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波[1]2010年在《“第三代”诗歌论》文中指出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第三代”诗歌运动(1984—1989)是继朦胧诗运动之后的又一次先锋诗潮。从1984至1989年,正是中国社会发生重大转型阶段,政治上“溽热”、“潮湿”,经济上实行改革开放,思想文化上达到了“文革”之后一个自由发展的鼎盛时期。在这样一种相对开放和自由的文化背景中,持续时间并不长的“第三代”诗歌运动,在诗学意义上有其重要的价值,在非诗学意义上也有一些值得阐释之处。因此,从诗学和非诗学两个层面重审“第三代”诗歌运动,对运动结束后诗人生活与创作做追踪性考查,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本文的既定目标。本文主要由五方面构成。绪论部分,首先梳理“第三代”诗歌的概念,对其最初的命名,以及它的发生与演变过程作必要的阐释。其次指认相比于朦胧诗和更早的“前朦胧诗”,“第三代”诗歌具有诸多新特点,其中最突出的当属反叛性、开放性、启蒙性与民间性。最后对80年代以来“第三代”诗歌的研究现状进行全面细致的理性分析,并确立本文的写作目的与创新点。第一章重点研究“第三代”诗歌的诗学资源。认为其诗学资源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第三代”诗歌对朦胧诗的继承与反叛,其中既有借鉴和吸纳,又有拒绝和超越。二是“第三代”诗歌对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诗学资源的接受,这种接受是主动与被动交织在一起的。三是“第三代”诗歌具有自身的时代语境,即80年代中期各方面的社会环境与人文思潮,也对诗人们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可称之为自身资源。第二章从文化形态上阐释“第三代”诗歌运动。在一些人看来,“第三代”诗歌运动最重要的成就不是诗歌作品,而是一种行动的诗歌精神。本文认为,“第三代”诗人具有不同于朦胧诗人的出场方式,在80年代中后期的社会氛围中,他们的主体意识开始觉醒,不仅在生活中普遍张扬一种反叛精神,而且在创作上也崇尚解构性,以口语化的语言实践,彰显独特的个人立场。第三章对“第三代”诗歌作整体性扫描。一是从具有“文化潮”倾向的流派入手分析“整体主义”、“新传统主义”和“非非主义”等流派,认为他们在学习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同时,更从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入手,写出了比朦胧诗的更具历史感的作品。二是考察具有“生活流”倾向的“他们”、“莽汉”、“海上”、“城市”诗派等流派,认为他们以书写现实和当下为主,从生活现场里撷取鲜活的诗歌素材,凸显平民化的风格。三是解读80年代的女性诗歌写作潮流,认为从被压抑的身体的觉醒,到性意识的张扬,从“黑夜意识”到“闺蜜效应”,诗人们现代女性的独特经验开始呈现,并自觉承担起了女性诗歌书写的重任。第四章从传播学的角度考察“第三代”诗歌运动。“第三代”诗歌运动很重要的一个特征是诗人的行走、聚会和“流浪”体验,他们以喝酒朗诵与书信递送的方式,实现对诗歌文本的直接传播,诗人们通这种交流诗歌与生活的独特方式,是其“灿烂”精神的体现。而除了朗诵和书信传播之外,民间诗刊也是“第三代”诗人发表作品的重要平台。因此本文先回顾诗歌民刊的传统,然后考察“第三代”诗歌的民刊观念和具体形态,再次对另一种重要的诗歌传播形式——正规出版的报刊与诗集,进行深度观照。第五章分析“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影响和“第三代”诗人的创作转型。1989年后,严格意义上的“第三代”诗歌运动已经结束,随着市场经济与消费社会的到来,诗人们的选择出现了分化,一部分“下海”经商,一部分则继续留守在诗歌现场。留守的诗人也分为几种类型,或改行从事其他文体写作,或继续写诗,但都面临着持续性写作和转型问题。“第三代”诗歌运动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超越了朦胧诗,另一方面又被90年代的“个人化写作”和之后的“70后”、“80后”诗人所超越,而且这样的影响正面、负面并存,经验、教训兼有。结语部分对“第三代”诗歌的历史与现状作整体性的总结,尤其是对其缺陷进行“病理性”解剖,认为时有宣言大于实践、理论大于文本、“非诗”大于诗性之嫌,这些不足都不乏警示作用。
