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鲁迅诗歌研究述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新时期论文,诗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与其他体裁的鲁迅著作研究一样，鲁迅诗歌研究也在新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鲁迅诗歌研究的肇端，可以上溯到1925年孙伏园的《京副一周年》[（1）]。从那时起至“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40年间，几代学人在鲁迅诗歌的笺注、考释、钩稽、鉴赏诸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然而，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由于时代环境对于学术活动的制约，也由于任何一项重大学术研究都必然要经历较长的发展、成长过程才能臻于成熟，这40年的鲁迅诗歌研究的总体水平，还不是很高的。能够比较集中地体现一项学术研究的状况、规模与学术水准的成果——研究专著，大约只出现了3部[（2）]。而从1977年至1987年，仅据《全国新书目》所提供的资料和纪维周等编著《鲁迅研究书录》[（3）]著录，这10年间出版的鲁迅研究专著即达近30种（包括少量大专院校、学术机构内部印行的专著），10倍于前40年的学术积累，总体学术水平较前40年也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在进一步深入细致地做好鲁迅诗歌笺评、考辨、文本解读这样一些基础研究工作的同时，不少研究者更加注重鲁迅诗歌总体美学面貌的考察与描述； 在客观地、充分地评述时代历史背景、思想发展的制约作用的同时，较多地关注鲁迅诗歌创作艺术过程与他的身世经历、个性气质、文化心理的有机联系；注重从鲁迅诗歌与外国诗歌、中国古典诗歌的比较研究，鲁迅诗歌与他的战斗生涯，与他的其他体裁著作的综合研究等不同的角度与层面，作出更全面、更系统、更精细、更确切的美学评价与历史评价。学术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与学术积累的日益丰厚，呼唤着对这项相对独立的学术研究自身发展的回顾与展望。笔者不揣浅陋，试图从新时期鲁迅诗歌研究的概貌与总体发展走向、旧体诗研究、新诗研究几个方面，对新时期的鲁迅诗歌研究作一个粗略的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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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迎来了学术研究的春天。随着一大批研究成果的破土而出，初具规模的新时期鲁迅诗歌研究，便开始了拓宽视野，开阔思路，完整把握、深入了解研究对象，以求做出符合历史本来面貌的科学评价的新的学术追术。最先比较集中全面地体现了这一追求的，是王瑶的《爱的大纛和憎的丰碑——英译本〈鲁迅诗选〉序言》[（4）]一文。
与同时期出现的多数研究成果相比，王文更多关注的是鲁迅的整个诗歌创作活动，而不仅止于具体诗作的评析。王文认为，鲁迅诗歌在他的全部著作中虽然只占很小的部分，但却“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它们与鲁迅一生的革命实践密切相关，比其他作品更强烈、更深刻地表现了鲁迅的内心世界。王文认为，“鲁迅的重要诗篇都是抒情诗，揭露和讽刺并不是诗的主要内容”。在鲁迅所留下的70多首诗作中，写于辞世前五、六年间的40余首旧体诗，是他诗歌创作的主要部分。这些诗作“运用了近体诗的严格的规式来表现新的内容”，“从而形成了一种富有时代精神的深沉激越的风格特色”。这些出于70年代后期的精深学术见解，经过10多年研究活动的反复验证与丰富，已经成为新时期鲁迅诗歌研究最重要的认识成果的一部分，为学术界普遍接受。王文还对某些有相当理论深度，学术视野较为开阔的重大课题——如鲁迅诗歌创作与新文学运动的关系，与传统诗歌尤其是唐近体诗和楚辞的关系，作了一些概略的，又是高层建瓴的规划与说明。这同样体现了作者厚积薄发的远见卓识。
