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川岛：中葡关系的起点——Tamāo新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起点论文,关系论文,下川岛论文,Tam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随着1997香港回归及1999澳门回归的临近，对香港、澳门以及它们与内地之间关系的研究日益显得迫切。近十余年来，广东、香港、澳门三地学者对此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努力，积累了丰富的成果，本刊亦曾作过大量的反映。鉴于港澳研究的深入和具体化，我们拟在原来的粤港澳关系研究专栏的基础上，一分为二，分别设立香港研究和澳门研究两个专栏，其中将包括对两地的历史、经济、法律、文化、民俗等各方面的研究，当然亦包括两地与内地特别是广东的诸方面关系的研究。欢迎致力于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包括港澳及海外的学者赐稿，以共同办好这两个专栏。
本期推出的“澳门研究”专栏中，《上、下川岛：中葡关系的起点》一文，虽不是以澳门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它所追溯的葡人东渐的早期历史却是后来澳门历史的一个前奏，故亦将此文归入这一专栏，与另一篇《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澳门华文文学活动》一起构成新设的“澳门研究”栏目的开栏之作。
中葡两国人民首次在中国境内接触是在1514年。据著名葡萄牙历史学家巴罗斯（J.de Barros）在其《亚细亚》一书中记载：
“有一位名叫Jorge Alvares的葡萄牙人比Rafael Perestrello早一年来到Tamāo也就是说，Alvares是在1514年抵达那里的。他在岛上竖起了一根刻有葡萄牙王国纹章的纪念石柱，其目的当然是要纪念他对中国的发现。他的一个儿子已死去，便葬在Tamāo岛。七年以后，他在又一次访问中国时病故，他本人也就葬在这根石柱下面。”[①]
公元1516年，葡属马六甲总督第一次遣使中国，但这次出使失败。公元1517年，再次派使臣往中国成功。这是中葡关系史上第一次正式的官方接触。巴罗斯在《亚细亚》一书中记载：
“总督决意再遣Fernao Perez de Andrade往中国，船上满载胡椒。于1517年6月17日起程，……8月15日抵Tamāo岛。该岛距中国大陆尚有三海里，外国商船往广东（Canton）者，皆须寄泊于此。”
“1518年（原文误作1515年）8月，总督遣Simao de Andrade至Tamāo，代其兄Fernao Perez d'Andrade。”
“Simao d'Andrade统率葡人起壕障，虐待Tamāo岛土人，故中国人对葡人至是变为恶感。……三月后，帝死（《明史·武宗纪》载武宗死于正德十六年三月，是为公元1521年），新帝即位，诸臣请杀葡萄牙使者，皇帝不听，命送使者回广东。……同年，Simao归，Diego Calvo代之。皇帝死耗达广东，中国官吏令葡人退出Tamāo岛，葡人不从，中国舰队进攻，葡人大败而退，损伤颇多，时为1520年6月也（应为1521年）”。[②]无疑，巴罗斯的记载是目前我们所见关于中葡早期接触的最早也是最权威文献，其中多次提到了Tamāo一地。但Tamāo究竟在何处？西方学者多依据葡萄牙文献进行考订，将Tamāo置于上川岛西北之地，[③]而东方学者则多依据中国文献将Tamāo考订为“屯门”一地。这两种说法究竟哪一种是正确的？迄今尚无定论。
Tamāo为“屯门”说，最先是日本学者藤田丰八先生提出来的，[④]其论基本上为我国学者接受，周景濂的《中葡外交史》、张天泽的《中葡通商研究》、张维华的《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戴裔煊的《明史佛郎机传笺证》及以后各种澳门史及中葡关系史论著均采此说。林天蔚有异议，但仍持Tamāo为“屯门”：Tamāo不是藤田所指今香港地区屯门湾这一狭义之“屯门”，屯门应是泛指，包括屯门镇与屯门澳，葡萄牙使者到达的应是大屿山，当时称为“屯门岛”。[⑤]
