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辉[1]2000年在《意象和意境：英译唐人绝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诗歌翻译一直在翻译界很受重视，但对于诗歌翻译一直存在着很大分歧。本文作者认为要翻译出好的诗歌，建立起完善的诗歌翻译的理论体系，就应对中英两种诗歌的自身特点，中英文诗歌创作方法有所了解。本文作者认为诗歌是人类文学的最高形式，将语言艺术发挥到极至，即将语言的各大要素的能动性充分调动起来。诗歌是展现美的，故此诗歌翻译就是要将诗歌的审美价值发挥传达出来。诗歌翻译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要充分了解两种语言在表现审美价值上都有哪些途径，尽自己的能力使它们的审美价值在翻译中体现出来。 因此本文的作者站在翻译美学的角度上，从中英两种语言的诗歌是否能在审美的角度上达到统一和融合入手，通过对中西美学，中西诗歌美学的大量史料，著书立说上深入研究分析，在对中西诗歌的分析体会中，本文作者欣喜地发现，中英诗歌可以在审美的高度上达到统一，那就是在意象和意境上达到一致。 在对意象和意境的内部结构分析研究中，本义作者采取了中西给合的方法，将西方的条目分析的研究方法和中国式的宏观统一的方法结合起来。通过使用这两种研究方法，我有了丰厚的发现：意象是最小的审美单位；意象又分为单一意象和组和意象。在一首涛中有一个整体意象，这是不同的单一意象，采用不同组合方式所达到的整体效果。整体意象在构建起意境的主干之后，还会化成实境和虚境。实境指客观世界，虚境是指感情世界和想象世界。大家所关心的涛歌形式，音律，韵脚，修辞平段，经本义作者的分析研究，都是为意象和意境服务的，故而都是意象的内部构成因素。意象各个·因素在一首诗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有的处于前台主导地位，有的处于后台辅助地位，但它们都在积极发挥它们的作用，都是为整体意象和意境而服务的。从而使本义作者构造出了意象和意境的构造图。 本文的第三章以绝句为例，对意象和意境的美学特征进行了分析，以期对如何表现意象和意境的美学特征有所了解。本文作者之所以以绝句为例，其一是囚为在唐代，有关意象和意境的论述意境被明确地提出来了，以后发展成中国传统美学的核心和实质。其－二是因为绝句只有20或28个字，在这有限的空间却能容纳无穷的内容，深受大家的喜爱。美国意象派师从唐人绝句的意象艺术，在西方诗歌发展史上有过不小的贡献。二是通过它们的实践，显得感到意象和意境结合的重要性。 本文第四章通过对绝句翻译的个案研究，发现意境和意象协调好的译者，译作美学价值高些，与原文在美学家之上更为接近，或者发挥了英语的能动性，将汉诗潜在的美学特质淋漓尽致的发挥出来。 本文结论部分，通过前面三章的分析，自然得出结论，站在翻译美学的角度上，意象和意境应是绝句翻译缩影追求的目标。
吴珺如[2]2009年在《论词之意境及其在翻译中的重构》文中研究说明中国是一个以诗闻名的国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诗歌享有极高的地位,非任何其他艺术形式可比。历代伟大诗人的盛名历经万代而不衰,其杰作至今仍广为传唱。在新文化运动之前,诗歌属于基础教育的一部分,在某些朝代甚至成为皇帝招贤纳士的一种选拔手段,因此历代骚人墨客多身兼朝廷要职,名仕官宦亦喜作诗词歌赋,为后人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宝贵诗歌遗产。词,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主要形式,在其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可与诗并称诗坛双峰。词原本是隋唐间兴起的一种伴随当时流行音乐供歌妓舞女在宴会或其他娱乐场合演唱的歌辞。唐代社会经济繁荣,娱乐业发展迅速,音乐歌舞盛行一时,由西域传入中原的燕乐因其新鲜活泼、富于变化尤为时人所好。当时主要由教坊乐工为燕乐曲调作辞,通过演唱广为流传。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一个显著的特点,即严格按照乐曲的要求来制作歌辞,包括依乐章结构分片,依曲拍为句,依乐声高下用字,依曲调风格押韵,其文字形成一种句子长短不齐而有定格的形式。这种格式称作词牌,有固定名称,如《浣溪沙》、《蝶恋花》、《西江月》等。中唐之后文人开始效仿填词,词也便逐渐确立了它在中国诗歌中的地位,发展至宋而成一代之胜。词体与诗体在题材内容上的区别在于各司其职,“诗言志而词娱情”。