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雪垠给程前凡的论文写了五封信_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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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千帆兄:

十分抱歉。半年多来,我总想给你写信,就是苦于腾不出手来。我不是要写一般问好信,是要写信谈谈你们夫妇的《古诗今选》,所以必须有一定闲暇。今天将急于发排的一批稿子付了邮,专门提笔还这封信债。

承惠赠你们的《古诗今选》上下两册,我早看了。《引言》等于一篇《概论》,简明扼要,见解中肯,令我佩服。但是宋以后的诗都未选入,似应在《引言》中说明一下,免得有些年青读者误以为古诗到宋而止,以后就无足观了。其实,与文天祥同时,在金元交替之际有元好问,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诗人。明清两代也有重要诗人。你们不选宋以后的诗,自有你们的想法,但应在《引言》中有几句交代,对吧?

对于每个诗人的介绍,我觉得过于简单了。古代极少“专业”诗人,不妨写出他们的做官经历,使读者能够更多地知道他们的生活道路。

关于古诗(包括近体诗),你们是真正的专家,所以大体上说,选得比较精当,很不容易。唐宋诗人的作品很多,选本的容量有限。我说“大体”,也含有不完全令我满足的意思。拿杜诗说,《羌村》和《北征》水平很高,没有入选。杜在七律方面的成就很大,恐怕没有同他并肩的,可惜没有选几首代表作。

使我特别满意的是,你们在两篇诗的注释后所作的艺术分析或评论,了了数语,意见精辟,颇有助于读者欣赏。

注释文字简要明确,是很大的优点。其中也有尚可斟酌的地方。我是将下册看到大半时,才想到应该遇到疑问处夹个纸条。现在我按照夹纸条的前后次序谈谈我的小意见,谈错了,不妨一笑。

第五三七页,注“毡车百两”云:“一车两轮,故称为两。”我认为不如直接注为:“两同辆,古字通用,读去声。”(按现代“两”字读上声,“辆”字读去声,不能通用。)第五九九页,“绾结湘娥十二鬟”的“绾”字,注音guan,应改为wǎn。又注云:“绾结就是连结(在一起)”,似乎意义也不准确。现在北方普通话还说“将头发绾起来”,(绾也可以写作挽)含有向上束札的意思。第六一二页“瓮牖”二字:“小得如瓮口的窗户,指穷人的住宅。”也不够准确。瓮牖是小圆窗,代指穷人的住宅。解放前农村中还有穷人家用破瓮(缸)口做窗户,夏天通风透光,冬天堵死,比用木制窗棂省钱省事。

陈与义的诗句:“晚木声酣洞庭野,晴天影抱岳阳楼。”(第六二一页)“影”字注云:“这里指日光。”解作树荫如何?又第六三五页注陆游诗句中“世好”一词云:“世交,即两家世世代代相交往。好,这里念hào,去声。”我想“好”字以读上声为宜。如今普通话中称朋友为“友好”,说交朋友为“相好”,都是念上声。“世好”一词解为“世世代代相交往”,也似乎过了头。可解为先世有交往,上辈子有交情。第六三八页“绝塞”一词,注云:“这里指唐北廷、安西都护府原来的辖区。”我认为前边应先释“绝塞”一词本义。第六六一页注“关洛”一词:“关,关中,指今陕西省境。洛,洛阳,指今河南省境……”按关中不能全包括今陕西省境,洛阳不能全包括今河南省境。

对于古诗,你们是渊博之士。我偶然看到注中的问题,未必看得准。有的话,你可能觉得可笑。大概原来还有一些小纸条夹在书中,日久失掉,我也记不起来了。

还有,关于李商隐的《锦瑟》,原有两派解释,一派作政治诗,一派作爱情诗(或悼亡诗),都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你们作政治诗看,我不反对。但为着打开读者思路着想,给他们博闻之益,似应把另一派的意见也简述一下,让他们自己思考。

以上是对《古诗今选》的读后意见,很不全面。又承你惠寄祖棻先生遗著《宋词赏析》,看了数题,十分赞赏。此书不惟给青年读者很大帮助,对我这样的老头子也有许多启发。

我近来在《文学遗产》复刊号上发表一篇《论〈圆圆曲〉》,其中论点尚能言之成理否?望兄得暇赐教。

敬候

夏安!

