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章太炎与李元红的关系_黎元洪论文

论章太炎与李元红的关系_黎元洪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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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与黎元洪同为民初重要政治人物,了解他们之间的交往情况,对于深入认识章、黎各自的思想与品格,及民初社会、政治状况,或不无裨益。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章太炎时在日本,阅报“知鄂军都督为黎元洪”〔1〕。这是章太炎第一次提及黎元洪的名字。本年11月, 章返国抵沪。12月1日,章在上海《民国日报》刊登《宣言》九则, 认为宜承认湖北军政府为临时中央政府,其首领应称元帅,而此职惟“初起倡义者黎公”可担任〔2〕,对黎表示了极高的赞许与信任。

1912年7月24日,章太炎由京南下抵汉,转天即去谒见黎元洪。 这是章、黎的第一次会面,黎的仪表与言行均给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后章描述道:“黎公年四十九,体干肥硕,言词简明。……其所着西装制服,以粗夏布为之。自大都督以至州县科员,皆用支薪二十元。……以项城(按:指袁世凯)之雄略,黄陂(按:指黎元洪)之果毅,左提右挈,中国宜无灭亡之道”〔3〕。字里行间流露出对黎元洪的嘉许, 末句则誉扬有加。基于对黎如此良好的印象,章在武昌期间请黎任统一党名誉总理,黎则回报之以共和党理事。

1913年3月,宋案发生,章对袁世凯的幻想开始破灭,5月,章赴武昌,再谒黎元洪。此时,章太炎天真地认为,袁因宋案和善后借款已“大失民望”,在本年将举行的正式总统选举中已不可能当选,“今时有声望者,首推黎氏,……可作共和国总统”〔4〕, 对黎元洪抱有过高的不切实际的期望。

在章太炎盘桓武昌期间,黎元洪为表示对其学术和人品的敬重,特书“东南朴学”横轴一幅赠章〔5〕。此后, 这幅横轴长期悬挂于章宅墙上,这既反映出章对自身学术的踌躇满志,更表现了对黎知遇之恩的感念。

1913年8月,章入京,旋被袁世凯软禁于共和党总部;同年12月, 黎亦在袁的胁迫下进京,困居于中南海瀛台。

黎入京后,虽亦如袁世凯笼中之鸟,但对章的处境始终关注,并尽力给予帮助。黎进京后不久,即召经常随侍章左右的吴宗慈到瀛台,商议安慰章太炎的办法。黎表示,章如欲“在京为何事,经费可负责”。当得知章太炎想建一“考文苑”,进行编辑字典等工作时,黎即去向袁世凯疏通。袁答应拨15万元作为开办经费,章则“坚持非七十五万元不可”,并坚持“必须设机关办实事”。袁不允,此事遂罢,黎“徒为扼腕”。〔6〕

1914年1月,章太炎大闹总统府后,被袁世凯软禁起来,至5月,章绝食,以死与袁抗争。黎时此颇为关切,极力向袁“调解”〔7〕。 袁亦恐章真的病饿而死,在其授意下,京师总监吴炳湘将章从龙泉寺接至其亲信医官徐某家中“疗养”〔8〕。后又经黎元洪从中疏通, 袁允章自行租房居住。7月24日,章迁新居,当日即致书其婿, 告之此次变动,从向袁疏通到筹划款项,遣人奔走,均为黎从中“主张”、“调护”,各事“皆由黎公处间接成之”〔9〕,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1916年6月初,袁亡,黎继任总统。12日,黎在甫任总统。 政事纷繁的情况下,亲访章太炎,晤谈达两个多小时〔10〕。黎恭敬地向章询以“大计”,章告以“去小人”、“大开党禁以广言路”二策,又“泛论国势人材及去取听宜者”。对章之所见,黎均表“深服”〔11〕。此外,章还向黎表示了“乡思甚切”,准备归隐家乡的意愿,黎当即表示“将以蒲轮送回”〔12〕,当月25日,章离京南归,黎“遣一卫官护行”〔13〕。

