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刘禹锡对中日诗坛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坛论文,刘禹锡论文,对中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中唐时期独立于韩孟、元白两大诗派之外的一支异军，刘禹锡的影响虽不及开宗立派、领袖群伦的韩愈、白居易那样深远，却也由唐迄今，绵延不绝。而且，这种影响并不局限于中国本土，还远及于“山川异域”而“风月同天”的日本诗坛。因此，当我们探讨这种影响时，既可以从历史的角度作纵向追踪，看他如何垂范后世；也可以从地理的角度作横向考察，看他如何流惠东瀛。
一
刘禹锡以其别开生面的创作成就，既赢得了同处贞元、元和时期的韩愈、白居易、柳宗元等人的推许，也受到稍后于他的杜牧、温庭筠、李商隐等晚唐诗人的仰慕与钦羡。刘禹锡逝世后，温庭筠赋有《秘书刘尚书挽歌词》二首，诗作涉及刘禹锡为人为诗的方方面面，而不独是其诗，但从中却可以看出温氏对其诗的激赏：不仅拟之以“初发芙蓉”般清新自然的谢灵运诗，而且形象地揭示了它深为包括“京口贵公子”和“洛阳诸女儿”在内的各种社会阶层所喜爱的事实。至于温庭筠自己，无疑是刘禹锡诗的传播与借鉴者。温氏《商山早行》中的名联“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分明是由刘禹锡《秋日送客至潜水驿》一诗中的“枫林社日鼓，茅屋午时鸡”变化改造而来。宋人范温《潜溪诗眼》普经将温氏与刘禹锡相提并论：“自齐梁诸公，下至刘梦得、温飞卿辈，往往以绮丽风花，累其正气，其过在于理不胜而词有余也。”此说当否，固然大可商榷，但范温以温氏直承刘禹锡之后，却应当是看出了他们两人之间的一些渊源关系的。
同时从刘禹锡诗中汲取营养、借鉴技艺的还有号为“小李杜”的杜牧和李商隐。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钞》既谓“杜紫薇天才横逸，有太白之风，而时出入于梦得”；复谓刘禹锡“始以议论入诗，下开杜紫薇一派。”何焯《义门读书记》则认为李商隐的七言诗“兼学梦得”，并举出《行次昭应县道上送户部李郎中充昭义攻讨》等篇作为具体例证。循此加以考察，我们甚至可以在刘禹锡诗中发现杜牧某些名句的蓝本。如杜牧《山行》一诗有句：“霜叶红于二月花”，刘禹锡《自江陵沿流道中》一诗则有句：“山叶红时觉胜春”。命意极为相似，而作为蓝本的当然是刘句而非杜句。
宋代诗人对刘禹锡其人其诗同样不胜爱慕，并乐于取法。据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一引《雪浪斋日记》，王安石极喜刘禹锡的“枫林社日鼓，茅屋午时鸡”一联，而以之书赠刘楚公。又据李璧《王荆文公诗笺注》引《王直方杂记》，浙西名士陈辅过湖阴先生杨德逢之居，戏题一绝云：“身似旧时王谢燕，一年一度到君家。”王安石闻之笑语杨德逢曰：“此正戏君为‘寻常百姓’耳。”这说明了王安石对刘禹锡《乌衣巷》一诗中的名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已烂熟于心。不仅如此，他还多次袭用刘禹锡诗的构思、效法刘禹锡诗的造句。将他的《望夫石》诗与刘禹锡的同题之作稍加比较，就可以明白这一点。对此，前人亦早有所察。方东树《昭昧詹言》即认为“王荆公七律似梦得。”类似的情形也曾经在苏轼身上出现。苏轼极喜刘禹锡诗。这由黄庭坚《豫章先生文集》卷二十六《跋刘梦得竹枝歌》所记载的一则轶事可见一斑：“昔子瞻尝闻余咏第一篇，叹曰：‘此奔轶绝尘，不可追也。’”