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源后怪奇诗派引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引论论文,金源论文,后怪奇诗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或问：“何谓怪奇？”答曰：“不专一能，怪怪奇奇。”〔1〕换言之，所谓“怪奇”，亦即尚怪求奇，其与常见的、传统的、正统的范式及精神均有着极其显著的异样的品格，从文学审美实践的角度说，审美创造后主体所走的是一条冲决常规、打破常式的陌生化的艺术创作道路。
早在中唐之世，纷呈的诗歌流派当中便有一个“怪奇诗派”。这个名称，其实是“险怪诗派”和“苦吟诗派”的复合，这个复合体也正是我们所熟知的“韩孟诗派”。“险怪”，自然是就艺术审美特质所作出的判定，其诗人是以韩愈、孟郊、卢仝、刘叉、马异、李贺、皇甫湜为代表的。“苦吟”，主要是就艺术创作态度作出的评价，其诗人是以孟郊、李贺、贾岛、姚合为代表的。那么，这两者之间是存在着显而易见的交叉与重合的，如果将其相并，则无疑都是“韩门”中人，是一个声势浩大的“韩氏集团”。这支队伍中的诗人，都以尚怪求奇为能事，创作倾向体现了本质上的一致性：
夫意新则异于常，异于常则怪矣；词高则出于众，出于众则奇矣。〔2〕
夫谓之奇，则非正矣，然亦无伤于正也。谓之奇，即非常矣。非常者，谓不
如常者；谓不如常，乃出常也。〔3〕
所以，重新审视了“韩氏集团”的审美取向，我们也就理所当然地把“韩孟诗派”重新命名为“怪奇诗派”。
历史的车轮似乎并不在笔直的大道上奔驰，倒好象行进在盘山公路上，经过了一定的“螺旋”之后，仿佛又回归原地了，不过出现了一定的时间（例如先、后）和空间（例如上、下）的差异罢了。自中唐而后约四百年，到金源之中后期——贞钓南渡前后、文坛上出现了又一个“怪奇诗派”——“后怪奇诗派”。这个流派也是人数众多的，其成员主要有：李纯甫（1177—1223）、麻九畴（1183—1232）、李经（生卒年待考）、雷渊（1184—1231）、张珏（生卒年待考）、宋九嘉（1184—1233）、李夷（1191—1232）、田紫芝（1192一1214、乌林答爽（1203？—1232）、王郁（1204—1234）。该流派虽说人物众多，但并不是乌合之众；并且他们有执大膘的领袖，这便是当时文坛上的重要盟主、风云人物李纯甫。
李纯甫，字之纯，号屏山，弘州襄阴人。始冠，擢高第，名声哗然。据金·刘祁《归潜志》卷八：“屏山教后学为文欲自成一家，每日：‘当别转一路，勿随人脚跟。’古文多喜奇怪。然其文亦不出庄、在、柳、苏，诗不出卢仝、李贺。……又云：‘生为男子，不食人唾后，当与之纯、天英作真文字。’”天英即李经，为该流派中又一位重要诗人。李纯甫称得上是韩愈那样的角色，他也抗颜为师，号召和团结更多的作者。他的艺术趣味与韩愈、黄庭坚相近，尚怪奇，矜独创，力矫平熟一路，“后进宗之，文风由此一变”。为了营造“诗垒”，改变文风，他对文坛后进多有提携、鼓励、推许甚至轻许。据《归潜志》卷一：“（李纯甫）天资喜士，后进有一善，极口称推 ，一时名士，皆由公显于世。又与之拍肩尔汝，志年齿相欢。教育抚摩，恩若亲戚。故士大夫归附，号为当世龙门。尝自作《屏山居士传》，末云：‘雅喜推借后进’。如周嗣明、张珏、李经、王权、雷渊、余先子（名刘从益）、宋九嘉，皆以兄呼。”又卷八云：“李屏山雅喜奖拔后进，每得一人诗文有可称，必延誉于人。然颇轻许可，故赵闲闲（赵秉文）尝云：‘被之纯坏却后进，只奖誉，教为狂。’后雷希颜亦颇接引士流，赵云：‘雷希颜又如此。’然屏山在世，一时才士皆超向之。”雷希颜即雷渊，为该派中另一重要诗人。赵秉文的言论虽不无微辞，但从一个侧面告诉我们，“李氏集团”之传统在不断地发扬光大，这是一个凝聚力很强的诗歌流派。
