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全功[1]2012年在《广义修辞学视域下的《红楼梦》英译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红学则是对小说本身及其相关话题（如曹学、脂批、版本、探佚、索隐等）的研究。其中，《红楼梦》翻译及对外传播研究也是红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为红学的持续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新生力量。对《红楼梦》翻译进行规模而系统的研究便会形成《红楼梦》翻译学，或曰红楼译学。《红楼梦》翻译批评，简称红楼译评，是红楼译学的初始阶段，也是其核心组成部分。本研究从广义修辞学视角探讨《红楼梦》的英译，旨在利用学科间性，即翻译学、红学与修辞学之间知识资源的相互借鉴与利用，促进红楼译学的健康发展，为翻译修辞学的系统构建贡献力量。中国的修辞学集中在调音、炼字、组句、设格、谋篇、文体以及风格的探讨上，主要是一门写作的学问。西方的修辞学以劝说为核心，主要是一门演讲的学问。国内外修辞学都经历了从狭义到广义的突围，狭义修辞学在言，以语言为核心，广义修辞学在人，基于语言但又超越语言。广义修辞学从以言为主转向了以人为本，充分利用了相邻学科的知识资源，如文论、美学、哲学、叙事学、认知心理学等，强调修辞的认知性以及人的研究，认为哪里有语言，哪里就有修辞，并提出了人是修辞性存在的命题。广义修辞学并不排斥狭义修辞学的研究对象（如修辞格、风格等），而是在其基础上的深化和拓展，体现了研究者的发散思维、和合意识与人文关怀。谭学纯、朱玲提出的广义修辞学修辞功能的叁大层面为本研究提供了基本的研究思路。叁大层面包括修辞技巧、修辞诗学和修辞哲学，分别对应于话语（语言片段）的建构方式、文本的建构方式和人的精神建构。《红楼梦》中修辞技巧的英译研究主要选择了炼字以及引用、双关和比喻叁种修辞格。炼字往往具有一定的辞格属性，如比喻、拟人、矛盾修饰等，译者要尽量调动自己的修辞认知，结合语境再现炼字之妙，以取得与原文相似的艺术效果。引用是互文性的典型表现。笔者主要选择与小说主题密切相关的引用予以分析，如宝黛爱情主题、家族盛衰主题等。译者处理此类引用时，尤其是间接引用，最好对之进行适度补偿，以为译文读者提供一定的交际线索或解读语境。双关语往往具有很强的抗译性，译者在不能体现双关的深层所指的情况下有时也会有所补偿，如杨译的加注，霍译在附录中的解释。然而，很多双关的双重语义在译文中有所流失，译者或只译出了其表层语义，或只译出了其深层语义。笔者认为，涉及重要双关的翻译时，如不能有效再现，加注说明还是必要的，这也是诚于作者、信于原文的一种表现。比喻的翻译要尽量再现原文中的喻体意象，对于比喻中的相似点，译者要根据需要，或再现以增强译文的表现力，或隐藏以增大译文的含意度。修辞诗学的英译研究主要包括小说书名中的修辞原型、叙事话语和文体风格。《红楼梦》书名包含了叁个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的修辞原型，即红、红楼和梦，分别对应于生命之美的挽歌、贵族家庭的挽歌和尘世人生的挽歌。杨译较好体现了小说书名中的修辞原型，特别是其对红的处理。从修辞原型的再现而言，建议采取意象并置的陌生化方法把书名译为Red Mansion Dream，形成类似的（（（/）/）/）语义关系。话语中视角的英译要体现出叙述人称的合理性与一致性，人物视角还要再现出人物视角和思维风格的标志性词汇。人物话语/思想呈现方式的英译，译者既要如实再现（尤其是重要人物的重要话语），又要善于根据具体语境对各种呈现方式进行合理转换。对于诗歌文体的英译，杨译一般照本宣科，意义传达比较准确；霍译力求严格押韵，有时为了韵律不惜调整原文的意义。霍译偶尔还把原文的叙述文体转化为诗歌文体，增加了译文的审美性和艺术性。针对风格而言，霍译大量运用整合补偿，使译文风格整体上呈现出趋繁的倾向（相对原文和杨译）。加注补偿也许能化解这一矛盾，并且更能体现深度翻译的理念。修辞哲学在此主要指修辞话语的哲理内涵，反映了说写者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修辞哲学的英译研究主要包括对立修辞、女性修辞和俗语修辞。翻译时，唯有透彻理解才能准确表达。整体而言，各家译文皆有优劣之处，评论时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特别是对立修辞。杨译的有无对立比较准确，霍译的好了对立趋于完美，尤其是《好了歌》的翻译。小说中的女性修辞是作者崇阴（女）抑阳（男）倾向最重要的修辞化表述，在封建男权社会具有深刻的思想性与强烈的颠覆性。贾宝玉的女性观是“处女崇拜”而不是泛泛的女性崇拜，翻译时一定要体现出女儿(girl)与女人(woman)或整个女性(female)的区别，注意措辞的一致性以及与男性的对比。俗语修辞的英译要尽量体现出一定的俗语性，如韵律优美、形式对称、语言简洁、思想深刻等。叙述话语中的俗语修辞很多具有“双声语”的性质，译者应分辨出作者的态度。另外，译者也要充分了解俗语的起源与演变，唯有如此，方能准确译之。修辞技巧和修辞诗学主要体现了小说的艺术性，修辞哲学则主要体现了小说的思想性。不管是以艺术性为主导还是以思想性为主导的红楼译评都可能或多或少涉及广义修辞学的叁大层面。红楼译评中常见的是以原文为基点的原文―译文对照式修辞批评，本研究亦然。笔者在此提出了把译文视为独立文本的修辞批评，照顾了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文学翻译批评属于或然性领域，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分歧最多，非常适合进行论辩。