诗在题材上比较偏重政治主题,以国家兴亡、民生疾苦、胸怀抱负、宦海沉浮等为主要内容,抒发的主要是社会性的群体所共有的情感;而词在题材内容上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以描写艳情闺怨、相思离别、伤春悲秋为主,抒发的大多是作者私人内心的真实情感。因此而形成了诗刚词柔、诗庄词媚的总体风格差异。词体与诗体在形式上的差异简言之主要在于诗(主要指近体诗)形式整齐、句式划一(每行五言或七言),格律句法相对固定,押韵格式要求一韵到底,一般隔行押韵;而词有词牌,多数分片,句式长短不齐,格律句法与押韵格式依词牌变化,可以换韵或押邻韵。对于中国古典诗词而言,意境是其灵魂,有意境则自成高格,无意境则味同嚼蜡。因此,翻译中国古典诗词的重中之重便是意境的再现或重构。意境是富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美学概念,用以形容诗歌如水中月、镜中花般空灵虚幻的美感特质,也正因为其难以描述、无法定性而使得很多学者持诗歌不可译论。然而,通过梳理中国历代诗学评论,我们可以发现意境有其确定内涵,其主要审美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七个方面,即虚实相生、境生象外、物我齐一、意与境浑、真实自然、因小见大、心领神会。虚实相生即虚与实的统一,境生象外即境与象的关系,物我齐一即主客体的统一,意与境浑即情与景的交融,真实自然即表与里的一致,因小见大即个性与共性的统一,心领神会即创造与再创造的统一。词之意境由于词体之特殊性,在上述诸特征之外还具有幽微要眇和言长意远两个审美特征。词境之幽微主要应归因于其双重语境。文人士大夫在作闺阁绣榻之词时可以有所托喻也可于无意识间流露自己的内心情感,无论何种情况均不能直言,而须有所凭借而婉曲达之。如刘克庄评刘叔安词所云,“借花卉以发骚人墨客之豪,托闺怨以寓放臣逐子之感”。清常州词派的张惠言因此而提出词体的比兴寄托说,并在《词选》中论述词体之隐幽曰:“意内而言外谓之词。其缘情造端,兴于微言,以相感动。极命风谣里巷男女哀乐,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回要眇以喻其致。”词境之要眇在内容上主要是因为题材的选择,因其原本为酒筵歌席上用以助兴的歌词,内容自然多为伤春怨别的男女之情,即使有所托喻,表面也难以摆脱闺阁儿女之情。这种偏狭的题材容易导致意象的阴柔和词藻的绮艳,自然呈现要眇之姿。词境的这一特色在形式上主要是因为其固定的词牌格律、独特的词汇用语以及勾勒铺叙的艺术手法。词之字面多来源于唐李贺、李商隐等人的诗句,其词藻偏向于绮艳婉媚,而对于艺术性的刻意讲求则节制了情感的恣意宣泄,一旦情感表达的目的弱化,所形成的审美特征就倾向于委婉曲折、精雕细琢。这二者互相作用共同构建了词境之要眇。词境之言长意远指的是词辞微旨远、“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特征。与诗直白的表达方式不同,词以婉曲著称,如中国画中的留白一般,给读者留下广阔的想象空间,读来余音缭绕、韵味无穷。词境之言长意远特征的形成与词中密集的意象、富有象征意义的语汇以及词中所用典故有关。意象的多义性以及意象组合的模糊性,蕴涵多层语义的象征语码与典故所阐发的多重语境空间结合在一起共同营建了词境富有言外之意、弦外之音的艺术特征。这种语义的模糊美对读者形成一种召唤结构,有待读者结合自己的经历发挥想象去填充空白、确定意义,可以保留多种解读可能,不必强求理解一致。正如常州词派周济所言,“读其篇者,临渊窥鱼,意为鲂鲤,中宵惊电,罔识东西。”(《介存斋论词杂著》)同派谭献更进一步提倡:“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复堂词录序》)词境主要由音、意两方面构成。词之音韵美主要表现在词之协乐特质(包括音调的调配、词牌押韵格式、宫调风格、词之内在节奏等方面)和语音修辞上。词境在意方面分为点和面两个层次,点即词之字面词藻,面即意象意蕴。词之用语极讲究炼字,注重字面词藻的华丽典雅与点睛之词的选择,十分有助于阐发词境。意象是意境赖以生成的基础,意境由意象构成,但其关系远胜房子与砖头的关系,因为单个意象经过词人的精心选择与安排所取得的艺术效果远远超过单个意象的艺术效果的叠加。由于汉英两种语言的异质性特征,在语言表层表现为语音系统、文字系统和句法系统等结构形式和分布形式,在语言中层表现为特定语言的表现法,比如重意合还是重形合,在语言深层表现为思维方式、思维特征和思维风格(刘宓庆,1996:372-373),词之翻译面临诸多障碍,意境的重构尤为困难。然而,译者无退路,惟有知难而上,尽量在可能情况下生产出最佳译文。在不影响语义表达的前提下完全再现原文的格律和音韵特征显然是不现实的,译者可以以译意为主,摆脱形式的桎梏,用自由体来翻译词体,然而鉴于声音效果对诗歌的重要性,译者应尽可能在译文中保持原文的音韵风貌,比较可行的一种方法是凭借汉语音节和英语重音在节奏方面的类似效果,使每行的译文重音数和原文的音节数大体相当来模仿原文的节奏感,并考虑语音与情感的对应效果,尽量用译语中的语音修辞手法来弥补原文音韵美的遗失。