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与独白——论李松涛《忧患交响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交响曲论文,忧患论文,独白论文,李松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对话型诗人与独白型诗人
眉毛，是情绪的小道具
无足轻重却高高在上
对酸甜苦辣它没有发言权
——不少人恰是社会的眉毛
可诗人正相反
他是眉侧的耳朵，
他是眉下的眼睛和嘴巴，
是接收器！是监视器！是报警器！①
这一段摘自李松涛的长诗《无倦沧桑》，可以看出，李松涛对于诗歌的看法，带着明显的“八十年代”的印记。对于当下这“漫长的九十年代”而言，这是一种似曾相识又略显陌生的诗歌观念：重视诗歌的“功能”，强调对“现实”的介入。自八十年代以来，李松涛一直坚持这一信念，正如他在二○○三年接受访谈时所谈到的，“我们允许孤芳自赏，允许无病呻吟，允许撒娇，甚至允许撒野，但多数的诗人应该在精神上与时代同步，在感情上与人民保持一致。当民族奋力前行之时，应该看到诗人的汗水”②。
如研究者所指出，“李松涛属于这样一种诗人，他们一开始写作就自觉地把自己融入到他所生存的土地和更辽远的时空，他们诗歌中的爱与怨、愤懑与温情都是属于他所生长的时代而与个人无关”③。作为早在“新时期”肇始即发表了重要作品（《创业者的歌》，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二日《文汇报》）、创作一直绵延至今的诗人，李松涛无愧于初登文坛时郭小川对其的叮嘱，“对于一个诗作者来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思考这个时代”④。
由此，如果做一个粗略的区分，将诗人们分为“对话型”诗人与“独白型”诗人两类，李松涛无疑属于前者。如果说，“独白型”诗人写作的重心，在于呈现一个完美、精致、富于隐喻与象征的“诗”的世界，那么“对话型”诗人的写作重心，不在于一个自足的艺术世界，而是以“诗”的方式不断地与“时代”对话，正如李松涛自我期许的，“诗人最宝贵的品格则是‘以艺术表现良知’”⑤。
如果用“独白型”的标准来衡量，李松涛的部分诗句或许略显随意，可以进一步地推敲，如谢冕就此指出的，遣词造句有时“不够讲究”⑥；反之，则如研究者征引别林斯基的名言对于李松涛的赞许，“由此我想到十九世纪俄罗斯著名文艺理论家别林斯基曾有过这样的论述，‘没有一个诗人能够由于自身和依赖自身而伟大，他既不能依赖自己的痛苦，也不能依赖自己的幸福；任何伟大的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深深植根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他从而成为社会、时代以及人类的代表和喉舌’”。⑦
笔者看来，李松涛诗作的关键，正在于这种“对话”关系。比如李松涛带有总结意味的诗集《忧患交响曲》（春风文艺出版社，二○○六年四月第一版），这部诗集收录李松涛不同时期的三部代表作（在文字和结构上有一定程度修改）：《无倦沧桑》（中国华侨出版公司，一九八九年版）、《拒绝末日》（春风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黄之河》（春风文艺出版社，二○○二年版）。细读以上诗作，无论是主题的设置，或是诗歌的结构，都可以真切地体验到作者“对话”的诗歌观念，这或是理解李松涛诗艺的核心。
二、从“苦难与皇权”到“自杀的人类”
发表于八十年代末期的长诗《无倦沧桑》，是以“诗”的方式重读《水浒》。诗人激昂地颂扬“梁山”的合法性：对于“封建专制”所形成的“皇权”压迫的反抗。比如在第一部分的《苦难与皇权》中：
老百姓与帝王将相之间，
有隔。不是珠布，不是彩屏，
看清了，是一座梁山——
那是激情的兀起物，
那是仇恨的点将台，
那是乌纱帽下的斑块，
那是蟒龙袍里的肿瘤，
那是统治者的心腹之患，