笔者基于英国图尔明的实用论辩模式，提出了一个基于双主体互动的论辩修辞模式，包括共同的事实以及各自的理由、主张等，并以洪涛在红楼译评中的后设批评对之进行了分析。针对文学翻译，笔者提出了诚信之标准。所谓诚信，指诚于人和信于文，前者表现为主体间性，后者表现为文本间性和文化间性。修其内则为诚，修其外则为信，诚于内则必信于外。诚信不仅可作为文学翻译的标准，亦可作为文学翻译批评以及论辩修辞的标准，其本身的内部张力增加了其作为标准的弹性。诚信标准体现了以对话与和谐为主要内涵的“间性”时代精神。广义修辞学视域下的《红楼梦》英译研究整体上属于红楼译评的范围，本研究有很多论题的探讨还远非深入，也有很多论题只是点到为止或根本无暇涉及。这就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特别是红楼译学的健康发展与翻译修辞学的系统构建。
刘法公[2]2008年在《隐喻汉英翻译原则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隐喻研究中以关联理论(Relevance Theory)、概念隐喻理论(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为代表的隐喻学派以隐喻是一种思维方式为基点开展研究,提出了很多隐喻新观点。国内许多语言学者近年来热衷于介绍和研究西方隐喻理论,却大多忽视将其用于汉英隐喻比较,使引进的隐喻理论未发挥出潜在的价值。本论文尝试把隐喻的思维观和隐喻的文化关联理论用于汉英隐喻分析,把隐喻与思维的关系同隐喻翻译与思维的关系相结合,开展隐喻汉英翻译原则研究,由此提升隐喻翻译的理论层次。本论文比较汉英隐喻的文化相互关联性和文化缺失性,分析隐喻翻译的主要困难、问题和前人的尝试,提出隐喻是思维方式可拓展到隐喻汉英翻译也是思维方式上,隐喻源于思维,思维决定隐喻的寓意;没有思维就没有隐喻,也没有隐喻的正确理解,同样,没有认真思维就无法实现恰当的隐喻汉英翻译。本论文用从西方隐喻研究理论新观点中得到的隐喻翻译新认识,剖析隐喻汉英翻译中比较典型的翻译缺陷问题,完成了隐喻汉英翻译原则、翻译方法论和与译文衡量标准等方面的基本研究,具体成果有四项:1.提出了隐喻汉英翻译的叁原则与内涵:(1)保持隐喻特征;(2)接通汉英隐喻的关联文化内涵:(3)根据语境弥补文化喻体缺失。该原则总要求是:隐喻翻译完成后,汉语者思维中的喻体意象能够在英语译文读者的思维中“映射”;2.提出了保持隐喻特征,实现汉英隐喻的喻体意象转换的两条衡量标准:(1)泽文与原文喻源域的映射意象一致,(2)译文与原文的“喻体共知性”一致。该衡量标准可判断译文与汉语喻体内涵上是否一致,文化意象转换是否适当;3.提出了接通汉英隐喻关联文化内涵的叁个翻译方法与内涵:(1)转换喻体,(2)扩展隐喻,补出寓意,(3)直译喻体,增加释义;为译文喻体在内涵上与不同的汉语文化喻体“一脉相承”确立翻译方法;4.创立了为实施“根据语境弥补文化喻体缺失”翻译原则的一个新译法:“文化喻体直译+内涵“解”译”。该新译法是从汉语歇后语的构成引发的思维创新,能够基本保障“根据语境弥补文化喻体缺失”这一原则,保全汉语隐喻的文化喻体及其寓意在译文中显现。本论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绪论本章探讨了西方隐喻理论和隐喻翻译理论可以给隐喻汉英翻译研究提供的四点新认识、隐喻的本质与研究价值、隐喻的可译性与隐喻翻译研究的必然性、国内外隐喻与隐喻翻译研究现状、隐喻翻译的研究意义与目标、研究方法等问题。第二章西方隐喻学研究发展历程与对隐喻汉英翻译的启示本章简要回顾并解读了Lakoff前后的西方隐喻研究成果,联系汉语隐喻实际阐述西方隐喻观点对隐喻汉英翻译研究的思维启示:智力正常的语言者可成为隐喻能力的强者;同理,优秀译者必须先做隐喻翻译的强者。本章提出了隐喻汉英翻译衡量标准的思路,认为汉英概念隐喻具有较强的对比基础。第叁章隐喻的认知与隐喻翻译的探索本章认为西方“隐喻”概念非常宽泛,能够涵盖汉语“明喻”之外的许多比喻,而汉语的“隐喻”则是比喻中的一支,或曰“隐喻”,或曰“暗喻”,提出把“喻体共知性”作为隐喻翻译喻体转换的衡量标准之一,用具体的汉英隐喻译例验证了该标准的适用性。本章提出隐喻汉英翻译原则要保障隐喻译文能达到认知对应的目标,而传统的翻译理论和方法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有限。第四章隐喻汉英翻译原则本章通过研究汉英隐喻翻译原则的理论基础,提出了汉英隐喻翻译的叁原则,用大量隐喻汉英翻译实例验证该原则的功能和应用价值,指出该原则可供我们理据充分地评判前人的隐喻译文,比较贴切地翻译隐喻,同时把目前的隐喻研究理论和隐喻翻译理论提升到更高的研究层面。第五章隐喻汉英翻译原则的应用本章回答了“如何保持隐喻特征”、“如何接通汉英隐喻的关联文化内涵”、“如何根据语境弥补文化喻体缺失”等问题,提出了实施前两条原则的检验标准,确立保障实施第二条翻译原则的叁个翻译方法,创立了一个新译法,以期解决“文化喻体缺失”的隐喻翻译历史难题。第六章研究的主要结论本章归纳了全文的隐喻汉英翻译研究结果,即;四点新认识、叁个翻译原则、两个衡量标准、叁个构建的翻译方法、一个创新的翻译方法,指出本论文的局限性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杨元刚[3]2005年在《英汉词语文化语义对比研究》文中认为本文运用认知语言学、对比语言学、语用学和翻译学的基本原理,就英汉词语的文化语义进行对比研究。笔者从哲学语言学的角度,在论文中首次提出并阐释了自己构建的语言认知观、语言——文化互动认识论、认知语义观、多级语言符号系统说和交际翻译观,这五个论点是我们进行英汉文化语义对比研究的哲学基础(请参阅论文所附32个图表清单)。