王文所开创的注重鲁迅诗歌的文体特殊性，注重诗歌创作的总体评价与文本解读相结合，引入多种“参照系”进行综合研究的范式，对整个新时期鲁迅诗歌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或者说得到了新时期鲁迅诗歌研究活动的普遍认同。一篇篇论题新颖、视野开阔、论证切实的研究专文相继出现，不断体现着这种“影响”或“认同”的持续与深入；一些研究专著，包括一些以笺评形式出现的专著，也注意到了宏观审视与微观考察、诗歌创作的总体美学评价、历史评价与具体篇章字句的笺释考索的相得益彰。刘扬烈、刘健芬合著的《鲁迅诗歌简论》[（5）]，从鲁迅的“诗歌观”、鲁迅诗歌的思想内容、鲁迅诗歌的艺术成就、鲁迅诗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四个方面，比较全面地评价了鲁迅的整个诗歌创作活动，并辅以鲁迅诗论，鲁迅旧体诗的简注与今译。王林、郭临渝合著的《读鲁迅的诗与诗论》[（6）]，似可以看作是一部简略的鲁迅诗歌活动史。它从三个时期的不同特点，即“东渡前诗歌的艺术风格”、“‘五四’时期对新体诗的探索”与“后期诗歌对传统诗风的继承和发扬”，概述了鲁迅诗歌如何作为“自身思想发展的艺术纪录”而永载诗史。张紫晨的《鲁迅诗解》[（7）]，不仅对鲁迅的75首诗作作了详尽平实的通解，还“结合鲁迅的生平和思想发展，把每首诗都放在当时历史阶段来品评，通过诗歌分析，反映出鲁迅的思想脉络和战斗历程”[（8）]。同属诗歌解评性质的郑心伶的《鲁迅诗浅析》[（9）]，逐题、逐首、逐句笺释、评析了目前所能见到的鲁迅诗歌62题、79首，所下工夫十分深细。与此同时，作者又以三篇概述鲁迅诗歌总体思想艺术面貌的长文——《从鲁迅诗看他的思想发展》、《试论鲁迅诗的艺术风格》和《鲁迅诗比兴及其他》作为“附录”，与诠字释句的笺析并举，“立体”地展示了鲁迅诗歌的美学风貌。这些专著分别以不同的结构方式，试图通过切实的又是开阔的研究工作，对鲁迅的诗歌创作有一个本质的、全面的把握。如同《鲁迅诗解》的作者所概括得那样，“要深知鲁迅的心和诗人之笔”，“不仅要从头至尾，按历史顺序，一首一首，仔细阅读和细心品味，而且要‘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的社会状态’。只有这样，在理解上才能‘较为确凿’”[（10）]。这或许是作者们比较一致的看法。
精细的微观考察与开阔的宏观审视认识成果的积累，推动了新时期鲁迅诗歌研究不断地提出并思考、探讨、论辩一些较重要的理论课题。陈涌在《鲁迅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问题》[（11）]中，较早地提出了鲁迅诗歌创作的主导倾向问题。陈涌认为，鲁迅的诗歌，“主要是浪漫主义的，在艺术方法上，和他的小说有着完全不同的特点。”“鲁迅的诗歌有小部分是写实的，是现实主义或者倾向现实主义的，但多数不是写实的，不是现实主义的，而是暗示、象征、写意的，是浪漫主义的。”也有人提出不同看法。胡炳光在《鲁迅诗歌“主要是浪漫主义的”吗？》[（12）]中，通过对鲁迅诗歌分门别类的“定量分析”，认为多数是现实主义或倾向现实主义的，还有一些属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诗篇，真正采用浪漫主义方法创作的，只占少数。吴战垒的《论鲁迅诗歌》[（13）]展开了关于鲁迅诗歌创作分期问题的讨论。吴文认为，《〈而已集〉题辞》是鲁迅诗歌前期向后期的转变的标志，“鲁迅前期诗歌大体上是由旧体到新诗，后期则由新诗复归为旧体，在诗歌形式上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而洪桥则认为“这论断怕也未必妥当”，因为这个“过程”并不存在，鲁迅晚年仍写过属于新诗范畴的“大众化诗歌”[（14）]。臧恩钰的《鲁迅的前期诗歌与其思想发展》[（15）]，涉及到了鲁迅诗歌研究的具体学术方法问题，臧文认为，鲁迅诗歌不但是本世纪前3、40年中国历史进程的艺术概括和伟大史诗，同时也是鲁迅自身思想发展的艺术呈现。因此，鲁迅诗歌研究宜与其思想发展研究互为“参照系”。同样具有方法论意义的论文，还有胡今虚的《鲁迅诗〈吊卢骚〉——借刀杀人、借头示众、借题揭露》[（16）]。胡文通过《吊卢骚》一诗的分析，具体演示、倡导了以杂文解诗的研究方法。作者认为，《吊卢骚》应该与其作为结尾所附着的杂文《头》的全文，以及实际上是《头》的续篇，写于同一天的《铲共大观》（均收在《三闲集》中）“互文见义”，才能得到比较全面、比较深入的理解。“杂文解诗”之法的运用，当然并非自胡文始。但作为自觉的方法论的概括，此前似乎尚未见到过。还有些文章涉及到鲁迅诗歌总体美学风格的探讨。如刘正强的《鲁迅诗歌风格浅探》[（17）]，通过大量的史料评价，把鲁迅的诗歌美学风格概括为鲜明的时代精神，浓厚的抒情气质，强烈的讽刺色彩3个方面。这些探索论辩标示了新时期鲁迅诗歌研究多层面、多向度的理论“进击”——尽管这“进击”还只能算是刚刚发起，亟待向理论开阔地作进一步的延伸。
