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亢虎与孙中山关系评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系论文,江亢虎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亢虎(1883-1954)是近代中国一个复杂多变的历史人物，晚年又堕落为可耻的汉奸。或许是由于这一因素的影响，在目前孙中山研究的大量成果中，几乎看不到有关江亢虎同孙中山的关系的著述。实际上，从民国初年到20年代初期，孙中山和江亢虎之间有着比较亲密的关系。特别是在1920年，孙中山曾打算请江亢虎作为自己的代表，赴俄代为联络苏俄。因此，了解孙、江关系，对于我们全面认识孙中山的思想，认识民初和20年代的中国社会，不无裨益。
一、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江亢虎及其中国社会党积极支持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就职的当天，亲向社会党赠送新书，嗣后又派孙科帮助译书。
江亢虎生于1883年，比孙中山小17岁。在1901年至1911年的10年间，江曾三次留学日本、一次游历欧洲。此间，他虽和部分资产阶级革命派人士有过交往，但与孙中山没有任何联系。
1911年7月10日，江亢虎在上海成立了国内第一个“社会主义研究会”。11月5日，即上海光复后的第二天，江氏又以该会发起人的名义召集特别会议，改研究会为“中国社会党”。该党8条政纲中的第一条，明确规定“赞同共和”（注：《社会》第2期，1911年11月10日，第1页。1911年11月8日《民立报》公布的为“企望共和”。）。15日，该党又在《申报》、《民立报》上刊发《发起共和建设会通告》，指出成立该会的目的是研讨法律和规制问题，“为将来议院之先声”（注：《申报》1911年11月15日，第2张第4版。同日《民立报》第1页。）。经过紧张筹备，社会党人联合其它社会团体，于12月3日正式建立“共和建设会”。
当时，民主政治建设的关键，是组织共和政府，支持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江亢虎及其中国社会党在这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江亢虎同孙中山的交往，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12月25日，孙中山从欧洲回到上海，受到黄兴、陈其美、宋教仁等人和上海各界人民的欢迎。江亢虎也以中国社会党代表的身份前往码头迎接，并在轮船舷梯旁同孙中山握手。接着，在法租界尚贤堂(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China)传教士李佳白(Gilbert Reid)为孙中山举办的宴会上，江亢虎再次同孙中山见面，并交换了一些意见。27日，以中国社会党人为骨干的“共和建设会”特致电在南京开会的各省代表团，呼吁“组织临时政府，请举孙中山先生为总统，以救国民。兆众一志，全体欢迎”（注：《民立报》，1911年12月28日，第6页。）。
与此同时，江亢虎还代表中国社会党专门写了《本党欢迎孙中山先生辞》，称颂孙中山20多年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表达了中国社会党人对中山先生的“特别之感情”。尤其是欢迎辞还特别强调：“武汉倡义，四方从风，旬日之间，光复太半。人徒知割果之易，而不知种因之难，先生革命之种因20年于兹。”（注：《社会》第4期，1912年1月，第1页。又见《洪水集》，第55页。）这实际上肯定了孙中山为中国革命的“元勋”的地位。
