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择相与开元天宝年间中枢政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天宝论文,开元论文,相与论文,政局论文,中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是唐代发展的鼎盛期，也是它走向衰落的转折期，因而有关这一时期最高权力机构的人事组成和政局演变，是研究唐代政治史所不能忽略的重要问题。本文拟就唐玄宗选任宰相的用人方针以及玄宗朝中枢政局的演变略作分析，以期引起重视。
一、姚、宋仕相与中枢的相对稳定
《唐语林》卷4《企羡》略云：“玄宗既诛韦氏，擢用贤良，革中宗之政，依贞观故事。”玄宗即位时上距贞观已逾六十余年，其间经过了武周改制、中宗、睿宗二朝的政局动荡，唐初以“关中本位政策”为核心的政治格局不复存在，玄宗要“依贞观故事”只能是幻想。然而他“擢用贤良”，重组一个强有力的宰辅中枢，则是玄宗上台伊始亟于去做的一件大事。
开元元年(713)十月，玄宗任命姚崇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这是姚崇第三次入相，他在武后和睿宗朝也曾担任相职。就在这一年的七月，他的几位前任窦怀贞、岑羲、萧至忠、崔等因协助太平公主谋废玄宗而被诛杀，另一位宰相陆象先亦受牵连被罢相。而在铲除太平公主势力中出力最大的功臣郭元振等也被排斥，表面上是因骊山讲武时军容不整获罪，真实原因恐怕是郭缺乏治政之才，不是合适的宰相人选，玄宗借故将其罢官，即以姚崇代替。姚崇在武则天时代就以干吏著称，具有突出的政治才干，并多次规谏辅政，深得武后赏识。武则天曾说：“以前宰相皆顺成其事，陷朕为淫刑之主。闻卿所说，甚合朕心。”①同时，姚崇的政治态度一贯倾向李唐皇室。神龙元年(705)，张柬之、桓彦范等覆周兴唐，姚崇曾积极参预此事。睿宗即位后，姚又建议将太平公主调往洛阳，诸王外出刺任，力图排除对李隆基（玄宗）的威胁和潜在的竞争对手。尽管此事未果，姚亦因之被免官，但玄宗与他的因缘也由此而结成。更为重要的是，玄宗是在武则天下台，消除中宗韦后及安乐公主党邦乱政，进而又铲除太平公主及党羽势力的形势下得以稳固政权的。在乱局初定之后，他急于重振朝纲，拨乱反正，而姚崇出众的吏治才干正适合这一需要。史称“元之（即姚崇）吏事明敏，三为宰相，皆兼兵部尚书，缘边屯戍斥候，士马储械，无不默记。上初即位，励精为治，每事访于元之，元之应答如响，同僚唯诺而已，故上专委任之。”②足见玄宗对姚崇倚托之重，难怪乎他要舍弃郭元振这些功臣，而专用姚崇这位“一时之选”。
姚崇既精于吏治，又谙于权术。他凭借着玄宗的信任，入相不到两个月，就将张说和刘幽求挤出中枢。张说被降为相州刺史，刘幽求则罢为太子少保。次年，同中书门下三品魏知古也被罢为工部尚书。魏是太平公主乱党平定后唯一存留下来的睿宗朝宰相，当初他曾得到姚崇的提挈，此时虽居相位，但姚崇似乎并未将他置放眼中，二人之间的龃龉最终导致魏知古被罢相。③姚崇排斥政敌固然不免出自私怨，但更重要的是由此组成一个以他本人为核心的宰辅集团，在帮助玄宗治理国政的过程中能避免因政见、意气之争而出现的种种矛盾格。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卢怀慎于刘幽求去职后即继任宰相。据《旧唐书》卷98本传云：“怀慎与紫微令姚崇对掌枢密，怀慎自以为吏道不及崇，每事皆推让之，时人谓之‘伴食宰相’。”卢怀慎的谦退与合作，使姚崇得以放手施政，整顿纲纪，除旧布新，司马光对姚、卢之间的和衷共济关系颇为赞赏，这确乎有一定道理。④卢怀慎以这种“伴食”身份与姚崇合作了四年，后来他病死在相位上。临终前他曾向玄宗推荐过宋璟、李杰、李朝隐和卢从愿等，这几位都是时论赞誉的人物，尤其是宋璟名誉更佳，由此可见卢怀慎并不糊涂。