对于意义翻译而言,最为重要的就是意象的重构。由于汉英两种语言在思维方式、思维特征和思维风格方面的不同以及两个民族在审美心理和文化传统方面的差异,意象的翻译实非易事,尤其是由重委婉含蓄的中国传统审美心理所导致的意象的多义性和意象组合的模糊性以及在数千年的诗歌传统中形成的富有象征意义的文化语码和典故意象,堪称词之意象重构道路上的拦路虎。了解了词之意象翻译的障碍之后,译者可以选择适当的翻译策略来应对不同类型的意象的翻译,以使原文意象在译文中得到忠实自然的再现。大意象的翻译由于更加侧重整体意象的再现,因此重点在于对全词的情感基调、意象内涵等方面的准确把握,尤其是语篇意义上的视角切换、语气情态风格以及双重语境的再现。小意象根据其表现方式可分为描述型意象、比喻型意象、象征型意象以及典故型意象,在翻译中应根据各自的特征而区别对待。在具体翻译中结合影响其策略选择的翻译目的与译文目标读者群这两个主要因素,以译文效果为终极目标,倾向于以直译为主,若原文意象在译语中对应缺失可以考虑直译加文内阐释或文外注解。意义再现的另一个方面就是词藻的翻译,译者需要具备对语言的敏感度和对诗意的悟性,以及对译语词汇的字面意义、联想意义、情感色彩以及语体风格的整体把握。经过了对词之意境的分解剖析并提出了相应的翻译对策之后,词之意境在译文中的最终重构效果必须经由译语读者的进一步检验方可定论,因此,笔者在词境之审美特征及其审美构成的基础上设计了一份包含对于词境重构而言最为基本但又最为关键的十个问题的调查问卷,并选择了三首经典词作及其富有代表性的几个英译版本,由译语读者分别进行评估检验。结果证明,这种检验手段是行之有效且真实可靠的。本文是笔者于博士期间所做的一项针对词之意境重构的尝试性研究,在此过程中注意到本课题的诸多方面还有待细致深入的探讨,如原作音韵效果的再现、译文中人称、格、数、时态等对于叙述视角、时间视角和空间视角的意义、意象的组合形式及其翻译、词作翻译中的意象新奇性对等等。由于时间限制这些方面在本论文中仅作简要介绍分析,有待将来进一步深化完善。由于作者自身知识面的局限,文中疏漏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诸位方家斧正。
张俊杰[3]2010年在《试论中庸诗歌翻译观的构建》文中提出诗歌翻译研究是诗学、翻译学、美学和文化研究等领域的跨学科、跨文化研究。诗歌翻译的跨学科性和跨文化特征构成了诗歌翻译的复杂性和抗译性。诗歌翻译活动本身和诗歌翻译理论研究领域也因而充满了许多富有争议的论题,诸如直译和意译,形似和神似,忠实与创造,科学与艺术,归化与异化等。鉴于此,我们在吸收西方当代翻译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以中华思想资源中的中庸之道来审视诗歌翻译研究,以期为诗歌翻译研究寻找新的思路。通过对中庸思想和翻译特性的考察,我们发现,中庸思想对于文学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诗歌翻译的间性特征和中庸思想主要观点的契合为我们将这一宝贵资源引入诗歌翻译领域提供了基础。我们以中庸思想中的“诚”、“中和”等核心概念作为诗歌翻译的伦理和美学理论资源,以其“过犹不及”、“执两用中”的方法论理念作为诗歌翻译的策略和方法来源,同时结合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和文论,尝试构建了一个中庸的诗歌翻译理论框架。该框架以中庸思想为基础,从诗歌翻译的审美目标、译者的伦理规范、翻译策略的选择三个方面对诗歌翻译的过程进行了描述。它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中和美——诗歌翻译的审美目标。中庸思想中的“中和美”,或者“和谐美”正是充满矛盾和对立的诗歌翻译活动所追求的“美”的目标和境界；二、至诚至善——诗歌翻译的伦理依据。中庸之道作为儒家的伦理思想,“至诚至善”是最高的道德标准。就诗歌翻译而言,它要求译者遵循“诚信为本”的伦理规范,以真诚的态度对待原诗、诗人和读者；三、执中——诗歌翻译的策略追求。中庸作为方法论,指处理事情不偏不倚、过犹不及。这为我们处理诗歌翻译中诸多的矛盾和对立关系提供了策略和方法论的依据。以上三者之间互为联系,不可分割,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原则到标准,再到方法,体现了从抽象到具体的思维过程和翻译活动的一般程式。三者共同构成中庸的诗歌翻译理论框架体系。为验证这一理论框架的可行性和实用性,我们选取了唐代诗人王维的三首代表诗作《渭川田家》、《送元二使安西》、《终南别业》的多个英译本作为比读研究的对象。