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灵芝[1]2007年在《论等效翻译中文化信息的流失》文中研究说明自奈达的等效翻译理论提出以来,国内外翻译界对其的评价各异。本文对"等效论"的历史发展进行简单的疏理,从跨文化交际和接受美学的角度探讨了"等效论"在实践操作中的语用可能性,指出等效翻译会导致大量的文化和语言信息的流失。
刘雪芹[2]2010年在《《论语》英译语境化探索》文中指出《论语》是中国文化经典中的经典,其英译对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本文将从《论语》译本的辅文本视角,重点探讨《论语》英译所涉及的各种“语境化”。翻译研究领域已然意识到对各种语境变量的静态研究已不能解释翻译过程的动态实际,还不如探察翻译文本的生产和接受的语境化过程。而翻译研究领域的“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一词可以用在不同的层面,表示不同的意思。譬如描述翻译研究就强调“语境化”。描述翻译研究摒弃了传统的“原文—译文”对应,将翻译视为一种文化现实,注重考察接受方文化和接受情境。因此,描述翻译研究的“语境化”指的是将译本和翻译活动置于大的社会、文化、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和评价,能使翻译批评更为客观。神学和《圣经》翻译也提倡“语境化”,指的是将信息适境地迁移到接受方文化,使之被理解。而同样是为了实现被理解的目的,丰厚翻译则主张提供相关的源语语境。就具体操作而言,翻译无疑是一种语言交际活动,语言使用本身就是一个“语境化”过程,而翻译就是一个利用语境、调动语境甚或营造语境来理解意义,然后生成意义的双重语境化活动。鉴于“语境化”一词可以表示多种含义,本文区分了翻译中的语境化和翻译的语境化,宏观策略层面的语境化和微观操作层面的语境化,适境语境化和造境语境化等几对概念。“翻译中的语境化”是指译者在翻译活动中要经历的语境化阐释和表达过程,属于翻译过程研究的范畴;“翻译的语境化”是将翻译活动置于其翻译语境中加以考察,是描述翻译学视野下的翻译批评。它们之间有区别,也有联系。翻译批评所进行“翻译的语境化”仍然需要考虑译者在“翻译中的语境化”,才能全面、正确、客观地认识翻译活动,解释翻译现象,评价译者译作。“宏观层面的语境化”指的是翻译的宏观策略,主要表现出两种取向:一种是适应译语文化语境的“适境语境化”,另一种是基于源语文化语境的“造境语境化”。适境语境化尊重译语文化语境,并根据接受语境对文本的表现形式及意义进行适当的调适,借用译语中的文化意象进行语境重构;造境语境化则尊重源语文化语境,强调在源语语境的基础上复制语境,并迁移到译语中。就微观层面而言,翻译是一个包括译者与作者、译者与读者的两轮交际活动,而交际就是一个明示—推理过程。在前一轮交际中,即在语境化阐释阶段,译者是受话人,他依靠对自身认知语境的不断取舍和建构去推理、解读文本信息。在第二轮交际中,即语境化表达阶段,译者是发话人,为了实现自己的交际目的,译者可以利用一定的语境化手段,营造一个有利于实现自身交际目的的语境。本文在区分各种“语境化”概念的基础上,通过观察译本中的辅文本,具体分析了《论语》英译本的生产和接受过程中涉及的各个意义上的“语境化”。为此,全文共分八章:第一章介绍《论语》英译研究的背景和现状,引出本文的辅文本观察视角和研究方法。译本的辅文本无疑是观察翻译的重要窗口,而以往的研究认为,译本的辅文本可以揭示译者的翻译动机、目的、策略以及翻译规范。本文通过观察《论语》英译本丰富的辅文本发现,辅文本在揭示译者的宏观翻译策略的同时,还能够充分说明翻译微观层面的语境化过程。以往对翻译过程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有声思维法、译文倒推法。然而,有声思维法研究对象有限,且研究对象未必具有广泛代表性;译文倒推法的研究者又免不了带有很大的主观臆测成分,且译者的表达并不完全等同于其理解,因此对翻译过程的解释力不强,而从辅文本进行观察则可兼取二者之长。第二章探讨《论语》英译的特殊性,并回顾其英译简史。第一,《论语》作为先秦文献的典型,文本在语言文字上以及在文本的权威性上都较为特殊;第二,由于时间、空间和文化的跨度,现代译者对古籍文献的阐释不是直接地与文本意义实现视域融合,而是要经由第叁方(即历代阐释权威);第叁,从文化而言,中国文化处于高语境一端,英美文化位于低语境一端;从语言而言,古代汉语位于高语境一端,现代英语位于低语境一端,因此,中国古籍的英译必然要遭遇语境的流失。