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与中原关系刍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原论文,客家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客家人是一个与中原地区有密切关系的特殊民系，追本溯源，其“先民原自中原迁居南方，其先世居于中原旧地”〔1〕， 亦即中原移民的后裔。那么，客家先民何以要从中原南迁？其南迁发生在什么时代？迁徙方式及方向如何？除血缘关系以外与中原地区又有何联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今天，值客家学研究不断引向深入之际，将客家与中原的关系作一系统回顾和探讨，对于解决争论已久的客家源流问题，增强客家与中原之间的认同感和凝聚力，抑或是不无裨益的。
一、从中原人口南迁看客家血统源流
客家人是在中原人口不断南迁的过程中形成的特殊民系，其南迁活动根据罗香林在《客家源流考》一书中的研究，大规模的约有5次， 而其中的第一次和第二次都与中原地区有关。至于这些客家先民的南迁原因和具体人员构成、迁徙方式等等，他并没有作进一步的研究，以至为后人留下不少悬而未决的疑案。本篇便是围绕第一次南迁问题申而广之的。
一般认为，客家先民第一次南迁的原因完全是由于西晋末年的动乱和所谓“五胡乱华”的影响，其实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如在大乱发生的数年间，自然灾害也一直比较频繁。其中仅永宁二年（302年）， 就有七月的豫州（今河南淮阳）、南阳（今属河南）水灾，襄城（今属河南）、河南（今河南洛阳）雹灾，十月的义阳（今河南信阳北）、南阳水灾，十二月的襄城、河南二郡风雹灾，而整个中原地区又发生地震。又如永嘉四年（310年），中原地区在四月发生大水，五月地震， 六月大蝗，入冬大旱，一直持续到次年春天。这些接连不断的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破坏一点也不比社会动乱低，其甚者“折木伤稼”，或者“草木牛马羊鬣皆尽”〔2〕，同样威胁着中原居民的生命安全。 上述这种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无疑给中原居民在当地的生活造成困难，像“五胡乱华”一样，显然也是引起中原居民外迁的主要原因。
西晋末年“五胡乱华”和自然灾害的交织，最终引起了以衣冠士族、官宦大户为主体的中原居民向较为安宁的江淮地区迁徙。这些南迁的中原居民后来大多衍化为客家先民，其迁徙也被认为是客家先民的第一次南迁。当时的情况正如《资治通鉴》所说的那样：“时海内大乱，独江左差安，中国士民避乱者多南渡江”。《晋书·王导传》也说：“俄而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从十六七之言，可知中原居民避乱南下者人数之多。又据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曰：“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南朝人撰士族谱，也称百家谱，所指也主要是这些渡江官宦士族。具体说来，如颖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钟雅，西晋时任著作佐郎，后来“避乱东渡，元帝以为丞相记室参军”〔3〕。 南阳顺阳（今河南淅川）人范坚，“博学善属文，永嘉中避乱江东，拜著作郎”〔4〕。陈留考城（今河南民权东）人蔡谟，早年举秀才， 后来也“避乱渡江”〔5〕。陈郡陈（今河南淮阳）人王隐，博学多文， 于“建兴中渡江”〔6〕。由于这一时期避乱南下的中原居民较多， 朝廷为了安置他们，还专门设立了侨州郡县。