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吉尼亚#183;伍尔夫论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弗吉尼亚论文,论文论文,伍尔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应该怎样读书？
说真的，一个人所能给予另一个人有关读书的唯一劝告，就是根本别听什么劝告，而要跟着自己的直觉走，要用你自己的理性，要得出你自己的结论。如果我们对这一点取得了一致意见，那我就感到可以随意地提出几点看法和建议了，因为你不会让它们束缚一个读书人所能具有的最重要的素质，即你的独立性。归根到底，能给书规定什么法则呢？滑铁卢之役肯定是在某一天打的；可是，《哈姆雷特》是比《李尔王》更好的一部剧吗？谁也说不清楚。每一个人都必须自己来决定这个问题。让权威们——无论有多么高的学术身份和头衔——进入我们的图书馆，让他们来告诉我们怎样读书，读什么书，并给我们所读的书确定何种价值，那便是毁掉这些圣殿生命之所系的那种自由精神。在别的任何地方我们都可能受到法规和惯例的束缚——在这里我们绝不。
可是，为了享有自由——假如说这种陈词滥调情有可原的话——我们也理所当然地要自我控制。我们不能茫无头绪地、愚昧无知地滥用权力，为了浇灌一株玫瑰树而把半个房子喷得湿淋淋的；我们必须准确有效地训练手中的权力，而且从此时此地就开始。也许，这就是我们在图书馆里首先面临的诸多困难之一吧。而什么叫做“此时此地”呢？图书馆里看来简直是密密匝匝、挨挨挤挤的一团混乱。诗歌和小说、历史和回忆、辞典和名人录；各种癖性、种族和年龄的男人和女人用各种语言写成的书籍，在书架上相互拥挤着。而在图书馆外面，驴子在嘶叫着，女人们在抽水唧筒那儿闲聊，马驹儿正奔驰在田野上。我们从何着手呢？我们怎样在这繁多杂乱的混沌中理出头绪来，以便从我们阅读的东西中获得最深最广的乐趣呢？
假如我们说，既然书是有类别的——小说、传记、诗歌——那么我们应该分别处理，从每一类里面吸取那类书籍理当给予我们的正确的东西，那倒是够简单的事情了。然而很少有人要求书籍给予我们它们所能够给予的东西。最为通常的情况是，我们带着模糊和分裂的观念来到书跟前，要求小说应当真实，要求诗歌应当虚假，要求传记应当谄媚，要求历史应当强化我们的偏见。如果我们在读书的时候能够摒弃所有这些先人之见，那才是一种值得赞赏的开始。不要对你的作者下指令；要努力使自己变成他才行。要做他的工作伙伴和同谋。假如你畏缩不前，从一开始就态度冷淡、吹毛求疵，那你就在阻止自己从你所读的书里获取最充分的教益。然而，假如你尽可能地敞开心扉，那么，从第一句话的曲折语义开始，微妙得几乎难以察觉的种种象征和暗示，就将把你带到与任何人也不相类似的一个人的面前。让自己沉浸于其中，让自己与其熟稔起来，你很快就会发现你的作者正在给你、或者正试图给你某种明确得多的东西。一部小说的整整30章就是一种努力——假如我们首先考虑怎样读一部小说的话——它要对某种东西像建筑一样加以构建和控制，可是字词却比砖头更捉摸不定；阅读与用眼睛观看相比，也是一种更长期、更复杂的过程。或许，要理解小说家进行工作的原理，最快的办法不是读，而是写；自己对字词的危险和困难做一番试验。试回忆给你留下特殊印象的某件事情——也许在街的转角，你从两个正在谈话的人跟前走过。有棵树在摇晃；一只电灯泡在摆动；谈话的声调很滑稽，可又很悲怆；一个完整的景象，一个总体的意念，似乎就容纳在那一瞬间之中。
然而，当你试图用字词来重新构建起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分裂成了上千种相互冲突着的印象。某些必须加以抑制；其他的必须得到强化；在这个过程中，你很可能会整个地丧失掉对那种情感本身的把握。此后，你再从自己模糊不清、杂乱无章的稿纸转向某些伟大小说家——笛福、简·奥斯丁，或者托马斯·哈代——读读他们小说开篇是怎么写的。现在，你就更有能力欣赏他们的高超技艺了。我们不仅仅是在一个不同的人面前——笛福、简·奥斯丁，或者托马斯·哈代——我们还生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在《鲁滨孙漂流记》里，我们跋涉在旷野的大道上；一件接一件事情发生了；事实和事实的秩序都是够清晰的了。可是，如果说对于笛福而言，野外生活和历险便是一切的话，那它们对简·奥斯丁来说则毫无意义。在她的小说里有客厅，有人正在谈话，而且他们的谈话就像许多面镜子，映照出了他们的性格。而当我们习惯了客厅和那些镜像的时候，假如我们又转向哈代，就会再一次晕头转向。荒原环绕着我们，繁星高悬在我们头上。心灵的另一面现在暴露出来了——在幽居独处中方才显露的黑暗面，而不是在与人交往中表现出来的光明面。我们不是与人发生关系，而是与自然和命运发生关系。然而，尽管这些世界各不相同，每个世界自身却是统一的。每个世界的创造者都小心翼翼地遵守着他自己的透视法则，而且无论他们会使我们多么的心劳神绌，却绝不会像较差的作家那样使我们陷于混乱，后者在同一本书里弄进两类不同的现实，倒经常是这样。因此，从一位伟大的小说家转向另一位伟大的小说家——从简·奥斯丁转向哈代，从皮柯克转向特罗洛普，从司各特转向梅瑞狄斯——就是被猛然一拧、连根拔起；就是被往东一摔，又向西一扔。阅读小说是一种困难而复杂的艺术。假如你打算利用小说家给予你的所有教益，你就必须不仅具有非常精细微妙的感知力，而且要拥有极其大胆的想象力。