作为学术活动的基础工程，新时期鲁迅诗歌研究的史料建设，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谷兴云编辑的《鲁迅诗歌研究》[（18）]，是一部出现较早，容量较大，相对完备的鲁迅诗歌研究资料汇集。所收资料以新稿、未刊稿为主，适量选录文革前、建国前较有影响的旧刊论文资料。除各种考察角度的研究论文60余篇外，尚收有追怀鲁迅的悼诗、挽诗；郭沫若、许广平论鲁迅诗；鲁迅诗编年及考略；1926—1977年鲁迅诗歌研究资料索引；已出版的鲁迅诗歌专集简介，并对鲁迅旧体诗的今译作了集中的、专门的探讨。此外，张恩和编著的《鲁迅旧诗集解》[（19）]，王永培、吴岫光编著的《鲁迅旧诗汇释》[（20）]，则以鲁迅旧体诗的笺注为线索，广泛辑录了相关研究资料。另一类具有史料建设意义的学术工作，是关于鲁迅诗歌“研究的研究”。如单演义的《茅盾论鲁迅旧诗的述评》[（21）]，从学术史的角度系统回顾了茅盾关于鲁迅旧诗的论述，认为茅盾的一个突出贡献在于不断匡正鲁迅诗歌研究中的各种误解，力求“吻合本意，妙达诗情”。从文章体现的作者所做准备（例如为进行比较所广泛征引的其他研究者的论述）看，作者似乎有意就鲁迅诗歌研究的历史发展，从研究者学术个性的角度进行专题系统考察，以形成一部有特色的鲁迅诗歌研究史论专著。
新时期鲁迅诗歌研究以其在新的时代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与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社会思潮相适应的务实、求新、视野开阔、思考深入等特点，以其异彩纷呈、种类繁多的学术论著，充分显示了自身的学术实力与研究者们的劳绩。无论是就总体学术水平还是就研究成果的积累而言，这近20年间的鲁迅诗歌研究都是此前的任何一个历史年代，甚至也是这些年代的总和所无法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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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体诗的是鲁迅诗歌的主要部分。对于鲁迅旧体诗的研究，是新时期鲁迅诗歌研究中得到比较充分发展的部分。新时期所出现的近30部鲁迅诗歌研究专著中，专门研究旧体诗的约占1／4，在学术论文中则占了大部分。新时期鲁迅旧体诗研究的空前繁荣，是有其深刻而独特的时代历史原因的。如张恩和所说，“这一方面是因为许多从事文学研究和教学工作的同志，在十年动乱期间，不愿跟着‘四人帮’的指挥棒转，去写为帮所用的宣传文字，只得把注意力转向当时尚可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鲁迅的旧体诗”，“另一方面也因为过去对鲁迅旧体诗注意不够，在这一领域内确给研究工作留下了较大余地”[（22）]。多年潜心研究的丰厚积累，在新时期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中进一步生长发展，不仅全面履盖了此前研究工作的“余地”，而且在其中进行了更深入、更开阔的探讨。
作为旧体诗研究的基本工作，鲁迅旧体诗的笺注、考释在新时期受到了研究者们的高度重视。本时期所出现的研究专著，大多是以逐题、逐首、逐章乃至逐句、逐字的笺释与通解为主的。这些注本凝聚了研究者们多年的研习心得，深思熟虑，厚积薄发，引起了学术界和整个社会的普遍关注。有的注本，如倪墨炎的《鲁迅旧诗浅说》，就曾多次再版[（23）]。从另一重意义上说，某些注本的再版和多种注本的相继出现，又展示了鲁迅旧体诗笺释工作中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几乎每一首旧体诗都存在着笺注与理解的歧异。一些诗作的本事、命意、写作时间、写作过程的考订，乃至一些具体字句，如《自题小像》中的“灵台”、“神矢”，《自嘲》中一“千夫”的出典等，一直在进行着热烈、持续的争鸣，并且出现了以对成说的“辨异”、“补诠”、“新考”、“新解”、“质疑”为特征的王尔龄的《读鲁迅旧诗小札》[（24）]，以“争鸣”为主，只收录可能引起争鸣和正在与别人争鸣的文章的吴奔星的《鲁迅旧诗新探》[（25）]这样的研究专著。前述《鲁迅旧诗集解》、《鲁迅旧诗汇释》，实际上也是各家笺评争鸣的集汇。争鸣推动了鲁迅诗歌研究，进一步端正了学风，排除了庸俗社会学以及“四人帮”的“阴谋文艺”、“影射史学”的干扰，正本清源，回到学术研究——文艺学学术研究的正路上来。丁景唐在《关于鲁迅〈阻郁达夫移家杭州〉诗的一些史实》[（26）]中，通过对相关史实的严密稽考，指出有的论者把此诗的命意说成是鲁迅以此诗规劝郁达夫“举家”到延安去，到解放区去，到“大革命风暴策源地”去，既违背历史事实，且不符鲁迅的本意。高信的《鲁迅诗〈赠蓬子〉作意辨正》[（27）]，以翔实严密的史料考订，纠正了粉碎“四人帮”之初所出现的一些关于此诗的误解。作者认为，此诗只是“一篇即兴纪事之作”，并无“辛辣地讽刺”诗成两年后变节投敌的“反动作家”姚蓬子的“作意”。作者指出，“过去，特别是在‘四人帮’肆虐时期，我们——包括笔者自己在以鲁迅‘为政治服务’方面实在走得太远。我们愧对鲁迅。”今后，则不应再对鲁迅诗歌强作“任意拔高，牵强附会，强词夺理”的诠释。
