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写‘二’说‘两’”到“写‘两’”
戴陈丹琦
（华东师范大学 国际汉语文化学院，上海 200062）
摘 要： 基于吕叔湘先生所说的“写‘二’说‘两’”的判断，重点结合“二”和“两”的读音、字形、语义和语用特点，分析两者的使用状况。从读音、字形的角度来说，“两”的响度大于“二”，有助于交际主体之间实现信息的传达；阿拉伯数字“2”在书写上更为便捷，“二”和“两”均不占优势。从语义角度来说，“二”与“两”的概念义与色彩义有别，在古代汉语中，“二”多用于指称平行二物，“两”用于指称“车之两轭”；在现代汉语中，“二”侧重于数字的本身，“两”更侧重于衍生泛指，同时“两”的褒义色彩又强于“二”。从语用角度来说，在与三类数词、量词的搭配时，无论是在书面语中还是在口语中，“两”的使用频率都要高于“二”。总体来看，呈现出既说“两”又写“两”的使用趋势。
关键词： “二”；“两”；使用趋势；语义；语用
一、引言
由于“二”与“两”的均可以表示数词“2”，学界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Hockett（1947）认为，“二”和“两”的分布互补，所以可归入一个语素。不过，Hockett的这种认识忽略了“二”和“两”的使用也具有相同的语言环境。朱德熙先生（1982）认为，“二”和“两”的互换条件有两种：一是“二”和“两”在充任系数时可以互换，例如“二百”与“两百”；二是放在度量词前均可形成数量短语，例如“二尺”与“两尺”，“二斤”与“两斤”。实际上，“二”与“两”是不能完全同等互换的。朱德熙（1982）区分了作为数词“2”的两个变体“二”与“两”，认为“两”只能出现在除“十”以外的系数词和度量词前，而“二”还可以单说、出现在系位组合的模项以及在“第”之后组成系数词。吕叔湘（1984）不仅区分了“二”和“两”作为数词“2”的用法，还讨论了“两”所具有的指称成对的亲属关系、表示双方以及表示不定数的用法。
也有学者对“二”和“两”作了历时梳理。王力《汉语史稿》（1980）认为，“两”最初是表示天然成双的事物。傅力（1996）追溯了“两”的本义，认为它侧重于“平分为二”。张静静（2007）指出，“二”的本义为平行二物；“两”的本义是指车之两轭，后泛指成对之物。通过考察“二”与“两”的本义与来源，可以描述出两者的历史演变。
吕叔湘先生在《语文杂记》（1984）中，曾预测了“写‘二’说‘两’”的使用趋势。他指出，未来“二”可能会变成一个多音字，《新华字典》也不得不在“二”字底下注两个音“èr”与“liǎng”；而在口语里，“两”将侵占“二”的地盘，说“两万、两千、两百”的人比说“二万、二千、二百”的人更多。
那么，“写‘二’说‘两’”的使用趋势是否已成为事实？吕先生预测的理据又是什么？由于目前对当代汉语中“二”和“两”用法的研究还不够全面，所以还不能很好地回答这两个问题。本文以“二”与“两”为研究对象，从语音、字形、语义和语用的角度，重点探讨两者在可互换条件下的使用频次，意在凸显“二”与“两”的使用趋势与走向。
二、“二”和“两”的语音与字形
我们知道，“二”和“两”均是音义结合的符号。语音上的听觉特点和书写上的视觉特点，对两者的选择和使用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一）“二”与“两”的语音分析
从表1可以发现，“两”的褒义色彩词语所占比例要多于“二”，如：“两袖清风”“两全其美”等，而“二”的词目中没有出现具有明显褒义色彩的词语。“两”也具有贬义色彩，如：“两张皮”（比喻原本联系紧密的事物变成相互脱离、各不相干的状况）、“两面三刀”等，但“二”的词目的贬义色彩所占比例要明显高于“两”，如：“二百五”“二流子”等。再如近些年来，在网络上颇为流行的“二”，它单用作形容词，用以形容一个人愚蠢，也含有贬义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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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二”与“两”的音强示意图
“二”在汉语拼音中写作“èr”，它的读音比较特殊，汉语中除常见的“儿化韵”外，只有少数几个字读作卷舌央元音[ɚ]。读“二”时伴随着卷舌，舌位略上升，由较低的舌位上升至舌位的中部。在“二”这一音节中仅有一个[ɚ]为主要元音，因此，音长较短；它的声调为去声，绝对音高由最高降至最低。
我们对《中华大字典》（1915）中的“二”“两”义项进行了统计，可以发现，“二”共有11条义项，其中一条义项含有贬义：“谓异端也。”如《荀子·儒效》云：“并一而不二，所以成积也。”“两”在《中华大字典》中共有13条义项，均为中性义。由此可知，“二”在先秦时期即具有贬义色彩，如“二心”多指“异心，不忠诚”；而“两”多表示成双成对的事物，更加契合中国偏爱均衡对称事物的审美观念。