不过，往书架上那参差不齐的一大堆书瞥上一眼，就足以显示作家中是很少有“伟大的艺术家”的；远为经常的是，一本书根本就并不号称自己是一件艺术品。譬如，那些传记和自传，伟大人物的生平、死去很久并被遗忘了的人的生平，就紧紧挨着小说和诗歌立在那儿，难道我们会因为它们并非“艺术”而拒绝去阅读它们吗？或者说，我们会阅读它们，但要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带着不同的目的去阅读吗？我们阅读它们是不是首先为了满足某种好奇心呢？当我们黄昏时踯躅于一幢房子跟前，里面的灯点亮了，窗帘尚未拉上，屋里每块地面上都在向我们显示现存人类生活的一个不同部分，那时候，我们就常常被这种好奇心所控制。就这样，对其他人的生活的好奇心便把我们吞没了——仆人们在闲聊，绅士们在用餐，姑娘在为一次聚会穿衣打扮，老妇人坐在窗前编织着。他们是谁，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叫什么名字，还有他们的职业、他们的思想、他们的奇遇？
传记和回忆录就回答这样的问题，它们照亮数不清的像这样的房屋；它们让我们看到人们干着他们的日常事务，房屋消隐了，铁围栏也不见，我们到了海上；我们正在捕猎啦，航行啦，战斗啦；我们置身于野蛮人和士兵之中；我们正在参加大规模的战役。或者，假如你喜欢呆在英格兰，呆在伦敦，场景也仍然在变幻：街道变窄了；房子变小了，很逼仄，装着菱形玻璃，散发着恶臭。我们看见一位诗人——堂恩，正被逼得从这样一所房子里搬出来，因为墙壁太薄了小孩子哭叫的时候，他们的声音会穿过墙壁。我们可以跟着他，走过在书页里伸展着的小路来到特威肯南姆；来到贝德福德夫人的园林，一个贵族和诗人们聚会的地方；然后我们又调转脚步去威尔顿，那座在东南丘陵中的大邸宅，并听见锡德尼在向他的妹妹朗读《阿卡狄亚》；我们接着又在沼泽地区漫游，看到在那部著名传奇里出现过的苍鹭；随后，我们同另一位彭布罗克夫人——安妮·克里福德一道再向北走，到她的荒原去，或者一头栽进城里，忍俊不禁地看着加布里埃尔·哈维穿着他那套黑天鹅绒衣服，正同斯宾塞争论着有关诗歌的问题。在伊丽莎白时代的伦敦那交替出现的黑暗与辉煌中探索和蹒跚，再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心醉神迷的了。但是我们不可能在伦敦停留。许多像坦普尔和斯威夫特、哈利和圣约翰那样的人在召唤着我们呢；可以花上一个又一个小时来理清他们的争吵，理解他们的性格；当我们对他们感到厌倦的时候，可以继续溜达下去，经过一个穿黑衣服戴钻石的贵妇人身边，走到撒缪尔·约翰逊、歌尔斯密和加里克那儿去；假如我们高兴，也可以渡过海峡去会见伏尔泰、狄德罗和杜·德芳夫人；然后又回到英格兰和特威肯南姆——有些地方和有些名字是怎样反复地出现啊！——在那里，贝德福德夫人曾有一处园林，蒲伯后来又在那里生活过，我们还会造访瓦尔浦尔在草莓山上的家。不过，瓦尔浦尔把我们介绍给那么一大群新相识，有那么多的住宅要拜访，有那么多的门铃要拉响，所以，譬如说在贝里小姐的台阶上吧，当我们看见萨克雷正走过来的时候，很可能会迟疑片刻的；他是瓦尔浦尔爱着的那个女人的朋友。因此，单单是从这位朋友到那位朋友，从这个花园到那个花园，从这所房屋到那所房屋，我们就从英国文学的这一端走到了它的另一端，猛醒过来才发觉自己又到了现在——假如我们能够把此刻同业已消逝了的时刻作如此区分的话。这，就是我们阅读这些生平和书信所能采取的方法之一；我们可以让它们照亮往昔的许多扇窗户；我们可以观察到死去的名人们无拘无束的习惯和癖好，有时候我们挨得非常近，能够乘其不备套出他们的秘密来；有时候我们又可以掏出他们写的一部剧本或一首诗，看看在作者面前读起来是否会有所不同。不过，这又会引出其他问题来。我们一定会问自己，一本书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其作者生活的影响——让写书的那个人来解说书的作者，在多大程度上才是可靠的呢？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抵制或者屈服于那个人本身在我们心中激起的同情或者反感呢——因为语言是如此的敏感，是如此易于接受作者性格的影响。当我们阅读生平和书信的时候，这些问题就压在我们的心头，他们必须自己来回答它们，因为在如此个人化的事情上，最致命的莫过于被别人的好恶牵着鼻子走。
