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南方民族关系的新格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宋论文,新格局论文,时期论文,民族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福佬民系的形成
福佬（注：“福佬”是他称，是客家人对于闽南和潮汕人的一种带有贬义的称呼。）民系的分布范围以闽南地区的泉州、漳州、厦门及粤东地区的汕头、揭阳、潮州为核心，东北延伸至福建省的莆田市，西北延伸至福建省龙岩市的新罗、漳平二县区；西南延伸至广东省的汕尾市。这一境域相连的地域，是福佬民系的基本住地。福佬民系的酝酿，最初是在泉州和漳州两地分别进行的。
在泉州，福佬民系的酝酿可以追溯到六朝时期。泉州所在的晋江流域的开发，首先得益于六朝以来中原和江淮人民的南渡。
福建素有永嘉乱后八姓入闽的传说，甚至说晋江即因晋代很多北方人避难其地而得名。其说不尽准确，晋宋年间的北方流民南下，大抵集中在荆、扬、梁、益诸州，远徙入闽者很少，唐宋以来福建地方文献所载多有失实，但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结合近年来在福建各地发掘出的六朝以来墓葬文物，我们认为，六朝以来确有一些北方汉人陆续入闽，而汉人大批入闽则始于南朝侯景之乱，有陈文帝放奴为良的诏书为证。入闽汉人的主体不是衣冠士族，而是普通百姓，这从有关墓葬的简陋及族谱的追述可知。及至唐代，由于贞元年间朝廷在泉州设万安监牧（注：《旧唐书》卷149《柳冕传》。），因之又有一批北方汉人迁来充当马户。这件事对泉州的社会历史产生不小的影响，民间流传牧马王陈渊的故事即因此而起。据说随牧马王到金门开基的汉人有十二姓之多。（注：道光《金门志》载，从陈渊入居金门者十二姓：蔡、许、翁、李、张、黄、王、吕、刘、洪、林、萧；加上明代解智《孚济庙志》所云卫将军、钱舍人，共十四姓。）当然，这只是见诸史籍记载的北方汉人入闽的一次著名事件，更多汉人入闽并定居于泉州是陆陆续续、默默无闻的，在史籍上没有留下片言只语。
泉州的土著居民是越人，属百越系统。《太平寰宇记》卷100“福州风俗”引《开元录》云：“闽州，越地，即古东瓯，今建州亦其地。本夷种，有五姓，谓林、黄是其裔。《十道志》云：嗜欲、衣服别是一方。”文中的闽州包含后来的泉州。又《太平寰宇记》卷102“泉州风俗”条载：“白水（注：“白水郎”有的刻本作“泉郎”，盖为白、水二字竖排埃得太紧至讹。）郎，即此州之夷户，亦曰游艇子。”所谓夷种和夷户，都是属于百越系统的土著居民。
另一参加泉州民族融合的成分是大量来自域外的蕃客。由于泉州有优良的港口，海上交通素称发达，域外人士很早就来此进行文化交流。据说我国佛教翻译史上四大名僧之一天竺拘那罗陀，华名真谛，梁代泛大海来中国，即曾入住泉州，在南安县延福寺译经，在九日山中留下了翻经石遗迹。（注：《续高僧传》卷2“拘那罗陀传”，乾隆《泉州府志》卷16“坛庙寺观·延福寺”。翻经石遗迹现存南安九日山中。）还有许多商人、宗教徒、政府使者等也在唐代前来泉州贸易、传教、公干（注：明人何乔远《闽书·方域志》记载了唐武德间(618-626)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门徒“三贤”、“四贤”到泉州传教的传说。此说因无别的史料佐证，难以使人相信。但以唐代泉州的海交盛况，判断伊斯兰教于唐代传入泉州是可能的。），他们的名字虽然早已湮没于历史的烟尘中，但从唐代诗人包何、薛能咏泉州“市井十洲人”、“船到城添外国人”的诗句中（注：《全唐诗》卷208，包何《送泉州李使君之任》；卷559，薛能《送福建李大夫》。），我们不难想见当年来泉州的外国人之多。
“越人”、“夷种”是泉州土著，到唐代为止数量上占绝大多数。但北方汉人源源而来，域外僧侣、商人及其他人员也不断到访泉州，有的就此定居下来，因而形成泉州“市井十洲人”的局面。三种居民各有自己的文化，他们错居杂处，频繁接触、交流，渐渐酝酿着一种包含三种文化的因子而又有别于三种文化的新文化。
在漳州，北方汉人南迁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唐初陈元光在闽南粤东地区的“平蛮开漳”。陈元光家族来自北方，但最迟不晚于隋代已在闽南粤东之交定居下来，成为当地土豪，陈元光主要依靠家族武装参与平乱，遂成为一名有影响的岭南首领，奏置漳州并任漳州首任刺史，以后子孙世袭漳州刺史，直至德宗贞元年间。（注：此段所论，参见谢重光《陈元光与漳州早期开发史研究》，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
