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传统模式研究面临的挑战--对“诗经”的鉴赏与批评_诗经论文

对《诗经》研究传统模式的挑战——《诗经原始》鉴赏批评发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经论文,原始论文,批评论文,传统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方玉润的《诗经原始》以“原诗人始意”为根本宗旨,以“总览”为基本原则,以“绎情”为研诗通例;从多种角度阐发《诗经》的抒情风格、语言风格、情景表现、虚实法门等艺术特征,突破了自汉以来以政教功利主义研究《诗经》的批评模式。

【关键词】方玉润 《诗经原始》 研究模式

方玉润所著的《诗经原始》在清代《诗经》研究中别开生面,在“诗经学”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这部著作力求还《诗经》以文学作品的本来面目,表现了对《诗经》研究传统中政教中心批评模式的挑战。

政教中心论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核心理论。政教中心论,由孔子批评《诗经》发端,孔子评论《诗三百》的“思无邪”、“兴观群怨”、“乐而不淫,哀而不伤”①等命题,归结到一点,就是倡导文学的政治教化功能,倡导文学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将《诗经》研究导入了政教中心论的轨道。《毛诗序》实践了政教中心模式,它强调文学的政治教化功能,认为文学的作用在于“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②。这些观点,直言不讳地表明了将文学作为封建政治教化工具的认识。朱熹《诗集传》对《毛诗序》多所否定,为被政治教化模式紧紧封闭的《诗经》研究开启了另一种批评思想,在“诗经学”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朱熹很强调《诗经》“足以为教”,“有以劝惩”,“以化天下”③的作用,正如方玉润在“《诗经原始》的《自序》中所说:“朱虽驳《序》,朱亦未能出《序》范围也”。还要指出的是,上述各阶段《诗经》研究的代表作,对《诗经》的艺术表现虽有研究,并概括了赋、比、兴三个法则,但由于研究者囿于对文学政治教化功能的认识,妨碍了这方面研究的深化,连赋、比、兴也往往被附会于教化,乃至在清以前漫长的时期,《诗经》艺术研究少有拓展。

清代《诗经》研究者受着清王朝严酷的思想文化专制,脱不出传统窠臼,更少对《诗经》作艺术的探讨。只有姚际恒《诗经通论》、方玉润《诗经原始》等对《诗经》作另辟蹊径的研究。方玉润受启发于《诗经通论》,对《诗经》研究中政教中心式的批评传统发出了挑战,他在《自序》中宣言。他是痛感于汉以来学者辗转相循于《序》、《传》而“《诗》旨因之愈乱”,故起而述之,“不顾《序》,不顾《传》”,亦不顾《论》(即《诗经通论》),唯其是者从而非者正,盖欲原诗人始意也。”他深知这样做“未免有乖世好”,故曾有所顾虑:“讵敢出而问世”(《凡例》)。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到方玉润此书对传统明显的挑战性。他竭力拨去笼罩在《诗经》研究上的迷雾,不顾传统而直探诗人原意,将《诗经》还原为文学作品。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著作的实际或许与作者的主观愿望还有相当距离,但方玉润研究角度的根本改变,使《诗经原始》成为别具一格的著作。传统《诗经》研究重政治教化而轻视艺术鉴赏批评,《诗经原始》则在对内容推本求原,在探其始意的前提下进行艺术探讨,突破了以赋、比、兴概《诗经》艺术并穿凿附会于封建教化的模式,展示了《诗经》缤纷多采的风姿,在内容与艺术批评的结合中更好地阐发《诗经》原意,这无疑是《诗经》研究的一个大进步。