雪垠

八○年七月十四日

(二)

千帆兄:

非常抱歉,你去年秋天寄来的大著《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我很快拜读了,但一直因为工作紧张,没有给你写信。过去关于这个问题,学者们谈的不少,但都不如大著广搜资料,论证详细。我对此问题完全是门外汉,读了你这本小册子,受益不少。大概是我看得马虎,好像你在书中对行卷和温卷的异同还没有给我一个清楚的概念。如果你对两个词的涵义有何异同,解释得还不够清楚,将来不妨补充两三句。又,在解放前我看到有的著作相当强调“温卷”对唐代传奇小说的促进关系,给我留有印象。你在小册子的《结论及余论》中说道:“同时,影响文学发展的历史社会条件也是多种多样的,非常复杂错综的。我们在解释唐代文学发展的这一历史现象的时候,决不应当把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提倡文学的手段之一——行卷的作用,强调到不符合事实,也就是不恰当的地步。”你在这几句话里所指的问题是否包括唐代的传奇文学?这道理我是赞同的。何不将你所指的问题说得明确一点?我想,学术著作的结论既要写得简要,也要写得明确。是不是你不愿说得明确了会刺伤朋友?其实,对读者着想,把话说明确是必要的。

你二月二十八日来信表示赞同我在《长夜》序言中写的意见,说:“尤其欣赏那篇序言,连同你的许多书信,实是苦口良药。愿意喝的,有福了。”我知道,有的朋友和读者像你一样赞同这篇长序,但也难免有一些同志看此序很不舒服。可是为着对我国的文艺事业负责,对历史负责,有些意见我不能不公开写出来,帮助读者、领导、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者总结过去的历史经验。虽然序言中所谈的事情都有具体的人,但我的用意是对事不对人。我所谈的是解放后长时期相当普遍而严重的历史现象,曾经对繁荣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起过消极的作用。时至今日,当年的思想方法,思想痼疾,以及官僚主义的领导习惯,在某些久作文艺领导工作的同志们身上尚未清除,成为潜伏的病根,遇到“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不由自主地表现于外。

从七七年以来,人们对于十年动乱期间的文艺问题揭露和批判得较多,而对于建国以后十七年间的文艺问题总结得很是不深不透。倘若能够对“十七年”间的文艺问题认真进行总结,则对于指导今天的文艺创作,对于进一步认识林彪和“四人帮”倡导的文艺谬论的恶性发展过程,对于研究和编写建国以后的当代文学史,大有裨益。可惜这一工作,目前还没有认真去做,于是乎使一部分久居文艺领导岗位的老同志们,不肯正视自己曾有过教条主义和“左”的思想,同时也使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部分年青人产生了一种错觉,好像十年动乱期间的种种文艺谬论都是突然从地下冒出来的。

“十七年”间对文学创作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以及领导作风,既有正确的部分,也有错误的部分。其错误的部分即我在那篇序言中所指出的几种表现。其实,还有一些现象我没有概括进去。“十七年”中盛行的教条主义,“左”的思潮,将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看成简单化的“为当前政治服务”,以及以行政方式领导文艺创作,等等,都是相当严重的。我们既要看清“十七年”中出现的错误同十年动乱期间的问题有本质的区别,也要看到两个阶段有历史的联系性。“十七年”的错误部分为十年动乱期间的大倒退准备了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认识到“十七年”与“十年”在某些方面有历史的联系性,不能割断,所以我很重视探讨“十七年”的历史经验,希望历史的消极现象不要重复出现。《长夜》的序言就是在这样的愿望和心情中写出来的。我常常怀着痛苦的心情回顾“十七年”。要是“十七年”中在文艺领导思想上不犯“左”的毛病,该有多少人会尽力发挥他们的创造才能!许多同志到目前还认为五七年以前是没有问题的,我不同意这个看法。所以在序言中特别通过我自身遇到的事情谈谈“反右”以前的情况。更具体的意见,将在《学习追求五十年》中写出。直到目前,有不少同志愿意承认他们不该将好同志错划为“右派”,甚至可以当众说几句自我检查的话,但是一提到他们在“十七年”中执行了教条主义和“左”的文艺领导思想,他们就不肯承认。肯喝下去这一杯苦酒有好处,无奈有些同志尚不习惯。可以说,他们的头脑尚不清醒。其实,不少同志在领导文艺工作中有“左”的思想,有教条主义,有官僚主义作风,不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等等,都不是某个人的问题,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相当普遍存在的现象,在不同人的身上只有程度之差。而且许多问题是从上边来的,在下边作领导工作者不受影响,不跟着走,是不可能的,广大被领导的人们更得听从。那些年头,不断有从上边刮起的各种风。北京有二、三级风,各地方就刮五、六级风,于是大家随着风向倒。这就叫“风行草偃”。