与陈元光对抗的少数民族，最早的文献记载称为“山夷”、“洛越”、“骆越”、“越人”（注：陈子昂《唐故循州司马申国公高君墓志并序》，见《陈伯玉文集》卷6，上海涵芬楼影印《四部丛刊》明刻本。），都属百越民族，六朝以来活跃在江南、闽越山区。但比较晚出的史志和民间谱牒资料，多称被陈元光平定的少数民族为“蛮獠”或“獠蛮”，有的还用“潮寇和土蛮”来概指作乱者。按“獠”一般指福建、岭南的山越，顾炎武所谓‘峒獠者，岭表溪峒之民，古称山越”（注：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第十八册“广东中”，见《四部丛刊》本。）是也。晚出文献所谓“潮寇”即可对应“獠”或“峒獠”，也就是前面说的百越民族的某些部族。而“蛮”可用作南方少数民族的泛称，但通常指荆楚之武陵蛮或长沙蛮，即所谓“土蛮”。隋唐以来，“武陵蛮”、“长沙蛮”受到外力的压迫，渐次南迁，越过五岭之后，有一支折而往东，进入粤东、闽南地区。（注：参见谢重光《武陵蛮迁入粤闽之史迹》，载《东南学术》2001年第3期。）据有关谱牒所载，与陈元光作战的土蛮首领有蓝奉高、苗自成、雷万兴等人，雷、蓝姓氏正与“武陵蛮”、“长沙蛮”的姓氏系统符合，可见确有南迁东进至闽粤之交的“武陵蛮”、“长沙蛮”参加了反抗以陈元光为代表的唐朝官方力量的斗争。
然则唐代以来参加漳州地区民族融合的主要有三部分人：一是以陈元光家族为代表的唐初入闽“平蛮”兵将，一是自古居住在闽粤的“峒獠”即属于百越系统的山越；还有就是来自荆楚的蛮寇，即南迁东进至闽南粤东的“武陵蛮”、“长沙蛮”。
在三部分人中，北方南迁汉人的力量在融合中居于主导地位。除了陈元光家族及其所部将士这一系统外，还有其后源源迁来的中原、江淮的汉人，其中最重要的是唐末王潮、王审知率领的淮西兵将及家属。
与陈元光、王潮、王审知为代表的朝廷官兵长期作战的“獠蛮”，后来一部分退缩到闽西南的深山中，成为畲族先民；也有一部分受到招抚，定居于闽南，与外来的汉人融合成为福佬民系。
融合的过程是长期而曲折的，里面免不了血与火的残酷冲突。章回小说《平闽十八洞》可说是这一融合过程的生动反映。《平闽十八洞》表面叙述的是宋嘉祐间杨文广平南闽王蓝风高之乱的故事，但据叶国庆先生考证，它实际上是演绎陈元光平闽南蛮獠的故事。（注：叶国庆：《平闽十八洞研究》，原载《厦门大学学报》第三卷第一期，1935年11月，后收入该氏论文集《笔耕集》，厦门大学出版社，1997年。）又据李亦园先生研究，十八洞大部分集中在闽南，各洞代表着闽南少数民族的不同种落，有着不同的图腾和风俗，经过与陈氏所代表的汉族军民的斗争和交流，最后大多融合到汉族中了。（注：李亦园：《章回小说〈平闽十八洞〉的民族学研究》，原刊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76期，1994年，第1-20页，后收入庄英章、潘英海合编的《台湾与福建社会文化研究论文集》。）
交流和融合的成果，逐渐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其面貌在唐代已初露端倪，突出的表现一是区域文化性格上的包容和对外开拓，二是闽南方言——即保留了闽音的基本特征，又掺入了不少南朝通语成分的新方言——初步形成。到了五代宋初，这种新文化发展臻于成熟。因为这期间漳、泉两州在福建内部形成小割据的局面，两州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加强，本来就有很多共同点的两州民间社会经过整合，在语言、习俗、经济形态、社会心理诸方面更趋一致，一个新的民系——福佬民系也就因而形成了。
对于这个新民系的形成，可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去观察。在政治上，留从效、陈洪进相继治理漳、泉期间，漳、泉两州合为一个清源军，注意振兴文教、培育和任用本土人才，标志着五代闽国时期闽南主流社会从南下的江淮势力向土著豪强势力的过渡，即当时闽南统治阶层本土化过程的完成。