1917年春,府院矛盾由于对德绝交和参战问题变得日益尖锐起来。3月4日,黎拒绝在国务总理段祺瑞致国会的对德绝交咨文上盖印,段即以辞职相要挟,当天离京赴津,府院冲突骤然激化。身居上海,但心系北京政局,心系黎元洪一身的章太炎,即于3月5日与谭人凤联名致电西南各省督军,为黎争取支持,电称:“内阁以去就相要,元首孤危,祸机迫近。……诸公藩翰西南,干城是职,惟愿戮力一心,嘉猷入告,使黄陂外得援助,则争去者不能要挟,而黩武之祸自纾”〔14〕。3月6日,章又与谭联名致电段祺瑞,晓以加入协约之弊,劝导段“屏绝莠言,光辅元首”〔15〕。同日,章还与谭致电黎元洪,鼓励其要“始终坚定”〔16〕。但黎并没有因此而增加多少硬度,还是先作了让步,段遂回京复职。

此后,府院冲突再次加剧,黎免段职,段则赴津策动督军团驱黎,势成僵局。于是,黎请张勋北上“调停”,又在张诱迫下解散国会,大错铸成。7月1日,复辟闹剧开演,黎避入日本使馆。消息传到上海,孙中山立即召集章太炎、唐绍仪、程璧光等在寓所会商。孙中山提出在南方组织护法临时政府,章立即表示,可请海军总长程璧光派军舰迎黎南下,“不然,南方无主,何以自立?”〔17〕在章的心目中,黎元洪远比孙中山高明和重要,黎不南来,南方就“无主”,就不能“自立”。章且认为,孙中山“初以失位觖望,闻中央有变,辄喜,故与余辈异情”〔18〕,以深怀成见之心,度孙中山“天下为公”之腹,暴露出其思想的偏狭。当程璧光告之,秦皇岛泊有两舰可以迎黎后,章即拟电稿致日本驻华公使,请其护送黎元洪至军舰。第二天日公使回电,“辞以难”〔19〕。章见迎黎无望,只得随孙中山南下广州护法。

章虽身随孙中山南下护法,心却仍系在北方的黎元洪身上。同年9月,广州护法军政府成立,孙中山为大元帅,章为秘书长。章劝告孙中山应“遥戴黎公,以存国统”〔20〕,并在其代拟的《大元帅就职宣言》中,借孙中山之口,不时对黎加以美化、抬高〔21〕。而且,章在该年11月7日的一则通电中,竟称护法运动是“以黎公复职为宗旨”, 如此则“名义至顺”〔22〕。在章太炎那里,“护法”无异为“护黎”了,拥黎之心,实也太笃。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直系获胜。曹锟、吴佩孚赶走现任总统徐世昌,欲拉出已辞职隐居天津近5年的黎元洪复任总统, 以作为直系直接掌握北京政权的过渡。一时间,黎宅前车水马龙,劝驾者络绎不绝。

此时章太炎的内心是矛盾的:他当然热切希望黎能复任总统,但又担心黎复任后受直系军阀的摆布,重蹈1917年的覆辙。于是,章于6 月初为黎献上“择地复职”一策,称“宜于金陵、武昌择地复职,切勿罣系北京,自同囚锢”〔23〕。此电发出后,章仍不放心,当日又有一密函致黎,除详陈其策外,又殷殷嘱黎切不可“遽于北京复位”,否则,“将来祸患,不可胜言”〔24〕。

其实,黎元洪又何尝不想乘机提某些条件,以确保自己复任后的地位。经过左右幕僚的一番策划,黎于6月6日发出通电,提出以“废督裁兵”为复职条件。就复职后避免或减轻军阀的箝制而言,这与章“择地复职”的策略本质上是相同的。但黎终是复职心切,在并未得到曹、吴等军阀“切实表示”的情况下,即于6月10日发出接受复职的通电, 并于11日上午入京复职〔25〕,“废督裁兵”、“择地复职”均成空言。