通过对上述三首诗共计21个英译本的比读研究发现,诗歌翻译的美学效果与译者的翻译伦理、即译者对相关他者的态度,和翻译策略的选择有密切关系。译者自觉不自觉地实践中庸的诗歌翻译观会获得相对突出的翻译美学效果,达到或接近“中和美”的境界；否则,就会在内容或者形式上出现这样或那样的误译、漏译甚至有意背离原诗的现象。对王维三首代表诗作的多译本比读分析研究表明,以中庸作为思想武器,在中庸的诗歌翻译理论框架指导下,译者以“至诚至善”的态度明确自己的职责和再现原诗美感的使命,采取灵活适度的翻译方法和策略,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误译和漏译,无限地逼近“中和美”的翻译境界,获得和谐的翻译效果,这在理论上是有据可依的,在实践上也是可行的。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构建了中庸的诗歌翻译理论体系,为诗歌翻译理论和文学翻理论体系的建设提供了基础；二、提出了“中和美”的中庸诗歌翻译美学观,为翻译美学建设提供了标准；三、提出了“至诚至善”的中庸诗歌翻译伦理观,为翻译伦理学建设提供了依据；四、提出了“执中”的中庸诗歌翻译策略和方法论,为诗歌翻译的策略和方法论提供了途径。本文的应用价值如下：一、以中庸思想构建了中庸的诗歌翻译理论体系,为翻译学及其理论体系建设提供参考；二、对诗歌翻译实践活动有一定指导意义,为提高诗歌翻译的质量提供理论支持,有助于促进中西思想文化交流和中国诗歌在世界上的传播；三、将中庸的思想引入到翻译领域,强调“执两用中”,有助于破除逻各斯中心主义非此即彼、唯一端是赖的弊病,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译学理论建设拓展了新的空间；四、将中庸的思想引入翻译领域,拓展了中庸作为实用哲学的应用领域,有助于弘扬国学。中庸的诗歌翻译观为诗歌翻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有助于我们破除认识上的一些误区,并能为诗歌翻译领域中的论争提供新的思路。这对于当下及今后的文学翻译实践及理论研究都具有积极的意义。本文的主要局限在于理论框架下的细化研究不足,这是作者今后努力的方向。
郭小稳[4]2013年在《王维与园林》文中提出唐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全盛时期的王朝，跨越唐朝盛世的王维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大诗人，更是一位在书、画、乐、园林等方面都有丰硕成就的人。他的诗歌为人吟诵、他的画作为人模仿、他的音乐为人流传、他的园林为人游赏、他的故事为人传唱。他是一个”全面的典型”；他是一个独立的范式；他奠定了“唐音正宗”；他设计并建成了著名的文人园林——辋川别业，开辟了自然山水与文化结合的辋川模式，尝试了中国自然山水园向文人园的转型；他对后世文人园有着巨大影响。目前国内外对王维的研究集中在从文学角度去分析王维的思想和作品，并且研究得比较充分，分析得也比较透彻，研究的水平比较高，然而缺乏了从造园的角度去对王维这个造园家的研究，缺乏作为一个专业的园林设计工作者对于王维的园林观的研究。本课题就从王维的生平经历、思想转变、交游场所、个人喜恶等方面来分析那个时代的文人对园林的看法，并从他留下来的诗集、绘画、文章、园林来分析他的造园方法，系统地、元素化地分析他的山水诗、山水画、山水园，再结合诗人生活的社会背景、生平经历等来分析和研究作者的园林审美观。对造园家王维的立体化分析，让我们了解了唐朝那个时代中国园林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状况，解读了中国古典园林时期的园林建设审美与倾向，推进了中国古典园林的发展，丰富了中国的造园学理论，对现代的风景园林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韩巍[5]2013年在《平行原则下的唐诗英译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诗歌翻译是件难事，因为诗歌与其他文学作品相比较，其形式特征更加特殊。而且诗歌的形式与意义、美感的关系也比较紧密。唐诗对于中国人而言，无疑是文学上的一块瑰宝，并且它并没有被束之高阁，而是代代流传。一些唐诗脍炙人口，老少咸宜。究其原因，不仅是因为唐诗的内容本身，也与唐诗中对仗诗句的声音形态、词语平行以及句法对应有着莫大的关系。对于唐诗该如何译一直以来学者们的看法都有较大的分歧，著名学者吕叔湘先生认为“以诗体译诗，流弊丛生”，充分体现出一派的观点，即诗未必要以诗体来译。然而，我们需要看到唐诗之所以特殊，有很大部分是因为其形式。唐代诗人作诗规矩较多，对音韵、词语等都有诸多要求。而这些要求让唐诗呈现出整体比较规整的形式，并且也随之产生了众多后代牢记在心的名句。