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祖华[1]2004年在《BBS版面交流的话语分析》文中提出BBS版面交流作为一种新型交流方式受到大学生的普遍欢迎和热烈参与。本文利用言语功能分析模式对BBS水木清华站SHSS版的交流文本进行了分析,分析表明BBS版面交流具有强烈的随意性和人际交互性,并与口头交流在会话结构和言语功能选择上存在一定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是由BBS系统和用户双重决定的。具体而言体现在叁个方面,即话轮转换和相邻语对的破坏与重构,话题的频繁转换与交织,以及会话结构的复杂和不平衡性。然而,这些差异并没有破坏交流;分析表明,BBS用户能够通过这种新型交流方式成功建构起自己的网络身份以及与他人的人际关系。因此,论文认为,这种交流方式应予鼓励,但使用者也不能沉迷其中。最后,论文从如何更好地实现交流的角度出发,对BBS版面管理者和使用者双方提出了建议。
阴良[2]2011年在《通过新闻进行抵抗》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作为一项文化研究视野下的描述性研究,主要考察和梳理了中国高校BBS青年亚文化中,于校园网络论坛新闻版面上展现出的以新闻为工具和对象,对社会主流文化进行的象征性抵抗、以及主流文化对其收编等问题。研究以伯明翰学派的理论为支撑展开,旨在研究这种青年亚文化的表现形式、象征性抵抗、收编过程,并对该青年亚文化在中国语境下的发展路径与西方情况做出了对比和辨析。研究以复旦大学“日月光华”BBS上的News版面为例,试图对学生在其版面上对于新闻的生产、浏览、回复等过程进行观察和描述,勾勒出一幅版面完整的使用图景,检视其背后的复杂机制。研究以媒介社会学为研究范式,话语分析为研究路径,重点分析了该亚文化中展现出的“反讽”、“戏仿”的风格及其意义。与此同时,也分析了主流文化对此青年亚文化的“收编”。从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角度分析了此青年亚文化的本质、成因,与西方进行了比较,并阐释了版面上的“新闻”的角色——如何丧失新闻价值、剥离信息属性、被“符号化”,进而演化为这种亚文化的载体、工具以及直接对象。
魏梦晓[3]2007年在《讨论帖的互文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互文性理论为依托，对BBS(Bulletin Board System，即电子公告板)的讨论帖进行了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的研究。BBS已经成为互联网上越来越重要的人际交往形式，并且对传统媒体的舆论产生着重要影响，是当今社会重要的交流方式，但以语言学为视角的研究则较为缺乏。已有的关于互文性的研究以理论译介为主，而以汉语语言材料为对象的分析实例非常少。BBS是彰显互文性的网络空间，讨论帖是BBS交流唯一的语言记录形式，因此，讨论帖是研究互文性的极好材料。故而，本文选取讨论帖为研究对象，以互文性为理论框架，重新梳理了互文性的概念，对讨论帖互文性的形式结构和语义结构进行了讨论，并以此为基点，结合实例对网络舆情的监督和控制进行了分析。本研究包括六个部分，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是绪论，包括研究对象的界定，研究意义与价值的分析，相关领域包括互文性、网络语言和BBS在研究上已经取得的成果的回顾，以及本文在语料搜集、研究范围、研究方法上的概况。第二章分析了讨论帖的互文性。我们首先从理论上重新梳理了互文性的内涵。互文性应包括以下叁个要素：两个以上的独立单位、这些单位在意义上互相影响、这些单位互相牵连表达一个完整的内容。对应于文本的生成和理解过程，互文性可以分为发生学上的互文和接受意义上的互文。经过比对，我们发现讨论帖完全满足互文性的要求。同时由于技术的介入，互文性在BBS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彰显。