另一方面，各抒己见的，又是严谨切实的学术争鸣，使得研究者们有可能“共亨”新近发掘、钩稽的有关史料，互相切磋思考方式、研究方法，互相交流、补正学术见解。通过争鸣，不少研究者欣然放弃或修正了自己原来的看法[（28）]，以使自己的见解能符合诗作者（鲁迅）的本意，更接近科学认识。一些一直有争议的具体的学术问题，例如《自题小像》的写作时间，也在争鸣中形成了相对一致的看法[（29）]。
扎实精细、积累丰厚的笺评考释工作推动了鲁迅旧体诗宏观研究的深入开展。一些重要的理论课题，如鲁迅旧体诗创作与中国古典诗歌，尤其是楚辞的关系，已由前40年中零星的鉴赏式评点，转为科学的、严谨的专题学术研究。本文述及的王瑶文实际上已为这一课题作了“开题报告”，指出了屈原是鲁迅最喜欢的古代诗人，鲁迅诗中许多词句来自楚辞。但辞句典章的借鉴并不是楚辞影响的全部，更主要的还在于他“运用《楚辞》所引起的想象和构思，可以含蓄而深刻地写出他的感受”，他的“极为关心又难于直接抒写的内容”，“易于引起读者的联想和共鸣”。这是关于鲁迅旧体诗创作与楚辞关系的一个确切赅博的说明。其后，王维燊的《屈赋与鲁迅诗歌》[（30）]，着重讨论了鲁迅诗歌接受楚辞影响的分期，以及鲁迅诗歌对楚辞艺术的借鉴与创新问题。作者认为，“大体上以一九0三年的《自题小像》为界，划分鲁迅学屈的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接受楚辞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情”“辞”方面对于屈赋的承传以至模仿；而后一阶段所接受的影响，则表现在其诗作“融合屈赋神髓和时代精神，自铸‘伟美之声’，浑然天成，有所承传，又有自家当行本色”。分期往往是学术研究中的必要假定，这篇文章大约是鲁迅诗歌研究中第一次关于艺术影响分期（或分段）问题的集中探讨。尽管不同时期（或阶段）的界限尚可以讨论，如是否应当参照鲁迅的整个诗歌文学活动确定分期的具体标志，但作者的这种积极认真的学术探索，还是应当予以肯定的。关于鲁迅对楚辞艺术借鉴与创新的特色，作者认为主要在于他能“挥洒自如，娴熟地借用屈赋中的语言、形象、典故，自造新境，别立新意，以曲折而含蓄地表达他对现实的感受和评价”。这似乎正与前述王瑶文的主要见解相合。以后又有一些文章，如周奇文的《摄取遗产—融合新机——鲁迅旧体诗在艺术上受屈赋的影响举隅》[（31）]，从比兴手法的运用，浪漫主义的色彩、骚体形式的仿效几个方面，王文龙《略论鲁迅旧体诗中的〈楚辞〉典故》[（32）]，则从用典的角度，具体探讨了鲁迅诗歌创作与楚辞艺术的关系。
此外，还有一些文章涉及到鲁迅的诗歌创作与其他诗人诗作关系，如陈铭的《鲁迅诗与龚自珍诗》[（33）]，任访秋的《鲁迅与龚自珍》[（34）]，梁超然的《鲁迅旧体诗与李商隐诗艺术特色之比较——兼与周振甫先生商讨》[（35）]等等。这些着眼于鲁迅诗歌与楚辞、与古典诗歌本质联系的研究工作，对于更深入、更准确、更全面地把握与评价鲁迅诗歌创作的基本审美特征与文学史、文化史地位，是很有助益。
鲁迅旧体诗的总体美学风格也引起了研究者们的较多关注。马莹伯、钱璱之的《论鲁迅旧体诗的沉郁风格》[（36）]，把鲁迅旧体诗的独特风格概括为“沉郁”，认为这种风格的主要特色是“忧愤的深广、思想的深刻和表现的含蓄、凝练”。唐韬在《关于旧体诗——〈鲁迅诗歌散论〉序》[（37）]一文中，比较了几位新文学家的旧体诗的不同风格：“郁达夫潇洒，郭沫若豪放，田汉流畅，而鲁迅则是凝练。在他笔下，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没有一点不达到高度的集中，就诗论诗，在新文学家所写的旧体诗中，除了郁达夫外，恐怕很少有人足以和他匹敌了”。同样取比较研究的角度，马宏伯的《“问余何所爱，二子皆孤标”——鲁迅、郭沫若旧体诗比较》[（38）]，分别从时代性、抒情内容、意境格调等几个方面的比较入手，对鲁迅和郭沫若旧体诗的总体风格作了比较集中，比较深入细致的考察。马文认为，“鲁迅旧诗意境深邃，含蓄蕴藉，又时有幽默诙谐，体现出沉郁顿挫亦庄亦谐的风格。郭沫若旧诗意境雄放明快，直率自然而又时有冲淡飘逸，体现出雄放与冲淡结合的风格”。“参照系”的引入能够更鲜明地凸现鲁迅旧体诗的艺术个性，更清晰地勾勒出其美学风格的不同侧面。各家的见解显然有着某些相通之处，但又有着不尽相同的美学发现。这表明鲁迅旧体诗的美学风格是可以把握的，但其内涵又是极其丰富的。因此，比较全面的了解与评价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细致的研究探索。