笔者构想的英汉对比文化语义学是词汇层次的英汉对比文化语义学。我们认为词语的文化语义是主客观互动的产物,是不同民族语言使用者的思维成果和文化心理在语言中符号化、外在化的结果。从方法论上,笔者主张从客观现实——语言认知媒介——主观心理感知这叁者之间的互动中去研究词语的文化语义。我们认为语言是外在的客观世界、语言符号系统本身、语言使用者民族文化精神叁者长期互动的结果。本文探讨了词语文化语义的定义、叁个研究原则、四个特征、五种分类和英汉词语文化语义的四种照应模式和翻译方法,分析了英汉文化语义形成的五个原因,然后总结了英汉词语文化语义的研究意义,从而建立了英汉对比文化语义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本文重点探讨了一个民族的哲学元典精神—哲学观—民族文化精神—思维模式—语言特征—交际模式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第一章《绪论》首先探讨了语言认知观的含义,我们认为语言学是一门人文科学,语言能力是人类认知能力的一部分,语言是一个民族观察、认识和表述世界的方式和过程,语言既是一个民族内在的文化精神外在化的呈现方式,又是外在的客观世界进入人类认知视域的有效通道,任何一种语言都是由语言符号系统本身—外在的客观认识对象—语言使用者叁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语言的人文属性就是语言使用者的民族文化精神的反映,一个民族的语言在整体上映射着本民族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我们应该本着平衡性、动态性、整体性等叁个原则对语一言的多维属性进行研究。其次,我们对文化的定义进行了梳理和重新界定,认为文化就是人类心智的对象化和外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显现和积淀,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本文分析了文化的叁个分层(物质层、制度层、精神层)和六个特征(时空性、互动性、载体性、对象性、动态性、外显性)。第叁,我们分析了思维能力、思维媒介、思维模式和思维方法四者之间的差异和辩证关系,探讨了萨王尔一沃尔夫假说的学术渊源及认识价值,然后我们分析了语言和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并剖析了中西方民族不同的元典精神—哲学观—思维模式—语言特征—交际模式之间的辩证关系和相互影响,并在语言认知观的基础上构建了语言一文化互动认识论。本章还对词语文化语义进行界定,分析了词语文化语义的四个特征(民族性、时一代性、隐含性、关联性),总结了词语文化语义的研究叁个原则(共时和历时相结合、描写和解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研究目的,阐释了英汉对比文化语义学的基本研究思路。 语言一文化互动认识论认为语言是人类思维的主要媒介和人类文化的有效载体,语义是形式和内容、主观和客观互动的产物,一种语言的语法特点和语义特点是该语言使用民族的思维模式和认知心理外在化的结果。从文化的角度去观照语言,语言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编码符号系统,文化则是语言的深层构建机制和模塑工具,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制约着一个民族语言的形成和发展轨迹(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一个民族的哲学元典精神),语言的人文特性是这个语言使用民族的文化精神和语言系统组织规律二者长期互动的演化结果,所以研究一种语言必须首先了解这种语言背后所蕴藏的民族文化精神—尤其是其中的哲学元典精神。另一方面,从语言的角度去观照文化,语一言是构成文化大系统中比较有影响的基础子系统,语言是反映民族文化的一面镜子,一个民族语言的形式组织规律和语义特征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在语言系统的编码方式中蕴藏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和认知方式,语言的人文属性就是一个民族的认知属性。哲学元典精神是一个民族文化精神的内核和原动力,中西方民族不同的哲学元典精神(东方的道和西方的Logos)孕育了中西方民族不同的哲学观和民族文化精神,东方的道孕育了中华民族的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又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悟性思维和形象思维,而西方的Logos孕育了西方民族的主客二分的哲学观,主客二分的哲学观又孕育了西方民族的理性思维和抽象思维,然后它们又进一步塑造了英汉两种语言不同的语法形态特点、文字体系和内蕴动力机制,民族文化精神、思维模式、语言特征和交际模式四者相互影响,它们是语言研究中四个有机的环节,缺一不可。 第二章文献综述部分探讨了词语文化语义的本质和形成的哲学基础,笔者分析了西方语言哲学中七种意义理论(指称论、观念论、用法论、关系论、行为论、因果论和概念论等)的得失,然后提出了自己的认知语义观:本文认为词义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词语的文化语义是认识主体的人和客观世界之间互动的产物,是特定的民族文化精神通过语一言这个认知符号外在化后所形成的结果。文化语义研究?