宋九嘉亦“从屏山游，读书、为文有奇气，与雷希颜、李天英相埒”〔4〕。
王权，大安元年进士，“从屏山游，屏山称之。为人跌宕不羁，喜功名，博学，无所不觅，酣饮放歌，人以为狂，屏山为作（狂真赞》。”〔5〕
“力行险怪取贵仕”〔6〕，是中唐时期不无功利目的的社会风气；“怪辞惊众谤不已”〔7〕，乃中唐怪奇诗派“颠狂”艺术引发的社会轰动。那么，李纯甫对“人以为狂”的王权高唱赞歌，其将产生如何的文坛效应，自然不言而喻。
由于李纯甫的吸引、指导、扶植之功，他的身边，凝聚成了一个颇有影响的诗人群体。从创作实践上看，这派诗人是极力楷模中唐 怪奇诗派的。
李纯甫作为流派领袖，其尚怪求奇、追步唐人是完全出于自觉的：“壁上七弦元自雅，囊中五字更须奇。”〔8〕因此他对“以文为诗，如教坊雷大使舞”的韩愈以及“天资峭拔，摆出翰墨畦径”的黄庭坚尤为欣赏〔9〕。即此我们可以看到，他之所谓“字字皆以心为师”、“当别转一路，勿随人脚跟”和黄庭坚之所谓“听他下虎口著，我不为牛后人”者，皆与韩愈之所谓“惟古于词必己出”、“惟陈言之务去”者一脉相承，尚怪奇，重主观，强调“师心”独创，强调“戛戛独造”。李纯甫“师古’学唐也是不遗余力的。唐代怪奇诗派曾一再鼓吹“诗胆”：“身大不及胆”〔10〕，“诗胆大于天”〔11〕。他也象韩愈他们那样标举“诗胆”：“二公正坐诗作祟，得句令人不敢书。先生有胆乃许大，落笔突兀无黄初。……暗中摸索出奇语，字字不减琼瑶琚。”〔12〕唐代韩、孟、卢、马、皇甫等以文为诗、以文为戏，争奇斗巧、光怪陆离之作如《城南联句》、《月蚀诗》、《与马异结交诗）、《答卢仝结交诗》、《陆浑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韵》者举不胜举，类似作品于李纯甫诗卷中也不在少数，如《为蝉解嘲》、《瓢庵》、（赵宜之愚轩》、《怪松谣》、《送李经》等皆属此类。试读《为蝉解嘲》：
老蜣破衲染尘缁，转丸如转造物儿。道在矢溺传有之，定中幻出婵娟姿。金仙未解羽人尸，吸风饮露巢一技。倚杖而吟如惠施，字字皆以心为师。千偈澜翻无了时，关楗不落诗人诗。屏山参透此一机，髯弟皤兄何见疑。此理入玄人得知，髯弟恐我餐却西山秀，皤兄劝我吸却壶卢溪。因蝉倩我问渠伊，快掉葛藤复是谁，髯弟绝倒皤兄嘻。
作者不仅以散文章法、句法为诗，而且尔汝相戏，极尽揶榆嬉笑之能事，甚至如“矢溺”之类的事象也堂而皇之地闯进了雅洁而神圣的诗的殿堂。清刘熙载在其《艺概》中曾说唐代韩愈“以丑为美”，金之李纯甫于诗中也斗胆尝试了一回。
雷渊“博学，有雄气，为文章专法韩昌黎，尤长于叙事。诗学坡、谷，喜新奇”，“论文尚简古，全法退之，诗亦喜韩，兼好黄鲁直新巧”〔13〕。元好问说他“渡河后，文益奇，名益重”〔14〕。其《会善寺松》一诗，在用字、取象、造境诸方面均明显地带有韩愈《齿落》、《嘲鼾睡》一类诗的特点。而取材上也似乎沾染了唐代怪奇诗派那样的癖好，即注目于自然界及人类社会中的一些罕异怪特的现象，诸如山火、暴雪、奇寒、怪松……，李纯甫的《怪松谣》、《雪后》，张珏的《古镜》，李夷的《古剑》等等，均属此类。 麻九畴“为文精密巧健，诗尤奇峭，妙处似唐人”〔15〕。其妙似唐人处往往在于形式上的创新，如《阳夏何正卿作叠语四句未成章，余复以叠语寄之，凡四变文》一诗，所用“叠语”有：苛苛蠢蠢”，“矫矫亢亢”，“昂昂藏藏”，“落落莫莫”；“归与归与”，“凤兮凤兮”，“乐云鲔摧如”，“暖然凄然”，“优哉游哉”。而《夏英公篆韵》一诗专仿韩愈的《南山诗》，连用十数个比喻，欲以博喻见长。看得出，此乃效仿韩愈、孟郊当年联句争奇斗巧之技，以才学为诗，以文为戏。 王郁所作诸诗“全类李长吉”，且看他的《春白行》：