因此，讨论帖从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互文性研究的可能性。第叁章是对互文性的形式结构的分析。我们引入计算机技术中的“链接结构”概念来分析互文性的形式结构。从互文性的基本定义出发，我们规定链接单位为链接结构的基本单位，它包括起始分帖、起始节点、被链接帖和被链接点等四个要素，是满足互文性概念的最小单位。依据链接单位各要素所可能发生的每一种变化，我们演绎出四种互文性讨论帖的基本链接结构，即中心放射型、多点放射型、两两相关型和多点归一型。第四章是对互文性的语义结构的分析。根据是否产生新的节点，也就是是否对讨论帖的话题有所拓展，我们把互文性分为关注性互文和延展性互文。由于延展性互文会产生新的节点，拓展讨论帖的话题的空间，故成为下一章分析的重点。根据产生节点的方式的不同，以互文性的链接结构的基本类型为基础，我们将延展性互文分为雁形式、星光式和鱼贯式等叁种类别，它们分别和链接结构的基本类型中的中心放射型、多点放射型和两两相关型相对应。不同的形式对讨论帖话题的拓展具有不同的作用。第五章是从互文性的语义结构类型出发，结合实例，从舆情监督控制的角度对关注性互文和延展性互文以及后者内部的叁个类别的话题功能进行详细分析，剖析了BBS对舆情发展的影响和利弊，对舆情监控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第六章是本文的结语部分，总结了本文的主要内容与相关结论。总之，本文以讨论帖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讨论帖这个个案的研究，对互文性讨论帖的定义、形式结构、语义结构、话题特征做出了较为系统的语言学讨论，对互文性讨论帖的社会语言学功能做了较为深入的剖析。本文认为，从语言学上讲，讨论帖是典型的互文性结构，互文性讨论帖对网络人际交往的研究和网络舆情的收集分析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梁珊珊[4]2014年在《中国广告中关于德国定型看法的动态构建》文中研究指明本文旨在中德跨文化交流研究领域对中国杂志广告中出现的关于德国的定型看法的动态构建进行探讨。论文采用中国新闻类期刊中居于领先地位的《叁联生活周刊》作为研究语料,以Siegfried Jager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为基础,结合广告分析模式并考虑到本文广告分析的特点之后形成适合本文目的的研究方案,在该研究方案的框架下,本文对1996年至2012年《叁联生活周刊》中273则含有关于德国定型看法的广告进行量化和质性研究,归纳出德国产品广告及他国产品广告中体现出的不同层面的关于德国的定型看法,并结合广告的社会历史语境,对这些广告中关于德国的定型看法与社会历史语境的构建关系进行动态的分析和综合阐释。本篇论文共由五部分组成：导论、理论基础、研究方法与方案、实证研究及结束语。导论部分首先明确了论文的研究目的以及研究对象,对所选取的研究对象的范围作了清晰的界定,之后该部分简要介绍了本文所采取的研究方法,并对国内外关于定型看法的研究现状按照不同研究领域作了细致的梳理。在完成了对定型看法研究现状总结的基础上,本文指出了本研究的意义及创新之处。在理论基础部分,本文对定型看法和广告这两个论文的基本概念作了细致的理论阐述：首先从定型看法的概念及产生、特征、分类和作用四个方面理清了关于定型看法的基本理论,同时仔细区分了易和定型看法混淆的几个概念；之后对广告的概念、构成、分类及广告诉求作了详细的阐释。最后,本文对定型看法和广告及以媒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定型看法在广告中的运用和所发挥的作用作了小结。研究方法与方案部分首先对本文采用的批评性话语分析方法的基本脉络进行了梳理,然后对本文重点采用的Siegfried Jager提出的批评性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作了详细的阐释。