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翻译家群体教育经历研究
郭晓丽 郑 琴
（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1）
摘 要 面对当今英语专业和翻译教育发展迅速，但翻译人才仍较缺乏，无翻译大家的教育现状，本文研究了民国时期一大批杰出翻译家的教育经历。研究采用聚类分析法，搜集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性别，从事不同语种、不同体裁翻译的民国翻译家的教育经历资料，从中发现其教育共性；并对孕育了众多英语翻译大家的西南联合大学的教育培养体系进行了深入探究。对比当今翻译硕士教育和英语专业本科教育，指出民国翻译家教育经历对当今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民国翻译家 教育经历 西南联大 当下教育 借鉴意义
0 引言
《中国翻译服务业分析报告2014》显示，自2010年以来，企业调查问卷连续三次显示在翻译服务市场中，中译外工作量占比超过外译中。这表明，随着我国“走出去”战略力度的进一步加大，我国已经从侧重对内译介西方文化与文明转为侧重对外译介中国文化和文明，翻译在推动对外传播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尽管近年来中国的翻译教育发展得如火如荼，高校英语专业扩招，翻译硕士点不断增加，其教育效果却不尽如人意（仲伟合，2014）。目前能够胜任翻译工作的合格人才缺口高达90%，市场上高水平的翻译大约只有总数的5%。而且当代翻译的最大缺憾，就是缺少翻译大家，缺少公认的翻译佳作（黄源深，1992）。而历史上，民国时期孕育了一大批杰出的翻译家—许渊冲、杨宪益、钱钟书、罗念生、丰子恺、傅雷、朱生豪、鲁迅、巴金、胡适、汝龙、王永年、王佐良、林语堂、瞿秋白等群星璀璨。他们的翻译覆盖亚、欧、美洲诸国数种语言，涵盖小说、戏剧、诗歌等多种体裁；他们的翻译自成风格，见之不忘——鲁迅的凝重洗练，傅雷的干净利落，巴金的明白晓畅，朱生豪的大势磅礴（黄源深，1992）。因此有必要对民国翻译家进行研究，为目前的教育提供可借鉴之处。本研究从翻译家教育经历的视角，探究各翻译大家教育经历的共性，同时着眼于西南联大的教学状况，并对比当今翻译硕士教育和英语专业本科教育现状，在此基础上，为当今教育提供可行性建议。
1 民国时期翻译家群体教育经历——双语文化素养的培养
此部分探究教育对翻译家双语素养和专业知识的影响。通过聚类分析法，发现翻译家无一不熟知中国传统文化，并通过广泛阅读或出国留学等方式对外国文化了解甚多，且在长久的翻译实践中练就一身翻译本领，为读者呈现一部部翻译精品，促进了不同文化的交流。
民国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曾说“要做一名好翻译，外语是一个方面，中文基础和功底很重要，需要对文化的理解、对两种文化的诠释”。这十分精准地指出了做好翻译的要旨所在。翻译，不只是不同语言的转换，更重要的是不同文化的诠释。通过研究，我们发现，翻译家们外语能力突出的同时，无一没有深厚的中文功底。
翻译家的中文功底一方面由幼时学习、背诵中国国学经典积淀而来，另一方面广泛阅读中国文学作品，汲取精华，沉淀后为己所用。如傅雷自7岁起即由私塾先生在家中教授四书五经，晚上由母亲监督其一遍一遍背诵白天所学课文，直至毫无差错为止。许渊冲则经常和同学谈诗，读小说。时常在旧书摊、旧书店买书，去图书馆借书，而且还正在去的路上站在小茶店门外听书。女翻译家赵萝蕤的父亲赵紫宸是位修养极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学者，他亲自在家教授女儿《唐诗三百首》和《古文观止》。各翻译家中文积淀的途径、方式略有不同，但都从本质上为其日后从事翻译事业打下了坚实的中文和文化基础。
翻译离不开扎实的外语能力。翻译家外语能力的提高途径较为多样，中小学期间全外文的学校环境、广泛阅读外文各类体裁的文学作品、出国留学深造、独自发奋学习外文等。杨宪益、王佐良中学时均在以全英文授课（国文课除外）为特色的学校就读，纯英语的环境锻炼了他们听说读写的能力。
在广泛阅读方面，许渊冲、杨宪益二人尤为突出。许渊冲从堂兄那里看了大量英文书，如《鲁滨孙漂流记》、《威克斐牧师传》、《欧文见闻录》、《少年维特之烦恼》等，对他产生不小影响。他上学时经常去学校图书室看英文书籍，并时常将外国故事与中国的相比较，加深自己的理解。高三时，他仍常常到图书室看英文报纸，阅读自带的英文读本。杨宪益阅读的欧美文学作品书目则不胜枚举，他表示“要开列一份当时我阅读过的作品的书目几乎是不可能的事。通常我每天读一两部，因此著名的欧美小说家和诗人的作品我几乎已经读遍了”。
