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振耕[1]2002年在《土耳其和俄罗斯与中亚的关系透视》文中研究说明中亚的独立，改变了亚欧大陆地缘政治、经济、文化格局。为了填补中亚的权力真空，周边国家在中亚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并形成了叁种类型的大国关系，即美土的利益型结盟关系，伊俄的借助型联盟关系，中国独立自主的不结盟关系。而土耳其与俄罗斯作为中亚地缘上的近邻，种族、宗教、语言上的亲姻，双方在中亚都拥有多方面的利益关系，并力图在中亚的竞争中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正是这种利益的争夺和权利的促动使土耳其与俄罗斯在中亚狭窄地缘版块中迎头相撞。 历史是规制现实的前提，俄罗斯的军事征服与土耳其的政治、文化渗透是双方在中亚接触的历史源头，而两国长期的外交积淀则给它们在中亚的争夺打上了深深的烙印。这两种外交积淀分别为土耳其的“依附大国外交”和俄罗斯的“大国权力外交”，“依附大国外交”与“大国权力外交”区别在于前者足以结盟为外交的基点，后者是以利益关系为基轴，前者的外交要受所依附大国的牵制，后者却不受任何大国的掣肘。 综观现实中的土俄关系，双方在地缘经济、战略目标、对外政策、政治文化等方面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尽管，9．11事件后，美国反恐战争的全球部署给中亚的土俄关系增加了诸多变数，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未来的土俄关系。
杨鸿玺[2]2010年在《论美国中亚战略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文中研究指明美国中亚战略既存在比较明显的确定性,同时也存在比较明显的不确定性。从宏观和总体看,冷战后美国的中亚战略经历了从不确定性到确定性的历程,呈现一种相对明显的“螺旋式”演进。美国的对外战略中,国家利益与价值关怀总是相互支持,总体以前者为主,但后者在一定时期内也会因总统价值观、美国安全战略进展等因素而有所突出。当然,最终是往往是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占据上风。美国中亚战略目标中始终把安全利益、地缘利益、能源利益等现实和“有形的国家利益”放在主要位置,予以优先考虑和满足,有关软实力和价值观等“无形的国家利益”推进则相对处于次要位置。美国基本的战略目标具有相似性与相对连续性,以确定性为主,不确定性为辅,美国中亚战略的基本路径也有相似性与协调性。但美国决策机制、总统个人倾向、中亚的大国博弈、国际形势变迁与美国实力变化等一系列内外制约因素,也给美国中亚战略带来许多不确定性,导致不同阶段内美国中亚战略表现出较多差异性、非连贯性乃至矛盾性。美国中亚战略带来多重后果,继而成为带来新不确定性的原因,制约美国中亚战略的进一步实施,不时使美国政府面临艰难抉择,促使政府不得不进行反思和改进。不同时期、不同的美国政府,其中亚战略体现着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不同侧重及其带来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以及实用主义外交本质带来的折中性。相对而言,美国中亚战略中的现实主义成分更多与确定性相契合,而其中的价值观外交、多边主义外交等理想主义色彩,则可能面临或导致更多的不确定性,使美国被迫或不断面临安全与民主孰轻孰重的艰难取舍,最终往往倾向现实主义或实用主义的天平。不能轻易判定不同政府的中亚战略是现实主义抑或理想主义,是确定性抑或不确定性,很多时候这种界定是相对的、动态的。