在结合了广告细致分析,同时考虑到研究对象数量变化及中文表述的特点之后,本文对Siegfried Jager扌比评性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进行了调整和整合,最终形成了针对中国广告话语中关于德国定型看法的具体研究方案。实证研究部分是本文的重点。本文将《叁联生活周刊》中关于德国的定型看法分为德国产品广告及他国产品广告中的定型看法两大部分,分别对其进行量化和质性研究：一方面对广告总数、广告产品类型等进行数据统计,在结合相应的语境和意识形态分析的基础上对这些统计出的结果进行动态的篇章阐释；另一方面基于对广告内容和形式层面的细致分析,同时结合相应的语境和意识形态分析对关于德国的定型看法进行质性角度的动态篇章阐释。最后,综合阐释量化和质性分析的研究结果,从定型看法的动态发展趋势和具体内容两个方面对《叁联生活周刊》中关于德国的定型看法以及其和社会历史语境之间的构建关系进行综述。结束语部分在总结全文的基础上,对导论部分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解答,并对该领域可继续拓展进行的研究做出了展望。
苏蕾[5]2010年在《从强公共性到弱公共性》文中认为媒体评论的公共性是衡量媒介公正和社会公正的重要标准。但纵观我国媒体评论的实践史和学术研究史,媒体评论的公共性话语还是一个待建构的问题。本文以此为逻辑起点,运用哈贝马斯的公共性理论,在公众舆论与媒体评论的关系探讨中试图建构媒体评论公共性话语。该建构分为两个部分：第一,理论建构。通过对公共性意义系统和哈贝马斯公共性理论的梳理,总结出公共性的基本判断维度,并以之为视角研究媒体评论话语实践结构和结构要素的公共性。其结论是媒体评论话语实践的公共性与公众舆论的公共性一致,即以公众为主体,以公共领域为空间,以协商辩论为形式,以达成共识为目的的公共性。具体到媒体评论话语实践的各个维度,这种公共性又可以表现为主体的公众精神,客体的公共问题属性,文本的公开、公正、公平,以及媒介的公共传播。第二,历时建构。我国媒体评论话语实践类型可以分为文人论政类型、党报评论类型、都市报评论类型和网络评论类型四类。本文运用哈贝马斯的强弱公共性理论对文人论政与网络评论的公共性进行研究。文人论政是近代公共知识分子运用现代媒介生产公共舆论的过程,代表了一种具有启蒙性和较强规范性的强公共性。网络评论话语实践则表现为弱公共性,即在网络特殊的媒介性支持中,意见主体和意见交往网络扩大化,意见交流公开化、自由化、互动化,意见有效性显着提高,从而成为最接近哈贝马斯弱公共性的话语实践类型。其次,本文从哈贝马斯批判的公共性和操纵的公共性理论出发对党报评论和都市报评论公共性进行研究。党报评论话语实践以党性为首要属性,不以公共性实践为宗旨,但由于政党利益对公众利益的兼顾性,在局部领域具有一定的公共性。20世纪90年代后期兴起的都市报评论制造了当下的评论繁荣,这种以市民社会和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评论实践,其公共性表现出复杂性和多面性,一方面针对各类公共问题发表公共性意见,但另一方面公共性又受到政治权力与商业利益的控制,表现出不彻底性、甚至是虚假性。
吴健宇[6]2012年在《网络社区中的集体身份构建》文中提出互联网最初的出现是在1969年，是美军作为通讯工具之用，它能提供一个通讯网络，这样即使一些地点被摧毁也能维持正常工作。最初的互联网只是提供给科学家、工程师和计算机专家使用，并且使用者必须学习非常复杂的系统才能使用。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互联网已经成为大部分市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互联网是一个互相沟通、互相交流的平台，其交流可以打破地域的界限，无论是在世界的任何角落，只要能连接上互联网，就能进行沟通。而且这些沟通的方式也变得非常多元化，可以通过文字、语音、甚至视频的形式来进行，为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互联网上的沟通形式多变，形成了不同划分，其中一种和现实生活中相似的为网络社区。网络社区是根据网友的某些共同特点而构建出来的，如共同的兴趣，他们围绕这些特点进行沟通和交流。