我常想,假若“十七年”中我担任领导工作,也会同样有别人有的问题,甚至在某些问题上更为严重。只是由于两个条件,使我能够在较多的时间头脑中略微清醒,或者说多些疑问。其一是我一直从事创作,而且是在被压抑的环境中从事创作,亲身体会的问题较深;其二是我对文学史有一些知识,常常在苦恼中思考文学史上的某些规律,帮助我对现实的违背规律的文艺问题不免暗自独立思考,有时头脑略微清醒。但是这个不幸的“略微清醒”,忍不住公开说出,在五七年惹了大祸,被错划为“极右派”。

轻易不给你写信,一提笔就感想很多,将信写得很长。其实还有很多感想没有写出来哩。你打算来京一游,好极啦。我四月中旬回河南一趟,月底回来。希望你在五月间来,以便长谈。寄来的照片都收到了,谢谢。沈尹默赠你们夫妇的条幅,诗书双佳。你要我写字,大概快一年了。我一直没有动笔,原因是我本来不善书法,总想藏拙。今日勉强写出,随信寄呈,聊作纪念。

敬候

著安!

雪垠

八一年三月廿二日

(三)

千帆兄:

大著《闲堂文薮》昨日收到,谢谢。

几年来你出版了许多著作;如包括选注的古典文学作品,数量更多。果然是生产力解放了。有渊博修养的学者在晚年如此勤奋,贡献不停,实在令人钦佩。你的每本新著和编注的作品都惠赠给我,我虽然不能全读,但只抽看一部分,也都获得教益。有的书你只写了序言,但仅仅读了序言,也会使我如对故人,感到亲切而受益。例如你为《唐诗鉴赏辞典》写的序言,读后就使我有此收获。

昨夜倚枕翻阅《闲堂文薮》,发现一个小的疏忽,顺便一提,再印时可以改正。第一二三页,第三行,小字夹注有这样一句:“他的后母用棉花给自己的孩子做冬衣……”用“棉花”二字是个疏忽,春秋时代尚无棉花,应改为“绵絮”才好。我国种植棉花的历史你是清楚的,大概无意中受了民间戏曲《鞭打芦花》的影响,在写到闵子骞的故事时偶尔疏忽。

匆匆。敬祝

伉俪均吉!

雪垠

1984年9月17日

(四)

千帆兄:

收到大著《古诗考索》已经大约两个多月了。我非常高兴你又出版了一部高水平的学术著作,也钦佩你近几年的辛勤努力,结出了一串硕果。接到这本大著,我尽管十分忙,但大部分我都读了,可以说每一篇都使我受到教益。

《论唐人边塞诗中地名的方位、距离及其类似问题》,你基本上解决了一个自来莫衷一是的问题。我过去每读白居易的“峨眉山下少人行”常觉奇怪。《长恨歌》虽非边塞诗,与你所论到的诸诗不是同类,但是你的论点对我考虑“峨眉山下少人行”句颇有启发,至少是使我获得了间接启发。