吴丹[2]2009年在《“先锋”姿态中的“古典”守望》文中提出苏童的大部分作品在叙事方式上采用了许多尖锐的探索方式,呈现出鲜明的现代性,或者说先锋性。与其他先锋作家及作品比较,苏童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却是先锋写作中的“另类”:他在形式技巧探索的背后坚守着古典而唯美的诗意建构,这种诗意建构与晚唐诗风有着必然的美学价值关联。在艺术思维方面,苏童大胆地运用想象。与晚唐细腻含蓄的浪漫玄想不同,苏童的想象天马行空,诡秘瑰丽。他想象的特质在于把对于存在超越线性时空的宇宙整体观、轮回宿命的开放性理解,以及对人的“性命”进行勘探理解的结果放于文学创作中,从而呈现出磅礴大气,激越奇特的美学风范。在叙事策略方面,苏童小说大量地使用、创造意象。首先,在意象的选择上不再拘泥于物象,出现了动作意象、色彩意象、人物意象等等,扩大了文学表象范围;其次,出现的意象不再是残破不全的事物,完整事物的被毁灭,美好人物的悲惨命运等更能营造出感伤、哀婉的情感。苏童式意象构成小说丰厚的内在精神的载体和较大的隐喻性空间,使意象超越了他小说中形象的表现强度,具有对存在世界和生命深层次的审美观照。在叙事风格上,苏童小说表现出浓厚的颓唐风格。晚唐诗歌着重表现颓靡感伤,苏童小说则一方面描写颓败,一方面又体现对这种颓败的痴迷,因为,在他的笔下,南方是一种腐败而充满魅力的存在。对女性的描写方面,也存在很大的不同,两者都有秾艳繁缛的形象描写,但苏童小说更多的是表现女性生存状态的颓靡,命运结局的凄婉,发散出韵味无穷、寓言深重的美学风气。在叙事语言上,苏童小说语言感伤而唯美。江南文人的怀旧传统和纤细感伤的文化心理造就了苏童感伤唯美的语言风格。值得注意的是,苏童的想象性语言使整个叙述产生一种魔力,唤醒人们与自身过去知觉经验的某种联系,扩展了文学表达的边界。另外,苏童小说语言的“陌生化”,使叙述语言在表达上得到审美意义上的提升,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持久的诗意。
刘琦[3]2017年在《对一切美好的逝去都保持有节制的感伤》文中指出蒋韵是当代文坛上的一个独行者,她踏过“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时代浪潮,在文学道路上踽踽独行。蒋韵有意回避了日常琐事的书写,面对信仰与理想缺失的年代,她没有像新写实小说那样采取“零度叙述”的方式,也不像新生代作家们对现实生活进行大胆解构,更不同于女性主义作家的“身体欲望书写和性叙述”写作,而是用冷静客观的审美态度去审视这个时代的浮躁与喧嚣,用古典诗意的笔触记录着那些失去的、被遗弃的、乃至漂泊的情感体验。蒋韵的创作继承了五四人文精神,又经受了1980年代文学新潮的洗礼,在古老的黄土地上播种了具有现代主义特征的艺术之树,这使得她的小说具有一种古典内蕴与现代品格相融合的特质。这种特质使她的创作区别于其他晋域女作家,从而在以乡土文学为底色的山西文学中显示出独立的艺术品格。蒋韵以怀旧者的姿态对过往的美好人性和古典诗情予以缅怀,努力寻找自己的家园,建构乌托邦式的精神世界,她的创作承袭中国文学传统的怀旧精神,对现代社会生存环境异化、自我身份焦虑、传统价值缺失等现代社会病进行了独特的思考,她将一己的怀旧情绪融入时代性的生命体验,书写了栖居在诗意大地上的怀旧经典。面对物欲横流的社会和纷扰喧闹的人文环境,蒋韵固执地坚守着自己的文学创作底线,对现实生活中被放逐的珍贵的诗意,对古老的民间大地,对失去的人类精神家园执有一份美好的怀想和祈盼,因而执着地书写和凭吊一切美好的逝去。蒋韵用文字建构了一个“古典”意味的乌托邦精神世界,她以悲情的生命绝唱,完成了对沉沦时代的抗争,表达了她对人性和灵魂深处的审视与救赎。蒋韵小说的诗性品格体现在对人的理想生存境界的追寻,同时也体现在她对“诗”的修辞艺术的深入探寻和借鉴,以及诗性逻辑和思维的叙事表达,她用诗意化的语言营造了独特的意象,体现出“诗”化语言的神秘性、穿透性和隐喻性。蒋韵通过语言、意象和叙述表达营造出了诗性的小说世界,她将小说文体锻造成了一种和文本内容相适应的“有意味的形式”。相对于那些走在文坛前沿、创作手法不断翻新的“时髦”作家,蒋韵低调、朴素、沉静和“拒绝合唱”的姿态显得孤独而伤感,但这也正是蒋韵小说的独特个性和魅力所在。
