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闿运诗的摹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王闿运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王闿运的拟古，只是学习汉魏至南朝诗的诗法，纯为艺术形式的摹拟，与内容无关。柳亚子、胡适、林庚白斥责他摹仿古人的情感与意境，完全不符合事实。他摹拟汉魏诗法的“以词掩意，托物寄兴”和南朝诗法的“婉而多思”；他的诗作就是对这些诗法的实践。
晚清诗坛出现过一个汉魏诗派，其领袖人物是王闿运。这一诗派历来被加以“仿古”的恶谥，王闿运诗尤其被骂为“假古董”。实际情况决非如此简单。以下我先评述王氏的诗论，再具体论析他的诗作，也许会得出一个新结论。
一、王闿运的诗论
无论中国还是西欧，古代的文学都有“摹拟”的现象。中国散文的摹拟起于扬雄，诗歌摹拟起于陆机。西欧如十八世纪的法国，“古典时代的谈吐与诗句所引起的钦佩，使人不再观察活的人物，而只研究描写那些人物的悲剧。用作模型的不是人而是作家了。“（丹纳《艺术哲学》第一章《艺术品的本质》）
在中国诗歌史上，陆机，再加上陶潜、江淹等，尽管拟古者代不乏人，但都是偶一为之，形成流派的只有明前后七子。经过公安、竟陵，特别是钱谦益等人的诟詈，清代诗人，不论属于哪一派，或不入任何派，无不知摹拟之非，何以王闿运又来制造假古董？要解开这个谜，必须认真分析一下他的诗论。
首先，他认为摹拟的出现，是诗歌艺术合规律的发展。他说：“诗法既穷，无可生新，物极必返，始兴明派，专事摹拟。”①这里要注意的是“诗法”，他所理解的明派摹拟，只是诗法，亦即形式方面的摹拟，与内容无关。也就是说，完全可以从格调上去摹拟古人，同样能够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所以他主张：“不失古格而出新意。”他认为：“乐必依声，诗必法古，自然之理也。”他的理论是：“欲己有作，必先有蓄，名篇佳制，手披口吟，非沉浸于中，必不能炳著于外。……古人之诗，尽善尽美矣，典型不远，又何加焉？”②他这里谈的都是诗法摹拟问题，所以拿“乐必依声”为喻，“依声”即照谱唱，至于唱的内容，则不拘限。
其次，他认为明七子的失误，在于只学盛唐，而没有上拟汉魏。他一面指出：“自明后论诗，率戒模仿”，一面却引同派诗人邓绎（号辛眉）的意见：“七子格调雅正，由急于得名，未极思耳。自学唐而进之，至于魏晋，风骨既树，文彩弥彰，及后大成，遂令当世不敢以拟古为病。”③这自然也代表了他的看法。章太炎曾指出：“湘绮虽不明言依附七子，其路径实与七子相同，其所为诗，宛然七子作也。”（《章太炎先生国学讲演录·文学略说》）