向玲[4]2002年在《比喻翻译中的形象转换》文中研究表明比喻是文学写作中最常见的一种修辞。根据Webster's New World Dictionary和A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比喻是以一事物描绘另一事物，因为两事物之间存在某种相似之处。总体而言，比喻可分为明喻和暗喻。使用比喻能够使作品更为生动，更好地为读者所理解。中国着名诗人艾青曾说过：“比喻使一切难以捕捉的东西，一切飘忽的东西固定下来，鲜明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像印子打在纸上一样地清楚”。(quoted in李定坤，1994：20)正是形象在比喻中的运用才赋予了比喻这样的魅力。所谓形象，本文中所指的乃是阅读在读者脑海中所产生的影象或意象。从社会符号学的角度看，语言是一套独特的符号系统。在这套系统中符号有六大功能——信息功能、表情功能、祈使功能、元语言功能、美感功能和酬应功能；从语意角度看，符号又有其指称意义和语用意义。比喻中的形象也是符号，也有其指称意义和语用意义。从功能上看，形象最鲜明的功能是其美感功能和表情功能。在翻译比喻时，是否能将形象恰当地进行转换是决定比喻翻译好坏的关键。本文用Eugene A. Nida的功能对等理论来指导比喻翻译中的形象转换，并认为此理论是衡量形象转换的最佳标准。简单地讲，功能对等就是要让译文和原文在语言的功能上对等，而不是在语言的形式上对等。而语言功能的对等，是读者心理反应的对等。即译语读者在阅读译本时能产生如原语读者阅读原作时所获得相等或相似的感受。因此，在进行比喻的翻译时，当比喻中的形象在转换过程中能够保留其原有的美感功能和表情功能时，此转换为最佳转换。八 硕士学位论文 ＼N7＆M AI：＼S”I工厂”S’JllKIs 具体转换方式视情况而定。形象的处理可分为以下叁种方式：当同一形象在 中英两种文化中能够传达同样的美感功能和表情功能时，译者可以再现原语 形象，或者某一形象在译语中不存在，此时也可用再现原语形象加上释意的 处理手法：同一形象在中英两种文化中传达不一样的美感功能和表情功能时， 译者应用译语形象更换原语形象；当同一形象再现后使得译文语言累赘，晦 涩难懂，或者某一形象在原语的习惯表达法中有特定的文化涵义，而此文化 涵义是完全不能被译语文化所能接受的，并且也无对应形象传达同样的文化 涵义时，译者可以删除原语形象。此形象转换法不能传达原文形象的美感功 能，译者应该设法采取补偿手段在译文中创造美感。 另外，形象转换也与语境相关，不同的语境决定了某一形象的选择。在 翻译过程中，译者应该尽力去研究处于某一上下文中的形象该如何理解，正 确进行转换后传递给译语读者。笔者在大量练习中发现，在中英两种语言中 存在许多对应表达方式。从字面上看，这些对应表达方式中的形象似乎传达 了同样的信息，也传达了同样的美感功能。但实际上这些形象传达的语用意 义不同。因此，在进行这些形象的处理时一定要当心陷阶，找出真正传递有 同样的美感功能和语用意义的对应形象。 总之，比喻翻译中的形象转换是很难处理的。我们应该以奈达的功能对 等理论来指导比喻中的形象转换，使译本能够带给译语读者如原文带给原语 读者同样的感受和信息。
万华[5]2013年在《基于汉语熟语英译的趋返模式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汉语熟语英译中各种对应与不对应的手段为研究对象，讨论熟语翻译的原则和方法。选择熟语作为研究对象的主要动因有四条：1）熟语可分为成语、谚语、格言与警句、歇后语、俗语与惯用语五类，（王德春1990:94）是语言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是语，亦可以是句，在各种语体和语境中被普遍和频繁使用，可出现于各类不同的文本，覆盖面大；2）熟语的内部语义关系非常复杂，既有逻辑组合，又有非逻辑组合，是理据性和任意性的高度结合体；3）不同语言之间有可以相通的熟语，同时也有更多民族文化特色十分显着的案例，在语码的转换中会涉及多种翻译要素，如何权衡不同要素的关系值得深入研究；4）熟语的词典处理方式和实际行文中的处理方式往往不同，不同的处理方式背后的动因是什么。这四个特点恰恰能满足我们对汉英互译中的对应与不对应译法主题的兴趣。研究语料主要来源于汉英谚语词典、汉英成语词典，以及中国古代、近代和现当代文学作品的中英文版。本研究的基本观点是，任何翻译活动都必须满足翻译的必要条件：即忠实性原则和通顺性或可理解性原则。前者是就译者与原语关系而言的，而后者是就译者与译入语及其读者关系而言的。这一组看似简单的关系却蕴含了许多在实践中难以把控的变量。许渊冲（1991:2–9）提出翻译艺术的6要素：世界、作者、作品、译者、译作、读者（即译作的读者）。杨自俭在此基础上又分别增加了原作的读者和翻译过程（2002:7）两项。虽然他们都是对翻译泛泛而论的，但对熟语翻译的解释也同样适用。它起码说明熟语的翻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网络。由于与翻译相关的影响因素众多，不同的因素影响译文质量的方式不尽相同。因此，如何评价不同因素在熟语翻译手段中的权重是趋近理论模型的核心论题。本研究既承认语言之间的共性，也承认语言之间的差异。共性为熟语翻译的成功实现奠定了基础，而差异则给熟语翻译带来了挑战。由于英汉同属于SVO型语言，它们在句法上主要依赖语序实现表义功能，这为翻译带来了许多便利，也是实现直译趋近的基础。然而由于英汉分属于不同的语系，两种语言从起源、使用环境到发展过程都存在着差异，多数熟语不是其组成成分相加之和，且一种语言中的熟语在另一种语言中并不一定有完全对应的熟语。在熟语翻译过程中，译者既需要遵守语言单位的原子组合的原则，更需要遵守语言的整体调节的原则。这些差异进而又导致不同语言在熟语语义覆盖范围、概念合成方式和实际运用等方面的差异。