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保守主义与新理性主义——九十年代人文思潮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性主义论文,保守主义论文,思潮论文,人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九十年代，由于政治激进变革的受挫以及市场经济的兴起，文化激进主义失势，新保守主义与新理性主义崛起。它暴露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两大根本弱点：一是对传统的难以割舍的依恋，激烈的反传统一旦受挫，就归返传统文化；二是对体制的根深蒂固的依赖，在体制内进行启蒙勇敢激烈，一旦失去体制支持，就陷于无所作为。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必须克服上述缺点，才能担当文化转型的历史使命。
进入九十年代，人文思潮为之一变。八十年代，主要是现代文化背景的启蒙主义与新传统文化（即根源于传统社会主义土壤的文化形态）背景的保守思潮的对立，而成为主潮的启蒙主义带有文化激进主义的色彩。九十年代的人文思潮则远非这样单纯和阵线分明，呈现出复杂多变的格局。由于政治激进变革的受挫以及市场经济的兴起，文化激进主义失势，新保守主义与新理性主义崛起。新保守主义是对文化激进主义（主张西化和反传统）的反弹，而新理性主义则是对市场经济和世俗文化冲击的回应。这两种人文思潮，反映了九十年代的社会心理，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复杂心态，应当予以学理上的批判。
新保守主义区别于八十年代的保守思潮，它不再反对改革开放，而是企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建传统文化，抵御西方文化的挑战。新保守主义有多种派别，但在回归传统、坚持民族文化本位等基本观点上具有一致性。
国学复兴派即中国大陆的新儒学是新保守主义中旗帜最鲜明的一派，它受海外新儒学的影响、推动，又有九十年代合适的文化氛围，形成有相当影响力的思潮。国学复兴派坚持以儒家学说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即集体理性），同时又力图加以改造，使之适应现代社会。它虽然不拒绝吸收西方现代文化的某些因子，但在总体上仍然立足于传统。它坚信中国传统文化可以经过自身调整，实现现代化，并成为现代中国人的信仰和价值体系。虽然直接打出国学复兴派或新儒学旗号的人为数有限，主要是一些学者，但其社会文化土壤却很深厚。在当前“弘扬爱国主义”，“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文化氛围中，国学复兴派成为理论上的代表，获得了合法性和某种正统地位。
新保守主义更有权威、更有代表性的一派是八十年代文化激进主义阵营中分离出来的一些人，如李泽厚、王元化等。他们是新启蒙运动的主将，但在1989年以后进行了反思，最后抛弃了文化激进主义，而转向文化保守主义。李泽厚、王元化都对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来的激进革命和彻底反传统思潮进行了批判，主张渐进、改良、继承传统，以造成社会有序变革而免于动乱。反思历史是为了服务现实，他们意在指明，中国的改革应当在发展市场经济前提下，承续传统文化，和平演进，避免社会震荡与文化冲突。他们主张利用传统文化来重建文化权威，维持社会稳定。李泽厚明确主张建立“以儒为主、儒道互补”的哲学、文化体系，以群体价值本位的“乌托邦”解除现代人个体意识膨胀引起的精神冲突。
另有一部分青年学者，也由反传统的西化立场转向民族文化本位立场，成为新保守主义的一翼。他们接受了美籍巴勒斯坦人赛伊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引进西方文化，导致民族文化衰落，而建立了西方文化的霸权主义，这是一种新的殖民主义。他们主张恢复民族文化主体地位，抵制西方文化霸权。还有人认为中国现代化是“他者化”（西化）过程，因而对现代性加以批判，只不过这种批判不是依据传统，而是采取“后现代”立场。他们认为，在中国“现代性作为一种现实进程，已趋于完结”，主张超越现代而走向后现代。他们提出了“中华性”、“东方主义”来代替“西化”、“现代性”。很显然，这是民族文化本位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结合。
