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张作霖与孙雯岳飞宣言的关系[*]_张作霖论文](https://www.lw33.cn/thumb/8fd3dbf152b6885f3cc0dac8.webp)
孙中山张作霖的关系与《孙文越飞宣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宣言论文,关系论文,张作霖论文,孙中山论文,孙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同张作霖的关系曾是孙中山与苏俄接近的一大障碍。本文拟利用1994年公布的联共（布）与共产国际的资料，探讨孙、张关系及其对《孙文越飞宣言》签订的影响。
一
在陈炯明兵变之后，孙中山于1922年8月14日抵达上海。苏俄特使越飞则已于两天前来到北京。这时，无论孙中山还是苏俄，对双方的合作都已有初步的构想，并希望建立密切的联系。8月22日，越飞致函孙中山（这封信是由马林转达的，孙中山和他讨论了信中的内容），信中提到的五个问题有两个是有关张作霖的：“一、我想知道，比其他集团更反动的张作霖集团也是民族解放的派别吗？抑或它只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我还想知道，在社会一阶级方面他依靠哪些人，在北京支持他的是些什么人？二、我不明白，为什么您最近和张作霖达成协议反对吴佩孚？是否希望通过支持看来比较强大的一个敌人，让他消灭另一个之后，您只剩下一个敌人，就能比较容易地消灭他；还是您真认为张作霖的政策对中国有利？与此有关，我还希望您把同张作霖的关系的行动方针向我介绍一下。”[①a]其实，在此之前，这两个问题，孙中山都与苏俄人士谈及过。对第一个问题，在不到一年前的1921年8月28日，孙中山在致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的信中说过：“列强仍然在政治上和财政上支持一些土皇帝和军阀。其中有一个是过去的胡匪头子，叫做张作霖。他名义上是满洲军队的统帅和督军，但实际上是北京‘政府’所听命的主子。而他本人却又在一切重大的、与日本有关的事情上听命于东京。”[①b]对第二个问题，孙中山在1922年5、6月进行北伐期间曾向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达林询问，俄国是否可以像在蒙古一样在满洲发动反对张作霖的政变（尽管当时他已同张作霖建立了军事同盟），他还说：“我们有共同的敌人——日本，它在麦尔库洛夫的帮助下霸占了你们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在张作霖的帮助下霸占了我国的满洲。我一打败吴佩孚，就该轮到张作霖了。那时苏俄的帮助就特别重要。”[②b]
作为苏俄政府派来中国负有特殊使命的代表，越飞不可能不知道孙中山以前就张作霖问题向苏俄人士表示过的态度。事实上，他在信的开始就特地提到“从您给齐契林的信中我了解到，您以您特有的鲜明和清醒的思想，明白了我们的对外总政策，特别是远东政策的基础”[③b]。但当时孙、张已由敌人变成盟友，因此，越飞向孙中山提出有关张作霖的问题，实际上是要求他就对张作霖态度的前后矛盾做出澄清。
孙中山似乎完全忘记了一年前对齐契林说过的话。他在8月27日的复信中这样答复越飞以上的两个问题：“一、张作霖是一个中国人，很难设想，他会希望见到外国列强来奴役他的国家，并为此而进行活动。我不认为他是日本人的代理人。从社会阶级的意义上说，张作霖似乎不是依靠任何阶级，而全然依靠他的军队。据我所知，在北京还没有可以说支持他的人物。”“二、我在去冬已同张作霖达成谅解，主要是因为他派遣了他的代表来广州见我……建议进行合作以实现我的重新统一的政策，并且表示在一定的条件下，如果有必要，他将反对日本……接受同张作霖合作的另一种抉择，就是既与他作战又与吴佩孚作战……如果以后表明他并没有诚意，那时我再来对付他，但不是在那以前。我把重新统一中国看成是头等大事，我当时准备，现在也准备同接受我的条件的任何领袖实行合作。”孙中山还对越飞说：“关于您对张作霖的态度，我想提一点意见，那就是别将他赶向日本，而要使他能更多地接受我的影响。”[④b]
孙中山对张作霖的社会—阶级基础的回答，很可能会让俄国人觉得可笑。但问题在于孙中山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他对张作霖已经有与一年前完全不同的新政策，而在俄国看来，孙中山这个政策是与苏俄利益相违背的。