上述一电一文，表明江亢虎及其中国社会党，是孙中山的积极拥护者和坚定支持者。同样，孙中山对江亢虎及其社会党也特别地重视。回到上海后，他虽事务繁杂，“一刻千金”，（注：《申报》，1911年12月29日。）但仍安排时间，在寓所接见江亢虎，“极示欢迎”。（注：《社会》，第4期，1912年1月，第2页。）这次会见于12月30日下午3点至4点多钟举行，胡汉民、蔡元培等与会。江亢虎首先“略陈中国今日鼓吹社会主义之必要，及社会党成立之历史”。孙中山“垂询党中近况甚详，并言余（指中山先生—引者）对此主义必竭全力赞成之”。他肯定社会党“提倡”社会主义“良可佩慰”，希望“广为鼓吹，使其理论普及全国人心目中”。江亢虎又说：“前读先生民生主义、平均地权、专征地税之说，实与本党宗旨相同。”孙中山答道：这一条“较为易行，故先宣布，其余需与贵党讨论者尚甚多”。孙中山还表示：“余实完全社会主义家也”，“余此次携来欧美最新社会主义名著多种，愿贵党之精晓西文者，代为译述刊行，为鼓吹之材料。一俟军事粗定，吾辈尚当再作长谈。”（注：以上内容，见《大总统与社会党之谈话》，载《社会》第4期，第2页，1912年1月8日出版，11月10日再版。又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79～580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这里需要指出：《社会》所载这次谈话内容，比较准确；而《全集》所载则不准确。如上述引文，《全集》为：“……余此次携来欧美最新社会主义名著多种，顾贵党之精晓西文者代为译述，刊行为鼓吹之材料……”其中，“顾贵党”应为“愿贵党”；“代为译述，刊行为鼓吹之材料”，应为“代为译述刊行，为鼓吹之材料”。）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离沪赴宁。晚10点，在江苏省咨议局宣誓就任南京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就在这中华民国诞生的重要历史时刻，孙中山还不忘他同江亢虎谈话时的许诺，于这天专门派人给社会党送去《社会主义概论》、《社会主义之理论与实行》、《社会主义发达史》和《地税原论》等4本他刚从国外带回来的新书，并亲笔给江亢虎写信：“请广集同志，多译此种著作，以输入新思想，若能建一学校研究斯学，尤所深望。”（注：《民立报》1912年1月2日，《大总统与社会党（二）》。今见陈旭麓等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38页。）1月中、下旬，湖南都督谭延闿禁止长沙社会党开会。为此，江亢虎专程由沪到宁，于2月3日面谒孙中山，商谈湘事，“孙极不以谭延闿之禁止为然，已允电饬维持”。（注：《与江亢虎的谈话》题注。《孙中山集外集》，第165页。）在这次会谈中，孙中山又对江亢虎说：“社会主义虽人类共同之思想，实西洋最新之学说，亟须输入新著，使一般人可解宗旨为入手第一义。自苦政务太烦，不能躬任主持，拟令长子（指孙科——引者注）新自美洲回国者，赞佐其事，俾多译西籍以供材料。”（注：《孙中山集外集》，第165页。）所以，半年多以后，江亢虎曾深有感慨地说：孙中山“既以西籍数巨帙见贻，复命其子科君俾襄译事，本党之发达，先生与有力焉。”（注：《洪水集》，第82页。）
二、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后，仍然十分支持江亢虎的社会主义实践活动，并亲自担任中国社会党的“讲师”。
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宣告退位。13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辞临时大总统职。4月1日，孙中山践约宣布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在这段时间里，社会上纷纷猜测孙中山离职后的去向。南京专使蔡元培3月15日在武昌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孙总统退职后“政府无可位置。但孙总统尝言，待政治革命之目的达到后，即当提倡社会主义。予意孙总统或将为社会党之首领乎。”（注：《申报》，1912年3月20日2版。）另外，蔡元培还曾“向外交团宣言，谓中山卸总统后，将为社会党首领”。（注：《洪水集》，第61页。）至于孙中山本人，在正式辞职前后，在其文稿和谈话中，也竭力倡导社会革命，多次表示：“余实为社会党人”，“余固一热心社会党人”，“余乃极端之社会党”，“余更拟发起一更巨大之社会革命”（注：见《孙中山集外集》，第173页；《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32、324、327页等。）……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党内有的党员写信给江亢虎，建议立即电请孙中山就任社会党首领。