新保守主义兴起有其社会根源。在社会——文化转型过程中，激进主义在完成其开路先锋作用后，保守主义就作为反题取而代之。法国大革命在雅各宾派专政后，有热月政变。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在克伦威尔独裁后，有“光荣革命”。在文化领域也是这样。文化保守主义矫正了文化激进主义的某些偏颇，如对传统文化继承不足、全盘否定，对西方文化全面引进，缺乏足够批判，以及在策略上急躁冒进，不注意变革的有序性等等。但是，中国的现实是，文化激进主义并没有完成启蒙使命，新老传统文化也没有被现代文化所战胜，因此，新保守主义的合理性就大大打了折扣，它主要是作为启蒙精神的倒退而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
新保守主义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只能是有序演进，而不能采取激进变革的方式，要寻找文化转型的衔接点、连续性。因此，它弥补了文化激进主义的某些缺陷。但是，它又把现代化的基点移向传统文化，放弃了启蒙立场，它要知识分子认同现实，放弃了批判功能。这样，即使经济发展，也不会自动带来社会的现代化，因为现代文明的火种——自由精神已经丧失。
新保守主义意识到市场经济对新传统文化的瓦解造成的文化失范，但它不是以培植现代新文化来适应、规范市场经济，而是以传统文化的集体理性来抑制个体价值，消解自我意识，这种逆向的文化建构必然无功而返。国学复兴派僭越正统意识形态的企图也遭到了反击，例如最近罗卜、胡绳等就著文批判以新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倾向。现实的可能性是，新传统文化退守政治文化领域，而把道德领域出让给老传统文化，这也是新保守主义的现实目标，这样，新保守主义就成为新传统文化的补充、附庸。
新保守主义对激进革命、彻底反传统观念的批判，未必没有某些启发意义。但是不加历史分析，把辛亥革命以来一切革命和政治运动都加以否定，则有悖于事理。辛亥革命之所以爆发，不仅因为守旧势力的顽固，改良行不通，而且也因为清王朝是少数民族政权，在民族主义（排满）高涨形势下，君主立宪势难维持。五四反传统，则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向现代文化转化的内在条件，只能引进西方现代文化来冲击传统文化。更重要之点在于，从国民党领导的“三民主义革命”开始的现代革命运动，已经转变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方向，由引进西方文化模式、走西方民主革命道路转向学习苏俄、走东方革命道路、重建东方文化。因此，把激进革命（包括文化大革命）传统归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是一种不分青红皂白的说法。中国现代化的迟迟推延和长期动乱，不能归罪于五四传统，恰恰是由于它没有成功、没有完成启蒙任务而夭折。
民族主义是新保守主义的重要精神支柱，在文化转型中，民族主义往往与保守主义结盟，从而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陷阱。现代化避不开西化，而西化必然引起民族主义的反弹。“后殖民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实际上正是民族主义在文化领域的表现，只不过这种民族主义插上了后现代的招牌。中国正向现代社会迈步，离后现代更其遥远，在这种巨大的历史落差下引用后现代理论，批判现代化，排斥西方文化，在实践上只能断送改革开放，甚至煽动起一场文化领域的“义和团运动”。在消除了“西方文化霸权”后，只会剩下现代文明的废墟和新老传统文化的垃圾。“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只有在中国实现现代化之后，才会有较充分的正面价值，而在前现代化的今天，负面价值将是主要方面。
新理性主义发端于1993年的“人文精神”讨论。这场讨论倡导的所谓“人文精神”尽管众说纷纭，实质上是一种理性精神。它力图在市场经济引发的感性消费浪潮面前，坚守理性精神，保持精英文化对世俗文化的优越、独立、超然地位。新理性主义渊源于八十年代的理性精神，但它没有适应九十年代的市场经济，又放弃了启蒙精神，因而这种理性精神是不健全的。
新理性主义认为，在市场经济和世俗文化冲击下，人文精神失落，表现为价值失范、信仰危机、精神堕落，以及知识分子市侩化。在文学领域，则表现为作家放弃社会责任，迎合世俗，为金钱写作，纯文学衰落，文学商品化。新理性主义攻击非理性主义文学，对王朔“调侃一切”、“否定一切价值”，《废都》“堕落无聊、迎合大众低级趣味”，“新写实”小说“精神信仰破碎”、“媚俗”，张艺谋等“第五代导演”的作品如《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展示中国文化的腐朽性”、“媚外”等都加以抨击。
新理性主义还有更激烈的一端，就是张承志、张炜等代表的理想主义、信仰主义、民粹主义。他们认为中国现代化是精神堕落的过程，因此要在宗教和民间寻找“清洁的精神”、“崇高感”作为精神世界的乌托邦。他们对西方中心主义、后殖民主义表示强烈愤慨，对世俗精神极为鄙弃。