无论从意识形态还是从实际利益考虑，苏俄都只会把张作霖看成是敌人：
第一，俄国在远东的宿敌是日本。十月革命以后，日本参加了对苏俄的武装干涉，在孙中山和越飞通信的时候，日本军队仍然占据着西伯利亚滨海地区和库页岛。而张作霖有众所周知的亲日背景。
第二，白俄利用东北作为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基地，而张作霖却善待境内的白卫分子，甚至考虑把他们收编[①c]。越飞在1922年9月15日给孙中山的信指出：“俄罗斯不能听任北满像昔日蒙古一样建成白卫分子新的进攻基地。”[②c]
第三，在中俄交涉中，外蒙与中东铁路两大问题是中俄争执的焦点[③c]。当时中东铁路的管理权，大部分（至少表面上）已归于张作霖治下的东三省当局。苏俄要求恢复沙俄时期在中东路的权益，立即改变由东北当局和白俄控制的中东路管理机构[④c]。而张作霖的地盘毗邻外蒙，奉系军事力量的存在对外蒙构成潜在的威胁。吴佩孚曾同意苏俄军队不必立即从外蒙撤军，越飞对此十分满意，他在给吴佩孚的信中说：“目前从蒙古撤出我们的军队只会导致张作霖对蒙古的占领，而通过他，则是外国列强对蒙古的占据。”[⑤c]这充分反映了苏俄在外蒙问题上对张作霖的敌意。
苏俄力图促成张作霖的对手吴佩孚与孙中山合作反对张作霖。1922年9月26日，越飞的军事参赞格克尔在上海同孙中山会谈，再次劝说孙与吴合作，孙中山和格克尔就吴、张两人展开讨论，格认为“吴对孙中山很有好感”，“他在吴佩孚身上看到一个为中国独立和统一而斗争的民族主义者”；“张作霖目前仅表现出他与俄国所有的敌人勾结”。孙则认为吴是一个“很难对新思想感兴趣”的人，“处在依赖英美的地位”；而张却是可以改造的；他现在再次派代表到沈阳说服张作霖：“新俄应视作中国的朋友”[⑥c]。
这个派去说服张作霖的代表是汪精卫。他带去一个孙中山与段祺瑞、张作霖三派实行军事政治合作的计划。这个计划包括要求张作霖支持二三百万元军费，不承认北京政府，共同对付“敌人”（即吴佩孚）的军事部署等内容；最后表明：“将来向敌人战争彻底或讲和，皆相与一致，不为单独行动”；“扫除敌人之后，组织合法政府，以协商同意定之。”[⑦c]汪带给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两封信（所署日期是1922年9月22日），主要是谈南北夹击吴佩孚的军事计划[⑧c]。从汪所带的计划和信函，看不出有说服张作霖改变对俄态度的内容。我们无法判断这些文件公布时是否有过删节，但比较可能的情况是有关苏俄的问题由汪精卫直接向张作霖面陈。汪的主要使命是与张进一步商讨反对吴佩孚的计划。对此，越飞似乎一无所知，在11月间给吴佩孚的信中还保证：“我确实知道，孙中山和张作霖并无任何正式的协议。”[①d]
尽管苏俄方面希望孙中山放弃同张作霖的联盟，转而同吴佩孚合作，但孙中山在同苏俄接近和谈判期间，却不断地加强孙、段、张反对吴佩孚的“三角同盟”。8月2日，张作霖方面派出本来就是国民党人的宁武南下商洽合作；8月下旬，胡汉民赴福建同王永泉商定孙、段携手，采取军事行动驱逐已倒向吴佩孚的闽督李厚基；9月，张作霖派韩麟春到上海与孙中山讨论合作办法；接着，汪精卫、胡汉民到杭州与卢永祥商讨军事合作计划；9月下旬，汪精卫赴沈阳会见张作霖；许崇智等部也自江西向福建进军[②d]。孙中山与国内实力派的关系，向着同苏俄希望相反的方向发展。
二
1922年9月15日，越飞再次致函孙中山。这封信有关张作霖的内容主要是：
第一，劝告孙中山和吴佩孚“共同建立一个中央政府”，并“争取张作霖的承认与支持”；
第二，指出“俄国在中东铁路以及被称为路区的地段有特殊的利益”；
第三，告诉孙中山“张作霖从沈阳和此间都派了代表找我以求建立联系，根据您的劝告，我没有拒绝接触——甚至与张作霖私人结识”，但“不能就满洲问题单独进行谈判”；
第四，关于北满白俄的问题。[③d]
但是，随后局势的发展，使孙吴合作以及吴张和解的可能性越来越渺茫。越飞对孙中山的态度表示出不满，他在10月17日致齐契林的信中提到，“孙中山与吴佩孚的斗争，孙对张作霖送秋波，使形势复杂化”。越飞打算提醒孙中山，“第一，在当前的局势下，削弱吴佩孚，就会削弱了中国民族斗争的力量，因而到头来是削弱了他自己；第二，支持张作霖，实际上是支持了我们的敌人，使中俄友好变得困难。”孙向越飞表示，如果张作霖不与白俄断绝关系，那就与他断绝关系[④d]。越飞对孙、段、张三方合作的发展感到忧虑，他在11月1日给齐契林的信中说：“由于孙中山、安福分子和张作霖的拥护者在福建的军事胜利，吴佩孚的影响被严重削弱，孙中山同安福分子及张作霖接近就更加可能了。”[①e]