将Tamāo考订为“屯门”，从对音上讲是不存在问题的。但如果仅从对音而言，则还可象有的学者那样译为大门、大茅、大澳等。所以，仅从对音是无法将Tamāo定为“屯门”的。根据巴罗斯《亚细亚》所载原文，Tamāo有三个条件：一、是一岛屿；二、与中国大陆相距三海里；三、是外国商人经常贸易的地点。根据这三个条件，今香港之屯门（青山湾）是不具备的，屯门既不是岛屿，亦不可能距中国大陆三海里。更重要的是，屯门不是外国商人在此走私贸易的常驻点，而是明王朝重要的驻军地点。[⑥]林天蔚先生广义屯门之说，即屯门指今香港大屿山，仅符合第一个条件，如果考虑古人对海洋距离计算的误差，则第二个条件勉强可以说得过去，最不相合的是第三个条件。翻检明代的中国文献，至少在目前我们还未发现外国商人在大屿山建立贸易点的更多确切证据。
Tamāo这一地名是葡萄牙史学家记录的中国地名，事实上，葡萄牙人关于中葡早期通商的记录远比中国文献的记录要详细得多，因此，葡萄牙史学家和依据葡文材料完成的有关论述应引起我们的重视。著名葡萄牙史学家Danvers在《印度的葡萄牙人》一书中记载Tamāo时说：
“（Tamāo）系上川岛西北海岸有名之港口，中国及外国商贾，各为贩卖其商货而会于此”[⑦]
A·Ljungstedt《葡萄牙人在华居留地史纲》亦称：
“时（1522年）葡船数艘，向上川之Tamāo港驶行，中国水兵阻之，抗不受命，后经长时抗御，始行屈服。”[⑧]
H·B·Morse《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称：
“1517年，Fernāo Perez de Andrade率葡萄牙船和马来船各四艘，在上川岛（Shang Chuen）下碇，那岛现在叫圣约翰岛，是圣方济各最后到达的地方”。[⑨]
H·Bernard（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与上述观点有所不同，认为Tamāo是下川岛的港口：
“斐南柏来斯来华，以公使名义入朝进谒，1517年8月15日来到Tamāo（下川岛之港口）。……1518年9月底，用他的兄弟西蒙柏来斯代替，此人豪横傲慢，欺官凌民，并在下川修筑堡垒。[⑩]
认为Tamāo在上川岛的还有Volpicelli氏，[(11)]认为Tamāo在下川岛的则还有Jesus氏。[(12)]
这些西方史学家的著作多依据当时葡文资料完成，如无铁证，似难否认其Tamāo在上川岛西北之说。
从中文记载亦可旁证葡人早期确在上下川岛一带活动。明曹学佺《广东名胜志》新宁县条载：
“上川，左右为大小金门，又西南二百里番舶往来之冲，是为寨门海。”
郭棐《广东通志》卷一：
“上川山之左曰大金门海，右曰小金门海，诸夷入贡，风逆则从此进，其西南曰寨门海，而番船舶往来之冲。”
郑舜功《日本一》卷六《海市》：
“今年，佛郎机夷……得闻三洲（上川）有船私市，谓减己利，而乃牵入龙崖与之伢市而去。”
明万历《粤大记》卷三十二《广东沿海图》在三洲山和柳渡山西北标有“番船澳”与“番货澳”之名。《苍梧总督军门志》卷五《广海舆图》：“三洲、柳渡，即上下川地方。”阮元《广东通志》卷一二四《广东海图》上川岛还保留三洲之名。“番船”与“番货”之名作为地名出现在上下川岛附近，即可证该地确有东南亚及葡萄牙商人的活动。寨门海，位于上川岛“西南二百余里”，以此距离推之，当在今台山县寨门港一带，即今镇海湾南面的海域。望峒澳在上川岛东北，《苍梧军门志·广海舆图》标在广海东，即今台山县广海湾内。可见，明代上、下川岛与今广海湾、镇海湾正好形成一个大湾，包围寨门、金门、望峒诸澳，与番船、番货诸澳相连，成为一片船舶避风的港湾区，亦成为当时外国商船在中国沿海最主要的贸易区。故阮元《广东通志》卷一二四《海防略》称：“广海寨，埌连山海，其大澳、横山、上、下川山等处为商渔聚集、防守最要之区”。正因为这一片海域在当时均是外国商人经常进行贸易的地方，而其中尤以上、下川岛最为知名，故葡人到中国来者，凡在这一地区进行贸易，均呼作上川或下川。利玛窦《中国札记》即云：“在澳门城兴建之前，上川岛是中国和葡萄牙人贸易的地点”。[(13)]可见，葡人将上川岛称之为“贸易岛”是有充分依据的。
不仅上、下川岛是当时葡萄牙及东南亚商人在中国的贸易区，而且在上、下川岛西北稍远的海陵之闸坡与电白港湾也是当时葡萄牙及东南亚商人在中国的贸易区。我们来看一看一条曾经被许多专家否定的史料。《明史·佛郎机传》载：