马春光[4]2016年在《中国新诗的“时间”抒写》文中指出本文尝试从“时间抒写”这一视角出发,探寻二十世纪中国语境中新诗所呈现出的现代人对“时间”的体验、意识与想象,以及这一过程中彰显的抒情姿态、审美向度等等。论文共分为五章：第一章从“时间体验”的角度考量中国诗歌的历史转型。第一节通过对汉语中“时”、“时间”的概念史梳理,发掘古今时间意识嬗变的深层线索,进而考察中国古代时间观的特征及思想文化意义,最后就现代汉语中“时间”概念的形成、现代时间观的生成及其特征进行考察。第二节考察时间体验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动态关系。首先梳理中国古典诗歌中时间意识的产生及演变,然后试图概括中国古典诗歌的时间主题,以及时间抒写的“意象模式”与“表现模式”。第三节从“时间体验”的角度契入“中国新诗的发生”这一话题。从理论阐释、文本构造及接受形态等层面考察现代时间体验对中国新诗的发生产生的助力与推动作用。从“时间体验”的角度勘探“新诗的发生”这一问题,既是从思想、文本以及接受等层面揭示新诗发生的深层动因,同时也是对以往新诗发生学研究固有模式的某种质疑与反思。第二章尝试梳理新诗“时间”抒写的历史脉络。从诗歌文本彰显的“时间观”来考察,百年中国新诗存有如下时间抒写的线索：一是以现代性进步时间观为思想基质的诗歌写作。进步时间观与现代中国的革命化历史语境高度藕合,成为部分现代中国诗人的“时间信仰”,规约了其诗歌文本中显豁的未来时间指向,并因其与时代思想的高度契合而成为特定历史时期的诗歌主潮。二是以后现代的“当下”时间意识为思想基质的诗歌写作。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祛革命化”日常语境中,伴随着现代性进步时间观的瓦解,诗歌中的未来时间指向转向对时间之当下的关注与体悟。与消解未来同时出现的,是对实存性的线性历史的消解,个人化的历史观照视野在他们的诗歌文本中出现。三是以传统时间观(乡土时间观、宗教时间观)为思想基质的诗歌写作。在时间进步的幻象之外,时间的另一真实面目——循环时间——在很多诗人那里依然是时间感受和人生体验的重要内容。道家、佛教思想对现代文学的渗入,在中国新诗中鲜明地体现为时间感知的宗教方式。第三章试图对新诗文本呈现的四个集中、显豁的“时间主题”展开解读。一,在现代知性诗学的影响下对时间的哲思,主要表现为时间的诗意赋形、时间的冥想、“瞬间”的诗思等方面。二、新诗对“时间流逝”的诗性表达,主要体现为对时间消逝过程的细腻体验、“午后”的哀思以及更加强烈的时间焦虑。三、现代时间意识烛照下的死亡想象,对死亡的意识形态赋值、“绝对死亡”观念及诗学呈现、对死后时间的玄理想象是其典型体现。四、性别视野下的新诗“时间之思”,在现代时间观的影响下,女性时间体现了自己的特性,在新诗中鲜明地体现为“黑夜意识”的凸显和“个体生命时间”的彰显。这四个方面彰显了现代语境中中国新诗“时间探询”的重要向度,凸显了其“时间抒写”的现代特质,标志着现代人“时间困境”的加剧和对时间与人类生存之复杂关系的深入思考。第四章将论述的视角聚焦于中国新诗的“时间意象”。首节尝试对新诗中现代时间意象的营造进行论述,“世纪”、“黎明”以及以“凌晨三点”形式出现的现代意义上的“夜晚”是考察的重点。现代时间意象在彰显现代时间观的同时,有效拓展了诗歌的表达技巧与抒情模式。第二节从“季节”、“黄昏”、“水”等“原型”时间意象入手,考察新诗对传统时间意象的现代转化。传统时间意象在新诗中被赋予了新的时间内涵,在现代语境中传达了更加丰富的对时间的思考。第三节则以“钟表”意象为中心,通过一个典型的时间意象来考察新诗时间抒写的意象模式与表现模式。“钟表”是现代时间的塑造者,现代诗人以不同的抒情姿态对“钟表”展开了丰富的抒写。