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走进天安门是中华民族之幸，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天安门论文,孔子论文,中华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1年1月11日，总高为9.5米的一座孔子青铜雕像，在北京天安门的国家博物馆北广场落成。
媒体谓之“天安门地区又添文化新地标”。一时众说纷纭，褒贬不一。笔者认为，首先必须肯定一点，这就是孔子走进天安门是中华民族之幸。
指责孔子的“罪状”
生于19世纪的被美国前总统林肯誉为“美国的孔子”、“美国文明之父”（确立美国文化精神的代表人物）的世界著名思想家、作家、诗人爱默生认为“孔子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光荣”。日本和韩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十分推崇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思想。可有趣是，近百年来众多国人却对孔子多加否定，甚至认为孔子及其所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是导致中国近代落伍的罪魁祸首。
国人否定孔子时，一般都会抛出以下“罪状”：
“罪状”之一：
孔子倡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在维护等级制度。换言之，孔子是个等级制度的鼓吹者。
孔子说过这样的话吗？——《史记》等历史文化典籍中确有记载。此话是齐景公问政时，孔子跟他说的。
那么其本意是什么呢？正解为：君要行君道，臣要行臣道，父要行父道，子要行子道。即各人要做好各自该做的事情。这事实上恰是我们现代人常说的定位、做好本职工作。
如此，何来维护等级制度之说呢？
其实，孔子所谓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理念，仅系中华文化之根的易文化所包含的“定位”、“定性”等东方哲学智慧的具体物化而已。
那么何谓“定位”、“定性”？我们不妨举个例子来解读一下：奥巴马目前的“定位”是美国总统，那么他就应该依照总统之“定位”而“定性”地为美国谋求福祉，却不能跑来守卫中国的疆土，但是他生活在中国的弟弟却得给中国纳税（譬如消费税）——“定位”使之“定性”地纳税。
“罪状”之二：
“三从四德”，这是孔子为了维护父权制家庭稳定、维护父权—夫权家庭（族）利益的而倡导的封建家长制，套在中国妇女身上的一道枷锁。
“三从四德”一语真的出自孔子之口吗？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三从四德”另有出处：
《仪礼·丧服·子夏传》：“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周礼·天官·九嫔》：“九嫔掌妇学之法，以九教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换句话来说，所谓“三从四德”，又是某些人强加在孔子头上的“绣花枕头”。
为此，我们不妨探究一下三从四德之具体含义：
所谓“三从”，其本意是说女孩子在年幼未出嫁之前要听从家长的教诲，不要任性地悖逆长辈的教导，因为一般而言长辈们的社会见闻广些，可能更加了解社会，其意见跟看法可能具有正确的指导意义；女孩子出嫁之后要礼从夫君，与丈夫一同持家执业、孝敬长辈、教育幼小；如果夫君不幸离世，就要坚持做好自己的本分，想办法扶养小孩长大成人，并且尊重自己子女的生活理念。此处的“从”并不是单纯的“跟从”之意，还有“从事”之深意。
所谓“四德”，其本意是说做女子的，首先要加强自身修养，提升自身品德，即正身立本；然后是指出入要端庄稳重持礼，不要轻浮随便；指与人交谈要能理解别人所言之意，并知道自己该说哪些话，而不该说哪些话；懂得治家之道，而治家之道包括相夫教子、尊老爱幼、勤俭节约等，且努力培养自己的操持家庭之能力。
“罪状”之三：
“三纲五常”是孔子为了维护封建等级制而提出来的儒家封建礼教。
据考证，“三纲”二字最早见于《韩非子》这一法家著作。换言之，“三纲”二字连用是孔子于公元前479年去世之后200多年的事情。
“三纲五常”连用则是在西汉董仲舒之后的东汉班固所编撰的《白虎通义·三纲六纪》一书中：“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以及与班固同时代的王充所著《论衡·问孔》一书：“五常之道，仁、义、礼、智、信也。”
总而言之，“三纲五常”都是孔子身后数百年的事情。
就历史事实而论，对“三纲五常”作全面、系统论述的则是西汉大学者董仲舒。董仲舒在其《春秋繁露·基义》一书中说：