可见形式让唐诗出众，形式上的规矩让唐诗具有了美妙的声音和工整对仗的精妙词句。因此本文将从唐诗形式结构原则入手，从众多中西方理论探讨中抽象出“平行原则”作为唐诗结构的关键特征。并且提出实现平行原则应该是指导和评判唐诗英译质量的标准之一。为了论述这一论题，本文将从六个部分来进行逐章阐释。本文在绪论部分将指出，唐诗英译的中外状况、唐诗英译的现今目标、唐诗英译的问题所在以及本文的任务。唐诗英译应该保存其形式上的特征，这不仅是体现唐诗的特色，而且是响应了中国文学英译的目的。文学翻译一方面是为了在译语文学界得到认可，一方面也是为了展示原语文学成果的特色。如果唐诗一味参照西方诗歌形式，或译成自由体，或译成散体，或者直接变成了没有诗行的一段文字，那么唐诗也就不是唐诗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尤其在英美文化对于唐诗已经有了较为良好的认识，唐诗译本已经完成了进入英美文学界目的，那么让唐诗译本可以继续生存在英语世界的动力将从何而来是我们作为译者需要探讨的。现在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各种文化相互交融，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保留一些文化的特色是全球文化发展的共识。因此保持特色与吸纳外界文化一样是文化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无论是哪种文化都不能泯灭自己的色彩，而让自己的文化被一味同化。唐诗的英译如果只是翻译成为英语读者能够接受的普通英文诗歌无异于泯灭了自己的特点。而从一些英语读者的反应中也可以看到，按照英文诗歌的诗学规范来翻译的唐诗已经给读者造成了对唐诗的错误认识。正如对裴多菲诗歌的翻译，不可否认翻译取得了巨大的影响，这首诗歌在中国有着极高的流传度。然而在拥有极高的流传度的同时，却让一些读者误以为英文诗歌也与中国古典诗歌一样善用平行结构。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并且直到西学中用开始之后，中国的读者才认识到英文诗歌原来是不同的。我们今日的翻译实际上也要让英文读者意识到唐诗是不同于英诗的，它有自己的特点，而且它是另一种语言诗学作品的典范。唐诗代表的是中国的文化，用自由诗、无韵诗或散文来译它，等同于文化特征的消解。并且如此去做，也就让唐诗丧失了宝贵的魅力，没有了特色还何以生存在文化全球化趋势之中。而且西方译者诸如佛莱彻、翟理斯或唐安石均采用韵体译诗，宾纳、庞德、王红公试图通过减少虚词使用以求词语和句法上的对仗，尽量贴近唐诗原作。这些译法说明不仅仅是中国译者出于对唐诗的尊崇或对唐诗形式的独特感悟而试图保持唐诗中的平行结构，而且外国译者也能体会唐诗中区别于英诗的独到之处，试图将之体现在英译本中。这些独特之处与唐诗中的元素之间对仗是不可分割的。因此如何适当的在诗译中保留唐诗的音韵美，词语对仗美，句法工整之姿对于世界文化发展、中国文化传播以及唐诗英译的发展是有裨益的。因此在唐诗英译本中展现平行结构特点，实现音韵、词语对仗、句法平行等形式特征的适当翻译应该成为唐诗英译的追求目标。本文的第二章将就平行原则的源起、内容以及平行原则如何与唐诗英译结合研究来进行论述。平行原则是古今中外皆有探讨的，只不过不同的文学制度下所应用的术语有所不同。从亚里士多德最早期的探讨，到形式主义诗学的深入发掘，到中国美学家朱光潜结合古诗所提出的平行现象，都指出平行原则是诗歌的基本建构原则。由此，本文对平行原则的定义简单概括为在诗行中相同位置上诗行之间的声音或词语或句法元素构成了相似或对比。然而平行原则对于唐诗意义尤为重大，因为平行原则在唐诗中从声音、词语以及句法多个层面上展现出来，而且平行现象在唐诗中出现的比率很高。因此平行原则对于唐诗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建构原则。本文的第三章将论述平行原则作为指导唐诗英译准则的必要性以及可行性。唐诗中平行原则具有重要的意义，唐诗中的诗句重视对仗，对仗所展现的正是平行原则的特征。声音上的对仗让诗歌有美妙的韵律，形成了节奏的高低起伏，赋予唐诗可吟唱的音乐性。而词语和句法之间的平行对仗让诗意更加浓厚，意境更加凸显。论文的第四章会就平行原则各层面在英汉语言体系中的差异进行论述，并且根据差异提出针对性的翻译策略。而且通过对具体唐诗的多个译本进行平行语料分析，在译本分析中应用实现平行原则为目的的翻译策略。同时指出译本在实现平行结构上的问题，并通过比较来评判译本质量高低。同时也通过译本分析的结果来侧面证明平行结构在英译本中的体现是经过努力和语言技巧素质修养可以实现的。最终本章将结合唐诗英译中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关系、平行结构在翻译实现的可行性以及已存在的译本来提出唐诗译本的翻译标准。