故《隋书·食货志》载：“晋自中原散乱，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皆取旧壤之名，侨立郡县，往往散居，无有土著。”《晋书·地理志》也说：“永嘉之际，豫州沦于石氏。元帝渡江，于春谷县侨立襄阳郡及繁昌县。成帝又侨立豫州于江淮之间，居芜湖。时淮南入北，乃分丹阳，侨立淮南郡，居于湖口。又以当阳县流人渡江，侨立为县，并淮南、庐江、安丰，并属豫州”，“后以弘农人流寓于寻阳者，侨立为弘农郡”。《东晋南北朝舆地表·江州寻阳郡》也称：“孝武因新蔡流人，于汉九江王黥布旧城，置新蔡郡。”上述这些原属中原地区司、豫等州各郡县的居民，在南迁后被安置在江淮流域的芜湖（今属安徽）、寻阳（今属江西九江）等地，成为当地侨居之人，一则说明当时南迁人口之多，致使朝廷不得不设立侨州郡县加以安置；再则也反映了这些客家先民在第一次南迁后大多定居江淮流域的客观事实。
根据史书记载和近人有关研究结果表明，在晋末南下的中原居民大约有90万人，占后来南朝人口的1／6。其迁居地区在同属江淮流域的基本前提下，由于在南迁以前居住地区的不同，在南迁后也呈现出不同的地区分布。其中来自中原西北部的移民，主要定居在今河南、湖北二省的汉水流域，而其他地区的移民则定居在今安徽、河南的淮河以南，以及湖北东部和江西北部〔7〕。具体说来，如南阳顺阳人范汪6岁过江，依外家新野庾氏，其子宁，“家于丹阳”〔8〕。 陈郡项（今河南沈丘）人周兴嗣，“世居谷熟”〔9〕。 荥阳开封（今属河南）人郑袭“初为江乘令，因居县境”〔10〕。新野（今属河南）人庾易，“徙居江陵”〔11〕。上述这些中原士族，定居地点都在江淮流域，说明迁居江淮流域是当时的移民主流。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中原居民迁往今福建、浙江、江西等地。如据《闽书》记载，“永嘉二年，中原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所谓林、黄、陈、郑、詹、丘、胡、何是也。”《台湾省通志·人民志》也说，晋代从中原入闽者有十三姓，除以上所及者外，又有张、刘、杨、梁、钟、温、巫等姓。上述都说明，晋末有中原移民入迁福建。又如《南史·陈本纪》载，南朝陈开国皇帝陈霸先，“自云汉太丘长实（颖川人）之后也。实玄孙晋太尉准，准生匡，匡生达。永嘉中南迁，为丞相掾太子冼马，出为长城令，悦其山水，遂家焉。”《晋书·殷浩传》载，陈郡长平（今河南西华）人殷浩仕晋，后“坐废为庶人，徙于东阳之信安县（今浙江衢县）”。《宋书·谢灵运传》载，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谢灵运，在祖父时已渡江南下，后因“父、祖并葬始宁县，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会稽”。《晋书·江逌传》载，陈留圉（今河南杞县）人江逌 “避苏峻之乱，屏居临海”。上述这些人，迁居地区都在今浙江境内。又如《晋书·谢鲲传》载，阳夏人谢鲲是晋太傅谢安叔父，“避地豫章”，其地即今江西南昌，可见当时有中原移民迁居江西。
从数量上看，晋末南迁的中原居民尽管有90万人之多，但其核心仍是中原士族、官宦之家，其中可考知者约有30余家，占全部南迁官宦士族的1／3。他们主要来自中原地区的陈郡、颖川、陈留、荥阳、南阳、汝南、河内等郡，其中陈郡有袁、谢、王、陈、殷、邓六姓，颖川有庾、钟、荀、韩四姓，陈留有蔡、江、范、阮四姓，荥阳有郑、毛二姓，汝南有周、应、李三姓，南阳有范、乐、刘、张、庾、宗六姓，新蔡有干、毕二姓，河内有郭、王、山三姓，义阳有朱氏一姓，河南（今洛阳）有褚氏一姓，濮阳有吴氏一姓。此外，唐林谞《闽中记》曰：“永嘉之乱，中原士族林、黄、陈、郑四姓先入闽。”据此，可知当时有更多的官宦士族渡江南下。
