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太平洋战争期中的中印关系——以蒋介石访问印度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太平洋战争论文,印度论文,期中论文,蒋介石论文,中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1年12月8日(美国时间7日)，日军突袭珍珠港，并宣布对美英两国开战。次日，美英两国对日本，德意两国对美国正式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范围遂扩大了起来。直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继德意两国崩溃之后，宣布接受美、英、中三国的波茨坦(Patsdam)声明，表示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方告结束。
中国的抗日战争始于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至太平洋战争开战，中国人民反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已经继续了4年半。尽管如此，中日双方并未正式宣战。但是，1941年12月9日，重庆国民政府继美、英之后，正式对日本宣战，同时也对德意两国宣战，于是中国的抗日战争便成为太平洋战争的一环，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为一体。
对日宣战的次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自重庆致电美国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总统：中国愿贡献所有的能力与一切，与美国携手合作共同对抗侵略者。同时，在重庆召集美英诸国驻华大使及武官，共同商讨美国所提出的美、英、苏、中、荷5国联合对敌作战的计划，并立即令驻美代表宋子文向美政府建议：1.由中、美、英、荷4国速采取共同作战行动；2.由美国派员至重庆指挥一切；3.4国尽速成立军事同盟协定，并不许单独对敌媾和；4.欢迎苏联早日参加同盟。
12日，苏联元帅斯大林(Joseph Stalin)自莫斯科致电蒋介石说：苏联正负担抗德主要任务，不能立即对日宣战，但将来必参加对日作战。
美政府讨论了蒋介石的4条建议后，罗斯福总统于12月16日致电蒋介石，希望立即在重庆召开各国联合军事会议，共同商讨有效的军事行动，在东亚战区，击溃日军并驱除德、意势力。
为完成这一军事行动，美政府军事代表勃兰德(George H.Brett)，英军事代表卫菲尔(Archibald P.Wavell)于12月21日同时飞抵重庆，23日与蒋介石夫妇、国民政府重要将领何应钦、徐永昌、商震等进行会谈。
会谈的主题是，如何制止日军侵犯缅甸，以保卫印度的安全。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是当时英领殖民地，英国必须保卫。就中国来说，缅甸仰光至中国云南省昆明的滇缅公路，是当时海外运送军用物资至中国的唯一道路，如被日军占据，切断交通路线，中国的抗战将会受到致命的打击。因此，中英两国有共同保卫缅甸的必要。当时中国为顺应英代表卫菲尔的要求，拟派8万军队入缅甸，协助英军对日作战。与此同时，美代表勃兰德表示美方将派战斗机一大队，轰炸机一大队驻留缅甸，掩护中英联军。此外，如战区的划定，作战计划以及联合军总指挥部的设立等问题，乃期待美国华盛顿政府及早决定。故会谈后的第二天(24日)，蒋介石致电美罗斯福总统建议在华盛顿创立中、美、英等国军事联合总机构，制定作战总计划，一致对抗日、德、意轴心国的侵略，争取最后胜利。恰巧这时，英首相邱吉尔(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在美国与罗斯福会商欧亚战略。罗斯福将蒋的提案与邱吉尔检讨后，乃于12月31日回复蒋介石：1.美、英、中三国组织联合计划作战参谋部；2.在中国成立联合国中国战区，包括越南及泰国在内，并请蒋担任该区最高统帅；3.在南太平洋成立南太平洋战区，由美、英、荷、澳共同防守，任英军将领卫菲尔为该区联军总司令。以上各战区及参谋部应互相联系，密切合作，以毁灭敌人。
次日，1942年1月1日，中、美、英、苏、荷等26国在华盛顿签订共同宣言，声明一致对抗德、意、日轴心国，决不单独与敌媾和。与此同时，蒋介石回复罗斯福，表示接受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职，并请罗斯福选派一名美国将领为中国战区联军参谋长。结果，美国决定史迪威(Joseph W.Stllwell)将军为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兼中国战区参谋长并监督美国租借给中国的一切物资。
当时，由于中国军队已派往缅甸协助英军作战，而且，缅甸的保卫战与印度的防卫密切相关。因此，作为中国战区联军统帅的蒋介石，为筹划中、英、美联军的作战，决定访印。