“凡物必有合……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
“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
“凡物必有合……阴者阳之合，是故臣兼功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夫”，又说“丈夫虽贱皆为阳，妇人虽贵皆为阴”。
至于“五常”之说，则是董仲舒在面对汉武帝的一次策问中提出来的。其服务对象主要是维护大一统政治局面。据《汉书·董仲舒传》记载：“夫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饰也。王者修饰，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外，延及群生也”。
由上述可见，“三纲”是用以约束臣民，而“五常”则延及范围包括君主，以礼区分社会等级的尊卑制度和行为标准，而“仁、义、礼、智、信”则是整个社会的伦理本位和道德价值标准，其中君主的表率作用也不乏其中。
简而言之，董仲舒心目中的“三纲五常”，其实是既要规范君王之言行，又要规范臣民之作为。
当代文明可与孔子学说优势互补
孔子在办学和从政之余，还整理了文化典籍：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被誉为“十翼”，或称易传），作《春秋》。
孔子坚信教育的力量，坚信思想的力量，坚信文化的力量，坚信书籍的力量，坚信通过艰苦的努力，“仁政”之火苗定能在其弟子身上，定能在有识之国度燃起，而惠及天下苍生，即实现“大同世界”。
儒家重要经典《礼记》对孔子心目中的“大同世界”有详细的记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guān)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此为孔子、为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这是天道精神的社会（人道）体现。
由此可见，早在2500多年前，孔子就主张“天下为公”，世人都应尊老爱幼，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人间该互相关爱，使社会风气良好，让民众生活得快乐、幸福。
事实上孔子去世后200多年时，《吕氏春秋·贵公》篇也提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的著名论断。另外，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社会改革家康有为在其《大同书》一书也提出了“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
但有趣是，世人在近百年的历史中，几乎清一色地否定孔子，否定儒学，甚至进而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而很少有人抨击在事实上同样提出了天下为公思想的吕不韦和康有为等人。
然当孙中山先生提出“天下为公”、“建设大同世界”时，国人又开始高歌“天下为公”和“大同世界”了，但似乎忘记了这些早在2000多年，孔子和吕不韦等人就提出来了的历史事实。甚至连与孙中山年龄相差仅8岁的康有为先生都抛到爪哇国去了。
据有关资料记载，17、18世纪交替之际，欧洲人把儒学用轮船运往西方世界，在那里曾经形成过100年的中国文化热，儒家思想与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欧洲新思想相结合，成为欧洲近代历史发展的主导精神——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是中国儒学在欧洲最有力的鼓吹者，他和他的“百科全书派”把中国儒学，作为反对神权统治下欧洲君主政治的思想利器。
但是近百年来西方世界的崛起，尤其是某些人利用其所谓的“西方中心论”来影响中国，加之当年清政府确实腐败无能而导致中国落后于世界列强。久而久之，国人普遍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思想智慧等产生了怀疑，甚至彻底否定，而把目光时而投向日本，时而投向欧洲，而今又主要投向美国，似乎西方的一切都比中国的好，好像西方、好像美国的月亮都比咱们中国的圆。
于是乎，大凡提起中国传统文化，就是鄙视，甚至全盘否定，而令人非常可悲的是，如今中国知识阶层，乃至某些决策者之中迷信西方、迷信美国者比比皆是。有人甚至认为只有把西方、把美国的那一整套都照搬过来，那么中国的一切问题就都立马解决了，民众的任何问题就都很好地得到解决了。