章太炎所献之策,不能不说确有见地,而不能实行,首先是因为看错了献策的对象。他的“黎公”优柔暗弱,虽不愿受直系军阀箝制,但又不甘心失去这个复任总统的机会,这就注定了其不能实行章的策略。而曹、吴拥黎复职,不过是要把黎元洪作为其直接上台,独揽北京政权的一个过渡阶梯,此外还企图以此打出“恢复法统”的旗帜,使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失去存在的依据,实现直系军阀对全国的统治。曹锟、吴佩孚绝不允许黎元洪挣脱其设计的这个圈套,去实行自己的什么主张,这也决定了章献黎之策不可能实现。但话说回来,章太炎本人的思想中就是要那么坚决地、不妥协地实行其所献之策吗?回答很难是肯定的。章在6月3日致黎的电报和密函中,就已迫不及待地称黎为“大总统”、“总统执事”了,而黎如坚持章所献之策,违背直系军阀的意志,这个总统之职是绝复任不成的,对于这一点,章太炎应该是知道的。

黎元洪不纳其策,遽然入京复职,章太炎心中不免生出一些对黎的不满来。6月17日,黎致电章太炎及李烈钧、伍廷芳等人,请其来京, “共谋统一”,而章却于19日复电称:“大统已复,时局尚艰,凡百施为,非在野所能论列”,谢绝了黎的邀请〔26〕。本来一贯乐于向黎进言献策,而这次当黎主动求教时,却以“非在野所能论列”消极起来,分明是对黎不纳其策的一种报复,但章太炎还是很快调整了自己的情绪,因为他虽感到“时局尚艰”,但毕竟对黎还是抱着莫大的希望,期冀黎复职后能有一番作为。就在声言“非在野所能论列”之后不久,章即有一函致黎。这是一篇如何应付各方局势、内容全面的意见书,对借款问题、对西南各省、对孙中山、对曹锟、吴佩孚,黎应各持何种态度,章情势细缕,谆谆告诫。函中还称:“炳麟睽隔清尘,已历年所,久思一瞻颜色,得慰素怀,然轻易入都,又撄权门之忌,故属川人曾君通一面谒,……所有详情,不可笔罄者,请随时面询可也”〔27〕。这是在力图对前几天拒绝入京邀请进行转圜。此后,章太炎对黎元洪仍间或有所进言,黎则报之以“勋一位”〔28〕。

黎元洪在直系军阀的箝制、挤压下做了一年的傀儡总统,终又在直系军阀的百般逼迫下负气出京,此时到了1923年6月。 章对黎的处境至为关切,6月11日曾有电致黎,为其献策,待闻黎已被逼出京到津, 章再于6月17日致函献策:联合段祺瑞,外借奉系及西南军阀之力, 与曹、吴等对抗到底,同时筹巨款策动国会议员赴沪集会。章唯恐黎隐忍吞声,无所作为,最后竟激起将来:“今曹、冯之当仇,甚于往日之段派也,公岂得不发愤为雄耶!”〔29〕从黎元洪其后采取的几项行动看,这次他基本上采纳了章的意见,如:对出京到津的国会议员,每人致送五百元“旅费”,鼓动其南下上海集会〔30〕;6月20日,任命段祺瑞为讨逆军总司令兼第一路军司令;6月25日, 派人赴奉与张作霖“接洽”〔31〕。但这些行动并未产生预期的效果,段与黎毕竟芥蒂太深,对黎的任命不予置理,张作霖则采取敷衍态度,“讨逆”一事遂作罢,而来津的国会议员中,也有相当多的人认为“时机尚未成熟,暂取镇静态度”,迟迟不肯南下。〔32〕

在这种情况下,章认为黎元洪应“速行到沪”,以争取更多的国会议员到沪集会,并截留关余,组织临时政府,与直系军阀对抗到底〔33〕。但此时黎元洪的思想状态与章太炎的期望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在复任总统的一年中,黎尝够了被拥兵跋扈的军阀们挤来压去的滋味,这次被逼出京后,“颇抱消极主义”〔34〕,虽有前述一些举措,但本意盖在与直系军阀捣乱,并无决心与其对抗到底。特别是浙督卢永祥对黎1922年复任总统就持反对态度,这次政变后,卢只表示欢迎国会议员到沪集会,仍认黎为非法总统,称“尚无迎黎南下之必要”〔35〕。有鉴于此,黎当然更不肯贸然南下。