1922年10月，远东共和国的人民革命军收复海参崴，接着，日本遵照它早些时候宣布的态度从远东共和国的滨海地区撤走全部军队。11月，远东共和国合并入苏俄。苏俄在谈判时的实力大为加强，对华态度也越来越强硬。是月，苏俄代表接连向中国外交部提出立即改变中东路现行管理办法、逮捕白俄局长、清查有关帐目等要求[②e]。苏俄还不断地向中俄边境的东段调动军队。中国外交部致苏俄代表节略中称：“近来各报登载，某处红军预备侵占中东路之举不时而见。”[③e]这时，孙中山也得到情报，吴佩孚希望在同张作霖的冲突中得到苏俄的援助。11月2日，孙中山致函越飞指出：“假如吴佩孚在同张作霖的冲突中得到俄国的援助，那么后者一定会呼吁日本援助。这还不算，英、法、美必然会同时知道这一切，并有可能得到实行干涉的要求，因为这些强国对贵国政府和苏维埃制度都怀有明显的敌意。后果对中国将是极为不幸的，而且还会在贵国处境最困难的时候引起白卫分子重新进行反苏的起事……特别是当日本从其它大国得到许可和请求支持这种进攻行动的话……你们如站在吴佩孚一边干涉中国，就将使日本军阀能够掩饰自己的政策并与贵国开战，他们将会得到列强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持。你们在中国将被视为侵略者，甚至我也无法对此加以反驳……我得知贵国政府打算派出军队到北满去，所谓保卫俄国在中东路的利益，而实际上是想帮助吴佩孚在来年春天进攻张作霖时，怀有某种恐惧。我应该指出，苏俄给予吴佩孚用以消灭张作霖的这种援助，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他利用这些援助来对付我的可能性”[④e]。孙中山在这封信中，还就张作霖支持白俄的问题作出承诺：“我能够迫使他作出令人满意的保证，今后在对待贵国政府的关系上他将基本实行我的政策。事实上我已经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步骤，以便他明确地理解：我与他合作的条件之一是他必须同意我的对俄政策。我毫不怀疑，贵国政府可以与我一起或通过我用外交的方法，在合理的范围内，就保证苏俄安全的问题向张作霖提出要求，而无须与吴佩孚一起或通过吴佩孚利用军事援助或军队来达到这个目标。”[⑤e]孙中山向越飞提出苏俄军队不要进入满洲，如果张作霖不听他的话，那可以在北方集结革命军队以影响张作霖[⑥e]。越飞也同意孙的意见，他在给齐契林的信中说，如果苏俄军队进入满洲，日本将会做出反对苏俄侵略的姿态，动员白俄及其本身再次发动反对苏俄的战争；越飞还告诉齐契林：“在任何情况下孙都不容许消灭张作霖”[①f]。越飞希望孙中山要求张作霖做到下面几点来表示对苏俄友好：第一，迅速从满洲驱逐白俄并将之遣送到赤塔；第二，更换中东路白俄管理局长和改变管理机构，与苏俄协商建立新的管理机构。越飞表示：“假如张做到这些，我们对他的态度将会改变。”[②f]
尽管越飞向中国外交部声明，红军预备占领中东路的消息“纯属虚传”[③f]，他也向孙中山保证：“我们任何时候都不会以军事力量支持吴佩孚进行反对张作霖的战事”[④f]。但现在披露的史料表明，越飞并没有完全讲真话。事实上，俄共（布）中央远东局的秘密会议曾决定，“组建中俄混合的游击队”，派到满洲进攻白俄[⑤f]。1923年初，前远东共和国的军政首脑乌鲍列维奇等人同马林谈过要在北满建立一支“处于吴（佩孚）影响之下”的“反对张作霖的力量”，并对3个月前没有占领中东路表示惋惜[⑥f]。甚至越飞本人也向孙中山暗示过苏俄军队进入满洲的可能性[⑦f]。与此同时，苏俄一再向中国政府发出措辞强硬的外交文件，如指责中国政府“任听中东路永为白党之练兵场，并以之为出攻俄国之根据地”；指责“在满洲之各当局”，在中俄边界“纵容扶助白党”，致使中俄边境经常发生冲突；要求中国方面清除白党，并警告说：“若不如是者，则俄国政府，不仅于俄满边界，无论发生若何事端，概不负责，且将全责归之于中国政府也。”[⑧f]在国际交往中，这种强硬的态度通常是使用武力的先声。
孙中山除了要求越飞向苏俄领导人转达他的意见之外，还于1922年12月6日写了一封信给列宁。这封信自从苏联学者加尔图诺娃在自己的著作引用过之后（引用时作了重要的删节）[⑨f]，已是研究者熟知的史料。我们今天读到被删节过的内容时，仍可感受到孙中山当时强烈的不满情绪。孙中山在信中说：
趁此机会，向您简略地谈一件重要的事。我了解到，苏俄的武装力量集中在满洲边境并准备占领北满。
我担心，这种占领将对日后的中俄关系产生严重的后果。对中国人民来说，在此时占领北满是沙皇主义的明证。假如您占领这个地区，那么，我相信，我的人民会把这个行动看成是旧俄帝国主义政策的延续。
我个人不相信，莫斯科这一行动是出于帝国主义的动机。
但事实上，有人要我相信：您必须占领满洲，是因为张作霖不可信赖。
