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年贫困经历对农村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影响*
——基于生命历程理论的视角
闵文斌 茹 彤 史耀疆
［摘 要］ 非认知能力作为21世纪人才和劳动力必备的核心素养，探究其在个体生命历程中的形成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生命历程理论和“大五人格”模型，就幼年时期经历家庭贫困对农村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展开研究。结果显示，在生命的早期或“上游”经历家庭贫困显著地降低了农村青少年的社会情感、社会交往等非认知能力；生命早期的家庭经济地位和父母抚养参与一同构成了影响青少年非认知能力发展的关键性家庭环境因素。基于此，建议从个体的生命早期实施教育扶贫政策干预以提升弱势家庭孩子的非认知能力，以期为从生命历程的源头阻断“贫困代际传递陷阱”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 生命历程；幼年贫困；农村青少年；“大五人格”模型；非认知能力；教育扶贫
一、背景及问题
作为教育理论的新近关注点，非认知能力越来越被证实是解释个人成功的关键因素。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Heckman 为代表的新人力资本经济学家的实证研究表明，人生的成功更多取决于认知能力以外的非认知因素——包括社会交往能力、社会情感、创新能力等，这对个人获得经济成就、社会地位以及自身健康等影响甚大[1][2]。事实上，美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和经合组织（OECD）先后发布报告阐释了21世纪人才和劳动者应该具备的核心素养[3]；中国教育部也在2016年发布了《中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报告，明确了学生应该具备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以上不同国家或组织有关人才和劳动者核心素养的表述构成了非认知能力的内涵[4]。因此，关注非认知能力的发展已经成为当前教育的重要主题。
基于生命历程的视角，研究生命早期家庭贫困经历对非认知能力发展不平等的影响，在我国当前“精准扶贫”的情景下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精准扶贫战略取得了巨大成就，到2017年末，农村贫困发生率快速下降至3.1%，但仍然有大约3046 万的贫困人口亟待脱贫，扶贫攻坚任务依然紧迫。对于贫困家庭的孩子来说，经历贫困意味着在生命的早期或“上游”获得更低的教育投资[5]；同时，农村流动人口的增长使大量贫困家庭的孩子在幼年时期就成为“留守儿童”，父母抚养缺位的孩子，在社会情感、人格发展等非认知技能上的发展可能会更滞后[6]。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通过促进幼有所教、弱有所扶等政策的实施以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教育部和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出台的《深度贫困地区教育脱贫攻坚实施方案（2018—2020年）》明确提出要“精准定位每个建档立卡贫困学生，为精准实施教育扶贫政策、精准投放教育扶贫资金提供依据”。因此，探究生命早期家庭环境对农村孩子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对于精准实施教育扶贫政策、从生命源头提升贫困农村孩子的非认知能力，阻断“阻断贫困代际陷阱”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二、文献综述
（一）非认知能力的概念
非认知能力的研究在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学术界关于非认知能力的界定和测量还未形成统一的标准。“非认知能力”指那些除了“认知能力”之外，同样对个人获得社会地位、经济成就以及健康等十分重要能力，如社交能力、情绪稳定、毅力、创新能力等人格特质[7][8][9]。由人格心理学发展起来的“大五人格”模型逐渐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并被应用于对非认知能力的测量，被认为是人格结构模型的最好典范，包括五个维度：情绪稳定性（包括焦虑、生气敌意、沮丧、敏感害羞、冲动、脆弱）、外向性（包括热情、乐群、支配、忙忙碌碌、寻求刺激、兴高采烈）、思维开通性（包括想象力、审美、感情丰富、尝新、思辨、不断检验旧概念）、宜人性（包括信任、直率、利他、温顺、自谦虚、慈悲）、尽责性（包括自信、有条理、可依赖、追求成就、自律、深思熟虑）[10]。由于没有形成统一的测量指标，实证研究者往往根据具体的问卷指标，并结合“大五人格”的特质重新构造非认知能力的代理指标。
（二）生命早期历程对非认知能力的影响
生命历程理论沿着生命演化的时间轴去逆向追溯个体与外部世界包括家庭、邻里社区以及更大的环境的互动过程以及这种经历对个体生命状态的影响差异[11]。基于大脑神经研究的理论及成果，心理学家以及Heckman 等新人力资本经济学家认为，生命历程的早期——幼儿时期，是人类发展的“关键期”或“敏感期”，这个时期的大脑对外部世界的刺激非常敏感，因此非常容易习得某些技能或能力，如果在这一时期进行这些技能，如认知能力以及社会情感、社交技能等非认知能力的投资，回报率会非常高，而后期投资是低效率的[12][13][14]。