“先是暹罗、占城、爪哇、琉球、浡泥诸国互市，俱在广州设市舶司领之。正德时移于高州之电白县。”
《明实录·熹宗实录》卷六天启元年六月丙子载：
“先是，暹罗、东西洋、佛郎机诸国入贡者，附省会而进，与土著贸易，设市舶提举司税其货。正德间，移泊高州电白县”。过去，绝大多数史学家均对这一条材料表示怀疑，认为广州市舶司从未移至电白，东南亚及西方商人同中国贸易也从未移泊电白。[(14)]故有人认为，此电白恐为“浪白”之讹。[(15)]
首先需要说明的，不管是《明史》还是《明实录》，这一条材料并未言移市舶司于高州电白，从文意理解应是指外国商队“移泊”高州电白。《天启实录》中的“移泊”二字已可证明是指外国商船移泊高州电白。明电白是在今电城镇，明又设神电卫于此。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与东南亚南海诸国贸易，船舶到来，湾泊有定所。新宁广海、望峒；新会奇潭；香山浪白、蚝镜、十字门；东莞鸡栖、屯门、虎头门等处海澳，都是指定湾泊的地点。从未见过有任何记载提到电白。电白偏远，交通不便，不是互市之地。”[(16)]这里列举的外国商船停泊的地点出自黄佐《广东通志》卷六六《外志》，确实无电白之名。但须明白，该志成书于嘉靖四十年（1561年），内中所见之事均为嘉靖中的事，确切一点说，应是嘉靖八年（1529年）林富上疏重开海禁以后的事，并不能说明正德年间无番舶进入电白附近海域进行贸易。明郭棐的《粤大记》卷三二《广东沿海图》中有这样的图标，在电白县连头山稍东南即有一澳名“番船澳”，并称“可泊南风船三十只”，又在电白县稍西南有一澳名“番货澳”，并称“可寄泊”，在紧靠电白县的海湾中还注明，“泊北风船三十余只”。《粤大记》成书于万历年间，以“番货”、“番船”作为海岛的名字出现在地图上，可以反映两点：一是这里“番货”屯积多，“番船”经常停泊且对这一地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二是这里屯积“番货”、停泊“番船”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了，不然，决不会作为具有相对稳定意义的地名出现在地图上。而从图中所标方位推之，在电白县东南的“番船澳”，当指今阳江之海陵岛，其西南角之闸坡旧名“戙船澳”，是良好的深水港湾，也是海陵岛上最早的船只停泊的港湾。阮元《广东通志》卷一二四载：
“明初，阳江、海朗、双鱼三所各设备倭官一员，每年驾船汛海，扎泊海陵、青洲、戙船澳等处。”
“备倭”官的设立，除有防止倭寇之意外，还有对外国商人的管理职责，故凡是有外国商人出入的沿海港口，多设有“备倭”一职。“戙船澳”有备倭的定期汛守，反映这一地区确有外国商船出入，其地又正在电白莲头港之东南，因此，我认为《奥大记·广东沿海图》之“番船澳”当为海陵岛之“戙船澳”。海陵岛在《广东沿海图》中未标，可能是已标“番船澳”之名，故无海陵之名。
至于“番货澳”，我认为是明代电白城西南的“博贺港”。《道光电白县志》卷七：
“莲头山西五里为博贺港。”
“自蕉南三里为鸡笼山，滨临大海，遥对大小放鸡山，南门、博贺两港中分，为海舶必经水道。”
《粤大记·广东沿海图》中“番货澳”之位置正在“连头山”西南。“番货”之“番”古音亦可读作“博”之音，故疑“博贺”是“番货”二字的转读。查今博贺镇亦建于明代，故疑《粤大记·广东沿海图》中电白县西南的“番货澳”即“博贺港”。“澳”者，港湾也。《道光电白县志》卷十一还有一条材料：
“正统五年（1440年），都指挥张演奏设备倭隶神电卫。”
张甄陶《澳门图说》亦载：
“先是，海舶皆直泊广州城下，至前明备倭迁于高州府电白县。”[(17)]
电白有倭患，始于隆庆，而正统五年电白设备倭一职，亦可证明前期这一带常有外国商船出入。从葡文史料记载的情况来看，葡萄牙商人最初是在上川岛及其西北海面贸易，时间是1514年到1517年间，即正德九年至正德十二年，而电白海域不论从地域还是时间均与葡文史料相合。因此，我认为，《明史·佛郎机传》及《明实录》关于正德年间葡萄牙人进入电白海面进行贸易的记录是可信的，是不容轻易否定的。