在经济上，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陈洪进献漳、泉二州于朝廷，“凡为县十四、户十五万一千九百七十八、兵万八千七百二十七。”（注：《十国春秋》卷93《陈洪进传》。）比唐末《元和郡县志》（注：《元和郡县图志》卷29，贺次君点校本，中华书局，1983年。）所载县数增加了一倍，户口约增加了二倍。经济实力的增长，从贡赋的变化情况可以略窥一斑。按开元时泉州贡蜡烛，赋苎布、苎麻；漳州贡鲛鱼皮、甲香、蜡，元和贡鲛鱼皮。而在陈洪进主政清源军时期，曾一次向宋朝“入贡乳香万斤、象牙三千斤、龙脑香五斤。”（注：《宋史》卷483《世家六·漳泉留氏、陈氏》。）不但说明这两州社会经济实力的大增，还反映出海外贸易在漳、泉社会经济中已占了很大的比重，因为乳香、象牙、龙脑香等物，无疑来自对东南亚诸国的贸易。
在文化方面，漳、泉这八十多年的变化也是巨大的。首先是儒风的振起和对中原文化向心力的增强。如前所述，自王氏到留、陈，都注重振兴文教、延揽和培育人才，于是中原士人纷至沓来，本土人士进士、明经及第文采风流者亦层出不穷。史册所载如陈峤、黄滔、徐寅、翁承赞、陈应功、陈仁璧、刘昌言、徐熙、徐昌嗣等人，都是泉人，或擅文才、学术，或精于谋略，皆为一时英杰。（注：《十国春秋》卷93，以上各人列传及“论曰”。）这些人向往中原文化之灿烂辉煌，或与流寓闽南的中原人士时相唱和，或推动漳、泉放弃割据地位回归全国一统之局，促进了中原文化与闽南本土文化的融合。漳、泉在后世有“海滨邹鲁”之誉，奠基即在这八十余年。
其次是闽南方言进一步确立。宋太宗时，泉州南安人刘昌言以文才得到太宗重用，“时有言昌言闽语，恐奏对难会。太宗怒曰：‘我自会得。’”（注：《十国春秋》卷93《刘昌言传》。又宋·文莹《玉壶清话》卷5（据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载：“刘枢密昌言，泉人。……一旦圣眷忽解，谓左右曰：‘刘某奏对皆操南音，朕理会一句不得。’因遂乞郡，允之。”说法不同，但所反映的“南音”北人难懂的事实却是一样的。）这是关于闽方言的宝贵史料。刘昌言五代宋初南安人，他讲的闽语，当然是那时的闽南方言。这种方言中原人很难听懂，说明其中的闽越土语成分很多，在语音和词汇方面都与中原官话不同，其特点宋人笔记中多有记载，如刘攽《贡父诗话》略云：
“闽以高为歌，荆楚以南为难，荆为斤。”
又沈括《梦溪笔谈·杂志》略云：
“闽人谓大蝇为胡螓，亦螓之属。”
又陆游《老学庵笔记》卷6略云：
“四方之音有讹，则一韵尽讹。如闽人讹高字，则谓高为歌，谓劳为罗。”
上述语音材料只是泛指“闽人”，没有具体指明是福州人还是闽南人，但所列举的“高”读如“歌”，“劳”读如“罗”，称“大蝇”为“胡螓”等语言现象，都与现在闽南话的读音或词汇相合，与福州话则或合或不合，推测所述“闽”应主要指闽南，“闽人”主要指闽南人。
但这时闽南方言也不完全是闽越土音，它已融入很多中原音韵的因素。象王延彬“宅中声伎皆北人”，统治阶级的崇尚北人音乐歌舞，一定会影响到民间的文艺活动，进而会影响到地方语言的变化。具体的证据是五代时泉州有位禅宗法师著了一部《祖堂集》，据方言学家研究，里面用了当时的官话，也杂有大量本地口语。其中有些句型和用词从那时到现在一直没有发生变化。如：
师云：“谁人缚汝？”对曰：“无人缚。”师云：“既无人缚汝，即是解脱，何须更求解脱？”（卷二，41页）
师曰：“吃饭也未？”对曰：“吃饭了也。”（卷四，83页）吃饭了：吃过饭。
僧问：“五逆之子还爱父的也无？”（卷十，193页）五逆：大不孝。
师云：“看汝不是这个脚手。”（卷十，208页）脚手：角色。
师云：“忽遇道伴相借问，作摩生向伊道？”（卷十一，216页）相借问：动问。（注：李如龙：《福建方言》，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8-29页。书中《祖堂集》用柳田圣山主编“禅学丛书之四”本，日本中文出版社，1984年，所注卷数及页码皆据此书。）
把刘昌言的闽语，宋人笔记中的闽语材料与《祖堂集》中五代泉州官话的语言材料联系起来看，我们说闽南方言在五代时已经基本定型，应无大谬。
再次是特殊区域文化心理和风俗的形成。
关于此时漳、泉的特殊文化心理，起码可以指出两点，一是部分士人以文儒相尚。王审邽喜儒术，通《春秋》，礼贤下士，王延彬风流儒雅（注：《五国故事》云：王延彬“雅能为诗”，有诗曰：“也解为诗也为政，侬家何似谢宣城！”，见《十国春秋》卷94《王延彬传》引。），其后漳泉主政者多以兴学右文为务，所以中原士人多来依止，本土人才大批涌现，诗酒唱和，著书立说，蔚为风气，已如前述，无庸多赘。二是重商精神的养成。这从对外贸易的繁荣，巨量财富的积累（注：陈洪进“以每岁修贡朝廷，多厚敛于民，民赀百万以上者，令为协律、奉礼郎，蠲其丁役。”（《十国春秋》卷93《陈洪进传》），可见民赀百万以上者不在少数。），对海外奇珍异宝的追求，以及泉州市上五方辐辏形成“市井十洲人”的盛况，都可以体会得到，也不必多费笔墨。