1.学生自批互批与教师巡批相结合。对于引进新知的铺垫练习,可以采用在教师指导下学生之间互批的方式进行。这样的批改方式可使全体学生都介入到作业批改过程中，而且速度快、效果好，教师能根据学生的反馈信息进行总结讲评，及时将旧知识引入到新课教学之中。
以“强者”和“侠义”为理想人格的墨家人格。墨家的人格理论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倾向，其理想人格以“利天下为志”，强调互相帮助、互惠互利、义利并重，例如兼爱、贵义、忧患救世人格思想。墨家反对命运之说，主张强力从事，其理想人格的修养方法，主张身体力行，实践救世，鼓励和提倡人们必须从命运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以利国利民的实践活动中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非认知能力的连续变量，考虑到我国不同地区发展不平衡，同时CEPS 数据也包含了层次结构，因此我们设定了区县固定效应模型以解决地区异质性导致的选择性偏误。公式是：
国内对于非认知能力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而针对生命早期家庭背景对于个体非认知能力影响的实证研究更是缺乏。尽管2017年以来有个别学者探讨了家庭背景对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影响[18][19]，但是至少还有两点尚待深入：（1）没有追溯到生命的早期考察问题。现有研究探讨的是当前家庭背景与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关系，忽视了生命历程的关键期。事实上，按照生命历程理论，幼年时期这一关键期陷入家庭贫困并不是个体的行为选择，而是原生家庭环境的外生影响。非认知能力的形成机制研究应该从当前的家庭环境因素转移到生命的“上游”，考虑更远端的贫困风险的影响。（2）忽视了我国贫困农村人口流动带来的生命早期“父母抚养缺位”的特殊现实情境。在我国的现实情况下，贫困农村大量的孩子在生命历程的早期就成为“留守儿童”，由其受教育程度更低的（外）祖父/祖母抚育，生命关键期的“父母抚养缺位”给青少年的非认知能力造成的损害可能是极大的。
鉴于此，使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2013—2014年的基线数据，在生命历程理论的视角下逆向追溯农村青少年在生命早期经历家庭贫困对其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并就通过精准教育扶贫政策、改善弱势家庭孩子的非认知能力提出建议。
三、数据来源及描述
（一）数据来源
世健等，2012），而水华蓝藻能够对浮游动物产生各种不利影响，如降低浮游动物的存活率、抑制生长和繁殖、降低摄食率等（李静等，2010；朱津永等，2008）。因此，目前对于能够引起水华的蓝藻的控制更多地采用非经典操纵，即通过鲢鳙等滤食性鱼类直接捕食藻类来控制水华（此里能布等，2012）。
为了验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PSM）估计幼年时期经历家庭贫困对青少年的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倾向得分匹配法的核心是用尽量相似的控制组青少年和对照组青少年来进行比较，以减少估计偏误。与传统的一维配对方法不同，PSM 可以将多个维度的信息浓缩成一个得分因子，同时在多个维度将幼年经历家庭贫困的青少年和其他青少年进行匹配，从而得出幼年经历家庭贫困的净影响。
（二）因变量的界定和测量
即将到来的各种节日，不仅是奢侈腕表，更是几乎所有奢侈品牌争夺的营销主战场。想要从中分一杯羹，创新的营销形式、精准的渠道选择以及电商导入能力，在品牌营销中更加至关重要了。
（1）思维开通性。依据问卷中的四个相关题目：能够很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反应能力迅速、能够很快学会新知识、对新鲜事物很好奇（1=完全不同意—4=完全同意），本研究通过因子分析发现，这四个项目自然聚集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因子值（α=0.73）。结合“大五人格”模型，我们将该因子值定义为思维开通性，作为一种非认知能力的度量指标，这与龚欣等人（2018）的做法一致[9]。
（2）宜人性。问题包括：“班里大多数同学对我很友好”、“我认为自己很容易与人相处”、“我所在班级班风良好”、“我经常参加学校或班级组织的活动”、“我对这个学校的人感到亲近”，得分1（完全不同意）到4（完全同意）。这五个项目自然聚集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因子值（α=0.81）[18]。
（3）情绪稳定性。CEPS 问卷中询问了学生在过去七天里是否有以下感觉：沮丧、抑郁、不快乐、生活没意思、悲伤，采用5 点计分法（1=总是—5=从不）反映了这些情绪的出现频率。因子分析表明，这五个题目之间具有很高的相似性，而且可自然聚集为一个因子值（α=0.86）。相关学者也采用了这个指标[9]。
在此基础上，借鉴乐君杰等[4]（2017）的方法，通过三个维度因子得分的加总，得到一个关于本文非认知能力的“总指数”，以更全面考察幼年贫困经历对非认知能力的影响。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数据限制，本文暂时不能获得“外向性”和“尽责性”两个维度的有效代理变量。
（三）自变量的界定和测量
控制变量包括：（1）个人特征：性别、年级、标准化数学成绩、是否独生子女、是否上过幼儿园/学前班；（2）父母特征：父亲受教育年限、母亲受教育年限；（3）学校特征：生师比、学校在本县的排名（1=最差—5=最好）。