从意象的角度对新诗的时间抒写之美学向度的考察,可以从诗歌文本内在结构的层面透析新诗时间抒写的现代性特征,为更好地认识中国新诗语言、形式的现代转型提供可资参照的角度。第五章深入具体的个案,通过对穆旦、西渡、洛夫等诗歌“时间抒写”的辨析,发掘更加个人化的时间抒写,进而窥视中国新诗时间抒写的诸多细微部分。在穆旦诗歌中,“时间”既是一个核心意象,又是一个贯穿性的主题。在对时间经验的多层面书写中,穆旦诗歌展示了“时间之流”中不断挣扎的现代自我,企图抵达时间密道中的灵魂拯救。西渡通过个人化的“时间想象力”在诗歌中让时间不停地回旋或凝固,有效拆解了客观时间在诗歌中的方向性和紧迫感。西渡以细微的想象力和冥想式的诗歌语言,呈现了现代时间暴政下生命个体的复杂精神体验。“时间”在洛夫的诗歌中同样是一个贯穿的重要主题,他在“镜像”中体验时间,通过超现实的方式对时间进行抒写。洛夫敏锐的时间意识突出地体现为他对“时钟”的抒写以及对“时间之伤”的呈现。对个案的研究与阐发,试图避免宏观研究对历史细节与丰富性的遮蔽,期待形成交错式的论述格局。结语指出,面对现代社会不断加速的时间节奏和不断加剧的时间焦虑,中国新诗在用语言深刻指认、揭示它们的同时,试图从多个层面抵抗“时间之快”缓解“时间焦虑”。在某种意义上,这正是诗歌在特定时代的“无用之用”。在“娱乐至死”的当今时代,诗歌面临娱乐化的陷阱。在深层上,诗歌能否以独特的艺术形式深刻地揭示时代发展的症结,发现人类生存的真正困境,检验着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诗歌的生命力。中国新诗的时间抒写在彰显现代中国生存经验的同时,尚存在诸多的思想与艺术问题,只有对此有深刻的体认,在厘清新诗“时间抒写”之历史线索的同时,匡正某些弊病,才能在理论上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提供参照。
周鼎[5]2013年在《交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原学（或鼋学），实即“中国本原文化与本原哲学(体系)”的一种提炼。这种本原思想体系，以裂前之道即庄子“道术将为天下裂”之前的思想为研究对象，以地下考古同地上文献、传说及民艺民俗等相互印证为研究方法，着力探讨文明前这种原学思想的生成、分布、流变规律以及对文明时代诸子思想的影响及对当代文化生成的意义。20世纪80年末，中央美院教授、本原文化研究学者靳之林基于数十年的中外文化考察提出了本原文化概念并进行了开创性梳理，成果引起海外关注并被译成多国文字，无疑成为一代原学宗师和本原思想体系奠基人，而其言象作品本原思想也无疑成为原学研究的起点。然而饶有意味的是时人对其的评介即便不尽归诸误读也多囿于民艺研究或诸如始终如一地追求现实主义精神等习惯性释读上，而对其作品本原思想则鲜有关注。靳之林作品本原思想是一种由其著作和创作即言、象互为里表所构成的阴阳生生文化意识，这种意识在靳之林的研究和实践中分别形成了构成其本原思想体系的逻辑语言和视觉语言两大系统。宗师言象作品本原思想的生成有其家学、师友和民艺等方面的影响和长年艺术实践及学术探索等方面的渊源。靳之林《抓髻娃娃》中的保护繁衍意识、《生命之树》中的通天永生观和《绵绵瓜瓞》中的浑沌同体生生绵延意识以及《民间美术》中流变的阴阳生生观等书言作品思想有机地构成了宗师作品本原思想的逻辑语言系统。靳之林的艺术作品在创作上所沉潜的由初期、早期、中期、晚期至今的“技进于道”意识，题材上所突出的由肖像向人物、由风景向山水花鸟发展的物我为一思想，以及画面中所蕴含的阴阳生生思想及其表现等则生成了宗师象语作品思想的视觉语言系统。靳之林书言作品之“言”以立象尽意方式对抓髻娃娃、生命之树、绵绵瓜瓞等史前造物中的阴阳生生思想进行着“象”化；而其象语作品之“象”则以属文载道方式对油画人物、山水和花鸟的物我思想进行着“言”化。宗师作品的这种言与象就在由彼此互化的独舞走向言象共舞中实现对生命的载道与尽意。靳之林书言作品本原思想之“思”以逻辑叙事语言的民间化、本原文化基因符码的视觉化，诗歌创作中本原思想的直陈化以及艺术实践中本原思想的通俗化等方式对阴阳生生观进行着相合化生的“诗”化；而其象语作品之“诗”则以象语作品视觉言语的混沌化、民族文化基因的符码化和观物取象的身体化等方式对技道、物我与生生不息等观念进行着“思”化。