春日飞，春野寂，红朋碧友元胎湿。东风着意寒食时，游丝粘人困无力。小铃犊车燕堤沙，凤箫惊落 琼英花。荒坟颓颓啼夕鸦，草荒月黑鬼思家。
这样的作品，大有李贺之风。王郁今存诗作十三篇，其中竟有十一篇是歌诗，与李贺同一癖好。其《阳关曲》之作尤注重敷色：青、绿、金、紫、碧，与李贺一样有“博艳”之趣。所以李献能说王郁“诗句媲国风，下者犹楚辞。”〔16〕须知，李贺是偏好楚辞和南朝乐府的，那么王郁所追步的的确是李贺。
宋九嘉大约也诗思人僻，我们从他的诗句“雀知爱子来回哺，鼠不畏人傍午行”〔17〕便马上能联想到苦吟求奇之诗僧贾岛的“归吏封宵钥，行蛇人古桐”〔18〕
李夷“为人介特，自守不群”，“为文尚奇涩，喜唐人，作诗尤劲壮，多奇语”〔19〕.今观其《古剑》、《古镜》、《赠王予可》、《吊张伯玉》等诗与残句，便可知其亦一好奇之士。李经“为诗刻苦，喜出奇语，不蹈袭前人，妙处人莫能及”〔20〕，李纯甫赞之曰：“自李贺死二百年，无此作矣！”赵秉文则以为是将“长吉、卢仝.合而为一”〔21〕。只要读一下他的诗，便会立刻感受到李贺诗中那股扑面而来的冷气：
长河老秋冻，马怯冰未牢。河山吟鞭底。日暮风更号。晨井冻不
，谁疗壮士饥。天厩玉山禾，不救我马尵。〔22〕
张伯玉风神个性“在之纯、希颜伯仲间”〔23〕，其所为之诗，如“轩姿古镜黑如漆，锦华鳞皴秋雨湿”〔24〕者“人以为不减李长吉”〔25〕。又如《赋画石》诗中云：“腹非经笥，口不肉食。胸中止有磊磊落落百千万之怪石。兴来茹噎快一吐，将军便欲关弓射，气母忽破碎，物怪纷狼藉。有时醉狂头插笔，写尽人间雪色壁。”其狂怪风格一如卢仝、马异之“怪辞惊众谤不已”，故亦令元好问感慨曰：“其颠放如此。”〔26〕
乌林答爽“其才俊拔似李贺”〔27〕，其所存之诗仅两首：
上有丹锡花，秋河碎星斗。磨研清且厉，玉瑟鸣风牖。〔28〕
背逐一道十三虹，赤鬣金鳞何天矫。翻思昨夜雷霆怒，只恐乘云上天去。〔29〕又有《七夕曲》残句：“天上别离泪更多，满空飞下清秋雨。”其风格亦是李贺幽寒孤峭、虚荒诞幻的一路。
田紫芝，年十三时赋《丽华引》，“语意惊绝，人谓李长吉复生。”〔30〕
从以上罗列“李氏集团”中诗人之实际创作情况，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诗歌流派的“凝聚力”，不仅体现在集团中成员于人事组织方面的密切交往和狂放无羁、跌宕任气这种风神个性的认同聚合之事实上，而且也体现在作为文学流派构成要素和基础的审美趣尚、审美理想的相似性和一致性上。他们目标明确地追步中唐怪奇诗派，楷模的对象几乎涉及怪奇诗派中所有代表作家：韩愈、孟郊、卢全、马异、刘叉、贾岛、李贺。毫无疑问，这个“李氏集团”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后怪奇诗派”。纵观金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后怪奇诗派”师古学唐，尚怪求奇，以其异样的美学品格树起了他们鲜明的旗帜。他们反传统，矫平熟，使贞祜南渡时期的诗坛“文风由此一变”，着实令人刮目相看。由此可见，这个流派在金代文学发展史上应该占有重要的地位。
金源中后期之所以形成一个“后怪奇诗派”，我想，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学自身之发展规律使然。