此外翻译目的、读者对象、翻译项目赞助人、译者的意识形态以及原文质量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译者对翻译手段的选择。这是意译趋近和选译趋近的影响因子。实现熟语翻译的全方位对等只能是译者追求的理想目标。语言之间共性与个性的对立是翻译中各种对应与不对应的根本原因。切实的理论模式是实现原文与译文在信息内容上的趋近。趋近是一个协调翻译中对应与不对应关系的方案，也是一个带有弹性设计的有限张力系统。译文求信于原文会产生向心力，而译者受各种外部因素的影响又会产生离心力。趋近翻译是发生在对应与顺应博弈之间的结果。由此可见，合格的翻译是一个充满各种选择富有弹性的连续统，从直译趋近到意译趋近，再到选译趋近是译文从与原文对应相似走向离心张力的渐变过程。然而翻译毕竟是翻译，它万变不离其宗，尽管万变不能归宗。这正是本研究的根本立场。本研究从现代语言学有关意义理论的视角出发，充分考虑翻译单位和语言单位的内在关系，采用归纳和演绎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炼出用于指导熟语翻译实践的理论框架（详见第二和第叁章），然后分别从直译、意译和选译叁个方面验证理论归纳的可操作性（详见第四、第五和第六章）。在分析熟语翻译的不同手段和处理方法时我们还考虑了语言和言语的因素。语言的静态性和言语的动态性会使原文对译者的约束力发生变化。静态的语言义只为熟语的理解和转换提供了基本信息。具体的言语环境为译文生成却能提供许多的选择余地。进入具体语境后，熟语翻译体现在句法选择手段上则是重视深层的命题义，而非表层的字面义或句子义。在指称义和系统义或者命题义和句子义彼此吻合的前提下可考虑两者兼顾，从而实现形式和功能的同时趋近，否则以指称义和命题义为准，只实现功能趋近。在句子以上层面需要重视语用意义，包括言外之意。词汇层面的指称义从属于句子层面的命题义，而命题义从属于语用意义。翻译单位越小就越容易实现形式对等与功能对等的对接。本文提出的语义筛选机制就是尝试着模拟在各个层面上的语义选择过程，从而实现译文与原文的语义趋近。因文本类型不同引起的熟语翻译手段变异亦在本研究考虑之内。由于原文质量不统一和读者期待各异，文本类型趋近中会涉及各类变通方式，使译本符合目的语同类文本的特点，从而提高文本在目标受众眼中的可接受度。具体而言，科学语体和政论语体类文本对直译趋近的要求高于宣传类文本。从熟语翻译中归纳出的趋近原则和策略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性，也可为不同文本的翻译实践提供参考。本文的创新点：1.趋近从对应论和顺应论的对立中求得平衡，提出了一元化的解释模式，扩大了合格翻译的解释范围；2.在前人对汉语熟语分类的基础上，寻找到了熟语类型与翻译手段的对应关系：组合型熟语——直译；综合性熟语——直译/意译；溶合性熟语——意译/选译；3.采用了语义学、句法学、语用学等语言学多个分支学科对翻译现象进行了解释和分析，实现了翻译理论模式的多元互补。
袁玲丽[6]2006年在《论英译汉中动物比喻的形象保留与转换》文中研究说明在对英语中的动物比喻进行翻译时,只有对动物在两种语言中喻义异同有深入的了解,同时以源语与译语之间的灵活对等为基础,灵活采用直译、直译加注、借译、意译等方法,才能使原比喻中的动物形象得以保留或转换,从而将源语中动物比喻所承载的信息最大程度地传递给译语读者。
张景忠[7]2014年在《浅谈英汉文学翻译中形象的转换》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该文从中西方不同的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社会风俗、价值观念等方面论述了英汉文学翻译中形象转换的重要性;阐明了几种常见的形象转换原则;提出了形象转换时应注意的事项。
王优[8]2015年在《汉英熟语的多维对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语言是人类交流思想的工具,无论何种语言,人类这一工具都必须具有功能强、体构简、耗能少的共性。语言的这一共性促发了熟语这个特殊又极具特点的语言形式的发展、演变和完善。熟语是一个民族语言和文化的精华所在,也是对民族语言文化发展和变化最敏感的部分,所以研究熟语能帮助我们更好更快捷地学习语言和文化的方方面面。汉英两种语言分属不同语系,它们的熟语是两族人民不同的生活方式、自然社会环境、价值观及思维模式的映射。汉英熟语对比研究能为我们展开一幅清晰的两族语言文化画卷,更能深化对比语言学理论和实践工作。改革开放至今30多年是我国汉英熟语对比研究的黄金期,成果颇丰。但据笔者统计,这些成果虽多却不够深入,系统性稍显不足,缺乏将汉英熟语进行整合讨论的论着。有鉴于此,本文拟从七个维度对汉英熟语进行整合对比分析,以期系统地发掘它们之间的异同,总结一些规律,为我国熟语以及对比语言学研究做一点工作,并为熟语翻译和语言教学提供一些理论上的帮助。水文的第一章对研究的缘起、意义和研究方法做了简要阐述,并介绍了对比研究的哲学基础,本章是全文的基调,为文章提供理论支撑。第二章对汉英熟语的界定、特征进行了详述,比较了它们的不同；同时也以时问为序系统地梳理了汉语和英语熟语研究以及两熟语对比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紧接着,文章进入多维度对比研究部分——即汉英熟语的形成和理解维度、比喻维度、民俗文化维度、伦理道德维度、宗教人性观维度、思维方式维度以及审美维度。本文的第叁章是从熟语形成和理解维度来对比汉英熟语,主要解析影响它们形成的各个因素。汉语熟语的形成主要受佛教、道教、诸子百家思想、着名文学作品、古代科举制度、农业经济和中医文化等七个方面的影响。英语熟语的形成则受希腊罗马神话、《圣经》、莎翁戏剧以及其他着名文学作品影响居多。在理解层面,汉语熟语重语义理据,英语熟语重语义组构。第四章是比喻维度。