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亭序》真伪及《兰亭诗》创作的文化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兰亭论文,真伪论文,意义论文,文化论文,兰亭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兰亭诗》和《兰亭序》的研究文章已经很多了，尤其是关于《兰亭序》的真伪，古今凡是涉及兰亭集会和王羲之的文章几乎没有不说这一问题的。可是，在为数不少的研究文章中，有一点似乎被大家忽略了，这就是《兰亭序》与《临河叙》的关系以及《兰亭诗》创作中所包含的文化意义。本文即拟对这一问题作初步的探讨解释，以求教于方家。
一、由《兰亭诗》的作品分布及写作规则看古人的诗体探索
现存的41首《兰亭诗》，有四言，也有五言。有的作者既有四言，也有五言，有的则只有四言，或者只有五言。既有四言又有五言的，有王羲之、谢安、谢万、孙绰、孙统、袁峤之、王凝之、王肃之、王徽之、王彬之、徐丰之等11人，只有五言的，有孙嗣、郗昙、庾蕴、桓伟、曹茂之、王玄之、王涣之、王蕴之、魏滂、庾说、谢绎、曹华等12人，只有四言的，则仅有庾友、华茂、王丰之3人。
从这种作品分布情况看，在兰亭集会上做诗较多的，显然都是那些当时在政治及思想领域也很出众的名士；如果在政治及思想领域越没名气，写的诗就越少，而且诗句也越短。同时写了四言和五言的11人中，除袁峤之、徐丰之二人在历史上很少有记载，其他9人或者在政治上，或者在思想上，或者在思想、政治两方面，均有很响的名气，如王羲之、谢安、谢万、孙绰等。即使自身不很出名，其家庭出身也很有名望，像王肃之、王徽之便同为王羲之之子。而在只有四言或五言的诗人中，仅有郗昙为朝廷重臣，王玄之为右军长子，其他则在身份及门第上均无甚影响。可见在当时门阀观念极浓、士族势力极盛的形势下，文学创作的主要力量也大体集中在望门世族那里，在相关的文学活动中，这些人常常充当着主要角色。
不过，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总令人生疑。王羲之除写了一首四言诗，还有5章五言诗，这与其他人的差别也太大了。其四言《兰亭诗》的记载始终很一致，惟五言的多少却有差异。在唐人柳公权所书写的《兰亭诗》里，王羲之的五言只有“仰望碧天际，俯磐绿水滨”一首，桑世昌《兰亭考》卷一所收也仅此一首。然据逯钦立《〈兰亭序〉是王羲之作的，不是王羲之写的》，唐张柬之（疑为陆柬之）所书写《兰亭诗》有王羲之四言一首，五言十句四首，五言十二句一首，唐张彦远辑《法书要录》及清人吴高增《兰亭志》同。明冯惟讷《古诗纪》所收与《法书要录》同，但却标作“兰亭集诗，右军将军王羲之二首”，逯钦立先生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从《古诗纪》，仍题作“兰亭诗二首”，但又没有标明这二首该如何划分。逯钦立先生《〈兰亭序〉是王羲之作的，不是王羲之写的》一文认为这几段是五言一首的各章，并将各章与《兰亭序》作了比较，说明“诗”与“序”的中心意思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均为王羲之所作（《汉魏六朝文学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但我们对这种情况仍然感到不理解：有许多人连四句四言或五言都作不出，而王羲之一人竟然写出了八句四言诗和五章52句五言诗，这除了王羲之的诗才迥出于其他人之上和王羲之在别人写之前已写出了几章之外，是否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即编者误将其他人的诗比如王献之的诗也冠在了王羲之的头上？目前尚找不到更确切的材料加以进一步的证实，这种不解只能作为一种猜测。不过，柳公权书写的《兰亭诗》在“四言诗并序”几字前就有“王献之”三字，这虽不能证明王献之的诗一定羼入了王羲之诗里，但却可以反映本文的推测也绝不是毫无道理的。
从现存41首《兰亭诗》可以看出，这些诗歌基本都是围绕着沐春、赏景、散怀、体玄的思路展开，表现了主体洗濯祓除、流觞曲水、一觞一咏的活动过程，可见这次兰亭集会与一般的文人集会一样，也是事先大体规定了唱和的主题范围，并要求同时使用四言和五言。当然由于各人的诗才高低不同，有人就既写了四言又写了五言，有的人只写了四言或五言，而且诗句的多少也不一样。兰亭集会比较特别的一点是，一人同时所写的四言和五言诗，往往表现为四言提出基本的思想，而五言则加以展开和阐释，具体说，就是四言写理思，五言写春景，以理思来引导春景，以春景去验证理思。如王羲之的四言：“代谢鳞次，忽焉以周。欣此暮春，和气载柔。咏彼舞樗，异世同流。乃携齐契，散怀一丘。”主要表达了两层意思：宇宙万物运动不息；人与万物融合，即心神宁泰。接下来的几章五言诗则换用比较浅显的语言，对这两层意思反复予以推演，像第一章“悠悠大象运，轮转无停际。陶化非吾因，去来非吾制。宗统竟安在，即顺理自泰。