也是受苦人无路可走时的路，
也是蒙难人无家可归时的家。⑧
凭借“水浒”，诗人书写着对于“专制文化”的不满。在他与“杨志”的对话中，诗人感慨道：
进朝为官的人
必得太监似地进行阉割
宫廷是专门给刚直和正义
做绝育手术的业务部门⑨
尤为关键的是，诗人将“专制文化”视为一种“超稳定结构”，如他谈到的，“生活真真切切地告诉我们，时常有这样的情形：新鲜得不曾缩过水的现实，转瞬就在惯性的搓衣板上揉成了皱纹般的历史。遂有哲人或思想家总结出一句意味深长的箴言：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⑩。在这个意义上，他以“早”、“午”、“晚”、“夜”将诗作分为四个部分，在前三个部分结尾以及第四部分不断涉及到对于“现实”的议论。比如诗作结尾处，以近似于鲁迅的“狂人”的思路，诗人发现不仅仅“专事排泄污物”的文化环境绵延至今，自己也是“吃人的人”：
沐浴中，自我审视，
发现周身上下龌龊之极——
脚走了许多肮脏路，
手干了许多埋汰事儿，
惨不忍睹的情景眼睛看了，
污言秽语耳朵听了，
乌烟瘴气鼻子闻了，
脑袋里还有成团不洁的念头。
胸前、背后、腋窝、脐孔，
均须做一番彻底清理。
不料冥冥中有惋惜声传来：
咳！你洗掉的，乃是人类数千年
在你身上囤积的精华呀！
我不觉大惊——
这是人语？还是鬼话？(11)
显然，这种对于“专制文化”以及“国民性”的文化批判，是我们所熟知的“八十年代”的文化立场。然而，随着八九十年代众所周知的“转型”，诗人一度遭遇“规训”。在一九九○年，有批评者质疑道，“李松涛作为军人，他的诗作本来走在较为健康的路上，这一篇却不但让人感到怪异，而且他的一些立论与革命军人实难相称！”(12) 批评者所指摘的重点，就是李松涛对于“现实”与“历史”高度相似的立场：
在他看来，历史是什么呢？原来是：“看完周朝看隋朝／看完明朝看清朝／如今又来惯性地看我／人类一辈接一辈上场下场，仿佛在为它义演折子戏。”他还进一步说：“历史和现实为双胞胎／长得酷似，常常让你／误认了模样叫差了名字。”他甚至认为人生的是非善恶都无区别：“没有一个活过百年／腰缠万贯与囊空如洗的／最终都要走向同一归宿／求名者、成名者、逃名音／殊途而同归／谁也走不出公共的句号／阴间的拘捕证不用当事人签字／《水浒传》里的大忠大奸／皆是别一世界的公民了！”这里不但让人感到人生无常、人生似戏，而且俨然迈近宣扬佛家的“四大皆空”了。(13)
诗人一直念兹在兹这次“凶恶而刁蛮的发难”，在再版后记中不掩饰其愤慨之情。不过，随着“八十年代”的终结，新的语境中“苦难与皇权”这类主题已然遭遇了“障碍”，必须作出相关的调整。李松涛的应对方式，是将诗作的主题从比较敏感的“封建批判”向“环保”转移。一九九六年，他出版了诗集《拒绝末日》，在其中的《元殇》、《SOS——紧急呼救》、《疮痍遍地》等诗作中，他描绘了自然环境末日般的惨状：
由小到大地破坏着地球
由轻到重地戕害着地球
由表及里地捣毁着地球
而地球，是我们——
童年的摇篮，
——唯一的摇篮长大的家园仅有的家园(14)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发生了“主题”的变化，但是李松涛的“环保”题材依然带着明显的“文化批判”色彩；和一些环保作品将病因归于“现代性”不同，他认为“环境破坏”同样归结于人性贪婪、自私等等黑暗面，比如：
愚蠢的程度——
是灾害的广度
是祸患的深度(15)
又如：
最痛莫过于心痛
心痛，也就是痛心——为忘恩负义的人类！(16)
从“苦难与皇权”到“自杀的人类”，李松涛这一“转型”受到了文坛的肯定，《拒绝末日》在一九九八年获得了首届“鲁迅文学奖”等奖项。由此延续下来，发表于二○○二年的《黄之河》（二○○四年获得首届“艾青文学奖”），是李松涛诗歌写作一次集大成式的综合。对于抨击“封建专制”的《无倦沧桑》和以“环保”为主题、渗透着“文化批判”的《拒绝末日》而言，《黄之河》整合并且升华了既往的主题：一方面是以“黄河”为中心的环保呼吁，一方面是以“黄河”负载的十二位历史人物的对话，谈论“拯救黄河”所象征的民族的未来与人性的出路。正如谢冕就此指出的：
