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五言诗起源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论论文,文人论文,起源论文,五言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0）07-0109-08
文人五言诗究竟起于何时，这是文学史研究的一个老话题。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占主导地位的看法是起于东汉。班固的《咏史》是第一首，至于成熟的文人五言诗则要迟至东汉晚期。但这个看法对不对，是否可以成为定论，古已有之的西汉说是否还有道理，实在是需要反思的。笔者以为，东汉说是有问题的，文人五言诗的起源至少应该提前到西汉。
一、质疑两个观念
讨论文人五言诗产生的时代，首先需要质疑沿袭已久的两个观念。
其一是一元单线的诗体发展观。这种观念认为，诗体的发展是由简入繁的，而所谓的繁简又往往被片面地理解为是字数的多寡。认为诗歌是起源于某种字数较少的体式（二言或四言），诗体的演化就是字数逐渐由少增多的过程。具体讲就是由二言而四言、五言、六言乃至七言。相对于四言诗，五言诗是晚起的，是从四言诗中发展出来的。这是一种很流行的观念。虽然这种说法对于描述文人诗体式演变的轨迹有一定道理，但它把诗体的起源说成是一元的，把诗体的发展理解成是单线演进、字数逐渐增加的过程，则是有问题的。我以为，诗体的起源不可能是一元的，其发展也不会是单线独进的，而应该是多元并进的。只是在这个发展中会有主流、支流，甚至有潜流。具体到五言诗的问题上，我以为五言诗应该源远流长，其源头并不一定就比四言诗晚。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主要是基于我们对民间歌谣的认识。民间歌谣是文人诗的源头，在长期的发展中，曾给文人诗的创作以多方面的影响。民歌的作者多为受教育程度不高的普通民众。对于他们来说，吟唱歌谣纯粹是出于抒情和娱乐的需要，是他们自然生活（相对于文人的艺术生活而言）的一部分。只要怎样便于抒发，便怎样吟唱。他们一般不会刻意地遵从某种单一体制。因此，民间歌谣比较合乎情理的状态应该是众体皆备，形式多样。既有二言、三言、四言，也一定会有五言、六言乃至七言；既有齐言，可能更多杂言。尽管真正的上古歌谣存留极少，使我们的认识受到很大限制，但晚近的民间歌谣却是存在的，我们正可借助它们来体认上古歌谣体式上的特点。只要稍稍浏览一下杜文澜辑录的《古谣谚》和顾颉刚等辑录的《吴歌甲集、乙集》等民歌集，便不难发现其中的诗体正是纷然杂陈、多彩多姿，其中就有着五言诗。这一现象对于我们认识上古歌谣的体式是有启示的。
那么怎么理解《诗经》基本四言的状况呢？我以为《诗经》是一部经过文人编选的诗歌总集，它虽然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先秦诗体的特点，但并不就是其时诗歌的原生态。它既然是一部选集，那就必然体现了编选者的价值观，其中也包括了文体观。我们很难想象，在交通、信息不发达的《诗经》时代，地无分南北，人不分老幼，会不约而同地都采用四言体。再说，既有入选，也就必有删落。《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是从三千多首作品中精选了305首，那我们不免要问，在删落的大部分作品中难道就没有五言诗吗？按照流行的说法，《诗经》选录的作品年代是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纵然这一时期没有五言诗，那么在西周以前和战国时代难道也能肯定没有五言诗吗？我想是不能下此断语的。
事实上，在现存的文献中，尽管数量稀少，我们还是能发现五言诗的痕迹。刘勰所谓“《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暇豫》优歌，远见《春秋》……”（《文心雕龙·明诗》）早已为人们所熟知。现在我们再举出若干例证，来证实我们的推想。
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老子》，第二十四章）