本章首先对比了汉英熟语主要比喻类型的差异：汉语有借喻和博喻,英语则无,取而代之的是转喻和提喻。而后,文章对汉英熟语的喻体和喻义展开对比,呈现了部分喻体和喻义完全一致的现象,但重点则放在汉英熟语比喻里喻体和喻义完全相异的语言现象上。接下来是民俗文化维度的对比研究。这一维度的对比主要集中在民族习俗、地域风貌、民族心理叁个层面,详细分析了它们对汉英两种语言的影响,尤其是它们在熟语里的投射。第六章是伦理道德维度。汉族和英语民族对伦理道德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汉族的伦理指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和处理这些关系的规则；汉族的道德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英语里无论伦理还是道德都与人际关系无关,仅仅指支配或影响行为的道德标准。这种交集极少的伦理道德观反映在各自的熟语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语言现象。第七章宗教人性观维度是本文的第七部分。这一部分首先分析了汉族“儒家”、“佛教”、“道教”思想的“人性本善”观点对汉语熟语的影响,再转到分析基督教“人性本恶”人性观在英语熟语里的投射。汉语很多熟语反映了“人性水善,劝人向善,好人有好报,恶人终有恶报”的观点,而英语熟语则多表达“人违背上帝意志,生来便有原罪,法律是必须的,权力必须制衡”的思想。第八章从思维方式维度对比分析了汉英熟语的差异。汉英思维方式差异的本质是哲学思想的差异,所以本章从讨论汉英哲学思想差异入手,进而从形象思维对抽象思维、直觉思维对推理思维、整体综合思维对个体分析思维叁个层面对汉英熟语中呈现出的各种差异进行了详细分析。第九章是最后一个维度,审美维度。审美方式、审美心理与思维方式是相通的。汉语靠“悟”去体验和创造美,讲求“心领神会”,感性特征显着。英语民族美学受西方思维方式影响,美学范畴界定清晰、概念定义明确,强于逻辑推理和分析,抽象严谨。本章主要分析汉英这两种特点在熟语里的表现：汉语熟语遣词华丽,造句精美,情感丰沛、形式对仗,语音照应,诗情画意。英语熟语主要表现为形式和谐,直接在熟语语表上就能得出“形式”的和谐关系。对比研究的重要目的是为翻译服务,更好地解决翻译工作中遇到的难题。这也是本研究的目的之一。所以文章的第十部分专门讨论熟语对比和翻译。本章以传统翻译的两个方法和两个策略为出发点,进而将汉英熟语分为六个类别,提出以“读者反应论”为核心的更为宽广的翻译思路,分别讨论了这六个类别的翻译方法和策略。本文的最后一章是结论部分,总结了本研究的内容,指出文章存在的问题,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思路。
卢巧丹[9]2016年在《跨越文化边界：论中国现当代小说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接受》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把中国现当代小说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接受作为研究对象,指出中国现当代小说的翻译与接受问题归根到底就是文化翻译的问题。现当代小说从中国到英语世界,在原文转换成译文的过程中,语言从一个文化空间进入另一个文化空间,其翻译过程就是文化转变的过程,这一过程可以称为"文化行旅"。文本在不同文化间通过碰撞、沟通而逐渐融合,最后产生新的文化视野,原作投胎转世,获得了新的生命。这一文化行旅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如摆渡、飞散、求异存同等。目前已有的文化翻译观各不相同,而且大多推崇静态的文化翻译观,这难以公平公正地评价整个译介过程。针对这一缺陷,本文提出并论证了动态文化翻译观,并试图说明后者能真正有效地指导中国现当代小说的译介与接受。动态文化翻译观的核心和准则是文化适应性。在旅行过程中,文化适应性犹如旅行中的方向盘。在大文化视野下,根据不同的翻译目的,译者作出适境的审美判断,灵活改变文化翻译策略,其最终目标就是实现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的洽恰调和,形成良好的读者接受环境。为了以点入面,更深入地了解现当代小说如何跨越文化边界,形成一个动态的理解,本文以鲁迅小说、木心小说和莫言小说的英译为个案,从叁人小说的经典性入手,考察相关译者在翻译这些小说时的文化翻译观、采用的文化策略以及各自译作在英语世界的接受情况。本文认为,叁位作家的作品都是民族性和世界性兼具,思想维度和审美维度水乳交融的经典之作,正是作品这种内在的经典性,使得小说跨越时空,开启精彩异国之旅。在动态文化翻译观的指导下,叁位译者以意义对应转换为核心,以文化传播为己任,以再现原文经典性为目标,融合了译介和传播中的策略选择、营销战略等,最终达到原文与译文的洽恰调和,再现原文的文学魅力和艺术水准。鲁迅小说、木心小说和莫言小说的成功译介给中国现当代小说的译介与传播提供了很多启示。本文共分五个部分,除绪论和结语外,鲁迅小说、木心小说和莫言小说的译介各占一章。"绪论"部分从研究缘起说起,然后对文化和文化翻译概念进行了梳理,提出动态文化翻译观应该作为指导中国现当代小说的译介原则。接着介绍了中国现当代小说译介与接受的现状以及相关研究的国内外现状,指出本选题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同时,该部分旨在指出,当今时代,多元文化交融齐放,中国现当代小说译介日趋繁荣,在动态文化翻译观的指导下,我们能更加客观公正地探讨在文化行旅过程中译者采用的文化策略,跟踪译本在英语世界发生的作用,分析导致某种翻译结果的历史、社会和文化因素,进而更好地来探讨如何让中国现当代小说进一步走向世界。