而网友会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等在网络上寻找适合自己的社区，这些社区的形式各样，种类繁多，网友会从中选择出合适自己社区，并在此建立他们的集体身份。本文采用“橙子网”作为研究地，当中的建设版是主要的资料来源，从一个过程的视角来探讨在该网络社区中的网友是如何构建他们的身份的。“橙子网”是一个以兴趣导向、非营利性质的网站，它为喜欢户外活动的网友提供一个交流信息、认识朋友、发布活动的平台。划定边界、形成规范、确认和监督这四个过程分析“橙子人”从刚加入社区到认识社区、中间可能出现越轨行为、最后通过纠正越轨行为再次认同社区文化，以此构建“橙子人”的集体身份。划定边界是指创造一个社交的形象使得身份存在；形成规范是指设立一系列的规则来展现身份；确认是指通过不同的机会来体现和证明一个身份；监督是指保护一个身份的价值和执行规则来展现这些价值。建设版的众多讨论显示资深网友有维护“橙子人”集体身份的兴趣和决心。面对网友出现的越轨行为，资深的管理者会重申集体身份的边界，利用规范纠正这些不当行为，其他网友通过拥护处理越轨者来确认“橙子人”的集体身份，而这种在一个事件中的确认又构成了对社区日常行为的规范。话语对身份构建的过程、权力和处罚的结果影响很大。
魏少华[7]2017年在《对话理论视域下的中国社交媒体“话题”功能研究》文中指出社交媒体是基于Web2.0技术平台,用户可以实现浏览、下载、上传、分享、评论、即时通讯、在线交友等功能的网络媒体。社交媒体既具有社交功能又具有信息发布的媒体功能。社交媒体的"话题"功能是指社交媒体中关于话题的所有功能。"话题"功能是社交媒体社交功能和媒体功能的集中体现。本研究从巴赫金、伽达默尔、马丁·布伯、哈贝马斯等人的"对话理论"的视角,对社交媒体的"话题"功能进行了关注和研究。根据对话理论,一种真正的"对话"表现在以下几点:对话首先是人与人关系的建立;社会需要一个自由对话的"公共空间";对话的双方需要具有"主体间性"关系;对话既具有"向心力",又具有"离心力";对话中的"大型对话"是一种多主体参与的"复调"对话;在对话中"复调"与"狂欢"成为平等对话的表现。依据"对话理论"的主要观点,研究中把社交媒体的"话题"功能分为:网民群分功能;网络社区构建功能;话题发布功能;话题聚合、发现功能;话题传播与扩散功能;话题讨论、互动功能等六大功能。本研究认为社交媒体的"话题"功能,是对对话理论观点的实践与诠释。论文根据每一种"话题"功能与"对话理论"观点的对应性,分章节论述了该"话题"功能在社交媒体中的发展运营状况及对新闻对话的影响。文章从第叁章到第八章,依据第二章中对社交媒体六大功能的划分,对社交媒体"话题"功能的"对话性"进行了分析。论文分析了社交媒体"话题"功能的技术表现对信息传播,尤其是新闻传播的影响。Web1.0时代,大多数人以及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只是网络内容的浏览者。网络内容的构建权利,如同传统媒体时代一样,主要掌握在有技术权限和话语权限的部门和机构以及少数个人手中。Web2.0的社交媒体的"话题"功能,颠覆了 Web1.0网络传播的模式和理念,它开放了网络内容构建的权限,普通用户成为社交媒体内容的贡献者和构建者。所以,与其说Web2.0是网络技术的革新,不如说是网络传播理念的变革。社交媒体中的"话题"功能让其平台中的话题变成了一条让用户彼此相连的纽带,在"六度分隔"理论的支持下,实现了人与人的汇聚、"群分"功能。在社交媒体中,人与人实现了对话关系的建立,实现了网络中人与人的相遇。社交媒体的"话题"系统具有网络社区的构建功能,让话题平台中的人们通过话题系统组成不同的社区。这种社区有管理者和管理规则,人与人的联系相对多元、松散,但彼此又有认同感和归属感。由于这种网络社区具有自由进入、自由讨论的特点,使网络社区具有了对话理论中的"公共空间"的部分属性。但是,在网络社区中的私人属性和公共属性共生其中,且公共话题讨论的参与者由于年龄、学历严重分化,造成其"公共空间"的公共属性受到一定的影响。社交媒体的"话题"功能实现了用户在技术上的平等赋权,人与人在社交媒体中实现了表达权限的对等,用户"主体性"得以体现,使得用户之间开启了"主体间性"对话。