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专业化之于哲学：升华还是死路？
刘华杰 田 松
[摘 要] 分析哲学运动后，曾经以宏观反思、批判为主的哲学，借用逻辑符号、语言分析等工具，逐渐走向专业技术化道路，且与日俱增、与时俱进，这体现在哲学的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上。不过，从其本源意义上说，哲学应该承担对于当下生活提供总体概括、进行全面反思的职能。但在哲学专业高度细分的趋势下，可能会出现无人思考、无力思考世界整体的情况。人文学科若失去了对世界整体的思考，便只能延续那些默认的、给定的流行答案。哲学工作确实应当使用更为精确的语言和逻辑，但不能背离本源，遗忘对大尺度问题的关注，疏于利用价值分析讨论知性科学层面未能充分讨论的问题。当哲学过分谦卑地学习科学并冒充科学之时，当哲学忘却了反思的重要使命时，哲学就失去了自身的价值。因而，对哲学的专业化而言，一则需要突破专业细分的界限，反思总体问题，二则需要具备哲学的专业研究能力，适当划界，避免陷入民科民哲的论辩。实现这两点，对于在此背景下的哲学研究者而言，并非易事。
[关键词] 哲学的高度专业化；哲学的基本功能；思想的尺度
刘华杰(2017-04-11)：前几日我在北京林业大学有一讲座，互动环节有学生让我介绍一下即将于中国召开的世界哲学大会。我说：“有这回事，但我不了解细节，大家不要对主流学院派哲学抱太大希望。”“为什么？”“说来话长，主要是因为主流哲学工作者好似活在外太空上，他们不大关注大地上的事情。”哲学曾以宏观反思、批判为主要特征，分析哲学运动之后，它借用逻辑符号、语言分析等工具日益专业化、科学化，但这种趋势不能走过头，否则将埋葬自己。即使再前进一步或几步，此类哲学仍然只是在冒充科学，既无法赢得科学界的尊重，也将丧失原有的阵地，将话语权拱手让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自然科学等。
（1）查阅文献不足。很多大学有开设文献检索课，但是课程结束之后，能主动再查阅文献的学生比较少。针对某一个研究方向进行相关的检索总结就更少了。
她第一次去香港，在罗湖口岸排队办理八达通卡，正站在他的身后。他大概很厌烦晨起，头发蓬乱着，不时地打着不耐烦的哈欠。像处在梦游状态一般，他甚至忘记拿找零的五元钱。
田松(2017-04-12)：和你一样，我的本科专业也是自然科学。我虽然拿了一个哲学博士，也只是在科学哲学的领域读了一点书，与科班出身的哲学蓝血无法相比。你入行早，硕士就入了哲学一门。不过虽然改了宗，恐怕也没有彻底归化。实际上，我与哲学亲密接触，应该从到北大哲学系作博士后算起。那时我才忽然发现，我对哲学的理解，与科班里的哲学，几乎不是一个东西。当哲学成为学术，当学术与思想分离，哲学就跟数论一样，成了某种特别的行当，高居象牙塔的尖儿上，与现实世界可以不相关联。
我受过的最系统的教育反倒是物理学的，物理学如同我的母语，是我看世界的基础，也是我反思世界、反思自我的起点。物理学的好处是，理论无论多么抽象，总是可以落实到具体的现实世界中去。理论的功能就是解释世界，反过来，如果对世界产生了困惑，就会本能地寻找理论，建构理论，去解决困惑。这个理论不必要来自既有文本，甚至也可以与既有(哲学)文本没有直接关联。在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之间，我选择前者。
我们总是面临三重世界：文本、社会现实、个人的生命体验。这三者的排序，我是反过来的。个人的生命体验放在第一位，文本最末。
刘华杰(2017-05-22)：按自然主义的思路，哲学与自然科学不可截然划界，但两者考虑问题的尺度、层面确实有区别。科学的前沿也几乎都是哲学问题，因为不确定性、猜测性的东西较多。就考虑问题的尺度而言，显然哲学的尺度要大些。一种公平的看法是，都有自己的长处，对于社会都是需要的。现代性的主流话语体系由自然科学和政治强权共同界定，两者又互相支持，此时哲学的一个重要使命便是反思这种强强组合。