鲁迅的旧体诗，如唐韬所说，是为抒写“一个时期的积悃，不大便于用白话表达，趁机会借旧体诗的形式宣泄出来，含义深远，精妙绝伦”[（39）]。新时期鲁迅旧体诗研究者们为了比较确切地说明包容在旧体诗形式中的“积悃”，作了大量的工作，不仅提供了前几十年的研究无法比拟的丰硕成果，而且积累了很多针对具体研究对象的学术工作经验：诸如引入传统诗学、考据学方法以充实、补益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的美学评价与历史评价；纵向（与中国古典诗歌）横向（与同时代其他新文学家的旧体诗）比较研究的相得益彰；扎实的笺释考证与开阔的宏观审视的辩证统一，等等。对于以后的鲁迅诗歌研究和其他学术研究来说，这些属方法论范畴的启示或许比研究成果的积累更有意义。
鲁迅的旧体诗是一种特殊的艺术杰作，是以变革传统文化为己任的文化巨人鲁迅的思想、胸襟、抱负、情致与旧体诗形式——溶解了我们民族精神内涵的传统文化形式的完美融合。这种看似“二律背反”的文化现象为学术研究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但同时也显示了极其开阔的理论纵深：研究鲁迅的旧体诗，是有着在更深的层次上洞幽烛微地了解鲁迅的精神世界、情感世界，深入认识某些传统文化的特殊美学价值和意义的。唯其如此，新时期的鲁迅旧体诗研究才呈现出这样一派万头攒动、硕果累累，但又需要进一步深化理论思考，拓展研究视野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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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新诗的数量比旧体诗少得多。写于1924年的《我的失恋》和写于30年代的《好东西歌》、《公民科歌》、《南京民谣》、《“言词争执”歌》究竟属新属旧（体诗），学术界还一直有不同看法[（40）]。这样，没有“争议”的鲁迅的新诗，除了写于1926年的《〈而已集〉题词》之外，就只有1918—1919年间问世的《梦》、《爱与神》、《桃花》、《他们的花园》、《人与时》、《他》等6首作品了。对于这6首新诗的分析评价，也就成了新时期鲁迅新诗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除周振甫、郑心伶、张紫晨的专著对这些诗作所做的扎实、详尽的笺注、考索、通解之外，尚有如邓国伟的《略论鲁迅的六首新诗》[（41）]、方敬的《鲁迅先生的六首新诗》[（42）]这样论题相对集中的研究论文。邓文从个别考察入手，将6首新诗分为两组：一组是《梦》、《桃花》、《他们的花园》、《人与时》4首，可以看作是诗化的杂感，着重于针砭时弊，批判旧社会；另一组是《爱之神》与《他》，在内容与形式上都更臻完美，堪称鲁迅新诗的代表作，并且分别留有鲁迅所敬重的外国诗人裴多菲和古代诗人屈原艺术影响的痕迹。作者认为，鲁迅这6首新诗所表现的“高昂的热情、深刻的思想、健朗的格调”以及可贵的艺术探索精神，“是高出于同时期的诗作者之上的”。方文取散论形式，通过对6首新诗的评赏，论述鲁迅如何运用艺术形象，以诗的形式表达“五四”新思潮兴起时自己的“新声”。方文认为，应当注重对鲁迅新诗的研究，“了解他与新诗的产生和发展的关系，知道他不但是‘五四’前夕最早的新小说开创者，而且也是‘五四’前夕少数最早的新诗人之一，新诗的开拓者之一”。两文所关注的中心问题是一致的，这就是前述王瑶文所论及、所规划的理论课题之一：鲁迅诗歌创作与新诗、与新文学运动的关系。其他鲁迅新诗研究论文似乎也有着同样的“关注中心”。如鲁歌的《鲁迅的新诗〈他〉——兼与周振甫等同志商榷》[（43）]，以万字长文评析一首10余行的短诗《他》。作者以深入精细的美学评价佐证了这样的认识：鲁迅写于“五四”前夕的6首新诗之一的《他》，“实在是中国新诗史上的一首珍宝般的佳作”，“在‘五四’运动以前所发表的中国新诗中，只有鲁迅的新诗写的最好，水平最高（郭沫若写过一些很好的新诗，都发表在‘五四’以后），因而在中国新诗史上应该给鲁迅的新诗以高度的评价和应有的地位”。黄海祥的《鲁迅与中国新诗的建设》[（44）]，文题本身即已标示了文章的重心所在。文章具体论及鲁迅的6首新诗，“在艺术上较当时其他新诗开拓者所作的诗歌，更彻底地冲破了旧诗的束缚，”他“以独树一帜的创作实践，为新诗的发展探索着途径”。
