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方言与共同语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同语论文,方言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语言学界对“共同语”的界定不尽相同，大致有三种：
A.《汉语方言概要》：“历史上或现代的几个方言或语言在尚未分化的共同时期的统一状态叫作共同语或原始语或基础语。”〔1〕
B.《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一个全民族人民共同使用的、在本民族地区内不受地域限制的语言，无疑就是‘共同语’了。”〔2〕
C.《实用中国语言学词典》：“某个社会全体成员共同使用的语言，是在人类一定的生活共同体（如部落、部族、民族）内部共同用来交际的语言。共同语是在社会打破隔阂，走向统一时出现的，并且总是以一种方言为基础逐渐形成的。在汉语的历史文献中出现过‘雅言’、‘通语’、‘共通语’、‘凡通语’、‘四方语’、‘官话’等词语，大致都是共同语的意思。”〔3〕
这三种定义都认为共同语是人类社会统一体所通用的语言。其分歧在于：A指的是祖语，即原始共同语；B指的是民族共同语，该书主要指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即普通话；C 认为共同语建立在某一方言基础之上，是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人类生活共同体通用的交际语言。
方言的概念也是古已有之的，即所谓“殊方异语”，是语言的地域变体。现代语言学对其有广狭之分。狭义的理解指地域方言，《汉语方言概要》、《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实用中国语言学词典》均持此说。广义的理解则将方言区分为社会方言和地域方言。高名凯的《语言论》对方言的解释更宽泛，他吸收了前苏联一些语言学家的说法，将其看作“语言的分化”，“事实上就是‘语言的变体’”，其外延包括地方方言、社团方言和言语方言三种类型。〔4〕
对方言与共同语的界定，影响到对其相互关系的理解，比如将方言定义为“语言的地域变体”，对应于“共同语”的三种定义，两者关系的阐述就有差别。按A的观点，方言是由共同语分化出来的；按C的理解，共同语是方言统一的结果。这两种理解又都是一种历时的关系，有别于B将共同语和方言看作共时关系。当然， 以上各家的定义在各自的理论体系中都是可以自圆其说的，对于不同术语系统中的定义，是否具有可比性暂且不论，但当我们以方言与共同语的名称讨论语言学问题，探讨两者关系时，则必须遵循逻辑上的同一律，对其作出明确的界定。我们所理解的共同语是一定社会历史时期全民通用的语言，而方言则是这一全民通用语的地域变体。共同语与方言是同一共时平面上的概念。
任何语言或方言都可以从历时和共时两个向度上进行观察分析。同时，语言或方言既是自足的符号系统，又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着种种联系，对语言的研究亦有着内部与外部语言学之分。方言与共同语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要全面认识之，亦必须作双向度、多侧面的观察，从历时和共时两个方向上展开，从内外两个角度切入。在历时的平面上可以“祖语”为参照点，观察方言、共同语与“祖语”的关系，从而认识两者的相互关系。在共时平面上，可直接将两者加以比较。内部角度是从语言结构本身看两者的关系，外部的角度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交往等侧面。
在历时考察中，“祖语”指语言谱系分类中亲属语言之间共同的来源，它是抽象的原始共同语，多半只是个假设。它在“语言发展的继承性上是一个形式标志”，它本身“一般只体现在被保存的语言或方言的共同特征上”。〔5〕方言与共同语都源于“祖语”， 它们的来源是共同的。作为相对独立的符号系统，它们在语音、词汇、语法上存在着异质因素，又因为有着共同的来源，它们之间又有许多共性。从历时角度看，方言与共同语都是原始祖语在某一共时平面上的投影，它们之间是并列的关系，而不是从属关系。就汉语方言研究而言，“《诗经》音系和《切韵》音系是汉语史的两个被保存下来的完整的环节，对现代方言具有共同语（即并非虚拟的祖语）的意义”。〔6 〕汉语七大方言与之有着较为整齐的对应关系，而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是在北方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它与各方言之间是并列的关系，正因如此，汉语方言的研究既可在纵向上寻求与上古或中古汉语的对应，又能在横向上寻找到方言与普通话，或方言与方言之间较整齐的对应。
人类社会既有分化的一面，又始终存在着整合的势力。处于优势地位的政治、经济、文化势力总是试图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该种方言亦成为强势方言。它在加强自身系统的同时，亦侵蚀或占领其它方言的交际区域。政治、经济、文化集中的结果，使该种方言发展成为全社会通用的共同语。因此，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共同语起着整合社会的作用，而方言是社会分化的产物，方言与共同语存在着矛盾对立的一面。
而在共时的考察中，共同语和方言在语言结构上是一种互相影响、互相吸收的关系。这种影响和吸收表现在以下方面：（1 ）共同语的确立依赖于某一基础方言；（2）共同语对方言在语音、词汇、 语法诸方面施加影响，方言接受共同语的渗透；（3 ）方言区人学习共同语在其低级阶段形成一种既非共同语又非方言的中介语；（4 ）方言将其表达方式输送到共同语中。当然，共同语和方言在结构上的相互影响不能等量齐观，共同语是规范的标准语，它代表着民族语言的发展方向，对方言的发展具有约束作用。方言受共同语影响，体现为方言的发展向共同语集中。方言的表达方式为共同语吸收，则使共同语得到丰富和补充。