这些都造成了《论语》英译特殊的困难。第叁章对“语境”概念的提出和发展,以及翻译领域所进行的语境研究进行了梳理。第四章厘清了翻译研究领域涉及的“语境化”概念的含义,重点区分了“翻译中的语境化”和“翻译的语境化”,“宏观策略层面的语境化”和“微观操作层面的语境化”,“适境语境化”和“造境语境化”等概念,为后面几章的研究做好理论铺垫。第五章和第六章具体讨论“翻译中的语境化”过程的两个阶段,即语境化阐释和语境化表达阶段。第五章重点分析语境化阐释阶段,涉及译者如何利用、调动认知语境理解原作者意义,指出此阶段中,译者在信任的基础之上,知识和理性的指导之下,对文本意义进行分析和推理,实现各个语境层面的认知和谐,得出合理的解读。同时,我们也通过观察译者对同义词的阐释,指出语境化阐释也不是发生在真空中的单纯语言行为,而是会受到权力的牵制,然而译者在此阶段受到的影响与表达阶段不同,主要来自专家权力和信息权力。第六章则侧重探讨语境化表达阶段,既从宏观上分析各个不同译本所采取的宏观策略,又在微观上观察译者如何利用语码转换、插图漫画等语境化信号和手段,以实现自身的交际目的。第七章涉及“翻译的语境化”,即语境化视野下的《论语》英译批评,将翻译活动置于译本产生和接受的语境下进行审视和评价。本章在辅文本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辜鸿铭、马歇曼和理雅各译本,对这几个译本的各种批评提出新的看法。第八章对本研究进行总结。本文作者认为,对《论语》这样一部经典作品的多个译本进行全方位的语境化探索对于典籍英译的实践和批评都是有意义的。
张红艳[3]2012年在《张培基散文英译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散文在中国的发展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散文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汉语散文是中国文学的精髓，承载了中国的文化，不但是可译的更是值得译的。张培基先生作为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长期致力于中国现代散文的翻译，对中国现代散文翻译的理论和实践，尤其是翻译实践，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翻译的中国现代散文一直是翻译界备受推崇的散文佳译，为中国现代散文的翻译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和借鉴。所以对他的译作的分析对散文翻译实践及散文翻译研究有着重要意义。目前业界对散文翻译研究，尤其是张培基散文英译研究，主要从风格和审美两方面进行。这些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仍有一些不足之处：一方面，对散文翻译中原文内容构建的研究较少；另一方面，对散文翻译中原文信息流失的研究有所欠缺。而散文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有特征，如真实性、抒情性、自由性、审美性和主体性，又要求散文翻译必须是内容的重构、风格的再现和审美的传递。鉴于此，本文试着从内容、风格和审美叁方面对张培基先生的《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中译文进行分析研究。笔者发现，散文翻译中，由于受主客观各种条件的限制，内容、风格和审美叁方面的信息不可能均等地完全地转换到译文中。其信息转换大致分为叁种情况：某些层面的信息完全转移到译文中；某些层面的信息在翻译过程中流失了，但通过其它方式得到了补偿；某些层面的信息流失了，但译者也无能为力。本文进而提出用新视角下重新解读的忠实标准去评析张培基先生的译文，以期对以后的散文翻译实践和研究有所裨益。