善行无辙迹，善言无瑕谪。（《老子》，第二十七章）
天得—以清，地得—以宁，神得—以灵，谷得—以盈。（《老子》，第三十九章）
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老子》，第六十章）
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老子》，第六十三章）
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庄子·养生主》）
莫然有间而子桑户死，未葬。孔子闻之，使子贡往侍事焉。或编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来桑户乎！嗟来桑户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犹为人猗！”（《庄子·大宗师》）
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庄子·秋水》）
按，《大宗师》条只要在末句中删去“猗”字，即成纯粹之五言诗。《秋水》条，“名”、“真”古韵通。以上材料不仅使用五言句，而且互相押韵，在体制上已经是或基本上是五言诗了。材料虽然不多，却使我们有把握作出这样的推断：在大量失散了的先秦诗歌中必定存在着更多的五言诗。如果这个推测能够成立，那么把文人五言诗的起源定在东汉中叶或更迟的说法就显得很不合情理。
需要质疑的第二个观念是，五言难于四言。比较典型的说法是，班固的《咏史》是第一首有主名的文人五言诗，然而却写得“质木无文”（《诗品序》），这是因为其时五言诗初起，技术不够成熟的缘故。① 顺着这个思路，那些成熟的五言诗，如“古诗十九首”、“苏李诗”等就只能产于东汉中叶以后了。这个看法对不对呢？我觉得也是很有问题的。首先，我们要问的是，即便如东汉说所理解的那样，五言诗是从四言诗中发展出来的话，它的诞生真会那样艰难吗？五言诗相对于四言诗不过增加了一个字，当真需要花去差不多两百年的时间才有第一首文人五言诗，然后再需要花去两百年的时间才会有成熟的五言诗出现，一字之增至于那么困难吗？如果说五言诗要比四言诗难写的话，那么为什么在民间五言诗却能流行不衰呢？为什么建安以后尽管四言诗数量仍然不少，但佳作却以五、七言诗为多呢？从人们实际的写作体验来看，也很少有人有五言难于四言的感觉，在习作时也没有由四言入五言的顺序，相反人们倒多的是一上手便写作五、七言诗的。钟嵘在《诗品序》中说，四言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而“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诗品序》）。挚虞也说五言诗“于俳谐倡乐多用之”（《文章流别论》），都认为五言诗具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较之四言人们更愿意采用五言体写作。这也说明五言诗并不见得比四言诗难写，更不可能艰难到需要花去二百年甚至四百年的时间才能产生。那么，我们又该怎样理解班固诗的“质木无文”呢？我以为，“质木无文”未必一定是技术不成熟的表现，而更有可能是与“咏史”这种题材有关。较之咏怀、感伤、游览、艳情之类的题材，咏史诗写得质朴一点是很自然的，也是容易理解的。即如身处“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诗风中的左思，他的《咏史》诗也大抵写得平实质朴，不仅有异于潘陆，也与他其他一些崇尚藻采的作品不同。这样看来，班固的《咏史》写得质朴平实就一点也不奇怪了。退一步讲，即使如论者所言，班固诗的质木无文是因为技术不成熟所致，那最多只能说明班固个人对五言诗掌握得不够熟练，却不能推而广之，就认定班固时代的文人五言诗都写得幼稚朴拙。汉代留下来的诗歌太少，完整的五言诗尤为稀缺，班固也只留下《咏史》一首②，这多少带有一点偶然性。《咏史》出于班固之手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汉文人的写作水平，但反映到何种程度，是不是可以把它视为整个时代五言诗写作水平的标尺，是不是就是当时五言诗的最高水平，我们有什么理由断定班固之外就没有人写作五言诗了，或者即使有五言诗都一定写得质木无文，甚至一定不如班固。我以为在没有其他材料佐证的情况下，是得不出这样的结论的。