——这正是本文撰写的现实意义所在。第一章旨在考察鲁迅短篇小说在英语世界的文化之旅。鲁迅小说从中国走进英语世界,翻译的过程犹如船工在中西文化之间来回摆渡。因此,文化动态性在这里表现为摆渡,也就是以文化为舟,以语言为桨,以中西文化交流为己任,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翻译的前提是作品具有摆渡性,即具有经典性。本章首先考察了鲁迅小说的经典性,指出鲁迅作品既具有世界性又深具民族性,既具有思想内涵,又富有审美价值,堪称真正有艺术生命的经典之作。然后以"摆渡者"蓝诗玲的译本为主,以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的译本和威廉·莱尔的译本为参照,通过细致的原文和译文对比,来看摆渡过程中"摆渡者"如何采取恰当的文化翻译策略,进行文化意义的转换。意义在变化,不同时期的译者采取的翻译策略也在动态变化。摆渡者通过与原作者对话,与前译者对话,与读者对话,努力把握原文经典性,不断调整翻译策略,把原文转换成能为读者所接受的译作,最终到达彼岸。本文指出,相比而言,蓝诗玲译本更好地传递了原文的经典性,也是当前最受读者欢迎的一个译本,所以是鲁迅小说摆渡最为成功的一个译本。第二章着重讨论了木心小说在英语世界的文化行旅。跟"摆渡"一样,"飞散"也是"动态文化翻译观"的文化表现形式之一。作品从中国到英语世界的跨文化之旅,是中国文化的飞散之旅。飞散至少涉及两种文化或文化语言,其目的是创造一种"更丰富的语言"。译者就是飞散者,飞散者既要坚持自己家园文化的差异性,又要将这些差异用另一种文化语言进行再创造,形成跨民族的特征。童明用"异、易、移、艺"四个字概括了他的翻译思想,他认为翻译中要充分意识到双语之间的"异",然后进行双语信息之间灵活的"易"。翻译又是一种"移",是一种文化旅行。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是"艺术",应该保持其文学性,再创艺术胜境,传递原作思想感情的精髓。本章以《空房》的英译为例,从飞散的视角,探讨了木心小说如何在译者"异、易、移、艺"这一翻译观的指导下,坚持追求译本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完成语言文本的文化行旅,产生新的文化视野,在英语世界获得新的生命。第叁章从莫言小说的经典性和文化语境、葛浩文的文化翻译思想、翻译中的求异存同以及原文和译文的洽恰调和这四方面切入,勾勒莫言小说在英语世界文化行旅的轨迹。在译介莫言小说的过程中,从《红高粱》到《檀香刑》,葛浩文的文化翻译观也在动态变化,从最开始的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慢慢过渡到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他在翻译过程中充分考虑源语和目标语的文化背景,根据翻译目的、读者对象等因素灵活选择恰当的文化翻译策略,重新塑造莫言小说的形象与特点,再现原作艺术,最终达到原文与译文的洽恰调和。结语部分对中国现当代小说的文化之旅进行了总结,分析了中国现当代小说走向世界的困境以及走出困境的对策,澄清了现当代小说译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阐明了研究意义,并展望了有待拓展的空间。
张友文[10]2014年在《汉英典型复标比喻结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现代汉语和现代英语中没有“复标比喻结构”这一术语,本文以“复标比喻结构”特指在明喻结构中同时具有两个比喻词(标记词),且两个标记词前后形成呼应的比喻结构。汉英典型复标比喻结构作为一个兼具语言意义、语法意义和相应形式的结合体,在语表形式上具有特定标记词和固定线性序列结构;在语里意义上,复标比喻结构是通过两两比较从已知信息扩展到未知信息从而获得对于另一事物的认知和判断。现有的复标比喻结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汉语和英语的个别性比喻结构、结构层次的划分及标记词等单题性研究方面,研究范围相对狭窄、研究视角比较单一,缺乏系统性的现象描写和解释,而基于大型语料库基础上的汉英比较研究更是少有涉足。本选题以现代汉语和现代英语中典型复标比喻结构为研究对象,依托于中英大型语料库,旨在对汉英两种复标比喻结构在抽象层面和具体层次上的语义、语法现象进行跨语言的对比、描写和分析,并力求从认知、思维方式和文化基因等多角度审视和解释两种结构之间的异同、共性与个性。在研究中遵循共时研究和历时考察相结合,现象描写和理论探究相佐证,形式刻画和内容洞察相统一的研究思路,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来使研究中的相关语言现象得到合理的解释。现代汉语和现代英语的复标比喻结构基本都包含本体、喻体、相似点和比喻词等儿个主要构件。其中比喻词作为复标比喻结构的标记符号是形式要素,其它叁个构件则是语义要素。现代汉语的典型复标比喻结构形式为: X (本体) 像(标记词)Y (喻体) 似的 (标记词) Z (相似点),其中的某些构件成分可以隐现,并可根据句义需要对这个线性结构做出调整而演绎出的其它线性结构式。这个结构中标记词“像”“似的”是变体,其典型性是通过一个标记符号群体来凸显。现代英语典型复标比喻结构表达式是:x(本体AS (标记词)Z (相似点)AS (标记词)Y (喻体),这个结构式则相对固定,除前标AS可以省略外,其它成分都不能随意移动和隐现。这个结构的典型性则是由一个孤立的框架结构予以表现。本质上,现代汉语的典型复标比喻结构是一个小句结构体,而现代英语的典型复标比喻结构则是一个主从复合句。