王安石云：“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世间恶语言，已被乐天道尽。”〔31〕如何摆脱“牛后”之讥，金代诗人也像北宋诗人一样流露出了忧虑和焦躁，于是纷纷探索独创之路。北宋人长期以“仿古”尤其是“仿唐”为创造，他们只要一眼觑定某唐人的“特长”，便抓住不放，作为偶像，即此开宗立派，以求偏善独至。回顾一下北宋的“白居易派”、“西昆派”、“晚唐派”、“江西诗派”直至南宋的“四灵派”、“江湖派”，莫不如斯。追效白居易，楷模李商隐，崇拜贾岛、姚合，师法杜甫，都曾经是“一时”之潮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样的思路和风气直接影响了金代的诗人。他们也以“仿古”为创造，以“仿古”为能事，所“仿”之“古”，或为北宋之苏、黄，或为中唐之卢、李。正如刘祁所述：“南渡后，文风一变，文多学奇古，诗多学风雅，由赵闲闲、李屏山倡之。屏山幼无师傅，为文下笔便喜左氏、庄周，故能一扫辽、宋余习；而雷希颜、宋飞卿诸人皆作古文，故复往往相法效，不作浅弱语。赵闲闲晚年，诗多法唐人李、杜诸公，然未尝语于人，已而，麻知几、李长源、元裕之辈鼎出，故后进作诗者争以唐人为法也。”事实上，“以唐人为法”在当时适应了文风改革的需要。据《归潜志》卷十：“泰和、大安（1201—1211）以来，科举之文弊。盖有司惟守格法，无育才心，故所取之文皆猥弱陈腐，苟合程度而已，其逸才宏气、喜为奇异语者往往遭绌落，文风益衰。”及至贞钓（1213—1217）南渡，赵秉文和李纯甫各为文坛盟主，或“转益多师”，或“多喜奇怪”，于是不谋而合，殊途同归，目光一致投向唐人。由他们领导，诗坛上遂掀起了“以唐人为指归”的创作高潮，而以他们为代表的两大“诗垒”〔32〕也便分别代表了“平易”与“怪奇”两种不同的创作倾向。当然，赵秉文不执一体、转益多师的实践，也使他在师古学唐，尤其是学韩愈、学卢仝、学李贺等方面，为文坛“怪奇”风气的发展，有意无意地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他的想象奇特的《海月》诗，在意象怪诞、抒情“如病热人呓语”〔33〕的特征上，近于卢全的《月蚀诗》、《与马异结交诗），更何况他还有《仿玉川子沙麓云鸿砚屏吕唐卿藏》和《仿李长吉击球行）等样板之作。
“怪奇”也好，“平易”也罢 ，在当时都是为了对抗和矫正章宗以来浮艳轻弱的文坛风气的。金后期之反省赵宋而远绍李唐，亦如唐代之弃南朝而扬汉魏，在文学发展史上不妨视为一种越代继承、隔代遗传的现象，而这种现象的重复出现，也便使文学的发展呈现出一种循环周期性规律。那么毫无疑问，金代“后怪奇诗派”的产生，也正是文学寻求自身发展的这种循环周期性规律所作用的结果。
第二，特定思想文化土壤的孕育使然。
在向章宗后期浮艳文风发动反击的同时，一些诗人提出了较有积极意义的创作主张。例如关于“以意为主”的观点：“文章以意为主，以字语为役。主强而役弱，则无令不从。今人往往骄其所役，至跋扈难制，甚者反役其主，虽极辞语之工，而岂文之正哉？”〔34〕赵 秉文亦打着同样的旗号：“文以意为主，辞以达意而已。古之人不尚虚辞，因事遣辞，形吾 心之所欲言者耳。”〔35〕李纯甫强调“言为心声”：“人心不同如面，其心之声，发而为言，言中理谓之文，文有节谓之诗。然则诗者，文之变也，岂有定体哉？故三百篇，什无定章，章无 定句，句无定字，字无定音。大小长短，险易轻重，惟意所适，虽役夫室妾悲愤感激之语， 与圣贤相杂而无愧，亦各言其志而已矣。”〔36〕元好问亦云：“前世诗人凡有所作，遇事辄变化，例不一其体裁。”〔37〕这些言论表明了一点，即文学创作自古以来并无什么程式与套路，可以“不拘声病”，“不一其体裁”，而专以意为主。