综上所证，可以看出，在明正德年间，西起电白海面，东至上、下川岛这一区域已成为外国商船的重要贸易区。那么，葡萄牙人为什么选择这么一片远离广州的地方进行贸易呢？我想，应该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葡萄牙商人从马六甲航海到中国，从航线上看，是经海南岛东部进入南海海域，而进入南海海域后，最先进入的即西起电白、东止上、下川岛这一海域区，由于这一片地区有较多的良好港湾，又是番舶的必经之道，因此，那些对中国情况还完全不熟悉的葡萄牙商人将这一片最先接触到且又靠近中国大陆的海域作为自己的贸易驻点，就是情理中的事了。二是正因为上川、电白一带离设有专门管理外国商人的市舶司的广东省城较远，而这一带历来又是中国“商渔聚集”之地，在这里进行民间的走私贸易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
搞清了这些问题，我们再回过头看看Tamāo一词的对音问题。很明显，Tamāo既不能与上、下川相对，亦不能与电白相对。查《苍梧总督军门志》卷五《广海舆图》，在三洲之西，乌猪山之西南有一山，名“大澳”，又查阮元《广东通志》卷一二四《广东海防图》上川岛西北有一港湾即名“大澳湾”，此地即名“大澳”，直到今天仍称“大澳”。《苍梧总督军门志》之“大澳”当即阮元《广东通志》中的“大澳”，亦即葡人所言之Tamāo，在今上川岛西北。前引阮元《广东通志》：“广海塞，埌连山海，其大澳、横山、上、下川山等处为渔商聚集、防守最要之区”中的“大澳”亦即指此。大澳与Tamāo对音相合，距大陆最近之处不过数十里，如不拘泥于三海里的话，其距离大致相合。葡人在此港登陆闻“大澳”之名，故以Tamāo称之，后来渐将Tamāo一名泛指上、下川岛一带。
最后，剩下的问题是如何解释中国文献中关于正德年间葡萄牙占据屯门的记载。我认为，中国文献最原始的记载与葡文记载并不矛盾，只不过较后的文献多将葡人初入中国通商的几件事混在了一起，且没有各事的确切年代，故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当时的实际情况应是这样，据巴罗斯《亚细亚》中所载，Fernao Perez de Andrade到Tamāo（上川之西北港口）后，继续向广州进发，即文中所载：
“葡人欲往广东，中国官吏不许，Andrade强驶入内河，放炮举敬礼。抵广东后，国使Tnomas Pirez与随员登陆，中国人接待颇优，择安寓以舍之。”[(18)]
当时出任海道副使的顾应祥所言与巴罗斯记载相合。《筹海图编》卷一三引顾应祥语：
“正德丁丑（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予任广东签事，署海道事。蓦有大海船二只，直至广城怀远驿，称系佛郎机国进贡。……以其人不知礼，令于光孝寺习仪三日，而后引见。”
当事人所见，并无占据屯门之说。《苍梧总督军门志》卷二九载云：
“正德十二年，有佛朗机夷人突入东莞县界，时布政使吴廷举许其朝贡，为之奏闻”。很多文献均有此载。“突入东莞县界”也与巴罗斯记载不矛盾，从上川岛进广州，势必由珠江口入，而入珠江口则进入东莞县界，且又是强行驶入，还鸣炮致敬，故时人称“突入东莞县界”，并未说占据屯门。但《东西洋考》卷五所引《广东通志》则开始混淆：
“佛郎机素不通中国，正德十二年，驾大舶突至广州澳口，铳声如雷，以进贡为名。抚按查《会典》无旧例，不行，乃退泊东莞南头，盖房树栅，恃火铳自固。”
这种记载还见于《殊域周咨录》卷九。此载是将两件事混记一处，“至广州澳口”发生在正德十二年，而“退泊东莞南头”则发生在正德十六年。《广东通志》将正德十六年事并记入正德十二年事下，故误。史澄《广州府志》卷三八称：
“汪鋐……正德十六年任巡道，番夷佛郎机假朝贡，占据屯门海澳。”
屯门，即古屯门镇，治所在南头。《天下郡国利病书》之广东下《海寇》载：
“东莞南头城，古之屯门镇。”
史澄亦载，佛郎机占据屯门是正德十六年。但我国明清时期很多文献（特别是地方志）往往将葡人正德十二年进广州之事与正德十六年占据屯门混淆，记为一件事，以致造成了很大的混乱。
如果我们是这样来认识中国文献关于正德十二年至十六年葡人与中国接触之事的话，那东西方文献的矛盾就迎刃而解了，也就不会对任何一种文献作轻易的否定，事情就可以这样解释：