对于鲁迅新诗文学史评价的“集中关注”倾向的形成，大约主要是由于鲁迅其他体裁的作品——小说、杂文、散文、散文诗乃至旧体诗太光辉灿烂，在一定程度上掩蔽了数量较少，但同样熠熠照人的新诗的纷呈异彩，使得新诗史、现代文学史研究在一个较长的时 期内，忽略了对于这些诗作历史地位的认识与确定。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时期的鲁迅新诗研究是有着拾遗补缺，探幽发微，填补学术研究空白意义的——对于“有争议”的新诗的研究，在新时期也有了较大的进展。研究者们一般不引入“新旧属性”的讨论，而以“新体讽刺诗”、“歌谣体诗”或“大众化诗歌”，为《我的失恋》、《好东西歌》等诗作“定性”或“正名”——这其实只是新诗范畴内的再分类。因此，研究者们实际上是以确认这些诗作的新诗“属性”为论述前提的。刘扬烈的《试论鲁迅的讽刺诗》[（45）]，把《我的失恋》以及与于30年代初的《好东西歌》等4首讽刺诗称为“十分大众化的、独具民族特色的新体诗”，认为这几首“新体诗”的艺术成就表明，鲁迅“是充分吸取了民歌和古典诗歌的优点，来创造自己的诗歌新形式的”，这种创造活动给以后新诗的艺术发展以很大的启发。楼沪光在《鲁迅和民歌》[（46）]中，将《好东西歌》等4首诗称为“歌谣体诗歌”，认为这些诗作“是他的诗歌创作思想的一个具体实践”，“政治上有强烈的战斗性”，“在艺术上又是极出色、精美的，对于新诗的发展有积极意义”。洪桥的《论鲁迅的大众化诗歌》[（47）]则提出，这4首诗属“大众化的通俗歌谣”，“应该说是新体而不属于旧体”。通过对4首诗的具体评价，洪文概括出自己的见解：“这些通俗歌谣真正表达了人民大众的心声，而丝毫没有文人作诗的气味。‘五四’以来，诗由表现自我到表现人民，经历了一段艰难的路程，达到这样一个成就是颇不容易的。应当说，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诗歌最初的一批成果之一，跟白莽的《孩儿塔》一样，它们是‘属于别一世界’”。作者还认为，这批“最初的成果”已开了以后“中国诗歌会”倡导的“大众化诗歌”的先声。这里的某些具体看法或许还需进一步推敲：比如“人民大众的心声”是否与“文人作诗”水火不相融；“表现自我”是否一定与“表现人民”截然对立——但作者为说明这些诗作与左翼革命诗歌运动的本质联系所作的探索与思考，却是值得注意的。
综上所述，可以见出对于这类新诗研究的“兴奋点”，似乎仍然是在鲁迅诗歌的文学史评价方面。这种特定的、不约而同的审视角度与研究思路，构成了作为一项学术研究分支的新时期鲁迅新诗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一特点的形成，大约主要是由于研究对象和学术研究史背景方面与旧体诗的差异。鲁迅新诗研究的特定学术方法与经验，以及由此产生的特定认识成果，分别从不同的侧面丰富了新时期鲁迅诗歌研究的总体面貌。
然而这特点之中也包含着弱点。比起同时期鲁迅旧体诗研究的丰富、深入，鲁迅新诗研究相对说来是比较单薄的。这单薄不仅是由于研究对象数量较少而限制了研究力量的投入，也不仅是由于研究方法、角度、思路的相对单一，恐怕也由于研究视野还不够开阔，学术思考还不够深入，艺术分析还不够精细所致。相对说来，鲁迅似乎更看重自己的新诗：他的旧体诗往往不愿示人，“并不存稿”[（48）]，而他的新诗——包括“有争议”的新诗——都是公开发表的。“五四”时期是鲁迅小说振聋启聩的时期；20年代中期是鲁迅的散文诗和散文大放异彩的时期；30年代是鲁迅的后期杂文炉火纯青的时期。然而创作和发表于相应的同时期的《梦》等6首诗作，《我的失恋》和《〈而已集〉题词》，以及《好东西歌》等4首诗作，无论当时或后世的读者还学术界，对它们的理解和研究都无法与对《狂人日记》、《野草》、《朝花夕拾》与后期杂文的理解和研究相提并论。面对这首理论难题，简单地将鲁迅的新诗创作评骘为“最不成功”、“一望而知是在轻率的冲动下产生的打油体”[（49）]，恐怕无助于正确“解题”；但仅执着于不很开阔也不很扎实的，很大程度上是就诗论诗的评论，似乎也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答案。恐怕需要引入更多的“参照系”，不仅从文艺学、社会学、历史学，还要从哲学、思想史、语言学、心理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多重视角，进行更开阔，更深入的综合考察，才能比较全面地发现，比较确切地把握这些诗作的美学价值和历史价值。当然，这种综合考察同样也是鲁迅旧体诗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的。