然而玄宗并没有立即采纳他的建议，而是用源乾曜继任。文献上没有确说玄宗对宰臣作此种人事安排的原因，但细审史籍，我们也大体能够窥见个中缘由。卢怀慎所引荐的宋璟等人，虽有举世公认的才具，但同时也同姚崇一样属于个性极强的人物，特别是宋璟的狷介耿直，与姚崇恃才专断更难以相容。求治心切的玄宗当然不愿意看到出现一个分裂不和的中枢引致政局动荡。源乾曜类似卢怀慎，遇事仅“唯喏而已”，⑤由他与姚崇相配，会使姚、卢结构相继沿承下去，而这对于治理开元初期的政治十分有利。由此看来，这种人事安排并非出自偶然，玄宗任用姚崇为主辅全面治政，还注意为他配备一个性格协调、同心戮力的班子，以防止宰相之间人事磨擦而妨碍决策和施政。观开元前玄宗的择相，确是贯穿着这一用人方略。
开元四年(716)底，姚崇、源乾曜罢相，宋璟和苏颋继之入朝。文献上记载姚崇罢相，是由于其子姚彝、姚异受贿请托受舆论指责，又因亲信赵诲受赂而致玄宗不悦。我们认为更深层的原因是，这与政局形势的变化有关。姚崇入相以来，大刀阔斧地整治动乱，构建纲纪。先后将皇子派到地方为刺史，所在州县政务归委于长史司马，将政治动荡的可能性防范到最小限度内；同时，他又颁定京官与外官相互流动的规章，防止专权；罢废检校官，改变官员冗滥局面；对于僧侣，他亦下令裁减，并由政府统一征收赋税。到开元四年，武韦以来后妃、皇子、公主及外戚之间争权夺位造成的混乱局势已告结束，政治已走上轨道。姚崇的作用至此完毕，玄宗需要另一类守成的人物来主持朝政。
宋璟“善守法持正”，⑥他对皇室的忠诚耿直在武则天时期就蜚声朝野，玄宗更不会忘记宋璟曾奏谏将太平公主及诸王外迁以巩固玄宗地位一事。姚崇治理以后的政治需要他这类人来维系。姚崇无疑很清楚玄宗的意图，因而在辞职时推荐宋璟自代。大概正是因为这一明智之举，使他在下台后仍未完全失去玄宗的宠待。与宋璟同时出相的苏颋，也是玄宗物色好的人选，玄宗曾对苏颋说：“常欲用卿，每有好官缺，即望宰相论及。”⑦开元四年底，苏颋与宋璟同知政事，“璟刚正，多所裁断，颋皆顺从其美；若上前承旨、敷奏及应对，则颋为之助，相得甚悦。”⑧宋、苏都经历过前朝政局的动荡，深知稳定来之不易，所以仕相以后秉公执法，维系纲政，这种和谐关系保证了姚崇所开创的较为安定的政局得以持续下去。
然而到了开元八年(720)，随着整个社会矛盾的演变积聚，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譬如土地兼并，色役伪滥，均田制濒于崩毁，租庸调制弊端百出，军事制度的变更践损等等，使得这种较为稳定的局面又难以维持。而宋璟等却固执守成，办事拘泥，适应不了形势的变化；他的犯颜直谏又超出了玄宗所能忍受的程度，所以很快就因禁断恶钱招致众怨而被罢相。颇有意味的是，时隔三十五年之后，在安史叛乱时，玄宗在逃往蜀地的途中对属下说，“ 若姚崇在，贼不足灭也”，而论到宋璟时则称“彼卖直以沽名耳”。⑨对姚崇平乱治理才干的激赏，也正反衬出宋璟的忠直有余而应变不足，实在也是他下台原因的最好注脚。
二、玄宗制衡与政争不已的中枢政局
早在玄宗上台以前，张说就作为玄宗的师长而备受信任。但迟至开元九年九月姚崇死后，张说才得以入相。他入相之迟与姚崇的排挤有关。汪《唐玄宗时期吏治与文学之争》将张与姚之间的矛盾视为文学与吏治之争，⑩我们认为这确乎存在于开元年间的。张说与姚崇，就他们所受教育、知识结构、政治背景以及思想倾向等差异都显而易见。玄宗当初之用姚而拒张，如前文所指主要是缘自治理乱局的形势需要，张、姚矛盾已久，用姚即不能用张。姚上台之际，张曾力加阻挠；姚对张也“颇疑阻，屡以其相侵”。(11)姚仕相，张即罢官下到地方。这期间他历任河北道按察使、右羽林将军、检校幽州都督、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天兵军大使、摄御史大夫等职，并协助朔方大使王常年征战。他与姚崇的不协使他一时失意，但多年任职封疆大吏，竟也把一个文人出身的官员造就成一个出将入相的全才了。果然，张说在进入中枢之后，他所显示出的气魄，远非先前可比。他率兵征讨这时期发生的六胡州康待宾余党的叛乱；下令停番府兵卫士，以招募制代替；又首建玄宗封禅等等。这几件事情的处理，使张说俨然以一颇具革新精神的政治家面貌出现，而玄宗也正亟需这样的宰辅来对付国家所面临的一系列新问题。