关于此时漳、泉社会的特殊风俗，最突出的一点是重商意识和私有观念的增强。史载：陈洪进子“文显于诸弟不睦，咸平初，御史中丞李惟清抗疏曰：‘文显等并分符竹，委以方面，一门荣盛，当世罕俦。先人之坟土未干，私室之风规大坏，弟兄列讼，骨肉为仇，官奉私藏，同居异爨，屡经赦宥，而久积人言。……”（注：《宋史》卷483《世家六·漳泉留氏、陈氏》。）这里说的家族分裂，弟兄列讼，官奉私藏，同居异爨等情，实际上并不是陈氏一家独有，而是在重商风气弥漫，不少家族富裕起来的背景下普遍滋长的现象。所以李惟清说他弹劾陈文显旨在“以警浮俗”，皇帝诏书责备陈文显“颇伤名教”。在重商的社会里，私有意识增强，大家族分为小家庭，名教的藩篱被突破，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五代宋初漳、泉地区这种现象已成为“浮俗”，这正是该地区在风俗上大异于自然经济仍占绝对统治地位地区之处。
综合起来看，唐末五代宋初，漳、泉二州自成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域，有自己独特的经济状况，有独特的方言、独特的风俗和独特的社会文化心理，因而这个地区的人民已经自成为一个独特的人们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就是后世所说的福佬民系。
宋代闽南人口迅猛增长，开始向潮州大量移民，加上闽籍人士特别是闽南籍人士大量出仕潮州，使得儒家礼法制度及闽南语言风俗一并传播到潮州，因而使福佬民系扩展到潮汕地区。（注：周去非《岭外代答》卷3“五民”条记载，南宋初在钦州有一种从福建移来射地而耕的射耕人，“子孙尽闽音”。据今北部湾北岸滨海地区与雷州半岛有一批讲闽南方言的居民推断，此之谓“闽音”乃闽南音。然则两宋之际闽南方言已伴随着闽南移民向广西播衍，也就是说，当时福佬民系不但拓殖到了潮汕，还拓殖到了广西。）
二、客家民系的形成
客家民系的基本住地在赣闽粤边的广袤山区，大致涵盖今江西省赣州市；福建省龙岩市的大部分和三明市的一部分；广东省的梅州市、河源市全部及惠州市、韶关市的大部分，揭阳市、潮州市的一部分。客家民系也是由来自北方的移民与赣闽粤土著及武陵蛮迁入赣闽粤边的部分经过长期的接触和融合形成的，与福佬民系不同的是，作为客家先民之一的北方汉人南迁的时间略迟，其远源大体上只能追溯到唐中叶安史之乱，此后有两次移民高潮——即唐宋之际、两宋之际——对客家民系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巨大的影响，而唐末以来一次次波及赣闽粤边特别是汀、赣二州城乡每一个角落的各民族反抗斗争——如唐末有黄连峒蛮二万犯汀州之乱，宋绍兴间有陈三枪之乱，宋绍定间有晏头陀之乱等等，对于客家民系的形成起了促进和催生的作用。（注：参见谢重光《客家形成发展史纲》，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年。）
历史文献最早提到客家人这个新民系，应该是刘克庄《漳州谕畲》一文。其文略曰：
“自国家定鼎吴会，而闽号近里，漳尤闽之近里，民淳而事简，乐土也。然炎绍以来，常驻军于是，岂非以其壤接溪峒，茆苇极目，林菁深阻，省民、山越，往往错居，先朝思患预防之意远矣。凡溪峒种类不一：曰蛮、曰猺、曰黎、曰蜑，在漳者曰畲。西畲隶龙溪，犹是龙溪人也。南畲隶漳浦，其地西通潮、梅，北通汀、赣，奸人亡命之所窟穴。畲长技止于机毒矣，汀、赣贼入畲者，教以短兵接战，故南畲之祸尤烈。二畲皆刀耕火耘，崖栖谷汲，如猱升鼠伏，有国者以不治治之。”（注：《后村先生大全集》卷93，见四部备要本。）
文中提到了三种人：省民、溪峒种类、汀赣贼。溪峒种类是各种少数族类，省民是政府管辖的百姓，也就是编户齐民；“汀赣贼”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刘克庄写《漳州谕畲》这篇文章的时候，晏头陀、陈三枪掀起的轩然大波刚刚平息不久，有识者已经感受到这些起义引起的深远社会影响，所以他所说的“汀赣贼”，主要是指参加了上述起义的造反群众，但也可以说是泛指汀赣地区一切敢于斗争的百姓。这是因为，这些起义历时之久、规模之大，几乎把汀赣地区的百姓都卷进去了。“汀赣贼”分布在汀州和赣州，富有反抗精神，善于斗争，与畲民关系密切，在斗争中互相支援，这些情况都符合客家人的特征。所以我们判断这个词语所指应是客家的先驱，也就是最早的客家人。