历史常常苛求伟人。如许成就或许已足以使一个常人雄据诗坛，但却似乎还不能使鲁迅以诗人名。然而杰作毕竟是杰作，绝唱毕竟是绝唱，其成就毕竟是作者其他方面的业绩所无法取代、包容、蕴含的。经过几十年岁月的淘洗，这些艺术明珠益发晶莹璀璨。从这个意义上说，有时显得有些苛刻的历史也还是公正的。比起小说和卷帙浩繁的杂文、译述、学术论著，鲁迅传世的诗作——即便包括散文诗集《野草》在内——是为数不多的，但却是鲁迅的诗心，鲁迅的诗人气质的相对集中的艺术体现。越来越多的学者日益注重对鲁迅的诗人气质的研究，注重从鲁迅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中探寻、发现、“升华”诗意，以深化对于鲁迅作品、鲁迅思想艺术以及相关文学、文化课题的理解与认识。因此，鲁迅诗歌研究不仅有着精确地评价自身研究对象的一般意义，而且有着开阔与深化整体的鲁迅研究，以及现代文学史、文化史学术研究的特殊意义。新时期鲁迅诗歌研究空前繁荣的成因之一，或许就是由于这两重意义的合力推动。
然而，新时期鲁迅诗歌研究的意义与成就，似乎并没有得到学术界普遍的热情关注与确当评价。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编选的《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50）]第5卷（1949—1983），洋洋183万言，却未收录一篇新时期鲁迅诗歌研究论文；1981年以来几乎是逐年为每一年度的鲁迅研究撰写述评的一位学者，在他的2万字的《一九八0年—一九八五年鲁迅研究述评》中[（51）]，涉及这一时期诗歌研究的内容，不足100字。而这一时期仅鲁迅诗歌研究专著，就出版有至少13种之多[（52）]。这种可能是无意的忽略不利于总结成绩，积累经验，而且也不利于发现与救正研究中存在的一些缺憾，大而言之，则又不利于整体的鲁迅研究乃至文学史、文化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正确的认识和评价只能源于对整个研究历史与现状的全面了解。因此，系统的、科学的鲁迅诗歌“研究之研究”，或许是对“学术生态”的一种必要调节——当然，本文的粗浅考略是无力承担此重任的，充其量也只能是一块引玉之砖。
注释：
（1）载《京报》1925年12月5日。孙文述及他由于代理总编辑从排定的版面上无端抽去鲁迅的诗作《我的失恋》，愤而辞去《晨报副刊》编辑职务的经过，并谈到他对《我的失恋》一诗的理解。这是笔者所见最早的鲁迅诗歌专题研究。
（2）这3部专著系指郑子瑜的《鲁迅诗话》，1952年7月香港大公书局版；张向天的《鲁迅旧诗笺注》，1959年8月广东人民出版社版；周振捕的《鲁迅诗歌注》，1962年4月浙江人民出版社版。出现较早的司空无忌的《鲁迅旧诗新诠》（1947年11月重庆文光书店版）由于学术界普遍认为其文多曲解、讹误，故不列为专著。对此书的评论，可参见倪墨炎《鲁迅与书·鲁迅旧诗新诠》，袁良骏《鲁迅研究史》（上），阜阳师范学院中文系编《鲁迅诗歌研究》等。
（3）1987年7月书目文献出版社版。
（4）《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1期。
（5）1983年6月重庆出版社版。
（6）1987年2月天津人民出版社版。
（7）1982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
（8）（10）张紫晨：《鲁迅诗解·引言》。
（9）1982年8月花山文艺出版社版。
（11）《人民文学》1981年11月号。
（12）《天津师大学报》1984年第4期。
（13）上海《文艺论丛》第11辑。
（14）参见洪桥：《论鲁迅的大众化诗歌》，《鲁迅研究》1984年第3期。
（15）《社会科学辑刊》1983年第3期。
（16）《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2期。
（17）《昆明师院学报》1980年第3期。
（18）上册1977年6月，下册1979年6月中共阜阳市委宣传部鲁迅作品学习小组，阜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内部印行。
（19）1981年7月天津人民出版社版。
（20）1985年7月天津人民出版社版。
（21）《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9期。
（22）张恩和：《鲁迅旧诗集解·写在前面》。
（23）据笔者所见，此书至少有3种版本：1977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版；1980年10月上海教育出版社新1版；1987年6月上海教育出版社新2版。
（24）1979年12月天津人民出版社版。
（25）1981年8月江苏人民出版社版。
（26）《安徽师大学报》1978年第4期。