论文的第五章会就平行原则指导下唐诗英译本的接受状况问题进行评述。在分析必要性和可行性之后，唐诗如果译成英诗却还保留自己独特的形式特色是否能够为读者所接受成为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毕竟没有读者接受的译本，即便能够保留唐诗特色但是却无法让唐诗进入到文化交流之中，终将被时间所淘汰。因此论文援引知名学者的调查和研究，并且引用庞德译诗对英文诗歌的改革，以及王红公关于唐诗对英语诗歌创作和英语语言的影响作为例证。以期证明平行原则不但可以作为唐诗英译的准则之一，而且在其规约下所形成的译本是可以被英语读者所接受的。论文的第六章将对全文做出总结，并就文中不足予以指出，同时也提出今后在唐诗英译中的后续研究方向。
王书艳[6]2013年在《唐人构园与诗歌的互动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唐代文人争相构园,并亲自参与构园,从相地选址、布局立基,到叠山置石、凿池引泉、移栽花木、构置亭台每一构园细节都融入了主观情感,掀起了一股构园热潮。唐代文人在构园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形成了一定的园林景观理念与建构体系,并且在构园的相地原则、因借艺术及对比手法的运用上也多有开创。“栽菊伴吟诗”,唐人一边构园,一边吟诗,用诗歌记录构园生活,吟咏园林景致,构园与诗歌交织在一起,构园拓展了唐诗的题材内容、体式风格及诗歌功能,诗歌吟咏对构园有了诗意的提升、情感的赋予,使园景物象与诗歌意象互存并生,园林意境与诗歌意境互通互融,并对后世园林的建构多有影响,诗歌与构园互相影响互相推进。本文从三个层面入手,首先对唐代园林的建构情形进行历史梳理,在史料梳理的基础上考察唐人构园生活对诗歌创作的影响,并且考察诗歌对唐人构园及后世园林建构的影响。论文主体分为上篇与下篇,上篇从整体上论述唐人的构园情形、构园与诗歌的互动关系；下篇以构园的四大要素山石、水泉、花木、建筑进行结构,具体详细论述唐人的构园生活以及构园要素与诗歌创作的互动关系,上篇与下篇既相互照应又互相补充。上篇分为三章,第一章概述唐人构园的社会风气与建构情形,呈现唐人构园的景观理念、构园原则与技艺手法,并在此安排第四节论述园林类唐诗的文献价值,既是对前三小节的总结又是对下面两章的总起。第二章论述唐人构园对诗歌创作的影响,园林的建构落成、游览品赏、离别忆念、荒废变迁拓展了诗歌的题材内容；闲适的园居生活形成了疏散诗风、游戏语言,促进了组诗形式的发展；同时,诗歌反映日常生活的功能、诗歌的交际功能与娱乐功能也多有拓展。第三章论述诗歌与构园的互动,园景物象走进诗歌成为诗歌意象,浸染了丰富文化内涵的诗歌意象又进一步物化为园林景观,园林景象与诗歌意象互存并生；唐代文人构园与诗歌创作讲求意境营造,两者在审美趣味、营造手法与审美追求上具有相通之处,诗境与园境互通互融。下篇以四大构园要素山石、泉池、花木、建筑进行组织安排,并依此共分为四章,第一章论述构园中的山石与诗歌,唐人的堆山置石使咏石诗在内容与形式上发生了变化,咏石诗又对构园的选石标准与构园堆山的写意手法、真假理念深有影响；第二章论述构园中的水景与诗歌,以池与泉为个案剖析池、泉的诗意内涵及其对园林景观设置与意境营造的影响；第三章论述构园中的花木与诗歌,唐人丰富的种植诗保存了唐代花木的种植历史,并对后世构园中花木的栽植原则、文人志趣多有影响；第四章论述构园中的建筑与诗歌,以亭与窗为个案说明建筑意象与诗歌艺术间的互动影响。在论述每一构园要素时都从园林中的建构情形、与诗人相关的行为方式、与诗歌的互动关系,以及在诗歌影响下的审美内涵这几个方面进行剖析。唐代文人堆山置石、凿池引泉、移栽花木、构置亭台,使园林成为一个蕴含了文人情操与志向的象征系统,园林的物质建构序列上升为精神建构序列。通过对唐人构园与诗歌之间互动关系的解读,可以发现园林不是孤立的静态的人工建筑,而是饱含了各种社会关系的动态空间,与唐代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唐人的生活方式、审美趣味、隐逸心态等都具有密切的内在关联。