Tamāo一词在葡文史料中所表示的是一中国地名，但在中文中所应表示的原始意义却应有二：一是大澳，一是屯门，其译音均为Tamāo。巴罗斯《亚细亚》一书中记载了四次葡人使团到达Tamāo，前三次即1514年的Jorge Alvares，1517年的Fernao Perez de Andrade及1518年的Simao de Andrade，这三人所到之Tamāo，均是指上川岛西北之大澳。1521年葡人使臣Diego Calvo第四次来中国时，由于被中国政府拒绝而遭驱逐，没有进入广州，遂退泊Tamāo，而这一Tamāo，即是中国文献中的“东莞南头”或“屯门”，最后在屯门澳中葡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葡人被赶出屯门。
综上所述，可知，中国与葡萄牙最先接触的地方是在上、下川岛。正如Ljungstedt言：“这是葡萄牙人在中国海里的第一个商埠，在东边的叫上川，在西边的叫下川。”[(19)]时间约在十六世纪初，葡萄牙商人即在这一带地方同中国商人展开了活跃的商业贸易，他们“将香料运到中国（实际只到了上、下川岛及电白一带），所获利润与载往葡萄牙所获利润同样多。”虽然“中国人不许他们登陆（实际上居停之地均在上、下川及电白一带），”[(20)]但他们仍从这里获得大量关于中国的讯息。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中葡两国关系发展的起点即在上、下川岛及其附近海域。
注释：
①巴罗斯《Do Asia Decada 3》，第二卷第六章，转引自张天泽《中葡早期通商史》P38。
②巴罗斯《Do Asia Decada 3》，这一段译文引自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
③白乐嘉（J·M·Braga）先生认为Tamāo是屯门，见《Tamao des Pioneiros Portuguese》P21。
④藤田丰八《葡萄牙·占据澳门考》，载何健民译《中国南海古代交通丛书》，商务印书馆。
⑤林天蔚《十六世纪葡萄牙人在香港事迹考》，载《香港前代史论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
⑥《苍梧总督军门志》卷五载：南头寨：该寨兵船住扎屯门，又《全广海图》在屯门澳下标有“南头兵船泊此”之语，又《明实录·英宗实录》卷二六一载：“（景泰四年八月戊子）移广东广州府东莞县官富巡检司于屯门村。”
⑦Danvers,Fred.Charles《The Portuguese in lndia》，1894年伦敦版。
⑧(19)A.Ljungstedt 《The Portuguese Settlements in China》p6-7，1836年波士顿版。
⑨H.B.Morse《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三章P45，张汇文等译，1963年商务印书馆版。
⑩H.Bernard《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上编第二章P49—50，萧浚华译，1937年商务印书馆版。
(11)Volpicelli《Journal of the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2)C.A.Montalto de jesus 《Historic Ma Cao》P2—3，1902年香港版。
(13)Mathew Ricei（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第二卷第一章，P128，何高济等译，1983年中华书局版。
(14)(16)戴裔煊《明史佛郎机传笺证》，P59—61，1984年中国社科出版社版。黄文宽《澳门史钩沉》亦持此说。
(15)费成康《澳门四百年》，P11—12，198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版。
(17)（清）张甄陶《澳门图说》，载陈澧《香山县志》卷八。
(18)巴罗斯《Do Asia Decada 3》，这一段译文引自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
(20)意大利人Andrea Corsali 1915年1月6日致Duke Giuliano de Medici的信，转引自张天泽《中葡早期通商史》P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