张说入相前，源乾曜和张嘉贞就已成为宰相。源开元四年与姚崇同罢相，开元八年宋、苏下台时又被玄宗召回。张嘉贞入相则较为偶然。开元六年，张为天兵军使，有人诬诉他奢僭赃贿，事情败露后，玄宗欲惩治诬诉者，被张以“今若罪之，恐塞言路”而谏止，(12)由此得到玄宗好感，在宋、苏下台时提升为相，与源共事。但源、张二人既无姚崇之才，又缺少宋璟之德。源是“不严而理”，无所作为；(13)张则“刚躁自用”，“急于势力，朋比近习”，(14)并不是玄宗满意的宰辅。但张说入相后，玄宗并未罢免源乾曜和张嘉贞，其本意是利用不同出身和不同背景的人共同辅政，既能各取其所长，又能利用他们之间的嫌隙而互相牵制，便于控制，避免相权膨胀。玄宗用人择相的方针至此已发生转变，他从注意宰相的人事配备、协调共事，转变为杂用文士、吏僚、武将等，使他们相互制约，而皇帝则驾驭其上。这种搞平衡的方式，我们姑且称之为“制衡”政策。
用人方法的改变，实际上正是开元中期以后政治形势变化的反映。当时各种新旧势力相互交织，不同利益之间纷争冲突，而他们在朝廷中的代表者亦为自身势力纵横上下，分合联结，形成了宰相多途、背景各异的局面。他们一方面时时为着自己所代表的势力进行抗争，另一方面又处处参杂着个人的恩怨好恶，从而使开元中期以后的政局变化莫测而又正常运转。张嘉贞因与张说不睦被后者排挤以后，(15)玄宗又提升武将王晙入相。王入相之原因史无明载，张说下任地方时曾与王共过事。然而王晙任相不足八个月，就以“潜谋构逆”的罪名被罢职，(16)负责审理此案的正是张说和源乾曜。源属唯喏之辈，故断案的主角是张说。值得一提的是，所谓王晙的“潜谋构逆”不见诸任何记载，张说审理的结果亦查不出任何证据，最后只是打发王下到地方。由此看来，王的罢相显然是出自张说的排挤。此后，中枢宰臣之间的矛盾有增无减，朝中大体形成了以张说为首的文学之臣与其他吏臣将相的党派分野。张说凭借玄宗的信任，排斥异己，试图独揽朝权，为此树立了更多的政治对手。到了后来，连源乾曜也因封禅的事情与他争执不下。依附于张说的基本上是一班文人，他们彼此之间的信任器重引起了朝中上下的不满。早在此前，张说和宇文融牴牾不睦，源乾曜则与宇文关系密切，张说同恶二人，自然就引起对方的联合对抗。开元十四年(726)初，宇文融联合曾受张说排斥的御史大夫崔隐甫、御史中丞李林甫等以“引术士占星，徇私僭侈，受纳贿赂”为名，(17)对张说进行弹劾，源乾曜鞫审。在这场倾轧中，张说终于倒台。
与其说张说是被源乾曜、宇文融等人挤走，不如说他是玄宗制衡政策的牺牲品。唐玄宗对争斗双方的处置是各打五十大板：张说下台后，玄宗即以崔隐甫、宇文融“各为朋党”为由，将其贬斥，(18)另以李元紘、杜暹为相，企图以这样的安排，重新建构中枢政权。李元紘以清俭著称，类似宋璟，因条奏人间利害及时政得失为玄宗赞赏，入相接替张说；杜暹常年居外，具有战事经验，玄宗并用二人，显然是其制衡政策的继续。然而李、杜二人遇事颇多意气之争，少有建树，任相三年即先后去职。玄宗重新起用宇文融，另择裴光庭与萧蒿二人。宇文融的进用是出于财政上的考虑，他向玄宗提出的括田括户措施，在不小的程度上增加了政府的收入。玄宗对裴光庭说：“卿等皆言融之恶，朕既黜之矣。今国用不足，将若之何？”(19)财政收入的窘况，需要宇文融这类兴利之臣来加以解决，这是开元以后政府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裴光庭是高宗武后时期名臣裴行俭之子，他之入相与其家世有关；萧蒿早年受姚崇赏识，出任河西节度使防御吐蕃，战功卓著，又与皇室联姻，为玄宗器重，于开元十七年(729)入为中书令。