尽管中原官宦士族在晋末大乱时为了避乱而迁往异域他乡，但其外迁时间和外迁方式等并不一致。首先，就外迁时间而言，有元帝过江前已避乱江东者，有原在荆扬地区做官、中原丧乱即受元帝节度、因而留居江左者，有随元帝过江者，有元帝过江后追随而来者；其次，从迁徙方式看，除绝大多数携家属过江外，也有只身避乱和举族而往者；再次，从侨居地看，有在建康（今江苏南京）一带者，也有在江陵（今湖北荆州）一带者，大都属于江淮流域；最后，从郡望看，颖川、陈郡、陈留、汝南、南阳等郡官宦士族较多，其他诸郡较少。这除历史原因（如家族地位、文化水准、经济水平等）外，主要还是因为地域关系。即上述诸郡距江左要较他郡为近，五胡势力所及较晚，当大乱还没有彻底破坏这些地区时，他们就已经渡江南下了，因而得以保全。
上述30余家中原官宦士族在南迁的过程中，有不少采用集体迁移方式，率领着自己的乡里宗族共同迁徙，所以仅从姓氏或家族数量上看似不很多。其实当时的“家”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概念，往往指父家长制统治下的一个大家族。在这个家族中可以有同姓的远近宗族，以及受其荫庇的各种依附人口，在总数上可以多达数十或数百。因此，在晋末南迁的中原移民，事实上都是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团体。这些团体有自己领导者（即士族首领或族长），拥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和自保能力，同时也有在新的环境中自我生存的能力。这些，都是后来形成客家人的基础。当然，上述统计数字仅是根据史书记载而来的，不可否认有更多人的迁徙活动没有被记录下来。
总之，西晋末年的战乱引起了以中原官宦士族为主的居民迁徙，而以后形成的客家人又直接得益于这种迁徙。在迁徙之前，他们居住在汉、淮、颖、河四水之间的中原地区，迁徙之后，定居在较为安宁的江淮流域，并以此作为以后进一步迁徙的起始之地。故而可以认为，客家先民在西晋末年的第一次南迁，对客家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同时我们还可以确信，这些以官宦士族为主的中原移民与后来的客家人具有直接的渊源关系。
二、从中原坞垒堡看客家居住风俗
谈到客家居住风俗，人们很容易想到那些分布在今闽粤赣交界地区众多的围龙屋式建筑。其实，这种兼具自卫和聚族而居功能的民居直接渊源于中原地区的坞垒堡壁，是中原居民在南迁时直接带去的固有建筑模式。
《晋书·苏峻传》称：“永嘉之乱，百姓流亡，于时豪杰所在屯聚。”这里所谓“豪杰”，大体是上文所说的中原官宦士族。其所屯聚的地方，一般是经过认真选择或悉心构筑的临时工事，在当时通称为坞，或者称为坞壁、垒、堡、固，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军事据点。
所谓坞，许慎《说文解字》曰：“小障也。一曰：‘庳城也’”。这种坞大约最早出现于东汉末年的战乱之中，其最为著名者是由汉太尉董卓兴建的郿坞（今陕西郿县境内）。在这座坞中，不仅有高达一丈的基址和七丈的围墙，而且其面积也达一里多，可以屯驻军队和积屯粮食，“积谷为三十年储。自云：‘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13〕从董卓的话中不难看出，这座坞壁具有突出的防御功能和自给自足能力，与客家人后来在各地建造的围龙屋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董卓的郿坞首开了战乱时期官宦士族结坞自保的先河，至西晋末年及其以后，由原晋朝官吏或中原士族兴建的坞壁便广泛流行开来，成为动乱时期居民自我保护的一种重要手段。当时，仅在中原西部的伊洛地区，大的坞壁就达十多个。如据《水经注》载，在洛水流域，自西而东，在今河南洛宁一带有檀山坞，今宜阳一带有金门坞、一合（泉）坞、云中坞，在洛阳附近有合水坞，今偃师一带有零星坞、百谷坞、杨亮坞、白马坞、袁公坞，在巩义境内有盘谷坞；在伊水流域，自西南而东北，今伊川一带有崖口坞、杨亮垒、范坞、杨志坞。伊洛地区原是西晋的中心区域，二水流域又多山林险要之地，因而是官宦士族率众自保的理想场所。