吴静[4]2003年在《论翻译中意义的流失》文中研究说明可译性问题从来都是翻译中一个具有争议性的问题。西方语言学家通过对语言的本质进行分析提出了他们不同的看法，中国译者则通过自身的体验道出了翻译的艰辛和可译性所具有的限度。同时他们都对翻译作了很多形象的比喻，如“嚼饭与人”、“葡萄酒之被水”、“美而不忠的女人”、“翻译者即叛逆者”。从这些比喻中我们可以看出，绝对的等值是不可能的，在翻译的过程中，意义必然有所走失。 翻译是一种双语转换活动，对翻译的研究与对语言、对意义的研究紧密联系在一起。本文运用符号学的意义理论，对英汉翻译中存在的意义流失现象进行全面的剖析，旨在了解造成这一现象的各种原因，尽量减少翻译中的损失。 引言部分回顾了中西方对于可译性和意义流失问题的思考，指出语言既具有共性又各有个性，语言的共性是我们进行翻译活动的基础，而语言的个性则是造成可译性限度和意义损失的主要原因。 正文共分五章： 第一章介绍了哲学、语言学和符号学对意义的解释，从而得出意义的本质是由符号和外部世界所构成的种种关系，它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具有疏略性、不确定性和流变性。意义的这些特性给读者理解作品造成了障碍，同时也给翻译带来困难。 第二章通过对英汉语词汇的对比，分析了在翻译过程中所指意义丧失的主要原因。 第叁章具体论述了由于两种语言系统内书写、语音、语法和修辞的障碍而造成的言内意义的丧失。文学语言的一大特点就是追求语言形式的美，所以在翻译文学作品时不能忽略作者在创作时赋予语言结构的意义。两种语言的这些差异引起的言内意义的损失给我们的翻译和读者带来了不小的遗憾。 第四章主要把语言与语言使用者联系起来，讨论了加入使用者主观意识的各种语用意义及其所引起的翻译中的损失。这些语用意义都包括在意义这个整体的丰富内涵之中，在翻译中我们不可能面面俱到，为了保留某些特定上卜文中最突出的或最重要意义的优先传达，往往会造成另一方面意义的丧失。意义的这些不同方面的丧失会一定程度地引起风格意义的丧失。 第五章论证了译者的主观局限性对意义的传译形成的影响。译者是具体的、社会的人，他的行为、目的受到社会的限制，他的知识范围、理解能力受到时代的限制，他还有着个人的风格和喜好，这些都无不影响着他的译品成为原作的“完美对等物”。 在结论部分，文章指出翻译是一种充满悖论的活动，它极为复杂困难又非常迷人。完全与原文对等的译品是不可能存在的，但建立在语言的共性基础之上的可译性、人类所具有的创造力和社会发展对翻译的迫切需要都激励着越来越多的译者继续努力，奉献出更好的译品。
冯全功[5]2012年在《广义修辞学视域下的《红楼梦》英译研究》文中认为《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红学则是对小说本身及其相关话题（如曹学、脂批、版本、探佚、索隐等）的研究。其中，《红楼梦》翻译及对外传播研究也是红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为红学的持续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新生力量。对《红楼梦》翻译进行规模而系统的研究便会形成《红楼梦》翻译学，或曰红楼译学。《红楼梦》翻译批评，简称红楼译评，是红楼译学的初始阶段，也是其核心组成部分。本研究从广义修辞学视角探讨《红楼梦》的英译，旨在利用学科间性，即翻译学、红学与修辞学之间知识资源的相互借鉴与利用，促进红楼译学的健康发展，为翻译修辞学的系统构建贡献力量。中国的修辞学集中在调音、炼字、组句、设格、谋篇、文体以及风格的探讨上，主要是一门写作的学问。西方的修辞学以劝说为核心，主要是一门演讲的学问。国内外修辞学都经历了从狭义到广义的突围，狭义修辞学在言，以语言为核心，广义修辞学在人，基于语言但又超越语言。广义修辞学从以言为主转向了以人为本，充分利用了相邻学科的知识资源，如文论、美学、哲学、叙事学、认知心理学等，强调修辞的认知性以及人的研究，认为哪里有语言，哪里就有修辞，并提出了人是修辞性存在的命题。广义修辞学并不排斥狭义修辞学的研究对象（如修辞格、风格等），而是在其基础上的深化和拓展，体现了研究者的发散思维、和合意识与人文关怀。谭学纯、朱玲提出的广义修辞学修辞功能的叁大层面为本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研究思路。叁大层面包括修辞技巧、修辞诗学和修辞哲学，分别对应于话语（语言片段）的建构方式、文本的建构方式和人的精神建构。《红楼梦》中修辞技巧的英译研究主要选择了炼字以及引用、双关和比喻叁种修辞格。炼字往往具有一定的辞格属性，如比喻、拟人、矛盾修饰等，译者要尽量调动自己的修辞认知，结合语境再现炼字之妙，以取得与原文相似的艺术效果。引用是互文性的典型表现。笔者主要选择与小说主题密切相关的引用予以分析，如宝黛爱情主题、家族盛衰主题等。译者处理此类引用时，尤其是间接引用，最好对之进行适度补偿，以为译文读者提供一定的交际线索或解读语境。双关语往往具有很强的抗译性，译者在不能体现双关的深层所指的情况下有时也会有所补偿，如杨译的加注，霍译在附录中的解释。