不过，我们也可以带着另一个目的来读这些书，不是要弄清文学问题，不是要和著名人物亲密交往，只不过是要振奋和锻炼我们自己的创造力。在书橱右边不是有扇打不开的窗户吗？停止阅读，向外望望，是多么的令人愉快啊！窗外景象的那种无意识状态、那种散漫琐屑、那种永不停息的运动，是多么富于刺激性——马驹儿在绕着田野奔跑，那个女人在井边灌着她的提桶，那头毛驴向后扬起脑袋，发出长长的、尖厉的鸣咽声。任何图书馆里的大部分书籍，只不过是男人、女人和毛驴的生命中这类转瞬即逝的瞬间的记录。任何文学，当它变老的时候，都有它成堆的垃圾，有它对消逝了的瞬间和遗忘了的生活的记录，用已经灭亡了的期期艾艾、虚弱无力的音调讲述出来。可是，假如你埋头寻求阅读垃圾的乐趣，你会对已经被抛在一边任其衰朽的人类生活的遗物感到惊异，说真的，你会被它征服的。它也许是一封书简——然而它带给我们怎样的幻影！它也许是几句话——然而它们使人联想到怎样的景象！有时候，伴随着如此美妙的幽默、哀伤和完满，整整一个故事开始了，仿佛是一位伟大的小说家写出来的，然而那只不过是一个老年的演员——塔特·威尔金森——想起了琼斯船长的奇异故事；那只不过是一个在亚瑟·韦尔斯利手下服役的年轻少尉，在里斯本爱上了一个漂亮的姑娘；那只还过是玛丽亚·艾伦在空荡荡的客厅里扔下了她的缝纫活儿在叹息，希望自己听从了伯尔尼博士的忠告，没有同她的里西一道私奔。这些事没有一件有任何价值；极端地微不足道；然而，当马驹儿在绕着田野奔跑、那个女人在井边灌着她的提桶、那头毛驴在嘶鸣的时候，不时地翻捡一下这个垃圾堆，找出埋葬在漫长往昔的戒指啦、剪子啦、打破的鼻子啦等等，并尝试着把它们拼合起来，又是多么的引人入胜啊！
不过，我们最终厌倦了读垃圾。我们厌倦了再去搜寻必需的材料将残缺故事补充完整，威尔金森、邦伯里一家和玛丽亚·艾伦所给予我们的不过就是那些部分真实的事儿。他们并不具备驾驭事物、去伪存真的力量；即使对于自己的生活，他们也做不到披露整个真相；他们把本来会是匀称美观的故事弄得奇形怪状。事实就是他们所能给我们的一切，然而叙述事实只是小说的一个非常差劲的形式。于是，我们心中滋生了一种渴望，要和半真半假、近似于真实的东西一刀两断；要停止寻觅人类性格的那些微妙幻影，而要欣赏具有更大抽象性的东西，欣赏虚构中更纯粹的道理。这样，我们就酝酿出了某种情绪，那是强烈的、普遍性的、不在意细节的，却又被某种有规律的、循环往复的节奏所强化，它的自然表现便是诗歌；而当我们几乎能够写诗的时候，也就到了该读诗的时候了。
西风啊，你什么时候吹起？
蒙蒙细雨也就会飘落了。
主啊，但愿我的爱在我怀中，
我又重新躺在我的卧榻上！
诗的冲击力是如此的强烈和直接，以致在一瞬间除了对诗的感觉而外，便没有任何别的感觉了。我们探寻到了怎样深刻的底蕴——我们的沉浸是多么的突然和彻底！这里没有任何东西需要执着；没有任何东西会阻止我们的飞翔。虚构的幻觉是逐渐形成的；它的效果是早有准备的；不过，在读这四行诗的时候，谁会停下来询问是什么人写出来的，或者去想象堂恩的住宅或斯宾塞的秘书呢？或者，谁会纠缠于往昔的错综复杂和世代的更迭呢？诗人总是我们的同时代人。我们在这一瞬间的生命被集中和压缩了，犹如任何个人感情的强烈震动之中一样。事实上，我们的感觉后来渐渐在心灵里扩展为更大的圆圈；渺远的意识被触及了；它们开始发出声音并进行评判，而我们则觉察到了回声和反射。诗歌的强度涵盖了感情的无边领域。我们且贪图下面这两行诗的力量和率直：
我将像一棵树那样倾覆，找到我的坟墓，
并且在记忆里只有我的哀伤。
再和下面这节诗的起伏抑扬相比较：
分分秒秒由沙粒坠落来计数，
就像一只计时沙漏；时光虚度
送我们走向坟墓，我们正面对着它；
快乐的一生，在狂欢中虚掷，终于
回家了，却终结于痛苦；可是人生啊，厌倦
了纵情享乐，数着每一颗沙粒落下，
便这样在长眠中结束了不幸。
或者，体会这几行诗的沉思冥想的平静：
无论我们是年轻还是年老，
我们的命运，我们生命的核心和归宿，
总是无限广袤的，并仅仅存在于彼处；
它带着希望永不消泯的希望，
还有努力，期待，欲望，
永远为着存在而努力。
把它同下面四行诗那完满而无限的优美放在一起：
冉冉月亮爬上了天穹，
任何地方也不肯逗留：
她轻柔地向天顶升起，
伴随着一颗两颗星星——
或者同这首诗的辉煌奇想放在一起：
那林地中的常游者
不会停止他的漫步
忽然，远处一块林间空地上，
在那一大片熊熊大火中，
一束柔和的火焰翻转着，
在他的感觉里，仿佛是
在阴暗处的番红花。
仅仅作这一点比较，便会使我们想到诗人那种多姿多彩的艺术；有了让我们同时做演员和观众的力量；他有伸手穿透人物性格的力量，仿佛他们是一只手套，并让他们成为福斯塔夫或者李尔，他有彻底地进行聚缩、扩展和阐释的力量。