请允许我再次强调，通过我，或与我一道，您能迫使张作霖为保障苏俄的安全做一切必须做的事。
奉行此政策，您不仅可以避免中国反对您的危险反应，而且将帮助我造成一种形势使中俄合作得以更快和更容易实现。
……
我请求您不要采取任何不明智的行动，毫无疑问，占领北满就是这样的行动。[①g]
对孙中山的意见，苏俄方面不能不予以重视；因为孙中山在苏俄对华政策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了。苏俄与北京当局在两年内断断续续进行的外交谈判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而孙中山从1922年10月开始的旨在恢复南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却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越飞在1923年1月13日给联共（布）、苏联政府、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认为，由于孙中山的军事胜利，“不是今天，就是明天，孙中山将在华南恢复全部的影响……近期将会成为全中国的实际上的统治者”，中国正处在“孙中山取得最大成就的时刻和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最有希望取得胜利的阶段”；他甚至建议，“承认孙中山的革命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并只与之打交道”[②g]。在这以前，俄共中央政治局已经通过了“接受外交人民委员会关于赞成越飞的全面支持国民党的政策”的决议[③g]。苏俄一度寄予很大希望的“孙吴合作”，已清楚地显示出绝无实现的可能。越飞看到，吴佩孚“不可避免会与孙中山发生冲突”，苏俄将面临在孙、吴两人当中不得不作出选择的问题；而“张作霖本人目前同孙中山比同任何的中国政治活动家更要接近”[④g]。在孙中山一再表示要促使张作霖改变对俄态度的情况下，苏俄方面也在考虑调整对张作霖的政策。列宁和苏俄领导人对孙中山的信作出何种反应，迄今尚未看到任何资料；但事实是，从此以后苏俄对中俄边境东段的军事压力减轻了。后来，苏俄方面向中国解释，驻军中俄边境是为了防范白匪，“谓俄国夺中东路纯为谣传”，“俄国自1923年1月起即无增兵该地（中俄边境）”[⑤g]。
三
自1923年初，越飞同孙中山关于中俄合作的接触与谈判开始进入了更为实质性的阶段。1923年1月17日，越飞以养病为名离开北京南下上海，开始同孙中山直接会谈。
现在大家都知道，孙、越会谈主要讨论苏俄如何援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此外还讨论了有关中苏两国国家关系的若干问题。这两个方面的讨论都涉及了张作霖。
在会谈中，孙中山向越飞提出两个军事计划。第一个计划是，在苏俄给予的财政军事援助下，孙中山的军队先在广东战胜陈炯明，然后从湖南和四川两个方向北伐中原进攻吴佩孚。这时，“张作霖应向北京进攻并占领它……这个计划的下一步，在孙中山快要粉碎吴佩孚时，张作霖应把北京移交给他，孙中山将作为统一的中国的代表进入北京，因为此时中国各省都已属于孙的政权”。孙中山还设想，如果到那时张作霖背叛了他而拒绝移交北京，就希望苏俄“对满洲发动佯攻以把张作霖的兵力从北京吸引回去”。第二个计划是，在西北建立一支由苏俄武装的10万人的革命军，在一两年后当这支军队“达到完全的战斗状态时”，就向吴佩孚发动进攻，第二个计划准备在第一个计划不顺利时才予以实施[①h]。1923年至1924年，孙中山的军事斗争实际上基本按照第一个计划进行。1924年9月至10月，孙中山北伐，张作霖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的行动，也是这个计划的实施。
第一个计划的前半部分，与前文提到的孙中山与张作霖议定的南北夹击吴佩孚的计划，在军事战略上是一致的。1922年9月22日，孙中山给张学良的信对该计划作了如下概括：“此后军事进行，仍宜由西南发难，据险与敌相持，使彼欲进不得，欲退不可，然后尊公（指张作霖）以大兵直捣北京，略定津保，以覆其巢穴，绝其归路。”[②h]把两个计划加以比较，可见孙中山与越飞讨论的计划是以几个月前他同张作霖议定的计划作为基础的，所不同的是增加了苏俄援助作为实行的必要条件。不过，他也预见到，在战胜了吴佩孚以后，可能要在苏俄的支持下继续同张作霖进行斗争。