新理性主义对市场经济以及世俗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加以抵制，力图保持理性精神不致沦落，这是对当前文化失落的一种正当反应。正因为它代表了大多数人的不满情绪，才引起了广泛共鸣。知识界无论老少新旧，几乎都站在同一立场，这在改革开放以来还是空前的，同时也是耐人寻味的。但是，它把“人文精神失落”的原因归罪于市场经济、市侩文化，实际上是找错了原因，选错了靶子。这种“失落”的“人文精神”并不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现代理性（因此王蒙说：这种人文精神还未形成，何来失落？），而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古典理性，它的失落是必然的，并且是新的人文精神产生的前提。其次，目前的文化失范，不是市场经济本身造成，而是由于衰落的新传统文化不肯退出历史舞台，对现代文化加以压制、排斥，使其不具有合法性、难以生长，从而造成文化空白、价值真空的结果。归根结底，失落的是传统理性，而现代性成长受阻，罪魁祸首不是市场经济，而是新传统文化的保守性。至于精英文化（包括纯文学）的衰落也不能归因于世俗文化（包括俗文学）的挤压，它应当调整自己的心态，放弃一统天下的霸主地位，承认世俗文化（包括俗文学）的合法地位。精英文化应当与世俗文化共生互补，而不应当对立排斥。世俗文化有两重性，一方面它具有民主性，瓦解了新传统文化，使人民真正成为文化主人；另一方面它又有消极作用，其享乐功能具有麻醉性，也可能消解人民的自由意识。当前，中国的市场经济刚刚起步，世俗文化也方兴未艾，其积极面还是主导的，如果对它大加讨伐，而放弃了对新传统文化的批判，可能会导致“亲痛仇快”的负面效应。
新理性主义的最大缺陷是放弃了八十年代理性精神的核心——启蒙精神。新理性主义对强势文化——新传统文化避而远之，放弃批判，而对弱势文化——世俗文化则展开攻击。在从启蒙战场上退却下来后，它龟缩于个体精神的小天地，寻找终极关怀，实际上回归于“独善其身”的传统。因此，这种理性精神丧失了社会内容，变成了一种虚幻的乌托邦，关于人文精神的呼唤，也不过是一些愤世嫉俗的牢骚而已。这反映了九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失败主义和无所作为心态，他们不敢战斗、又不甘心沦落，他们不再以启蒙战士自居，而成为“文化守望者”或者仅有“岗位意识”的消极社会角色。
在文学领域，新理性主义固守八十年代的文学理想和批评模式，对新兴起的非理性主义文学加以拒斥，这也表明了它的狭隘、僵化。八十年代文学的理性主义建立在对体制内改革的信心之上，九十年代这种理想性、乐观精神丧失，非理性主义文学兴起。文学不同于一般文化，它具有超越性，它超越现实观念，体现了批判性的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因此，非理性主义文学的审美意义并不在于否定理性，而在于对现实的批判、对理性的超越。王朔的调侃、《废都》的非道德化、新写实的非理想性等等并不意味着它们没有价值追求，没有道德意识、没有人生理想，而是表达了对不合理现实的抗议和更高的人生追求。八十年代末期和九十年代兴起的非理性主义文学功绩在于，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摒弃了理性主义，而理性主义正是古典主义的基石。经过非理性主义的“消毒”，中国文学才真正告别古典主义，走向现代文学。新理性主义对现实的妥协，使其不能理解非理性主义文学，从而掉进了理性主义的陷阱。还应当说明，张承志、张炜的主张，作为救世良方未必有效，但并不妨碍他们写出有深度的作品，因为作为独特的生存体验，已经超越了一般意识形态，可能上升为审美意义（他们的信仰主义类似托尔斯泰）。
新保守主义和新理性主义虽属不同思潮，但二者并不截然对立，事实上许多人同时持两种观点。二种思潮都有失败主义的社会心理基础，是八十年代启蒙精神的退潮。它暴露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两大根本弱点：第一是对传统的难以割舍的依恋。虽然可以激烈的反传统，但一旦受挫，就归返传统文化，五四以后和所谓“后启蒙”时期的新保守主义兴起证明了这一点。第二是对体制的根深蒂固的依赖。在体制内进行启蒙勇敢激烈，一旦失去体制支持，就陷于无所作为，灰心失意，甚至认同体制。中国的希望在于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成长，他们必须克服上述缺点，才能担当文化转型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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