二、东汉说的不合理性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东汉说是不是有道理，能不能站得住脚。我觉得，倘若一定要认定文人五言诗要到东汉中叶以后才产生的话，至少有如下几个问题讲不通。
其一，既然五言的起源很早，既然五言不见得难于四言，那么文人五言诗为什么会如此难产？我们姑且不论先秦的时间跨度（仅春秋战国就有五百四十多年），如果只从西汉立国算起，到班固生活的年代，也已有二百六十年左右。如果成熟的文人五言诗真的要到东汉末年产生的话，那就意味着难产的时间要长达四百年左右。一字之增竟要付出如此的时间代价，这可能吗？五言诗纵然难写，会难到如此程度吗？
也许有读者会说，西汉所以没有文人五言诗，是因为尊经崇雅的观念抑制了文人写五言诗的热情。因为《诗经》是经，作为载体的四言也就被尊为正体，至于其他诗体，则多被视为俗体，受到压抑。我以为这个理由对于解释五言诗何以一直要到建安时期才取代四言成为诗歌最主要的体裁，是有充分说服力的，却不能圆满地解释为什么西汉就产生不了五言诗。尽管尊经崇雅的观念可以抑制文人对五言诗的写作热情，也可以推迟五言诗高潮的到来，但要完全扼杀文人的五言诗写作则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当人们的写作纯然出于抒情的需要，而无关名利地位的时候，五言诗体性功能上的优越性难道就不会对文人发生影响？再说，西汉从整体来说固然是经学统治的时代，但细析之，则各时代情形又有不同。事实上，独尊儒术、儒籍升经是始于汉武帝时代。在此之前，儒家不过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占统治地位的其实是黄老思想。如果说尊经崇雅的观念对五言诗的发展的确起了压抑作用的话，那么汉初这段时间，应该是五言诗产生和发展的好机会，不能排除这一时期有文人五言诗的出现。
更何况尊经崇雅并不是西汉审美思潮的全部，贵族、文人还同时表现出对通俗文艺的浓厚兴趣。我们知道，西汉时期俗乐非常流行。汉武帝设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汉书·礼乐志》），首要目的自然是为了满足统治者欣赏享乐的需要。而各地俗乐和民间歌谣也就通过这一途径大量流入宫廷，其中就有着五言诗。史载李延年“每为新声变曲，闻者莫不感动”。他为武帝演唱的“北方有佳人”一曲，就是一首基本五言的歌诗，曾引起武帝的感叹（《汉书·外戚传上》），说明统治者对五言诗不但不拒绝，而且还很欣赏。西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内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乐府，皆以郑声施于朝廷”。直到哀帝罢乐府，这种风气仍然不能改变，“豪富吏民湛沔自若，陵夷坏于王莽”（《汉书·礼乐志》），可见风气之一斑。既然西汉一代俗乐如此流行，作为俗乐载体之一的五言诗，自然也会对文人发生影响，会引起文人写作尝试的兴趣，怎么可能一面欣赏，一面却深加拒绝呢，这显然是说不通的。
其二，为什么西汉文人诗体式多样，而五言诗却偏偏缺席呢？四言和楚歌是西汉诗歌最主要的体裁自不待言。三言和七言在西汉文人诗中也不少见，这在高祖唐山夫人的《安世房中歌》和司马相如等人的《郊祀歌》中是很容易找到例证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汉文人诗的各种体式中，七言诗显得颇为活跃，许多文人都曾使用过这一体裁。例如：
臣以为龙又无角，谓之为蛇又有足，跂跂脉脉善缘壁，是非守宫即蜥蜴。（《汉书·东方朔传》）
淮南宋蔡舞嗙喩。（《说文解字》卷3口部“嗙”字释文引）
黄润纤美宜制裈。（《文选》卷4《蜀都赋》刘渊林注引）
钟磬竽笙筑坎侯。（《艺文类聚》卷44《乐部·箜篌》引，以上皆司马相如《凡将篇》残句）
急就奇觚与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用日约少诚快意，勉力务之必有喜。（史游《急就篇》，按，《急就篇》绝大部分篇幅为七言体。）