转染48 h后，MTT检测各组SHG-44细胞增殖水平，结果显示，miR-543 mimic组与mimic NC组相比细胞增殖水平明显降低(P＜0.01)，miR-543 inhibitor组与inhibitor NC组相比细胞增殖水平明显升高(P＜0.01)，见图2;由此可见miR-543过表达可抑制SHG-44细胞增殖，抑制miR-543的表达可促进SHG-44细胞增殖。
剑鼻蝠生活在中美洲和南美洲，属于杂食性动物。蝙蝠科动物的吻鼻部均长有鼻叶，这是一种构造复杂的皮肤衍生物，和蝙蝠自身具备的发射超声波的功能息息相关。
花大量时间学习外语一直是提高外语能力的不二法门，这在多位翻译家身上均有明显体现。傅雷赴法国途中即请了一位教师，每天学习一小时法语。来到法国，正式入学前，学习更加刻苦。杨宪益出国后，在古希腊文和拉丁文教师的指导下，花了约半年时间苦学古希腊文和拉丁文，每天上两三个小时课，课后还有练习作业，每天晚饭前要在宿舍花两三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做完。由于懂拉丁文与古希腊文，他能直接阅读西方文学的源泉——古希腊、罗马文学，这极大地增强了他对西方文学的认识。许渊冲来到法国亦曾补习四个月，在同学的建议下，每天突击一百个生词。在词汇测试中，胜过学习十几年法文的留学生，其背后的努力可想而知。
无机化学课程的教学模式对学生能否适应大学专业学习以及学习主动性和科学思维方式的培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4]。笔者调研发现，72.36%的学生认为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关键因素是教学方法。因此，教师如何采用新的教学方式，提高教学质量，激发学习热情，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意识，化解教学学时短、教学内容多的矛盾，对大学无机化学的教学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更是值得无机化学教师思考的问题。
翻译过程中，要秉承严肃认真的翻译态度。傅雷为了吃透原著，十分重视搜集资料，做好研究。译巴尔扎克作品时，他请法国朋友买来一大批巴尔扎克研究材料，并做了大量笔记，以至睡觉都做巴尔扎克的梦。文洁若的翻译作品也受到同行的赞美，夸其认真、严谨。翻译家们严谨的翻译态度才让翻译作品有了质量保障。
纵观民国时期翻译家群体的教育经历，不难看出，要想做好翻译，必须具有中文和外文两方面的素养。中文素养的提升有的依赖于家庭教育，有的则凭借广泛阅读得以实现；外文素养的提升，可由良好的外文环境支持，抑或依靠阅读外文各类文学体裁。在语言输入的同时，更不可忽略输出，即翻译训练的重要性。在真正从事翻译事业时，应对作品负责、对读者负责，才能呈现出高质量的翻译作品。
2 西南联大教育模式——偏重通才教育与倚重选修课
西南联大外文系的必修课与选修课相结合，配合学分制的严格规定，既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兴趣和专长，又引导学生进入学术最前沿，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训练学生的创新与研究能力，体现了中西融通、重视基础、交叉的通识教育理念，避免了高等教育的过早职业化以及过度实用性或功利性。换言之，联大外文系培养的是具有广博文化眼界、融汇中西文化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即“博雅之士”，而非某一个职业领域的“匠人”。通识教育的理念为学生在人文科学宏观体系内的贯通、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培养一大批学者型的、具有理论创新潜力的翻译家或翻译理论家提供了前提。