郦青[7]2005年在《李清照词英译对比研究》文中指出李清照研究是中国文学史研究的组成部分,是古典文学研究热点之一。中西对李清照词的翻译起步都很早。但是,对李清照词的翻译及研究却未形成相当的气候。本论文以语言世界观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翻译诠释学为哲学基础,对中西李清照词英译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语言之间的差异性与民族之间思维方式不同息息相关。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诗词翻译没有绝对的可操作性。可译是相对的,有限度的,而不可译才是绝对的,根本的。诠释学认为,理解就是翻译。要完全把原文的意义反映在译文里面是绝对不可能的。但翻译又是可能的,也是可取的。李清照词译本的对比研究正是基于这一哲学层面的思考。 论文分四部分。第一部分即第一章“引言”部分,主要从研究的哲学基础、研究背景、意义、目的及方法等基本问题进行论述。然后就整篇论文的结构及写作思路作一总体交待;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主要对国内外李清照词的翻译与研究现状作一概括和分析。通过细致梳理中西李清照研究的演变过程,努力把握其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发展的内在规律。首先是对国内外李清照研究进行了阶段性划分,然后,主要就其存在的问题以及在李清照词译本研究方面提出我们的思考。第三部分由第三章和第四章组成。第三章对中西李清照词英译进行了宏观对比分析。在分析的基础上,我们把中西李清照词英译研究划分为三种类型,并分别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和论证,同时,就中西李清照词英译中存在的若干问题提出思考,认为李清照词英译并不只能是由西方译者进行翻译,中西译者各有所长,应该互为补充;对韵体译诗不能一概加以否定。我们认为,韵体译诗最关键的是对译诗韵律在“度”的把握上。 第四章在上一章理论探讨的基础上,从语音、词汇、句法和语篇等方面对中西李清照词英译进行对比分析,进一步从实践层面上论证我们在理论上提出的关于中西李清照词的三种研究类型划分的观点,试图从中总结出中国古典诗词翻译的若干规律,提出在研究中既要借鉴西方成功的翻译理论,同时也要努力挖掘本国传统文化文论中的可利用资源,努力摸索出若干立足于本国传统的诗歌翻译
宗磊[8]2018年在《《二十四诗品》意象批评研究》文中指出著录在司空图名下的《二十四诗品》是由二十四则四言诗所组成的诗学著作,历来以幽深难解著称。《二十四诗品》的难解与其通篇使用“意象批评”这一论诗方法不无关系,这给后世的诗学研究留下了一个难解的课题。对之进行系统的分析和研究不仅利于揭示《二十四诗品》深藏的意蕴,也可彰显其独特的美学价值。本文以“意象批评”为切入点,对《二十四诗品》的诗学理论及“意象批评”法的特殊价值进行探讨。全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追溯《二十四诗品》“意象批评”的理论渊源。作为中国古代最富民族特色的批判方法之一,意象批评的发展可追溯到《周易》和老庄这两个哲学源头。《周易》的取象思维、“立象以尽意”的命题,老庄的直觉思维和“得意忘言”的命题对后世“意象”说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第二章,从美学角度切入,系统分析《二十四诗品》“意象批评”的理论形态。联系具体品目,分析其意象的构成和表现,分为风格论、创作论、鉴赏论三个部分。第三章,《二十四诗品》的“意象批评”的特征分析。从前述分析可得出《二十四诗品》的意象批评有:形式上“以诗论诗”、方法上“依意境指点诗歌风格”、阐释上“感性体悟辅之以抽象说理”、内涵上“儒释道融合的人物意象”四个特征。四者共同造就了《二十四诗品》象外有象、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美学特征。第四章,对《二十四诗品》的意象批评进行价值评判。《二十四诗品》的意象批评突破了传统意象批评“人物品题”的模式,开始以意境描述指点诗歌风格的批评方法,并对后世“意境”说的发展有深刻的影响。《二十四诗品》的意象批评本身就是一种创造,为后世提供了一种可供参考的诗论体例。
叶汝骏[9]2018年在《唐代五律艺术流变研究》文中指出袁枚《随园诗话》云:“唐人最重五律。”五律在唐诗体裁系统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它既是唐诗近体中率先完成定型的一体,也是联结古、近两大体裁系统的枢纽性诗体。同时,五律还是唐人创作数量最多的诗体,而唐代则可谓五律艺术发展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再者,唐代科举试诗主要采用五言六韵的近体诗,而五律正是其必备的基础,这便决定了五律在唐人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故可以说,五律是唐代的第一诗体。本文通过对唐代五律历史演变过程的系统梳理,.初步还原了唐代五律艺术发展的真实状况,归结出了唐人五律的独特艺术追求。全文除绪论外,共分为六章。绪论部分提出“唐诗文体学”的概念,并分析了该研究的重要意义、现状及不平衡性,指出今人对于唐代五律的研究与其地位与成就严重不符的情况。