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还标举了苏轼熟精刘禹锡诗的另一例证：“读古人诗多，意所喜处，诵忆之久，往往不觉误用为己语……如苏子瞻‘山围故国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此非误用，直是取旧句纵横役使，莫彼我为辨耳。”无论这究意是否属于误用，苏轼对刘禹锡《石头城》中的“山围故国周遭在，雨打空城寂寞回”二句诵忆已久，是毋劳辩议的。比勘苏、刘二家之诗，我们甚至有理由认为，苏轼在创作的初始阶段是由学习刘禹锡诗入手的。陈师道《后山诗话》认为：“苏诗始学刘禹锡，故多怨刺。”正是有鉴于此。苏轼对刘禹锡诗的酷爱直接影响到他周围的作家，其嫡弟苏辙、门人黄庭坚等也都高度重视刘禹锡诗的典范意义。《苕溪渔隐从话》前集卷二十一引《吕氏童蒙训》云：“苏子由晚年，多令人学刘禹锡诗，以为用意深远，有曲折处。”又引《洪驹父诗话》云：“山谷至庐山一寺，与群僧围炉，因举《生公讲堂》诗，末云：‘一方明月可中庭’。一僧率尔云：‘何不曰一方明月满中庭。’山谷笑去。”《生公讲堂》为《金陵五题》之一，黄庭坚以之示范于群僧，足见推崇之意。一僧不谙诗家三昧，率尔易“可”为“满”，唐突前贤，遭黄氏哂笑乃是情理中事。既然这般推崇，自不免在诗中留下“点化”刘禹锡诗的痕迹。黄氏《登岳阳楼望君山》诗有句：“可惜不当湖水面，银山堆里看青山。”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是脱化于刘禹锡的《望洞庭》诗：“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二、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八、蔡正孙《诗林广记》后集卷五在这一点上已达成共识，均谓乃点化刘诗而成。此外，与黄庭坚一同被方回《瀛奎律髓》列名为宋代江西诗派之“三宗”的陈师道、陈与义也都是点化刘禹锡诗的高手，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刘禹锡诗为宋代诗人所乐于效法的佐证，如陈师道《绝句》中的“无端一棹归舟急，惊起鸳鸯相背飞”之于刘禹锡《浪淘沙词》中的“无端陌上狂风急，惊起鸳鸯出浪花”，其渊源关系殊为昭晰。至若元明清以后，从刘禹锡诗中寻觅法门者，亦代不乏人。王夫之《斋诗话》谓明人袁宏道、徐文长的七言绝句“以梦得为活谱”，杨际昌《国朝诗话》谓王士祯的七言绝句“以梦得、义山、牧之为宗”，正是其中较为显著的实例。
刘禹锡诗对后代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掇其荦荦大者，至少有以下诸端：
其一是诗品方面的影响。刘禹锡诗品纯正，一如人品。他在诗中树立了一个正道直行、守志有恒、自强不息的人格典范，给后代的文人以莫大的激励与鞭策。宋代的诗词作者在坎坷失意而又不甘屈服、不甘沉沦时，往往自托为“刘郎”或“前度刘郎”，借以自慰或自勉。在这些作品中，“刘郎”、“前度刘郎”已成为历尽劫难而无改贞操的人格典范的代称。
其二是诗体方面的影响。刘禹锡学习民歌、变革诗体的业绩，对后代诗人深具启发意义。他创作的《竹枝词》，不仅流播遐迩，而且历代都有仿作、拟作者。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十二记云：“予尝舟行苕溪，夜闻舟人唱吴歌。”歌中有“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两句。胡氏遂疑曰：“岂非梦得之歌，自巴渝流传至此乎？”又据邵博《闻见后录》卷十九所载，“夔州营妓为喻迪孺扣铜盘，歌刘尚书《竹枝词》九解，尚有当时含思宛转之艳。”