然而，很多双关的双重语义在译文中有所流失，译者或只译出了其表层语义，或只译出了其深层语义。笔者认为，涉及重要双关的翻译时，如不能有效再现，加注说明还是必要的，这也是诚于作者、信于原文的一种表现。比喻的翻译要尽量再现原文中的喻体意象，对于比喻中的相似点，译者要根据需要，或再现以增强译文的表现力，或隐藏以增大译文的含意度。修辞诗学的英译研究主要包括小说书名中的修辞原型、叙事话语和文体风格。《红楼梦》书名包含了叁个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的修辞原型，即红、红楼和梦，分别对应于生命之美的挽歌、贵族家庭的挽歌和尘世人生的挽歌。杨译较好体现了小说书名中的修辞原型，特别是其对红的处理。从修辞原型的再现而言，建议采取意象并置的陌生化方法把书名译为Red Mansion Dream，形成类似的（（（/）/）/）语义关系。话语中视角的英译要体现出叙述人称的合理性与一致性，人物视角还要再现出人物视角和思维风格的标志性词汇。人物话语/思想呈现方式的英译，译者既要如实再现（尤其是重要人物的重要话语），又要善于根据具体语境对各种呈现方式进行合理转换。对于诗歌文体的英译，杨译一般照本宣科，意义传达比较准确；霍译力求严格押韵，有时为了韵律不惜调整原文的意义。霍译偶尔还把原文的叙述文体转化为诗歌文体，增加了译文的审美性和艺术性。针对风格而言，霍译大量运用整合补偿，使译文风格整体上呈现出趋繁的倾向（相对原文和杨译）。加注补偿也许能化解这一矛盾，并且更能体现深度翻译的理念。修辞哲学在此主要指修辞话语的哲理内涵，反映了说写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修辞哲学的英译研究主要包括对立修辞、女性修辞和俗语修辞。翻译时，唯有透彻理解才能准确表达。整体而言，各家译文皆有优劣之处，评论时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特别是对立修辞。杨译的有无对立比较准确，霍译的好了对立趋于完美，尤其是《好了歌》的翻译。小说中的女性修辞是作者崇阴（女）抑阳（男）倾向最重要的修辞化表述，在封建男权社会具有深刻的思想性与强烈的颠覆性。贾宝玉的女性观是“处女崇拜”而不是泛泛的女性崇拜，翻译时一定要体现出女儿(girl)与女人(woman)或整个女性(female)的区别，注意措辞的一致性以及与男性的对比。俗语修辞的英译要尽量体现出一定的俗语性，如韵律优美、形式对称、语言简洁、思想深刻等。叙述话语中的俗语修辞很多具有“双声语”的性质，译者应分辨出作者的态度。另外，译者也要充分了解俗语的起源与演变，唯有如此，方能准确译之。修辞技巧和修辞诗学主要体现了小说的艺术性，修辞哲学则主要体现了小说的思想性。不管是以艺术性为主导还是以思想性为主导的红楼译评都可能或多或少涉及广义修辞学的叁大层面。红楼译评中常见的是以原文为基点的原文―译文对照式修辞批评，本研究亦然。笔者在此提出了把译文视为独立文本的修辞批评，照顾了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文学翻译批评属于或然性领域，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分歧最多，非常适合进行论辩。笔者基于英国图尔明的实用论辩模式，提出了一个基于双主体互动的论辩修辞模式，包括共同的事实以及各自的理由、主张等，并以洪涛在红楼译评中的后设批评对之进行了分析。针对文学翻译，笔者提出了诚信之标准。所谓诚信，指诚于人和信于文，前者表现为主体间性，后者表现为文本间性和文化间性。修其内则为诚，修其外则为信，诚于内则必信于外。诚信不仅可作为文学翻译的标准，亦可作为文学翻译批评以及论辩修辞的标准，其本身的内部张力增加了其作为标准的弹性。诚信标准体现了以对话与和谐为主要内涵的“间性”时代精神。广义修辞学视域下的《红楼梦》英译研究整体上属于红楼译评的范围，本研究有很多论题的探讨还远非深入，也有很多论题只是点到为止或根本无暇涉及。这就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特别是红楼译学的健康发展与翻译修辞学的系统构建。
蔡玉娜[6]2016年在《《食草家族》维译本中的文化流失现象》文中提出每个民族都有不同的文化特点及语言表达方式。在翻译的过程中,这些文化负载词往往不能被原汁原味地表达出来,从而造成不同层面的文化流失。本文以莫言小说《食草家族》及其维译本为研究对象,对其在翻译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化流失现象进行归纳分析。全文分为五部分,首先是绪论部分,主要介绍本文的选题依据,第二部分主要是根据选取的实例对翻译中的文化流失现象进行分析,第叁部分对译者所使用的补偿策略进行总结,第四部分是笔者提出的建议,第五部分是结语,主要对本文的内容作出总结与归纳。