同五言被视为俗体一样，七言也被认为“体小而俗”（傅玄《拟四愁诗四首序》），于“俳谐倡乐多用之”（挚虞《文章流别论》）。若从雅俗的标准看，七言诗俗的程度可能较五言诗更甚。如从增字为难的角度论，则七言的字数更要超过五言，可是七言诗（以及其他诗体）倒有文人创作，而五言诗却偏偏没有，试问这是什么道理？为什么其它诗体西汉文人都在使用，而五言诗却一定要到东汉中叶以后才能产生？这也是很难解释的。结论只能是，西汉不是没有文人五言诗，只是留存下来的有主名的文人五言诗数量太少。至于现存无主名的文人五言诗，如“古诗十九首”中或许就有着西汉的产品。刘勰所谓“两汉之作”（《文心雕龙·明诗》），钟嵘所谓“炎汉之制”（《诗品序》），并不绝然断定文人五言诗产于东汉，还是比较持重稳妥的看法。
其三，东汉说对某些古诗年代的考辨也有问题。姑举几例，略作商榷。先看有主名的五言诗。虞姬诗是一首纯粹的五言诗，见于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所引陆贾《楚汉春秋》。陆贾是西汉初期人，则由他记录的虞姬诗就应该是存世最早的一首五言诗了。然而有学者认为《楚汉春秋》是一部伪书，所以虞姬诗也就是一首伪作。怀疑《楚汉春秋》是伪书的主要理由有二：一是两唐志中对该书著录的卷数不一致；二是认为《史记》之载楚汉史事全袭《楚汉春秋》，但唐人所见之《楚汉春秋》记事却与《史记》多有不同，说明唐时的《楚汉春秋》实是一部伪书。
我以为，这首诗是否真出于虞姬之手并不重要（事实上，由于有着浓重的小说家言的色彩，我们对诗歌是否真为虞姬所作也表示怀疑），但是否出于《楚汉春秋》对于确定此诗的时代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楚汉春秋》确系伪书，那么此诗的西汉属性就要被推翻。反过来，如果《楚汉春秋》不伪，则诗为西汉之作就不能被否定。对于伪书说的第一条理由，已经有学者指出，两唐志著录的卷数之异可能是出于传抄、刊刻之误，实际上是一致的。③ 这虽然是一个推测，却是很合情理的。对于第二个理由，我的看法是，《史记》之记楚汉史事虽取材于《楚汉春秋》，却未必全袭之。其原因就在，《楚汉春秋》并不是一部严谨的史书，而只是一部具有杂史性质的私家撰著。这类书中虽然保存了相当数量的珍贵史料，但也常常包含着一些道听途说、类似小说的内容。用《隋书·经籍志》的话来说就是，“体制不经”，“又有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盖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也”。而这类史籍在中国古代数量原是颇多的，《战国策》、《吴越春秋》、《越绝书》以及《三国志》裴注中所征引的不少史籍都属于这一类型。司马迁是一位严谨的史家，他之撰史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汉书·司马迁传》），“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史记·太史公自序》）。对于传说异闻，他必经过自己的比较分析，下过一番剪裁取舍之功，绝不会不加区别地一概照搬。《楚汉春秋》当然是司马迁修史主要的取资对象，但对于那些荒诞不经的“委巷之说”却不大可能全盘袭取。这样看来，唐人所见《楚汉春秋》之异于《史记》的部分，很有可能是因为记事舛误，为司马迁所弃者，未必一定出于后人的伪造。《楚汉春秋》既有合于《史记》者，也有异于《史记》者，这正反映了该书的真实状态。岂可因其有异于《史记》的材料，就遽尔断为伪书呢？这是一。其次，如果按有些学者的说法，唐人所见之《楚汉春秋》确系伪书的话，就有一个问题很难解释。那就是既然明知《史记》借资于《楚汉春秋》，作伪者就该尽量与《史记》保持一致，这样才能增加可信度。为什么偏偏要劳神苦思地“创作”出一些荒谬的“史实”，以致弄得“非唯文句有别，遂乃事理皆殊”呢（刘知幾《史通·杂说上》）？这样做岂不徒滋疑惑，丧失可信度，与作伪的初衷悖离了吗？岂不是很容易招人怀疑吗？因此，合理的解释就是，唐人所见之《楚汉春秋》不是伪书。而如果《楚汉春秋》不伪，那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否定虞姬诗的西汉属性呢？