可知刘禹锡的《竹枝词》直至南宋时仍为人们所广泛传唱。而仿作、拟作《竹枝词》的，在宋诗名家中就有苏轼、黄庭坚、杨万里、范成大等人。元朝末年，杨维桢作《西湖竹枝词》二十余首，唱和者多达五十余人，更是令人称羡的诗坛盛事。明、清两代，《竹枝词》风行于世，从高启、袁宏道到王士祯、郑板桥，几乎所有的诗坛名家都曾染指《竹枝词》之创作。民国年间，尚有王蜀瑜的《锦江花朝竹枝》等问世。这些仿作、拟作、名目繁多，而皆循描写地方风土人情一端发展，演绎为《西湖竹枝》、《庐山竹枝》、《都门竹枝》、《苏台竹枝》、《扬州竹枝》等变调，又进而繁衍出《橘枝词》、《松枝词》、《桃枝词》、《桂枝词》、《樱枝词》等变体。唯其如此，谓刘禹锡创作的《竹枝词》“衣被百代”，恐非过誉。
其三是诗艺方面的影响。刘禹锡诗法度严明，技艺精湛，可供后人挹芬者不胜枚举。以章法而言，施补华《岘傭说诗》早就指出：“刘梦得《天坛遇雨作》，变化奇幻，已开东坡之先声。”据《东坡题跋》卷六《书刘梦得诗记罗浮半夜见日事》，苏轼曾手书刘禹锡的五言古诗《有僧言罗浮事，因为诗以写之》。这当是因为该诗中的“渐高元气壮，汹涌来翼身”，“海黑天宇旷，星辰来逼人”，“日光吐鲸背，剑影开龙鳞”等句不惟想象奇特，境界雄阔，而且腾挪多变，姿态横生，恰好合乎苏轼的艺术追求。同样，施补华提及的《客有为余话天坛遇雨之状，因以赋之》一诗中的“滉
雪海翻，槎牙玉山碎”，“万状互相生，百音以繁会”，“遥光泛物色，余韵吟天籁”等句，也以翻空出奇，不蹈故常而又章法井然见长，宜为苏轼所取法。再以技法而言，刘禹锡所习用的因意遣辞、寄有于无、即小见大等技法，也屡为后人所借鉴。如《乌衣巷》中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二句，便因用笔深曲、托兴玄妙而被后代诗词作者反复挦撦。遗憾的是挦撦之作大多思力不逮，难与原句相媲美。周邦彦《西河·金陵怀古》将其敷化为“想依稀、王谢邻里。燕子不知何世，向寻常巷陌人家相对，如说兴亡斜阳里。”即属其例。在明清时代，由于争相摹拟该二句之技法，还几乎引起诉讼：有人拟之曰：“王谢堂前燕，今飞百姓家。”谢榛《四溟诗话》斥为“点金成铁矣。”谢榛自己复拟之曰：“王谢豪华春草里，堂前燕子落谁家。”何文焕《历代诗话考索》则又斥为“尤属恶劣。”这也许表明刘禹锡的原句已臻于妙通造化、殆难效法的境地。
其四是诗论方面的影响。刘禹锡的诗论亦多有沾溉与开启后人处。王士祯《带经堂诗话》卷三引《清言类》云：“刘宾客论僧诗有曰‘因定而得境，故攸然以清；由悲而遣词，故粹然以丽。’晁伯以尝述其言，以题黄龙诸老之诗。”这是刘禹锡诗论直接为后人所援引与运用的例证。也有间接借鉴的，如司空图所提出的“韵外之致”、“象外之象”等命题便是对刘禹锡在《董氏武陵集纪》中倡导的“境生于象外”说的发挥。另外，刘禹锡“为诗用僻字，须有来处”①的告诫也曾被主张“无一字无来历”的黄庭坚援以为据，并发挥到极端，乃致有违其本意。清人赵翼《瓯北诗话》卷十一已揭示其间之踪迹：“刘梦得论诗，谓无来历字前辈未尝用。孙莘老亦谓杜诗无一字无来历。山谷尝拈以示人，盖隐以自道。”宋人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三还分析了刘禹锡另一则诗论对黄庭坚的启迪：“刘梦得称白乐天诗云：‘郢人斤斫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世人方内欲相从，行尽四维无处觅。’若能如是，虽终日斫而鼻不伤，终日射而鹄必中，终日行于规矩之中，而其迹未尝滞也。山谷尝与杨明叙论诗，谓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百战百胜，如孙吴之兵，刺端可以破镞，如甘蝇飞卫之射，捏聚放开，在我掌握。与刘所论，殆一辙矣。”可知黄庭坚不仅是刘禹锡所创作的以《竹枝词》为代表的民歌体乐府诗的异代知音，而且是刘禹锡诗论的情有独钟的取资者。