在西南联大存在的8年多时间里，西南联大培养了8000多名学生。新中国成立后，西南联大学生中有90人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涌现出以杨振宁、李政道、黄昆、朱光亚、邓稼先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人才。外文系翻译家辈出，涌现出十余位现代中国翻译史上的大家，如刘重德(1938)、王佐良(1939)、赵瑞蕻(1940)、杨苡(即杨静如，1940)、许渊冲(1942)、巫宁坤(1943)、何兆武(1943)、林同端(1943)、郑敏(1943)、杨寿康（1949)等。同时，外文系造就了一批翻译理论创新人才，如王佐良、刘重德、许渊冲、金隄等译著等身，并且在传承中国传统译论或引进吸收西方译论方面卓有建树，为中国译学理论建设做出了贡献。
纵观外文系的发展与人才培养，其师资建设和课程设置都有突出特点。西南联大作为当时国内著名高校的联合体，其师资力量雄厚，文理兼修、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曾担任联大教职的朱自清、闻一多、吴态、叶公超、卞之琳、冯至等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此外，大部分教师有留学背景。据统计，联大教授人数最多时达298名，其中至少有256人留学归来，占全部教授的85%以上。与此同时，西南联大邀请外籍教师加入。温德、燕卜苏、白英等外籍教师先后来到西南联大。国内教师的留学背景和外籍教师的加入使联大外文系中外兼顾，有效提升学生双语素养。
在课程设置上，偏向于通才教育。中文系和外文系同属文学院，奉行“汇通中西之学，培养博雅之士”的教育理念。文学院一、二年级共设14必修门课78学分，其中共同必修课10门54学分，均为通识性课程(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2006:88)，其余为外文系专业必修课。外文系一、二年级的课程设置涉猎文、理、史、哲各个领域。而且，“整个西南联大，通识性课程在4学年课程中几近4成”。此外，联大有条不成文的规定：必修基础课一般由学术水平高、教学经验丰富的教授担任，希望通过他们高水平的讲授，激发起学生对这门课程的浓厚兴趣而自觉去学习，进而打下博学的基础。
（4）The Awakening of the Chinese Patent Dragon-The Revised Chinese Patent Law 2009（中国专利龙的觉醒：中国专利法2009修正案）。
在校企协同制定“双主体”人才培养方案的基础上，建立“学业标准”与“学徒标准”相结合的考核评价体系。考核评价内容应注重职业能力的培养；考核评价标准应注重学以致用；考核评价主体应充分尊重企业和学生的地位，发挥企业师傅的优势，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有效提高现代学徒制的应用效果。我院根据“铁道养路机械”的专业性质，参照此岗位职业标准，要求学生有针对性地参加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考试。同时建立毕业综合考核制度，我院学生的毕业设计题目由我校专业教师和铁道养路部门师傅共同制定，学校教师负责基础理论、毕业设 计或论文格式指导等，部门师傅负责技术路线的指导。毕业论文或设计的评价需要校企专家评审组通过即可毕业。
随着日本全面侵华，南开校园被毁，北平岌岌可危。为保存中国传统文化、储备日后建国力量，教育部下令清华、北大、南开以及中央研究院迁往长沙，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中央研究院后迁往重庆）。然而，日本侵华步伐迅猛得出乎所有人意料，还未等校舍建成，战火即蔓延至长沙，长沙临时大学只得再迁昆明，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
3 对当今高校英语专业教育的启示
当今无论高校英语专业本科教育抑或是翻译硕士教育均市场导向明显，注重应用性。就翻译硕士专业学位而言（MTI），200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翻译硕士专业学位设置方案》决定设置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旨在培养“…应用型高级翻译专门人才”,并侧重“口笔译技能训练”和“翻译实际操作能力”。就英语专业本科教育而言，于2000年颁布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以下简称《大纲》)顺应市场需求，明确规定英语专业的培养目标为:“…能熟练地运用英语在外事、教育、经贸、文化、科技、军事等部门从事翻译、教学、管理、研究等工作的复合型英语人才”(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2000:1)。因此，许多院校英语专业将人才培养的重心转移到了“复合型人才”或“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削减文学课程，增加“实用型”课程（徐志英，2015），英语在很大程度上被工具化（戴炜栋张雪梅，2007）。