而章太炎闻黎南下之期“犹滞”,不禁有些恼火〔36〕。其实,在这个问题上,黎元洪的考虑要比章太炎实际得多,他从两任总统的经历中深知,南下以后如得不到握有实力的军阀支持,将一筹莫展。

经过两个多月的盘桓、犹移,在章及左右亲信的一再劝说下,黎元洪终于9月8日秘密离津,11日抵沪。但黎欲在沪组织政府的计划遭到各省代表、江浙绅商及卢永祥等地方军阀的一致反对,根本无可能实现。为摆脱这些尴尬的处境和可能发生的危险〔37〕,黎不得不决定暂东渡日本。

11月8日,黎以休养、治病的名义离沪赴日。此后, 章多次致黎书信,对其表示问候、安慰,盼黎有朝一日复出之心隐然未泯。但此时的黎元洪,经过几番政治沉浮,加之身体的衰病,已完全失去了东山再起的念头。

1924年5月黎自日本返国,寓居天津,脱离政界从事实业; 而章太炎则继续从事他的政治和学术活动,两人的关系渐趋疏隔。

虽如此,章拥黎复出的念头却始终不死,政局一有风吹草动,章即鼓吹“法统重光”,总统复任。1925年10月,浙奉战争爆发,奉军败北,章认为这是拥黎复出的难得之机,于11月18日致电时任“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和任“讨贼联军”总司令的吴佩孚,请其奉迎黎“南来正位,建置合法政府”,如此则“名正言顺”〔38〕。此议为孙、吴所拒绝。尔后不久,奉军郭松龄倒戈,一时间张作霖的地位岌岌可危。章等拥黎派认为“奉系既倒,段祺瑞失其根据,政府理当改组”,决定趁此机会“拥黎出山,以正法统”〔39〕。章太炎并准备赴宁“与孙传芳氏接洽”〔40〕。但孙传芳与其他军阀均各有自己的打算,对此不予支持,章等拥黎活动很快归于“沉寂”。〔41〕

1926年4月,北京发生政变,鹿钟麟派兵包围执政府, 段祺瑞等安福系要人逃入东交民巷,一时有释放曹锟,恢复国会之说。章表示坚决反对,称解决时局“除请黎黄陂复位外,无更好之办法”,但章心里也明白,“此意似又不为各实力方面所赞同,故目下暂取静默”〔42〕。虽口称“静默”,但章实际上并未停止拥黎活动。4月末, 颜惠庆在直系军阀的支持下,准备出任国务总理,组建摄政内阁,章闻讯,立即电颜,称:“如欲建置中央,则黄陂犹在,依法可以复任”,劝告颜“弗摄阁”〔43〕。后颜惠庆摄政内阁成立,打出的旗号是“维持法统”,但在章太炎的心目中,“法统”只系于黎元洪一身,5月9日,章以“辛亥同志俱乐部”的名义通电全国,反对成立颜惠庆摄政内阁,称“非黄陂补满任期,何以使法统不断!”〔44〕

此时,奉系军阀张作霖对直系军阀支持下的摄政内阁持反对态度。于是,章又欲利用直奉之间的矛盾,达到其拥黎复出的目的。4 月下旬,章先发密函探商于奉系要人杨宇霆,杨复函表示:“中央政局,奉方但期主持得人……黄陂地处超然,较为相宜。诚如尊见,即希极力主张,早日观成”〔45〕。章闻此欣喜不已,即将个中情况函告李根源,并请李以与杨宇霆士官同学的身分,亦向杨进言,推动此事的进行〔46〕。此后,章还准备亲赴津、奉,面谒黎、张,以促成此事的实现〔47〕,后改派黄大伟〔48〕为其私人代表到津,分别谒见黎元洪、张作霖〔49〕,面陈章太炎“对解决时局所持态度”〔50〕。但此时的黎元洪已完全无复出之意,张作霖对黎也不感兴趣,章的这番策划、奔走遂悄然结束。