唐代的长安同成都的关系很密切,从长安往成都不走峨眉山下,这应该是常识问题,白居易决不会不知道。同白居易合作,担任写《长恨歌传》的陈鸿,也决不会无此常识,为什么不纠正呢?而且《长恨歌》一写成就受到重视,广泛流传,为什么白居易的朋友们都不指出来这一错误使他改正?他是享了高寿的人,在生前很多年中何以竟没正视这个地理上的常识错误?看来诗人必有艺术上的道理,绝对不是个地理问题。《长恨歌》是抒情诗,至少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叙事诗。又,《长恨歌》用的是浪漫主义写作方法,不是现实主义写作方法。由于《长恨歌》采用的是浪漫主义方法写的抒情长诗,所以诗人可以不讲究实际地理,用峨眉山泛指四川诸山,也可以不讲究历史实际,写临邛道士去蓬莱仙山寻找杨贵妃鬼魂的情节。倘若诗中写成“剑阁山下少人行”,便过于实在。地理写得太实了,便会使全诗的风格不统一。《长恨歌》全诗带着浓重的悲剧情调,充满着想象,感叹,以及缥缈虚幻情境。如果照实写成“剑阁山下”,那是出入川北、川西的要道,就不能说“少人行”。但“少人行”三个字,在实际生活中不合理,在诗中却增加了悲剧气氛。这一悲剧气氛和“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断肠声”,一气贯串。其实,唐明皇驻跸剑阁之夜未必恰好逢着下雨,更未必在雨夜听见檐际的铃声丁冬。这都是渲染悲剧气氛。这一节诗同后边写明皇归途中重经马嵬,“不见玉颜空死处,东望都门信马归”,以及他回长安后被儿子“软禁”在冷宫中的大段描写,层层悲剧气氛渲染,都是同样性质。

现在将话头转回到你的《论唐人边塞诗中地名的方位、距离及其类似问题》。你的论点很精辟,对解决古诗中的一些“地名的方位、距离及其类似的问题”颇有贡献。唐代的边塞诗都是典型的浪漫主义,惯用夸张手法,感情激越,想象力强、意象阔大,因而往往不受实际地理的局限,有时为着强烈对比,也不受朝代的局限。用学究式的眼光看边塞诗,往往感到解释难通。你在《古诗考索》中不仅反映了你的治学态度谨严和学问渊博两大长处,还有第三个长处为许多专治古典文学史者所缺乏,即你深懂文学创作的道理、懂得现代文学理论。这三个长处结合起来,使你在本书中的许多篇文章中常出现新鲜见解,闪着光彩。

你在《论唐人边塞诗中地名的方位、距离及其类似问题》中也谈到岳飞的《满江红》,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近来我在一本学术刊物上读到一篇关于《满江红》的文章,就是完全不了解创作的道理。作者“考证出”贺兰山不是我们熟知的贺兰山,而是在邯郸附近的一座极不出名的小山。他没想到:第一,岳飞是以匈奴比金源,词中已经写明。第二,这首词慷慨豪放,气概雄伟,决不会写一座不知名的小山,那还值得一提么。第三,邯郸以东便是河北平原,随处可以向北进兵,何必要“踏破”那一个并无险要之称的小小的“山缺”?

还有,在这篇考据文章中,为了“凭栏处潇潇雨歇”,查了《宋史·五行志》和一些地方志书,查考郾城至朱仙镇一带何时阴雨成灾,因此断定《满江红》的写作日子以及在何处桥上凭栏。这又是枉费心力的工作。词中本来写明是“潇潇雨”,现代天气报告中称为中雨,河南民间口语中叫做“锥子雨”。这种雨除非连下许多天,不能成灾,但是最容易引起旅人、骚客、思妇……各种多情善感者的愁闷。既然这种雨一般不能成灾,何必往《宋史·五行志》和地方志中查资料?何况,只要下半天潇潇雨,阻碍行军,就可以引起岳飞的愁闷,何待阴雨成灾?另外考证在某一座桥上凭栏也是没有必要的。岳飞也许是在某一驻地楼上凭栏,或在某一寺庙中凭栏,有何不可?在桥上凭栏,纵然感慨满怀,然而处处雨湿,如何提笔写《满江红》?

