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派的曲调--赵元任的歌曲创作_赵元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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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元任先生(1892-1982)是杰出的语言学家,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音乐家。1910年秋他考取清华学校公费生赴美留学,先后在康乃尔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数学、物理、哲学和音乐,取得物理学学士和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任教,并任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开始对中国语言进行科学研究,取得很高的成就。

赵先生从小爱好音乐,留学美国期间曾在哈佛大学和康乃尔大学学过和声、对位、作曲、声乐和钢琴。早在1913年,就开始音乐创作。他把毕生的主要精力用于语言学,音乐不过是他的业余爱好;但就在这业余爱好中掌握了多方面的音乐技能,既能作曲、作词,又能唱歌、指挥和演奏钢琴,先后出版了《新诗歌集》(1928)、《儿童节歌曲集》(1934)、《民众教育歌曲集》和《行知歌曲集》(1949)。这些歌集中的歌曲,连同过去没有发表过的歌曲和器乐曲,现在都收进了《赵元任音乐作品全集》。赵先生唱歌的才能,早在三十年代就已崭露头角;当时曾由百代公司录制过一张唱片,唱的是他自己创作的歌曲《教我如何不想他》和《江上撑船歌》。直到1981年5月,89岁高龄的赵先生第二次从美国返回祖国,还在北京和上海两地欢迎他的集会上用无锡方言唱了他59年前所作的《卖布谣》。

民族风格的音乐语言

《新诗歌集》(1928年6月商务印书馆出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集中所收14首歌曲,都是采用胡适、刘大白、刘半农、徐志摩等人和赵先生自己写作的新诗谱曲的。这14首歌曲虽说走的是舒伯特和舒曼的艺术歌曲的路子(见《新诗歌集·谱头语》),却绝没有模仿舒伯特和舒曼的意思;作者所追求的,是要创造出一种民族风格的音乐语言。除了最早创作的《他》、《小诗》和《过印度洋》3首以外,其余11首在不同程度上都是中国气派的歌曲,而且“越到后来越中国化”。从开头3首西洋风味的歌曲,到后来的中国气派的歌曲,所以能够跨出这一步,作者是对民族民间音乐下了一番功夫的。作者在《新诗歌集·序》中屡次提到的民歌《九连环》、《湘江浪》和《鲜花调》,现在可以在《赵元任音乐作品全集》(上海音乐出版社)中看到了,原来都是在1921-1924年间由他记谱并作了伴奏的。在《全集》中类似这样的民歌共有将近20首。除了民歌以外,戏曲音乐也是赵先生从小就耳濡目染的。赵先生的母亲擅唱昆曲,父亲会吹笛,《全集》中的《春朝秋朝》一曲,可说是一首“母亲教我的歌”。有趣的是,这支《玉簪记·琴挑》中的《朝元歌》(“长清短清,那管人离恨;云心水心,有甚闲愁闷……”),赵太夫人却把它唱成了一首催眠曲,赵先生不仅从小就学会了这首歌,还把它记下了谱,并配上了精致的钢琴伴奏。《新诗歌集》中最有名的一首歌《教我如何不想他》,也和戏曲音乐有关,其中出现4次的“教我如何不想他”一句,是从京剧西皮快三眼的过门化出来的。

赵先生原籍常州,生于天津。他在《新诗歌集·序》中告诉我们:“我从前小时候在家里说的是北方话,但是家里人跟教我书的先生都用南方(常州)音读书。因此,我就得了一种牢不可破的联想:凡是白话都是应该用北方音说,凡是文言都应该用南方音读,好像文言是南方的特性似的。”因此,南方(常州)人吟诗的腔调,也成为他的歌曲中民族音调的重要来源。例如《听雨》和《瓶花》前半部分的旋律,都是按照常州人吟诵七绝的音调进行艺术加工的。《听雨》采用仄声韵七绝的吟诗调,而《瓶花》则采用平声韵七绝的吟诗调。赵先生说他所听到的这种吟诗调差不多处处都是一样的。的确,只要是“仄仄平平仄仄平,平平仄仄仄平平……”的七言绝句,不管是“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刘禹锡《乌衣巷》),还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贺知章《回乡偶书》),都可以用《瓶花》第一部分的旋律来唱。