“原其始意”,是《诗经原始》鉴赏批评的根本宗旨。方玉润在《凡例》中说:“读书贵有特识,说《诗》务持正论,然非荟萃诸家,辨其得失,不足以折衷一是”。本着这严谨的治学态度,他批评了前人或“悉遵古《序》”,或“独宗朱《传》”,而同时人又“反而趋《序》”的“两失道”状况,不囿于一家,兼采众长,独抒己见,成一家之说。书名“原始”,即标明了此书鉴赏批评的根本宗旨和作者的“特识”。方玉润看到了传统《诗经》研究的症结,是在《序》、《传》之间“辗转相循”,“穿凿附会,胶柱鼓瑟”,其结果是“不失之固,亦失之妄,又安能望其得诗人言外之意哉(《凡例》)”?因此,他为自己定下的原则是“反复涵泳,参论其间,务求得古人作诗本意而止(《自序》)”。他的体会,“说《诗》当触类旁通,不可泥于句下,解《诗》必循文会意,乃可得其环中”(《诗旨》)。他的这些见识,在《周南》研究中有较集中的表现。如《汝坟》总论批驳了《序》、《传》将诗硬说成“道化行”,“被文王之化”的做法,指出这是“学究家说《诗》必先有一副宽大帽子压倒众人,然后独申己见”。的确《周南》诸篇,《序》与《传》多牵强附会于后妃、文王。方玉润讥之曰:如此,则《周南》“直可曰《周颂》矣,而何以为《风》?且直可曰《太姒颂》矣,又何以为《周南》?夫曰《风》,则必里巷歌谣……”(《周南·总论》)。他认为,《关雎》的“始意”是“乐得淑女,以配君子”,而非咏“后妃之德”;《螽斯》“美多男”,牵之于后妃属“拟议附会之词”;《桃夭》“喜之子能宜室家”,与《关雎》同为“周邑咏新婚诗”,与后妃毫不相干。这些力驳陈说,直探本意的见解,确乎高人一筹。方玉润解诗所以能“得其环中”,还在于他对“言外之意”的正确理解。“言外之意”本是古典诗歌的特点,因为它留给人联想的空间太大,故以“诗人性情”或以“讲学”、“考据”,更或以“教化”去讲它,大异其趣。方玉润重视言外之意,认为舍此难穷诗人原意。但他力避穿凿附会,亦不强做解人。他说:“总之,诗人之诗,言外别有会心,不可以迹相求”(《汉广·总评》)。凡是他觉得难以解释的,也皆采取“与其妄逞臆说,不如阙疑存参”(《秦风·晨风·总评》)的态度。标明“未详”的诗,多属不愿臆测,以免“足以增厌”。妄逞臆说原是由政治教化出发而有意为之的批评现象,说者“性情与《诗》绝不相类”,方玉润反之而“以诗人性情”说诗,自然有所超越。

“总览”是《诗经原始》鉴赏批评的基本原则。定下了“务求得古人作诗本意而止”的宗旨,方玉润提出说诗的总览法:“读《诗》当涵咏全文,得其通章大意,乃可上窥古人义旨所在,未有篇法不明而能得其要领者……庶使学者得以一气读下,先览全篇局势,次观笔阵开阖变化,后乃细求字句研炼之法,因而精探古人作诗大旨,则读者之心思与作者之心思自能默会贯通,不烦言而自解耳”(《凡例》)。这个总览法颇得读《诗》三昧,它所描述的,实际就是文学鉴赏中审美感知、审美认识、审美判断等重要因素相互作用相互渗透,以最终构成审美体验的过程。为诗之道,在“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而绝不能胶柱鼓瑟。既然如此,读诗就应当“涵咏全文”。得到通章大意,就可以窥古人意旨之所在,求得“圆照之象”,避免“东向而望,不见西墙”④。总之,唯尽力求其“全”,才能与作者默会贯通,使鉴赏批评切近诗人心思。方玉润认为,“经文说诗”的最大弊病是“全章离句,不相联属”,“泥于字句间,以致全诗首尾不相联贯”(《凡例》)。总览法矫正了这个弊病,以“性情”说诗,使《诗经原始》构成一个有特色的批评鉴赏体系,以实现其著述宗旨。方玉润在每一首诗题下有一序解题,使读者开卷了然;次录原诗,明章法、清段落而将全诗联缀成篇;诗后设“总论”阐发作诗“大旨”,力驳诸家谬说而独申己见;既加眉批,更着旁批,再用圈点以明诗艺术佳趣。这些部分相互关联,形成一个有机的鉴赏批评体系,既推原诗之本意,同时又对《诗经》的艺术表现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分析,从而达到对作品的整体把握,给人耳目一新,透彻连贯之感。我们看看作者对《周南·卷耳》的评析。题下序说此诗是“念行役而知妇情之笃也”。在总论中,他批驳了毛诗“后妃之志”的说法,指出这种说法源出于《左传》,而不知《左传》引《诗》多“断章取义,或于言外别有会心”。毛氏之说几成定论,朱《传》虽见出此诗怀人之旨,却又“泥定后妃”。方玉润涵咏全文,分析通章大意,认为“此诗当是妇人念夫行役而悯其劳苦之作”。在第一章下他批了“后三章由此生出”,这就抓住了“全篇局势”,然后批出第二、第三章较难索解的几个“我”之分别含义,再批出第四章是“虚收”。眉批又批出此诗艺术“佳处”:一章因采卷耳而动怀人之念,故未盈筐而“置彼周行”,已有一往情深之慨。下三章皆从对面着笔,历想其劳苦之状,强自宽而愈不能宽。未乃极意摹写,有急管繁弦之意,杜甫“今夜鄘州月”一首脱胎于此。这些评析既研诗义,复观笔阵,阐释圆通,首尾相贯,情感、想象、理解在鉴赏批评中得到充分发挥,呈现于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完整的艺术意境,而不是“经文说诗”那幅令人生厌的面目。