这时汀赣二州的经济和文化面貌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生计方式、风俗习惯、语言和社会文化心理方面形成了更多共同点。如果以经典的民族理论加以对照，这时汀赣二州人民，除了与全国各地的汉人有着共同的文字、共同的中原正统观念、门第观念、封建礼教观念等主流思想意识之外，在经济生活、社会心理素质、语言等方面确实形成了区域内部比较一致，而与区域外部存在明显差异的情况，试加探讨如下。
（一）共同经济生活
客家先民自中原、江淮等地，移殖赣闽粤交界地区后，适应环境的巨变，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重建家园，既发挥中原、江淮带来的经济、文化优势，又努力学习久居此地的土著民的经验，逐渐形成了带有浓郁山区特色的新的经济生活面貌。其主要特点有：
1、经济支柱为带有山区特色的稻作农业，农耕为主，狩猎和山林经济为辅。
2、商业不发达，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色彩极浓。
3、妇女参加多项生产劳动和家务劳动，但地缺蚕桑，以绩苎、麻代替丝织和棉织。
4、山区矿产丰富，矿冶业成为农业的重要补充成分。
5、由于自然条件差，农民付出的劳动多而收入少，故人民生活普遍比较艰苦、贫困。
以上各点，在《宋史·食货志》、《宋史·地理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临汀志》的有关记载中都有所反映。此外，还曲折地反映在这一地区的宗教信仰之中。如赣州的土神石固、汀州的定光佛、伏虎禅师，粤东的三山国王，主要神性都是伏虎、除蛟、驱邪、却病、造陂、祈雨，无不折射着山区农民的现实愿望。最为奇妙的是，海神妈祖传到闽西山区，其神性也变了样，由原来的镇海安澜，济流拯溺一变而为保护国泰民安、功名顺遂、婚姻美满、家庭幸福、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等等，这些神性神功都是适应山区人民农耕生活的需要衍生出来的。（注：参见谢重光《闽西客家地区的妈祖信仰》，载《世界宗教研究》1994年第3期。）透过已被改造为山区保护神的妈祖的神性和功能，我们也能看到古代闽西人民所处环境的险恶，农耕生活的辛劳，靠天吃饭的无奈。
总之，至迟到南宋，赣闽粤交界地区的各片之间，特别是赣南、闽西二片区，已经形成了以稻作农耕为主，以包括矿冶在内的山林经济和苎、麻纺绩为辅的山区农业经济特点，这一地区的人民过着有别于相邻地区的共同经济生活。
（二）社会心理素质
某一地区人们的社会心理素质，集中反映在该地区的民风和士习两个方面。从这两个方面观察，唐宋时期赣南、闽西两个片区之间，民风和士习已呈现不少相似之处，而在每一片区内部，民风和士习的一致性程度更高。
先看民风。《临汀志》谓：“汀，山峻水急，习气劲毅而狷介”，“其小人则质直果毅，不以侈靡崇饰相高”，“服用无华”，“轻生尚武”。这些描述，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质朴、节俭、勇敢、偏急、重武。
类似的情况，也见于赣南。《古今图书集成·赣州府风俗考》引旧志所载，概括赣南的故俗是“悍劲伉健，犷讦好斗喜争”，“民间绝无四方奇玮之物。男子布袍，女子椎髻。冠婚仅取成礼，燕会止列数肴，即贵家大族亦无所芬华”。这些特点，也不外乎质朴、节俭、勇敢、偏急、重武的意思。
某个地区某个时期特殊民风的养成，与该地区该时期的内部外部环境和物质生活有莫大的关系。唐宋时期赣南、闽西的内部环境群山环绕，交通闭塞；外部族群关系复杂，相互竞争激烈，而物质生活条件又都艰苦穷困，所以这两个地区的民风很相似，都由于物质生活的艰苦穷困养成了艰苦朴素之俗；交通的闭塞、劳作的艰辛养成了坚毅而偏急之习；与相邻民系或种族的竞争，乃至不同村落、不同族姓之间的纷争，则造成了果敢好斗、轻生尚武之习。总之，类似的经济生活状况养成了赣南、闽西类似的民风。这也是不难理解的。
