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战争与德美关系危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拉克战争论文,危机论文,关系论文,德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伊拉克战争对当代国际关系产生了广泛而重大的影响。关于支持还是反对战争的论战，无论在大西洋两岸还是在欧洲内部都导致了严重的分歧和对立，传统意义上的“西方”已不复存在。(注：参见Heinrich Vogel:Das Ende des“Westens”,Tabus in den transatlandischen Beziehungen,in:INTERNATIONALE POLITIK,Juni 2003,Nr.6,S.27 —34。)在跨大西洋关系的危机中，德美关系明显恶化，双方存在的潜在的、深层次的 矛盾进一步表面化和公开化，德美关系的发展格外令人关注。
德美矛盾的潜在因素
当前德美关系变化所暴露出的问题既具有德美矛盾的特殊性，又含有跨大西洋关系中内部矛盾的普遍性，直到伊拉克危机爆发之前，德美之间的矛盾更多地表现出欧美矛盾的共性。
冷战结束后，跨大西洋关系中潜在的矛盾和冲突因素已开始萌发，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价值观方面的差异、力量的不均衡性、外交战略及手段的分歧，(注：参见Peter Rudolf:Die USA und die transatlantischen Beziehungen nach dem 11.September 2001,in:Aus Poltik und Zeitgeschichte,21.Juni 2002,B 25/2002,S.7—13。)其中价值观差异具有根本性的影响。
欧美价值观方面的差异主要源于双方不同的历史及宗教背景。美国的民主制度与欧洲国家的不同，美国没有欧洲历史上的封建制和贵族制，其宗教团体具有非等级制这一特 殊形式，它对自由的理解更具个人主义特点。基于这种特殊性，与欧洲相比，美国在价 值观方面具有如下特点：第一，没有欧洲悠久的法制传统；第二，对内限制权力，对外 开放权力；第三，宗教表现出更强的道德性。
力量的不均衡性是指军事上双方的实力悬殊。冷战后欧洲试图通过建立欧洲安全与防 务体系改变不均衡性，其后果是降低了北约作为一个灵活的、有效的联盟的重要性。而 北约对美国至关重要，它在美国世界政策中处于一个中心地位。
外交战略及手段的分歧与前两个方面的差异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外交政策具有很强的全球战略导向，国际协调只是一个工具，它并不限制美国的单边主义。就解决国际危机的手段而言，美国越来越倾向于军事单边主义。欧洲的外交政策仍未脱离地区性的导向，它更强调多边主义，更重视政治及经济手段的优先地位。
除上述三个主要因素之外，欧洲和美国的各自的政治发展也对大西洋伙伴关系产生了消极影响。冷战结束后，欧洲的地缘政治出现了重大变化，欧洲因冷战而被抑止的一体化潜力得到释放，(注：参见Klaus Larres/Torsten Oppelland(Hrsg.):Deutschland und die USA in 20.Jahrhundert,Geschichte der politischen Beziehungen,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Darmstadt,1997,S.278。)欧洲人的自主意识迅 速增强，他们更关心欧洲内部的建设和发展，紧密的跨大西洋关系开始降温。美国在布 什执政后也出现了明显的政治变化，右翼保守阵营不断扩大，政治与宗教呈结合之势。 9.11事件后，保守倾向的基督教民众和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明显加强了对布什的支持， (注：参见Heinrich Vogel:Das Ende des“Westens”,Tabus in den transatlandischen Beziehungen,in:INTERNATIONALE POLITIK,Juni 2003,Nr.6,S.30 。)美国的内外政策因此有了更强大的宗教政治基础，大西洋两岸在价值观上的差异进 一步扩大。
“文明国家”挑战“军事国家”
德美双方在价值观方面的明显反差对两国的对外关系理念产生了重大影响。20世纪90 年代，在德国推行外交政策全球化的同时，学术界提出了“文明国家”的理论。(注： 参见Sebastian Harnisch:Deutsche Auβenpolitik nach Wende:Zivilmacht am Ende? ,Beitrag für den 21.DVPW-Kongress in Halle,1.—5.Oktober 2000,in:http://www .deutsche-aussenpolitik.de；连玉如：“迟到的民族国家”与“超前的民族国家”— —“新德国问题”前景探索，《德国研究》2003年第1期，第10—16页。)“文明国家” (Zivilmacht)是一个表明对外政策基本特征的国家概念，与其相对应的概念是“军事国 家”(Milit