宗师言象作品的思与诗就在由彼此互化的独奏走向思诗合奏中实现对生命的道说即缘构生成。靳之林言象作品本原思想就在这种言象共舞和思诗合奏中最终实现了其本原思想的天地“交响”。民国至今的百余年来，民族化成为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等之后几代艺术家的梦想，然而这种民族化探索几度潮涨潮落和化否相争；并先后涌现出中西折中、互化、调和及合璧等传统民族化范式；当前随着对艺术救国、建国和兴国等社会责任的疏离，传统民化范式转入市场后呈现某种繁荣面貌却掩盖不了其日趋孱弱的精神危机，为此靳之林以本原文化基因内化于身又藉情感激发再观物取象外化的民族化范式的悄然形成，为中国当代油画民族化之舟走出“山穷水复”之境提供了新的探索和成长空间。
刘聪[6]2000年在《激情年代的古典守望》文中认为曲阜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论文题目； 激情年代的古典守望 —一论梁实秋的文学批评
姜子华[7]2010年在《女性主义与现代文学的性别主体性叙事》文中提出本文借助于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对中国现代文学文本进行性别意识与性别主体性的考察,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分析女性形象、女性镜像的主体性及其折射的作家自我意识与自我认同心理。本文力图避免男权和女权的对立,澄清男性作家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对自我主体的追求及其对男性主体的自贬与男权批判。在肯定女性文学价值的基础上,研究女性叙事及其女性形象在文化困境中的自我分裂与自我认同的虚无。本文也把部分男性叙事经典文本的性别立场、女性关怀、叙事艺术纳入到性别诗学视野中进行性别研究。论文分为导论和上、中、下三编,每一编分三章。导论部分介绍了女性主义文学的概念与基本思想,论述了女性主义文本批评的必要性。论文的上编是“作家的自我认同与性别主体性”,从男性与女性的两个方面考察现代作家的自我认同与性别主体的困境。男性经典叙事文本中的爱与性的渴望、女性身体幻象其实暗示了菲勒斯中心系统内的男性自我焦虑,女性叙事文本中的爱情与母爱情结传达的是菲勒斯中心文化(父权与男权文化)制造的女性自我的虚无与话语的虚无。郁达夫、张贤亮、莫言等人的所书写的男性自恋与自贬对逻各斯权力构成了消解；而相反,女性作家自我分裂与叙事话语的分裂反而证实并强化了男权意识对女性的无形桎梏。论文中编是“女性主义审丑与女性美的变异”,这一部分阐释现代文学中女性主义审丑表达与审女性之丑的文学表现,肯定了萧红、张爱玲等女性主体书写与女性审丑对伦理主导与唯美主义的文学传统的叛逆。分析男性经典文本中的女性之美所折射的作家伦理观与女性观。现代文学中的一类特殊形象,妓女折射出男性作家的女性美想象与社会批判意识,而女性叙事中的妓女却揭示了真实的女性日常心理情态并揭示了女性主体性和男权世界之间的冲突。论文下编是“女性主义叙事的主体性与审美重建”,这一部分研究现代文学中的女性主义叙事及审美主体性的重建。女性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是女性自我主体性,20世纪20-40年代的女性主义叙事已经表达了男性批判与女性自审的思想；80年代的张洁、徐坤等人的女性主义叙事构成了对菲勒斯男权文化的全面解构；90年代王安忆、林白、陈染和蒋子丹等人的女性主义叙事实现了女性欲望主体与审美主体的重建。这一部分也容纳了男性经典文本的研究,男性作家的女性主义立场、女性解放意识和男权批判意识是女性主义文学的重要思想支援,男性文本唯美的话语方式与“女性气质”解构了男女对立的文学观念,提供了性别诗学的典型范本。