在社交媒体中,人们关于话题的对话与互动表现出强大的个体性特点,既有对热点话题的强大"向心力",同时又具有多元主题、多元表达,以"去中心"为特点的"离心力"。社交媒体中的话题讨论呈现出主体多元、主题多元、话语表达多元的"复调"状态。匿名掩盖下的网络讨论,出现了众声喧哗的"狂欢"状态。社交媒体中信息传播的"复调"与"狂欢"状态,给社交媒体的信息传播带来了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积极影响在于它让信息传播回归了多元对话式传播;消极影响则是信息"狂欢"常带来谣言传播、网络暴力、信息茧房等各种问题,对受众认知形成新的干扰。总之,社交媒体的"话题"功能对公共讨论、网络公共空间的构建和新闻传播等带来了多方面的积极影响,同时也带来不可忽视的问题。
毛浩然[8]2013年在《海峡两岸对话系统核心要素研究》文中认为本研究以系统论和跨文化语用学为理论基础,以两岸对话系统的核心要素分析为主线,从系统论宏观视角和语用学微观视角,兼顾两岸官方与民间两个维度和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两种方法,对两岸对话进行跨学科研究。主要研究发现和创新点涵盖系统论、跨文化语用学和咨政对策叁个层面：1)首次从系统论角度系统研究两岸对话,提出两岸对话系统论,部分推翻了前人有关系统环境、系统结构和系统行为关系的论断；2)遴选出两岸对话系统的14个核心要素,通过典型例证和直观图示详尽分析其交互作用和运行规律；3)指出两岸对话是一种介于“文化内”和“跨文化”范畴的独特交流形态,不能生搬硬套现有的“文化内”或“跨文化”话语分析模式；4)指出官方话语不仅应关注如何“发声”,还应关注受众需求、体验与回应,让官方话语也能从单声道走向双声道甚至多声道。强调软实力能产生硬效果,应注重国家叙事修辞,提升国家软实力水平；5)提出两岸语言文字的抓大放小、渠成水到、扬长补短和系统研究四条求同路径,并发现对台政策的话语构建途径之一是通过对不同词汇的选择和协作使用来完成的；6)指出对台传播应打通官方和民间两个舆论场,可遵循传统媒体数字化、团队打造本土化、拓宽思路多元化叁个思路；7)提出防范非传统安全因素威胁、建立两岸互信和两岸认同、构建两岸共同利益平台的系列务实对策。本研究贴近当前话语研究的跨学科趋势,吻合加快海西建设的时局,可为两岸文宣策略提供建设性参考,也有望为话语研究中国化增添新视角。
左志[9]2013年在《跨文化新闻传播的希冀与唏嘘》文中提出跨文化新闻传播是跨文化传播和国际传播日益交融的产物。相对于后两者比较明确的学科边界以及较长的发展历程,跨文化新闻传播似乎是一个“时髦”的提法。当然,我们也可以把跨文化新闻传播纳入跨文化传播学,成为其下的一个分支。其实,跨文化新闻传播早已进入我们的视野。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我们已经习惯了来自不同文化的大众传媒所进行的国际传播。与国际传播本身不同的是,跨文化新闻传播所着重强调的是文化多样性以及主权平等基础上新闻传播的自由和新闻传播秩序的平等。它是一种来自不同文化以及不同国家之间并建立在协商、沟通和理解基础上的新闻传播。在跨文化新闻传播的过程中,由于各种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出现相互之间的认知冲突和不同的报道框架。结合钓鱼岛事件中传统媒体的报道所呈现出的认知差别和不同的框架差异及在此基础上对差异的诠释,笔者认为,跨文化新闻传播的理想状态还远未实现。跨文化新闻传播的障碍重重体现出来自不同文化的国家间的交流是异常艰难的。这就意味着,跨文化新闻传播已经到了需要我们进行反思的时候了。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我们所提出的跨文化新闻传播主要是指传统媒体,也即印刷媒体、电子媒体,而并不包括网络媒体等新媒体。那么,在传统媒体时代下异常艰难的跨文化新闻传播在进入新媒介时代以后,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随着媒介技术的飞速发展,媒介化社会已然形成。