“我们只能进行比较”——随着这番话，秘密就暴露无遗了，阅读的真正复杂性也就得到了承认。第一个过程，即以最大程度的理解去接受印象，只是阅读过程的一半；如果我们打算从一本书里得到全部快乐，就必须通过另一个过程来将其补充完整。我们必须对这纷繁杂多的印象加以判断；我们必须把这些倏忽即逝的形体铸造成一个坚实而持久的整体。不过不要马上就这样做。等待阅读的尘埃落定；等待冲突和争论平息下去；散散步，谈谈话，把玫瑰花上的干枯花瓣扯下来，或者去睡觉。然后，不由我们的意愿，突如其来地——因为大自然就是这样造成转变的——那本书又回来了，不过已经与以往有所不同它会作为一个整体漂浮在头脑的顶端。作为整体的书和通常按分离侧面来接受的书是不同的。现在，种种细节都自动进入了各自的位置。我们看到了它的形体从开始成形到完成；它是一个谷仓，一个猪圈，或者是一座教堂。这样，我们可以像拿建筑与建筑相比较一样，拿书与书相比较。不过，这种进行比较的行为意味着我们的态度已经有所改变了；我们不再是作者的朋友，而是他的法官；而且，正像我们作为朋友怎么富于同情心都是应该的一样，我们作为法官，怎么严厉也不算过分；那些浪费我们时间和同情心的书籍，难道不是罪犯吗？写作那些虚假的书、假冒的书、让空气中充满了腐败和疾病的书的作者，难道不是社会最阴险的敌人和腐蚀者、亵渎者吗？那么，就让我们在作出自己的评判时严厉些吧；让我们把每本书与同类的最伟大的著作相比较吧。我们读过的书，通过我们对它们的评价而固定了形体，在我们的头脑中逗留着——《鲁滨孙·克鲁索》、《爱玛》、《还乡》。把小说拿来同这些作品比较——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小说，也有权利同最优秀的小说一道接受评价。诗歌也一样——当韵律的陶醉消退了，语言的辉煌黯淡了，一种梦幻般的形体会回到我们心中，而它必须与《李尔王》、《费德尔》、《序曲》相比较；或者，倘若不与它们比较，那就与任何最好的、或在我们看来是最好的同类作品相比较。我们可以肯定，新诗歌或新小说的所谓“新”，其实是它最表面的特性，我们不用把评价老作品的标准重新铸造，只须稍微改动一下就行了。
如果自以为阅读的第二个阶段——进行评价、进行比较，也和第一个阶段——敞开心扉去接受无数快速聚集起来的印象同样简单，那是愚蠢的。要在面前并没有书的情况下继续阅读，要拿一种虚幻形体与另一种相对照，要尽量广泛地阅读，获得足够的理解力，从而使这样的比较变得生动而富于启发性——这是困难的；要再前进一步，能够说：“这本书不仅属于这种类型，而且具有这样的价值；它在这里是失败的；它在那里是成功的；这里写得糟糕；那里写得不错”，就更加困难了。要履行一个读者所承担的这方面的职责，需要具备如此的想象力、洞察力和学识，所以很难设想任何人的头脑已经拥有了充分的天资才力；在最自信的人身上，也只不过能找到这些能力的一些种子而已。那么，把阅读的这部分责任推给别人，让批评家们、图书馆的那些拥有学术头衔的权威们来为我们确定书的绝对价值问题，难道不是更明智吗？然而，这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我们可以强调同情心的价值；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可以试图摈弃自己的身份。可是我们知道，我们做不到完全的同情或者完全的沉浸；我们心中总是有一个魔鬼，悄悄地说道：“我恨，我爱”，而我们又没法让它沉默。的确，正是因为我们恨我们爱，我们跟诗人和小说家们的关系才会如此亲密，以致我们感到有另一个人在场是无法忍受的。而且，即使我们的结论很糟糕，我们的评判不正确，但我们的欣赏趣味、那使我们浑身震颤的感觉神经，却仍然是我们最重要的指路明灯；我们是通过感觉来认识的；我们要是压制自己的个人癖性，便不可能不使它估竭。不过，随着时间推移，我们或许能够训练好自己的欣赏趣味；我们或许能够使它听从某种控制。当我们的胃口从各种各样的书中——从诗歌、小说、历史、传记中——如饥似渴、大快朵颐地饱餐之后，它会停下来不再阅读，而在长期间歇中观看活生生的世界的纷繁复杂，这时，我们会发现它正发生着一点变化；它没有那么如饥似渴了，而是变得更会思考了。它带给我们的，将不仅仅是对一些特定书籍的评价，它会告诉我们，某些书籍具有一种共同的特性。听，它会说：我们该把这个叫做什么呢？它或许会给我们读《李尔王》，接着或许又读《阿伽门农》，目的在于要揭示出那种共同的特性。这样，有我们的趣味来引导我们，我们就能冒险越过特定的书，去寻找把许多书结合成一类的种种特性了；我们给它们取名字，并从而构建起给我们的知觉赋予秩序的法则。从那种辨识过程中，我们将获得更深入的和更罕有的乐趣。不过，既然一种法则只有在它因与书籍本身接触而不断被打破的时候才有生命——再没有什么比建立存在于同事实的接触之外的、存在于真空里的法则更容易和更荒谬的了——所以到最后，为了让我们能坚定不移地进行这一艰难的尝试，最好是转而求助于那些非常杰出的作家，他们能启发我们去理解作为一门艺术的文学。柯勒律治、德莱顿和约翰逊经过深思熟虑的评论，同诗人和小说家们自己随口而出的言谈，常常都是惊人的切中肯綮；他们使一直在我们头脑朦胧的深处翻腾不息的模糊观念变得清晰和稳固了。不过，只有当我们满载着在自己的阅读过程中诚实获取的种种问题和意见去求教于他们，他们才能给我们帮助。假如我们簇拥在他们的权威之下，像卧倒在树篱阴影下的羊群似的躺下来，那他们便什么也不能为我们做了。我们若想理解他们的裁断，只有当它同我们自己的见解发生冲突并战而胜之的时候才行。