因为在孙中山要求苏俄支持的计划中，张作霖是军事同盟者（至少在第一阶段是这样）而不是要打击的对象，越飞如果要与孙中山达成合作，就不能坚持把张作霖视作敌人的立场。越飞接受了孙中山的第一个方案，就意味着默认张作霖可以成为一个间接的同盟者。
在谈到苏俄最为关心的外蒙、中东路以及满洲的白俄等问题时，更是不能不涉及张作霖。在11月间，越飞就曾让马林转告孙中山，在中俄会谈中“我非常指望他的支持（特别是在蒙古问题和中东路问题上）”[③h]。他的意思是希望孙中山影响张作霖。孙中山一再表示可以说服张作霖，这也使越飞感到调整对张作霖的政策并不违反苏俄的利益。他在1923年1月26日给联共（布）、苏联政府、共产国际领导报告的附件《对同孙中山合作的前景与可能的影响的看法》中说，他将“和孙博士就若干具体问题达成协议”；在蒙古问题上，“张作霖参与解决将会使问题完全了结”，“同样，在中东路问题上也是这样，张作霖参与问题的初步解决更为必须”[①i]。孙、越在磋商中东路问题时，实际上认真地考虑了苏俄和张作霖两方面的利益和立场。《孙文越飞宣言》的第三点既承认中东路的管理机构必须改组，又考虑到奉系当局的特殊地位，并强调解决中东路问题应有张作霖的参与[②i]。这个宣言公布后的第二天，孙中山即派路孝忱赴沈阳向张作霖通报[③i]。
此后，在孙中山影响下，张作霖支持白俄的政策有所改变，而苏俄方面对张作霖的态度也渐趋缓和[④i]。
从孙中山极力调解苏俄与张作霖的关系，一直到《孙文越飞宣言》的公布，整个过程反映出，孙中山一方面决心在苏俄的帮助下开创革命的新局面，另一方面又力图把旧的斗争方式和策略纳入新的计划之中。在改组国民党、建立革命军、加强对群众的宣传工作等方面，他认真地听取和接受了苏俄方面的建议；但在如何联合国内实力派的问题上，他则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这种情况，显示出孙中山晚年斗争的复杂性。
从俄文史料我们可以大致了解事件的全过程。遗憾的是有关的中文史料极为缺乏，这很容易使人想到，国民党方面很可能在后来对联络张作霖以及联络苏俄的文件作过清理。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这类文件留下来的极少。张作霖方面也没有给今天的研究者留下什么资料。但当时日本在东北有很大的势力，而且有很广泛的情报来源，对此，无论是外交军还是军人，都可能从张作霖方面了解到情况。也许，日文有关史料的披露，会使我们对事件得到更全面的认识。
* 作者曾以本文内容在日本神户纪念孙中山诞生13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1996年11月）作过专题报告。
注释：
①a〔德〕郭恒钰、〔俄〕季塔连科主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1卷，莫斯科1994年版，第99页。
①b《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92页。
②b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3页。
③b《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1卷，第98页。
④b《孙中山致越飞的两封信》，《党的文献》1991年第1期。
①c曼朱列茨：《奉系军阀与帝俄白卫军的勾结》，《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7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28—229页。
②c《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1卷，第121页。
③c王聿均：《中苏外交序幕——从优林到越飞》，台北1978年版，第379页。
④c参见拙作《孙中山联俄过程中的一段插曲》，《中山大学学报论丛·孙中山研究论文集》（12），1995年版。
⑤c《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1卷，第125页。
⑥c《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1卷，第126—128页。
⑦c罗家伦主编，黄季陆、秦孝仪增订《国父年谱》，台北1985年增订本，第1003—1004页。
⑧c《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57—559页。