武元婧[3]2013年在《冷战后土耳其政府对中亚政策探析》文中指出1991年中亚国家相继宣布独立，土耳其迅速予以回应。并于当年便先后宣布与中亚五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在此之后，土耳其与中亚五国的政治、经济、安全合作交流逐步深入，人文合作交流频繁，成为在中亚地缘政治格局博弈中较为活跃的地区性强国。对土耳其而言，无论是出于泛突厥主义的历史情结或所谓民族情感，还是现实的拓展国际空间和增强国际政治影响力的需要，历届土耳其政府都比较重视中亚地区，其中亚政策没有因为政府更迭而大起大落，土耳其与中亚五国都保持了良好的双边关系，土耳其已经成为中亚地区逐步形成的多重权力结构中重要的地区性“玩家”。中亚国家独立后，它们希望尽快融入国际社会，获得经济发展所必需的援助和资金。因此，中亚国家与土耳其对对方的期望值都很高，这使土耳其的中亚政策打上了理想与感性的烙印。但是，由于土耳其的经济能力极为有限，无法满足中亚国家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巨额资金，土耳其在中亚地区取得主导地位的愿望没有实现。未来土耳其的中亚政策只能基于在民族、语言、宗教方面与中亚国家的特殊关系，以地区性大国的身份参与中亚地区的博弈。本文共分为叁部分：第一部分是冷战后土耳其中亚政策的制定和初步实施。主要介绍了冷战后初期土耳其政府提出中亚政策的背景和土耳其政府初期的中亚政策。对这段时间，中亚的地缘政治、资源优势、安全地位和土耳其政府在中亚初步实施的政策做了概括。第二部分是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后土耳其中亚政策的调整。该部分介绍了正发党政府的外交政策的基本立场、对中亚政策的基本内容，以及该政府在中亚地区的政策具体实施情况，其中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及在军事反恐等领域的政策。第叁部分是土耳其中亚政策的特点及评析。主要包括土耳其中亚政策在制定和推行中的特点，这些政策在实施过程中所遇见的问题，以及土耳其中亚政策对中国的和中亚国家的影响。由于多重原因，土耳其不可能成为美国、中国、俄罗斯那样的中亚大玩家，其影响力有限，这一方面是政策因素，另一方面则是一些“先天”性因素导致的。最近土耳其再度公开宣称要成为世界强国，未来其对中亚政策是否会有大的调整还需拭目以待。
朱耿华[4]2013年在《北约介入亚洲和联盟内外追随的限度》文中研究指明北约的历史表明,其成员国进行与联盟有关的各种行为并非是主流联盟理论所主张的对权力、威胁或利益的反应,而是为了获取安全。各成员国在采取某种行为前存在着成本与收益的比较,这种成本与收益之间的比较本文称之为收益估算。北约是否采取行动以及其他成员国与美国如何互动取决于双方收益估算的相互作用。推而广之,北约与其他国家是否合作以及它们之间如何互动也取决于收益估算的相互作用。收益估算的相互作用会使各国采取硬制衡、软制衡、地区制衡、追随、协作等行为模式。现有关于北约介入亚洲事务的研究集中于对北约阿富汗战略和北约在各个伙伴关系机制或亚洲各个区域中伙伴关系的研究。本文试图在北约行动范围全球化的背景下,从整体上探讨北约系统性介入亚洲事务的动因、进程和未来,以此来评估北约在亚洲的存在对北约转型的影响,预测北约全球化的未来。本文通过研究认为,北约介入亚洲事务事实上是一种联盟理论语境中的双重有限追随行为。一方面,欧洲国家(包括加拿大)与美国面临着共同的来自亚洲的威胁,欧洲国家愿意追随美国以北约的名义介入亚洲事务,但同时美欧对亚洲的威胁和应对手段又存在分歧,对美国的追随存在一定限度；另一方面,北约在亚洲地区的伙伴国需要借助北约来提升自身防务能力或制衡地区大国,但整体而言欧洲国家希望将与亚洲伙伴国的合作控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之内,同时一些伙伴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在与北约的合作中也有所保留,这导致了绝大数伙伴国对联盟的追随也存在一定限度。因此,北约在介入亚洲过程中存在着联盟内外的双重有限追随现象。北约介入亚洲是北约冷战后转型的必然结果,“9.11”事件加速了北约介入亚洲事务的进程。在安全全球化的时代,北约必然面临来自全球各个角落的安全威胁,北约的前摄性介入可有效降低联盟面临的安全挑战与风险。亚洲许多国家存在输入安全和防务能力提升的需求,同时引入区外安全行为体有助于平衡地区大国的安全影响。“9.11”事件使过去西方设想的安全威胁成为现实,联盟加快了迈向亚洲的步伐。“9.11”事件后,北约开始大规模系统性地介入亚洲安全事务。美国希望北约介入亚洲服务于其全球战略的需要,欧洲国家认为北约的首要使命是欧洲-大西洋地区的集体防御。北约在阿富汗的经验证明,北约在复杂的危机地区执行使命存在诸多能力短板。北约内部对于欧洲以外的大规模域外行动存在巨大分歧。北约亚洲伙伴关系网络的建立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亚洲伙伴国的防务能力和双方的安全合作水平。