rmacht，或军事强权)。德国学者对“文明国家”的定义是：“文明国家 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与自身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外交政策方案及外交政策行为，受致力 于国际关系文明化的目标、价值观、原则、施加影响的形式、运用权力的手段的约束。 ”简单地说，文明国家是一个以实现国际关系文明化作为其外交政策基本方针的国家。 根据“文明国家”的理论，国际关系文明化的理想方案包括以下6个目标：
1.通过建立和保持合作及集体安全体系，在解决国家之间政治冲突中减少使用武力(促进权力集中化原则)。
2.借助多边合作、一体化和部分主权让渡，通过建立国际机构加强法制国家地位(法制国家地位原则)。
3.在国家之间增强导致作出决定的参与形式(促进民主的共决权原则)。
4.加强以和平形式解决冲突(减少武力原则)。
5.促进社会均衡和可持续发展，以增强国际秩序的合法性(社会均衡原则)。
6.促进国际分工和相互依存(相互依存原则)。(注：参见Sebastian Harnisch:Deutsche Auβenpolitik nach Wende:Zivilmacht am Ende?,Beitrag für den 21.DVPW-Kongress in Halle,1.—5.Oktober 2000,in:http://www.deutsche-aussenpolitik.de。)
国际关系文明化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发展既有普遍意义，对德国的外交政策行为又有很强的针对性，它向德国提出了下列要求：具有通过推动多边磋商促使国际关系文明化的决心和能力；具有通过国家主权向国际机构的让渡，表明支持集体安全协议的决心；具有实现文明化的国际秩序的决心，即使它短期内违背国家利益。(注：参见Sebastian Harnisch:Deutsche Auβenpolitik nach Wende:Zivilmacht am Ende?,Beitrag für den 21.DVPW-Kongress in Halle,1.—5.Oktober 2000,in:http://www.deutsche-aussenpolitik.de。)德国红绿联盟政府正试图努力证明，“文明国家”的理 念在国际关系的实践中可以成为一个与“军事国家”竞争的模式。
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对恐怖主义发动的“合理的战争”不断扩大，其表现形式是不受法律的约束和限制，其发展是军事单边主义突破国际法，发动对伊拉克的军事打击是这一发展的逻辑结果。至此，欧美关系中潜在的矛盾和冲突因素开始集中显现，因价值观差异而导致在国际法方面的冲突成为此次德美关系恶化的特点和重点之一。
德国学者和舆论普遍认为，美国对伊拉克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根本不符合联合国宪章中的自卫权原则，国际法基本原则因此遭到破坏。德国人之所以在这一问题上特别敏感 ，是因为德国人认为，现行的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来源于欧洲，它的源头是 威斯特发里亚和约。
在欧洲国际关系史和国际法史上，威斯特发里亚和约产生过重大影响。今天从伊拉克战争涉及的国际关系角度来看，该和约仍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第一，承认国家主权平等和不受侵犯为公认的普遍原则；第二，只承认单个国家的主权为最高主权，否认某种 势力(力量)有超越国家主权、主宰或左右国际秩序的权力。在当时这是针对教皇和德意 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当前可以理解为针对霸权主义；第三，致力于维持欧洲国际关 系的均势状态，即大国之间的战略平衡。实际上它承认了国际关系的多极化格局。(注 ：参见Werner Link:Imperialer oder pluralistischer Frieden? Pldoyer für eine Politik der kooperativen Balance,in:INTERNATIONALE POLITIK,Mai 2003,Nr. 5,S.54。)