但江亢虎对此表示反对，其理由是：第一，中国社会党是“社会”的党，“非纯粹政党，本无首领”，党的本部长并不是党魁（成立时即规定不设党魁），而只不过是大家“默认”的一个人而已。第二，虽然“中山研究社会主义最深，怀抱社会主义最早，其学说亦多与本党党纲相近，实本党最高尚之师友”，但“其同盟会所采取者，则为一种社会政策，与本党党纲颇有径庭”。这样，因为两党纲领的差别，孙中山不可能同时兼任两党领袖。第三，孙中山非社会党员，尚未签名宣誓入党，怎能冒昧地请他来做首领？（注：参见江亢虎《复某君书论社会党首领事》，《洪水集》第61～62页。）事实上，孙中山本人也没有加入中国社会党之意。解职以后，他在4月4日答《文汇报》记者问时，虽承认自己“实为社会党人”，“然余所欲为之事非一年所能告成，至少需一百年也，且余欲使我改革之策普及于全国”。（注：《西报记者孙逸仙之革命谈》，上海《时报》1912年4月5日。见《孙中山集外集》第173页。）4月17日，他在上海与江亢虎谈话时又表示，“对于社会主义深以流动鼓吹为一己之责任”，并答应“定于6月1日来沪在社会党逐日讲演，务期发阐社会主义之真理”。（注：《在上海与江亢虎之谈话》，1912年4月17日，见《孙中山集外集》，第176页。）
可见，孙中山辞职以后，除广泛宣讲社会主义以外，“实因有更为重大之事务”要去“操心”。（注：《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24页。）他所注目的并非仅仅一个社会党。从后来孙中山的活动行程来看（4月至10月，他先后访问武汉、上海、福州、广州、香港等地，又从上海经烟台、天津抵达北京，接受袁世凯特授于他的“筹画全国铁路全权”），他此时是下决心在中国进行“社会革命”，发展实业，特别是修筑全国的铁路。
不过，在这期间，尽管孙中山日理万机，但对江亢虎和中国社会党的活动，仍给予了大力的支持。
首先，他积极支持社会党人的“地税归公”试验。孙中山和江亢虎是最早接受亨利·乔治的单税社会主义思想的中国人。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思想和江亢虎及其社会党的“专征地税，罢免一切税”的纲领，均来源于亨利·乔治的单税论。1912年春夏间，中国社会党崇明支部在江亢虎的帮助下，发起成立了“地税研究会”。该会推举江亢虎为会长，并决定由会长代表全体会员，专函邀请前大总统孙中山、内阁总理唐绍仪、英国博士李德立等人为名誉会长。唐绍仪不久即回函江亢虎，表示愿意任此名誉职务。（注：唐绍仪对社会党地税归公一事“怀抱已久，极表同情”。此前曾向江亢虎表示自己愿为研究会会员，“并愿以私人经济维持之”。见《唐总理与社会党》，《社会世界》第1期，1912年4月15日，第68页。）孙中山在解职以后，对地税归公试验亦很重视，他“拟经营东沙岛，试行社会主义。前日特派专人调查，闻其结果，已无希望。目下，拟再另觅他处，以为实行社会主义之模范地。”（注：《孙中山试行社会主义》，《社会世界》第4期，1912年7月15日，第59页。）在接到江亢虎代表地税研究会的来函后，孙中山极为高兴，回信答道：“单税一事为社会主义进行之一端，而仆所主张照价征税之法，粤省刻已议行。倘得诸君子遥为赓和，友声相应，庆幸奚如。江亢虎先生峻才雅藻，卓荦一时，发起社会主义，深具救世之婆心。诸君子以志同道合相与组织社会党支部于尊处，弘毅致远，我道为不孤矣。”（注：《复社会党崇明支部地税研究会函》，1912年8月20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402页。）
其次，孙中山答应担任社会党的“讲师”，为该党党员讲解社会主义。4月初，卸职后的孙中山离宁回沪，江亢虎代表中国社会党前往拜谒。江的主要意图是请孙中山“到该党演说”。只因不日内孙中山要赴鄂，而且孙中山认为“社会主义演说，决非数时间可了。特嘱江君，就党员中选择学识程度相等者，至多50人开研究会，约订两个月后，重来沪上，担任该会讲师”。（注：《社会主义之良师》，《社会世界》第1期，1912年4月15日，第67页。）孙中山同江亢虎还商定，讲期为2个月，每天（或隔一天）讲演一、两个小时；此后再将这50个学员“分布全国流动鼓吹，其效力必益宏大”。（注：《社会主义之良师》，《社会世界》第1期，1912年4月15日，第67页。）由于巡视南北，孙中山直到10月份才得空到中国社会党本部，作了3天（14至16日）的演讲，这就是著名的《社会主义之派别及批评》一文。此文内容丰富，且世人比较熟悉。这里，笔者拟强调指出三点：