林焘、王理嘉（1992）通过语音实验的测试，证明在音强、音高和音长相同时，元音比辅音听起来响，低元音比高元音响，浊音比清音响，鼻音比擦音响，擦音比塞音响。从图1可以大致看出“两”与“二”的响度起伏。在“liǎng”这样一个较长的音段中，元音与辅音相交替，响度变化时有起伏，这个音节中最主要的发音是在韵腹，低元音a的响度要高于元音er。
式中：Δae表示平均误差；Δrmse表示均方根误差；n值为样本的个数；ti为预测数值；di为实测拱顶位移值，取n=22，几种方法采取同样的处理办法，下表Elman简称E(Elman)，有限元简称F(FLAC3D)，小波-模糊控制Elman网络简称W-FE(Wavelet-Fuzzy Elman)对比结果如表2所示。
南方方言保留了较多的古音因素，这或许可以为“两”的使用频率高于“二”提供一个佐证。以吴语为例，它近中古雅言，继承了中古汉语的八声调和三十六字母框架体系，语音与《广韵》等古代韵书高度吻合。在吴语中，卷舌元音类如“儿”读作鼻音[n313]或[ȵ313]。同时，在使用数词“2”时，选择了“两”[lia51]作为它的读音。“两”在吴语中可以与“第”相搭配作为序数词，甚至可以与度量衡单位“两”搭配，读作“两两”。鼻音[n313]与前高元音为韵腹的“两”[lia51]，其读音更加清晰，从而能够更加有效识别。
美国著名语言学家格赖斯（H.P.Grice）曾指出，语言交际要遵循“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其中的方式准则（Manner Maxim）是指话语表达要清楚明了。可以看出，就语音角度来说，“两”比“二”更为清晰，也更能有效地传达话语意义，从而避免晦涩歧义的产生。因此，大家在日常交际中更倾向于使用“两”。
（二）“二”与“两”的字形分析
文字是语言的载体，是语言的视觉符号。它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语言传达信息中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局限性，通常比音响印象更为持久。
平时成绩中,需要结合教学方式,突出对学生课堂表现的考查。除课堂提问外,针对工程实际中的问题开展分组讨论,评价分组讨论的结果,并对每个同学在分组中的表现进行综合考评。
据傅东华《字源》的观点，“两”的产生要晚于“二”，可见，在“两”产生之前，“二”已经在使用了。那么，在已有“二”的情况下，为什么会再造一个同义词“两”呢？由此可以推测，“两”的最初用法并不完全等同于“二”，两者的具体使用范畴在下文中会有具体分析。就它们的起源来看，“二”的最初字形是两根算筹（古代计数的竹签）平放；“两”的早期字形像一辆双套马车上的轭和一堆马鞍。从汉字的演变角度来说，“二”的书写要方便于“两”（除了大写“贰”）。不过，在数词“2”的范畴内，阿拉伯数字“2”可能是我们在想到表示数词时最先进入到我们意识的成员，是数词“2”的原型范畴。阿拉伯数字传入我国大约是在13到14世纪，但在我国推广使用仅有100多年的历史。虽然如此，由于阿拉伯数字简便易写，现在已成为人们学习、生活和交际中最常用的数字形式。就目前情况来看，汉字数词“二”与“两”通常情况下不如阿拉伯数词“2”的使用广泛。
三、“二”和“两”的语义特点
语音是词语的形式与载体。词义所指的是词语的内容，反映了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它是词的主体。词义可以分为概念义与色彩义，其中，概念义是词的基础部分，直接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色彩义则反映了人类认识的主观倾向，也是构成词义的重要部分。
在哈尔滨供热项目中，由于污水源热泵供热属于清洁能源供热，政府给予0.5元/kWh的电价补贴。在本项目计算成本过程中，由于天津暂未有相应政策，电价暂按0.79元/kWh计算，污水源热泵系统运行成本价格75.9元/GJ。
（一）“二”与“两”的概念义
词语的概念义是指说同一种语言的人对客观世界所形成的主观映像。“二”与“两”的概念义在古代汉语、现代汉语中有所不同。“二”最初多用于指称平行二物，“两”则用于指称“车之两轭”；在现代汉语中，“二”更侧重于数字本身的使用，“两”则更侧重于与量词相结合，并且衍生出泛指义。
1.“二”与“两”的古代概念义
《说文解字·二部》云：“二，地之数也。从耦一，会意。古文又从弋。”许慎的这一解释与道家的观点“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可谓是一脉相传。“一”为道之所立，是万物的开始；“二”为“地之数”；“三”代表了天、地、人之道。现代学者郭沫若与彭泽润、李葆嘉对“二”的来源问题也进行了探讨。郭沫若（1982）说：“数生于手。古文一二三四字体作一二三亖，此手指之象形也。”彭泽润、李葆嘉（2002）说：“数词来源于名词。汉语‘一’源于‘自’（即鼻，音同‘一’），‘二’源于‘耳’（人之双耳为二）。”可以说，“二”横体现了对数字的天然描绘，本义是指“平行二物”，而后被赋予了深刻的哲学蕴涵。
音强、音色、音长和音高均可以影响响度的起伏，其中音长对汉语的制约作用更为明显。假若用同等的音强说“二”与“两”，由于“两”的音素多于“二”，所以它的音长就要长于“二”。因此，在交际过程中，如果“二”与“两”同时共现的话，总是“两”听得比“二”更为清晰。