赵先生的早期爱国歌曲《尽力中华》,是利用传统音调推陈出新很有创造性的一例。这首歌曲唱的是“焰口调”。记得我童年时住在无锡乡下,经常有丧事人家请和尚到家里去“拜忏”三天,“追荐”死者;其中有一天做的法事,白天是“斋王”,晚上是“施食”。施食时搭起高台,老法师和众和尚坐在台上,念念有词,唱着一个我很喜欢听的曲调,呼唤四方饿鬼“来受甘露味”。这个很好听的曲调就叫“焰口调”——“焰口”是佛经中饿鬼的名称,佛教密宗有向饿鬼施食的经咒。后来我进了小学,老师教我们唱《尽力中华》,唱到“啊中华,啊中华”时,觉得这个曲调似曾相识,感到十分亲切,所以特别爱唱这首歌。令人惊奇的是,这个带有神秘气息的曲调,经过赵先生的加工改造,竟能和“听我们同唱中华”的爱国歌词配合得天衣无缝,丝丝入扣。

这首歌曲曾被收入商务印书馆的国语留声机片课本中,在学校中流传很广,中华教育改进社开年会时也常常要唱。在二十世纪二十和三十年代,这首歌的影响很大。

赵元任先生创作的歌曲,受到著名作曲家和音乐教育家黄自先生的热情赞赏。黄自先生在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讲作曲课时常常以赵先生的作品作为范例,并在他的遗著《和声学》中把赵先生所作《听雨》、《卖布谣》等歌曲中具有独创性的和声手法作为民族化和声的实例。

通谱歌的写法

赵元任先生在《新诗歌集·序》中写道:“旧诗词的句子有比较的整齐一点的格式,可以用一个总调临机应变的吟叹,新诗对于内容跟句式的个性两者都注重,所以新诗的读法是要把每首都给它'durchkompo-nieren'(通谱)起来,是要唱的,不是吟的。”因此,《新诗歌集》里的14首歌曲都采用了通谱歌的写法,即每段歌词都谱成不同的音乐,以便音乐更好地和歌词的声调相吻合。

从歌词来看,《劳动歌》(三段歌词)、《教我如何不想他》(四段歌词)和《海韵》(五段歌词)都是分节歌,但音乐都没有处理成真正的分节歌,每段旋律和伴奏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其中《劳动歌》的变化最少,可以说是大同小异,而每段歌词最后四句的音乐是完全相同的,就像分节歌的“副歌”一样,在一般分节歌中,歌词和音乐的关系是这样的:

第一段歌词

 第二段歌词

 第三段歌词

 主歌

副歌

主歌

副歌

主歌

副歌

歌词: b

 ac

 ad

 a

音乐: b

 ab

 ab

 a

但在《劳动歌》中,每段音乐的主歌都是随着歌词变化的。所以产生这种变化,显然是为了使每段旋律更符合歌词的天然语调。

《教我如何不想他》(刘半农作词)则是一首富于诗意的抒情歌曲,情况和《劳动歌》不一样,四段音乐不是大同小异,而是大异小同。音乐之所以有较大的变化,也不光是为了符合歌词的天然语调,更多的是为了表现四种不同的境界;也就是说,“声”、“情”二者之中,以表“情”为主。四段音乐随着调性和调式的发展而渲染着感情色彩的变化:

第一段:E大调;

第二段:E-B大调;

第三段:E-G大调;

第四段:e小调-E大调。

为每段歌词所共有的“教我如何不想他”一句,也没有像分节歌的副歌那样唱同一旋律,唱的是同一个旋律轮廓的不同的变体。四句“教我如何不想他”是感情色彩变化发展的集中表现,分别出现在E-B-G-E各调上。即使像第四段的“教我如何不想他”已经回到了E大调,唱的也不是第一段的旋律,而是把第一段的低音区移到了高音区,表现了感情的升华。

《海韵》(徐志摩作词)是《新诗歌集》中规模最大的一首歌曲,抒写一个窈窕女郎从踯躅海边到投入大海怀抱的过程,实际上是一部情景交融的康塔塔。五段音乐是用变奏的手法逐步展开的:

前奏描写大海。披头散发的女郎只身在海边徘徊。合唱Ⅰ、Ⅲ、Ⅴ、Ⅵ劝女郎回家,口气愈来愈恳切;随意夜幕降临,海上掀起风暴,到合唱Ⅶ变成了严峻的警告,三小节的乐句变成了两小节,原来比较从容的节奏,也变得紧张起来了:

独唱Ⅰ、Ⅱ、Ⅲ、Ⅳ是女郎的回答。第一个旋律优美潇洒,像诗人的口吻;第二个旋律清丽婉转,像嘹亮的歌声;第三个旋律变成6/8拍子,出现了舞蹈的节奏;第四个旋律简洁坦荡,和合唱相结合,唱出了愿与大海为伍的心声。合唱Ⅱ、Ⅳ、Ⅵ、Ⅷ分别抒写女郎在海边独自徘徊,低吟浅唱,手舞足蹈和投入滚深波涛的情景,也都从一个旋律演化而成。合唱Ⅱ、Ⅳ、Ⅵ后面的间奏Ⅰ,Ⅱ,Ⅲ,分别描写了女郎的踽踽独行,徘徊逡巡和婆姿起舞;间奏Ⅳ描写女郎在惊涛骇浪中的挣扎;间奏Ⅴ代替葬身在海浪中的女郎回答合唱的询问;最后的后奏则描写与波臣为伍的女郎消失在茫茫大海之中。在这部康塔塔中,间奏Ⅰ和Ⅱ是代表女郎的主导动机,而间接Ⅲ、Ⅴ和后奏则是这个主导动机的各种变形;间奏Ⅲ和后奏变化了节拍,间奏Ⅴ变化了调式。据我所知,《海韵》是最早使用主导动机和主题变形手法的中国作品。

赵元任先生写作艺术歌曲不仅在词曲结合方面努力使音乐和诗歌的声情相吻合,还常常用字句描绘的手法来加强音乐的表现力,绘声绘影地表达歌词的内容。如《秋钟》一组,赵先生自作歌词抒写了自然界的各种音响。——钟声、风声和落叶声,并用了“屑屑屑屑”、“冬冬冬冬”、“轰轰轰”等拟声词。当人声唱“钟一声一声的响,风一阵一阵的吹”时,伴奏模拟了钟声和风声:

当人声唱“吹来吹去,飞来飞去的落叶”伴奏描写了风卷残叶:

这首歌曲的题目是《秋钟》,所以伴奏从头至尾响彻着钟声。又如《听雨》一曲,伴奏从头至尾贯穿着雨点的动机,“仿佛有一点肖邦的降D大调前奏曲(作品28之15)的意味”。赵先生为歌曲《雨》(赵如兰作曲)所作的伴奏也有同样的情况。而《织布》一曲的伴奏则从头至尾贯穿着织布的动机(双手琶音和弦),全曲共总32小节,其中过门倒占了18小节,所以“结果差不多成了一支钢琴的织布曲了”。《海韵》一曲的音乐也有许多有声有色的描绘:女郎的徘徊逡巡,手舞足蹈,波浪汹涌的大海,女郎在海浪中的挣扎和沙滩上再也看不见女郎倩影的凄凉景象。

这些都是出现在伴奏中的字句描绘,但在《卖布谣》中,描写洋布的洋腔洋调,却是由人声唱出来的,全曲采用五声音阶的旋律,只有“洋货便宜,财主欢喜”两句是纯粹的“洋货”。“洋货便宜”用了西方的旋律小音阶,“财主欢喜”一句则转入了降B大调:

《上山》一曲也利用调性的变化来烘托诗意,音乐开始于降B大调,却结束在B大调,移高了半音,使人感到有“一种山顶上看日出的响亮的感觉”。

赵元任先生创作歌曲的数量很多,歌词范围很广,20年代以胡适、刘半农、刘大白和徐志摩的新诗为主,30年代转向陶行知的儿童歌曲和熊佛西的话剧插曲,也写了不少抗日爱国歌曲,并且孙师毅(笔名施谊)的歌词为影片《都市风光》写了主题歌《西洋镜歌》,揭露了上海“十里洋场九里荒”的虚假的繁荣,唱出了“有钱人有钱无处放,没钱人在风雨里正飘摇”的不平之鸣。40年代所作《老天爷》的歌词,则取自明末遗民艾衲居士的话本小说《豆棚闲话》第十一则“党都司死枭生首”。这个话本描写明末吏治腐败,官逼民反。“那时偶然路上行走,却听得一人,唱着一只边调曲儿,也就晓得天下万民嗟怨,如毁如焚,恨不得一时就要天翻地覆,方遂那百姓的心愿哩,他歌道:

老天爷,你年纪大,耳又聋来眼又花。你看不见人,听不见话,杀人放火的享着荣华,吃素看经的活活饿杀。老天爷,你不会做天,你塌了罢!”