对于无主名的文人五言诗，除了少数作品，如《青青陵上柏》、《驱车上东门》外，可以说对大部分被认定是东汉的作品东汉论者还拿不出确凿的证据，在论证方法上也存在着一些罅隙。
例如《行行重行行》，论者称“此诗决不可谓西汉人作”。根据是诗中“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二句对得极工，而西汉时“代马依北风，飞鸟棲故巢”两句却对得不工。直到东汉以后在《吴越春秋》和曹植《朔风诗》中始易“代马”为“胡马”，变“飞鸟”为“越鸟”，“此两汉人用字工拙之分”。④ 这个说法是难以成立的。因为对偶方式的掌握是很个人化的事，取决于个人能力的高低。前代有对得很工整的句子（例如《战国策》中就有很多工整的偶句），后世也会有对得不工整的句子，不能以对偶的工整与否，作为判断时代的标志。何况在这个判断里，隐含着这样的前提，就是西汉人的对偶技巧是不熟练的，只有到了东汉才出现工整的对偶，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们只需看看西汉的大赋和政论散文，就会发现其中对得工整的偶句是随处可见的，不能想象能创作出这类文字的西汉文人竟连“胡马”、“越鸟”之类的偶句都对不出来，非要等到东汉才能出现，这也未免太低估西汉诗人的写作能力了。
再如《去者日以疎》，有学者因诗中“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与《驱车上东门》中“遥望郭北墓”句中同有“郭”字，遂谓二诗同咏洛邑之北芒。又据“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句，便断此诗为董卓入洛后作。⑤ 这两条理由也是很难成立的。“古诗十九首”本非组诗，只因萧统入选《文选》，方以组诗形式流传，各首之间未必有什么联系，怎么能因为二诗都有“郭”字，就说二“郭”都是指的同一郭——洛邑之北芒呢？说《驱车上东门》之“郭”是洛邑之北芒是有道理的，因为诗中明确标示了地名“上东门”。《后汉书·百官志四》载，洛阳城有十二门，上东门为其一，这是可以据以确定时代的。但《去者日以疎》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此“郭”即《驱车上东门》之“郭”。何处无城？何城无郭？有什么理由一见“郭”字便断定是洛阳北芒之郭呢？又，古墓为田，松柏为薪虽然景象萧疏，但也是生活中的寻常景象，并不一定战乱始有，怎么可以言之凿凿，指实为董卓入洛后的景象呢？
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笔者拟另撰文讨论。我们的问题是，既然推定文人五言诗产于东汉的理由不充足，那么习惯上被认为是汉末古诗的时代属性是不是就应该重新考虑呢？
三、文人五言诗有产于西汉的可能
文人五言诗起于东汉的说法既不可信，那么合乎逻辑的结果，就起码应把时间提前到西汉。现在的问题是，西汉诗存留很少，有主名的文人诗更少，这就给我们的认识带来了极大的限制。然而我们还是可以依靠极为有限的直接和间接的史料并结合逻辑推理来推进我们的认识。
先从直接材料看，西汉的确存在着文人五言诗。且看以下材料：
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史记·项羽本纪正义》引《楚汉春秋》）
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暮，常与死为伍。相离三千里，当谁使告女？（《汉书·外戚传》）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汉书·外戚传上》）这几首诗载于史册，其产于西汉是确然无疑的。后二诗虽然不是纯粹的五言诗，但五言句式已占全诗的绝大部分。而李延年歌中“宁不知”三字，据逯钦立推测，“当系歌者临时所加之衬字”，所以徐陵编《玉台新咏》时将其删去⑥，我以为这是很合情理的。至于戚夫人歌，六句中有四句为五言。诗歌写到如此程度，出现纯粹之五言诗至少在技术上是不成问题的。说得直白一点，如果只须写四句的话，对于这些诗人来说是毫不困难的。