（27）《学习与探索》1980年第1期。
（28）例如，倪墨炎在《鲁迅旧诗浅说》1980年新1版《后记》中谈到该书较初版的修改情况时说，“又如关于郁达夫迁杭的确切日期，姜德明同志，丁景唐同志都作了正确的论述，我据以作了修改，并注明了出处”。楼适夷在《一封旧信》（《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10期）中承认旧作《鲁迅诗四首》中对《亥年残秋偶作》的理解有主观臆测倾向，“此诗调子是沉痛的，悲凉的”，鲁迅当时不可能知道红军消息，因此，“我把这首诗与长征胜利连结在一起，确实是牵强附会，犯了‘时代错误’”。
（29）参见叶淑穗 杨燕丽《〈自题小像〉的又一幅新手迹》，《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7期。
（30）《福建师大学报》1984年第2期。
（31）《鲁迅研究》（双月刊）1984年第3期。
（32）《盐城师专学报》1984年第2期。
（33）浙江鲁迅研究学会编《鲁迅研究论文集》，1983年7月浙江文艺出版社版。
（34）《河南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35）《鲁迅研究》（双月刊）1983年第6期。
（36）《扬州师院学报》1980年第3期。
（37）《诗刊》1983年第9期。
（38）《广西师大学报》1980年第3期。
（39）唐韬：《关于旧体诗——〈鲁迅诗歌散论〉序》。
（40）认为这些诗作属旧体诗的有：张恩和，唐韬，倪墨炎，曹礼吾等。张恩和认为，这些诗作“虽用白话，然属旧体”（《鲁迅旧诗集解·写在前面》）；唐韬认为，目前所能见到的鲁迅旧体诗，都是“由别人保存或者传抄下来的，不过七十余首”（《关于旧体诗——〈鲁迅诗歌散论〉序》）。一般认为，鲁迅的存世诗作为78或79首，除没有“争议”的新诗7首，可知唐韬所说“七十余首”是包括《我的失恋》、《好东西歌》等诗作的。倪墨炎的《鲁迅旧体诗浅说》、曹礼吾的《鲁迅旧体诗臆说》（1981年12月湖南人民出版社版）都收录有这些诗作的笺释评说，可见他们是把这些诗作当做旧体诗对待的。认为这些诗作属新诗或不属于旧体诗的，除本文以下述及的刘扬烈、楼沪光、洪桥外，还有胡炳光（参见《“打打边鼓”与“洗手不作”——谈鲁迅和新诗的关系》，《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克仁、穆石（参见《论鲁迅的民歌体诗》，《绍兴师专学报》1985年第3期），周振甫（认为《我的失恋》属旧体诗，而《好东西歌》等4首为“民歌体诗”。参见《鲁迅诗歌注》），王永培、吴岫光所编《鲁迅旧诗汇释》未收录这5首诗的“汇释’。该书《前言》中说，“鲁迅先生的诗歌，计有六十一题七十八首，其中旧体诗有四十八题六十五首”。也就是说，新诗或“非旧体诗”为15首：大约包括这5首诗，没有“争议”的7首新诗，以及钩稽自《故事新编·铸剑》中的《“哈哈爱兮”歌》3首。
（41）《中山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
（42）《艺丛》1982年第5期。
（43）《西北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
（44）《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2期。
（45）《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1期。
（46）《河北文艺》1980年第5期。
（47）《鲁迅研究》（双月刊）1983年第3期。
（48）《鲁迅全集》第12卷第534页，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49）参见李欧梵：《在传统和现代之上——鲁迅散文诗和古诗之创造性的探索》，《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10期。
（50）1989年7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版。
（51）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历史与现状》第62—68页，1989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
（52）参见《鲁迅研究书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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