金源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自有其区别于中原汉文化的某些品格。女真草原游牧民族的粗犷豪放及其汉化进程与程度的不平衡性，使其于引进汉传统思想文化方面有所取舍，有所扬弃。金代虽然与南宋并峙，但当时于南国占统治地位的程朱思想其实未曾显示出多少向北域的渗透力，因而，金人的思想专制与束缚相对松弛，表现出一种能够任性任情、率意而发的特点。由此可见，李纯甫之所以能“教为狂”，领导一个“后怪奇诗派”，其实是有一定的民族思想文化背景作为基础的。
第三，没落动乱之时代气候使然。
贞钓南渡以后，金源已不复以往的强盛和辉煌了，从田紫芝的《乱后登凌云台》一诗，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当时士子面对沧海桑田的社会巨变而产生的浩叹与失落：
愁思纷纷不易裁，凌云台上独徘徊。乱鸦背着斜阳去，寒雁带将秋色来。破屋无烟空碎瓦，新坟经雨已苍苔。天翻地覆亲曾见，信得昆明有劫灰。
社会时代越是纷乱动荡，科举道路越是曲折坎坷，士人举子越是满腹牢骚和不平：
眼底功名一物无，飞扬跋扈意何如？青云歧路多辛苦，赖得皇家结网疏。〔38〕
生当没落之乱世，这样的生活道路与情感经历决定了他们自然会与“不平则鸣”的韩愈、孟郊、李贺等发生共鸣，而此间李纯甫为着改革文风的需要打起了“师古”学唐、尚怪求奇的旗子，“后进宗之”，内驱力和外引力交互作用，一个个韩愈、卢仝、李贺于是相继“复活”并“再生”，“后怪奇诗派”遂得以最终形成。
对于金文学的研究，较之以往几十年，目前学术界虽然逐渐重视起来，但其高潮还没有真正到来，而关于金代文学流派的研究，则显得更为冷寂。笔者首倡“后怪奇诗派”之说，乃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以李纯甫为核心的一个诗人群体，由于其理论和实践诸方面的努力，由于其“师古”学唐，楷模中唐怪奇诗派，终于扭转了金中期文坛浮弱轻艳的倾向，实现了当时文风的实质性转换。当然，笔者所论或者难免肤浅，兹题为“引论”，实抛砖引玉之意也。
注释：
〔1〕韩愈（送穷文》
〔2〕皇甫湜《答李生第一书》
〔3〕皇甫湜《答李生第二书》
〔4〕刘祁《归潜志》卷一
〔5〕〔15〕〔19〕〔20〕〔25〕〔27〕《紧潜志》卷二
〔6〕韩愈《谁氏子》
〔7〕韩愈《寄卢仝》
〔8〕《瓢庵》
〔9〕见（西岩集序》
〔10〕韩愈《送无本师归范阳》
〔11〕刘叉《自问》
〔12〕《赵宜之愚轩》
〔13〕（归潜志》卷一、卷八
〔14〕《中州集》卷六
〔16〕《赠王郁诗》
〔17〕《馆中纳凉书事》
〔18〕《题长江厅》
〔21〕《答李天英书》
〔22〕《杂诗四首》之一
〔23〕〔26〕《中州集》卷八
〔24〕《古镜》
〔28〕《邺研》
〔29〕《古尺》
〔30〕《中州集》卷七
〔31〕《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四引
〔32〕赵秉文《送宋飞卿》有云：“瘦李髯雷隔存没，只愁诗垒不成军。”
〔33〕王世贞《艺苑厄言》卷四评卢仝语
〔34〕《中州集》卷四引周昂语
〔35〕《竹溪先生文集引》
〔36〕《中州集》卷二引
〔37〕《双溪集序》
〔38〕田紫芝《冥鸿亭下第后作》
标签：韩愈论文; 读书论文; 文化论文; 归潜志论文; 诗鬼论文; 中州集论文; 李纯甫论文; 古镜论文; 诗歌论文; 韩孟诗派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