有心未能悟，适足缠利害。未若任所遇，逍遥良辰会。”就是继续表达天地宇宙循环无际、人应当因顺自然规律的思想。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章的情况均如此。又如孙绰的四言是：“春咏登台，亦有临流。怀彼伐木，宿此良俦。修竹荫沼，旋濑萦丘。穿池激湍，连滥觞舟。”五言则曰：“流风拂枉渚，停云荫九皋。莺语吟修竹，游鳞戏澜涛。携笔落云藻，微言剖纤毫。时珍岂不甘，忘味在闻韶。”它们之间不但意思很相近，甚至连用字都相同。王羲之、孙绰而外，其他九位诗人的四言与五言之间的情况也基本如此。因此，我们就可以用这样两句话来总结这次兰亭诗会的创作规则，即统一规定所要表达的主题，并要求同时运用四言和五言来写作，而且用四言来引导五言，以五言来进一步阐发四言。兰亭诸贤们的这种做法，其实也表现了他们对诗歌体式的探索与体会。要总结四言诗与五言诗各自的特点及作用，是不应该忽略兰亭诗人们的尝试之功的。但人们恰好因为过分倚重《兰亭序》的创作及其书写问题，而把这11位诗人的重要贡献给淡忘了。当然，要说明这一问题也非易事，更非本文之所能。若有可能，当另文叙述。
二、由《临河叙》与《兰亭序》的异同看古代诗文的编纂
由于《世说新语·企羡》注引王羲之《临河叙》的后半部与今传《兰亭序》的后半部不同，于是，有人就认为其中必有一个为依托之作。《临河叙》为梁朝人所见，距兰亭集会时间较近，假托的可能性较小，那么最有可能被假托的就是《兰亭序》了。最早提出这一看法的是清人李文田，继之者则有今人郭沫若。与此观点相对，也有人坚持认为《兰亭序》为王羲之亲手所作，代表者为高二适先生。两派展开了非常激烈的讨论，形成了60年代中期的兰亭大论辩。而在这场论辩之前，吾师启功先生也著《〈兰亭帖〉考》一文（收入《启功丛稿·论文卷》，中华书局1999年7月），对否定《兰亭序》的论点据理据实予以辩驳。对于当年那场大辩论的是是非非，我们不想做什么评论，因为这牵涉太多的问题。不过，受各种辩论文章的启发，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临河叙》与《兰亭序》皆为王羲之所作，二者的关系是前者为定稿，后者为草稿。古人的文章往往以多种形式流传，有时是以总集的整体形式流传，有时则是其中某一篇或几篇个别流传。如《汉书·艺文志》“论语类”有《孔子三朝》七篇，刘向《别录》云：“孔子三见哀公，作《三朝》七篇，今在《大戴礼》。”表明《孔子三朝》原来就曾单独流传。又《汉书·艺文志》“孝经类”有《弟子职》一篇，应劭注曰：“管仲所作，在《管子书》。”说明《弟子职》也曾以单篇流传。《后汉书·窦融传》还记载汉光武帝赐“（窦）融以外属国及太史公《五宗》、《外戚世家》、《魏其侯列传》。”看来，从一部书里摘出某一两篇单独布行，也很正常。以此例推测，今传《兰亭序》也许就是最初写成而率先单独流传的本子，而《临河叙》则是后来编辑《兰亭诗》时的形式，因此它就与“诗”同时流传。这就是刘孝标注所引多出“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前余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四十二字的主要原因。启功师曾认为这四十二字为《兰亭诗》前说明性的文字，是很有道理的。受此启发，我进一步认为，刘孝标所见《兰亭诗》的编集者，很有可能直接将这几句用以说明诗作情况的文字移入了“序”之中。因为古人作品及作品集前的“序”往往并非作者亲自所写，而是编集者根据传说或史载有关该文写作的情形另外所加。如《文选》所选扬雄《羽猎赋》、《长扬赋》前的“序”，就不是扬雄自己所作，而是编者从《汉书·扬雄传》中抄录的有关此二赋创作缘起的记载。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挚虞集》中《思游赋》之“序”，就与《晋书·挚虞传》里关于挚虞写作该赋缘由的记述完全一样。以此例推，则编集《兰亭诗》的人，就完全有可能将其时有关兰亭诗会情况说明的文字移入其《序》之中，甚至根据有关传说自己另外加进一些说明性文字，也都很有可能。这就更见出《临河叙》为最后定稿的本子。如果有人怀疑《兰亭序》不是王羲之所写，那么就更应该怀疑《临河叙》也不是王羲之所作。
三、由《兰亭序》与《金谷序》、《游斜川诗序》的异同看时代的精神
在兰亭集会的前后，两晋诗人还组织过几次较有名的交游唱和活动，并留下了如《兰亭序》和《兰亭诗》那样有名的诗文作品。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西晋时的金谷之游、东晋时陶渊明发起的斜川之游和庐山诸僧的石门之游。之所以说它们值得一提，并不是因为这也是名臣名士名僧们组织和参加的，而是因为这几次活动都以诗歌唱和为活动的主要内容，并留下了很宝贵的资料——关于诗歌创作或编辑的序。我们从这几篇“序”中看到了与《兰亭序》的情调和写法十分相似的东西，从而把它们和《兰亭序》放在一起来考察，或许能够发现某种具有时代特点的共同性内容。