1928年6月3日,黎元洪病逝于天津,章闻讯,顿感“地坼天崩”,即去电致吊,并在沪为其设奠〔51〕。不久后,章有一联挽黎:“继大明太祖而兴,玉步未更,佞冠岂能干正统;与五色国旗俱尽,鼎湖一去,谯周从此是元勋”,下署“中华民国遗民章炳麟哀挽”〔52〕。将黎元洪视为明太祖式的人物,清楚地表达了章对黎的一贯认识:黎“首倡大义”,是中华民国的创建者;谓黎一去,中华民国随之“俱尽”,己亦成为“遗民”,则是章以民国“法统”系于黎元洪一身思想的延伸。

在黎死去五年后的1933年,章太炎为其作了一篇碑铭——《大总统黎公碑》。碑文备述黎一生经历,多所阿谀之辞,尤其是对黎在武昌起义中的表现,更是不顾事实,极尽美化之能事:“兵起,有数卒突入公门,公错遌,手刃之。无几,又数人至,促公赴军械局,请受都督印,公见化龙在,知士大夫有谋,宣言无略财,无妄杀,如是则可,皆踊跃称听命,即诣咨议局就选”云云〔53〕。碑文刊出后,当年亲自参加领导武昌起义,并用枪逼迫黎元洪答应任都督和在军政府布告上签字的李翊东(西屏)〔54〕,两次致信章太炎,责其碑文之谬。章虽复信申辩,声称“无一句臆造”〔55〕,但后也不得不将碑文中“兵起”下,至“皆踊跃称听命,即”60字删去,并对其他4 处作了小的修改与删略〔56〕。公开采纳他人的指摘,删改自己的文章,这在章太炎的文字生涯中实不多见,这充分表现了章太炎对黎元洪、对于黎元洪之碑文及其会产生的影响的极端重视。

至此,章太炎对黎元洪算是尽了最后的忠心与情谊。

对于民国的政治人物,章甚少可许,但唯独在与黎元洪十几年的交往中,始终对黎持非常尊崇的态度,殷勤进言献策,忠心拥戴维护,有时甚至达到了迷信的程度。对黎政治上的暗弱优柔、丑言恶行,或视而不见,或为其辩护开脱。这在章太炎与民国政治人物的交往中实属绝无仅有。

黎元洪对章虽非言听计从,却优礼有加,特别是在章被袁世凯羁禁北京期间,黎利用其副总统的地位,为章在袁世凯面前疏通调解,为改善章的处境策划安排,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章氏处境的危困。

在章与黎的交往中,章是主动者,从趋鄂谒见,到每遇紧要关头进言献策,无不是章主动输诚,竭忠尽智。

章太炎对黎元洪如此,根本原因是章将黎引为自己政治上的知己。章参加反清革命,数遭清廷追捕,并曾入狱三年,而始终不渝。但如所周知,章参加反清革命,怀有强烈的反满复汉的民族思想,而黎以清军协统加入武昌起义,成为首义之省军政府的都督,章于是将黎视为“首倡大义”,推翻满清,光复中华的“元勋”,认为黎“功业格天,……世无其人,则中国终于左衽矣”〔57〕,这是章太炎之所以对黎元洪百般尊崇、忠心拥戴的根本思想原因。民国建立之后,在民初有关政治问题的立场上,他们之间也存在着相当多的一致。

再者,黎元洪所表现出来的“廉正”,也深得章氏景仰。章在首次得见“黎公之丰采”时,黎即为其留下了“廉正”的深刻印象,博得章的嘉许,以至1933年为黎撰写碑文时,仍念念不忘其“性廉”:“初倡义时,约自都督及录事皆月取银二十版。事定,将吏皆增奉,身取二十版如故。再起莅政,虽常奉不入,减公府经费三分之二”〔58〕,可见章对黎“廉正”景仰之深。

此外,黎元洪待人每每表现出“宽厚”之风,对章氏的人品及学问尤表钦慕,在其处于困境时大力救助,这都使章深感其知遇之恩。

注释:

〔1〕《太炎先生自定年谱》,《近代史资料》总12号。

〔2〕《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526、527页。

〔3〕见谢樱宁:《章太炎年谱摭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70页。

〔4〕《在国民党湖北支部之演说》,1913年5月30日《顺天时报》,转见于《章太炎年谱摭遗》,第79页。

〔5〕薛民见:《黎元洪年谱》,载《民国大总统黎元洪》, 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4页。