10.谁在推动现代科技创新？不断创新的隐患何在？科学预测与技术变革对未来世界的塑造给普通人增加了哪些风险？普通人如何感知并控制相关的风险？在讨论具体问题时哲学家如何与科学家对话？如何取得彼此信任？在明显存在风险的情况下，主张加速与主张减速的两极如何进行谈判？
昨日下午3时，我们都出席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一场讲座：肖显静主讲他发明的“第三种科学”。以前我也提出过“第二种科学”。昨天大家都体会了很有启发性但又让人觉得漏洞很多的“新科学”。我当时的简评是，肖教授所做的有自己独立思考的哲学工作(发表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非常重要，虽然有诸多不完善的地方，但依然值得鼓励，此工作比按部就班的“严格论文”有趣得多、有价值得多。那么，具体讲价值何在呢？价值包括破和立两方面。破做得好些，立做得弱些。肖教授的工作首先表现为对现实科技的极度不满和严厉批评，这是我赞同的。倒是希望肖教授面对科学家群体讲一讲，看看有何反响！就像你在“科学网”就转基因问题与一群科学界网友交锋那样。我在看热闹的过程中，进一步确认了对中国科学家的看法。
田松(2017-04-28)：如果哲学是对生活的反思，那么科学哲学就应该是对于当下以科学及其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生活的全面反思。如果到了今天，科学哲学的从业者还在简单地歌颂科学，我觉得是很不专业的表现。我对肖显静教授的工作提出了一些批评，那是我认为，他对现实科学的批判还不够彻底。当然，我同意你的基本判断。肖显静教授的工作方向与我们是一致的。并且，他的工作也是基于社会现实，而不是基于文本的。他看到了现实世界的问题，并试图厘清问题的原因，从而提出解决方案。只不过，我不认同他所分析的原因，因而也不认同他提出的解决方案。
契约管理的重要一点在于建立科学合理的考核体系来评价缔约双方是否践行了合约规定的权利义务条件。民办高校契约化管理的考核体系应该包括各级领导、教师党员、学生党员，特别是要充分发挥教师党员和学生党员的积极作用，他们是民办高校教书育人的主体，也是党员的主体，更是践行契约的主体。不牢固确立教师党员、学生党员的主体地位，就难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契约管理的标准降低，实效减弱。
加快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可持续发展要求的区域水资源统一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城乡水务一体化管理，为推进城市水务市场化提供体制保障。要通过健全制度、完善政策法规和城市水务市场规则的手段，为外资、民营资本进入水务市场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保证各类资本在水务市场中的公平竞争、依法经营。
刘华杰(2017-05-09)：当下的主流哲学有某种过度专业化的倾向，值得注意的不是专业化而是过度专业化，因为过度而导致只关注细微末节、小尺度的问题，最终使哲学碎片化、脱离现实，哲学不再是哲学。我们都不否认哲学工作应当使用更为精确的语言和逻辑，但同时认为不能因此而喧宾夺主，遗忘对大尺度问题的关注，遗忘利用价值分析讨论知性科学层面未能充分讨论的问题。按照蒯因自然主义的路线，哲学与自然科学是相通的，并没有截然的界限，但讨论问题的层面、尺度是有区分的。放弃自己的任务不做，而挤入人家的领地，表面上是追求学术，实际上是逃避使命，背叛哲学。那么，宏观层面有哪些大问题特别需要哲学工作者来回答呢？举几个例子，哲学家无法回避的问题有：
初春之际，柳枝就开始抽出嫩绿的新芽，那抹绿会让人产生色觉联想，绿色是生命之光，是生命之色，看到它就让人想起生机勃勃的春天，就意味着寒冷的冬天即将过去，充满希望的春天将要来临，“柳”是春之信者就源于人们的这种色觉联想。因发音相似，故用“柳”意“留”，用“柳”表达惜别之情，这其实是人们的听觉联想在发挥作用。