邱向宇[8]2014年在《回归传统文化守望精神家园》文中指出东吴系女作家是活跃在上海40年代文坛上一群女作家，她们当年与张爱玲、苏青等女作家一起备受瞩目。施济美是“东吴系女作家”的领军人物，其作品最多，影响最大，在当时沪上文坛广受读者的欢迎。在上海孤岛精神退席的大氛围内，施济美坚持自己的审美，恪守自己的创作观念。她通过回归古中国传统文化来寻求精神的庇护，不但使她的创作独具特色，而且这种回归传统精神文化品格的追求在当代仍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把回归传统守候精神家园，作为研究施济美精神世界的一个途径。对爱情，理想的执着守望与道德的自我完善，是施济美在四十年代上海孤岛中，风雨不动地固守在都市漩流“岸边”的创作理念和人生态度。回归传统文化的精神品格，又与施济美内心中深植着的“家族情结”难以分割。从家族亲缘的血脉之根，到传统文化的民族血缘之根的回溯探寻，正是施济美寻找精神港湾的特殊路径。施济美作品中唯美气息浓郁，精神家园的守望又充分体现“美”，情感的回溯之美、家的人性美、古典余韵之美等。以回归传统文化和施济美独特审美观相结合，做为贯穿全文的主线。
康志萍[9]2006年在《新时期小说的浪漫主义精神》文中研究表明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基于对以往“伪浪漫主义”的厌恶和反感，不少人对浪漫主义文学产生了一种本能的抵触情绪，因而，在新时期整体文学中，浪漫主义文学一直被许多人所误解和冷落，甚至有人否定文学中浪漫主义精神的存在。 针对上述情况，本文在总结中外学者、作家对浪漫主义精神的界定的基础上，指出浪漫主义精神作为人类对自由和理想的一种精神承诺，作为人类的一种“类本质”的阐扬，是永远不会从人的视野中消逝的，反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超越性。 本文的一个特色是从精神层面上来研究新时期小说中的浪漫主义精神，而不是一种思潮或文学方法研究，是从文学性本身来结合具体小说文本进行具体分析。 论文主要由前言部分、正论的四个部分和结语部分组成。 前言部分主要是结合歌德、席勒和黑格尔等中外文学家、哲学家和文学史家对浪漫主义界定，指出浪漫主义精神作为一种艺术精神，其精神特征是：主情性、回归自然、追求自由、寻找精神家园、超越自我和追求神秘与神奇等。 从根本上说，文学中的浪漫主义精神是不会消亡的。无论社会发展到何种程度，都不能否认文学艺术的审美乌托邦的意义，因为它体现了人类向上的善良美好的本性，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历史理性或工具理性的精神尺度。而这种永远向着尚未实现的可能性进发的追求，就是浪漫主义精神。 主体部分主要是结合新时期文学中的具体文本对浪漫主义精神进行分析，具体地分析浪漫主义精神的精神特征，主要分为遥想激情岁月、守望理想家园、寄情自然山水和追求原始神秘四部分。 “激情”是一种达到极致的生命状态，它必然需要抒发——抒情。但是，对于激情的分析，我们绝不能离开具体的时代背景而抽象空谈，对激情本身，我们是永不能加以褒贬的。因此，本文尽量避开对那段“激情岁月”——文革十年的价值评判，而仅仅分析这种激情状态所引发的种种效应。 “家园”的实质内涵，就是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的生存环境或者说文化氛围。通过它，个性生命即使遭遇种种现实的不如意，仍然可以实现苦难的解脱和求得个体生命的寄托。物欲的极大膨胀外化为“现代文明”，带来了魂的衰败——理想
任相梅[10]2011年在《张炜小说创作论》文中认为张炜无疑是中国当代较有影响、富有争议性的作家之一。从1980年的《达达媳妇》始,至2010年的《你在高原》长篇系列,共发表了八百余万字的小说,以其丰富的意蕴和多样的形式,引起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古船》发表之后,几乎张炜的每部长篇小说问世都引起批评界的争议,争议主要集中在他小说蕴含的主题思想层面,尤其是他看似游移,实则坚守的人文主义情怀,(本文称之为“张炜式人文主义”)。“张炜式人文主义”在时代的思潮中是进步还是退却,评论界众说纷纭、出现分歧的最根本的原因是被城市文明/乡村文明,现代文明/传统文明的二元对立式思维模式所拘囿和限制,把知识分子精英立场/民间立场,城市文明/乡村文明,启蒙/固守等尖锐地对立起来,忽视它们的共通处和中间地带。这样往往使问题简单化、程式化。