由此可见,倘若不懂创作,读古人的文学作品往往是枉费心力。不少所谓“红学家”也是如此。

你的《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在《古诗考索》中编在首篇,显然是你的力作。我读过之后,也认为你下了很深功夫,作了较细的分析,在中国古典诗美学上作出了贡献。不过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你用心分析出来的道理,对今人欣赏古典诗很有好处,古人写诗时未必意识到这所谓“一与多”的美学法则。是么?

大安!

雪垠

八五年五月二十日于东湖翠柳村

又,我于本月十三日飞来武汉,现住翠柳村。

(五)

千帆兄:

承惠赠《沈祖棻创作选集》、《涉江集》二册,先后收到,十分欣感。子苾先生修养深,才华高,令我敬佩之至。可惜处于运动频繁之年,无缘面聆教益,而今已矣,何胜慨叹!

沈先生虽以长短句著誉海内,然以近体诗论,亦是现代第一流诗人,必可传世。她的诗是走温柔敦厚的传统道路,情真味醇,功力甚深,臻于炉火纯青之境。读其诗,想见其人,益惜其逝世过早。孟实先生颇喜其《早早》诗,确实是一首好诗,婆婆孙女之情,跃然纸上,机趣横生。老年人多有此生活实感,难得写出此诗,情景如绘,自然天真,此真正诗人之所以不多而可贵也。

尽管《涉江诗》的基本风格是温柔敦厚,但由于现实生活遭遇,也不能不在含蓄中透露许多悲愤。我读《寄千帆》、《一夕》、《合卺苍皇值乱离》、《优诏》、《残书蠹帙已全抛》、《新秋》诸诗,深衷为之愀然。这本诗集,我将于外出时携在身边,反复阅读,如读唐宋古典诗然。

我自己原来不懂写诗,也不注意此道。五十岁左右,因写《李自成》,迫使我不能不代古人立言,开始学写近体诗。一无师承,二无朋友请教,三无时间常作。偶一为之,吃力难好。我作人性格倔强,锋芒易露,遭际坎坷,故所作多不合敦厚之旨。有些感慨之作,尚未到发表时候,今抄呈数首,以博一笑:

施罗

文化大革命中,因不能继续写《李自成》,有感而作。

施罗往矣余音绝,尊酒无缘共论文。砚墨逐年凝寂寞,笔花入梦落缤纷。

一床青简悲司马,半部红楼哭雪芹。寒夜犹恋精卫海,沧波渺渺待朝曛。

眼前

记一九六七年武汉战斗印象。

眼前历历刀枪影,心上沉沉雾雨天。曾记旌旗蔽日月,犹闻歌哭动山川。

三层楼外残墟在,六渡桥边血海干。忍教万民成草芥,圣人不喜太平年。

咏怀杂诗(录四首)

曲折征途志不违,艰难长夜化朝晖。争鸣误信春风暖,摧折真知霜雪威。

秦氏焚坑史有恨,汉家党锢事全非。花经骤雨红泥冷,朝野争夸土正肥。

日自东升地自转,人才踏尽有谁怜。上纲远过张汤术,畏祸如居洪武年。

盛世躬逢文字狱,孤魂自纪艳阳天。平生謇谔成顽癖,痛哭多言堕九渊。

片言可能招横祸,告密风行九州喑。同志欣逢三缄口,情人出会半交心。

浮夸虚饰青云上,务实求真苦海深。歌德忠贞迷信好,廿年国运病侵寻。

胡蓝冤案兴瓜蔓,任意株连饮恨深。修史廷前代鉴,罢官海瑞近人箴。

三家村外刍荛议,几许胸中骨鲠心。牢狱牛棚随地设,世间处处有悲音。

我的诗不注重含蓄,往往如此。近两年也曾有意编为一集出版,只因时间太少,拖延不能着手。今年更忙,恐仍不能实现。

敬祝

大安!

雪垠

1986年1月17日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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