以威斯特发里亚和约为基础的国际法体系在伊拉克战争之前已经面临严峻的挑战。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随着国家间相互依存关系的加强，国家主权的独立性被削弱，最典型的例子是欧盟成员国的国家主权的部分让渡及共享；第二，“人道主义干预”对主权国家不可侵犯原则的冲击，最典型的例子是北约对南联盟的军事打击。但是，和科索沃战争不同的是，美国的伊拉克战争以推翻萨达姆政权、实现中东地区民主化为目的，它完全超越了目前国际法的核心原则。美国试图以伊拉克危机为契机，实现它的“预防性打击政策”。如果这一政策被国际社会接受，国际秩序将面临十分严重的后果。从德国人的角度来看，美国的做法在国际法上显然背离了欧洲传统的价值观，与德国主张的国际关系法制化原则背道而驰。
德美关系恶化的现实因素
从2002年8月至2003年3月，在以伊拉克危机为背景的欧美关系中，德美关系的发展呈 现一种突然恶化的趋势，其中德国政府断然拒绝参加对伊拉克使用武力是其直接原因。 德国的强硬立场是由政治文化、外交政策、国际政治环境、国内政治等多种因素决定的 。
德国当代政治文化带有非常突出的二战历史印记。总体而言，德国人对战争的感性认识和理性批判要比欧美其他国家的人深刻。“二战与德国的罪责”是许多德国人历史意识中一个重要主题，德国国内对与德国有关的战争问题上的所有争论，都无法回避这一历史主题。二战历史情节由此构成德国战后政治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对德国的对外关系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伊拉克危机期间的民意调查显示，德国民众持反对军事打击伊拉克的比例远远超过反对其他战争或联邦国防军的境外军事行动。
涉及的战争或军事行动的名称
反对
赞成
联邦国防军出兵马其顿(维和)
55%42%
科索沃战争 52%38%
联邦国防军出兵阿富汗(维和)
46%
约50%
德国参与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36%59%
伊拉克战争 70% -
德国参加伊拉克战争(在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
90%-
资料来源：Michael Ehrke:Der Irak-Krige in der deutschen 
ffentlichkeit,in
:http://www.de/brennpunkt
红绿联盟充分利用德国的政治文化特点和公众的反战情绪，将外交问题，即德国在对 伊动武问题上的立场作为竞选议题，以期获得大选胜利。施罗德为此遭到布什的指责， 美国一些政治家和舆论批评施罗德出于大选的目的在伊拉克问题上采取机会主义的立场 。但是，伊拉克危机以来的事实证明，美国的指责不能令人信服。即使从政治诚信的角 度出发，施罗德政府也不可能在大选后明显改变它对伊拉克战争的态度，更何况红绿联 盟还有国家利益、外交政策等方面的考虑。
在9.11事件发生后，施罗德代表德国宣布全力支持美国打击恐怖主义，并根据北约成员国义务积极参与反恐斗争。在向海外派遣军队问题上一向较为谨慎的德国，是北约国家中除英国外第一个宣布出兵阿富汗的国家。但是，施罗德同时强调，德国的反恐斗争绝不带有其他地缘政治目的，也不意味着德国就此承认遭受恐怖袭击最严重的国家是唯一定义什么是恐怖和如何对付恐怖的国家。(注：参见Claus Leggewie:Globalisierung versus Hegemonie,Zur Zukunft der transatlantischen Beziehungen,in:Internationale Politik und Gesellschaft,1/2003,S.99。)施罗德实际上已经在暗示 ，德国不赞成反恐扩大化。伊拉克危机发生后，德国政府优先考虑的是确定并打击基地 组织和其他组织发动的恐怖活动、重建阿富汗、保障中亚地区的安全，并将德国在那里 的地缘经济利益，例如石油资源置于相对次要的地位。(注：参见Claus Leggewie:Globalisierung versus Hegemonie,Zur Zukunft der transatlantischen Beziehungen,in:Internationale Politik und Gesellschaft,1/2003,S.101。)和不少 欧洲国家一样，德国不相信对萨达姆的军事打击有助于反恐斗争，相反它将削弱反恐联 盟，危害地区安全。德国在这一地区的战略、目标及手段都与美国的有重大区别。另一 个与外交与安全战略有关的问题是，自参与维和及打击恐怖主义以来，德国政府正面临 来自两个方面的压力，第一，维和及军事行动将带来的人员伤亡对德国社会造成的心理 冲击；第二，近5年来德国不得不持续增加的军费开支中包括与德国安全和防务并无直 接关系的海外维和费用。无论出于何种目的，联邦国防军在国外的人员伤亡和相关军费 的增加都或多或少与“文明国家”理念相违背，而国防支出的增加已经并将继续对德国 内政产生不利影响。(注：9.11事件后，法国将其国防预算增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3% ，英国增加到2.9%。德国目前的国防预算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甚至低于新成员加 入北约的门槛线。参见Jochen Thies:Was wird aus der NATO,in:Neue Gesellschaft, 4/2003,S.20。)不管是哪一个政党或政党联盟执政，德国政府在制定有关的全球安全战 略时都必须考虑这些因素。