首先是理性的思忖，其间贯穿着悲天悯人的巨大情怀，这就是长诗《黄之河》的基本构思。再加上独特而周密的结构方式，十二个地支为十二章，每章三首诗为一单元，计黄河的十二处景观，十二位历史人物，十二个民间传统节日，共三十六首，正合天罡之数。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人物与自然，纵横交错，呼应互动，既委婉多情，又气势雄健。(17)
如诗人所自述的，“找到了水，等于攀上了一个事关地球命运、人类前途、文明进程的载体。在中国，黄河是一个根系的代称。而选择了‘水’，在环保大行其道的今天，又等于选择了一个热门话题”(18)。可以看出，诗人所期待的，是超越“环保”表象的宏大叙事，以“历史”、“现实”、“传统”、“现代”等为“关键词”，与先贤们展开“对话”。这是带有“史诗”品性的自我期许，无论就规模或是气魄而言，堪称李松涛写作生涯一次精彩的自我总结。
三、“疮痍遍地”与作为“真理”的“诗”
就主题的流变而言，可以清楚地看出诗人强调与“时代”不断“对话”的诗歌观念。同样，这一理念也决定着诗歌的艺术结构。在李松涛的诗作中，反复出现的框架，就是诗人面对“疮痍遍地”的“历史”或“现实”的言说，对话往往因为问题的沉重而显得急迫，交织着大量感情激烈的浩叹与哲理性的议论。
《无倦沧桑》的主体结构，就是诗人和“水浒”的对话，诗作中涉及到了宋江、林冲、李逵、吴用、鲁智深等主要人物，涵盖了诗人对于“皇权”的罪恶以及“专制文化”派生的谄媚、嫉妒、淫乱、不忠不义等等人性的批判。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与“现实”的对位，使得诗人同样将“批判”指向自身所在的环境，比如“午”这部分的结尾，诗人回到“现实”中来，以“厕所”的意象指涉污浊的“酱缸文化”：
我边系裤带，边记感受，
在一个专事排泄污物的环境中，
想把什么弄骚弄臭，
那可真是易如反掌！(19)
在《拒绝末日》中，由于主题的变化，诗人取消了对于自我的反思，进一步强化了“诗”完美无缺的真理地位。对于“现实”的态度，诗人相对更为宽容，将“现实”的糟糕状况指认为“幽灵”（人性黑暗面的象征）作祟，故而，只要作为“真理”的“诗”战胜了“幽灵”，“现实”就是可以改变的，这预示了“拯救”的可能。《拒绝末日》的十篇诗作，基本是在“诗——现实——幽灵”的框架中予以展开。如研究者发现的：
在进行这样长篇幅的抒情时，诗人以“诗”和“幽灵”两个形象或曰象征物相抗衡、较量，表达了诗歌或诗人在拯救自然，拒绝末日的斗争中的价值、作用和应负的职责。诗在这代表的是人类清醒的理智、善良的心愿和坚强的信心。幽灵，是灾难、毁灭、死亡和破败的象征。愚蠢、贪婪、短见、苟安等人类的各种恶劣素质，则是幽灵的盟友和同谋。在这一关系到人类前途的大事面前，诗和诗人没有权力逃避和沉默，于是长诗中总有这样的诗：“诗悲切地说：／时高万仞，史深千里，／图腾坠落。”“于是，我的诗披挂上阵，／迎战幽灵。”(20)
笔者且援引几例：
诗，路遇一棵标致的树，
遂以恳切的口吻嘱咐：
希望你做一柄普度众生的船桨，
而不是一支枪托！(21)
又如：
诗祈祷——
不再为温饱而卖血
不再为疗疾而卖身
不再为生存而卖命(22)
在《黄之河》中，诗人对“结构”更为自觉。如果说之前的诗作在个别处多少显得零散，那么《黄之河》预设了一个高度严密的结构，如诗人的夫子自道：
对于一部长作而言，结构乃生死攸关的要事。我采取了线性与板块相结合的组织方式：共设十二章（以“地支”标号）；每章三首诗为一个单元。整体便呈现了这样的三条线：从河源到入海口，十二处自然景观；从孔子到毛泽东，十二位历史人物；从清明到春节，十二个民间节日。这景物、人物、风物，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总括是民族的——定位于“国货”，符合我的初衷。表现上的具体设计是：风景系列分行，有韵；人物系列为诗性散文，或称散文诗；而节日系列分行，但无韵。(23)
景物、人物、风物的交织，以及多种文体的变化，使得《黄之河》的“对话”完整而别致，如诗人自许的：