1.什么样的生活是好的？人类个体和群体如何持续获得幸福？一个人如何安排自己的一生，要用多少精力来学习、要学习些什么？更具体点，多少时间用于嬉戏玩乐，多少时间用于课堂学习，多少时间用于社交，多少时间躺在病床上？长寿在多大程度上是合天理的？合适的生活节奏如何判定？
2.什么是美？审美对于人生、教化的意义是什么？
6.生存斗争与共生在哲学层面如何达成妥协？马古利斯的连续内共生理论(SET)具有怎样的一般性意义？
4.在地球上，人类社会什么样的发展速度是合适的，不至于导致天人系统的不适应？当下显然的局面是，人这个物种发展过速，而且还在加速，在演化论的意义上引起一系列不适应性。
5.人这个物种与其他生命和无机界应当是怎样的关系？人类中心论与非人类中心论在何种程度上是合理的？
中国文化遗产资源不仅是凝聚国民精神力量的纽带，保护和利用好中国文化遗产，可以使文化遗产成为“中国名片”，在世界舞台上展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3.怎样的制度设计能够保障系统的长远利益得到充分考虑？
7.随着技术的发展，用于改造人的“人体增强”技术的限度是什么？人工智能、基因技术等对人这个物种自然演化的干预将置人及生态系统于何地？科技伦理、生命伦理的讨论如何实质性介入高科技的立项、研发和应用全过程？
然而，年轻时候的出类拔萃并没有带给王维好运。很快，他因为遭人妒忌受到诬陷，被贬谪到山东一个地方看管粮库。期间，王维的妻子遭遇难产，他同时失去了妻子和孩子，此后他终生未娶。
随着土地流转的加速，广大的种植用户对农产品的销售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为此，打造农产品的上行通道又进一步提到了e农的议事日程，而源产于世界三大冷泉之一的中国五大连池的天然苏打水无疑是一个打造销售平台的绝好载体。国池天然苏打水所具有的珍稀水源、天然弱碱性、小分子团、引进法德的高规格生产工艺等独特优势，对于调节人体酸碱平衡，对于我们广大的商务人士特别是尿酸偏高人群来说是一款天赐的养生饮品，而“国池”品牌更是为这款产品架起了腾飞的翅膀。下一步e农将进一步推出华农果香、黑土凝香等中高端农产品品牌，打造真正的农产品上行通道。
要做好单亲家庭学生的心理教育问题，就要全面了解他们的家庭、学习、生活等各方面的情况，通过其外在表现发现其心理状况。单亲家庭子女由于特殊的生活和成长环境，形成了特殊而柔弱的心理。通过对大量单亲家庭子女的案例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处于单亲家庭中的孩子以下几种问题特征表现比较突出：
8.在“生活世界”中，知识、技术、文化、信仰如何更好地服务于普通人？特别是，哲学家如何在理论层面和操作层面同时考虑自然律、因果律、民主、正义、公平、可持续生存？
1.当前在小学生英语的教学领域，有一大部分教师沿用传统英语教学方法，不仅在方法上被时代所淘汰，在教学理念上也非常陈旧和落后，很多农村的教师在新式的教学方法方面几乎没有涉及过信息化教学模式，在他们的教学过程中根本无法有效地在课堂上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学习积极性很难被充分调动。
9.文明意味着什么？工业文明的代价是什么？人类文明经历了哪些形式，将走向何方？如何建构生态文明？
刘华杰(2017-04-19)：哲学是爱智慧的过程(结构为v .+ing+n .)，不是智慧本身。在当下，哲学对生活的反思，最重要也最难处理的是，对科技生活的反思。反思现代性，不批判科技，是不可能深入的。现在，人类个体和社会被五花八门的科技裹胁着，问题颇多，人类的前景暗淡。对科技时尚的反思，某种程度上是非PC的。但从更大尺度上看，反而是PC的。
3.人们对这个世界是怎么做的？
哲学工作者对上述问题可以展开各种形式的讨论，也可以结合具体问题进行专题讨论。