1942年赵先生写这首歌曲,是用明末的民谣来借古讽今,鞭挞当时腐朽黑暗、天怨人怒的政治局面和社会现实。

综观赵先生的创作倾向,30至40年代作品的内容要比20年代更富于现实意义。30年代在抗日战争的鼓舞下创作的一些填词歌曲,也都能因时制宜,选用适当的历史歌曲曲调,及时写出新的歌词,反映当时的抗日形势,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原国民党第五军八十八师二六二旅五二四团团副,率领八百壮士坚守上海闸北区四行仓库,顽强抵抗日军,毙敌200余人。消息传来,赵先生极感振奋,使他想起1812年美国第二次独立战争时,被羁留在敌舰上的美国律师斯科特·基,黎明时看到对岸美国碉堡上的国旗,经过一夜炮火,依然迎风招展,不禁大喜过望,写出了《星光灿烂的旗帜》(今美国国歌)的爱国歌词。这和赵先生当时的情况颇有某些类似之处,因此他马上选用《星光灿烂的旗帜》的曲调,写出了歌颂八百壮士的《苏州河北岸上的大国旗》的歌词。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南开、北大、清华的同学和老师们,从长沙步行到昆明西南联大。当他们走近昆明市区时,昆明的师生们抬着一大篮鲜花到拓东路等候他们。这又使赵先生想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英国士兵中风行一时的歌曲《遥遥长路到蒂珀雷里》,马上利用它的歌词和曲调,写了《遥遥长路到联合大学》的模拟歌曲(parody),大家就唱着这首歌欢迎“走罢三千余里,今天到了昆明”的师生们。我和《蒂珀雷里》歌有一段特殊的因缘,所以对赵先生的这首模拟歌曲特别感觉兴趣。1970至1972年,我被派到上海文物清理小组去整理抄家唱片的时候,经常见到《蒂珀雷里》歌的唱片,经过调查,了解到至少有唐纳德·诺维斯(1906-1966)、约翰·麦科马克(1884-1945)、鲍勃·克罗斯比(1913-)和埃拉·洛根(1913-1969)等四位美国歌星灌过这首歌曲的唱片。这原是一首英国歌曲,1912年哈里·威廉斯作词,杰克·贾奇作曲,歌中叙述一个小伙子从伦敦步行到爱尔兰的蒂珀雷里,去和他的情人相会。此歌一出,风行一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英国士兵最喜欢唱的歌曲;同时并风靡美国,1914年的美国音乐剧《卿卿》(Chin-Chin)和《翩翩起舞》(Dancing Around)都采用了这首歌曲。1971年我根据唱片,记下了这首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有代表性的流行战时歌曲的曲谱和英文歌词,并把歌词译成了汉文:

遥遥长路到蒂珀雷里(前四字原作“长途漫漫”),

遥遥长路遄行。

遥遥长路到蒂珀雷里,

去见最亲爱的人。

再见,皮卡迪利,

再见,莱利特广场,

此去蒂珀雷里长路遥遥,

但我的心已飞到。

可以想见,只要把歌词中的“蒂珀雷里”换成“联合大学”,把伦敦的“皮卡迪利”和“莱利特广场”换成“岳麓山巅”和“贵阳城”,把“去见最亲爱的人”换成“不怕危险或辛苦”,一首欢迎长途跋涉到昆明的师生们的应时歌曲,就活龙活现地展现在面前了。这就是模拟歌曲的特点。赵先生写作模拟歌曲,是和他的机智、幽默的性格分不开的。

赵先生创作填词歌曲和模拟歌曲,不自30年代始。1926年发表在《北京晨报》上的《听说》一歌,就是一首模拟性质的填词歌曲,原曲名《富尼库利-富尼库拉》(意为“缆索铁路”),是1880年意大利作曲家登扎(1846-1922)为那不勒斯缆索铁路通车而作。这首活泼欢快的歌曲迅速传遍了全世界,1887年理查·施特劳斯创作交响诗《自意大利》时借用了它;当时他根本不知道它是登扎的作品,还以为是一首那不勒斯民歌呢。这首歌曲在广泛流传的过程中产生了各种不同的歌词,赵先生所写的《听说》歌,是以爱德华·奥克森福德的英文歌词《快乐的心》(A Merry Heart)为蓝本的。

《赵元任音乐作品全集》收录了赵元任先生作曲、作词、译词、填词、记谱、编合唱、作伴奏的歌曲和乐曲共132首,包括赵先生毕生的音乐创作和由他加工改编的古今中外大量诗歌与音乐作品,从中可以看出赵先生博大精深的艺术造诣和学贯古今中外的文化修养。赵先生不仅是成就很高的语言学家,对数学、物理、哲学、文学和音乐也都下过苦功。他的兢兢业业、脚踏实地的治学精神,是值得我们很好地学习的。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教授是赵先生的学生,赵先生看了王力的研究生论文《中国古文法》后,对文中“反照句、纲目句,在西文罕见”一句批云:“未熟通某文,断不可定其无某文法。言有易,言无难!”这“言有易,言无难”六字成为王力教授的座右铭,使他一生受用不尽。赵先生作为一位业余的音乐学者,能够精通作曲,并掌握多方面的音乐技能,是和他的极其严谨的、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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