另外，还有部分至今迷失于浩劫时代的思维理念之中而不能自拔的国人，也把孔子、儒学，以及中华民族的其他先哲和中华传统文化视为异端而大加批判。
但是，一味倡导西方、美国文明或迷恋浩劫之方式的同胞们、先生们、朋友们：扪心自问，你们真正了解孔子、真正明白儒学，真正懂得了多少中华传统文化呢？
当代社会，不少国人都在谈及“藏富于民”。
但事实上孔子早就提出了此思想。孔子强调要“惠民”，而“惠民”（《论语》：“其养民也惠”）翻译成白话文其实就是“藏富于民”，且更为深邃。这是孔子德治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
另外，孔子的德治思想还包括“其使民也义”（《论语》），即在领导民众时，应符合道义、合情合理，而使民众乐意接受。
孔子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翻译成白话文，其实就是；为政者有德，是因为内心有道，表现在行为上就是高风亮节。有了这样的高风亮节，就有了号召力，有了凝聚力，好像天上的北斗星，满天的星座都会跟着它的方向转动。
这其实就是“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孔子反对苛政严刑。他认为“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论语·尧曰》）孔子利用对比的方法告诉世人，道德教化比单纯的刑罚要好得多。他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这就是说，治理一个国家，如果仅用行政命令来管理，仅用刑法来整顿和惩罚，民众虽然可以为了逃避处罚而避免犯罪，但是他们却毫无廉耻之心。如果用道德来引导，用礼义来规范和教化，民众就会有廉耻之心，就会自觉纠正自我的过错，不做不道德的事，从而达到彻底说服人心的目的。
如今我们制定了很多法律条文，也惩治了不少贪官污吏，但为何腐败问题依然十分严重呢？究其根本原因，其中一个就是缺乏有效的道德教育，结果导致一些人精神空虚、价值观错位，而品德素质低下。这事实上恰恰印证了孔子之语。
其实，孔子所主张的“为政以德”，即把德、礼施之于民，实际上已打破了传统的礼不下庶人的信条，打破了贵族和庶民之间原有的一条沟壑。
公民社会倡导民主，而民主倡导选举，但孔子主张“选贤与能”，这难道不是选举的一种吗？而且孔子的主张更为全面，即所选举之人既要有能力，更要贤德。
孔子主张“为政以德”，主张“贤与能”之人为民众办事，这难道有错吗？
当代民主重视选举，而不言及“贤”，仅谈“能”。但如果选举上去的是一些不为民众、不为国家利益而着想的人，那不是祸国殃民吗？换言之，难道选举一帮子无德之人去行政，我们才可放心？
综上所述，其实孔子、儒家对于现代文明之世界和公民社会是有益的。也就是说，生发于2000多年前的孔子及其学说，依然适用于当代社会。当代文明如与其结合，一定能生出更加健康的政治成果——古今政治智慧的结晶——自由、民主、大同的社会。换言之，中华传统文明与当代文明可形成优势互补的良好态势。
当然了，孔子的儒家学说，跟现当代某些思想家的治国理念还是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些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研究，而不可贸然予以否定。
孔子及其所创立的儒学，2500多年来，不仅仅对中国造成了十分深远的影响，而且对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以及西方社会都产生了非同小可的影响。
任何形态社会都会像人一样地经历“生老病死”，任何国家都会经历出生、成长、壮大、鼎盛、衰败，甚至死亡的命运。这是社会发展规律，这是自然法则，不会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譬如15世纪以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俄国、德国、美国和日本等国家先后凭借各自独特的民族优势，成为世界强国，甚至独霸世界。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所在的法国在百年前就衰弱了，而其国际领先地位先后早被德、美国等国家取代了。难道责任也在于卢梭、伏尔泰等这样的思想家吗？
同理，包括部分时代精英在内众多国人把中国近代落伍等责任强行加在孔子身上，牵强附会于中国传统文化，实在是不尊重历史事实，而且有失公允。
综上所述，既然“孔子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光荣”，而天安门地区又富有特殊的政治意义，那么将孔子塑像矗立于天安门地区有何不好呢？
故而，笔者认为孔子走进天安门是中华民族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