德国政府对美国发动战争的理由始终表示怀疑，在美国改变出兵伊拉克的理由，提出 推翻萨达姆是为了在伊拉克实现民主化之后，德国继续坚持其反战立场。20世纪90年代 后期，美国为防止危机发源地对西方安全造成威胁提出了两种构想：第一，对影响国际 稳定并因此影响西方安全的爆炸性冲突实现遏制和隔离(法律制裁)；第二，采取所谓“ 前进式的防卫”，其出发点是，民主体制只有最终扩展到全世界(民主全球化)才能得到 维持。(注：参见Richard Herzinger:Siamesische Zwillinge,Amerika und Europa streiten sich heftig-und geh
ren doch untrennbar zusammen,in:INTERNATIONALE POLITIK,Juni 2003,Nr.6,S.6。)克林顿在1998年就提出了更迭伊拉克 政权，9.11事件后第二种构想在美国得到更广泛的支持，布什以实现民主化出兵伊拉克 在实践上完成了美国外交与安全政策上的一次重大突破。美国的军事单边主义与德国外 交政策的非军事战略形成明显反差。在全球民主化问题上，“文明国家”主张以和平的 手段和制度竞争的方式进行民主输出，反对以暴力手段实现民主化。因此，在伊拉克政 策上德国的底线只能是合法地解除萨达姆政权的武装。
伊拉克战争期间在美国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美国大多数民众认为法美之间出现紧张关系是“正常的”，而德美关系出现恶化是“例外”。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美国 政治家和舆论对德国“反美”的激烈程度更感到意外。伊拉克危机期间，从德国总统、 联邦议院议长、联邦总理到外交部长等，都不同程度地批评了美国的伊拉克政策，联邦 司法部长甚至为此被迫辞职，德美关系恶化到几乎要打一场外交战。德美关系的这一发 展一定程度上是由德国目前的政治因素决定的。在执政的社民党和绿党的领导人中，相 当一部分人属于68年一代，他们通常具有较强的反美背景和反战意识，在政治倾向方面 与美国右翼新保守主义形成较大的反差。2002年，反战立场激进的绿党曾竭力反对施罗 德主张德国出兵阿富汗，并一度导致联合政府出现严重危机。因此，无论在联邦议院大 选之前还是之后，在德国是否支持美国参加对伊战争的问题上，施罗德领导的红绿联盟 政府已不可能有别的选择。可以说，以伊拉克危机为背景的德国对美政策带有一定程度 的党派政治色彩。但是，德美关系中的德国党派政治因素不应被夸大。无论是德国公众 ，还是德国主要政党，都不认为反恐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之间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即使 是德国的最大反对党，在支持美国出兵伊拉克问题上也持相当谨慎的态度。德国的情况 符合德国学者关于“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正遭到大多数欧洲人的拒绝”的基本判断。( 注：参见Thomas Risse:Es gibt keine Alternative!USA und EU müssen ihre Beziehungen neu justieren,in:INTERNATIONALE POLITIK,Juni 2003,Nr.6,S.11。)
德国对美国的伊拉克政策的反应，特别是德国领导人的表达方式在美国政界引起震动。美国政界和舆论指责德国存在一种不断上升的反美情绪。美国对德国的做法感到失望和恼火涉及到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后冷战时期的德美关系是否能够继续保持冷战时期的那种友好关系，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德国是否应该继续与美国完全保持一致。冷战结束和两德统一使冷战时期德美之间的“监护关系”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德美之间出现地位关系的调整已不可避免。德国在20世纪90年代末明确提出了将德国与美国的关系由过去的“舒适的监护关系”转变为“成熟的伙伴关系”的要求，(注：参见Egon Bahr:Die“Normalisierung”der deutschen Auβenpolitk,Mündige Partnerschaft statt bequemer Vormundschaft,in:IN-PRESS,ST 3/1999,S.1—2。)它意味着双方的关系应该 由主从关系转向平等关系，就德国而言是实现其外交政策的“独立”。两德统一以来德 美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德国实现这种角色调整的努力，这是欧洲其他盟国与 美国关系中所没有的，至少性质不同。美国对德国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对美国坚持说“ 不”感到意外，这恰恰证明德国在致力于双方关系真正平等的道路上迈出了实质性的第 一步。当然，施罗德政府将为此承担风险和付出代价。