这几位宰相与前任一样，关系同样搞得很紧张，宇文融很快因赃贿问题去职，裴、萧则“同位数年，情颇不协。”(20)例如裴光庭建议制定的循资格，萧蒿当政时将其罢废；裴所引进的官员更不见容于萧。开元二十一年(733)，裴病卒，玄宗嘱意萧蒿另择新相，萧以右丞韩休柔和易制，便向皇帝推荐。不料韩休入相后，常常驳正萧的过失，二人关系很快转僵，而韩休对玄宗的犯颜直谏也令皇帝难以容忍，所以韩入相仅半年多就被罢官。此时萧嵩亦因年老让位，接替他们的分别是张九龄、裴耀卿和李林甫。
张九龄代表了武则天以来迅速崛起的文学进士的势力，他们在唐朝政治生活中越来越举足轻重，成为一种新趋势。在张九龄之前已有张说，玄宗之进用九龄，亦与张说的举荐有直接关系，《旧唐书·张九龄传》记载：“初，张说知集贤院事，常荐九龄堪为学士，以备顾问。说卒后，上思其言，”即任命九龄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旋转任中书令。裴耀卿之入相则是接替宇文融。如上文所述，开元以后兴利敛财成为政府应急的重大问题，这些人员的进用也成为财政收入的保证。如果说宇文融的括田括户缓解了政府的急需，那么裴耀卿入相则重在解决南粮北运，满足长安城的吃饭问题。在三年期间，他主持漕运达七百万斛粮米，节省运输费用三十万缗。(21)至于李林甫的入相，则是因为他属吏僚阶层的人物，在很大程度上也通过他走人事裙带关系。李林甫是高祖李渊从父弟李叔良的曾孙，舅父是玄宗曾宠信的姜皎，林甫本人也深为宇文融赏识。他私下许愿保护玄宗宠妃武惠妃之子寿王李瑁，博取惠妃的好感。同时，李林甫又与裴光庭之妻拉上关系（裴妻是武三思之女），《旧唐书·李林甫传》记光庭妻“与林甫私。中官高力士本出三思家，及光庭卒，武氏衔哀祈于力士，请林甫代其夫位。”高力士探知萧嵩选择韩休代替光庭入相，便派林甫将此事迅速转告韩休。韩仕相后与萧蒿不协，便推举李林甫。加上武惠妃在内廷的帮助，李林甫于开元二十三年升任宰相。
这三个人入相后，仍旧蹈袭前此宰相之间的倾轧不睦。张九龄有艘话*的耿直，也承袭了张说的文人气质，不免心胸偏狭、意气用事。在提升幽州节度使张守问题上，他严辞反对，说：“宰相者，代天理物，非赏功之官。”(22)他提出反对的理由就是出身武人，不足以任相；对以吏治闻名而颇具才干的牛仙客，张九龄亦以“河湟使典”而予拒绝进用；(23)李林甫的入相，张九龄亦在御前坚执异议。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出自他对吏治和武人出身的鄙薄。他以文学为唐玄宗所器重，这也正为李林甫嫉恨与反感。张虽耿直，但刚而不柔，缺乏权术，在政争中并不是李林甫的对手。他在废立太子和牛仙客入相等事件上犯颜力谏，不但忤逆了玄宗，更开罪了宠冠后官的武惠妃。而李林甫却顺从上意，阿谀奉迎，进一步赢得玄宗的欢心。(24)据《通鉴》记载：“是时，上在位岁久，渐肆奢欲，怠于政事。而九龄遇事无细大皆力争；林甫巧伺上意，日思所以中伤之。”(25)李林甫正是利用张九龄的耿介与偏狭，造成了他与玄宗之间的隔阂。裴耀卿本为兴利之臣，因解决关中粮食运输而受到皇帝的青睐，然而裴耀卿仅因与张九龄关系密切而受到李林甫的猜忌。开元二十四年(736)，张九龄和裴耀卿被莫名其妙地按“阿党”罪名罢职，很明显是李林甫暗中搞鬼所致。(26)此后，朝权便落于李林甫之手，政局进入另一个时期。
三、李林甫专擅中枢与“制衡”失败
张九龄的罢相，标志着文学晋身之士被排挤；裴耀卿去职，也预示着兴利之臣受挫，李林甫的权力开始增大。这位吏僚出身，借助裙带关系入主中枢的权臣，其权术技巧之高明，政治手腕之多变，不但张九龄之流书生气十足的文学之臣难望其项背，就连当年能力超人的名相姚崇也要自叹弗如。(27)如果说张说、张九龄前后为相期间宰相的不睦多少带有文学、吏治政争性质的话，那么从此之后中枢机构的矛盾斗争则完全是李林甫专宠固位、排除异己的权力之争。政局的发展使得唐玄宗旨在驾驭宰相的“制衡”越来越力不从心，以至于最后失败。