第三，他知道“文不取裁于古则亡（无）法，文而毕摹乎古则亡（无）意。”④因而他主张拟议变化。文是这样，诗也不例外。具体例子，如“严受庵幼有颖慧，……十七岁至京师，相遇论文。予云：‘君诗未入格。’因论古法。又问予所不及者，言五言必期似汉人，今且不能似子建。欲学子建，且先似士衡。君幡然遂归。逾年访予长沙，出示新作，沉博绝丽，有士衡之意。予惊喜倾倒，私独畏之。”又如“陈怀庭诗，初兼唐宋，年四十，始相见长沙。既见予诗，体格忽异。予问其故，曰：‘吾妻以为君诗胜我，不能为城北徐公也。’已而风骨遒秀，五言在阮（籍）、陆（机）间。自是论文，针芥无间。”⑤所谓“格”、“法”、“体格”，都指艺术形式。但他并不主张亦步亦趋地从形式上去摹拟前人，所以他说：“文有时代而无家数；诗则有家数，易模拟，其难亦在于变化。”怎样变化呢？他说：“于全篇模拟中，能自运一两句，久之可一两联，又久之可一两行，则自成家数矣”。⑥这种由“模拟”而“自运”终于“成家数”的方法，并非王闿运首创，清初李光地教人学诗，即用此法，不过学的是唐诗而已。而王闿运还有超越这一层次的理解，就是由“模拟”到“自运”以至“成家数”的过程，并非写字临帖那样描头画角就可以达到目的，而是要首先分清古诗和今诗的区别。他所说的“古之诗”，是指《诗》、《骚》等先秦诗歌；而所说的“今之诗”，是指汉以后的诗歌。这两种诗歌的区别何在？他说：“古之诗以正得失，今之诗以养性情。虽仍诗名，其用异矣。”“古以教谏为本，专为人作；今以托兴为本，乃为己作。史迁论诗，以为贤人君子不得志之所为，即汉后诗矣。”以下他就畅论今之诗。既然今之诗以托兴为本，亦即以养性情为目的，那么，“主性情必有格律，不容驰骋放肆，雕饰更无论矣。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无所感则无诗；有所感而不能微妙则不成诗。”怎样才能把自己的“所感”用“微妙”的形式表现出来呢？他说：“生今之世，习今之俗，自非学道有得，超然尘埃，焉能发而中，感而神哉？就其近似观之，观吾人所以入微，吾心之所契合，优游涵泳，积久有会，则诗乃可言也。”什么叫“学道有得，超然尘埃”？⑦他在另一处说明了这个问题：“诗者，持也，持其所得而谨其易失，其功无可懈者，虽七十从心，仍如十五志学，故为治心之要。自齐梁以来，鲜能知此，其为诗不过欲得名耳。杜子美诗圣，乃其宗旨在以死惊人，岂诗义哉！”⑧原来他的所谓“得道”，就是摆脱“好名”之心。这样一来，要从诗法上摹拟古人，就得先像古人那样以诗“养性情”。这就和明七子仅仅从形式上摹拟古人完全不同了。难怪他说：“李何复古已优孟”，⑨甚至破口大骂：“看明七子诗，殊不成语，大似驴鸣犬吠。胆大如此，比清人尤可笑也。”⑩也就难怪他一方面说：“今人诗莫工于予”，因为“予则尽法古人之美，一一而仿之，熔铸而出之”；一方面又说：“予诗尤不可观，以不观古人之诗，但观予诗，徒得其杂凑模拟，中愈无主也。”(11)
第四，明白以上的道理，也就明白他为什么要摹拟汉魏六朝之诗了。原来他认为汉魏诗法最好。所谓汉魏诗法，就是“以词掩意，托物寄兴”。汪国垣说王闿运的诗论与同光派异趋，即指其“诗贵以词掩意，使吾志曲隐而自达，非可快意骋词，供人喜怒也。”(12)这是“养性情”与不“好名”的另一说法。王氏不但主张摹拟汉魏诗法，还欣赏南朝诗法。他说：“宋、齐游宴，藻绘山川；齐、梁巧思，寓言闺闼：皆言情之作。情不可放，言不可肆。婉而多思，寓情于文，虽理不充，犹可讽诵。近代儒生，深讳绮靡，故风雅之道息焉。”(13)这是说南朝的山水诗和宫体诗，也是“养性情”的，它们的“婉而多思”的诗法，和汉魏诗的“使吾志曲隐而自达”的诗法一样，都值得后人摹拟。所谓“近代儒生”，就是指宋诗运动和同光体的诗人，他们和两宋诗人一样，是不把爱情写到诗歌中的，而不知道南朝的抒情诗只是寓言，正如《关雌》是“乐得淑女以配君子，不淫其色，哀窈窕”（据黄焯《诗疏平议》对毛诗注的解释）；而《鹿鸣》是“燕（宴）群臣嘉宾，……然后忠臣嘉宾得尽其心矣。”