如果情况真是这样，如果按照应有的方式去读一本书需要想象力、洞察力和判断力等罕见的素质，你们或许会断定说，文学乃是一门极其复杂的艺术，而我们不大可能——哪怕是在经过终生的阅读之后——有能力对文学批评作出任何有价值的贡献。我们只能继续当读者；我们不会僭取本属于那些同时又是评论家的杰出人才的更高荣誉。不过，我们仍然有我们作为读者的责任，甚至有我们的重大作用。我们提出的标准和我们作出的评判会偷偷潜入空气中，成为作家们工作时所呼吸的大气的一部分。这会造成一种影响力，对他们发生效果，即使它从来也没法印成铅字。而且，如果那种影响是有理有据的、生气勃勃的、独特的和真挚的，眼下或许就具有巨大的价值，因为现在文学批评正不可避免地处于生死未卜的状态；现在许多书籍正像射击场里的一长排动物似的从书评中跑过，而评论家只能有一秒钟时间来装弹药、瞄准和开火，假如他错把兔子当成了老虎，错把鹰隼当成了谷仓门前的家禽，或者完全脱了靶，把子弹浪费到了某只正在远处田野里吃草的温和的奶牛身上，那完全是情有可原的。假如在报刊那飘浮不定的炮火背后，作者感觉到还存在着另一类批评，即普通读者的意见，他们只因为爱好读书而读书，读得很慢和很不专业，并怀着巨大的同情然而又带着极端的严厉进行着评判，那么，这难道不会有助于改善他的作品的品质吗？假如借助于我们的手段，书会变得更充实、更丰富，并且更为异彩纷呈，那真是一个值得去努力达到的目标。
然而，谁读书是为了实现某个目标——不管它是多么的令人想望？难道就没有某些追求，我们去进行只是因为它们本身很好，难道就没有某些乐趣，它们本身就是终极目的吗？而读书，难道不就是其中之一吗？我有时候至少怀着这样的梦想，当末日审判的那一天降临了，伟大的征服者、律师和政治家们都来接受他们的奖赏——他们的王冠、他们的桂冠、他们刻在永不毁坏的大理石上的抹擦不掉的名字——这时，上帝不无羡慕地看见我们在手臂下夹着书走过来，他会转身望着彼得说：“瞧，这些人不需要任何奖赏。我们这儿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他们。他们已经爱上读书了。”
当代文学印象
首先，一个当代人几乎免不了要对这么一个事实感到震惊：坐在同一张桌子旁边的两位批评家，竟会在同一时刻、对同一本书发表完全不同的意见，在右边，那本书被称为英国散文的杰作；与此同时，在左边，它却纯粹成了一堆废纸，如果炉火燃烧得比它的生命还长的话，就应该把它付之一炬。然而，两位批评家对弥尔顿和济慈却见解一致。他们都表现出了一种精微的感受力，并且无疑具有真正的热情。只有在讨论当代作家的作品时，他们才会不可避免地打起架来。那本引起争议的书——它既是对英国文学的不朽贡献，同时又纯粹是自命不凡和平淡无奇的大杂烩——是在大约两个月之前出版的。这就是解释；这说明了他们为什么会发生分歧。
这个解释是很奇怪的。它弄得读者和作者两方面都不知所措；因为从读者方面说，他希望在当代文学的一片混沌中找到自己的方向，而从作家方面说，他自然渴望知道自己费了千辛万苦、几乎完全在黑暗中创造出来的作品，是否可能同英国文学中那些房屋的星座一道发光，或者恰好相反，只能归于熄灭。不过，假如我们站在读者的立场上，首先探究一下他所处的困境，我们的迷惑也就很快消散了。同样的事情以前就经常发生过。自从《罗伯特·埃尔斯米尔》，或许是斯蒂芬·菲力普斯吧，不知怎么弥漫开了那种气氛以来，我们就听到博学之士平均每年两次——在春季和秋季——对新作品见解相左而对老作品达成共识；在成熟的读者中，对于这些书也存在着同样的意见分歧。可是还有更不可思议、更令人烦恼的事可能姓呢——假如意想不到地两位先生竟然看法一致，宣称某某先生的书是部无可怀疑的杰作，那就使我们不得不决定是否该掏出十先令六便士来支持他们的裁决。他们两位都是享有盛名的评论家；他们在这里冲口而出的见解，将会冠冕堂地化为专栏文章的庄严颂词，以维护英国和美国文学的尊严。
那么，一定是出于某种天生的愤世嫉俗，某种对当代天才的狭隘的不信任感，我们才在他们的谈话仍在进行之时自动地作出决定，即使他们的意见会达成一致——不过他们还丝毫没有显示出这种迹象——倘若要为当代的论辩热情而浪费半个基尼，这笔款子委实是太大了，应付这种事儿，图书馆的一张借书卡就满可以了。不过问题仍然存在，那就让我们大胆地向评论家们提出来吧。假如有一个读者，他对于已逝作家的崇敬决不逊于任何人，却又为一种疑虑所苦恼，认为对于已逝作家的崇敬必然要同对于当代作家的理解联系起来，那么，这样一位读者现在就得不到任何人的指导了吗？在匆匆作了一番考察之后，两位评论家取得了一致意见：很不幸，没有这样的人。因为，在涉及新作品的问题上，他们自己的评判又能有什么价值呢？肯定不值十先令六便士。他们还从自己储存的经验中进一步找出过去巨大失误的可怕例证；那些批评中的严重错误，假如是针对着已逝作家而不是针对着现代作家的话，恐怕早叫他们丢了饭碗，危及他们的声誉。他们所能提供的唯一忠告，就是新生你自己的直觉，大胆地听从自己的直觉，而不要让直觉受到现今任何批评家或书评家的控制，要通过反复阅读以往的杰作来对自己的直觉进行检验。