牛仙客的入相，是因为他在河西节度使上“所积仓库盈满，器械精劲”的功绩，(28)而李林甫之力荐仙客则是为了对抗张九龄。《旧唐书·张九龄传》：“李林甫自无学术，以九龄文行为上所知，心颇忌之。乃引牛仙客知政事。”牛仙客出身典吏，在朝中没有靠山，“既居相位，独善其身，唯喏而已”，(29)大权完全掌握在李林甫手中。李林甫把张九龄、裴耀卿排挤出中枢后，无人与之抗衡，他亦无所顾忌。《通鉴》记载他公开胁迫群僚：“今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之不暇，乌用多言！诸君不见立仗马乎？食三品料，一鸣辄斥去，悔之何及！”(30)在排斥异己、维护自身权势上，李林甫毫不退让，也从不手软。开元二十五年(737)，监察御史周子谅弹劾牛仙客，李林甫因子谅为张九龄所荐，趁机将张九龄逐出京城。此前，李曾引荐萧炅为户部侍郎，遭到中书侍郎严挺之的讥讽，他便怀恨在心，乘张九龄下台时将严搞垮。二十七年，幽州节度使张守部下战败，守欲隐匿其状，重贿内谒牛仙童，此事又牵涉到已经下台的太子太师萧嵩，李林甫意欲逐之而后快，将他们全部击垮。史称：“李林甫为相，凡才望功业出己右及为上所厚，势位将逼己者，必百计去之；尤忌文学之士。”(31)
天宝元年(742)，韦坚、王这批兴利之臣得到重用。韦坚与皇室有姻亲，又是李林甫之舅姜皎的女婿，他因转输江淮租赋得力为玄宗进用，后来因为他有入相之心，李林甫自感受到威胁，转而猜忌疑虑他。王的进用是李的引荐。当初太子瑛被废，玄宗没有采纳李林甫的意见，另立新储，李志谋不利新储，便引王为心腹，托言王有富国之术，借以博取皇帝的信任。与此同时，知太府出纳杨慎矜自感迁拜不出林甫门下，常恐惧不安，为讨好林甫，保存自己，他暗助林甫搞掉了韦坚及裴宽、李适之等人。裴宽受玄宗看重，李林甫恐其入相，故加以排斥；李适之是唐太宗长子李承乾之孙，入相后与林甫争权，因权术不及被林甫搞垮，于太宝五载(746)下台。杨慎矜本应由此加官，不想李林甫又联合王鉷以“谋复祖业”之罪名将他也一同挤掉。(32)《通鉴》记载，李林甫其人“城府深密，人莫窥其际。好以甘言人，而阴中伤之，不露辞色。凡为上所厚者，始则亲结之，及位势稍逼，辄以计去之。虽老奸巨猾，无能逃于其术者。”(33)
李林甫之所以如此专权，在很大程度上是唐玄宗歌舞升平、耽于酒色而日渐昏庸所致。这时候国家显示出一派昌盛的景象，玄宗在位已逾三十多年，先前的进取精神不复存在，便益发懒于过问政事了。天宝三载，唐玄宗对宦官高力士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为，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高力士答以“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势既成，谁敢复议之者”。但玄宗对此答复十分不快，高力士自此不敢再有异议。(34)高本人深得玄宗的宠信，他也忠心耿耿，在牛仙客入相、废立太子等重大问题上与李林甫意见相左。他这一缄默，朝中就再无人敢于公开与李林甫作对了。李林甫的权势地位至此达到顶峰，群臣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王鉷、杨国忠、安禄山等争相依附。