绎情,是《诗经原始》批评鉴赏的研诗要义。如果说“总览法”为“原始”提供了恰当的鉴赏批评体例,那么,绎情法可以说是方玉润开启《诗经》宝库的又一把钥匙。他屡屡批评俗儒说《诗》尽征实,求确解,寻深义的做法,讽其如此“则三百诗词,不过一片记事珠,欲求一陶情寄兴之作,岂可得哉?”(《卫风·竹竿·总评》)他主张“佳诗不必尽皆征实,自鸣天籁,一片好音,尤足令人回味无限。若实而按之,兴会索然矣”(《周南·芣苡·总评》)。方玉润充分注意了诗歌的审美特征,因而他努力寻绎的是诗篇的抒情内蕴而非微言大义。如《小雅·蓼莪》,毛《序》解为“刺幽王”,方玉润说这“不惟意涉牵强;即情亦不真。”他说这首诗表现“孝子痛不得终养。”首尾二章“前说父母劬劳,后说人子不幸”。中间二章“一写无亲之苦,一写育子之艰,备极沉痛,几于一字一泪。”因而,“固不必问其所作何人,所处何世,人口心中皆有此一段至情至性文字在,特其人以妙笔出之,斯成为一代至文耳!”再如评《小雅·白华》“情词悽惋,托恨幽深”,“至今读之,犹令人悲咽不能自己,非至情而能若是乎?”情为诗之至,《诗经》奠定了我国抒情诗的基石,但历来说《诗》者,往往有意抹煞其间情性,更拼命给那些热烈歌唱人类真情至性的诗篇蒙上一层冰冷的面膜,方玉润却能触摸到其间激荡的青春旋律。如《郑风·东门之》,毛《序》、朱《传》都看做“淫诗”,方玉润却见出这是写“有所思,而未得见”的“男求女之词”,还其以情诗的本来面目。《关雎》等篇亦如此。方玉润对“至情至性”的品味,与俗儒说《诗》大相径庭,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明清以来以“情”抗“理”的进步文艺思潮对于《诗经》研究传统的冲击。

《诗经原始》突破了政教中心模式,将《诗经》由经学还原为文学。与此相应,他特别注重发掘《诗经》的艺术特征。他在《凡例》中大胆地表明了以赋、比、兴研究《诗经》艺术的不同看法:

赋、比、兴三者,作诗之法,断不可少。然非执定某章为兴,某章为比,某章为赋。更可笑者,“赋而兴”、“兴而比”之类,如同小儿学语,句句强为分解也。夫作诗必有兴会,或因物以起兴,或因时而感兴,皆兴也。其中有不能明言者,则不得不借物以喻之,所谓比也。或一二句比,或通章比,皆相题及文势为之。亦行乎其所不得不行已耳,非判然三体,可心分晰言之也。学者不知古诗,但观汉、魏诸作,其法自见。故编中“兴、比也”之类,概行删除。唯于旁批略为点明,譬如用意所在而已。至赋体逐章皆是,自无烦赘。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不唯将艺术鉴赏的目光投注于赋、比、兴,而是从多方面发掘《诗经》艺术的宝库,体味《诗经》艺术的丰富多采。

方玉润指出《诗经》具有委婉含蓄的抒情风格,认为这是“为诗之至”。他一再指出《诗经》的这个特点:“情以愈曲而愈深,词以愈隐而愈显”(《召南·草虫·总评》)。“言婉而意愈深”(《邶风·凯风·总评》)。“笔以曲而愈远,情以婉而愈深”(《魏风·陟·总评》)。“情迫意切,无限事理包孕其中”(《邶风·二子乘舟·总评》)。以曲达远,以婉求深,不可明言,必以寓意对第一部诗歌总集抒情风格的体认,表现了方玉润对诗歌艺术思维认识的深度。