根据CEPS 问卷的具体问题，结合“大五人格”的特质重新构造非认知能力的代理指标。本研究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依据CEPS 问卷信息确定了本文的3 类非认知能力指标：
同时，家长问卷还收集了农村青少年在幼年时期（上小学前）的主要抚养人，本文也处理为青少年在幼儿时期父母抚养是否缺位的二分变量，1为父母缺位，0 为父母不缺位。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数据的限制，本文无法再进一步区分主要由父亲抚养还是母亲抚养。
（四）控制变量
CEPS 通过家长问卷追溯了农村青少年在幼年时期（上小学前）的家庭经济地位情况：1=非常困难；2=比较困难；3=中等；4=比较富裕；5=非常富裕。本文将该变量处理成二分变量，其中“非常困难”和“比较困难”统一赋值为1（代表幼儿时期经历家庭经济贫困），其余赋值为0。
以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 所示：
表1 变量描述性
四、统计模型与结果分析
（一）统计模型
生命历程的幼年时期，家庭无疑是个体与之互动的最为核心的外部世界环境，是外部世界对个人影响最为关键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家庭经济地位和父母因素构成了影响个体能力形成的关键性的早期家庭环境因素[14][15]。高收入家庭能够通过为孩子提供高质量的生活环境和早期教育投资，对孩子的非认知能力产生重要影响[13]。而父母在这一时期的参与也尤其重要，这个时期的孩子如果父母缺位，会使得身处家庭中的儿童无法完成其社会化进程，例如：无法遵循社会角色规范、习得必备社会交往技能等[16]。在美国开展的佩里学前项目通过向经济贫困家庭提供儿童早期干预，结果发现让母亲从孩子3 岁时参与，显著提高了孩子的社会情感等非认知能力[17]。
厦门市财政要求各预算单位加快预算执行，1—6月、1—9月、1—10月序时进度分别不得低于45%、70%和80%，最后2个月支出金额不得超过全年预算数的20%，确保均衡支出，严控年底突击花钱。厦门T大学2017年的财政资金预算执行情况如下表。
其中，Yit是第t 个区县第i 个学生的非认知能力，povertyit代表学生在幼儿时期是否经历家庭贫困，Xit代表学生在幼儿时期父母抚养是否缺位以及影响学生非认知能力的一系列个体层次、父母层次以及学校层次的变量，ut是一个随不同区县变化的截距项，ai是学生个体之间未被测量到的差异。
据有关数据显示，我国三大汽车集团的年人均劳动生产率为6.5辆整车，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则高达21.33辆整车。以天津一汽夏利汽车公司为例，2003年前9个月净利润为4.694亿元，而其中，它与丰田汽车的合资企业贡献了主要利润。这家合资企业同期净利润达到7.937亿元，而它生产的车辆总数还不及一汽夏利的一半。 可见，提高企业效能已经成为我国企业一个不容回避而且非常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模型估计结果
表2 报告了幼儿时期经历家庭贫困对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影响，总的来看，幼儿时期经历家庭贫困和父母抚养缺位显著地降低了农村青少年的非认知能力。模型1 和模型2 分别纳入幼儿时期经历家庭贫困和父母抚养缺位，结果显示二者均降低了三个维度的非认知因素和非认知能力总指数，且除了幼儿时期父母抚养缺位对思维开通性的影响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外，其余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其中幼年时期经历家庭贫困的青少年其非认知能力总指数要比其他青少年低25 个百分点，幼年时期父母抚养缺位的青少年其非认知能力要比父母主要抚养的青少年低出18个百分点。
从 “夏伟诉亚马逊公司擅自删除订单”案的判决看出，该案的主要争议点在于:亚马逊公司提供的“格式条款”是否对夏伟形成了法律约束力。因此，本文将主要围绕两个问题进行探讨：第一，电商平台提供的格式条款在形式和程序上需要受什么规则约束；第二，进一步思考，假设本案中的格式条款订入了合同，那格式条款的内容本身是否会因为更改了《合同法》关于合同成立的规则而产生效力瑕疵？以下将具体展开分析。
模型3 中同时纳入了幼儿时期是否经历家庭贫困和父母抚养是否缺位2 个关键变量，结果表明与模型1 和模型2 相比，二者在联合水平上的系数和显著性水平均没有变化。这表明，对于农村家庭的青少年来说，生命早期的家庭经济地位和父母抚养参与一同构成了影响其非认知能力发展的早期关键性家庭环境因素，二者均扮演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生命早期优越的家庭经济地位能够为孩子提供高质量的生活环境，为促进孩子在生命历程关键时期的非认知能力发展提供教育投资保障；而父母在这一时期的抚养参与是帮助孩子完成社会化进程、习得必备社会交往技能等非认知能力的关键。
表2 幼年贫困经历对农村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区县固定效应模型
表3 幼年贫困经历对农村青少年非认知能力影响的性别差异：区县固定效应模型
（三）幼年贫困经历对农村青少年非认知能力影响的性别差异
表3 显示了幼年贫困经历对农村青少年非认知能力影响的性别差异，从非认知能力总指数来看，幼年经历家庭贫困对农村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影响上没有差异，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幼年贫困经历均显著降低了其非认知能力总指数，且系数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幼年时期父母抚养缺位对青少年的非认知能力影响同样没有性别差异。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CEPS 的2013—2014 学年的基线数据。CEPS 基线调查以2013—2014 学年为基线，以7年级和9年级两个同期群为调查起点，使用分层抽样技术从全国随机抽取了28 个县级单位作为调查点，基线共调查了19487 名学生。本文将农村户籍的学生作为研究样本，剔除信息缺失值后，最终进入研究的样本量为8465。