二
如果将视野拓展到域外，从横向的角度进一步探讨刘禹锡诗的影响，那么，我们还可以看到：刘禹锡诗不仅垂范于后人，而且曾流惠东瀛，为日本的汉诗作者提供摹拟的蓝本。
中国古典诗歌自七世纪中叶传入日本后，立即风靡于以天皇为首的宫廷文艺沙龙，成为缙绅阶层所乐于驰骋才情的文学样式。于是，“日本汉诗”便应运而生。所谓“日本汉诗”，顾名思义，是指日本文人用汉语写作的诗歌，它不仅遵循中国古典诗歌的形式格律，而且具有与中国古典诗歌相类似的历史文化内涵。换言之，日本汉诗不仅是在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下形成的，而且形成以后也一直自觉接受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甚至在它已趋成熟和繁荣的江户时代，仍未能摆脱这种影响——如果我们把对中国古典诗歌的摹拟看作一种影响的方式的话。由于中国古典诗歌“代有新变”，所以日本汉诗摹拟的对象也就不断发生转移：进入平安诗(784-1192)以后，诗坛风会便由摹拟六朝诗转移为摹拟唐朝。在平安朝前期，传入日本的唐人诗集为数众多。诚然，其中最受日本汉诗作者推崇、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白氏文集》，白居易及《白氏文集》在平安朝诗人心目中的地位是其他任何唐人唐集都难以企及的，即使是成就高出于白居易的李、杜也无法在平安朝诗人的祭坛上与他相颉顽。不过，平安朝诗人们所喜吟乐诵的并不只是《白氏文集》，对他们的汉诗创作产生影响的也绝不只是《白氏文集》。这就是说，除了白居易和《白氏文集》以外，其他许多唐代诗人及其作品也曾成为平安朝前期的缙绅诗人所摹拟的对象，而刘禹锡其人其诗亦在其中。日人林鹅峰《本朝一人一首》卷十有云：
文选行于本朝久矣。嵯峨帝御宇，白氏文集全部始传来本朝。诗人无不效文选、白氏者。然桓武朝僧空海熟览王昌龄集，且其所著秘府论，粗引六朝之诗及钱起、崔曙等唐诗为例。嵯峨隐君子读元稹集。菅丞相曰：“温庭筠诗集优美也，公任、基俊所采用。”宋之问、王维、李颀、卢纶、李端、李嘉祐、刘禹锡、贾岛、章孝标、许浑、鲍溶、方干、杜荀鹤、杨巨源、公乘亿、谢观、皇甫曾等诸家尤多。加之李峤、萧颖士、张文成等作，久闻于本朝，然则当时文人，涉汉魏六朝唐诸家必矣。藤实赖见卢照邻集，江匡房求王勃、杜少陵集，且谈及李谪仙事，则何必白香山而已哉！
此说甚为有识。
确实，如同林鹅峰所指出的那样，刘禹锡其人其诗属于为平安朝诗人“采用”“尤多”的诸家之列。藤原公任编纂《和汉朗咏集》时，于中国诗坛取三十二人，刘禹锡入选佳作数名列第八。检嵯峨天皇所作汉诗，化用或暗合刘禹锡诗者，不一而足。如：
一道长江通千里，漫漫流水漾行船。
风帆远没虚无里，疑是仙查欲上天。
——《河阳十咏·江上船》②
青山峻极兮摩苍穹，造化神功兮势转雄。飞壁嵚崟兮帖屏峙，层峦回立兮春气融。朝喷云兮暮吐月，风萧萧兮雨蒙蒙。乍暗乍晴一旦变，凝烟吐翠四时同。神化结阁，仁智栖托。或冥道而
映，或晦迹以寂寞。林壑花飞春色斜，登临逸兴意亦赊。其幽至险多诡兽，离俗远尘绝嚣
。此地遨游身自老，老来茕独宿怀抱。夜深苔席松月眼，出洞孤云到枕边。
——《青山歌》③