在技术与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新闻产品以及其内容的编制和发行早已脱离了通过单一的媒介而运作的局面。媒介融合的进一步加速为传统媒体与新媒介进行联袂,搭建起哈贝马斯式的网络公共空间,形成自由讨论以及更加多元化的舆论平台提供了可能。公民社会中的普通公民不仅能够通过这种网络舆论平台来关注国内所发生的焦点事件,进行自我赋权,也可以利用这种新型舆论平台去了解国际上的跨文化新闻传播事件,并参与其中的讨论。这似乎给跨文化新闻传播带来了一丝曙光和希望。然而,通过分析研究,笔者认为在新媒介的时代,网络民族主义异军突起。网络民族主义虽然能够唤起民族认同感以及对民族共同体的想象,但由此所引发的狭隘的狂热沙文主义是需要我们警惕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阻碍了跨文化新闻传播的交流。同时,笔者发现,跨文化新闻传播过程中的各个国家在国际热点事件的文化输出上仅存在一个微弱的权力话语的变迁。从各国国际热点事件的报道来看,其主旨仍然在致力于对主流话语的赞颂和吹捧。虽然在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和法制观念的发展,中国开始进入新权威主义时代。其言论虽由之前的“一家之言”向“博采众议”的方向发展,权力话语虽由之前的“官方声音”向“民间舆论”转变,话语权力也在不经意间也由自上而下转变为上下联袂的合意,但可惜,尤其在涉及到政治事件时,我国的党一国意识形态的余热仍然在发挥作用,国家层面的官方话语还是凌驾于公民社会所形成的民间话语之上。所以,我们认为,这种话语变迁和改变以前跨文化新闻传播失衡的趋势依旧微弱。其实,无论是新媒介还是传统媒体对于国际热点事件的报道,其主流路径仍然是——媒体理所当然的要服务于国家政权,并或明或暗地表达国家和执政党的声音。香港学者邱林川用过一个词叫“扩展了的媒介生态系统”,也就是说这两种媒体形态在实际中不是严格相互孤立的,而是相互渗透的。传统媒体的跨文化新闻传播不一定就是悲观的,而新媒体中的跨文化新闻传播也不一定就能带来希望。我们不能重蹈媒介技术决定论的覆辙。媒体只是再现,它背后的那套运作逻辑不会因媒介形态发生根本的变化。日、美双方的媒体在这一点上的表现可以说与中国是基本一致的。媒体作为整个社会有机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必然为整个系统服务。可以看出,这是一种典型的帕森斯式的结构功能主义。媒体及其主要编辑人员根据既有文化价值观和所受到的系统内部的结构压力后对事件进行报道,从而丧失了其应有的主体性,这也是跨文化传播之所以无奈的地方。然而,面对此种无奈现实,我们并非一筹莫展,并非只能坐以待毙。在完成对钓鱼岛事件中传统媒体的报道议题分析和框架分析、并利用跨文化传播中的面子理论、社会文化因素以及政治传播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对上述议题以及文本分析之所以出现差异的原因进行阐述,并文章在探究了新媒介时代下跨文化新闻传播的利弊之后,笔者从更为具体的实践层面上,总结了关于跨文化新闻传播的可能路径。也就是,在跨文化语境下形成所谓的跨文化新闻传播理念。不仅仅是记者和编辑人员们要实现全球范围内的新闻专业主义,我们自身作为人类不同文化的一份子都有责任去理解跨文化交流的动态性和多样文化的主体间性,从而更好地服务于跨文化新闻传播。
高云微[10]2016年在《埃博拉危机中的话语权生产机制》文中提出从古至今,公共卫生类危机频发,不仅威胁着公众健康,更成为影响国家政治和社会稳定的不安因素。作为一起近期发生的全球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埃博拉危机的蔓延过程充满着死亡和伤痛,国际社会团结起来与之斗争。论文立足国际化视野,拓展了现有危机传播研究的区域局限。将危机传播理论与话语权生产相结合,以埃博拉危机话语为研究对象,在分析四大主体话语特征的基础上,探讨国际话语权呈现。本文认为埃博拉危机是一场由政府或组织官方话语、媒体话语、公众话语共同参与的全球性危机。在全球化视域下,本研究通过对埃博拉危机话语的剖析,重点考察国际语境中各个主体内部话语以及主体间的话语生产与呈现。