事实上,所谓的现代文明并不是固化的、既定的、静止的,相反它应该是开放的、流动的、发展的,并且需要现代人积极参与完善的;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尖锐对立关系,就“人”的健康积极发展而言,它们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尤其中国现代文明的建立,不仅要吸收西方文明的经验,也要继承中国传统文明的优长。对以现代性和文化转型为借口,对市场经济和世俗化思潮在价值上采取基本认同的姿态,很可能会丧失艺术对现实主义的否定性张力。张炜对时代地不停思考和探索,从多维度来吸取精神滋养,他试图构筑的人文精神和道德思想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对我们现代文明的建设有启示作用,对更深层上人性的建设也有积极意义。本文在系统、全面、细致地阅读了张炜所有的小说之后,认为张炜一直是一位具有悲天悯人的宽厚情怀的人文作家,他在小说中始终孜孜不倦地关注着人类和社会的发展,表达着对当下社会的关注和忧思。在论文中,我通过对张炜小说中关于现代社会现象(比如工业文明、现代时尚、性欲、物欲等)和各色人物(主要集中在知识分子和不同年龄层人群)的考察,认为张炜作为一名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其创作始终都有人文主义的道德维度。张炜在小说中对于不同时代潜在的物质和精神疾病的症候和病因进行坚持不懈地抨击和诊断,并从历史和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营养,提出了“大地”(即土地精神)、高原精神等形而上的理念,试图将人文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力量作为引导病态社会回归启蒙和进步时代的一个路径。第一章,张炜式人文主义。本章主要探讨了“张炜式人文主义”的内涵与演变、建构模式、以及意义与局限。第一节以张炜小说创作的先后顺序为线索,关注人文主义在其创作的不同阶段所呈现出的一些共同的或凸显时代亮色的精神视点。第二节张炜式人文主义构建模式体现在批判和构建两个层面,它批判的对象既有传统宗法制度和封建残余思想以及极左路线的思想遗毒,也包括90年代以来的经济或商业功利主义。张炜式人文主义的建构主要在三个维度:历史层面上对历史的重新审视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汲取等;现实层面上通过对民间原生态生活状态的展现,深入挖掘民间精神;在形而上层面上提出的“大地”概念,其中包括对自然、故乡、田园、野地、葡萄园、土地等范畴的热切关注。第三节,继上述对张炜对世俗文化与人文精神态度的澄清之后,本节侧重于厘清张炜对城市与乡村、以及现代性的态度,以便更加客观、全面地理解张炜式人文主义内涵及其在现代社会的价值与局限。第二章,现代性笼罩下的城与乡。通过对张炜小说中关于科学技术、时尚和工业文明等论述的考察,阐述这一论点:在小说创作中,张炜一直关注着科技进步、工业发展给人类带来的影响,他站在人文主义的角度,对生产力之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对人的价值、人的生存意义给予充分的认同,他既不简单地否定技术主义和物质存在的客观性,也没有把人看作形而上的抽象物,而是在社会物质和人的社会存在的统一中,积极探索未被蒙蔽的作为本真的“人”自身复杂而丰富的价值存在本体,因而它对于科学技术所推动的工具理性进行批判和解构,对价值理性给予积极肯定;对于消费社会中,现代商业和现代传媒在追逐利益过程中创出的流行风对生命个体、社会风气以及文学艺术等的戕害给予尖锐的讽刺和批判;通过《刺猬歌》这一则“诠释”现代生存图景的精神寓言的文本解读,展示了诗意化的理想净土——乡村,在现代工业的污染和破坏以及商业扩张主义的挤兑下家园神话坍塌的悲剧,并对时代的物质主义、发泄主义、无底线主义进行了决绝的精神抵抗。第三章,“故乡”的缺席。通过对张炜笔下的田园——现实的田园和心的田园的阐述,以及他小说中“故乡”在工业文明和强势权钱的侵蚀下日渐成为“荒原”的焦虑和关切,通过对故乡“大地”一寸寸地抚摸、体会,一次次地目击、记录,目睹着罪恶和丑陋,抵御着难言的悲伤和寂寥,也不断地遭逢和感受爱,探求和触摸单纯。