易经[7]2009年在《试论翻译学体系的构建》文中研究表明一个学科体系框架的建立对于这门学科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性和纲领性作用。条理分明、线索清晰的框架体系的确立能极大地促进学科的全方位发展。本文致力于构建一个较为广博的翻译学宏观体系框架,同时也对重要的微观操作原则发表看法。需要注意的是,任何一个学科体系的构建工作都必须先解决一些基本问题,因为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关系到构建的体系本身是否合理和科学。当代翻译理论研究之所以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一方面要从翻译研究发展史中去寻觅这其中的脉络和必然逻辑性,另一方面要看这种研究本身是否具备足以使其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各种条件。因此,本文首先着力阐述翻译学的独立学科地位的形成是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的历史积淀的必然结果,是整个翻译领域发展到现当代的迫切要求。虽然翻译学已初现雏形,但是学术界对于翻译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如翻译活动和翻译学的性质,翻译学的归属和定位)并没有得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对各种学派的翻译学定位的比较和分析、对翻译活动和翻译学本质的辩证探索有助于全面认识翻译学的定位。翻译实践是“科学性”和“艺术性”相统一的活动,而翻译学的性质则是“科学论”和“艺术论”的统一。纵使“二性”和“二论”在不同体裁、不同文本的翻译实践中的比重是不一样的,特别是在开展科技翻译时,其艺术性比重可能较小,但正是人的这种主观艺术创造力在实践过程中始终发挥主导作用,同时也是翻译实践人文性的集中体现。翻译实践的人文性决定了对这一活动开展研究的学科的人文性。文章为翻译学给出了“独立的人文科学学科”的定位并分析了翻译学科的主要特点。要建立翻译学的体系结构就必须遵循构建人文科学学科所应遵循的一般原理,遵循建立翻译学及其体系所应依据的方法——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及原则规定与经验描写相统一的方法。在构建译学体系结构的过程中只有坚持这些原则和方法,所构建的框架才能客观地反映译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科学地、动态地推导译学发展趋向,才能具备一个科学体系所应有的稳定性和开放性。在上述基本原则和方法的指导下,本文有选择地对国内外重要学者在译学构建方面发表的见解及已经提出的译学体系模型进行了分析,对他们构建译学的具体方式给予了较全面的评价。文章最后在借鉴他人思想精华的基础上,集中提出了作者对翻译学体系“引论——史论——本论——实论——元理论”的宏观结构设想,详细讨论了翻译学各个分支的结构、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对翻译学体系框架进行深入研究有益于厘清当前我国翻译界理论研究的一些纷争,有益于构筑内容丰富、涵盖广延的翻译学系统,具体指导翻译实践和译作评价等活动。
易霞[8]2014年在《宇文所安对中国文学思想的诠释之再诠释》文中研究说明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虽然国内对西方文论引进的热情始终高于中国文论的输出，但是中国文化的西传仍然是很重要的一环。随着中国文化和古典文学译介的增加，不同的文学观念与思想受到关注，中国文论也开始映入西方世界的视野。在经历了长时间地对中国文论的零散翻译与研究之后，二十世纪后半叶起，西方世界对中国文论的翻译与研究渐成规模，对中国文论整体研究的专着开始出现，宇文所安于20世纪70年代着手开始并历时12年完成的《中国文论思想》就是在这个浪潮中出现的一本杰作。