汉英复标比喻结构的标记词在结构中的地位、线性位置、语法化及部分功能的共时重迭性方面都存在着跨语言的共性,但两者在演化动因、演化终点、语表凝结形式及构句能力等方面又彰显着各自的个性特征。首先,汉语虽经历某些阶段外族语言文化融合的影响,但汉语体系内部因素的促动才是标记词的词义词性演变的主要动因;而英语由于语言接触和融合的历史因素复杂,内部因素促动和外部接触而致标记词义词性演变的情况兼而有之。其次,根据语言演变的“语法性斜坡”规律来看,汉英比喻标记词的演化路径都恪守这一斜坡规律,但两者最终归宿可能并不一致。汉语标记词可能虚化而仅具符号特征但不会抽象化为词缀形式,而英语标记词则存在这一演化可能。然后,汉语所有比喻标记符号都可在语表形式上凝结成一个高度统一的框架结构,且各标记词都可在框架内灵活替换而构成一个连续统;英语中的标记符号串之间因缺乏联系性和系统性而各自独立存在。最后,汉英比喻标记词由于本身的构句能力有别而在语表上表现各异。汉语比喻标记词可以分拆使用也可联合出现并具有大致相等的表义功能,其可连接句子成分还兼具一定语法意义;而英语比喻标记大都是作为一个连接词使用且不能单列出现,也基本不能附加多少语法意义。汉英复标比喻结构的本体和喻体作为结构项在反映的对象类型、构成成分及语法功能等方面都具有多样性。由于受到框架结构和语言本身语法规则的限制不同,汉英复标比喻结构本体和喻体的句法位置和语法形态也表现迥异。汉语结构中的喻体位置固定于结构槽中而本体位置可前可后;英语结构中的本体和喻体被置于结构槽前后不可随意移动。现代汉语的名词(短语)、动词(短语)、代词、介词短语等各类型短语,甚至亚小句皆可直接入句充当复标比喻结构本体或喻体,而现代英语中除了名词和代词可直接入句外,其它词类一般都需经过形态的变化或借助辅助语法手段才能入句充当比喻结构的本体或喻体。汉英中的一些涉时、涉地概念和介词结构等特殊成分也可进入相关语法位置充当本体或喻体,但本体和喻体在结构类型上会出现不对称,这些差异皆由汉英语中不同的句规约原则所致。在某些情况下,英语复标比喻结构中的本体可省略也可空缺,但出现本体空缺的复标比喻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固化,应以习语待之;汉语复标比喻结构中的本体只可省略而不可空缺。汉英复标比喻结构中本体和喻体出现的句法环境也有差别,汉语结构中本体和喻体多出现在小句和短语环境中,部分偶见于复句结构中;而英语结构中本体和喻体基本都是分散在主从复合句中,由此可见汉语复标比喻结构本体和喻体之间附着力较强,联系程度紧密。当然,这跟汉英两种语言表义时所表现出的“意合”和“形合”组织形式也不无关联。汉英复标比喻结构的相似点作为比喻的灵魂是本体和喻体意义交汇的融合点,它承载着比喻语义的连接和贯通,有自己的表现形式和隐现规律。从线性结构上看,汉语结构中的相似点在线性结构中位置灵活,几乎可以以形容词(短语)、动词(短语)、名词、数量词甚至小句形式直接出现在线性序列的任何位置,并可以充当主、谓、宾、定、状、补等各种语法成分或以复句的独立分句形式出现。另外,出于意义清晰和简洁需要,相似点也可以选择不出现。汉语复标比喻结构相似点的语法表现符合汉语组织形态的“流块结构”原则,相似点作为一个流块结构,适当的语义搭配加上清晰的脉络事理,就可以跟句中其它流块粘连而不受形态成分的约束。英语复标比喻结构的相似点则是被固定在框架结构中的中间,形容词、副词可以直接入句充当相似点,其它词类则须经过词形变化或添加辅助语法手段方可入句。由于结构的限制,相似点在句中基本都是处于表语或状语位置,不能省略或隐藏。这些都跟英语组织形态上要求以动词为中心形成“核心”架构、语句联结要有规范的形式标记有关。当然,汉英复标比喻结构相似点的跨语言表现差异从根本上看还是受到各自组织信息的原则的制约所致汉英两种典型复标比喻结构之间可以实现某些结构完全对应转换翻译,也存在结构上不匹配的结构转化模式,这与汉英典型复标比喻结构的标记符号是群体与个体的差异对应有关。两种结构的对称转换表现在结构项、相似点和比喻词在语义成分和概念上都具有一致性,只需掌握两种结构中各实义要素的句法表征规则即可实现转换。不对称的转换主要体现为两种结构的构成成分存在语法形式和句义组织原则上不一致,这类转换需要根据汉英两种语言的信息表达方式、文化因素、原文风格等因素做出调整以实现两种结构的同义对等转换。因此,从结构标记上看转换结果,汉英复标比喻结构之间的转换翻译存在复标结构对称转化、复标结构译成单标形式和复标结构译成非比喻形式叁种模式。
参考文献：
[1]. 广义修辞学视域下的《红楼梦》英译研究[D]. 冯全功. 南开大学. 2012
[2]. 隐喻汉英翻译原则研究[D]. 刘法公. 华东师范大学. 2008
[3]. 英汉词语文化语义对比研究[D]. 杨元刚. 华东师范大学. 2005
[4]. 比喻翻译中的形象转换[D]. 向玲. 华中师范大学. 2002
[5]. 基于汉语熟语英译的趋返模式研究[D]. 万华.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3
[6]. 论英译汉中动物比喻的形象保留与转换[J]. 袁玲丽. 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7]. 浅谈英汉文学翻译中形象的转换[J]. 张景忠. 英语广场(学术研究). 2014
[8]. 汉英熟语的多维对比研究[D]. 王优.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9]. 跨越文化边界：论中国现当代小说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接受[D]. 卢巧丹. 浙江大学. 2016
[10]. 汉英典型复标比喻结构研究[D]. 张友文. 华中师范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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