绪论还介绍了唐代五律的数量、分期等基本情况,并深入分析了古今学者对于唐代五律的研究现状及其动向。正文部分,第一至五章从纵向的史的角度对唐代五律的历史演变轨迹进行系统梳理。与以往学者多从时限角度进行机械划分不同,本文以诗歌艺术性的总和一一“体”一一为视角,将唐代五律划分为齐梁体、初唐体、盛唐体、大历体、杜甫体及元白体、张籍体、贾岛体等若干发展阶段。具体而言,第一章论述唐体五律初步剙构的首个阶段,即从齐梁体到初唐体的演变过程,并指出初唐体五律存在“以律行律派”和“以古行律派”二元分野的格局。第二章论述形成唐体五律正宗、经典作品的主要阶段一一盛唐体,指出盛唐诗人的一些审美选择对后世五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三章论述登峰造极、轨范千古的杜甫体五律,杜甫以一人之力,掀起了唐代五律的二次美学变革。第四章论述大历体五律的艺术特征与发展状况,在这一堪称五律首次独盛的阶段,五律的若干特征发生了一系列微妙的转变。第五章论述贞元以后的五律,此际的五律受元白体、张籍体、贾岛体等多种美学范式的共同影响,尤以贾岛体的影响最为深刻。第六章进一步从横向对比的角度归结出唐人五律的独特艺术追求:一是通过唐体五律与齐梁体五言新体诗的对比,揭示出唐人五律的艺术进步;二是通过初盛唐五律与中晚唐五律的对比,揭示出唐人五律美学追求的转变;三是通过梳理唐代五律“以古行律派”与“以律行律派”的消长演变,揭示出“以古行律”的五律成为唐代五律高格的原因;四是通过五律与七律在表现原理、主导风格等方面的对比,进一步揭示出唐人五、七言律的艺术分工问题。余论部分还就与唐代五律相关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延伸探讨。
段宗社[10]2005年在《中国诗法论》文中认为诗法是诗歌创作法则和技巧的总称。既反映诗歌语言介质的内在审美规律,又是诗歌创新变化的途径。古典诗学主要关注的是创作问题,诗法也就成为其主要内容。但现代以来,古代诗论研究受西方理论话语的影响,诗法被视为无关紧要的形式因素,又因其“琐碎拘泥”而并没有引起研究者的兴趣。这与古代诗法论的实际存在状况很不相称,不利于对中国诗学和诗歌史的精细把握。 诗法问题的研究,大致有两种方式,一是以历史上的诗格、诗话及优秀诗作为蓝本,抽象出字法、句法、章法、对仗、用韵等法度规范;二是将诗法问题置于诗歌史和诗学史中,描述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作用、形念和特征。本文认为,诗法是一个理论范畴,更是一种实践形态。“文成法立”,它生成于诗歌史,与其他诗学问题紧密相连,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形态特征。前一种方式,只会向人们呈现诸多成法、板法。古代村塾学究教人学诗时或采用这种方式。现代读者更感兴趣的是诗法在不同时期、不同诗论家诗学中的表现和特征。再者,把诗法论与具体历史相结合,诗法还可以成为一种本体论视角,使某些时代和诗论家的诗学特征得以彰显。所以,本文采用后一种方式,从近体诗法形成的唐代开始,以历史朝代为断限,分唐、宋、明、清四章,对诗法论在各个时期的表现形态及主要特征作以历史描述,并从诗法角度对一些重要诗学问题重新思考。各章概论如下: 从齐、梁到中唐,近体诗由雏形走向完备,所以唐代诗法以诗律为重心,这种诗法形式本文称之为“近体诗法”。在唐诗人的心目中,“气因律而生,节假律而明,才得律而清”(殷璠《河岳英灵集集论》)。唐人对诗律普遍持积极追求和探索的态度,与此相应,唐人很重视诗美和诗法的探索,以旧题王昌龄《诗
参考文献：
[1]. 意象和意境：英译唐人绝句[D]. 温辉. 陕西师范大学. 2000
[2]. 论词之意境及其在翻译中的重构[D]. 吴珺如.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9
[3]. 试论中庸诗歌翻译观的构建[D]. 张俊杰. 河南大学. 2010
[4]. 王维与园林[D]. 郭小稳. 天津大学. 2013
[5]. 平行原则下的唐诗英译研究[D]. 韩巍.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3
[6]. 唐人构园与诗歌的互动研究[D]. 王书艳. 上海师范大学. 2013
[7]. 李清照词英译对比研究[D]. 郦青. 华东师范大学. 2005
[8]. 《二十四诗品》意象批评研究[D]. 宗磊. 重庆师范大学. 2018
[9]. 唐代五律艺术流变研究[D]. 叶汝骏. 上海师范大学. 2018
[10]. 中国诗法论[D]. 段宗社. 四川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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