方玉润研究了《诗经》的语言风格,揭示了《诗经》语言风格的多样性。《豳风·七月》语言的多彩很受方玉润推崇,他在这首诗的《总评》中说:“今玩其辞,有朴拙处,有疏落处,有风华处,有典核处,有萧散处,有精致处,有凄婉处,有山野处,有真诚处,有华贵处,有悠扬处,有庄重处。无体不备,有美必臻。”在方玉润看来,许多类型的美集为一体,形成丰赡的语言风格,是《七月》艺术魅力之所在。

方玉润研究了《诗经》的情景表现,以“真”标举其特点。王国维说:“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⑤。其实,《诗经原始》早已将“真”作为抒情写景的佳境。评《王风·君子于役》:“言情写景,可谓真实朴至。”“傍晚怀人,真情真景,描写如画。晋唐人田家诸诗,恐无此真实自然。”评《小雅·采薇》:真情实景,感时伤事,别有深情,非可言喻”。“诗中情景,不啻目前”。情景之真,还表现为自然天成。他认为《芣苡》的美在于“自鸣天籁,一片好音”。又认为“诗固有无心求工而自工者”,(《卫风·竹竿·总评》)。“并非有意安排,所以为佳”(《小雅·鹤鸣·总评》)他说《郑风·风雨》:“此诗善于言情,又善于即景以抒怀,故为千秋绝调。”又论《豳风·东山》写征士“归而既至也,则睹天时之和畅,听禽鸟之和鸣,而人情和悦,适与景会”。他认为,即景抒怀,情与景融,是诗中情景处理最好的表现。

方玉润点破了《诗经》艺术的一个重要法门:“虚实结合,从而构成艺术的佳境。方平润评诗,颇能道出艺术辨证思维的奥妙。他说:“诗人之词,多在可解不可解之间,不必以辞害意也,若必巧为之辨,则兴会索然也”(《齐风·鸡鸣·总评》)“诗人之言,或实有所指,或虚以寄兴。兴之所到,触兴即来”(《陈风·泽陂·总评》)。这些论述,点到了《诗经》虚实艺术的特点。他觉得,“虚”可以使直观形象延伸出艺术联想的广阔空间,虚实相生,作品就有张力、活力。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所说“可解不可解之间”,“寄兴”、“兴会”,就是指虚实这一审美范畴所表现的微妙关系。他认为诗歌鉴赏应从可解处、实处也即直观形象入手,但若“尽皆征实”,则可能“以辞害意”,若再“斤斤然于字句间”,结果只会弄得“兴会索然”。唯有深入领略其“兴之所寄”,才能够得其佳处。所以《诗经原始》力避“实而按之”,而注意品味“神”、“化”之笔。毛《序》解说《王风·黍离》深切诗意:“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悯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离去”。方玉润赞同此说,但由于品味出其中之“虚”,他的鉴赏高过于《序》。认为:“当时情事,则必有难言焉者。故不得已而形诸歌咏,以寄其凄怆无已之心。观其呼天上诉,一咏不已,再三反复而咏叹之,则其情亦可见矣。讵得以千载下人追究千载上事,而得其实在情形哉?”(《黍离·总评》)由诗所提供的直观形象,方玉润得出其独到的审美见解:“三章只换六个字,而一往情深,低回无限。此诗专以描摹虚神见长,凭吊诗中千年绝唱也”(《黍离·眉评》)。这就比“毛诗”更深刻、更完整地揭示出此诗所表现的艺术境界。对《小雅·无羊》方玉润这样评析:一章“起势飘忽”,二章“人物杂写,错落得妙,是一幅群牧图”。三章“体物入微”,“末章忽出奇幻,尤为匪夷所思。不知是真是梦,真化工之笔也”。“幻情奇想,深得化俗为雅,变死成活之法”。再如对《陈风·月出》的分析:“从男虚想,活现出一月下美人。并非实有所遇,盖巫山,洛水之滥觞也。”总之,方玉润读《诗》,既见其实,更见其虚,体悟了虚实相生之妙,故颇能道出《诗》的艺术魅力。

《诗经原始》在《诗经》研究史上突破了传统,但它仍未从根本上超越封建伦理道德的倾向,以至著者在对许多诗特别是情诗的解释上,违背了其著书本意,有时曲解甚至过于《序》、《传》。有意超越传统模式而仍不免为其所牢笼,这又何止是个别的遗憾!

注释:

①论语·诸子集成(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20.274.62页

②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本(上)·北京:中华书局。1980.270.271页

③朱熹·诗集传序·诗集传·湖南:岳麓书社。1989.1页

④周振甫·文心雕龙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18页

⑤王国维·人间词话·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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