1.感情色彩的古今差异
在线测量是在混合机机壳的特定位置安装有水分在线检测仪，以一定时间间隔自动检测混合机内物料的水分含量，并将检测结果自动传送给生产线水分添加系统的自动控制系统，经与设定的目标值比较后自动确定在混合机内喷加的水分量和调质过程中需要添加的水分（蒸汽）量及相关控制参数。目前已经在饲料混合机上应用的在线水分检测仪有多用途近红外检测仪，激光在线水分测定仪以及微波在线水分检测仪等。其中近红外多用途检测仪可以同时检测水分、粗蛋白、粗脂肪等，有着更广泛的用途。
在《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中，“二”作为数词的解释是：“一加一所得的数目。”“二”还可以作形容词，分别表示“两样，别的”、“不专一”。“两”作为数词则有三个义项，第一个义项是：“一个加一个是两个”，与“二”大体相同，不过，这一解释突出了“两”与量词相结合表示数词“2”的使用特点。在数词词性中，“两”还具有表示“双方”和表示不定的数目两个义项。同时，“两”还保留了充当质量单位的量词义项。
从现代汉语中“二”与“两”的义项来看，两者均是数词“2”的变体，“二”侧重于表达数字本身的运算，“两”则与量词结合更为紧密。同时，“两”在数词上的使用更为广泛，暗含了“双方”相对立的含义，并超出数词“2”的范畴，而泛指不定数目。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二”本是数词“2”的正统，不过，在历时演变过程中，“两”逐渐分担了“二”的部分功能，并衍生出更为广泛的数词义项。同时可以看出，在数词的使用上，“两”也是后来居上，逐渐超过了“二”。
（二）“二”与“两”的色彩义
感情色彩义体现了说话人爱憎好恶的褒贬情感。人们在使用所选定的词语时，往往都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不过，即使是同一个词语，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域，其色彩义也会有所不同。总起来看，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二”的贬义色彩都较为突出，“两”则多指成双成对的事物，更受人们偏爱。在不同地域中，“二”与“两”的使用情况也不尽相同，南方区域更偏向于使用“两”，而北方区域则是二者并重。
2.“二”与“两”的现代概念义
《说文解字·㒳部》对“两”的解释是：“兩，二十四铢为一兩。从一；㒳，平分，亦声。”段玉裁注：“一字衍。……按兩者，㒳黄钟之重。故从㒳也。”对“㒳”的解释是：“㒳，再也。从冂，阙。《易》曰：‘参天㒳地。’凡㒳之属皆从㒳。”这里许慎将“兩”与“㒳”视为两个字。于省吾先生（1983）经过认真考证，认为“兩”与“㒳”实际上本为一字。“两”字形容的是“车之两轭”，泛指成对之物；此外，“两”也有量词的用法，古时二十四铢为一两。
“两”在汉语拼音中写作“liǎng”，声母为边音l[l]，韵母由韵头高元音i[i]、韵腹低元音a[ɒ]、韵尾舌根鼻音ng[ŋ]构成。主要元音a为低元音，响度较大；以舌根鼻音作韵尾，可以任意延长；韵头i与韵尾ng均为浊音，发音时声带产生振动。“两”发音时，舌位由前往后滑动，经历了四个音素，具有较长的动程。“两”的声调为上声，绝对音高总体上升。
我们还对《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中“二”与“两”有关词目的感情色彩进行了统计，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二”与“两”在《现代汉语词典》词目中的感情色彩统计
语音是语言的物质载体，它对语言符号的使用必然会产生影响。语音的自然属性可分为三个环节：发音——传递——感知。从某种程度上说，音强的语音单位更容易被感知。下面，我们就对“二”与“两”的音强进行分析。首先，看二者的音强示意图：
总体上看，“二”的贬义色彩较浓，相比之下，“两”更多地被用于具有褒义或中性的词语。如：“二百五”被赋予较强的贬义色彩，常指“傻头傻脑、不很懂事而又倔强莽撞的人”，而“两百五”则属于中性的表达。在与动量词“回”的搭配上，“二回”更多地是单纯强调次数，“两回”的口语色彩较浓，更能表达出说话人的主观态度。因此，在“二”与“两”语义相同、能够互换的条件下，人们也许更倾向于使用褒义色彩较强的“两”。
2.感情色彩的区域差异
易非的眼泪终于不争气，掉了下来，掉在虾碗里，砸在虾子通红的背上，眼泪很有力道，把虾背上的油冲开了一点，不过油很坚强，只片刻，它们又聚拢了。它们在等待着下一滴眼泪。
“二”与“两”不仅存在着感情色彩的古今差异，也存在着区域差异。总体上看，“二”具有较强的地域色彩，在北方方言中，“二”字能产性较高，而南方方言区则较少使用“二”，更多情况下是用“两”。
郑桂玲（2012）对南方作家杨少衡和北方作家刘心武作品中“二”和“两”词语的使用情况进行了一个统计，在北方作家刘心武的作品中，“二”和“两”的使用频率均比较高；而在南方作家杨少衡的作品中，含“两”的词语的数目远远多于含“二”的词语。由此可见，“二”和“两”词语的使用在南北地域上确实是存在一定差异。不过，就总体来说，“两”的使用频率仍然高于“二”。