我们一面恭顺地对他们表示感谢，一面又情不自禁地思忖着，觉得事情并非总是如此。我们应该相信，从前有个时候曾经存在着某种标准、某种法则，它以今天为人们所不了解的方式控制着那个伟大的读者共和国。这并不是说那些伟大的批评家——德莱顿、约翰逊、柯勒律治和阿诺德——就是他们同时代作品的万无一失的评判者，他们的裁决可以给作品打下不可磨灭的检验标记，从而免除了读者自己来估价的麻烦。这些大人物在评论他们同时代作家时的失误是众所周知的，不必再详加叙述。不过，单单是有他们存在这一事实，就能产生一种众望所归的影响。我们作这样假设可不是异想天开：仅仅是那种影响，就会控制住餐桌上的种种争端，并给关于刚问世的某本书的散漫议论提供一种权威性意见，而这在今天却遍觅而不得。形形色色的学派当然会一直进行着激烈的争论，但是每个读者在思想深处都会意识到，至少还有一个人的眼睛一直在紧紧盯住文学的基本法则，假如你给他送上现今的某种怪异作品，他会把它和永恒法则相联系，并在相互对抗的颂扬与指责的疾风中以自己的权威来为它定位。但是，说到要造就一位批评家，造物主必须慷慨、社会必须成熟才行。现代世界中散布于四面八方的餐桌，还有当代社会纷繁潮流的浪涛相逐和急流漩涡，只有一个传说中那样雄伟的巨人才能够加以统率。可是，我们有权盼望的那位伟岸的人，他又在何处？我们有书评家，却没有批评家；我们有一百万个称职而廉洁的警察，却没有法官。一些具有鉴赏力、学识和能力的人一直在教诲着年轻人，对死者加以颂扬。然而，他们干练而勤勉的笔所经常造成的结果，却是把活生生的文学的肌体风干为一具小小的骨骼架。我们在任何地方也找不到德莱顿那样的一针见血的气势，找不到济慈那样的优美而自然的风姿、深刻的洞察力和明澈的理智，找不到福楼拜那样的狂热信念的巨大力量，尤其找不到像柯勒律治那样的人，在头脑里酝酿着全部诗意，并不时流露出某种深刻而带普遍性的评述，它们仿佛就是作品本身的灵魂被阅读所激励的心灵倏忽间捕捉到了。
对于这一切，评论家们也慷慨地一致表示同意。他们说，一位伟大的批评家是极其罕见的人物。然而，要是真有一位这样的人奇迹般地出现了，我们应该怎样来维持他的生存，应该拿什么来供养他呢？伟大的批评家，假如说他们自己并非大诗人的话，是要从时代的丰厚土壤里培育出来的。要有某位伟大人物，由他去为之辩护；要有某个流派，由他去建立或者摧毁。但是，我们这个时代却已经匮乏到了赤贫的边缘。没有一个名字能够傲视群侪。没有一位大师，可以让年轻人因在他的工作室里做学徒而感到自豪。哈代先生早已退出了竞技场，康拉德先生的天才之中又有某种异国情调，这使他与其说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倒不如说是一尊偶像，虽备受尊崇和敬仰，却为人们敬而远之。至于其他人，尽管他们人数众多、精力充沛，并处于创造活动的全盛时期，却没有谁能够对同时代人发挥重大的影响，或者能够穿透我们的时代去进而影响到并不遥远的未来，即我们为了使自己高兴而说的“不朽”。如果我们以一个世界来作试验，问一问英国在这些日子里所产生的作品，有多少到那个时候还能存在，我们将不得不回答道，我们不仅不可能一致同意有某一本书会如此，而且甚至十分怀疑是不是有这么一本书。这是一个断简残篇的年代。倒是有几节诗、几页书、这一章和那一章、这部小说的开端、那部小说的结尾，可以和任何时代、任何作家的最佳作品相媲美。可是，难道我们能拿着一捆散乱的篇页走到子孙后代跟前去，或者把我们的全部文学创作摊在他们面前，要求那时的读者从一大堆垃圾中筛选出我们那小小的几粒珍珠？这就是评论家可以合法地向他们餐桌上的伙伴——小说家和诗人们——提出来的问题。
一开初，悲观主义的重负似乎足以压倒所有反对意见。是的，我们再说一遍，这是一个歉收的年代，有许多理由来说明它的贫乏；然而，坦率地说，如果我们拿一个世纪和另一个世纪相对照，这种比较看来是绝对地对我们不利。《威佛利》、《远游》、《忽必烈汗》、《唐璜》、《赫兹利特散文集》、《傲慢与偏见》、《海坡里恩》和《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都发表于1800至1821年之间。我们这个世纪并不缺乏勤奋努力；不过，倘若我们要求有杰作的话，从现象上看悲观主义者们似乎是对的。看来，一个才华横溢的时代后面，会接着出现一个勤奋努力的时代；一个张狂放纵的时代后面，会接着出现一个纯净和艰苦工作的时代。当然，一切荣誉要有杰作的话，又该向何处寻找呢？我们也许感到有把握的是，有不多的诗歌是会幸存下来的；它们是叶芝先生、戴维斯先生和德·拉·海尔先生的诗作。当然，劳伦斯先生在一些时候有其伟大之处，但在更多的时候却远非如此。比尔博姆先生呢，就他本人的写作方式而言是完美的，但那并不是一种大家风范。《遥远而久远》中的一些片断，毫无疑问完全能够流传后世。《尤利西斯》是一场令人难忘的灾变——胆量极大，灾祸也很可怕。就这样，我们挑挑选选，一会儿选中这个，一会儿选中那个，把入选的作品高举起来展示一番，听到有人们为它辩护或者嘲笑它，到最后我们仍不得不面对着那种反对意见，也就是说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过同那些批评家看法一致，认为这是一个不能进行持续努力、只有断简残篇纷然杂陈的年代，无法认真地跟前面一个时代相比较。