从不同的非认知因素来看，幼年贫困经历对青少年的社会情感和社会交往能力（宜人性和情绪稳定性）的影响没有性别差异，但是对男孩的好奇心和创造力（思维开通性）影响更为重要。幼年时期父母抚养对青少年的社会情感（情绪稳定性）的影响没有性别差异，但是对女孩的好奇心和创造力（思维开通性）以及社会交往能力（宜人性）更为重要。进一步表明，生命早期的家庭经济地位和父母抚养参与对于孩子非认知能力的形成和发展是互补的，二者同等重要。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进一步估计了幼年经历家庭贫困对农村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影响。首先使用最常用的最邻近匹配法进行估计，然后使用其他匹配方法做稳健性检验。图1 是匹配后倾向得分分布图（on support），幼年时期经历过贫困的青少年与未经历过贫困的青少年，倾向匹配得分分布基本一致，表明匹配效果较好。
在初中数学教学课堂中，教师还可以通过创建生动有趣且贴近学生实际生活的教学情境，使学生在实践操作与课堂游戏的过程中对教师所授知识进行扎实的理解与掌握，使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得以有效维持。例如，在对《数据的收集、整理、描述》一章的内容进行教学时，教师便可以在课堂上设计出数据调查的教学情境，组织学生分别对班上学生的不同特征数据进行普查与抽样调查，从而使学生在教学情境中掌握普查与抽样调查对数据的收集与处理的方法，使学生对于数据的收集、整理以及描述过程有更加形象与透彻的了解，使学生对于相关教学内容的印象得以有效加深，使学生对数学学习的兴趣与热情得以有效维持。
表4 是匹配结果。使用最邻近匹配法得出的ATT 值是-0.27，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幼年时期经历过贫困的农村青少年其非认知能力总指数要比未经历贫困的青少年低27%。采用半径匹配法和核匹配法得出的结果和最邻近匹配法基本一致。
图1 倾向得分的共同取值范围
表4 基于倾向得分匹配法的ATT 值
倾向得分（Pro-pensity Score）的模型是：倾向得分=probit（幼年时期父母抚养是否缺位、年级、是否为独生子女、标准化数学成绩、是否上过幼儿园/学前班、父亲受教育年限、母亲受教育年限、学校生师比、学校在本县排名）。该模型通过了配平检验。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基于学术界公认的“大五人格”模型，在生命历程理论的视角下就幼年贫困经历对农村青少年非认知能力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得到如下结论：青少年在生命的早期或“上游”，家庭贫困经历显著降低了农村青少年社会情感、社会交往能力等非认知能力；生命早期的家庭经济地位和父母抚养参与一同构成了影响个体非认知能力发展的早期关键性家庭环境因素。基于上述结论，笔者就教育扶贫政策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在实施教育脱贫攻坚的过程中应当优化投资和干预策略，要精准识别弱势家庭的孩子并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非认知能力教育干预路径。教育部和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出台的《深度贫困地区教育脱贫攻坚实施方案（2018-2020年）》明确提出要“精准定位每个建档立卡贫困学生，为精准实施教育扶贫政策、精准投放教育扶贫资金提供依据。”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经济地位处于弱势家庭的青少年以及父母抚养缺位的孩子（如留守儿童）在非认知能力上的发展处于落后状态，应当及时针对弱势青少年进行干预，着重增强其社会情感、社会交往能力等非认知能力。事实上，Heckman 等国外学者的研究表明，相较于认知能力定型于儿童早期，非认知能力在20 岁之前都是可塑的，这为从非认知能力的视角对贫困家庭进行教育扶贫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崭新的视角，应当探索和开发适合我国现实情景的非认知能力教育和培养路径。
第二，应当从个体的生命早期或“上游”就开始实施针对弱势家庭孩子非认知能力的精准干预，切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源头。生命早期或源头是非认知能力投资回报率最高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对弱势家庭的孩子进行精准教育扶贫干预，能节省和优化扶贫资金，大幅度提高扶贫效率。同时也是落实《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2014—2020年）》和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要通过促进幼有所教、弱有所扶等政策的实施以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政策要求。通过从源头提高贫困家庭孩子的非认知能力以帮助其适应未来的劳动力市场，从源头上阻断家庭贫困代际陷进。