然而，玄宗对李林甫的骄横跋扈及其所作所为也并非全无察觉。《唐语林》卷3《品藻》记载，玄宗西逃蜀地途中对属臣裴士淹谈及李林甫，玄宗说“李林甫之材不多得”，只是“妒贤嫉能。”当问及玄宗为何久任林甫以至误国的问题时，老皇帝“愀然不乐”，似有难言苦衷。可见玄宗对李林甫还是颇为了解的。他之倚重林甫，固然是看中其才干，而李的权谋和手腕也满足了玄宗的贪图安逸。在这样的过程中，李林甫大权独揽，拉帮结派，又广树党羽，排斥异己，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权势网，因而玄宗后来虽有察觉并欲去除，无奈李的势力已经尾大不掉，玄宗亦奈何不得。至此，唐玄宗在择相问题上所持的“制衡”政策遭到失败。
天宝中，杨国忠凭借玄宗宠幸杨贵妃的关系迅速崛起，(35)他开始从依附、勾结李林甫转为与之对抗，并在吉温的帮助下“画代林甫执政之策”，(36)先后除掉了李的党羽京兆尹萧炅、御史中丞宋浑，穷治王之弟王与邢谋反一案，搞掉了权势很大的王鉷，又联合原先依附于李林甫的宰相陈希烈，以“交私（王）鉷、（王）銲与阿布思事状”弹劾李林甫。(37)不久，这位仕相近二十年的权臣因病而死，中枢大权尽落于杨国忠之手。但是杨国忠野心虽大，却无李林甫的威势，无力控制政局。素来畏惮李林甫的安禄山至此已全无顾忌，于天宝十四载(755)年底发动叛乱，唐玄宗政权顷刻瓦解，杨国忠本人也死在马嵬驿的兵变之中。(38)
如上所论，笔者认为唐玄宗在选择宰相人才上有明确的用人方针，并且这一方针随局势变化而有改变，与此相应，中枢政局的演变也经历了三个阶段。开元前期，唐玄宗励精图治，知人善任，在择相中注重协调宰相之间的关系，因而中枢政局相对稳定，保证了决策效率。开元中期以后，玄宗在选人中杂用文学、吏治和将才，欲收其所长，又利用其间的矛盾使其互相牵制，避免相权膨胀，由此而出现了宰相之间因出身、文化背景、势力利害及个人品性的不同而政争不已，格难调。天宝以后，玄宗耽于享乐，懒于政事，李林甫乘机专权达十九年，并控制了中枢政局，待玄宗认清局势后，已无力挽回。安禄山乘机发难，玄宗驾驭宰相的“制衡”政策与其朝廷一样很快就崩溃瓦解了。
注释：
①⑤见《旧唐书》卷96《姚崇传》。
②见《资治通鉴》卷210玄宗开元元年。
③见两《唐书·魏知古传》、《唐语林》卷5补遗、《通鉴》卷211玄宗开元二年。
④详见《通鉴》卷211玄宗开元三年。
⑥见《通鉴》卷211玄宗开元四年。
⑦⑧见《旧唐书》卷88《苏传》。
⑨见（唐）刘肃《大唐新语》卷18。
⑩载《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11)见（唐）郑处诲：《明皇杂录》卷上。
(12)(15)见两《唐书·张嘉贞传》。
(13)见《旧唐书》卷98《源乾曜传》。
(14)见《通鉴》卷212玄宗开元八年。
(16)见两《唐书·王传》。
(17)见《通鉴》卷213玄宗开元十四年。
(18)见《通鉴》卷213玄宗开元十五年。
(19)见《通鉴》卷213玄宗开元十七年。
(20)见《旧唐书》卷99《萧嵩传》。
(21)详见《通鉴》卷214玄宗开元二十二年。
(22)见《通鉴》卷214玄宗开元二十三年。
(23)(25)(26)见《通鉴》卷214玄宗开元二十四年。
(24)详见两《唐书·李林甫传》。
(27)李林甫在权术方面仿效姚崇，详见（宋）庄绰：《鸡肋编》卷上。
(28)(29)见《旧唐书·牛仙客传》，参见《新唐书》本传。
(30)(33)见《通鉴》卷214玄宗开元二十五年。
(31)见《通鉴》卷215玄宗天宝元年。
(32)见《通鉴》卷215玄宗天宝五载。
(34)见《通鉴》卷215玄宗天宝三载；附见（唐）郭湜：《高力士外传》。
(35)杨国忠与杨贵妃之间的关系详见（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86“杨贵妃国忠世系”条。
(36)见《通鉴》卷216玄宗天宝九载。
(37)(38)见《旧唐书》卷106《杨国忠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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