喻体完全是日常生活中可常见或想到的事物,而冯至能在情感的操纵下将其运用入诗,在本体与喻体上存在着内在的相通处,不显牵强附会的呆板,反而更添加了诸多诗味,使本来可能直白浅露的情感幽深可感含而不露。运用常见的事物作喻体,应该是朱自清誉为“在平淡的日常生活里发现了诗”〔13〕的早期征象吧。巧妙的比譬当然是活跃的联想的结果,是此阶段敏感的诗人倾听自己内心声音的收获。这种把情感凝在客观物象上的能力似乎已暗示了下一阶段的诗作——《十四行集》——接近于里尔克之“咏物诗”。

如果说话语是生生不息、无穷变化的生物链,那么节奏即是话语的延伸,预示着联系未来的话语,是运动的相对静止,是生物的新陈代谢。节奏的运用,使诗情的涌动受阻,从而迸发出跳跃的水花,使诗情跌宕起伏,富有生气。冯至的抒情诗,不是情绪的直流而下,而总是波澜起伏,抒发的情感意味浓醇,如一脉相连却又错落别致的青青山峰,耐人品味。《我是一条小河》、《桥》等结尾处的情绪陡然一转,恰如丹青高手的画龙点睛,使整篇诗歌顿时变成了生命之律,营造了有机完整的意境。《怀Y兄》、《在郊原》、《蛇》、 《风夜》和四首叙事诗及《北游及其他》中的大部分诗作都具有较强的节奏感,诗歌分节,每节句数相同;同语在节尾的反复出现;偶有韵脚等。节奏感不如闻一多的诗作强烈,但其情绪的宛转波动却弥补了这一不成缺陷的缺陷。即便如此,他的诗歌节奏感依然非常突出。在冯至的诗作中,形式上的节奏完全隶属于情感上的节奏。如《迟迟》、如《南方的夜》。节奏把情绪收敛锤炼并给予强调。

冯至20年代的诗,由于受其生存状况(包括个性特征)的影响,比同期诗人呈现出更多的“沉思”的深层色彩。他没有任情绪乱撞,而是有节制地释放。他的诗作在激昂的狂呼与悲哀的哭诉中保持一种张力,使其20年代诗作整体上呈现出幽婉的风格。德国浪漫派诗歌的情节与波澜,中国《庄子》与宋婉约词的想象与优美的意境在这里汇合了。

*本文1995年9月4日收到

注释:

〔1〕〔2〕《鲁迅同斯诺谈活整理稿》,安危译,《新文学史料》1987年3期。

〔3〕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六卷243页。

〔4〕蓝棣之:《论冯至诗的生命体验》,《贵州社会科学》 1992年8期。

〔5〕袁可嘉:《一部动人的四重奏》,《文学评论》1991年4期。

〔6〕《社拜日的黄昏·智慧与颓唐》,《华北日报》副刊, 1930年12月31日。

〔7〕参见《沉钟社通信选》、《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3期至1988年第3期。

〔8〕陆耀东:《论冯至的诗》,中国社科出版社1985年版。

〔9〕陆耀东:《心中的丰碑》,《新文学史料》,1993年2期。

〔10〕冯至:《中国现代作家传略·自传》,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年5月版。

〔11〕冯至:《外来的养分》、《外国文学评论》1987年2期。

〔12〕《诗文自选琐记——〈冯至选集〉代序》,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3〕朱自清:《新诗杂话·诗的感觉》,三联书店,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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