田松(2017-05-12)：哲学的境地确实很尴尬，一方面必须专业化，另一方面要当心过度专业化。今天是汶川大地震的九周年忌日，微信微博上有各种纪念文章。这些现实中的苦难和苦难的现实，应该是哲学思考的对象。哲学家至少应该有能力对这些现象提出解释，如果没有能力改变什么的话。
你提出的十个问题都是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关乎个人的幸福与人类的未来，关乎什么样的生活是好的生活。这些问题，应该是所有人文学者关心的问题。其中有一些与现实关联紧密，可能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失去意义；也有一些是永恒的问题，无论什么时代，都会被追问。当然，这个列表还可以延续下去。每个关注终极问题的学者，也会给出各自的列表。然而，我相信，这些列表放在一起，会有很多交集。我相信，最大的交集在于：幸福如何可能？或者，何为幸福？或者，何为生活的意义？或者，什么生活是好的生活？
我曾经提出，一切实践性的理论都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一个是对于当下的判断，一个是对于未来的预期。理论，就是尽可能地使社会从不大完美的当下，进入到更好的未来。我现在想，最后一句也可以反过来说，怎样使社会避免或者延缓进入那个糟糕的未来。而所谓实践性的理论，也可以包括哲学。这取决于怎么理解哲学。
对于当下的判断包括：
1.人们看到的世界是怎么样的？
2.人们对这个世界是怎么想的？
上述所有问题其他人员也可以参与，但哲学家的角色不可缺少。
4.这样做会有什么结果？
……
（2）本工程重要性等级为二级，场地复杂程度等级为二级，地基复杂程度等级为二级，故本次岩土工程勘察等级为乙级。拟建场地较开阔，附近无水气污染源，周边环境条件较一般。
我进入哲学一门有很多偶然，其中也包括了对哲学的误读。作为一个受过多年物理学训练的人，我本能地希望能够对于我所面对的世界与我所生活的社会给出一个简明简洁完整的解释。我曾以为这是哲学的任务。但是，入门之后我才发现，这个任务一点儿都不学术。如你所说，哲学已经高度专业化、技术化了。按照现行教育体制，哲学下面有八个二级学科，每一个学科下面，又有细致的专业方向。每个专业方向都不把整体生活的建构、阐释和反思作为自己的任务，每个专业方向都可以完全脱离社会现实。我当然毫不怀疑，每个专业方向的专业人士都可以凭借与现实无关的学术研究成为出色的学者，但是，如果所有方向的专业人士都在从事在各种领域极为重要的、但是与现实无关的专业研究，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情景：这个领域没有人在思考人类整体的问题，也没有人有能力对当下的生活提供一个完整的解释。这样的情景让我深感荒谬。
2.3 子宫内膜组织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两组患者ER、PR 的表达水平比较 与对照组比较，宫腔粘连组患者ER 、PR蛋白表达水平均较高，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对于未来的预期，也与此类似吧。
在你的列表中，有些问题看起来是我们的专业问题，但又不完全是我们自己的专业问题，也是需要其他人文学者关注的。
关于现在的世界是怎么样的，实际上，每个人、每个学者都有一个关于这个问题的基本看法，而他的学术和思想，就是建立在这个看法之上的。比如康德，他对于“世界是什么样的”基本理解，是牛顿物理学和欧式几何。而利奥波德，他对于“世界是什么样的”基本理解，则是生态学。因而我常常说，科学哲学应该是一门元理论，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是当下对于“世界是怎么样的”这个问题最具有话语权的“科学”及其“技术”。
人文学术如果失去了对于世界整体是什么样子的反思，就只能会且一定会接受一个给定的流行的默认的关于“世界是什么样的”的答案。
在这个意义上，我宁愿用最简单的方式理解哲学：哲学就是对生活的反思。