至于平原地区，虽无天然屏障可守，但结坞自保者亦遍及大河南北。如永嘉初，王弥与刘曜、石勒等攻魏郡、汲郡、顿丘，“陷五十余壁，皆调为军士。”〔14〕石勒与“刘零、阎罴等七将率众三万，寇魏郡、顿丘诸垒壁，多陷之”，其后“退屯黎阳，分命诸将攻诸末下及叛者，降三十余壁”〔15〕；“魏郡太守刘矩以郡附于勒，勒使矩统其垒众，”“与阎罴攻睹圈、苑市二垒，陷之”。〔16〕上述这些被石勒等人攻占的坞壁，都分布在中原地区的黄河以北。此外，在永嘉四年，匈奴刘粲等人“率众四万，长驱入洛川，遂出轩辕，周旋梁、陈、汝、颖之间，陷垒壁百余”〔17〕，据此可知在中原腹地的坞壁也极多。又据《晋书·祖逖传》载，东晋初年，宋、谯一带有流民坞主张平、樊雅、董瞻、于武、谢浮等十余部，众各数百，相聚抵抗祖逖。后来，祖逖求救于陈留一带的蓬波坞主陈川，打败张平，又“讨诸屯坞未附者”，继续周旋于各坞壁之间。除此而外，又有大批动摇于后赵、东晋之间的“河上堡固”，可见坞壁在这些地区的分布之广。
当时，中原地区的坞壁当然不止上述这些。其影响较大者，如庾衮在禹山、林虑山、大头山所结坞壁已为史家所熟知，此外又有汲郡向冰枋头坞〔18〕、安阳邵续厌次坞〔19〕、河内郭默怀坞〔20〕、河南褚
万氏台坞等〔21〕。至于外地人在中原所结坞壁也为数不少。如平阳人李矩为乡人所爱，推为坞主，初屯荥阳，后移新郑（今属河南）〔22〕。东海人魏浚寓居关中，及关中乱，与流民数百家东保河阴之硖石（今河南孟津一带）。及洛阳陷，屯于洛北石梁坞，抚养遗众，渐修军器，归之者甚众。死后，其子该据宜阳一泉坞〔23〕。京兆人杜尹为弘农太守，屯宜阳一泉坞，后为魏该所杀，坞亦属该〔24〕。天水人阎鼎行豫州刺史事，屯许昌（今属河南），及晋末乱，乃于密县（今属河南）鸠合西州流民数千，为坞主。时司徒左长史彭城人刘畴亦在密为坞主。〔25〕此外，平阳人李洪有众数千，垒于舞阳（今属河南）〔26〕。这些事例无不说明，在西晋末年时，结坞而守对于中原官宦士族来说具有普遍意义。
坞壁作为中原官宦士族武装自救的一种依托手段，具有许多引人注目的特色。分布在多山地区的坞壁大多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而平原地区的坞堡虽无天然优势，但也有人工构筑的土堡保护其生命财产不受侵犯。因此，有险可守也就成为坞垒堡壁的首要特点。如伊洛地区的檀山坞“四绝孤崎”，一合坞“在川北原上，高二十丈，南北东三箱，天险峭绝，唯筑西面”，云中坞“迢带层峻，流烟半垂，缨带山阜”，百谷坞“因高为坞，高十余丈”，崖口坞“翼崖深高，壁立若阙，崖上有坞，伊水径其下”。〔27〕上述这些坞壁，恃险而建的特点都极为明显。至于坞壁其他方面的特点，如有一定的作战能力，同时也有生产能力，且战且守，武装自救，等等，都是人们熟知的事实，这里不再赘述。
坞壁是中原官宦士族在两晋之际自发组织的自救团体，一个坞壁也以一个家族及其结成的团体为单位，这一特点在当时也具普遍性。颖川士族庾衮所以能团结一大批宗族乡里保聚禹山等地，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是士族出身的乡里名士，不仅有一定的号召力，而且在他周围还有一个势力很大的宗族组织。如他出身颖川鄢陵，是后汉著名征士庾乘之后。魏晋之时，其家族成员或为当世名贤，或至三公九卿，族中常有近十人出任中外要职；又联姻当世名族颖川荀氏、南阳乐氏、河东母丘氏等；而他本人又有“父母诸弟”、“诸父兄”、“诸父”、“弟子”、“门人”、“群子”、“诸子侄”、“同族及庶姓”等社会关系，无不说明他有一个极为庞大的家族势力。至于其他出任坞主的官宦名士，也莫不如此。如向冰的枋头坞有众数千，而他是当年“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宗人；怀坞坞主郭默虽出身寒微，但晋末进入仕途，其家族也提高到足以号召乡里的地位；褚的万氏台坞有众数万，其中不少人也是他的亲戚及“同志”〔28〕。正因为坞主们出身官宦士族，有一定的家族势力和号召力，才能招合部曲、结坞而守，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利益。