再看士习。《临汀志》把宋代汀州士习概括为“其君子则安分，义励廉隅，耻为浮侠”；康熙《宁化县志》和民国《长汀县志》俱引旧志对本县的士习作了论述。《宁化县志》云：“宁化旧志称人物富庶，性气刚愎，仕宦不谒公门，儒生耻于奔竞”；《长汀县志》云：“汀在万山中，踞闽（疑应为汀）江上游，波石廉悍，峰岭崎岖，士生其间，性多兀傲。”“由唐历宋，风声气习颇类中州。”总的说，汀州的读书人，有淳朴本分，重视气节的优点，又有兀傲、刚愎的缺点。
《古今图书集成·赣州府风俗考》对于赣州的士习也作了概括的叙述，略云：“隋唐疆圉日辟，声教浸远，人皆抗节笃志”；又云：“青衿之士，不窥市门，不干公府；见长者于学宫，逡巡诺趋唯谨，遭于道，肃揖拱立……质直退让之风何如哉！”这是专就优点立论，说的也无非是淳朴本分、重视气节的品质。
赣南、闽西民风、士习相近，但与周围相邻地区的风习却有较大差异。例如赣南北面的洪州，《豫章记》记其风俗云：“地方千里，水路四通，风土爽垲，山川特秀，奇异珍货，此焉自出。奥区神皋，处处有之，嘉蔬精稻，擅味于八方，金铁
簜，资给于四境。沃野垦辟，家给人足，蓄藏无缺，故穰岁则供商旅之求，饥年不告臧孙之籴。人食鱼稻，多尚黄老清净之教，重于隐遁。盖洪崖先生、徐孺子之遗风。”（注：《太平寰宇记》卷106“洪州”引。）由于自然条件较优越，生活较富足，所以表现出一种满足现状、不求进取的社会风尚或社会心理素质。
又如福州，《淳熙三山志》记其风俗曰：“民生其间，性纾缓而能强力，善治可以久安……其君子外鲁而内文，而小民谨事畏法。”（注：《淳熙三山志》卷39。）福州南面的仙游县，宋时风俗则是“生其间者，人性敦朴，嗜好简静。始也，士未知有科举之利，民未识有纷华之悦，承平日久，始多儒雅。多世家宦族，而习俗渐趋于文。然儒者力于修饰，而不苟进取；仕者乐于清贫，而不急富贵……隶民伍者，耕农多而商贾少。婚姻不愆于礼，丧葬不俭其亲。有无缓急相通融，岁时往来相问劳，犹有古之遗风焉。”“勤俭以署门户者，能安于淡泊，而不尚侈靡以相夸；争竞以泄私忿者，能亟于惩艾，而不事嚣讼以求胜。知理循分而寡欲易足，安土乐业而用志不逾，此风俗之大略也。”（注：宝祐《仙溪志》卷1“风俗”。）总的说，福州和莆仙之人，性情比较平和舒缓，士习儒雅尚文、民风谨慎畏法，好修饰，重礼仪。
只要略加比较，便可清楚地看到，赣南、闽西人好勇敢争，不同于洪州人的知足尚武；质直淳朴，不同于福州和莆仙人的儒雅尚文，缘饰重礼。细比较下去，还有诸多不同。因此，我们说宋代赣南、闽西人已经共同形成一种有异于相邻地区人民的独特的社会风尚、独特的社会心理素质，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赣南、闽西独特社会心理素质的形成，除了特殊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的影响外，北方汉人带来的中原文化起了关键的作用。地方志所谓“疆圉日辟，声教
远”，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中原文化向赣南、闽西的传播，主要是通过中原和江淮人民南迁而实现的。而中原、江淮人民迁入赣南、闽西，不是单纯地传播中原文化，而是把自己在迁徙途中克服磨难所锻炼出来的吃苦耐劳、百折不挠精神加进原有文化传统中，又通过与原先住居其地的“溪峒种类”共同生活、共同斗争，吸收了土著文化的养分，从而形成一种融摄多种文化精华的新文化。所谓义励廉隅、抗志励节、朴实无华，而又悍劲伉健、坚韧不拔、勇于反抗、敢于斗争的社会风尚，即一种新的社会文化心理，就是这种新文化的重要内涵。
（三）共同语言
据语言学者研究，西晋末年“永嘉南奔”之后，南渡汉人把中原官话带到长江中下游，在原来通行吴楚方言的广大区域里形成一个新的北方方言区，叫做江淮官话或下江官话。自此而后，直至唐、宋两代，汉语官话仍以江淮官话为标准音。明至晚清，江淮官话也是汉语正音的方言基础，南京音则作为正音标准。（注：见张卫东《客家变化》，新华出版社，1991年。）客家先民从中原和江淮南迁，进入比较封闭、与中原和江淮隔绝的赣闽粤山区，时间久了，其语言发展就会与中原、江淮的语言发展出现不同的特点，而慢慢形成有自己特点的方言。考察赣闽粤边区的方言何时开始脱离中原和江淮的汉语祖语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是考察这种方言何时开始形成的主要依据。根据语言学家的研究。客家话的语音特点多和唐宋之交的语音格局相符。其中既有保留唐以前中原、江淮汉语音韵现象的情况，也有与唐末以后中原、江淮汉语音变相吻合的情况，还有不同于中原、江淮汉语的音变发生。这就表明，客家话正是从唐末五代开始独自发展，逐渐形成方言的。