按照当时的《大学规程》，文、理、法、商、工学院学生四年中必须修满136个学分，大致为必修课50学分，选修课为86学分，后者所占比重很大。西南联大的选修课有三大特点。第一，以“文”带“语”，寓“语”于“文”。在外文系开设的56门专业选修课程中，语言理论课程较少，而文学类课程则十分丰富，涵盖国别文学史、断代文学史、类型(或体裁)文学史和作品选读、作家与作品研究及文学理论，共28门，占专业选修课程总数的50%。以“文”带“语”专业选修课程以培养学生的中西文化素养为依归，不仅有助于学生打下厚实的西方语言文学根基，而且强调外语教育的人文属性。第二，以英语语言文学为主，兼及西方整体语文。基于通识教育理念，联大外文系视西方文学、文化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大量开设英语之外的选修课程。这样的课程设置使学生在英语语言文学领域有深厚造诣同时，可以对西方语言及文化做到融会贯通。第三，以中西语言文学为根基，汇通文史哲。西南联大的选课制度无院系限制，学生可在本院、系上课，也可到外院、系上课。只要参加考试，成绩报送教务处登记，便可取得学分。外文系是西南联大文学院下属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本院，学生即可学习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学、哲学等相关人文学科，提高自身综合素质。在修满学分之外，若有更广泛的学习兴趣，学生可随意旁听各院系的任何课程。
课程设置上则表现为，重基础技能课程，重实用型课程，而轻文学类课程。《大纲》规定英语专业需开设英语专业技能课程、英语专业知识课程和相关知识课程三大板块(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2000:1)。但由《大纲》所示课时表可知，专业技能课程占比高达67%，为技能本位；专业知识课程占比仅为15%，比相关专业知识课程占比（18%）还低（徐志英，2015；陈则航程晓堂，2015）。虽然允许高校根据自身具体情况予以调整，但也是减少专业技能课程学时，增加相关专业知识课程，而不涉及有关外国文学及文化课程的学时。
该课程设置重英语语言基础技能的提高和复合型人才的培养，轻文学素养的积淀，虽能较好地满足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但就长远来看，不利于不同文学文化的沟通交流；也不利于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而对于翻译而言，翻译看似是两种语言的转换，实则是两种文化的交流。翻译者需要有深厚的文学文化底蕴，才能挖掘作品所传达的精神与文化，从而用一种文化翻译另一种文化，成为经典，广为流传。
要想做好翻译，需要母语知识及目的语知识的输入，更需要实践。只有把理论付诸实践，翻译能力才会有实质性提升。文洁若于四年级时就曾将日文版的《世界小学读本》翻译成中文。整套书共十本，文洁若用四年的时间，译出了一百万字的书稿。求学期间，作为练笔，她曾将郭沫若的《女神》等作品翻译成英文，又将英国小说家查理?里德的代表作《修道院与家灶》译成中文。
⑪项贤明:《教育全球化全景透视:维度、影响与张力》，《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他赶忙把头伸出，对巡警作一种谄媚的微笑，意思象在说“大爷您好，大爷您好”，一面解除两手所套的假腿，一面轻轻的带着幽默自讽的神气，向傀儡说：“瞧，大爷真来了，黄褂儿，拿个小本子抽收四大枚浮摊捐，明知道咱们嚼大饼还没办法，他们是来看咱们摔跤的！天气多热！大爷们尽在这儿竖着，来，咱们等等再来。”
通过以上对民国翻译家教育经历的探究和对当今教育阐述，我们不难从历史中总结出三点可借鉴之处。