也许有人会问，虞姬、李延年和戚夫人能不能算文人？诚然，他们的确不是典型的文人，然而也不是普通民众。无论如何是不能把他们的作品归到民歌中去的。至于李延年，身为宫廷乐官（协律都尉），作词谱曲原是职业行为，同典型文人的创作并无二致。何况，我们既然讨论的是“起源”问题，也就不必拘守“文人诗”的典型状态，而只须把握住它与民间文学相对的特质，即个人的有意创作就可以了。既然钟嵘《诗品》可以将班婕妤、李陵一并揽入，那我们何妨将“文人”的外延稍稍扩展，将他们的诗视为文人诗，或准文人诗。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材料虽然在时代属性上还存在着争议，但还不能绝然排除西汉产的可能。这主要是苏李诗、班婕妤诗和“古诗十九首”中涉及历法的几首诗。
我们先来看“古诗十九首”中的作品。“古诗十九首”产于东汉末期，这几乎已成定论，但这种仅仅因为风格相近而把十九首视为同一时期所产的看法实为危险。已经有学者指出，其中“明月皎夜光”、“东城高且长”、“凛凛岁云暮”三首，描写秋景，却说是岁暮、孟冬，应该是太初改历前的作品。因为汉初袭用秦历，以十月为岁首，汉初之孟冬即夏历之七月，正是所谓“岁暮”。⑦ 我以为这个理由是很充分的。这个考证对于解决西汉有没有产生五言诗，甚至是比较成熟的文人五言诗，是有着参照作用的。如果这几首诗可以确认是产于西汉的话，那么从风格的角度看，长期被视为伪作的苏李诗（指《文选》所录七首）和班婕妤诗也就完全有可能产于西汉，甚至完全有可能是真作。
对苏李诗、班诗的共同质疑是因为本传不载，汉志不录，然而这个理由是不充足的。因为本传只记大体，并没有必要对传主作品每篇必录。至于汉志，也不可能将当时所有作品囊括无遗。而且有证据表明，《汉书》传中所录之诗有不为汉志所录的。⑧ 如果一定要本传记载，史志著录，才算真作的话，那么文学史上可被确认的真作还能有多少呢？至于判定苏李诗出于伪托的一些具体理由，古直在《汉诗研究》中都一一给予了有力的反驳，我认为这些反驳是很有道理的。退一步说，即使苏李诗、班婕妤诗的年代还一时不能形成共识的话，至少不能完全排除产于西汉的可能。
那么对于西汉文人五言诗的发掘是否就到此为止，拿不出更多的材料了呢？不是的，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获得对问题的答案。在这里，我们仍然要引用古直的研究成果：
（《汉志》所录）此三百一十四篇，固不能尽为五言，然五言之作，亦自多有。何以证之？志有《吴歌诗》，崔豹《古今注》曰：“《吴趋曲》，吴人以歌其地。”而陆机《拟吴趋行》，则五言也。志有《齐歌诗》，《乐府解题》曰：“《齐讴行》，齐人以歌其地。”而陆机《拟齐讴行》，则五言也。志有《诏赐中山靖王子哙及孺子妾歌》，陆厥《拟中山孺子妾歌》，前首四言五言各半，后首则全篇五言也（厥拟汉歌强半五言）。志有《陇西歌诗》，乐府古辞《陇西行》则五言也。志有《邯郸歌诗》，崔豹《古今注》曰：“《陌上桑》，邯郸女名罗敷作。”乐府古辞《陌上桑》，则五言也。志有《杂歌诗》，《乐府解题》曰：“乐府杂题自《相逢狭路间行》已下，皆不知所起。”乐府古辞《相逢狭路间行》则五言也。……据此，可以证明《汉志》所录三百一十四篇歌诗，其中必多五言之作矣。⑨
我以为，这个思路很有启发性，结论也很有说服力，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下面我们再从间接材料来看看，西汉有没有产生文人五言诗的可能和条件。尽管在这一问题上直接的材料太少，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对间接材料的分析，来推进对问题的认识。我以为，西汉产生文人五言诗的可能与条件是完全存在的。理由有二。
其一，西汉民间五言诗应该是颇为流行的。所谓民间五言诗首先指的是乐府民歌。当然在现存的五言乐府民歌中，我们还很难对其时代属性作出明确的判断，但其中存在着西汉作品却是完全可能的。至少《江南》、《鸡鸣》、《上陵》三首基本可以断定是西汉的作品。⑩ 除了乐府诗外，西汉还流行着一些五言的谣谚俗语，见于史籍的就有：
何以孝悌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侍宦。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汉书·贡禹传》）