德国外交政策动向与德美关系走向
伊拉克危机在德国引起了对德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大讨论，除反对党外，政府的伊拉克政策遭到一些学者的批评，包括对德国外交政策出现转变的质疑。在外交政策及战略方面，德国外交政策的“德国道路”遭到较多的批评，主要涉及德国外交政策在对欧与对美政策之间出现了失衡，德国的立场开始由“大西洋的欧洲”向“欧洲的欧洲”转变。长期以来，在美国、法国、英国各为一极的“大西洋的欧洲”的政治平衡中，德国起了十分重要的保障作用，德国既是法国“欧洲的欧洲”思想的制衡力量，也是在欧美之间重大争执问题上法国和美国之间的调解人，(注：参见Hans-Peter Schwarz:Von Elefanten und Bibern,Die Gleichgewichtsstrung deutscher Auβenpolitik,in: INTERNATIONALE POLITIK,Mai 2003,Nr.5,S.23;Christian Hacke:Deutschland,Europa
und der Irakkonflikt,in: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B 24—25/2003，10.Juni 2003，S.10。)处于法国和英国的中间地位又使德国赢得了更大的外交空间。(注 ：参见Jochen Thies:Die neue Unsicherheit nach dem Irak-Krieg,in: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28.Juli 2003,B 31—32/2003，S.4。)由于在对伊拉克实行军事 打击问题上，德国和法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上与俄罗斯、中国联合遏制美国，德法关系进 一步密切，德国正在失去平衡欧美关系的重要作用。在外交手段方面德国的做法同样受 到批评。如果说美国和英国在伊拉克危机中采取了单边主义的做法的话，那么法国和德 国也同样如此，因为作为盟友的双方都放弃了及时地互通信息和相互协调的努力。(注 ：参见Thomas Risse:Es gibt keine Alternative!USA und EU müssen ihre Beziehungen neu justieren,in:INTERNATIONALE POLITIK,Juni 2003,Nr.6,S.15。)在 外交策略方面红绿联盟受到更激烈的批评。施罗德和菲舍尔没有像法国那样灵活变通， 而是过早地、过强硬地表明了德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双重否决”立场，这种做法虽然 显示了外交政策的“德国的道路”，但它所冒的风险是自断后路、陷于被动和孤立。在 联合国处理伊拉克危机问题上，施罗德采取了矛盾的做法。一方面施罗德强调联合国在 解决伊拉克危机方面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他从一开始就宣布，即使有联合国授权德国 也不参加对伊拉克的战争。施罗德的表态造成一种印象：在德国外交政策中联合国处于 无足轻重的地位。(注：参见Thomas Risse:Es gibt keine Alternative!USA und EU müssen ihre Beziehungen neu justieren,in:INTERNATIONALE POLITIK,Juni 2003,Nr.6,S.13。)
伊拉克战争结束至今，德美关系没有明显改善的迹象。美国鉴于目前在伊拉克的困境，正急于将伊拉克战后的稳定和重建的艰险任务分摊给更多的国家。德国目前是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同时又是重要的北约及欧盟成员国，美国自然希望有德国的参与。在这一背景下，德美关系紧张有所松动。最近，布什公开称赞德国在反恐斗争中所作出的积极贡献，尽管施罗德政府坚持不向伊拉克派兵。德国媒体认为，这是在双方都保全面子的情况下重新合作的一种努力：德国扩大其在阿富汗的维和任务，将它的维和范围扩展至首都喀布尔以外的地区；而美国则腾出更多的力量集中解决在伊拉克面临的问题，作为交换，美国不再要求德国向伊拉克派兵。