以上四点，是王闿运诗论的主要内容。其所以有此诗论，始则由于欲追踪汉魏，以振大汉之天声，故薄宋诗以及中晚唐诗；继则由于身为肃（顺）党，为避网罗，需要托古以讽今。
后人不察其详，纷纷加以訾议，有代表性的如柳亚子说：“古色斓斑真意少，吾先无取是王翁。”(14)（这是摹拟朱彝尊题王又旦《过岭诗集》的“吾先无取黄涪翁”。）胡适竟直斥为“假古董”，说：“王闿运为一代诗人，生当这个时代（指太平天国时代），他的《湘绮楼诗集》卷一至卷六，正当太平天国大乱的时代(1849-1864)；我们从头读到尾，只看见无数拟鲍明远、拟傅休弈、拟王元长、拟曹子建……一类的假古董；偶而发现一两首‘岁月犹多难，干戈罢远游’一类不痛不痒的诗，但竟寻不出一些真正可以纪念这个惨痛时代的诗。这是什么缘故呢？我想这都是因为这些诗人大都只会做模仿诗的，他们住的世界还是鲍明远、曹子建的世界，并不是洪秀全、杨秀清的世界；况且鲍明远、曹子建的诗体，若不经一番大解放，决不能用来描写洪秀全、杨秀清时代的惨劫。”(15)林庚白既在《今诗选自序》说：“王闿运则高言汉魏六朝，不知时世去古日以远，举文物典章以迄士大夫齐民日常之生活，皆前乎此者所未有，于此而仅求似于古人，则观其诗无以知其时与世，章句虽工，末矣。”又在《丽白楼诗话》上编说：“后人喜为汉魏六朝之诗，有辞无意，触目皆是。此以古人之情感与意境为情感、意境。……王闿运五言律学杜陵，古体诗学魏晋六朝，亦坐此病。”
胡适的“他们住的世界还是鲍明远、曹子建的世界”，也就是林庚白的“此以古人之情感与意境为情感、意境”，结论自然就是柳亚子的“古色斓斑真意少”。他们都不曾注意王闿运的摹拟只是诗法，而不是情感与意境。尤其是胡适的话，可以看出：他根本没有认真地逐首读完全部王诗，也没有真正研究过汉魏六朝诗，因而他不能真正了解王诗的造诣。
相对来说，同光体诗人陈衍和夏敬观倒还讲得平实。陈衍一方面指出：“湘绮五言古沉酣于汉魏六朝者至深，杂之古人集中直莫能辨”；一方面又说：“然其所作于时事有关系者甚多。”(16)夏敬观亟称王氏“沉潜汉魏，……造诣卓绝，神理绵邈，非若明七子、清乾嘉诸人所为也。”(17)另外，李澄宇指出：“盛言湘绮仿古中无我在，读此（指所录拟古诗）应自哂其妄。”(18)今人钱仲联也说：“然湘绮拟古，内容亦关涉时事。”(19)可以看出，这四人不仅通读了王氏的诗集，而且由于他们诗学与诗功并深，所以能正确评价王诗。
二、王闿运的诗
这部分论述两个问题：(1)王的拟古诗能反映时代，有“我”在；(2)王诗摹拟的艺术特色。
现在先谈第一个问题，试看《生理篇拟曹子建体》：
生理各如寄，况我适异邦？宵寐且容席，朝坐亦对窗。风雨相荡迫，端居日匆匆。想望章赣波，浩浩自成江。精魂不可逾，怨彼往路穷。