安所求子死？桓东少年场。生时谅不谨，枯骨后何葬。（《汉书·尹赏传》）
邪径败良田，谗口乱善人。桂树华不实，黄爵巢其颠。故为人所羡，今为人所怜。（《汉书·五行志》中之上）
谷子云笔札，楼君卿唇舌。（《汉书·游侠传》中之上）
我们注意到，《汉书》在引述这些谣谚时都交代说是“俗皆曰”、“长安中歌之曰”、“成帝时歌谣又曰”、“长安号曰”，说明这些谣谚都是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同时也说明五言在西汉实是一种通俗文体，是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挚虞所谓“（五言诗）于俳谐倡乐皆用之”（《文章流别论》）的说法，于此可以得到充分的印证。而这正是催生文人五言诗的重要条件。这至少能够说明：（一）既然普通民众都能普遍使用五言体，那对于文人而言就更不会有什么难度了，绝不至于要到东汉中叶以后才姗姗来迟。（二）民间五言诗的流行必定会对文人的写作尝试产生推动作用。特别是当秦汉时期，四言诗写作日趋僵化，民间五言诗所显示出的体性功能上的优越性，如容量的增加、篇幅的凝练和节奏的富于变化等等，不可能不引起文人的兴趣。（三）既然西汉文人不排除七言，司马相如、史游、刘向等人可以用七言体来写作，那为什么就一定要拒绝五言呢？我们甚至有这样的猜想：在上引那些干预时政的五言谣谚中，也许有一部分就是出于文人之手的呢。
其二，我们在西汉的散文中也发现了若干类似五言诗的句群。必须说明，五言并不是散文的主要句式，即使在五言诗发达的时代也是如此，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五言句天然地与诗歌有着关联。尽管如此，我们在西汉散文中还是发现了不少五言句式。其中有些句子间还能注意到押韵。且看以下例证：
药食尝于卑，然后至于贵；药言献于贵，然后闻于卑。（贾谊《新书·修政上》）
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积道者以信，树道者以人。（同上）
得贤者显昌，失贤者危亡。（《胎教》）
古之君子守道以立名，修身以俟时。不为穷变节，不为贱易志。（桓宽《盐铁论·地广》）
盖桡枉者过直，救文者以质。（《救匮》）
故民乱反之政，政乱反之身，身正而天下定。（《后刑》）
日月以之明，星历以之行。（《淮南子·原道训》）
鸲鹆不过济，貈渡汶而死。形性不可易，势居不可移也。（同上）
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独知守其门。（同上，按，省“而”字即成通篇五言。）
积于柔则刚，积于弱则强。（同上）
是故贵有以行令，贱有以忘卑，贫有以乐业，困有以处危。（《俶真训》）
故情胜欲者昌，欲胜情者亡。（《谬称训》）
骏马以抑死，直士以正穷。贤者摈于朝，美女摈于宫。（《说林训》）
圣人处于阴，众人处于阳；圣人行于水，众人行于霜。（同上）
木大者根
，山高者基扶。
巨者志远，体大者节疏。（同上）
病者不得养，死者不得葬。（《人间训》）
故桀纣不为王，汤武不为放。（《泰族训》）
虽不是有意为诗，但在形体上已经可以说是诗了。这说明对于西汉文人来说，写作五言诗绝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只要有意为诗，写作五言诗是绝不成问题的。完全不必要延宕二百多年才好不容易出现第一首文人五言诗，延宕四百年直到东汉晚期才终于出现成熟的文人五言诗。人们之所以会在这个问题上产生这样的误解，主要是因为史料稀缺的缘故。然而史料稀缺并不等于史实不存在。我们当然要努力发掘史料，但在史料稀缺的情况下，还可以在现有材料的基础上，结合运用逻辑的方法去作一些合理的推测，这有助于推进对问题的认识。
综上所述，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西汉的确存在着产生文人五言诗的条件和可能。在没有找到更早更充分的直接证据之前，文人五言诗起源的时间应该提前到西汉。
［本文的写作得到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编号：B404）的资助］