科学哲学的第一阶段是逻辑实证主义或者逻辑经验主义，任务是论证科学的合理性。科学哲学的第二阶段则不同，一方面自然科学已经足够强大，不再需要溜缝拍马，另一方面科技一枝独秀引发的问题需要哲学批判的介入。而偏偏中国社会处于多种过渡期，中国的科学哲学不得不同时忙乎两件事：既要赞美科学也要批判科学。前者容易为主流话语所认可，而后者则被视为反理性、反科学。
按你提到的层次论，科学技术本身是哲学工作者研究的对象之一，对这样的对象，哲学工作者可以支持也可以不支持，要依具体情况论定。这是显而易见的逻辑。但常识和科学界不接受这样的逻辑。这也是两种文化冲突的一个原因。在过去的40年里，爱丁堡学派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也试图把科学技术当作研究的对象看待。单就这一点，还不会有什么危险(因为传统默顿学派科学社会学也把科学当对象来研究)，真正的危险来自于SSK强纲领所声称的方法论！其方法论要求认真学习并贯彻自然科学的精神：不从目的论出发，不先入为主地下断语，而要调查研究一番之后再下结论。表面上看，这一切都很好，但是因它所处理的对象非一般对象，而是经常以真理、理性、正确自居的自然科学，事情就变得诡异了。科学主义的信仰要求人们在任何时候都要相信科学，在研究之初，就要预设科学是好的、正确的。而SSK偏偏不做此预设，SSK非要做一番经验研究，看个究竟再下结论。这岂不是没事找事？所以，在我看来，SSK强纲领的“原罪”就在于它把科学本身当作探究的对象了，这岂不犯忌？原来都是科学探究别人，此时竟然有人来探究科学。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经得起探究！这是其一，还不是最关键的。关键是接下来，没什么经得起科学的探究。如果说以科学为对象就犯了一次错误，那么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探究，便是错上加错！身居高位的事物都不希望被探究、被监督。
不同的行人在进行二次过街的时候，其博弈过程的心理状态有不同的特征。因此，为了研究完全信息双人博弈模型下不同行人的心理状态，以下分析儿童、青中年人以及老年人的二次过街心理特性。儿童在博弈过程中属于弱势方，体型较小，一般缺乏交通安全意识，对于车辆可穿越间隙判断不清，在与车辆的博弈过程期间，采取等待和礼让的过街行为较多。青中年人较强势，尤其注意自己的快速穿越道路的效益得失程度。因此，在行人与机动车的博弈过程中，其与车辆发生争抢的概率较大。老年人对车辆驾驶行为判断力较弱，普遍行为迟缓，且遇到紧急情况，不能及时躲避，老年人的博弈获胜在意程度较低，过街安全意识较强，避免车辆发生争抢过街行为。
田松(2017-06-02)：科学本身可不可以被研究？我们都公认，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是江晓原教授跨过中线，由科学主义者变成反科学主义者的标志性事件。所谓仆人眼里无英雄。在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很多次。比如在人人相信上帝存在的时候，上帝存在是一个默认的毋庸置疑的前提。而一旦试图证明上帝存在，就意味着，人们已经把“证明”看得比上帝更加重要了。上帝由自明的，变成需要证明的。而当人们相信“理性”是证明的手段和标准，就已经把“理性”置于上帝之上了。即使“证明”了上帝存在，上帝也不是上帝了。
人们对科学的信仰也是这样的。科学哲学早期本意是要“证明”科学的合理性，“证明”科学是真理，是被证实了的知识，其结果是波普尔的证伪说。科学从高高在上的绝对的知识，退化成有待证伪的假说。SSK更加猖狂，把科学应对自然的手段用来应对本科学自身，可谓以彼之道，还诸彼身。其结论也更加脱离人们的缺省配置。
缺省配置是难以改变的。刚刚读了一篇文章，作者把人们对纯天然物品的崇尚称之为“纯天然崇拜”，并认为这是“反科学”思潮的隐性表现。在作者看来，反科学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儿。