往路何，岧递，故乡郁霾氛。蛮越构祸端，矜戟乱边屯。永衡绝通轨，连岩上参云。征驹尚玄黄，揽辔惮悲辛。
悲辛复奚辞，我友在远方。远方何所恨，丧乱焉有常？婴世惧歧途，独愿恣徜佯。穷鱼失故渊，离兽走连冈。鸱鸮鸣庭树，腐鼠惊雏凰。举瞩无旧物，卻曲悲楚狂。
楚狂犹能歌，鸣凤久已歇。商飚起中夏，庭树坠黄叶。殊音匪我亲，言发自眩惵。行行至穷巷，经日见鹑结。败垣塞曦阳，隙溜滴残阙。所遇增感哀，还归坐悲慑。
还归当语谁？新知近相从。惓惓握手欢，颇欲诉微衷。世俗匿深情，酬好变诚忠。居者复几人？行者犹转蓬。况此曀阴时，咫尺怨不逢。怅怅畴晋怀，仿佛呈音容。良会不可期，泻水徒西东。
西东会有时，人生信轻离。出门别亲旧，车马如云驰。白日照黄土，班马鸣回飔高丘一登望，策辔临堂垂。平生自努力，慷慨有余思。谋身尚难工，宁暇及人为？感兹悟身世，已矣勿复疑。
无疑犹有忧，栖栖更何求？百年如转丸，独为智者愁。巧拙互穰穰，天命更相仇。彭殇本妄喻，何者谓蜉蝣。澄心念静理，岂不慕蛩周？投笔起旁皇，知我庶勿尤。
此诗作于咸丰三年癸丑(1853)，王氏时年二十二岁，写的是自己前两年（咸丰元年辛亥）由江西乐平两次返湖南长沙的经历与感受。《湘绮楼说诗》（以下简称《说诗》）卷三：“壬子，李伯元邀余至乐平馆。……其年八月，长沙被（太平军）围，余间行缒城入觐（吾母）。”王氏在其长诗《独行谣》中云：“余时自乐平（自注：济源李伯元知乐平，余居县斋三月），千里一肩舆。平行至城根，不见官贼徒。夜投鱼船宿，烹菘肥似膏。明晨告府主，帖下架鹿卢（自注：城下无店舍，宿湘水洲旁渔舟。以书告长沙知府钟音鸿，无回信，迹不遣诘所往。明日，城上呼余入者，毛丈运如也）。”包围长沙的太平军撤退后，李伯元“复遗书问讯，祖妣仍命府君（指王闿运）往乐平”（《湘绮府君年谱》卷一咸丰二年壬子）。《说诗》卷三云：“癸丑（咸丰三年）夏，寇围南昌，先孺人使至乐平召余归。十日而鄱阳陷，李伯元及沈槐卿同战死，余在道未知也。”
了解本事后，再看《生理篇》，第一章写自己在乐平县署居住。“宵寐且容席，朝坐亦对窗”，即《说诗》卷三所谓“壬子，李伯元邀余至乐平，馆其帐房旁室，前接二堂”。第二章写自己第一次返湖南。“胡乡郁霾氛”，即指长沙被围。“蛮越构祸端，矜戟乱边屯”，即《独行谣》所谓“荆澧连大浸，桂象亦无禾（自注：道光二十九年，湖广水旱民饥）……楚危若振萚，越亡如烂鱼。洪（秀全）杨（秀清）有名号，倡和连浔梧”。“永衡绝通轨”，指永州和衡州的路都不通了。第三章怀念其挚友邓辅纶。第四章写自己第二次由乐平返湘。时为癸丑夏，故本章云：“商飚起中夏，庭树附黄叶。”“殊音”云云，写在江西境内一路见闻，与其另一诗《临川西湖》所说：“村虚寂萧条，败屋稍成栅。饥禽争落梧，瘦犬卧寒石。污泥压死稻，究妇拾残粒。搰掘终日间，难谋一杯食”，正可对看。第五章写自己归故乡汀潭后，旧交多散走他乡。第六章写自己出门准备从军。第七章想象知己好友对自己的投笔从戎一定赞成。