第一，江亢虎亲自组织了孙中山的这次演讲活动。演讲会场设在上海大戏院。每天下午，江亢虎都亲自到孙中山的寓所迎接。孙偕秘书宋霭龄与江同车来到会场，这时全场欢呼，万头攒动。江每次均主持会议，并申述孙的讲演之大义。孙每次演讲，都在两个小时以上，“群众听闻，欢喜赞叹”。（注：《洪水集》，第82页。）
第二，在演说中，孙中山对马克思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宏畅德人卡尔·马格斯（即卡尔·马克思——笔者注）之宗风”。（注：《洪水集》，第82页。）对马克思的颂扬，给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40多年以后，张奚若先生曾回忆说：“那时中国社会党邀请孙中山讲演，讲的题目是介绍社会主义。我一连听了他三天的演讲。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他响亮地用英语讲着‘卡尔·马克思’的名字。当时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真是什么也不了解，经孙先生一讲，才了解一个大概。”（注：见尚明轩等编：《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4页。）
第三，孙中山在演说中，对中国社会党寄以莫大的希望。由于中国社会党的党员在这时已发展到20万人（后最多时曾号称52万3千人），其中，只有极少数人比较了解并真正信从社会主义，大多数人是因“好新、好奇心理”（注：江亢虎：《中国社会党略史》（1914年）。见《江亢虎文存初编》第113页。）才签名入党的，所以孙中山在演讲的“开场词”中坦率地指出：“鄙人读社会党党纲，似于社会主义之精髓有所未尽，此由社会主义精奥复杂，非但我国人未窥底蕴，即欧美人亦多不了了。然社会党成立，而社会主义之精髓未得，则此主义且有流敝随之，此不得不与诸君研究者也。”（注：孙中山《在上海中国社会党演说的开场词》，1912年10月14日，《孙中山集外集》，第69页。）另外，由于中国社会党从一开始即注重“社会”活动，无意于参政，似乎成为民初一个“输布社会主义之广告公司”。（注：《江亢虎文存初编》第113页。）所以，孙中山在这次演讲活动中建议说：“中国社会党发生于民主政体之下。夫民主政体之政治，一人民政治也。社会党既集民主政体下之人民，尤不应无政治上之活动，则今日社会党亟宜组成强有力之政党，握政治上之势力，而实行其社会主义之政策者，实鄙人所深望也。”（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07页。）孙中山还反复叮嘱中国社会党人，要斟酌国家社会之情形，“鼓吹一种和平完善之学理，以供政府之采择”；“尤望党人持和平之态度，与政府连络，共图进行”。（注：《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09、508页。）
孙中山在社会党的这次演说，可以说把他与江亢虎及其中国社会党的关系，推向了最紧密的阶段。此后，特别是1913年“宋案”以后，孙中山忙于“倒袁”的“二次革命”；江亢虎则陷入调解与内部以沙滏等人为首的“纯粹社会党”等派别的矛盾之中，所以，江亢虎与孙中山的联系比较少。在“宋案”问题上，孙中山力主武力讨袁，而江亢虎则与国民党内多数领导人的主张基本相同，主张“法律和政治解决”。结果，袁世凯在镇压南方革命党人“二次革命”的同时，于8月7日下令解散、查禁全国的中国社会党各支部，并于11月4日下令解散国民党。
8月上旬，孙中山离沪赴日。9月15日袁世凯下令通缉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8月31日，江亢虎在上海召开了中国社会党的“特别联合大会”，发表《去职宣言》。尽管这次会议决定要求袁世凯取消解散社会党的命令，但实际上江离职后，该党活动即已停止。江亢虎不久以后经日本赴美国，直至1920年正式回国。
以上即是孙中山解职后至“二次革命”失败时，江亢虎与孙中山之间的关系。这是孙、江关系最紧密的时期。他们的这种关系所反映出来的，不仅仅是个人私交，而是民初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的一个重要侧面。
三、“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孙中山在日本为江亢虎写介绍信，请在美国的友人接待和帮助即将赴美的江亢虎。