亚洲伙伴国也为北约参与亚洲事务提供了便利和协助,在阿富汗等行动中帮助北约分摊了风险和成本。但由于北约内部对伙伴关系的分歧与亚洲伙伴国各自不同的具体情况,双方的合作将长期保持在一定限度之内。北约介入亚洲事务既为中国提供了机遇,也为中国带来了挑战。中国与北约在阿富汗问题、危机管理、海洋安全中的非传统安全领域面临着合作的可能性。与北约合作有利于促进中国的防务现代化和相关能力的提升。同时,北约参与亚洲事务也使中国在阿富汗问题、国际安全话语权和防务信息与技术保密等方面面临风险。尽管如此,只要中国能够合理应对,中国和北约间一定能够实现互利双赢的合作。北约介入亚洲事务对于北约全球化战略具有指标性意义。在安全全球化的时代,北约必然会实现其功能全球化。北约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战略行为体并不意味着北约会对域外的危机不加选择地进行干预,也不意味着北约会在全球招募成员国。所谓的北约全球化更可能的是对危机地区进行有选择有限度的干预,在发展伙伴关系时主要集中于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同时兼顾新的伙伴关系的发展。
赵舒婷[5]2017年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认同中的土耳其因素评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亚五国之中,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四国民族语言属于突厥语族,因而也被称为突厥语族国家。苏联解体之后,中亚国家开始了民族国家建构过程,出于制造"他"者并清除原来的加盟共和国文化的需要,在冷战结束初期,中亚国家接受了土耳其的突厥认同输出。国际社会曾经预测基于共同历史文化的认同,中亚国家将效仿"土耳其模式",土耳其因素将对中亚国家身份认同产生较大影响。根据民族主义及国家建设理论,从政治治理和民族建设两个维度,国内与国际两个层次分析吉尔吉斯斯坦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与国家身份建构特征,可以看出由于自身国家能力的孱弱,吉尔吉斯斯坦在国内层次主要以族裔为中心建构认同,同时在国际层次对外部资源有着较大依赖。在近代民族主义思潮下,已经逐渐消亡的突厥认同被重新发掘并形成泛突厥主义思潮。但由于土耳其与吉尔吉斯斯坦两者历史进路的不同,突厥认同在两地衍生出不同的特征。因此同文同宗的共同文化历史联系既造就冷战后彼此走近,也导致分歧。冷战之后,中亚地缘政治板块的松动为土耳其施加突厥认同提供了空间,土耳其认同施动目标:一在国内层面仿效土耳其模式,二在国际社会形成统一的突厥集体认同;以及施加认同的机制。评估土耳其因素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身份中建构作用:国内层面,吉承自苏联政治结构转型缺乏内生动力,突厥认同无法弥合族际关系,土耳其模式施动不成功;国际层面,吉拒绝与土耳其的一体化,但接受了松散的突厥集体身份。
陈柯旭[6]2012年在《美国中亚战略研究》文中提出本论文以地缘政治理论为视角,运用层次分析、历史研究、案例分析等技术方法,通过全面、系统地考察冷战后美国在中亚地区各个领域的渗透以及在中亚地区与其他大国的互动来剖析冷战后的美国中亚战略实质,并对美国中亚战略的功效和前景做出初步分析,旨在有助于中国清楚地认识美国的中亚战略,并做出恰当的战略应对。要研究美国的中亚战略,首先得确认美国占主导地位的战略思维。论文通过研究美国历史上的叁个战略转折时期的领导人的战略思维,认为传统地缘政治思维是美国大战略的灵魂。正是在地缘政治思维的作用下,美国自建国以来的国家战略都具有权力扩张性。冷战后美国的国家战略同样受传统地缘政治战略思维所左右,凭借世界超级大国地位,白宫的新主人们决定继续追逐被冷战中断了的世界霸权梦想。在美国全球霸权战略的指导下,冷战后美国的中亚战略目标被确定为排挤俄罗斯、中国在中亚的影响力,达到削弱俄、中挑战美国世界地位的能力和奠定美国在中亚地区的绝对优势地位,同时实现孤立伊朗的目标。当美国控制中亚后,它就可以利用中亚的欧亚大陆中心地位将美国在欧亚大陆东、南、西叁面的军事部署全面对接。冷战后,美国根据上述战略目标,通过政治、经济、军事和援助等手段对中亚进行渗透,逐步增强它在中亚地区的存在。