至于所谓“拟曹子建体”，是指摹仿曹植《赠白马王彪七章》的形式，亦即诗法。曹诗为逐章蝉联的辘轳体。虽分七章，实为一篇，所以用这种首尾相衔的句式，使全篇一气连贯，表现一种回环往复的音调美。王氏《生理篇》亦分七章，完全采用曹诗的形式。这不仅仅是形式上的摹仿，而完全是内容上的需要。大凡采用这种诗体，才便于叙事、抒情、写景、议论。这一形式，曹诗也非首创，而是摹仿诗经《大雅》的《文王》和《既醉》（见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第310页）。曹植此诗流传后，南朝刘宋的谢灵运两效其体，且有变化（一为《酬从弟惠连》，一为《登临海峤，初发强中作，与从弟惠连，见羊、何共和之》）。胡适等人既不从内空人分析，也不考虑这种形式与内空的关系，只是一见到“拟××体”就说“竟寻不出一些真正可以纪念这个惨痛时代”的内容，或“观其诗无以知其时与世”，未免厚诬王氏了。
现在再谈第二个问题：王诗摹拟的艺术特色。
学术界认为王闿运的诗以拟古为其特色，主要是指他的五古在诗法上摹拟八代（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其所以如此，和八代诗人喜欢拟古分不开。王氏诗主要学潘岳、陆机、鲍照、谢灵运。除潘岳外，陆机不但是第一个拟古的，而且数量很多；鲍照存诗约二百首，而其拟古乐府五十六首，拟古诗十八首；谢灵运也有《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这自然会给五氏以深刻影响。
王氏是怎样写作五古的呢？无论标明拟古的，抑或未标明拟古的，他的用字遣词都是《文选》式的，基本上是非八代以前的不用。下列三首山水诗即可见其一斑。
从大孤入彭蠡，望庐山作
轻舟纵巨壑，独载神风高。孤行无四邻，窅然丧尘劳。晴日光皎皎，庐山不可招。扬帆挂浮云，拥楫玩波涛。昔人观九江，千里望神皋。浩荡开荆物，潀淙听来潮。圣游岂能从，阳岛尚嶕峣。波灵翳桂旗，仙客閟金膏。委怀空明际，傲然歌且谣。
青石洞望巫山作
神山夙所经，未至已超夷。况兹澄波棹，翼彼祥风吹。真灵无定形，九面异圆亏。晴云穴内蒸，积石露嵚奇，江潮汨无声，浩荡复逶迤。呼风凌紫烟，漱玉吸琼脂。赏心不期游，谁识道层絫。若有人世情，暂来祓尘羁。
泰山诗孟冬朔日登山作
崇高极富贵，岩壑见朝廷。盘道屯千乘，列柏栖万灵。伊来圣皇游，非余德敢升。良月蠲吉日，攀天谒明庭。时雨应灵风，开烟出丘陵。仙华润春丹，交树盖秋青。肃肃洗神志，坦坦跻玄肩。既知中天峻，不待超八纮。翼如两嶂趋，纬彼四岳亭。将睹三光正，端居心载宁。
这类字、词的运用，使王闿运的五古显示出一种浑朴高古的色调，表现为“古色烂斑”。
除字、词这一特色外，他的五古在摹拟古人时，首先强调“学古变化”。
《泰山诗孟冬朔日登山作》是他极为得意之作。他曾说：“其‘秋青‘二句亦仍学谢，观此可悟学古变化法。”(20)“仙华润春丹，交树盖秋青”两句，是写他在登泰山的路途中所见花朵与树叶，这时是旧历十月初一，山径仍可见到鲜润的红花，碧绿的树叶。他说这两句学谢，是指学谢灵运的《相逢行》：“阳华与春渥，阴柯长秋槁”，《登石门最高顶》：“心契九秋干，目玩三春荑。”两处都以“春”“秋”对举，而字面和句式并不相同。