该着作涉及对中国从先秦到清代21部文论作品的翻译与评论，其研究以对《文心雕龙》的用力最勤。该作品由王柏华、陶庆梅于2002年译成中文。本文以宇文所安的《中国文学思想读本》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中译本及相关中英文文献资料，运用诠释学与翻译学等理论方法加以研究。论文内容从回顾宇文所安的生平及其中国学研究着作入手，随后进入对《中国文学思想读本》的重点研究。首先从宏观上把握该着作的整体内容与结构，明确其在美国学界的重要地位，梳理学界对该着作的研究现状。接着以其中一篇《文心雕龙》为研究个例的分析，从原着与译文的文本差异中去探析宇文所安的对归化与异化之翻译策略的选择与平衡，并通过对原着与译文的审美风格差异的分析去探究经典的可译性问题。然后从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的“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的视域出发，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剖析宇文所安对《文心雕龙》译介过程中的创造性读解，分析了宇文所安译本中对“文”、“理”、“志”等重要概念进行翻译时的得与失，同时将《文心雕龙》的宇文所安译本与施友忠译本中的术语译介进行比较分析，凸显宇文所安创造性解读的特点；并借用艾科（Umberto Eco）的“过度诠释”（over-interpretation）理论，区分了宇文所安在文本字句翻译与文本意义阐释两个层面程度不同的诠释过度。最后，本文剖析了宇文所安作为西方汉学家在异域文化语境下翻译与解读中国文论的独特的研究角度与方法论贡献，并进一步指出翻译中的误读的不足。
胡妤[9]2018年在《国家形象视域下的外宣翻译规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21世纪初―中国文化走出去‖国家战略的提出,外宣翻译的重要性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是当前无论在外宣翻译实践领域还是在外宣翻译研究领域,都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外宣翻译实践中依然存在形形色色的―甲型病状‖和―乙型病状‖,或源于语言错误、或源于文化差异。而研究领域虽然对外宣翻译实践中的不足有着清晰的认识,但多集中于翻译技巧研究、地域、行业或专题研究,存在选题重复、研究领域分布不均等问题。这意味着多数研究聚焦于微观层面、针对具体问题开出处方,缺少宏观的研究视角。因此,本文拟通过历时研究,以翻译规范和多元系统理论为理论指导,既进行表层的翻译现象描写、又挖掘现象背后的社会成因(系统运动),并从国家形象建构视角对外宣翻译实践中呈现的规律性进行审视,最终抽离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宏观性原则规范。规范与翻译规范的定义说明,翻译规范既是价值和观念,也是翻译行为的现实体现。换而言之,翻译规范具有双重特性——翻译行为的规律性和社会期待的规约性,这为翻译的文本(行为规律性)研究与文本外的社会因素(社会规约性)研究建立了连接。而多元系统理论为社会影响因素的分析提供了系统的、运动的视角。描写译学的先驱者列维将翻译视为译者在特定历史、社会背景中的选择过程,译作则是社会规范与译者态度(遵循或背离)的交织产物。从译作中观察译者实际选择的规律,并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社会背景中进行解读,有利于我们更清晰地观察和分析社会系统与译者选择之间的密切联系。因此本文首先采用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以外宣翻译经典文本《今日中国》(China Today)为译文研究对象,尝试归纳不同时期外宣翻译实践的规律性特征(外宣翻译―实然‖规范),并结合特定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外宣翻译的根本使命——国家形象建构进行解读。但翻译研究不仅仅是为了解释我们经验世界中的翻译现象,也是为了建立普遍性的原则去解释现象和预测(部分的)现象。因此本文还将基于案例中―实然‖规范的解读,运用多元系统理论分析社会文化大系统中各子系统对于外宣翻译的普遍性期待和要求,并立足于当前国家形象建构目标,预测今后外宣翻译应当遵循的翻译选材和文本操作规范(外宣翻译―应然‖规范)。