①d《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1卷，第144页。
②d罗家伦主编，黄季陆、秦孝仪增订《国父年谱》，第993—1006页有关记事。
③d《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1卷，第119—121页。
④d《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1卷，第131页。
①e《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1卷，第133页。
②e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94—398页。
③e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397页。
④e《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1卷，第135页。
⑤e《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1卷，第136页。
⑥e《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1卷，第138页。
①f ②f《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1卷，第143页。
③f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399页。
④f《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1卷，第142页。
⑤f《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1卷，第171页。
⑥f李玉贞、杜魏华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114页。
⑦f《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1卷，第152页。
⑧f《中俄交涉要案·关于中东路问题》（连载9、10），1924年12月10日、14日《申报》。
⑨f加尔图诺娃著，林荫成、姚宝译《加伦在中国（1924—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6—17页。
①g《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1卷，第151页。
②g《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1卷，第180、182页。
③g《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1卷，第170页。
④g《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1卷，第177—178页。
⑤g1923年10月3日《申报》。
①h《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1卷，第193—196页。
②h《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58页。
③h李玉贞、杜魏华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103—104页。
①i《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文件集》第1卷，第202—203页。
②i《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2页。
③i《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58页。
④i参看拙作《孙中山联俄过程中的一段插曲》，《中山大学学报论丛·孙中山研究论文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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