其次一个特色，是严格辨清题义。对登泰山诗他有一个说明：余廿年与龙大、邓二登祝融，相角为诗。弥之每出益奇，余心懑焉。其警句今了不记，但记‘土石为天色’，可谓一字千金矣！又卅年独游东岱，心未尝不肢弥之才笔，竭思凝神，忽得‘升’韵，喜曰：‘吾压倒白香亭矣！’即升仙门踞石，写寄夸之。盖此乃登岳诗，非游岳，更非游山也，从容包举，双焉用石破天惊为哉？”(21)
此诗分三部分。前六句为第一部分，写自己登山时所感；中间八句为第二部分，写自己登山时所见”；最后六句为第三部分，写自己登上山顶时的感想，与第一部分相呼应。全诗确是写“登岳”，“非游岳，更非游山”。全诗具有一种结构完整、词句庄重的美，而不是有句无篇。但是这一艺术特色，竟连他的畏友邓辅纶（字弥之）也不能理解。他晚年还慨叹：“邓弥之，余所师也，自知才力不逮，恒以为歉。及登泰山，得一篇，喜曰：‘压倒弥之矣！’即石上写稿寄之，以为必蒙奖赏，其回信乃漠然若未见也。嗟乎！知音之难如此。”(22)
这就牵涉到他的诗论核心：“以词掩意，托物寄兴”。“伊来圣皇游，非余德敢升”，孤立起来看，是谈不上“惊心动魄，一字千金”的；但结合第一部分整个六句来看，再联系到他的政治哲学，就知道他的“词”下面所隐藏的“意”，是想象“圣皇”——汉武帝当年登封泰山的伟大场面，从而慨叹当时的孱主——光绪帝，受制母后，毫无作为；而自己以一介匹夫，却来登山，自然不能不兴“明王不作”之叹了。然而登到极顶，真有“小天下”之概，他的“帝王师”的抱负，使他在内心庄严宣告：“将睹三光正，端居心载宁。”日为君象，月为后德，五星则象征辅弼诸臣。三光各正其位，自然天下太平。而“三光”和泰山最高峰——日观峰有何关系呢？他违背了自己作五古不用唐以后事的原则，而用了唐人丁春泽《日观赋》：“方今一德无为，三光有象。”——这样“托物寄兴”，实在晦味，难怪邓辅纶都漠然置之，而王氏自己也说“诗隐而难知”了。
第三个摹拟特色，是认为诗可以入考据，也可以入议论，但这种考据和议论，仍然必须“以词掩意”。
在谈论《从大孤入彭蠡望庐山作》一诗时，他说：“俗人论诗，以为不可入经义训诂，此语发自梁简文、刘彦和。又云不可入议论，则明七子惩韩、苏、黄、陆之敝而有此说。是歧经史文词而裂之也。或不遵其言，又腐冗叫嚣而不成章。余幼时守格律甚严，矩步绳趋，尺寸不敢失。及后贯彻，乃能屈刀为镜，点铁成金。如此篇皋、潮二韵，是考据也。自秦以来，说九江者多误。断以《史记》庐山观九江，而《禹贡》大明。‘江汉朝宗’之语，毛诗传谬说，而郑康成因之。宋儒好驳古人，独奉此为不刊之解，欲以戒强侯，惩荆蛮，迂诞甚矣！舜、禹至圣，岂欲荆人奉朝贡而预忧其不宗耶？且不颁为科条，而为隐语于报销册中，尤为可笑。故因以潮潀解之。江、汉盛涨，吴、越水乡，滔滔千里，海潮逆上，至到浔阳。言‘孔殷’、‘朝宗’者，告成功而防涌溃也。‘阳鸟攸居’，亦不足记，圣帝圣相，何取于鸿雁之知时？此又儒生浅陋之见，故又释为阳岛。岛者，水中之山；阳者，水北之称。言江、汉安流，而江北山陵不复怀襄也。廿字中考证辩驳，从容有余，若不自注，谁知其迹？熔经铸史，此之谓也。”(23)