“洗涤”要从“水”着笔，
“清醒”要自“水”落墨。
我来与你从头到尾对话，交流——
完成一次形与形的考察，
实现一番灵对灵的勘测。(24)
由此，诗人从黄河的源头（“源”）、文化的始祖（“孔子”）以及祭奠先人的“清明节”写起，至黄河入海口（“造陆”）、新中国的创始者（“毛泽东”）以及指向未来的“植树节”完结。不仅仅是自然意义上的“黄河”的巡游，也是对民族文化意义上的“黄河”的思考；同样，诗人所期待的“更生”，不仅仅是被污染的黄河的治理，更是不屈不挠的民族的勃兴。笔者援引《黄之河》的最后一段，聊作本文的结尾，且体会：
啊！黄河，你我并行，
勃然地进入了农历庚辰的走廊。
年满“知天命”的我立誓：
生死相许，
同哭同唱！
而此际，我的中华民族，
——我的父母之邦，
意欲勃兴的腹稿，
正酝酿于你的九曲盘肠
九 曲 盘 肠……(25)
注释：
① 李松涛：《夜：生死与诗》，《忧患交响曲》，第72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
② 李松涛、张大为：《李松涛访谈录》，《诗刊》2003年第11期。
③ 李犁：《悲悯与救赎：李松涛长诗的精神取向与价值——论跨文体长诗〈黄之河〉》，《诗潮》2005年第1期。
④ 郭小川：《给一位青年诗人的信》，《诗探索》1980年第1期。
⑤ 李松涛、张大为：《李松涛访谈录》，《诗刊》2003年第11期。
⑥ 参见谢冕《置身于时代的沉重》，《诗潮》2005年第1期。
⑦ 邢海珍：《纵横古今的沧桑之辩——李松涛长诗〈无倦沧桑〉析评》，《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别林斯基这段论述可见于其文论《杰尔查文的作品》，选自《别林斯基论文学》，第26页，梁真译，上海，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8。
⑧⑨ 李松涛：《无倦沧桑》，《忧患交响曲》，第12、33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
⑩ 李松涛：《无倦沧桑·初版后记》，《忧患交响曲》，第79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
(11) 李松涛：《无倦沧桑》，《忧患交响曲》，第76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
(12)(13) 陈然：《一首令人困惑的诗》，《作品与争鸣》1990年第9期。
(14) 李松涛：《拒绝末日》，《忧患交响曲》，第111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
(15)(16) 李松涛：《拒绝末日》，《忧患交响曲》，第118、128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
(17) 谢冕：《置身于时代的沉重》，《诗潮》2005年第1期。
(18) 李松涛：《黄之河》，《忧患交响曲》，第191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
(19) 李松涛：《无倦沧桑》，《忧患交响曲》，第37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
(20) 邓荫柯：《关爱自然的深刻思考和真情呼唤——评李松涛的长诗〈拒绝末日〉》，《诗潮》1998年第3期。
(21)(22)(23)(24) 李松涛：《拒绝末日》，《忧虑交响曲》，第165、175、191－192、198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
(25) 李松涛：《黄之河》，《忧患交响曲》，第286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