政治方面,美国主要通过软硬兼施,上下兼顾的策略致力于向中亚各国输出西方式民主,使中亚国家成为美国领导的“民主大家庭”中的成员。军事方面,美国旨在按照西方模式和标准改造中亚国家。早在1994年美国就通过北约框架下的“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对中亚国家进行渗透。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还在中亚建立了多个军事基地。在经济领域,美国开始试图通过修建绕过俄罗斯的中亚能源出口管道来削弱俄罗斯的影响力,进而逐步掌控中亚国家的经济命脉。发现此方案难以在近期奏效后,美国又推出“大中亚计划”。“大中亚计划”可谓是美国为了建立其在中亚的势力以及增强其在南亚地区的影响力而在地缘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新创举,它希望借促进中亚国家、阿富汗、和南亚国家间的合作来实现多重战略目标。美国中亚战略的另一重要工具是政府援助。美国的援助实质上是打着道义的旗号,谋取私利的战略工具。美国实施中亚战略,必定对中亚的外部大国造成影响,从而产生互动。对于美国在中亚与大国的互动关系,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俄罗斯、中国和伊朗,他们是美国挤压、遏制的对手,另一类是美国的盟友或想要拉拢的对象。美国与俄罗斯在中亚的争夺最为激烈,两者在中亚的势力呈现出你进我退、此起彼伏的状态。俄罗斯、中国和伊朗与中亚国家的传统联系和地缘优势有利于它们之间发展关系,美国想在中亚占据绝对优势十分困难。美国对那些被其视为朋友的外部力量则加以利用,尤其是土耳其。美国最初旨在将土耳其培养成为其向中亚地区投射力量的跳板,终因土耳其自身实力不足不能胜任而放弃。总体来说,美国的中亚战略在联合盟友达成目标方面是比较薄弱的环节,没有具体的政策和机制来整合盟友的力量,主要依靠它们在中亚地区谋求基于相同价值观上的共同利益而形成的默契来相互扶持。不过,美国也越来越认识到在中亚地区集盟友之力量达成战略目标的重要性,开始呼吁盟友间加强合作。总体来看,美国的中亚战略给美国、中亚国家以及中亚地区的其它外部力量都带来了相应影响。对美国而言,是利大于弊,它已从一个无从染指中亚事务的国家变成了对中亚事务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国家。美国对中亚国家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积极影响主要是,在一定时期内有助于中亚国家增强独立性,拓宽外交舞台,提升国际地位；另外,美国在中亚的技术和经济援助对中亚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民主输出活动给中亚播下了民主的种子；军事合作增强了中亚国家的国防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中亚的安全与稳定。消极影响在于：美国向中亚输出民主动摇了中亚政局的稳定性,给极端势力提供了浑水摸鱼、借机做大的机会；美国与中亚各国合作步调的不一致致使中亚国家相互猜忌,加深了它们之间的矛盾,从而削弱了中亚国家的地区合作意愿；美国与俄罗斯在中亚的争夺增添了中亚的紧张气氛。除此之外,美国的中亚战略对俄罗斯、中国、伊朗以及其它大国也有影响。美国的中亚战略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离其所追求的战略日标还相当遥远,究其原因,是以下因素阻碍了美国的中亚战略：第一,中亚国家内部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以及国家间难以调和的矛盾与分歧；第二,中亚国家的战略选择(大国平衡战略)；第叁,美国自身经济实力的限制和不同领域政策目标的冲突；第四,阿富汗反恐问题以及其他大国力量的制约；第五,对抗性的地缘政治思维是美国当前战略的最深层次制约因素。文章最后认为美国的中亚战略在可见的未来不会有太大的改变,至多也是根据其全球战略或欧亚战略的需要作出重心上的微调,他可能在某一时期获得并保持在中亚的优势地位,但全面控制中亚的战略目标终难实现。论文的结语部分指出美国的传统地缘政治战略思维已不能适应当前的国际环境,美国根据这种战略思维所制定出的国家战略不仅目标难以实现,还可能将美国拖入灾难。中国不必对美国在中亚以及西太平洋地区的咄咄逼人之势做出过度回应,坚持中国传统的以和为贵的地缘政治思维来建构和谐世界,坚持与中亚国家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联合发展的新安全观,坚持睦邻、富邻、安邻的周边外交政策,以此应对美国的遏制。