第一，课程设置在低年级时应以通识教育为主，并通过选修的方式加强其他文科课程的学习，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课程的学习。到高年级时，学生可根据在低年级培养的兴趣和能力，确定明确的方向，从而加强某一方面的能力，为毕业后择业做准备。从《大纲》中可看出专业选修课基本全为外文相关课程，很少涉及有关中国文化的课程。而在相关专业知识板块，众多选修课程中仅有一门课程涉及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概论，明显缺乏中国文学文化知识的传授。因此，在课程设置上，可在必修课板块加入几门介绍中国文化的课程；同时，外国语学院可联合其他文科学院，开设中国文化相关的选修课及其他文科课程，如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等，让英语专业的学生根据自身兴趣自由选课。同时严格规范选修课制度，提高选修课教学质量。
第二，课程的开设不能盲目跟风，应该根据师资情况选择性开设任课教师擅长的课程,不应先定课程后定教师。目前大部分课程是根据《大纲》先确定好开设的课程，后确定合适的教师。因此，有的教师虽不擅长，也只能赶鸭子上架，完成教学任务。而西南联大文学方面的专业选修课程则是根据教师的专长和其当时所从事的研究而开设，门类甚多，为开拓学生视野，丰富学生知识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实际上，“民国大学外文系的通常做法是：有合适的教师就开课，哪怕兼职，而无相应的师资则绝不设置。这样办教育表面上看似乎随意，其实未尝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一种避免误人子弟的职业操守”（傅宏星，2016）。对于要求开设的课程，应先引进相关师资，提高教学质量，使学生学有所获。同时，任课教师也应该为学生推荐经典的课外阅读材料。“有些经典值得反复阅读，甚至需要烂熟于心，这样既有助于提高英语写作能力，又有利于扩大知识面，丰富自己的学养，一举数得”(黄源深，2014)。
然而对英语兴趣的培养，不应从大学才开始，而应始于中小学，尤其是小学阶段。小学阶段的英语课程应注重英语学习的趣味性，通过学习外文故事，教师课后为学生推荐外文经典的儿童读物等，让学生爱上英语及其背后的文化，而不是学习干巴巴的单词、语法和句型，让学生在接触英语之初就觉得其无聊、难学，不利于中学以及大学的英语学习。
换言之，当今翻译硕士教育和英语专业本科教育均市场导向明显，不利于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对比研究后，得出以下启示：(1)高校英语专业本科教育低年级应该以通识教育为主，并通过选修课的方式加强对中国文学、文化的学习；(2)应该根据本校师资状况开设高质量课程；(3)小学阶段的英语学习应注重文化性和趣味性，培养学生对英语语言文化的兴趣。
4 结语
民国杰出的翻译家不仅外文素养深厚，其中文文化底蕴同样深厚。换句话说，他们的教育经历从中外文素养两个方面提升了翻译家素质。并且，当时的名校西南联大教育特点突出，培育出了一批批国家栋梁之材。其外文系注重通识教育，必修课基础课涉及文、理、史、哲，并且由水平高的教授任课，意在激发学生兴趣，为博学打下基础；选修课程是授课教师的专长所在，且开设种类多样，学生选择自由度高。而当今的翻译硕士教育和英语专业本科教育均市场导向明显，强调实用性，培养复合型人才，对英语的人文性重视不足。开设课程也多实用课程，在比重较小的文学文化课程中，又以外国文学和文化课程为主，缺乏中国文学文化的培养。因此，我们建议英语专业本科低年级以通识教育为主，外国语学院与其他文科学院合作开设文科课程，尤其是与中国文化相关的课程；课程开设情况要与开课教师专长关系密切，以使学生真正学有所获；并且建议中小学，尤其是小学英语课程应以阅读经典外文读物，从小培养学生对英语语言和其文化的喜爱和兴趣。只有重新审视英语的作用和地位，改变其被工具化、市场化的教育现状，让英语滋养人，才培养出越来越多的翻译大家和跨文化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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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傅雷.傅雷自述(上)[J].档案与史学,1994(03).
中图分类号： G529
文献标识码： A
基金项目： 本文系湖南师范大学本科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2017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