研究方法上,本研究对埃博拉危机进行个案分析的基础上,采用了内容分析和话语研究方法。论文采取分—总的结构,第2-5章节分别剖析了埃博拉危机中的四大主体话语,在主体话语内部从官方话语、媒体话语和公众话语的角度展开。研究分析了埃博拉危机中四大主体的危机话语。研究发现,其一,西非话语呈现边缘化和相对失语的情况,突出危机和呼吁支援成为主要的危机话语特点,西非国家的危机应对由外部力量主导。在世界卫生组织话语中几内亚是积极配合的,而塞拉利昂备受诟病。利比里亚表现出对美国的高度依赖,所获得的赞誉较多。与此同时,西非并且在西非内部出现了一定的话语抗争,表现为官方话语中对危机发生地的弱化,公众话语中从暴力抵抗到合作,媒体话语发挥宣传教育作用。其二,倡导合作和剖析病因的危机话语成为贡界卫生组织的特点,并对其他话语主体产生影响,表现在对埃博拉危机的命名和危机性质的判断上。世界卫生组织话语权地位的确立,主要通过向外部世界强调自身贡献、随疫情发展进行议程设置来实现。埃博拉简报和埃博拉专栏日记成为世界卫生组织的特色话语,从冲突到合作的议题变化为世卫组织提供重要的话语策略。当然,作为倡导治理型危机话语,它也存在着不少偏颇之处。其叁,美国危机话语呈现出鼓励专业风险、关注个人表现的特点,个人主义色彩较为突出。美国官方话语中,宣传画呈现出落后贫穷西非与先进发达西方的对比,通过科普动员号召个人成为英雄成为主要诉求。媒体话语和公众话语更关注埃博拉对美国境内的威胁。媒体的传播内容、技术方式和传播渠道巩固了官方话语的表达意图,呈现出丰富内涵：新型专业性媒介Healthmap成功预警埃博拉危机；传统媒体熟练运用数据新闻报道；娱乐小报对个人故事的深度挖掘；头版图片营造出埃博拉的恐怖氛围。此外,文学作品中公众与专家话语之争,以及社交网络中议题变化和邻避效应的出现,都表现出一定程度上个人主义的推崇。其四,中国危机话语呈现出深情关切、尽力援助的特点。在中国的官方话语中,对埃博拉危机的认知带有浓厚的传统色彩：埃博拉被视为一种“疫情”。同时中国官方话语通过对内和对外两种框架,建构了自身负责任、平等、友好的大国形象。其中,对内框架包含否认为主的话语策略和模拟演习的话语行动；对外框架呈现为平等友好的援非话语实践。中国媒体话语深受官方话语影响,议题相对集中,同质化的内容较多。同时,中国媒体开始尝试数据新闻的报道方式。与官方话语和媒体话语不同,公众话语中出现了埃博拉的风险放大：一方面通过与历史上的SARS目比,公众更担心埃博拉；另一方面网络言论中出现了对埃博拉的“妖魔化”。其五,埃博拉危机中不同的国家和组织的话语存在差异化特点,这反映了国际社会中国家或组织对话语权的特点。国际社会中,主体、内容、渠道和对象共同构成的传播力对话语权生产机制产生重要影响。其中,议程设置成为为核心策略；框架提供基本内容；传播力整合为其提供保障。埃博拉危机中发达国家的传播力策略和技巧能够为我国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 BBS版面交流的话语分析[D]. 赵祖华. 清华大学. 2004
[2]. 通过新闻进行抵抗[D]. 阴良. 复旦大学. 2011
[3]. 讨论帖的互文性研究[D]. 魏梦晓. 华东师范大学. 2007
[4]. 中国广告中关于德国定型看法的动态构建[D]. 梁珊珊.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4
[5]. 从强公共性到弱公共性[D]. 苏蕾. 华中科技大学. 2010
[6]. 网络社区中的集体身份构建[D]. 吴健宇. 清华大学. 2012
[7]. 对话理论视域下的中国社交媒体“话题”功能研究[D]. 魏少华. 华东师范大学. 2017
[8]. 海峡两岸对话系统核心要素研究[D]. 毛浩然. 福建师范大学. 2013
[9]. 跨文化新闻传播的希冀与唏嘘[D]. 左志. 安徽大学. 2013
[10]. 埃博拉危机中的话语权生产机制[D]. 高云微. 华东师范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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