潜旭明[7]2010年在《美国的国际能源战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论文在总结前人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能源地缘政治学的基本变量及其理论分析框架。论文认为能源地缘政治学的基本变量有3个：权力、国际能源战略和国际能源体系,其中权力为自变量,国际能源战略为中介变量,国际能源体系为因变量。国际能源体系又包含5大要素：供应板块、需求板块、能源运输通道、能源市场和能源国际机制。论文运用这一分析框架分析了能源地缘政治的变迁。第二章主要分析了美国国际能源战略的缘起、形成、危机、重构、发展和强化及其对国际石油体系的影响。美国主导的国际能源体系的兴衰和美国霸权的兴衰保持同步,两者密切结合、相互促进。通过对美国国际能源格局兴衰的分析,可以从一个侧面来了解美国霸权体系的发生和发展。20世纪初到现在,美国的霸权经历由弱而强到由盛转衰,90年代又重新走强的过程。美国的国际石油战略也经历了一个从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在美国国际石油战略的发展之初,美国政府通过“门户开放”政策支持本国的国际石油公司建立和维持其国际石油体系。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美国国际石油公司面临产油国的出的挑战。1960年石油输出国(OPEC)的成立标志着石油生产国以集体的形式走向了国际石油市场,与国际石油公司展开激烈的博弈。通过提价、断油、禁运等形式一步一步夺取了国际石油市场的主导权。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石油体系出现了危机,面临着石油危机的煎熬,美国调整了其能源战略,通过推出能源独立计划,发展国内油源,开发非欧佩克国家的石油,建立战略石油储备制度,建立国际能源合作机制等形式组织等措施,实现了国际石油体系的重构。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重新获得了国际石油价格的主导权。论文第叁章介绍了美国国际能源战略的目标和内容、手段及其特点。美国国际能源战略的手段主要包括：能源外交、控制能源产地、控制能源通道、石油战略储备、石油美元机制等,美国通过这些手段控制了国际能源体系中的供应板块、需求板块、能源运输通道,美国还通过吸收和释放石油战略储备来影响国际石油市场的石油供给,通过改变美元的利率和汇率来影响国际石油价格。美国国际能源战略的特点为：美国的国际石油战略和地缘战略密切结合,国际石油战略和谋求霸权密切结合,国际石油战略和军事行动密切结合,美国的国际石油战略具有制度化、法律化等。论文第四章以美国亚洲的能源地缘战略为例,分析了以美国国际能源战略的具体实施。美国的亚洲能源战略成为美国国际能源战略的核心,与美国的霸权大业的成败息息相关。西亚和中亚是美国的“油源”,东亚是巨大的能源消费市场。南亚印度洋是世界各国石油进口的咽喉。美国历届政府都把亚洲看成重中之重。特别是经过两次石油危机之后,美国一步步强化了其亚洲能源战略,提出了“卡特主义”、“里根推论”,通过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大中东计划,大中亚计划……逐渐控制了中东和中亚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石油阀门,牢牢把关南亚印度洋这扇石油运输门户,深刻影响东亚这个巨大的石油市场；再通过石油美元机制、石油期货市场、石油战略储备,主导国际石油定价权,美国通过建立世界能源霸权来巩固其世界霸权。