本研究尚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例如，由于数据限制，本文暂时不能获得“外向性”和“尽责性”两个维度的有效代理变量，不能全面考察非认知能力的影响。同时，本文使用的是截面数据，存在内生性问题如存在不随时间变化的遗漏变量偏差。此外，本文使用个体在生命早期的家庭经济地位和父母抚养是否缺位作为生命早期家庭环境的代理变量，不能完全反映家庭环境的情况，如无法反映生命早期单亲家庭、父母教养方式等更细节的家庭环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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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the Early Childhood Poverty on Rural Adolescents’Non - cognitive abilities —— Based on the Life -course Theory
Min Wenbin，Ru Tong ＆ Shi Yaojiang
Abstract： As non-cognitive abilities are increasingly seen as the core literacy for talents and labor in the 21st century, it’s significant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on-cognitive abilities and the life-course of individuals.Based on the life-course theory and the “Big Five Personality”scale,it aims to recognize the impact of early childhood on rural adolescents’non-cognitive abilities.The results show that experiencing the family poverty risk in the early or “upstream”of life significantly reduces the rural adolescents'non-cognitive abilities such as social feelings and social interactions.The results also show that both family economic status and parental support in early life play key family environmental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adolescents’non-cognitive abilities.Based on this situation, the study proposes to implement precise educ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interventions from the early life or “upstream”of individuals who from disadvantaged families to enhance their non-cognitive abilities,so as to provide a useful reference to block the intergenerational trap of poverty from the early or“upstream”of life-course.
Key words: life-course，early childhood poverty，rural adolescents， the “Big Five Personality”scale，noncognitive abilities,education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作者简介］ 闵文斌，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实验经济学、农村教育（西安 710119）；茹彤，陕西师范大学研究助理，研究方向：实验经济学、农村教育（西安710119）；史耀疆，陕西师范大学教授，研究方向：实验经济学、农村教育（西安 710119）
*本文系教育部和国家外专局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西部贫困地区农村人力资本培育智库建设创新引智基地”（编号:B16031）和国家留学基金（编号:20180687005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Authors: Min Wenbin，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Ru Tong，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 710119）；Shi Yaojiang，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 710119）
［责任编辑：龙卫东］
标签：生命历程论文; 幼年贫困论文; 农村青少年论文; “大五人格”模型论文; 非认知能力论文; 教育扶贫论文; 陕西师范大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