就其发展轨迹来看，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具有非常明显的“高等性”与“职业性”，与普通高校存在着较大差别，高职院校的校园文化建设，不能固守中等职业教育的文化塑造模式，也不能一味模仿和全搬全套普通高校的文化建设。作为辅导员，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高职校园文化的“高等性”，重视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公民日常行为规范等的重要作用，追求符合规范，教会学生做人，突出人文导向；另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高职校园文化的“职业性”，重视效益至上理念、行业企业文化、优秀企业标准、精神等的重要作用，追求符合专业，教会学生做事，突出就业导向。
再看各地方言中有关“二”的用法。在北方大多数方言中，都有“二”的用法，如在东北方言、陕西方言、天津方言、河北方言的口语中，“二”具有独特的语义，用于形容人（物）愚笨或者形容一人做事很离谱、不着调。尤其是在陕西方言中，含“二”的词语很多都具有贬义色彩或调侃意味：“二怂，二锤子”，是形容一个人分不清场合、做事不计后果；“我二了”，是形容自己听到惊人且不能理解的言论时的心理状况；“那家伙踢球二得很”，则是形容某方面比较强悍，带有戏谑的味道；有时还用来形容某种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低级失误或者错误行为。在南方粤方言中，含“二”的词语也有贬义用法，如“二五仔”常用于指代告密者、叛徒、出卖组织的内奸等。
综上所述，从总体上看，“两”多用于褒义词语，而“二”的贬义色彩较强。南方方言区更偏向于使用“两”，而北方方言区则是“二”与“两”的使用并重。同时，“两”无论是在北方还是在南方，均具有深厚的方言基础。
四、“二”与“两”的语用特征
（一）“二”与“两”的搭配分析
通过北京大学CCL现代汉语语料库，笔者对“二”“两”与数词、量词的搭配情况进行了统计，具体如表2所示：
总之，在当前全面从严治党背景下，为了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改革目标，作为党内监督的重要形式，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纪检监察派驻制度改革也要顺应时代要求，实现组织理论、组织形式、组织人员、组织管理等方面的现代化，从而真正发挥“派”的权威，“驻”的优势。
表2 “二”“两”与数词、量词的搭配统计
从表2可以看出，动量词“次”“回”等前面使用“两”的例句较多。关于“次”的用法，吕叔湘曾指出，在数学领域主要使用“二”，如我们常说“一元二次方程”而较少使用“一元两次方程”。我们认为，数学中的“次”与在非数学领域中使用的“次”在实质上并无差别，“两次方”“二次方”都是指一个数与它本身相乘所得的乘积，因此，笔者仍然把数学中的“次”归为动量词。
玻璃白在彩瓷中起着重要的角色，玻璃白的使用方法也决定着玻璃白的烤花效果的好坏，最关键的就是研磨和标水。玻璃白在烧制之前是白色粉状，需加适量水研磨，研磨时间需要几个小时，研磨越细越好。标水就是所加水适量，这个很重要，直接决定着玻璃白在干的过程中是否平整，干后的玻璃白平整在烤烧后才能平整。
在现代汉语中，能够与“二”和“两”互换搭配的数词及量词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为数词中的位数词，如：“百”“千”“万”“亿”等；第二类为量词中的传统度量衡词，如：“斤”“寸”“尺”“丈”等；第三类为量词中的动量词，如：“回”“趟”“次”等。可以说，把“二”和“两”置于相同的语用条件下去考察其不同，更能看出两者的差异所在。
（二）“二”与“两”的语用分析
在吕叔湘主编的《现代汉语八百词》中，对传统度量衡单位与新兴度量衡单位进行了区分，作者指出，传统度量衡单位前以用“二”为常，新兴度量衡单位前则大多用“两”。不过，通过对新兴度量衡单位的数据统计，可以发现，无论是“二”还是“两”，大都可以被数字“2”所代替，而“两”却极少使用。我们知道，新兴度量衡单位大多是从西方引进的，都有其相应的英文简写符号，出于语言经济性的原则及统一书写的考虑，很少与汉字数字搭配使用。因此，新兴度量衡单位前“二”“两”的使用不在本文探讨范围之内。
（1）与光滑管相比，波纹结构的波形度对波纹管内速度有显著的影响，随波形度增大，管道内部的紊乱程度增强，这也是波纹管强化换热和防止结垢的主要原因。
在BCC语料库中，基数词“十”在与“二”的搭配中占有绝对优势，除此之外，“二”“两”在与位数词“百”“千”“万”“亿”搭配时，并没有哪一方具有明显的优势。通过对BCC语料库中“二”“两”使用频次的分析，可以发现，“二”与位数词的搭配总体上要高于“两”与位数词的搭配，不过，两者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以“百”为例，“二百”的使用频次呈现下降的趋势，“两百”与“二百”之间的差距进一步缩小，“两千”与“二千”使用频次差距的缩小则更为明显。同时，随着位数词的增大，“两”的使用频次还出现了后来居上的态势。1986年，“两亿”的使用频次首次超过“二亿”；1988年，“两万”的使用频次又超过了“二万”。而且在近二十年，“两”与“千”“万”搭配的使用频次一直高于“二”。