总之，通过上述可以看出，中原地区在动乱时期出现的坞垒堡壁起到了“保合乡宗，庶全老幼”的作用，在“晋末饥乱，奔控无所”的情况下更是如此〔29〕。也正因其具有较大的实用性和不可替代性，由中原南迁的官宦士族才会将其携至南方，并经过不断发展完善，成为典型的客家民居。
三、从中原姓氏起源看客家大姓祖根
姓氏是反映一个人血统所出的文字符号，也是客家人最为重视的血缘标志，所谓“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30〕，正是形象地说明了姓氏的作用。因此，我们从姓氏的起源和演变中，也可以看出客家与中原地区之间实际存在的渊源关系。
简单地说，中原地区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和中国姓氏的主要发祥地，客家姓氏则是在这一基础上的演变或发展。早在人类的原始时代，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炎黄二帝就生活在中原地区，他们所在的部落徽号也就成为人类最早的姓氏。此后由于人口越来越多，大的部落分为若干小氏族，小氏族又分成一个个方国或家族，为了相互区分，各以不同的文字加以命名，于是就有了更多的姓氏。据先秦史籍《世本》所记，炎黄二帝所建的方国和部落共有1000多个，这便是最早的1000多个姓氏。今天客家人中最常用的姓氏，大多包括在这1000多个姓氏中。因此可以说，客家姓氏源于中原，源于炎黄二帝，是有充分事实根据的。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夏商王朝的统治中心都在中原地区，周代的许多封国也在中原。当时由于我国的姓氏制度正在形成，许多姓氏的名称都被固定下来。此后又经过进一步的分化、发展、演变，就成为我们今天使用的姓氏。据有关专家研究，我国古今约有姓氏12000个， 其中有半数以上发源于中原地区；而在当今人口最多的100家大姓中，有近2／3的姓氏发源地在中原地区。 所以人们常说中原地区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仅从姓氏发源一个方面便可得到印证。
从西晋末年开始，随着中原人口的广泛南迁并进一步衍化为客家先民，其所使用的姓氏也进一步发展成为客家姓氏。如陈姓的祖根在中原地区的颖川，其先民分别在晋末、唐初、唐中叶迁居福建等地，以后又西迁江西、广东，形成客家陈姓；郑姓发源于中原地区的荥阳，族人郑昭在西晋永嘉二年（308年）南迁福建，其后在唐初、 唐末又有两批郑姓人入闽，散居闽、粤，成为客家大姓；谢姓发源于中原地区的南阳，两晋之时，族人谢缵由陈郡南迁会稽，成为东南望族。其后又迁福建、广东、江西，发展成为客家大姓；钟姓源于中原地区的颖川长社，族人钟会正在晋宋之际迁于江西，成为江西、福建、广东等地客家人的祖先；王姓的一支在北宋时是中原地区的东京开封望族，称“王氏三槐堂”，以后随宋室南迁，流寓浙、闽、赣、粤等地，成为客家王姓的重要支派。上述这些姓氏不过是客家姓氏中较有代表性的几个，其祖根都在中原地区，渊源关系十分明显。
当然，客家与中原之间能够确切指出渊源关系的姓氏并不仅是上述这些。如在客家社会中较有影响的林、黄、蔡、杨、何、胡、赖、叶、廖、苏、江、罗等姓氏，其根源也都在中原地区。其中林姓发源地在今河南北部的卫辉、淇县一带，其所尊奉始祖比干的墓葬至今仍完整保存在卫辉境内；黄姓发源于今河南南部的潢川县，其最早的居住地黄国故城就在今潢川县城西北隆古乡境内；蔡姓发源于今河南中南部的上蔡县，其主要郡望之一的“济阳”所指即今河南民权县东北部一带；杨姓发源于今河南西部灵宝一带，其郡望“弘农”所指也是这里；何姓发源地在今河南中部，新郑等地是其早期居住地区；胡姓发源于今河南淮阳和郾城等地，其郡望新蔡至今仍名新蔡，是河南中南部的一个县；赖姓发源地在今河南南部的息县，其早期居住地即今息县东北37公里的包信赖亭；叶姓发源于今河南中部的叶县，其郡望“南阳”所指也是叶县；廖姓发源于今河南唐河县湖阳镇，其郡望“汝南”所指即今河南汝南；苏姓发源于今河南温县，其早期居住地已在县中西部的招贤村一带发现；江姓发源于今河南南部的正阳县大林乡涂店村，郡望“济阳”所指也在今河南民权东北部一带；罗姓发源于今河南南部的罗山县，其姓氏来源与县中的大小罗山山脉有关；等等。据研究，目前在客家人中人口最多的百家大姓，其根源大多与中原地区有关。