然而，正当这些意见普遍流行、我们也对它的权威性大加奉承的时候，有时又会极其敏锐地意识到我们对自己说的话一个字也不相信。我们再次断言，这是一个贫瘠荒芜、精疲力尽的时代；我们只能怀着羡慕之情回顾往昔。但与此同时，它又是早春的睛朗日子中的一天。生活并非完全缺乏色彩。就说电视机吧，它虽然干扰了最严肃的谈话，打断了最重大的评论，但它也有自身的传奇性。那些没有机会获得不朽、因而能够把心里话说出来的人们，他们的随意闲聊却往往具有一种由灯光、街道、房屋和人物构成的布景，它或美丽或怪诞，都会把它自己永远编织进这个瞬间中去。而这就是生活；我们所谈的却是文学。我们必须努力把搅在一起的这两件事情分开，并为乐观主义鲁莽的反叛精神辩护，以对抗悲观主义那更高明的巧辩和更漂亮的名声。
因此，我们的乐观主义主要是出于本能。它来自晴朗的日子、美酒和谈话；它来自这个事实——生活每天献出这样的珍宝，每天令人想起比最健谈的人所能表达的还要多的东西，所以尽管我们非常敬佩已逝的人们，可我们还是宁愿享有目前这样的生活。目前的生活中存在着我们不愿拿出来作交换的东西，即使我们可以选择生活在所有过去的时代，我们也不愿拿目前来交换。现代文学尽管有其一切不完美之处，也具有同样的吸引我们的力量和同样的魅力。它好像是一个亲戚，我们时时都故意冷落他、伤他的感情，可说到底我们还是打发不走他。它具有如同我们的存在、我们的创造、我们的生活状况那样的亲切性质，而不是某种尽管威严可敬、但与我极不相融合、只是从外部来观看的东西。也没有任何别的时代的人，比我们这一代更需要珍爱自己的同代作家。我们被截然斩断了同先辈之间的联系。衡量尺度发生了转变——许多世代以来放在固定位置的许多东西突然垮塌——这使得整个组织结构从上到下受到了震动，使得我们同过去疏远，并且使我们或许过分强烈地意识到现在。每一天，我们都发现自己正做着、说着、想着对于我们的先辈而言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于迄今未被注意到的种种差异，我们的感受要比对业已得到完美表达的种种相似之处敏锐得多。新的书籍所以能吸引我们去阅读，其部分原因就在于我们希望它们会反映出我们在态度上的这种重新调整——这些场景、思想、以及各种种互不调和的事物似乎偶然的组合，都以一种如此强烈的新奇感冲击着我们——并且像文学所做的那样，又将它以完整的和理解过的形态交还给我们保存。因此，我们的确有一切理由抱乐观主义态度。没有任何时代拥有比我们的时代更多的作家，他们决心表达出把他们过去区别开来的种种差异，而不是去表现将他们与过去相联系的相似之处。列举作家的名字会令人感到厌倦的，不过凡是对诗歌、小说和传记稍有涉猎的最漫不经心的读者，对我们时代所富于的勇气和真诚，总之，对当代作家广泛的独创性，都几乎不能不留有印象。然而，我们这种振奋心情却又很奇怪地被消除了。一本又一本书，给我们留下同样的感受，使我们觉得期望并未实现、智力贫乏、生活中的光彩被抓住了但又未能转化到文学之中。当代最好的作品中，有许多看上去是在紧迫之中记录下来、用一种苍白的速记文体写成的，那倒是能以惊人的鲜明性把人物晃过屏幕时的动作和表情保存住。可是，那道闪光倏忽即逝，给我们留下的只是深深的不满足感。我们的恼怒之剧烈，同我们的快乐之强烈铢两悉称。
归根结底，我们又退回到了出发点，在两个极端之间来回摇摆，一会儿满控热情，接下来又悲观失望，对于我们同时代的作家总是作不出任何结论。我们曾请求评论家来帮助我们，可是他们却不愿承担这项任务。那么，现在已经到时候了，应该接受他们的忠告，通过向过去的杰作请教来矫正那两个极端。我们觉得自己被推到这些杰作面前，确实并非受到了冷静判断的推动，而是被某种迫切需要所驱使，想把我们摇摆不定的态度固定在它们的安全性上。可是，说老实话，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对比所带来的震动，起初的确使人感到困惑不安。毋庸置疑，在那些伟大作品中含有某种沉闷的因素。在华兹华斯、司各特和奥斯丁女士的一页又一页作品中，有一种泰然自若的宁静心境，简直平静得近乎令人昏昏欲睡了。有种种机会源源涌现了，他们却置若罔闻。事物的色彩浓淡和微妙差异渐次累积，他们也视而不见。