刚刚在微信上又读了邓晓芒教授的文章，《一个“似是而非”的国家，需要康德》，我并不是康德的粉丝，不过邓晓芒教授说到了一个点，我深有同感，就是关于逻辑的一致性和概念的一惯性，这也与我们讨论的话题有关。
哲学到了二十世纪，与所有学科一样，高度分化，同时，也高度专业化。专业化不仅指研究的内容，也包括研究的方法。邓晓芒在文章中强调，康德的著作是一个整体，同一个概念前后一致。他也批评了学者中常见的一种现象，一个概念的使用不断漂移，不断增加附加条件，使得讨论无法深入。我们也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在与人辩论的时候，在给同学改文章的时候。我想这个现象是比较普遍的。概念一致，逻辑一贯，这不仅是对哲学的要求，也应该是对所有人文学术的基本要求。而很多学者和学术做不到这一点，或者没有意识到这这一点，在我看来，是专业化训练不够。
所以，就我们讨论的哲学的专业化而言，我觉得要从两个方面看。其一，从思考的对象上，需要有人摆脱专业的藩篱，突破专业的界限，思考人类的总体性问题，终极性问题；其二，从思考和写作的方式上，需要具备基本的专业化能力。否则，就会沦为民科的辩论，看起来很热闹，却永远不能深入。
刘华杰(2017-06-22)：同意你说的“两个方面”。其实，这两个方面之间也存在矛盾。哲学研究当然要展现足够的技术和专业特征，反对这些便有可能与“民哲”为伍。或许，在提倡关注轰轰烈烈的现实社会问题的背景下，坚持批判性与清晰性，可以避免不够专业和过分专业的毛病。其中，适当与自然科学、数学划界，可能是问题的关键。不借鉴经验科学与数学的进展不行，介入多了也不行，冒充科学更不可取。在世上，一个智力普通的学人，经过努力，想在工程技术、经验科学上取得一定的成绩，也许并不很难；但要在数学上做出贡献，就比较难；要在哲学上做出属于自己的工作，难度更是不小。社会民众、校方、官方也不要对普通哲学工作者的创新能力，抱有太大期望。哲学创新需要宽容的社会氛围，要站在巨人的肩上，多读经典，细致思考，更应当结合实际，洞察当代社会。
田松(2017-07-24)：不小心就说了六千多字，也从六月说到七月。当年夏平(Steven Shapin)说，科学家已经从神圣的使命变成了一个职业性的工作。其实人文学者的情况也是类似的。简而言之，都是从散养的变成了笼养的。从思想者变成了一项职业。高度的专业化使得学术评价和学术管理更容易操作，这倒是回应了黄仁宇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批评，进行数字化管理。孙正聿先生说，“体制内生存，体制外思考。”此话大有深意，有多重解读方式。从学术与思想的角度考虑，体制内生存，要靠学术；体制外思考，则需要有思想。不过，很多人在应付了体制内的学术之余，已经无力再有体制外的思想。我想起你以前说过，身为教授，多发文章是不道德的。这话还应该提高到更高的层面来理解。多发文章，占据了有限的体制内生存所必须的版面，对于别人而言尤其是对于年轻人来说，是不道德的。同样，对于自己，也是不够好的。人生有限，时间一维，同样的时间，如果用来多发一篇文章，就不能用来养护自己的思想。
我这些年，常常感到担忧的是，没有时间读闲书——读与当下的学术、课题、约稿没有任何关系的闲书。
在具体的体制内生存的学术中陷得越深，就越难以看到全局。很多人精于数叶子，把某一棵树的叶子一片一片地数过，一遍又一遍，却从来没有见过森林。
2017年4月11日—2017年7月24日
[作者简介] 刘华杰(1966-)，男，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 100871);田松(1965-)，男，理学(科学史)博士、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北京 100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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