张炜固守田园和野地,也并非单纯实指意义上的平原或山地,而是一种天人合一、人与自然万物和谐融洽的精神理念,更是人与人之间朴素友善、和睦相处的古典理想的交往模式,祛除一些现代工业带来的尘嚣和污秽——实利主义大肆蔓延的享乐主义、功利法则和短视行为。第四章,清洁的精神与规训的肉体。通过对不同“泛性主义者”的描述和评判,张炜对以玩弄女性和肉体享乐为目的的性爱予以批驳,对投入灵魂和热情的“泛爱”者予以理解和宽容,他更推崇地则是两情相悦、心灵契合的爱情。在不同的性爱叙事中,给予我们最大的启示是:性是人的本能,也是心灵的欲望。凡欲望必有其善性和魔性.对于人的本性,我们必须中肯对待,也必须心存诚实的戒心。同时,人活在群体中,性行为不单是个人的行为,性行为有其广泛而深远的个人和群体的影响,若单纯地追逐身体的自然适性,最终只会撞见魑魅魍魉的虚无。第五章,知识分子的众生相。知识分子一直是张炜热切关注的对象,他在许多小说中描述了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以此来传达张炜对知识分子的见解,如知识分子的角色,知识分子的命运,知识与权力、物欲的关系,人文主义的关怀等,对他多年以来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索和探讨。本章以时间为顺序,大致划分为战争时期、“文革”时期、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以后这四个时段,来分析、梳理不同年代中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的复杂性,试图阐释张炜在小说中对知识分子的论述。同时,还特别关注了“流亡的书写者”这类张炜小说中常见的、特殊的知识分子,他们用生命来书写,用真正的生活体验而不是以抽象的方式阐释了知识和自由的内涵,以及知识分子的尊严。第六章,女性·青年·孩子。张炜的小说中关注了不同的人群,通过对女性、青年、孩子们在不同时代、不同领域中共同遭遇的艰辛和不幸的关注,传达了在这如火如荼开展着的声色世界里,权欲、物欲和性欲长驱直入,直接导致了那些可怜的边缘人的“生存之痛”。这也暗示我们:任何一个时代和国度,精神的堕落从来都是毁灭的根源;再多的财富都不可避免贫穷的下场,也不会避免恶的大面积滋生。结语。通过厘清对张炜的保守主义者或激进主义者的身份定位的争议,全面、客观地评价张炜在当代文坛的意义与局限。论文中还通过对张炜经典作品的文本解读,更清晰、深入地诠释了“张炜式人文主义”的内涵。张炜那诗性的超越和理想主义救赎在这个日益嘈杂的物质时代显得寂寞和孤单,张炜式人文主义精神救赎具有西西弗斯式的无奈,但是它作为一种精神或信仰依然对我们这个时代和民族具有积极的昭示和启迪意义。因为“张炜始终是一个有着人文主义理想的作家和一个不肯与世俗合流的精神界的战士。他是一个文人,但他更是一个战士,而且首先是一个战士”。“他为保卫信仰、道德、理想而进行的不懈呼号、呐喊,即使难免堂吉珂德式的悲壮,也仍能以其强大的人格和心灵力量逼向人类的灵魂。”
参考文献：
[1]. “第三代”诗歌论[D]. 刘波. 南开大学. 2010
[2]. “先锋”姿态中的“古典”守望[D]. 吴丹. 湖南师范大学.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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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女性主义与现代文学的性别主体性叙事[D]. 姜子华. 东北师范大学. 2010
[8]. 回归传统文化守望精神家园[D]. 邱向宇. 暨南大学. 2014
[9]. 新时期小说的浪漫主义精神[D]. 康志萍. 山东大学. 2006
[10]. 张炜小说创作论[D]. 任相梅. 山东师范大学.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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