如前所述，吕叔湘先生曾预测说“二”“两”的使用趋势是“写‘二’说‘两’”。笔者基于BCC语料库的数据分析发现，即使是在书面语中，使用“两”的频次也逐渐呈现出高于“二”的趋势。也就是说，目前不仅说“两”成为主流已是既定事实，甚至写“两”替AI写作“二”在不久的将来也可能会变成事实，“两”的使用范围比吕先生当年总结的还要更广一些，使用频次也更高一些。
需要指出的是，在现代汉语中，与“二”“两”能够互换搭配的数词、量词是有限的，主要有位数词“百”“千”“万”“亿”，传统度量衡词“斤”“寸”“尺”“丈”，动量词“回”“趟”“次”等。这三类词在与“二”“两”搭配时，一开始便是任意性的随机选择，为何在现代汉语的发展过程中却逐渐显现出可能“最后把‘二’排挤掉”（吕叔湘，1984）的趋势？未来是否延续这种趋势仍有待于时间的验证，但是这种趋势的出现必定有其深刻的原因。
四是运行环境方面的问题。任何一项工作机制的运行，都需要一定的环境作为支撑。“一站式”司法确认机制得以建立，其根本原因是党和政府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的基本要求。在这种条件下，完善工作机制、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成为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的一项重要任务，也就为“一站式”司法确认机制的建立创造了条件。该机制的运行，不仅需要司法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创造条件予以保障，同时也需要各级党委、政府、相关部门和组织，在思想理念、工作目标、工作机制等方面提供支持和保障，为该机制的运行创造良好环境。
五、结语
本文从读音与字形、语义、语用特点的角度对“二”与“两”的用法进行了梳理、比较。可以发现，在语音上，“两”的响度要大于“二”，是交际的首选；在书写上，“两”与“二”的优势均不明显，不如阿拉伯数字“2”便捷简单。在语义特点上，“两”比“二”拥有更为广泛的数词义项；“二”多用于贬义词语的表达，“两”则多用于褒义词语；“二”具有较强的地域色彩，北方方言中“二”字的能产性较高，南方较少使用“二”的词语而多用“两”。在语用功能上，与“二”“两”能够互换搭配的数词、量词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为数词中的位数词，第二类为量词中的传统度量衡词，第三类为量词中的动量词。在这三种条件下，“两”无论是在书面语中还是在口语中，其使用频率都要高于“二”，从而呈现出既说“两”又写“两”的总体趋势。
参考文献：
[1]朱德熙.语法讲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2]吕叔湘.语文杂记[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
[3]王力.汉语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0.
[4]傅力.“双”、“两”释异[J].中国语文，1996，(5).
[5]张静静.上古汉语“二、两、双、再”用法再考察[J].中国文字研究，2007，(1).
[6]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7]林焘，王理嘉.语音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8]傅东华.字源[Z].董作宾校订.台北：艺文印书馆，1985.
[9]邵敬敏.现代汉语通论（第三版）[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6.
[10][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11]郭沫若.释五十[A].郭沫若.甲骨文文字研究[C].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
[12]彭泽润，李葆嘉.语言理论[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2.
[13]于省吾.释两[A].山西省文物局考古研究所编.古文字研究（第十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