如果我们对客家姓氏的发源地再作进一步研究，便会发现，其在中原地区的发源地大多与其先民在南迁时的居住地有关，亦即主要集中在今河南历史上的汝南、颖川、南阳、济阳、陈留、河内、河南（今洛阳）、荥阳、弘农等地。其中如源于汝南的周、齐、蓝、殷、危、咸、平、袁、梅、盛、昌、和、应、廖、汪，荥阳的郑、潘、毛，颖川的陈、赖、邬、钟、于、田，济阳的江、蔡、卞、左、丁、柯、庾，南阳的叶、乐、滕、邓、翟、韩、岑、张、赵，河南的邱、褚、禹、方、萧、罗，河内的陆、司马，弘农的杨、刁、谭，陈留的谢、阮、虞、屠、卫，光州固始的陈、王、黄，内黄的骆姓等，都是客家社会中影响较大的姓氏。
总之，客家姓氏与中原地区之间具有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这种关系实际也即血缘关系，斩不断，隔不绝。透过一个个独立的姓氏符号，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客家与中原之间同是作为炎黄子孙的血肉联系。
四、从谱牒堂号认识客家根源
由于客家是一个在不断迁徙过程中形成的特殊民系，保留了较多的中原习俗，对自己的家族来源和血统所出十分重视，以至在家谱和堂号上多有反映。今天，我们探讨客家先民与中原地区的关系，其家谱和堂号也是重要依据。
在大多数客家人编纂的家谱上，都有其祖先在历史上不同时期从中原地区南迁的记载。如兴宁《汪氏三修族谱》说，兴宁汪氏来源于颖川，其“三十一世孙讳文和，为汉献帝龙骧将军，破黄巾贼。建安二年中原大乱，文和南渡，孙策表授会稽令，封淮阴侯。时王郎为会稽太守，黟歙属之，得郎降，更立新为新郡治，文和遂家焉。”据此，我们可知这支汪姓人是在东汉末年从中原地区南迁的。又如兴宁《张氏谱抄》载，其“十五世韪公，晋散骑常侍，随元帝南徙，寓居江左。”嘉应《刘氏族谱》载，“先主次子永公，初封鲁王，继封甘陵王，魏咸熙元年东迁洛阳，遂家焉。自五胡乱华，永嘉沦覆，晋祚播迁，衣冠南徙，永公之裔，亦迁居于江南。”梅县《丘氏族谱》说，“河南丘氏，先世自东晋五胡云扰，渡江而南，入闽而汀之宁化石壁。”兴宁《温氏族谱》说，“我族发源于山西、河南，子孙繁衍。逮东晋五胡乱华，怀、愍帝为刘渊所掠，我峤公时为刘琨记室。晋元帝渡江，峤公奉命上表劝进。后峤公出镇洪都，子孙因家焉。”蕉岭《赖氏族谱》说，“赖氏居颖川，已更数代。西晋永兴间，列宝官浙东，从东海王越讨成都王颖，迁松江家焉。”《崇正同人系谱》载卓氏源流说，“晋五胡之乱，中原望族相率南奔。奥有卓祎者，为建安刺史，后因家焉。”同书载钟氏源流说，“其族皆处中州，东晋有钟简者，世居颖川，生三子，三曰贤。元熙二年避寇南迁，贤则徙居江西赣州。”兴宁《廖氏族谱》说，“五世诚希公，原籍汝南，因五胡云扰，太元九年，复迁江南。”上述这些中原士族，都是在西晋末年南迁的。至于在西晋以后南迁的中原居民，在客家谱牒中也不乏记载。如《崇正同人谱》载李氏“南来之祖，则溯始于唐之末年，有宗室李孟因避黄巢之乱，由长安迁于汴梁，继迁福建宁化石壁乡。”同书载蔡氏“本周姬姓之后，文王子叔度封于蔡，今河阳、汝阳、上蔡、新蔡诸县。唐末避黄巢之乱，迁于闽南。”同书载吴氏“世居渤海，散处中原，其后有随王潮入闽而入于粤之潮、嘉等处”。同书载沈氏“五代时，其族有从王潮入居福建汀州。”又松口《钟氏族谱》说，“响公为江阳太守，时因军乱大变，自颖川逃难，在江西雩都县竹子坝穽