前诗似由刘禹锡《浪淘沙词》脱化而来。《浪淘沙词》其一有云“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细加比照，二诗措辞虽异，而风调相仿，情韵相若。因而天皇属于遗其貌而取其神的善学者。至于后诗，则借鉴了刘禹锡的《九华山歌》。《九华山歌》有云：“奇峰一见惊魂魄，意想洪炉始开辟。疑是九龙夭矫欲攀天，忽逢霹雳一声化为石。不然何至今，悠悠亿万年，气势不死如腾仚。云含幽兮月添冷，日凝辉兮江漾影。结根不得要路津，迥秀长在无人境。轩皇封禅登云亭，大禹会计临东溟。乘仚不来广乐绝，独与猿鸟愁青荧。君不见敬亭之山黄索漠，兀如断岸无棱角。宣城谢守一首诗，遂使声名齐五岳。九华山，九华山，自是造化一尤物，焉能籍甚乎人间。”全诗在对九华山进行描摹和礼赞的同时，借助雄奇的想象的和壮阔的境界，跌宕有致地抒发了作者磊落不平的情怀。嵯峨天皇的《青山歌》虽未象刘诗那样着意将伟岸、险峻的青山形象作为作者情志的物化，在一唱三叹中呼出郁结已久的耿介之气，但展现青山姿容时那“腾仚”般的笔法，以及贯注在对青山的规摹和深情礼赞中的宏伟气势，却与刘诗极为相似，令人不能不考虑它们之间的渊源关系。
应当说，在平安朝前期的缙绅诗人们所摹拟的唐代诗人中，刘禹锡是魅力比较持久、影响比较显著的一位。除了以上引录的嵯峨天皇的两首诗以外，“敕撰三集”④中还有一些作品是以刘禹锡诗为蓝本规摹而成的。如：
河阳风土饶春色，一县千家无不花。
吹入江中如濯锦，乱飞机上夺文沙。
——藤原冬嗣《河阳花》⑤
山客琴声何处奏，松萝院里月明时。
一闻烧尾手上响，在峡流泉坐上知。
——良岑安世《山亭听琴》⑥
刘禹锡《浪淘沙词》其五有云：“濯锦江边两岸花，春风吹浪正淘沙。女郎剪下鸳鸯锦，将向中流疋晚霞。”这当是前诗所本。而后诗前二句分明脱胎于刘禹锡的《潇湘神》其二：“楚客欲听瑶瑟怨，潇湘深夜月明时。”不过，和嵯峨天皇一样，两诗作者大体上都做到了师其意而不师其辞，袭其神而不袭其貌，取其思而不取其境，因而绝无挦撦、剽窃之嫌。
刘禹锡诗何时以何种途径传入日本，史无明载，很可能是元和以后由赴唐的日本留学僧携归。以弘法大师空海和传教大师最澄为首的日本留学僧大多能文善诗，问道求法之余，每每与唐代诗人相交结，彼此切磋唱和。当他们学成回国时，携归的不仅仅是佛教经典，也包括唐人诗集以及他们自己的汉诗创作。如空海回朝时便曾进献《刘希夷集》四卷、《贞元英杰六言诗》三卷、《杂咏集》四卷、《朱书诗》一卷、《朱千乘诗》一卷、《王智章诗》一卷、《刘廷芝诗》四卷等。而现有史料虽不能说明刘禹锡与空海、最澄有直接的交往，但刘禹锡的《赠日本僧智藏》诗却足以证实他曾与日本学僧相过从。基于此，我们有理由推测，刘禹锡诗是通过留学僧这一媒介传播到日本，成为平安朝诗人摹拟的蓝本之一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平安朝的缙绅诗人们不仅深悉刘禹锡其人其诗，甚至还熟知唐人对刘禹锡其人其诗的评语。这由《古今著闻录》中的一则记载可以略见其概：
大内记庆滋保胤参六条宫。亲王问及时辈文章，曰：“匡衡如何？”答曰：“敢死之士。犹数骑披甲胄，策骅骝，过淡津之渡，其锋森然，少敢当者……
“亲王”，指史称“后中书王”的具平亲王。“匡衡”，指大江匡衡。当时，大江匡衡、纪齐名、大江以言，庆滋保胤四人诗名相齐，世称“正历四家。”应具平亲王之清，庆滋保胤对包括自己在内的四位诗坛宿将加以评骘。以上所引录的文字中，“其锋森然，少敢当者”云云，本是白居易对刘禹锡诗的评语⑦，庆滋保胤将它挪用了过来——准确地说，是恰到好处地挪用了过来。仅此一例，即可见出刘禹锡其人其诗对日本诗坛的影响是何等广泛！
注释：
①见于韦绚《刘宾客嘉话录》。
②见于《文华秀丽集》及《日本诗纪》卷二。
③见于《经国集》及《日本诗纪》卷二。
④“敕撰三集”是平安朝前期奉敕编撰的《凌云集》、《文华秀丽集》及《经国集》的合称。
⑤⑥见于《文华秀丽集》及《日本诗纪》卷八。
⑦《刘白唱和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