［同行专家评点］“五四”以后一段时间内，在文史哲研究领域，疑古思潮一度流行，西汉不可能产生文人五言诗的观点也在此环境中产生。此种片面观点其后也遭到部分学者的批评。本论文较细致地分析文人五言诗产生于东汉说的不合理性，指出它产生于西汉的可能性，材料翔实，看法较为全面合理，具有说服力。文中引用《庄子》、《贾谊新书》、《淮南子》诸书中的不少五言句，显示出作者努力发掘新材料的功力。
五言诗体发源于民间，在汉代被认为是俗体，不及四言诗典雅庄重。晋代挚虞说它“于俳谐倡乐多用之”，即指汉代黄门鼓吹乐人所演唱的相和俗乐歌辞多使用五言体，近人古直也指出相和歌辞中的《陇西行》、《陌上桑》等曲均为五言诗。此种通俗的乐府民歌直至南朝仍受文人轻视。钟嵘《诗品》不予品评，《文心雕龙·明诗》亦颇蔑视。因五言为俗体，不受正统文人重视，因而汉代文人写的人少，也容易流失。这种现象到曹魏时，因曹操父子酷爱俗乐，情况才有巨大变化。本文对这一关键性问题已有所陈述，但似可进一步予以充分论证。同时，文中少数推断，较为新颖大胆，但证据尚嫌不足，如根据《老予》、《庄子》中的某些文句，推断“在大量失散了的先秦诗歌中必定存在着更多的五言诗”，是其一例。
（评点人王运熙，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注释：
① 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第141—142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第1册，第20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第1册，第17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② 《太平御览》卷344、卷815收录班固佚诗，然系残句，非全篇。参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235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③ 可参金德建：《司马迁所见书考》，第320—32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新著（增订本）》，上册，第196页，上海文艺出版总社、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④⑤ 徐中舒：《古诗十九首考》，见《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上册，第6、18—19页，北京，中华书局，1998。
⑥ 逯钦立：《汉诗别录》，见《汉魏六朝文学论集》，第64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
⑦ 古层冰：《汉诗研究》，卷1，第13—15页，上海，启智书局，1928。
⑧ 古层冰：《汉诗研究》，卷2，第51—52页；许文雨：《诗品讲疏》，第13—14页，成都古籍书店，1983；余嘉锡亦有“诸史经籍志皆有不著录之书”的论断，见《古书通例》，第1—1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⑨ 古层冰：《汉诗研究》，卷4，第32—34页。
⑩ 参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第62—7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第122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按，《上陵》虽非纯粹五言诗，但五言在诗中所占比重绝大，因此也有助于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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