王新[8]2005年在《后冷战时代中美俄叁边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苏联的消亡使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的两极国际关系体系发生重大解构，美国成为唯一真正具有全球意义的超级大国。面对冷战结束后国际大棋局的新变化，世界各国都在重新调整各自的外交政策，力求在新的国际格局中谋求优势地位。中国、美国和俄罗斯也不例外。无论从经济实力、国际政治影响力、军事力量优势，还是从文化吸引力、科技尖端领域的领先地位等方面综合观察，美国都是当今世界的“巨无霸”。虽然苏联的解体导致俄罗斯综合国力急剧衰退，但是凭借雄厚的自然资源、坚实的科技力量基础及较高水平的国民素质，俄罗斯无论在地缘政治还是在全球事务中仍然是国际舞台上一个发挥重要作用的大国，而且随着俄罗斯的逐渐复兴，其对世界的影响也必将越来越大。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全球的热门话题，中国经济对于地区乃至世界的影响已初显端倪。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提升，必然造就一个以中国为首的地区力量中心，从而对现有的国际体系结构造成冲击。由于中美俄在国际事务中所处的地位独特，如联合国安理会最重要的常任理事国，“核俱乐部”的重要成员国，同处在当今世界最具经济发展活力的亚太地区等，由于中美俄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与发挥的作用独特，所以，在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发展及未来国际体系结构变化的影响方面，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组国家间关系比中美俄叁边关系的走向更重要、更关键。本论文通过将中国、美国和俄罗斯置于冷战后国际关系新格局的大框架内，以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理论为基础，同时借助于均势理论、权力论和相互依存论等现代国际关系理论，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和历史实证的方法，对中美俄叁边关系的形成、发展、调整及影响叁国关系的因素进行深入的探源与分析后认为：冷战后的中美俄叁边关系与冷战期间的中美苏战略叁角关系有着本质区别，必须从新的视角高度出发，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分析并把握当代中美俄叁边关系的发展趋势。国家利益是促使中美俄叁边关系形成、发展和调整的原动力。国家利益的自身属性，即国家利益具有根本性与长期性、国家利益具有可变性、国家利益具有优先次序的不定性，以及国家利益的界定与实现取决于一国的综合国力等，是导致中美俄叁边关系以合作为基础、以竞争为常势、以相互防范为必然、曲折向前发展的根本原因。本论文还就如何正确把握中美俄叁边关系，如何巧妙运筹叁边关系以谋求我国家利益最大化，尝试着提出一些建设性思考意见。
赵娟娟[9]2018年在《冷战后土耳其对中亚外交政策探析》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苏联大厦”的崩塌,中亚国家重要欧亚地缘战略的影响,给土耳其带来了历史性的机遇和挑战。于西方国家而言,土耳其作为苏联南下的前沿阵地的地位不复存在;于土耳其自身而言,苏联的解体使新独立的中亚国家出现权力真空,这无疑为亲西方战略受挫,且有着传统奥斯曼大国情结的土耳其提供了一个国际权力主体重新洗牌的机会。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土耳其从冷战后初期针对中亚国家较为强势的全面外交进攻,到正义与发展党执政后,在“东向”外交战略背景下转为温和务实的外交政策,不仅是国际形势的客观需求,亦是基于土耳其为实现有效国家利益目标的现实考量。冷战后初期,土耳其的世俗主义和市场经济对中亚新政府极具吸引力,土耳其主要通过直接援助的方式帮助中亚国家发展经济,以及双方互访频繁加强了政治互信,但主要“渗透”方式还是通过共同的历史、文化和宗教传统等内在天然联系,运用兼容伊斯兰主义与现代民主政体理念的“土耳其模式”吸引中亚国家认同,同时加之于西方国家的助力,向中亚实现全面扩张。土耳其这种强势政策持续到90年代末开始逐步受到中亚国家的反感与排斥。随后的世纪之交、国际局势的变动以及土耳其新政党的上台,安全问题成为中亚首要关心的问题,面对土耳其的强势扩张,中亚国家采取更为保守的政策,又转向俄罗斯建立战略联盟。因此,全面扩张的中亚政策已然不符合土耳其的国家利益,“东西兼重”的温和务实的积极主义政策成为土耳其的优先战略选择。土耳其对中亚国家的政策只能基于双方共同的历史、宗教等“先天性”传统因素,且其“土耳其梦”的实现仅限于作为一个地区性大国参与中亚博弈。但因土耳其在加入欧盟的道路上渐行渐远,且考虑到安全问题将是未来面临的重要课题,“东西并重”下的“向东看”战略只会愈加被重视,本文通过对冷战后土耳其中亚政策的梳理,研究其发展和变化趋势,并初步探讨土耳其中亚政策的变化对我国中亚政策,尤其是对我国维护边疆社会稳定的影响分析。