案例研究中,本文以图里所提出的翻译规范划分类型(预规范、操作规范和元规范)为分析框架,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对China Today所遵循的―实然‖规范进行观察和梳理。鉴于研究资料的局限,本文研究重点为第二阶段。研究发现,第一阶段的源语文本选择体现出服务政治需求、突出自我立场的稳定性规律,并随着政治局势的动荡,刊物经历了―真实报道‖规范的确立与背离的变化。而在第二阶段,China Today在翻译选材上恢复了―真实报道‖规范的遵循,具体体现为微角度选材以展现真实中国,同时将选材视角从自我转向读者,寻求文化共性,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真实报道‖规范,报道选材呈现由表及里、由全到精、由内而外的变化。与此同时,在文本操作规范层面,第一阶段的外宣翻译实践更倾向于保留源语文化特征;而第二阶段的外宣翻译更多考虑受众的阅读惯习和思维特点,译者通过增译、删减、改写等手段对篇章的宏观结构和微观词句进行调整。这一编译行为体现在段落划分、逻辑重组、信息明晰化、语言平实化等多个层面的规律性操作。因此本文认为在元规范层面,第一时期的译者倾向于遵循源语文化规范,而第二时期的译者倾向于遵守译入语规范。将译者的行为还原至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本文认为,国家策略层面的形象建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译者的选择,从而塑形―实然‖规范。建国初期,突出意识形态差异的社会主义政权形象的建构目标,决定了以社会主义政治理念为主要内容的翻译选材规范和以―异化‖策略为主的操作规范。改革开放时期,―开放、发展‖的经济大国形象建构目标,决定了经济话语在外宣翻译选材中的突出地位,同时市场经济带来的―受众‖概念促使翻译操作倾向于遵循译入语文化规范,以获得读者市场的接受。进入新世纪,国家形象更突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意味着追求国际社会的接纳并参与国际社会的规范建构。因此我国外宣翻译选材更具针对性,突出―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发展理念。而在翻译策略上以―归化‖为本、―异化‖并存,尝试逐步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争夺话语权以参与建构国际社会的规范制定。另一方面,本文对于国家形象建构效果与建构目标的对照研究总结了我国外宣翻译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研究显示,我国外宣翻译在内容选择、话语尺度、表达方式以及译者主体方面曾经存在或者至今依然存在不足,主要包括意识形态浓厚、经济话语过量、用语过激以及译者素质有待提高等问题,为今后外宣翻译―应然‖规范的预测和建立提供借鉴。基于案例观察和国家形象建构视角的社会历史解读,本文进一步从具体的、历史的翻译现象分析上升到理论的、普遍性原则的讨论。立足多元系统理论,本文从政治、意识形态、语言、翻译、传播和经济六个系统剖析了社会文化大系统中相互交集的系统元素在外宣翻译系统中所生成的普遍性规范,包含期待规范、关系规范、交际规范和义务规范。但各社会子系统生成的规范并不处于平等地位,系统本身的层级性、冲突性和运动性特点决定了译者必然在这些规范中进行选择性遵循,或者在不同的规范间通过协调和妥协寻找一个立足点。本文基于不同规范在外宣翻译系统中的位置级差,预测了当前及今后外宣翻译在翻译选材和文本操作中需遵循的―应然‖规范。本文建立的规范体系如下:元规范层面,译者遵循―道之存异,术之求同‖规范,采用―归化‖策略在言语层面迎合受众期待视野,但在涉及文化价值观、政治理念时尝试建构自我的话语体系,传达中国独有之―道‖。这一―二元‖并存的策略既避免了源语系统政治及意识形态系统的过度垄断,也避免了一味迎合读者带来话语体系的―西化‖,最终导致话语权的丧失。预规范层面,一方面源语材料的选择首先应当服务于目标形象的建构,关注选材的目标性、民族性和利益性;另一方面,在吻合国家形象建构目标的前提下,尽量考虑读者需求、寻求视域融合,遵循世界性、客观性和渐进性原则,逐步将民族性的异质要素裹挟进入译入语文化系统,逐步获得认同。操作规范层面,―道之存异,术之求同‖的元规范具化为―道之对应‖和―文之乐读‖两条规范。