《史记·河渠书》：“太史公曰：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九江”的“九”，本为虚数，意指长江流域许多条支流都汇合于洞庭湖（据蔡沈及近人曾运乾、辛树帜诸家说）。而《禹贡》在荆州部分曾说：“江、汉朝宗于海，九江孔殷。”王闿运认为，根据司马迁的话，《禹贡》“朝宗”、“孔殷”这两句就非常清楚了。可是毛传在《诗·小雅·沔水》“沔彼流水，朝宗于海”句下解释说：“水犹有所朝宗。”郑玄笺云：“水流而入海，小就大也，喻诸侯朝天子亦犹是也。”蔡沈注《禹贡》“江、汉朝宗于海”句，仍然说：“江、汉合流于荆，……虽未至海，而其势已奔趋于海，犹诸侯之朝宗于王也。”岂但汉、宋旧说如此，就是现代疑古派史学家顾颉刚解释这一句，也说：“从前诸侯见天子，春见称朝，夏见称宗。这里是把海比作天子，江、汉比作诸侯，说江、汉二水合流以后归于大海。”(24)另外，朱熹《诗经集传》在《沔水》篇解“朝宗于海”，仍用汉儒旧说。
只有王闿运却一扫旧说，用“昔人观九江，千里望神皋。浩荡开荆扬，潀淙听来潮”，把《禹贡》和《诗·沔水》这几句话解释得合情合理。对《禹贡》的“阳鸟攸居”也作了新解，同样平实合理。特别用五古形式来作考证，又做到了“以词掩意”，像他所说：“若不自注，谁知其迹？”
仅凭这一拟古特色，也可见胡适等人讥嘲王诗是“无我”，是“假古董”，显然为皮相之谈。
最后，其五古的拟古特色是强调“藻采”。对《青石洞望巫山作》，他也有一段话：“此与庐山诗（按：即《从大孤入彭蠡望庐山作》）皆学谢赤石帆海（按：原题为《游赤石进帆海》），光阴往来，神光离合，五言上乘也。谢诗以‘溟涨无端倪，虚舟有超越’为警策，为其诗是状海，非为海赋诗也。一丘一壑，则有画工写景之法。五岳漠渎，非神力举之，不足以称。‘虚舟’一句，所谓纳须弥于芥子。而所以有力者，乃在‘海月’二句以景运情，即所谓点景也。诗涉情韵，议论空妙超远，究有神而无色，必得藻采发之，乃有鲜新之光。故专学陶、阮诗，必至枯澹。此诗‘脂’韵与上篇‘膏’韵皆点景之句，而通首尽成烟云矣。”(25)
“溟涨无端倪，虚舟有超越”为什么是一篇之警策呢？因为通篇主旨在“削迹捐势，不为功名”（《庄子·山木》），以达到“终然谢夭伐”的目的。“溟涨无端倪”正是比喻宦海（亦苦海）无边，而摆脱了功名羁绊的“轻舟”（谢灵运本人），则可以“超越”它。“超越”的表层意思是“扬帆采石华，挂席拾海月”，深层意思则是“终然谢夭伐”。所以王氏说，“虚舟”一句之所以有力，全在于“海月”二句之点景。“诗缘情而绮靡”（陆机《文赋》），“藻采”就是“绮靡”。这正是六朝诗的特色，尤其是潘、陆、谢、鲍五言诗的特色。
《青石洞望巫山作》一诗，应结合《巫山天岫峰诗并序》以及王氏一篇散文《巫山神女庙碑》（见《湘绮楼文集》卷六）来读。王氏以巫山为楚国之望（古代天子及诸侯对境内山川的祭祀），帝女瑶姬，实主此山。朝云之事，乃讥楚之后王弃宗庙，去故都，远夔、巫而乐郢、陈，将不保其妻子；神女为高唐客，朝暮云散，则喻失齐援而见困于秦。以为阳台云雨，乃小儒俗吏不通天人，罔识神女主山之由，致生廖解。因而此诗之警策，乃在“真灵无定形，九面异圆亏”二句。因为此诗非咏巫山，重点在“望”，而这两句正写活了“望”。全诗写得“神光离合，乍阴乍阳”（《洛神赋》）语），真是五言上乘。但有神无色也不行，所以用“呼风凌紫烟，漱玉吸琼脂”作点景之句，这就把遥望中所想象的神女的神态描绘出来了。
