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与人性解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与人论文,性解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四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运动之一，迄今已经75周年。在新形势下从新的角度重新认识这个运动，必将有助于我们今天继往开来的伟大事业的健康发展。
一
研究“五四运动”，其概念的外延界定必须首先明确。几十年来，海内外学者对此一运动的研究众说纷坛，症结即在于此。
“五四运动”首先是指1919年5月4日爆发的群众爱国运动，这没有分歧。分歧在于，这个运动前延后续界定的时间以何为准。换言之，“新文化运动”是否属于“五四运动”的范畴？
毛泽东说：“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反对党八股》）这里，“新文化运动”是被纳入“五四运动”范畴的，但他又说：“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他们还有领导作用。”（《新民主主义论》）在这里，“新文化运动”又被划于“五四运动”之外。显然，就此问题毛泽东的观点是不明确的。
就笔者所见，迄今多数学者是将“新文化运动”划于“五四运动”之外的，他们所谓的“五四运动”仅指5月4日爆发的爱国运动。这样界定，其混乱是显而易见的。第一，它分割了“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群众爱国运动的关系，使后者的爆发变得突兀，缺乏准备。第二，我们说，“民主”与“科学”是“五四运动”提出的最富影响的口号，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成了“五四运动”精髓的代称，但实际上这恰恰是“新文化运动”的贡献。为了弥补此一界定的漏洞，有的学者遂将“新文化运动”作为“五四运动”爆发的思想准备置于背景之上。“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爆发进行了思想准备，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无论从延续时间上还是产生影响上讲，“新文化运动”均毫不逊于“五四”群众爱国运动。把前者依附于后者，于史不合。
鉴于如上界定的混乱，有的学者干脆以“新文化五四运动”称谓。这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内在联系，但仍未揭示“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到底属于什么关系——是并列还是隶属？
笔者认为，“五四运动”有两个含义：广义上讲，它是“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群众爱国运动的总称；狭义上讲，则仅指“五四”群众爱国运动。为了避免概念上的混淆，笔者赞成胡绳先生的提法，分别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群众爱国运动”相称，而均属于“五四运动”的范畴。（参见《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样，“五四运动”与“五四群众爱国运动”即成两个概念，因界定模糊引起的混乱即可由此厘定。由于“五四群众爱国运动”主要是反对“巴黎和约”，也可称为“拒约运动”或“反对和约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结束，主要以《新青年》杂志的创刊（1915年9月）与停刊（1926年7月）为标志，1927年以后，算是“五四新文化”的余波。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拒约运动”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前者的思想启蒙、唤醒民性，后者的爆发很难想象，没有后者的爆发，前者也就失去意义，“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的分化、飞跃也就不可能产生。二者共同构成”了“五四运动”的内涵。
二
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共产主义社会时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后来，恩格斯又说：“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的错误。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里，马、恩是将人的自由发展作为比较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优劣的一种标志。不独共产主义之于资本主义优劣可以以此判断，其他社会形态也是一样。奴隶社会之于原始社会，把人从自然的束缚之中部分解放出来，它是进步的；封建社会之于奴隶社会，把人身依附关系降到较低程度，它是进步的；资本主义社会比过去任何社会形态还要彻底地提供人的自由发展，它也是进步的。生产力发展也好，生产关系改变也好，说到底，都是为了加速人的自由发展。因此人的自由发展即使不是判定人类社会进步与否的唯一标志，也是极其重要的标志之一。