乡住。后流在福建宁化县白虎村，安家乐业。”又《罗氏族谱》说，“五代之际，有罗希松者率罗姓一支自江西迁洛阳，其后又自洛阳迁于闽粤。”上述这些中原士族，都是在唐末五代时由中原南迁的。又如《崇正同人系谱》载陈姓南迁始末说，“故陈氏郡望称颖川。宋末中原士族，纷纷南随帝室播迁，有陈魁者，率其族众九十三人，移居福建汀州府之上杭，其族复相率转南而入粤。”据此可知这支陈姓人是在北宋末年南迁的。又梅州《丘氏创兆堂记》载丘氏源流说，“始迁祖讳文兴，宋征士，文信国参军也。先世由中州迁闽……喜其山水，因卜居梅州北之文福乡。”据此可知这支丘氏人是先由中原迁居福建，然后由福建迁入广东梅州的，其时间是在宋代前后。除上述这些家谱以外，在客家杨、谢、周、潘、郑、葛、方、韩、陶、袁、蓝、危、萧、江、邬、于、刁、钟、丘、骆、丁、乌、邓、伊、左、叶、屠、申、利、沙、膝、陵等姓的家谱上，也都有其先民在历史上不同时期由中原地区南迁的明确记载。
客家人除通过家乘谱牒反映血统所出外，又十分重视自己的郡望和堂号，并以此作为家族来源的标志。如陈、钟、赖、邬、田、李、于、乌等姓皆称“颖川堂”，堂联用“颖川世泽”，表明自己的先祖来源于颖川；郑、潘、毛等姓的堂号是“荥氧堂”，堂联称“荥阳世泽”，说明他们的先祖与荥阳有关。此外，如汪姓称“汝南堂”，丘姓称“河南堂”，蓝姓称“汝南世第”，陈姓称“汝南家声”等等，也无不说明他们与中原地区有密切关系。据统计，像上述这样与中原有关的堂号共有十多个，即颖川、汝南、荥阳、南阳、济阳、河南（今洛阳）、陈留、弘农、顿丘、内黄、河内、三槐、新安、魏郡等。各个堂号使用的情况，除以上所及者外，又有邱、褚、禹、方、萧、罗、于、利等姓称“河南（洛阳）堂”，叶、骆、滕、邓、翟、韩、岑、张、赵等姓称“南阳堂”，谢、阮、于、卫、潘、伊等姓称“陈留堂”，周、齐、殷、危、咸、平、袁、梅、盛、昌、和、应、廖、沙等姓称“汝南堂”，杨、刁、谭等姓称“弘农堂”，江、蔡、卞、左、丁、柯、庾、陶等姓称“济南堂”，陆、司马、陵等姓称“河内堂”，以及葛、骆、古、王、申等姓分别称“顿丘堂”、“内黄堂”、“新安堂”、“三槐堂”和“魏郡堂”等等，其根源无不在中原地区。
总之，客家与中原，渊源有自，血脉相通，“客人大抵来自河南”〔31〕，应是能够令人信服的结论。
* 本文于1997年7月12日收到。
注释：
〔1〕罗香林：《客家源流考》，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89年版， 第13页。
〔2〕《晋书》卷二九《五行志下》。
〔3〕《晋书》卷七0 《钟雅传》。
〔4〕《晋书》卷七五《范坚传》。
〔5〕《晋书》卷七七《蔡谟传》。
〔6〕《晋书》卷八二《王隐传》。
〔7〕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载《长水集》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19页。
〔8〕《晋书》卷七五《范汪传》。
〔9〕《南史》卷七二《周兴嗣传》。
〔10〕《宋书》卷六四《郑鲜之传》。
〔11〕《南史》卷五0 《庾易传》。
〔12〕《南史》卷五0 《刘虬传》。
〔13〕《后汉书》卷七二《董卓传》。
〔14〕《晋书》卷一百《王弥传》。
〔15〕〔16〕〔18〕〔26〕《晋书》卷一零四《石勒载记上》。
〔17〕《晋书》卷一零二《刘聪载记》。
〔19〕〔29〕《晋书》卷六三《邵续传》。
〔20〕《晋书》卷六三《郭默传》。
〔21〕〔28〕《晋书》卷七七《褚传》。
〔22〕《晋书》卷六三《李矩传》。
〔23〕〔24〕《晋书》卷六三《魏浚传》。
〔25〕《晋书》卷六0 《阎鼎传》。
〔27〕《水经注》卷一五《洛水》。
〔30〕《通鉴外纪》卷一《黄帝纪》。
〔31〕章太炎：《客方言序》，转见《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书店1992年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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