图拉尔·伊布拉希莫夫(Tural, Ibrahimov)[10]2016年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中亚—西亚国家的发展机遇》文中研究指明“一带一路”倡议里的“一带”代表的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而“一路”代表的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在经济全球化发展大趋势下倡导一种的新型区域经济合作模式。这一倡议的目标是促进经济要素有序和自由的流动,资源的有效合理分配,以及更深层次的市场一体化,使得一带一路倡议沿线的国家达到经济政策协调一致并开展更广泛、更深层的和更有效的经济合作,协同各国共同构建一个开放、包容、平衡的区域经济合作框架。因此“一带一路”倡议是深化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替代选择,但又包含了与以往不同的思想,即丝绸之路精神—“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相学习与双赢”。基于对这一倡议的这样一种理解,本文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相对于经济全球化与不断变化的国际风云下的大背景；分析了如丝绸之路基金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些资金筹措机构在项目资金筹措中的作用；还分析了丝绸之路倡议如何致力于促进和平发展。本文指出“一带一路”倡议是一项国家和区域倡议,目的是为了协调中国全天候、多层次、宽领域的对世界开放并促进中国与中亚-西亚国家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最后,本文提出了几个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带动下的中亚共和国在中国海外能源外交中的作用的研究主题,它们包括地缘政治研究；研究中亚地区国家的地理条件探索合作机会；“一带一路”倡议带动下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大陆油气运输的最优模式。
参考文献：
[1]. 土耳其和俄罗斯与中亚的关系透视[D]. 郝振耕. 西北大学. 2002
[2]. 论美国中亚战略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D]. 杨鸿玺.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0
[3]. 冷战后土耳其政府对中亚政策探析[D]. 武元婧. 新疆大学. 2013
[4]. 北约介入亚洲和联盟内外追随的限度[D]. 朱耿华. 复旦大学. 2013
[5]. 吉尔吉斯斯坦国家认同中的土耳其因素评估[D]. 赵舒婷. 华东师范大学. 2017
[6]. 美国中亚战略研究[D]. 陈柯旭. 华东师范大学. 2012
[7]. 美国的国际能源战略研究[D]. 潜旭明. 复旦大学. 2010
[8]. 后冷战时代中美俄叁边关系研究[D]. 王新. 复旦大学. 2005
[9]. 冷战后土耳其对中亚外交政策探析[D]. 赵娟娟. 新疆大学. 2018
[10].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中亚—西亚国家的发展机遇[D]. 图拉尔·伊布拉希莫夫(Tural, Ibrahimov). 辽宁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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