从词汇方面来看，客家方言中保持了一些唐以前使用的词汇，但词义和用法比起原来已有所改变，另外客家方言还有一大批词汇在说法上与中原汉语乃至与其他汉语方言不同，这些词汇材料表明，客家在继承中原汉语的同时，对中原汉语也有所改造，还有完全新创的成分。这也表明唐宋之际客家话已开始独自发展，处于逐渐形成方言的过程中。通常一种语言从它脱离祖语而独立演变开始，到正式形成一种与祖语有一定差别的方言，要有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语言学者推测，这个过程到南宋才正式完成，也就是说，客家方言是到南宋时才正式形成的。（注：参见罗美珍《从语言视角看客家民系的形成及其文化风貌》，载闽西客家学会所编《客家纵横》，1992年，福建龙岩。）
语言学者的这种推测，与我们得出的客家先民南迁入赣南、闽西的高潮到南宋初才完成这一点正相吻合，另外，文献中留下的若干涉及风俗和语言的资料，也能有力支持上述结论。
宋人陈一新《跋赡学田记》曰：“闽有八郡，汀邻五岭。然风声气习颇类中州。”（注：《舆地纪胜》卷131引。）而刘克庄一首咏漳州风物的诗则曰：“庵远人稀行未休，风烟绝不类中州。何须更问明朝路，才出南门极目愁。”（注：《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5。）这两则记载，都出自宋人，都就风俗语言立论，一说汀州颇类中州，一说漳州绝不类中州，可见在当时人眼中，汀、漳两州虽然境土相连，方言和文化面貌却迥然不同。固然，宋人不可能有民系的概念，但是我们今天重新审视当时人的记载，当可察见这两州的住民，语言和风俗皆不相同，应是两个不同的民系。
当时还有一首题为《过汀州》的诗曰：“荒山无寸木，古道少人行。地势西连广，方音北异闽。闾阎参卒伍，城垒半荆榛。万里瞻天远，常嗟梗化民。”（注：《永乐大典》卷7895“题咏”引《漫游集》。）诗中描述了汀州的自然地理和人民的文化心理特点。“地势西连广”，说的是汀州在自然地理上与其西边的粤东连为一体；“闾阎参卒伍，城垒半荆榛。万里瞻天远，常嗟梗化民”，说的是这里的特殊民风或特殊社会心理素质，即人民富有反抗精神，不断爆发反抗斗争，官府为了镇压而大量驻军。“方音北异闽”，是说汀州方言与福建其他各个州军的语言都不同。
把此诗与陈一新、刘克庄的记载比观，我们对于南宋时汀州在语言、风俗和社会文化心理上迥异于福建其他州郡，而接近中原的独特文化面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汀州的方言有异于福建其他州军，却与粤东之西北部地区的语言相近。《永乐大典》卷5343“风俗形胜”引《图经志》曰：
“潮之分域隶于广，实古闽越地。其言语嗜欲与闽之下四州颇类，广、惠、梅、循操土音以与语，则大半不能译。惟惠之海丰于潮为近，语音不殊。至潮梅之间，其声习俗又与梅阳之人等。”
按潮州旧志以《图经》为名者有多部，成书年代有的在宋，有的在元，但上引《图经》二级政区称州不称路，又提到“闽之下四州”和广东的“广、惠、梅、循”诸州，都是宋代政区地理的情况，而与元代情况不同，更与明代梅州、循州已分别废入潮州和惠州的情况不同，可断定所引是宋《图经》，其所述为南宋粤东风俗。据此，则宋代潮州、梅州已各有“土音”即方言，彼此不能相通，而界于潮梅之间的居民所操的方音则与梅州方音相同。宋代的潮梅之间约当如今的丰顺、大埔等县地，都是操客话的地区。可见当时不但形成了潮州和梅州两个方言区，而且其地域分布也与今日之状况大体相似。
宋代赣南的方言状况，迄今未见有当时的文献记载，但明人王世懋《闽部疏》曰：“建、邵之间，人带豫章音；长汀以南，杂虔、岭之声；自福至泉，鴃舌弥甚。”有的语言学者认为，“这里王世懋将福建方言大略分成三部分，建、邵之间是边际话，移民从江西来，故带豫章音；福州至泉州是闽方言区，对于说吴语的太仓人王氏来说有如鸟语，故称鴃舌弥甚；至于汀州一带则和赣南、梅州方言一致，故云其杂虔、岭之声。则明朝时客方言的分布已很明确。”（注：周振鹤：《客家源流异说》，载《学术月刊》1999年第2期。）其实，汀州一带方言和赣南方言一致的情况，应该始于宋代，因为“汀赣贼人”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群体，其活动常常跨越政区的界限，把赣南、汀州作为统一的舞台，那么他们的语言应是相通的，“汀贼”与“赣贼”一定没有语言上的障碍，因而估计当时赣南的语言与汀州语言属于同一种类型。