他们似乎故意拒绝满足现代人的激发得如此活跃的那些感觉：视觉、听觉、触觉——尤为重要的，是关于人、关于人的隐秘和人的知觉的变化、关于人的复杂性、关于他的混乱心灵的感觉，简言之，关于他的自我的感觉。这一切，在华兹华斯、司各特和简、奥斯丁的作品中几乎找不到。那么，那种逐渐地、愉快地和彻底地征服了我们的安全感，又从何而来呢？那是他们信念的力量——他们确切不移的信念的力量，在对我们发挥作用。在华兹华斯这位哲理诗人身上，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不过，对于那位在早餐前信笔涂鸦出杰作来以建造空中楼阁的漫不经心的司各特，和那位仅仅为了乐趣而偷偷地、安静地写作的谦逊的未婚女士来说，情况也是如此。他们两位都具有相同的天然信念，确信生活具有某种品质。他们都有自己对于行为的判断标准。他们都了解人类彼此之间和人类对世界的关系。对于这一点，他们或许谁也没有直接说过什么，然而一切都取决于此。只管相信好了——我们发现自己在说——其他一切自然会实现的。只管相信好了——举一个由于最近出版了《沃森一家》而使人想起的简单例子——一个好姑娘会出于本能尽力去安慰一个在舞会上遭受冷遇的少年；假如你无保留地、毫无疑问地相信它，那你不仅会使一百年以后的读者感受到同样的事，而且会使他们把它作为文学来感受。因为，正是这种确信无疑的态度，才使得写作成为可能。相信你自己的印象对其他人同样适用，也就是从个人特性的束缚和桎梏中解脱出来。这就是自由，像司各特那样的自由，以一种至今仍使我们心醉神迷的活力，去探索充满冒险和传奇色彩的整个世界。这也就是简·奥斯丁臻于炉火纯青的那种神秘的创作程序的第一步。那么微小的一点人生体验一旦被选中、被确信不疑、被扩展到她的自身之外，就会被安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上，然后她就能用一种分析家绝对无法窥破其奥秘的程序，自由地把它铸造为那种完整的陈述，而这就是文学。
因此，我们同时代作家所以会使我们苦恼，就因为他们不再怀抱信念。他们当中最真诚的人也只不过告诉我们，他本人所遭遇的事是什么情况。他们不能创造出一个世界，因为他们无法摆脱其他人的束缚。他们不能讲述故事，因为他们并不相信那些故事是真实的。他们不能使个别事物普遍化。他们依靠自己的感觉和感情，因为它们的证据是值得依赖的；他们不依靠自己的理智，因为它的信息是模糊不清的。这样，他们迫不得已地放弃了创造技艺中某些最有力、最精致的武器。尽管有整个英国语言的财富作他们的后盾，他们却畏怯地把最低贱的铜币从一个人手里递到了另一个人手里、从这本书中传到那本书中。他们被安置在以观察不朽景象的一个崭新的视角，却只能急匆匆掏出笔记本来，带着痛苦的紧张感记录下那飞掠而过的闪光（它所照耀的是什么呢？）以及那转瞬即逝的光彩（它们也许什么也不能构成）。不过，就在这里评论家们插嘴了，并显示着自己的公正不倚。
他们说，如果这种描述是适用的，而并不是（像它很可能的那样）完全依赖于我们在餐桌上所坐的位置以及对于芥末罐和花瓶的某种纯粹个人的关系，那么，评价当代作品所担的风险就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如果他们说得完全离了谱，要找借口也有的是；而且毫无疑问，最好还是像马修·阿诺德所忠告的那样，从当前这片燃烧着的土地退却到安全宁静的往昔去。马修·阿诺德曾写道：“当我们探讨那些时代与我们如此接近的诗歌、如拜伦、雪莱、华兹华斯的诗歌时，我们便进入了一片燃烧的土地，因为对于这些诗歌的评价往往不仅是个人化的，而且是带有强烈感情的个人化。”这一段话，人们还提醒我们说，是在1880年写的。当心呐，他们说，不要从许多英里长的缎带中抽出一英寸放到显微镜下去观察；只要你们耐心等待，事物会自己理出头绪来的；最好保持适度节制，还要钻研古典名著。再说呢，人生短暂啊；拜伦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就要到了，眼下的紧要问题是：他究竟是否同自己的姐姐结了婚？那么，总括起来——假如说大家还在一窝蜂地七嘴八舌讲话，同时又到了该散伙的当儿，居然还能作什么总结的话……那么对于当代作家而言，干脆放弃写出杰作的希望，看来似乎是明智的。他们的诗歌、剧本、传记、小说还算不上是书，只是一些笔记本；而时光就像一位优秀的教师，他会把它们拿在手中，指出它们那些墨污、乱画、涂抹的地方，并把它们撕成两半；可是，他并不把它们扔进废纸篓里。他会把它们保存起来，因为其他学生会发现它们很有用处。正是从现在这些笔记本中，将会创造出未来的杰作。文学，正如评论家们刚才所说的那样，已经存在很久了，已经经历过了许多变化；只有目光短浅、胸怀狭隘的人才会夸大眼前这些短暂风暴的严重性，尽管它们可能会搅动那些在海上颠簸着的小船。狂风暴雨在海面上喧器；海洋深处却是亘古不变，一派安宁。
（清扬译自《Essays of Virginia Wool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