“人的自由发展”，就是人的解放，把人从社会、从自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人的解放，归根到底是人性的解放。人性，即人的本性，分为两个层次：人的本能与人的欲望。人的本能是人为了维持生存的自然需要，如衣、食、住、性等；人的欲望是为了优化生存的心理需要，如社交、友谊、艺术、宗教、政治、科学等。正如恩格斯所说：“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社会作为人的产物，历史作为人的活动，离开了人的本性去进行研究，势必融靴搔痒。对“五四运动”的研究也是一样。
三
“五四运动”的深远意义不仅在于它是一项自发的群众爱国运动，主要还在于它是一场唤醒民性、解放人性的伟大运动。在群众爱国运动方面，“拒约运动”是其集中体现，论者已多，此不赘述。在唤醒民性、解放人性方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内容：
1.冲击性封闭
“五四运动”对人的本能的解放，主要体现在冲击性封闭上。性作为的人本能，与衣食住行一样不可或缺。虽然“人类进行繁殖是最神圣的义务”（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原始社会早已成为历史，但性作为文明社会人的再生产必不可少的内容仍然并非大逆不道之事。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延续特长的国家，“性”的封闭特别厉害，虽然，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描写性的作品不少，但均或者流于淫邪，或者落于被禁，在强大的封建伦理道德的围攻下，并未产生多大影响。“五四运动”时期，一些作家（主要是创造社成员）公开的健康的性描写恢复了性本身应有的尊严。这些性描写大多既不庸俗也不下流，让人正视，让人肃然起敬。虽然，“五四运动”以后，在冲击性封闭上部份走了极端，如“杯水主义”、“裸体游行”之类，但终系末流。总体上，其对封建伦理道德囚禁下的人的本能属性之一的性的震荡是不可忽视的。
2、歌颂爱情
与性紧密联系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爱情。众所周知，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人们几乎是没有爱情可言的，丝毫不以自身的意志为转移的、没有爱情的婚姻，扭曲了无数人的人性。有鉴于此，高铦写了《恋爱的独立》，主张女子应首先自主，然后通过恋爱而结婚，否则即与卖淫无异。施存统写了《废除婚姻制度》，主张废除家庭，以绝对自由的人的身份恋爱婚姻。同时，有些人则通过小说、诗歌、戏剧大胆地歌颂爱情，唤醒民众婚姻自主。诗歌如：胡适的《尝试集》，郭沫若的《女神》，潘漠华、冯雪峰、应修人、汪静之的《湖畔》合集等；小说如：鲁迅的《伤逝》、叶绍钧的《归宿》、许地山的《命命鸟》等；戏剧如：田汉的《获虎之夜》、丁西林的《一只马蜂》等。它们或对爱情作热烈的讴歌，或揭示爱情的种种矛盾与冲实。此外，叶绍钧的《一个朋友》、《两样》、王统照的《沉思》，许地山的《缀网劳蛛》，还通过艺术的形式谴责那种无聊的婚姻，鞭挞那些玩弄爱情的伪君子，维护爱情的神圣。“五四运动”进行的爱情启蒙几乎影响了整整一代青年。
3.尊重人格
中国封建社会里的民众是没有人格可言的，封建礼教、伦理、道德几乎吞噬了人的一切尊严。“五四运动”时期许多仁人志士对封建礼教与伦理道德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进行了猛烈的抨击。陈独秀在《一九一六年》中斥道：“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臣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为夫之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此而丧矣，他何足言！”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抨击“仁义道德”其实就是“吃人”二字。吴虞也把封建礼教斥为“吃人的礼教”，（《新青年》第二卷第6号）声势浩大的“打倒孔家店”浪潮的实质正在于此。
没有独立的人格反映在文化上就是独立见解的丧失，言必称孔孟，“代圣贤立言”、“阐发微言大义”等等。其典型代表就是明清的八股文。对此，胡适首先拉开了文学改革运动的序幕，他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提出推行白话文，要求做文“不做无病之呻吟”，“须言之有物”，有“真挚热情”。陈独秀更旗帜鲜明地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推翻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翻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翻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文学革命论》）鲁迅则写了小说《孔乙己》等，深刻揭示了封建文化对人性的摧残。文学革命的胜利，使人的尊严在文学领域内得到恢复，人的人格在文学领域内得到承认。