《从大孤入彭蠡望庐山作》并非咏庐山，重点也在“望”。故其警策之句为“晴日光皎皎，庐山不可招”二句，因为这写出了“望”。而点景之句为“波灵戏桂旗，仙客叹金膏”二句，因为是从鄱阳湖上望，所以上句用曹植《洛神赋》语，想象有水上仙人像“洛灵”那样“左倚采旄，右荫桂旗”，在神浒“以遨以嬉”。下句用谢灵运《入彭蠡湖口诗》：“金膏灭明光。”“仙客”即指谢（小名客儿，人称谢客）。“金膏”是仙药。谢灵运叹“金膏灭明光”，正指庐山仙药难求。这两句具体写出了“庐山不可招”。
这两首望山诗与谢灵运的《游赤石进帆海》对照，无论是结构层次还是语言形式，都涉不相关，而王氏自称两诗皆学谢此诗，可见其学古完全不是字摹句拟，而是像上文所分析的学其警策与点景。
总之，王闿运诗的价值，以谭嗣同看得最透彻。他的《论艺绝句六篇》之三：“姜斋微意瓣姜（同县欧阳师）探，王（壬秋）邓（武冈邓弥之辅纶）翩翩靳共骖。更有长沙病齐已（湘潭诗僧寄禅），一时诗思落湖南。”（自注：论诗于国朝，尤为美不胜收，然皆诗人之诗，无更向上一著者。惟王子（指王夫之，姜斋乃其号）之诗，能自达所学。近人欧阳（指欧阳中鹄，号瓣姜）、王、邓庶可抗颜，即寄禅亦当代之秀也。指出王闿运的诗和王夫之的一样，不是诗人之诗，亦不是肌理派的学人之诗，而是能反映其“帝王之学”的诗。王闿运的“帝王之学”，既不是孔、孟王道学说的重演，也不是商、韩的“法”、“术”、“势”君权政治的复述，而是在上述儒、法学术的基础上，以经今文学的形式，打上近代政治思想的烙印，从而构成的一种仍属封建范畴的学说。王氏的得意门生杨度，一九零三年（光绪二十九年）在所作《湖南少年歌》中说：“……更有湘潭王先生，少年击剑学纵横。游说诸侯成割据，东南带甲为连衡。曾（国藩）胡（林翼）愕顾咸相谢，先生笑起披衣下。北入燕京肃顺家，自请轮船探欧亚。事变谋空返湘渚，专注《春秋》说民主。廖（平）康（有为）诸氏更推波，学界张皇树旗鼓。呜呼吾师志不平，强收豪杰作才人。……”要说这样的人做诗只会一味摹仿古人，毫无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合乎逻辑吗？我之所以要从艺术角度去分析他的诗歌的摹拟问题，就是因为企图理顺如此作者与创作的逻辑关系。
注释：
①⑦(11) 《湘绮楼说诗》卷七。
② 《诗法一首示黄生》。
③⑤ 《湘绮楼说诗》卷二。
④ 汪国垣《王闿运传》。
⑥ 《湘绮楼说诗》卷四。
⑧(20)(21)(23)(25) 同书卷三。
⑨ 《湘绮楼诗集》卷十三《忆昔行……》。
⑩《湘绮楼说诗》卷八。
(12)(13) 汪图垣《近代诗人述评》引。
(14) 《论诗六绝句》。
(15) 《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16) 《近代诗钞》引《石遗室诗话》。
(17) 《抱碧斋集序》。
(18) 《未晚楼诗话》。
(19) 《论近代诗四十首》。
(22) 《湘绮老人论诗册子》，未刊稿，见《求索》1984年第4期。
(24) 《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