根据最近一项语言学研究成果，现代方言区划与历史政区地理有密切的关系，“在那些辖境长期稳定的州（府）中……州（府）内方言的一致性就表现得异常突出。”“现代汉语方言区和次方言区的界线，有一大部分是跟南宋时代的一级（路）或二级政区（州）的界线是相重合的。这是因为宋代政区划界时已考虑到人文地理的因素，而方言地理是人文的主要内容之一；又因为现代南方方言的地理分布的格局至南宋时已基本形成，后世改变很少。”（注：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我们认为，这一研究结论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例如汀州在唐代曾经管辖过龙岩和沙县，但龙岩县于大历十二年划归漳州，沙县于南唐保大四年割属剑州，原因之一就是龙岩县讲的是闽南方言，沙县讲的是闽中方言。自宋代至晚清，汀州的辖境基本不变，尽管辖区内县级建置不断增加，但辖境并未扩大，辖境内的八个县都是讲客家话的。赣南的情况也是如此，虽然由原来一个虔州扩为虔州与南安军二个二级政区，但析置后虔州与南安军合起来也就是原来虔州的范围。它们如今又合为一个赣州地区，恰好与赣南讲客家话的界线重合。
综合起来看，自唐末五代开始迁入赣闽粤边区的外来移民，在比较封闭的环境下，经过三四百年的生殖发展及与土著和武陵蛮的交流融合，至南宋时期确已形成特殊方音、特殊风俗、特殊人文面貌，标志着一个新的民系已经在这一区域最终形成。
当然，我们说客家民系在南宋时已经形成，这并不意味着南宋时赣闽粤交界区域的赣南、闽西、粤东三片区都已完全成了客家住域，或者说这三片区在酝酿、形成客家民系过程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三个片区对于客家民系的贡献因时而异。粤东片现在是客家人最多、分布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片区，但粤东客家人大多数是宋元之际才从闽、赣迁去的，南宋一代，粤东客家人还很稀少，还未完全成为客家住区，当然谈不上充当形成客家的中心地域，所以客家民系形成时期的中心地域，应是赣南和闽西。
三、结语
唐代以前，我国东南区域（以赣闽粤为中心）的主要居民是是属于百越系统的土著种族，中央政权的统治虽已涵盖了这一区域，但对这一区域的开发还很不够，北方汉人移居这一区域的数量不多，分布比较零散，华夏文化（或称汉文化）在这里的影响也很薄弱。唐代开始，中央政权加强了对东南区域的经营，几次重大的开拓行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加之经济、文化发展重心向东向南移动，中原、江淮的人口大量移民赣闽粤，极大地推动了这一区域的民族融合，华夏文化也就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向这一区域传播，这就为五代时期几个地方割据政权在东南区域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反过来，这些地方割据政权致力于辖区内的经济、文化建设，又进一步促进了华夏文化在这里生根发芽，结出硕果。这一趋势在宋代两百多年保持不衰，终于使广府、福佬、客家等汉族南方诸民系酝酿成熟，次第形成，畲族等南方少数民族也以独立的成熟的民族形态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注：关于畲族的形成，参见谢重光《畲族与客家福佬关系史略》，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这样，前此东南区域“蛮夷四布”的民族关系格局得到彻底改变，汉族的主导地位完全确立，而蛮汉之间相当隔膜对立的局面也得以根本扭转，蛮汉关系掀开了互助合作的新篇章，其中又以畲族与客家的互助合作最为广泛而有深度。在唐末、宋代的一系列多民族起义和宋元之际的畲、客联合抗元斗争中，畲族和客家人民彼此呼应、互相支援、密切合作的事例屡见不鲜，非常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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