1913年秋冬间，江亢虎经日本转赴美国。根据江亢虎的《中国近代元首印象记(2)》中的记载，江说他是从上海租界出发，乘日本邮船赴美国，途中专访孙中山于东京头山满的寓所。他说“先生款谈留饭，并作书致哲生公子，嘱为招待，缘哲生夫妇及其妹名婉者，皆留学美西之加州，后余极蒙其照料”。（注：江亢虎：《中国近代元首印象记(2)》一文，载《华文大阪每日》第100号，第10页。）这篇文章是江亢虎在沦为可耻汉奸时所写，或许是想为自己脸上贴金，而且我们目前还没看到孙中山致孙科信的原文，故江的这一说法不足据。不过，孙中山当时确实为江亢虎写过一信。信是写给友人黄芸苏的。黄芸苏，字魂苏，广东台山人，清末官费留美学生，1910年加入同盟会，发行《少年中国晨报》，鼓吹革命。辛亥革命前夕，他随孙中山从旧金山出发，赴美国北部各埠筹款。辛亥革命后，任同盟会美洲支部长。孙中山在信中请他帮助江亢虎。孙中山写道：“兹有江君亢虎来美求学，欲专从事研究社会主义。弟在上海因提倡社会主义，与江君相识。知江君热心斯道，今又远学于美，他日心得当未可限量也。江君往美，初到恐人地生疏，请弟介绍，见面时望为指导一切，幸甚。”以上为信的第一段文字。第二段为：“江君向主和平，并未从事于激烈之举，然今亦为袁氏政府所不容，则其野蛮恶毒可想而知。此中情节，江君当能道其详也，故不多赘。”（注：孙中山《致黄芸苏函》，1913年11月18日，见《孙中山集外集》，第71～72页。）从孙中山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孙对江的基本看法，以及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
四、1921年江亢虎赴苏俄考察、游历前，孙中山曾打算请江亢虎作为自己的代表，赴俄联络苏俄。
从1913年秋冬，至1920年夏，江亢虎侨居美国。此间，孙中山则是在日本继续进行讨袁斗争，后又回国进行“护法”运动。孙、江之间似无联系。1914年4月，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复在《民声》杂志上发表《孙逸仙江亢虎之社会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释名》等文章，对亡命日本的孙中山和避难美国的江亢虎的社会主义思想，进行分析和批判。为何独独选中孙、江二人？因刘师复认为：“今日一般人之心目中，以为中国言社会主义者有二人焉：即孙逸仙与江亢虎是也。”他认为“孙江二氏所言，皆社会政策，而皆自称为社会主义。世人亦皆奉为社会主义，此真不可思议之怪事也”（注：转引自中国二史馆编《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4页，100页。）。对于师复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孙中山似乎没有时间去理会；而江亢虎则写了《社会主义学说》、《中国无政府主义之活动及余个人之意见》等文章进行答辩。由于这个辩论与孙、江关系没多少联系，这里不赘。
值得提及的倒是江亢虎的赴俄。江亢虎从美国回国的动机，主要是想亲赴苏俄考察，同时想在苏俄的帮助下，收回外蒙（当时尚被白俄占据），以用作自己进行“社会主义”的试验地。他从1920年9月自美返国，至次年4月赴俄，在国内停留了约8个月。其间曾到江西、山西、河南等8个省游历讲学。大名鼎鼎的原社会党首领江亢虎回到国内，并四处演讲，自然引起了北洋军阀政府的注意。警察和便衣经常尾随跟踪他，随时向上报告他的活动情况。如1920年12月11日，密探宿汉臣报告说：江亢虎“日前在湖广会馆演说，其言词均系社会主义，以致青年学子多被鼓惑”。（注：《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第210页。）12月25日，密探韩景澄又报：“今闻昨日下午二时虎坊桥湖广会馆，有江西自治联合会在彼开会，研究反对该省戚扬各问题，并请江亢（虎）在彼演说多时，所说均系振兴民权、提倡自主各语。鼓掌之声，达于户外。”（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侦察长王光宇关于1920年北京军政动态及地方情况逐日报告》，全宗号1023，卷号102，第581号报告（1920年12月25日）。）29日，密探殷达源报称：“今闻江亢虎奉孙文之密约，已于昨日秘密出京赴粤矣。”（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侦察长王光宇关于1920年北京军政动态及地方情况逐日报告》，全宗号1023，卷号102，第585号报告（1920年12月29日）。）