前者要求译文文本必须与原文在理念与观点的传播效果上获得对应,主要体现为译文的语义准确以及构造的形象准确。后者则要求译文符合读者的阅读惯习和审美品味,在词句层面做到清晰、简明、真实,行文组织连贯、逻辑通顺合理,并将受众的情绪感受纳入考虑范围,不仅避免冒犯读者情感而且实现情感传播效应。在以上规范体系的导向下,译者具有高度自主性,可采用多种翻译方法和手段实现传播效果的对应以及最终达成形象建构目标。本研究始于案例观察,立足于现象描写与解释,最终上升至理论总结,期望从规约译者选择的翻译规范角度给予外宣译者的实践以理论性的指导,并力图为促进外宣翻译描写研究的发展略尽绵薄之力。当然,囿于笔者学识水平、研究能力和时间精力的限制,谬误及疏漏之处难以避免,尚待今后的进一步研究改进。
曾倩倩[10]2018年在《《波罗的海沿岸的有效循环农业》翻译报告》文中认为农业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农业是否可持续发展影响着我国经济的稳定以及进一步发展。但近几十年来,我国农业逐渐成为了重要资源消耗源,同时可以称之为重要的资源污染源与浪费源。所以,在保护生态环境、节能减排、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污染与发展经济等方面,农业肩负着重大责任。通过对国外先进农业研究资料进行认真翻译,然后结合我国农业现状,分析和研究这些农业发展经验,可以有效推动我国现代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本翻译报告的材料选自《波罗的海沿岸的有效循环农业》。原文对波罗的海下游8个国家农业部门内植物养分平衡和盈余的历史背景与现状进行了描述分析,也介绍了BERAS项目为解决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在不同情况下的盈余现状可以提供的适当方法。加快我国循环农业的深入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实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渠道,原文可以给我国提供一定的参考资料,笔者希望该译文可以为更多国人在研究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时提供借鉴意义。本报告旨在研究笔者如何借助功能对等理论来完成材料的英汉翻译。笔者首先对任务背景、材料来源、文体特点和任务意义进行了介绍,也对生态循环农业进行相关综述;然后做了一些译前准备,包括寻找多种翻译辅助工具、建立术语表和制定翻译计划。在功能对等理论的指导下,笔者使用了叁种翻译方法对具体案例进行了分析及翻译技巧的探讨。最后,笔者总结了导师、笔译专业同学、农学专业同学和中文系同学的意见对译文进行了润色修改。通过本报告笔者深刻地意识到自己在翻译工作中仍存在有待提高的地方,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译者需要具备牢固的理论基础、娴熟的翻译技巧和丰富的知识储备。
参考文献：
[1]. 论等效翻译中文化信息的流失[J]. 唐灵芝. 黄冈师范学院学报. 2007
[2]. 《论语》英译语境化探索[D]. 刘雪芹.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0
[3]. 张培基散文英译研究[D]. 张红艳. 河北大学. 2012
[4]. 论翻译中意义的流失[D]. 吴静. 湖南师范大学. 2003
[5]. 广义修辞学视域下的《红楼梦》英译研究[D]. 冯全功. 南开大学. 2012
[6]. 《食草家族》维译本中的文化流失现象[D]. 蔡玉娜. 新疆师范大学. 2016
[7]. 试论翻译学体系的构建[D]. 易经. 湖南师范大学. 2009
[8]. 宇文所安对中国文学思想的诠释之再诠释[D]. 易霞. 上海师范大学. 2014
[9]. 国家形象视域下的外宣翻译规范研究[D]. 胡妤.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8
[10]. 《波罗的海沿岸的有效循环农业》翻译报告[D]. 曾倩倩. 华南农业大学.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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