美国的示好并不说明德美关系有了实质性的改善，德美关系中的一些难题依旧存在。在涉及世界秩序的重大问题上，双方观点上的分歧甚至比伊拉克战争前扩大和加深了，例如如何看待使用军事力量作为一种政治手段、国际法、多边主义以及如何推进全球民主化问题等。在联合国德国继续表明它与美国的不同观点，在表决美国向利比里亚派遣联合国维和部队提案时，德国和法国一起投了弃权票。美国则有意从根本上阻止德国通过联合国发挥更大的影响。在2002年12月美国企图阻挠德国成为联合国伊拉克制裁委员会主席国之后，鉴于在伊拉克危机问题上德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表现，美国很可能不支持德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要求。(注：参见Christian Tomuschat:Der selbstverliebte Hegemon,Die USA und der Traum von der unipolaren Welt,in:INTERNATIONALE POLITIK,Mai 2003,Nr.5,S.46。)
毫无疑问，在欧美关系及德美关系的军事、外交和安全领域里，欧洲和德国继续处于明显的弱势和相对被动的地位。面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德国学者提出了欧洲国家可以作出的几种选择。第一，无条件地与美国保持一致，分享美国强权带来的利益；第二，欧洲增强自身的力量，必要时可以有效地抵制美国的行动；第三，欧洲推动建立一种建设性的世界秩序，使国际交往受全球通行的法律规范的约束，以此降低美国军事强权的作用和影响。(注：参见Alfred Pfaller:Was kann Europa tut,wenn Amerika tut,was es will?(Mrz 2003)in:Politikinfos,Friedrich-Ebert-Stiftung,Internationale
Politikanalyse,http://library.fes.de/fulltext/id/01480.htm。)
在上述三种选择中，每后一种比前一种更主动、更积极，但对欧洲提出的要求和它将付出的代价也更高。还有一种所谓“零选择”，那就是欧洲不确定自己的战略目标，而是根据具体情况作出追随或拒绝美国的选择。(注：参见Egon Bahr:Die“Normalisierung”der deutschen Auβenpolitk,Mündige Partnerschaft statt bequemer Vormundschaft,in:IN-PRESS,ST 3/1999,S.1—2。)欧洲各国对美国的伊拉克 政策的不同立场充分证明，尽管“老欧洲”和“新欧洲”的概念并不十分确切，但欧洲 在对美政策、欧洲安全等问题上的重大分歧，特别是这种分歧的集团化的倾向，例如英 国等8国联名公开支持美国的伊拉克政策和德法等4国联合倡议构筑欧洲统一的防务联盟 ，已给欧洲实现共同的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努力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从这一现实出发 ，欧洲国家各自的“零选择”更符合伊拉克战争后的欧美关系现状。
既不愿顺应美国的政策，又无法在外交政策上形成一种对美国的制衡力量，这种矛盾的现状自伊拉克危机以来再一次困扰欧洲。指望欧美关系，特别是德美关系的改善在近期内有所突破是不现实的，除非美国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出现重大转变。在外交与安全政策领域德美关系的未来发展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长远因素：欧洲共同的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发展进程，特别是欧盟的有关机构和机制的建设。目前这一进程更多的还只是停留在制定原则和规定的阶段，即使它能够实现，也将经历一个十分艰难和漫长过程；第二，现实因素：在跨大西洋同盟关系中现有机构北约的地位和作用。在目前情况下，北约是唯一可以协调德国和美国这两个成员国关系的机构，德美关系矛盾只有通过联盟内部的机构化程序才能得到解决。(注：参见Thomas Risse:Es gibt keine Alternative!USA und EU müssen ihre Beziehungen neu justieren,in:INTERNATIONALE POLITIK,Juni 2003,Nr.6,S.17—18。)因此，激活或者重新发挥北约 的协调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就此而言，通过北约来平衡“欧洲的欧洲”与“大西 洋的欧洲”，也许是德美关系走出危机的一个最可行的方案。当然，它是否能够实现， 还取决于双方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