在共同语背后起最重要作用的社会因素无疑是政治。在共时平面上，共同语是官方钦定的工作、宣传用语，它在社会语言生活中有一定的权威性，因而在共同语与方言并存的情况下，共同语处于强势地位。比如广州解放初期有大批南下干部，当地居民对操普通话的人充满崇敬之情。老一辈市民在与外省人交往中不讲普通话是因为他们不会说，其“语言的贫穷”与今天以说粤语为荣的“语言自负”是不同的。
经济因素对共同语与方言的相互关系也有着明显的影响。一方面，经贸往来要求不同方言区的人有一种共同的交际语言，这对共同语的形成与普及起了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反映方言区经济现象的一些表达方式也为共同语所吸收。再次，经济地位的高下也影响到人们使用共同语与方言的社会心理。例如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南方人自觉学习普通话和普通话吸收粤方言词汇，反映了经贸往来的需要。大江南北形成的粤语时尚，更是区域经济优势的折射。
经济因素的影响又与政治因素密切相关。经济因素往往是在政治相对开明的前提下发挥作用的。倘若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区经济地位低于其它地区，则后者的地位在政治气候允许的情况下会提升。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就是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珠江三角洲得风气之先，经济地位迅速提升，粤语也随之成为强势方言。当前的粤语时尚正是在这样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兴起的。由此看来，共同语与方言之间，又存在一种互通有无、互争语言市场的关系。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共同语反映全民社会的主流文化，而方言则反映地域文化。比较而言，方言的文化底蕴比共同语醇厚些。反映亚文化的方言较之共同语自然具有文化的独特魅力。共同语追求规范、标准，使它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人造”的性质。方言在表现地域文化方面的优势，从近年来方言版影片走红内地可见一斑。继粤语、北京话影视片走红，对普通话形成冲击后，又有沪语、四川话等方言版的影视片相继推出并深受欢迎。在上海，95年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是沪语版《孽债》，沪语版影片《股疯》、《红粉》也非常叫座；而粤语版的《情满珠江》、《英雄无悔》翻译成普通话后，则大大冲淡了“珠江水”的原汁原味，给人一种失真的感觉。拿普通话与它的基础方言北方方言相比，人们也似乎更青睐后者，如王朔等人用北京话创作的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渴望》，老舍的京味儿小说，用山西话拍摄的《秋菊打官司》等等，深受观众欢迎。不过，方言版文学作品也给跨地域的传播造成了接受上的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方言在营造地域文化氛围上失却了优势；普通话的全民性也并不意味着解决了方言文化底蕴的不可译性。所以，从文化角度看，方言是地域文化最外在的标识，它所积淀的文化内涵较共同语深厚，而共同语全民性获得是以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其地域文化内涵为代价的。
从交际功能角度看，共同语是全民通用的交际工具，方言是地域性交际工具。前者具有广泛的传意作用，带有规范意义；而后者则更具亲和作用。共同语是社会开放条件下的交际工具，反映了人际关系和人群关系在广度上的扩展。方言体现了社会的封闭性，但它在人际方面具有更亲近的凝聚力，它的亲和力反映了人际关系在深度上的延展。所以，在既用共同语又用方言的双语社会中，两者有着不同的语境适应性。前者较多用于公众交往，后者用于家庭、乡党等较亲近的场合。
从方言与共同语的关系看推广普通话，可以得到几点启示：
（1）必须进一步加强方言语言结构（包括语音、词汇、 语法）的研究，建构方言与普通话的结构转换机制，尤其要重视词汇、语法方面的对应转换。
（2）从政治与语言的关系看，推广普通话是主流， 但推普是一个渐进过程，应该创造一种宽松环境，防止语言高压政策，避免方—普矛盾对立面的激化，尤其要消除推普就是消灭方言的误解。
（3）从经济与语言的关系看，对当前的粤语热不必忧心忡忡， 更不必斥之为“北伐”，如临大敌。经济杠杆对语言生活的调节自有其支点，最终将走向动态平衡。
（4）有必要在文化领域给方言以适当的生存空间， 充分发挥其表现地域文化的优势。解决方言表现地域文化的全民可接受性问题，则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
（5）政府、教育部门以及“窗口行业”是推普的重点部门； 公务员、公众人物、教育工作者、服务业人员是推普的重点人群。树立城市、地域的开放形象，改善投资环境需要推普；优化人际关系，人群关系需要艺术地发挥方言的亲和作用。共同语与方言应各得其所，可各用其功。
注释：
〔1〕〔5〕〔6〕袁家骅等著《汉语方言概要》， 文字改革出版社1983年第2版第1页、第2页。
〔2〕詹伯慧主编《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 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
〔3〕葛本仪主编、殷焕先审订《实用中国语言学词典》， 青岛出版社1992年版第17页。
〔4〕高名凯《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31—1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