中国妇女不仅没有独立的人格，而且蒙受了几千年最深重的压迫。所以，恢复妇女的人格，尊重妇女在“五四运动”中尤为突出。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尖锐抨击了封建礼教所谓道德家的“节烈”，主张女子摆脱封建家长制的压迫和统治。与之配合，他先后写了《离婚》、《祝福》两篇小说，揭示妇女在封建礼教桎梏下的悲惨命运。胡适则在《贞操问题》中猛烈谴责了野蛮残忍的贞操道德，主张男女平等，废除强加于妇女身上的封建道德。周作人撰写了大量有关妇女问题的论文和杂文，对于妇女解放、男女平等作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不少精辟的新见解。叶绍钧在《女子人格问题》中也主张女子自由，男女平等，尊重妇女的人格。李大钊在《妇女解放与民主》一文中认为：“有了妇女的解放，真正的民主才能实现，没有妇女解放的民主断不是真正的民主。”把妇女解放提到了一个很高的地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易卜生名剧《玩偶之家》在当时引起的震动。1918年6月，《新青年》组织了纪念易卜生的特集号，登载了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以及《玩偶之家》的中译本，立即在全国掀起了公演此剧的热潮。“不能成为男子的玩偶”、“承认人格”、“要求自由”成为当时的妇女解放影响至深的口号。“拒约运动”爆发后，妇女解放运动进入高潮，“男女平等”、“反对包办婚姻”、“社交公开”、“恋爱自由”、“婚姻自由”、“大学开女禁”、“各机关开放任用女职员”等等口号响彻大江南北。正是由于“五四运动”的唤醒女性，1919年11日湖南发生了新娘赵玉贞反对父母包办婚姻而自杀的事件，妇女抗婚事件也屡屡发生，妇女走上社会也才成为一代风气。
4、提倡人权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虽然明末即已提出，但中国人对于社会的干预除了采取暴力的手段而外，仍然别无他法。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是帝王将相的政治，不是民众的政治。“五四运动”时期，许多仁人志士在唤醒民性方面下了极大功夫。陈独秀在其《吾人最后之觉悟》中号召人们干预政治，自居于国家主人的地位。鲁迅则先后写了《药》、《故乡》、《阿Q正传》等小说，以鞭挞的笔调揭示了中国民性的麻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与此同时，他们还大量翻译介绍外国思想家、文学家的论著，宣传西方“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等等进步思想，号召民众自我觉醒。正像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所说：他们所以如此，是为了唤醒沉睡的民众，而一旦有人惊醒，“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可以说：“拒约运动”的爆发正是由于这个思想启蒙所致。工人阶级在此运动中由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的质的飞跃，与这个思想启蒙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五四运动”以后，民众要求参与政治、参与社会生活逐渐由少而多，由小到大，终于形成蔚为壮观的波及全国的群众行动，诸如北伐战争、“一二九”运动、抗日战争等等，都与“五四”运动的思想启蒙有着至为密切的联系。
“五四运动”唤醒民性、解放人性的伟大功绩是与天地日月同在，不可抹杀的。如果说“五四运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笔者认为，其意义正在于此。
四
“民主”与“科学”是“五四运动”提出的最有影响的两个口号。
提倡民主，就要反对专制与独裁，就要还政于民，使民众得到应有的参政权利。正如陈独秀所说：“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而实现国民政治的“唯一根本条件”，是多数国民在政治上“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仅仅寄希望于少数“伟人大志”是办不到的。（《吾人最后之觉悟》）李大钊也说：“君与民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死。”（《民彝与政治》）他们提倡民主，是为了获得自由、自治，也就是力图把人与社会的结合“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从这一点上讲，提倡民主还是为了解放人性，或者旨在使人性得到解放。
提倡科学，就要反对权威意志，就要反对迷信盲从，也就是要力图使人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正如李大钊说：“要皆以宇宙有一具绝对理性、绝对意思之不可思议的、神秘的大主宰。曰天，曰神，曰上帝，曰绝对，曰实在，曰宇宙本源，曰宇宙本体，曰太极，曰真如，名称虽殊，要皆此大主宰而言也。”提倡科学，就是要证明“宇宙乃无始无终自然的存在”。（《自然的伦理观点与孔子》）没有任何绝对权威的东西可以凌驾于人性之上，也没有任何绝对的意志可以吞没人性。这就是“五四运动”提倡科学的实质。
“民主”与“科学”口号的提出，不管是否旨在宣扬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民主主义思想，其客观效果应是有利于人性解放的。正如陈独秀所说：“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敬告青年》）
综上所述：“五四运动”以其空前的人性解放而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舍此解放，中国现代史上的许多运动势必困难重重。但是，人性解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五四运动”没有也不可能在此方面步子迈得更大，某 些问题甚至仅仅局限于揭示之中，故而对中国民众的影响是有限的，“不能随意夸大。人性解放的任务还有待于我们沿着“五四运动”的道路继续努力，直至“人的自由发展”达到最高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