孙中山是1920年11月自沪返粤的。在广州，他内受军阀的牵制，外有英帝国主义的压迫，意欲接近苏俄、别辟一条新路。他听说江亢虎回国了、并拟赴俄时，便写信给在京的江亢虎，邀其南游。江利用其父与当时的北京政府大总统徐世昌为“同年旧友”，素有“世谊”的有利条件（徐嘱国务总理靳云鹏对江不要阻拦），南下广州，讲学10天。江是乘海船到广州的，孙中山特派秘书长马君武到码头迎接。江偕夫人卢岫霙第二天即往孙的寓所拜谒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会见后，孙设便宴招待江夫妇。后来，孙还委托马君武在东园酒家盛筵宴请江亢虎，孙科代表孙中山出席，广东党、军、政、学各界领袖作陪。江亢虎后来在《中国近代元首印象记(2)》中回忆说：“余留粤10日间，先生屡以车迓谈，谈辄亘数小时，为说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并手绘图表甚详，又恳谈尔后对俄关系之重大，隐有嘱余先驱联络之意。惟余以赴俄尚系客观视察性质，究不知共产党真相如何。不敢轻易接受委托，恐误先生知人之明。”（注：江亢虎：《中国近代元首印象记(2)》，《华文大阪每日》第100号，第10页。）江亢虎的这一回忆，当时可能也是为给自己脸上贴金，亦不足据。不过，从当时孙中山的处境和思想状况来看，孙是极有可能打算请即将赴俄的江亢虎作为自己的代表，赴俄“联络”苏俄的。例如，1920年11月下旬，即孙、江会晤的前十来天，孙中山在与维经斯基的谈话中，一方面表示“对苏维埃俄国深感兴趣”；一方面表示想把“中国南方的斗争与远方俄国的斗争结合起来”。同时“孙中山抱怨说：广州的地理位置使我们没有可能与俄国建立联系”。会谈中两人谈到，“是否有可能在海参崴或者满洲建立大功率的无线电台”，从那里，苏俄“能够和广州取得联系”。（注：参见T·维经斯基《我与孙中山的两次会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辑。）
五、孙中山“联俄”时，江亢虎“力持异议”；孙中山病重时，江亢虎却又前往探望。
江亢虎从苏俄游历考察回来（1922年8月）以后，由于他拟议中的“征蒙计划”没有实现（此当另作一文），遂认为苏俄已变成“新帝国主义”，认为苏俄与英美一样，都是想把中国作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试验场”。因此，他在国内大肆鼓吹自己的“新民主主义”和“新社会主义”，并企图依靠南北军阀来推行这一主张（注：参见汪佩伟、李炤曾：《江亢虎的“新民主主义”研究》，《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2期。），成为了一个无耻政客。同时，他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表示反对，并于1924年3月上书孙中山，“力持异议”。（注：江亢虎：《中国近代元首印象记(2)》。）在信中，江亢虎以所谓“诤友之谊”的口吻，一方面假惺惺地表示对改组国民党“尤深钦佩”，“对于先生尊重仰止之意，则历久而不衰”；另一方面却批评孙中山“利用国外已成势力”，“聘用客卿，训练党军，并有金钱与枪械之接济”。江进而声称：“革命事业，当以人民自觉、自动、自决为原则，以民党自身养成之根本势力为先锋。”他“提醒”孙中山说：“利用国内已成之势力者国必乱，其利用国外已成之势力者国必亡。”（注：江亢虎：《与孙中山书》，1924年3月，见《江亢虎文存初编》，第223～224页。）这里所谓“国外已成势力”，显然是指苏俄。江希望孙中山放弃联俄联共政策。孙对此不予理睬。尤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1925年春孙中山病卧铁狮子胡同时，此时正以所谓“有特殊之资望、学术、经验”人士身份参加段祺瑞的“善后会议”的江亢虎，却也前往孙中山病榻前探望；孙中山辞世后，在中央公园的公祭仪式上，江亢虎却也献一挽联，曰：“成败何足论？民国开山，一生事业在革命。荣哀谁与比？列宁踵武，天下英雄惟使君。”此联的意境，应该说倒也不算太低。但是，政客江亢虎此后并未改变自己的顽固立场。当然，他也是不可能转向孙中山所指出的国民革命之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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