金谷是西晋石崇的一处别业，他经常邀集包括潘岳、刘琨在内的一些文人在此相聚饮谈，并为其中最著名的一次聚会题写了序文，此即《金谷诗序》。全文共有四层意思：先交代活动发生的时间及原由，次介绍活动发生的地点及环境，再叙述活动进行的过程，最后说明诗歌结集的意义和目的。这与《兰亭序》的主要内容基本一致。
斜川之游是陶渊明邀集其乡邻好友所进行的一次登庐山活动。可惜，这次行游所留下的诗歌只有陶渊明自己的那一首《游斜川》。在诗之前，陶渊明也写了一个序。序的文字虽然不多，但也说明了四层意思：活动的时间、活动的环境、活动的感受、活动的意义。
石门之游指释法师等人于晋安帝隆安四年(400)游览庐山之事，当然也有咏诗活动发生，只是如斜川之游一样，所留下的诗也仅有一首，在诗之前也有一篇序，即现今所看到的《游石门诗序》。这篇序文较长，但表达的意思却与《金谷诗序》、《游斜川诗序》基本相似，主要交代了游览的时间、游览的地区及环境、游览的兴致、赋诗的意义。
不仅《金谷诗序》等的主要内容与《兰亭序》相近，而且它们在表达这几层意思时，所运用的句式以及所显露的情调也十分的近似。
如关于行游地区的环境，《兰亭序》道：“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金谷诗序》道：“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莫不毕备。”《游斜川诗序》又道：“鲂鲤跃鳞于将夕，水鸥乘和以翻飞。”“若夫曾城，傍无依接，独秀中皋。”《石门诗序》则道：“双阙对峙其前，重岩映带其后。峦阜周回以为障，崇岩四营而开宇。其中则有石台石池，宫馆之象，触类之形。”“清泉分流而合注绿渊镜净于天池。”都离不了对山和水的描写。
关于行游活动的过程及主体的感受，《兰亭序》云：“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夫人之相与，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怏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悲哉！”《金谷诗序》云：“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游斜川诗序》云：“欣对不足，率共赋诗。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石门诗序》则云：“于是拥胜倚岩，详观其下。……斯日也，众情奔悦，瞩览无厌。……当其冲豫自得，信有味焉，而未易言也。……乃悟幽人之玄览，达恒物之大情，其为神趣，岂山水而已哉。于是徘徊崇岭，流目四瞩，九江如带，丘阜成垤。因此而推，形有巨细，智亦宜然，乃喟然叹，宇宙虽遐，古今一契，灵鹫邈矣，荒途日隔。不有哲人，风迹虽存，应深悟远，慨焉长怀，各欣一遇之同欢，感良辰之难再。情发于中，遂共咏之云尔。”各篇序的文字多少虽然不同，但都一致介绍了诗人们面山临水时的欢欣之情，以及随之而来的忧时叹逝之感。
关于结集保留诗作的目的和意义，《兰亭序》在抒发了生命不再的忧伤之感后说：“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揽今者，亦将有感于斯文。”《金谷诗序》说：“故列具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箸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游斜川诗序》说：“各疏年纪乡里，以记其时日。”看来，这些诗人们都是有很强的生命意识的，他们深知人的自然生命是很有限的、逝而不复的，因此也很想通过留下诗歌作品而把自己的声名传之久远。
所以，《兰亭序》中所表达的思想情调及其写作方法，在两晋时期并不是一个个别的现象，而是一种带有某种共同性的普遍情形。它反映了当时文人强烈的生命意识与生命焦虑，以及迫切需要消解这种焦虑的心理冲动，体现了文人们在行游唱和时的相近行为以及赋诗给集时所运用的一些相同方法。其实，在那时文人普遍关注个体的生命与情感的风气下，不仅文学创作表现了创作者追求不朽的欲望，与此相关的其它一些文化活动也具有相似的意味，比如魏晋人热衷的清谈玄论，就常常流露出这种心态。《世说新语·文学》记载：“支道林、许、谢盛德共集王家，谢顾谓诸人曰：‘今日可谓彦会。时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难常，当共言咏，以写其怀。’”可以看出，他们所要写的情怀，主要是对生命不永的焦虑和宣泄这种焦虑的渴望。这条材料，正好可以作为《兰亭序》及《金谷诗序》、《游斜川诗序》、《石门诗序》等的一个注脚。郭沫若等人曾经认为，《兰亭序》是对《金谷诗序》之志的进一步引申和扩展，这是有道理的，但我们还应该看到，它们二者不仅是一个开创与伸展的关系，而且是当时文人心态的共同性表现，以及表达这种心态时所运用的共同性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