〔6〕吴宗慈:《癸丙之间太炎言行轶录》, 见《洪宪纪事诗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76页。

〔7〕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见《洪宪纪事诗三种》,第179页。

〔8〕〔9〕〔21〕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75、477、570页。

〔10〕〔12〕《京师短信》,1916年6月18日《时报》。

〔11〕汪太冲:《章太炎外纪》,转见《章太炎年谱长编》,第5-28页。

〔13〕《太炎先生自定年谱》,《近代史资料》总12号。

〔14〕〔15〕〔16〕《章太炎年谱摭遗》第90—91页。

〔17〕〔18〕〔19〕〔20〕《太炎先生自定年谱》。

〔22〕《章太炎最近之通电》,1917年12月6日《时报》。

〔23〕《章炳麟劝黎黄陂择地复职》,1922年6月4日《申报》。

〔24〕《上黎元洪书》书稿,转见《章太炎年谱长编》第630页。

〔25〕张梓生:《黎元洪复职记》,《东方杂志》第19卷,第12号;《黎黄陂来京就职之详情》,1922年6月12日《大公报》。

〔26〕《章太炎之两皓电》,1922年6月21日《申报》。

〔27〕从内容看,此信当写于6月下旬, 见《章太炎年谱长编》第642页。

〔28〕黎1922年8月29日发布“大总统令”:“晋授章炳麟以勋一位”,见1922年8月31日《申报》“命令栏”。

〔29〕章太炎1923年6月17日致黎元洪函。天津历史博物馆藏。

〔30〕两旬间,国会议员在津签名领取南下旅费者达397 人之多(见《国会议员南下之题名》,1923年7月13日《大公报》。

〔31〕《黄陂电促各省表明态度》,1923年6月25日《大公报》。

〔32〕《护法议员对南方催促南下之态度》,1923年6月24 日《大公报》。

〔33〕《章太炎年谱长编》第712—713页。

〔34〕《黄陂在津之起居注》,1923年7月2日《大公报》;《黎黄陂派遣代表南下》,1923年7月22日《大公报》。

〔35〕《卢永祥与日记者之重要谈话》,1923年7月15日 《大公报》。

〔36〕《章太炎年谱长编》,第716—717页。

〔37〕当时有曹锟欲加害于黎的传闻,见黎长子黎绍基1923年10月3日致黎的信。天津历史博物馆藏。

〔38〕《章太炎巧电子之主张》,1925年11月20日《申报》。

〔39〕〔40〕《拥黎派之计划》,《章太炎等昨日讨论时局》,1925年11月28日《申报》。

〔41〕《拥黎运动已沉寂》,1925年12月3日《申报》。

〔42〕《沪名流反对贿选议员电缓发》,1926年4月13日 《申报》。

〔43〕《章炳麟申劝颜惠庆弗摄阁》,1926年4月29日《申报》。

〔44〕《辛亥俱乐部反对颜阁电》,1926年5月11日《申报》。

〔45〕〔46〕〔51〕《章太炎年谱长编》第864页。

〔47〕《章炳麟将赴奉》,1926年5月30日《晨报》; 《章炳麟今日可到津》,1926年6月13日《晨报》。

〔48〕黄大伟,早年留学比利时学习军事,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参军。

〔49〕张作霖1926年6月6日由奉抵津。

〔50〕《黄大伟将来京,在津访黎张》,1926年6月17日《大公报》;《黄大伟谒张作霖面递章炳麟函》,1926年6月19日《晨报》。

〔52〕《章太炎年谱长编》,第894、863页。

〔53〕《章太炎政论选集》第845页。

〔54〕黎当时仍拒绝,李遂援笔代书一“黎”字。见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75页;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中),上海书店1982年版,第37页。

〔55〕〔56〕《章太炎政论选集》第851、853页。

〔57〕《章太炎年谱长编》,第440页。

〔58〕《章太炎政论选集》,第8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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