[14]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Z].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15][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16]陆费逵，欧阳溥存.中华大字典[Z].上海：中华书局，1915.
[17]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修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18]郑桂玲.“二”与“两”的语法、语义、语用功能比较与偏误分析[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19]杨黎.数字“2”在中国社会文化里的应用及其涵义[J].德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4).
[20]郭丹凤.“二”和“两”的偏误分析与对外汉语教学研究[D].南昌：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
[21]程锦.基于语料库的汉语数词“二”“两”用法的历时研究[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
[22]Hockett，C.F.Problems of Morphemic Analysis.[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1947.
The Diachronic Evolution and Synchronic Trend of “Er（二）” and “Liang（两）”
Dai Chendanq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Stud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evolution of “er（二）” and “liang（两）” as the object, putting them into three interchangeable conditions, namely, positional number words,traditional measure words and momentum words,to discus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usage, and based on Lv Shuxiang's trend of writing“er（二）” while saying “liang（两）”,puts forward the trend of saying “liang（两）” while writing “er（二）”.In this paper,it analyzed both at signifier and the signified level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signifier,“liang（两）” is louder than the “er（二）”,and according to the Cooperative Principle “liang（两）” is easier to realize the transmission of information between different subjects.Then the Arabic numeral“2” on the writing more easily,so the characters of “er（二）” and “liang（两）” do not have advantages compared to 2.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signified, the concept of the “er（二）” and “liang（两）”differs.“Er（二）” refers to the parallel things in the ancient time while “liang（两）” is used to refer to the two woods of the carriage.Now “er（二）” focuses on the number itself while “liang（两）” focuses more on derivative meanings.Besides the commendatory sense of “liang（两）” is stronger than “er（二）”, so “liang（两）”is more acceptable.
Key words： “er（二）”；“liang（两）”；using trend；semantic meaning；pragmatics
作者简介： 戴陈丹琦，女，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