一、蒋介石访印的背景
1942年2月4日，蒋介石偕夫人及随员王宠惠、张道藩、董显光等十余人，在驻华英使卡尔(Sir Archibald clark Kerr)的陪同下，由重庆飞抵印度，途经缅甸的腊戍(Lashio)，次日到达印度的加尔各答(Calcuta)。
赴印之前，1月28日，英使卡尔在重庆向蒋转达了英国政府对蒋一行的欢迎。①同时也转达了印度总督林里资哥(Lord Linlithgow)和缅甸总督史密斯(Dormon Smith)的欢迎之情。特别是印度总督，希望蒋介石能在访印结束后，向全印度人民发表谈话，以“促进印度对于共同抗敌之全面合作”，利于英国的作战。蒋介石原本计划访问甘地(M.K.Gandhi)、尼赫鲁(J.Nehtu)，对此，印度总督表示“殊为困难，除非由甘、尼前往德里候晤，似属最妥办法”。②
从卡尔大使所说的这些意见来看：1.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印度内部对印英两国“共国抗敌”的战争意见并不一致，态度消极；2.蒋介石拟至甘地、尼赫鲁的居地去访问，抬高了印度人的地位，无法得到英国人的支持。但在蒋介石看来，印、英同为对日本作战的国家，都是中国的盟友，并无差别或上下之分。
我们都知道，当时的印度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英印之间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印度为争取自由与民主，进行了长期的反英斗争。1939年9月3日，英国对德宣战，把印度拖入战争，更加重了印度在物资与人力上的负担，使人民的生活更为贫苦，故印度国民大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领袖尼赫鲁于这年9月14日说：英国政府不承认自由与民主，甚至于会出卖这些思想。印度不能与这种政府结合在一起，也不能提供一切资源给这种否认自由民主的政府。③又说：只有自由的印度才可参加反对威胁自由与民主的战争。一个被帝国主义套上镣铐的印度，去参加攻打另一个烙了印的帝国主义与军国主义，是很不合情理的。④
尼赫鲁的这种主张，无非是要求英国政府应该首先给予印度自由与民主，承认印度人民临时国民政府的成立，以此作为印度人民协助英国对敌作战的条件。但是，尼赫鲁的主张遭到了英国的拒绝。理由是：1.印度不能与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相比，因为这些地方都是白种人移民而形成的殖民地国家，印度则不然；2.居住在印度的各民族，多是劣等人种，各自信奉着原始的宗教，保持着封建的身份制度，是一复杂的多民族国家；3.3.5亿的印度人口中，受西洋文化影响的人很少，大多数是文盲和无知的愚民，要他们自己来管理自己的政治是很困难的；4.除了依附公平无私的白种人统治者英国政府之外别无他法。所以说英印之间的问题解决，不在印度而在伦敦。⑤
至1940年10月，印度国民大会在甘地的反战不合作的指挥下，发动了全国范围的大众反战运动，影响很大。印度的总督府根据英国的国防法下令镇压，逮捕参加反战运动的群众，人数竟达14000人之多。其中，有国大党的最高首领甘地、尼赫鲁等人。这次反战运动直至1941年5月才终止。与此同时，总督府于这年10月，扩大总督行政会议，容许亲英的5名印度人参加。为了缓和印英间的意见对立，又创立国防咨询会机构，由印度人主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捕的国民大会首领甘地、尼赫鲁等人虽然获释，但印英之间的对立，仍然如旧。⑥
1941年12月，英国首相邱吉尔在华盛顿开会。当时罗斯福总统看到日军侵占中国的香港后，又攻击缅甸，使新加坡和印度东部陷入险境，认为英国若无印度人民的协助，将会陷入孤立无援，不利于美英中诸国的联军作战。所以于圣诞节晚会时，当面劝告邱吉尔首相，希望英国政府尽快授予印度自治权，以促进印英的合作。但是邱吉尔对罗斯福的劝言大不以为然，表示反对。⑦
甘地非暴力不合作的反英运动思想带给印度国民大会极大影响，在这之后国民大会按照这一思想对英国进行斗争，以期印度能获得自由平等与独立。
日军于1942年2月15日攻陷新加坡，守卫的英军约7万人全军投降。次日，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在国会上宣称：“拥有数千年光辉文化传统的印度，至今仍在英国暴戾的统治之下，现在应该乘机脱离其压迫，参加大东亚共荣圈建设，帝国政府期待印度恢复印度人的印度，我们当不惜一切，援助他们的爱国运动。”⑧
在东条的呼吁下，1915年11月，从事印度独立运动失败后亡命日本的印度人R.B.包斯(Rash Behari Bose)⑨开始在东南亚各地号召印度的独立运动志士，协助日军侵犯新加坡、缅甸，打击英军。与此同时，印度国民大会左派首领S.C.包斯(Subhas Chandra Bose)于1941年由印度亡命德国和苏联。1943年5月他乘日本潜水舰抵东京。于是S.C.包斯与R.B.包斯携手合作，建立自由印度临时政府，组织印度国民军(India National Army)，宣布对英美两国开战，协助日军在缅甸及印度边境活动，以期解放印度。⑩
当时罗斯福总统深知缅甸战局的危险性，期待英国放弃统治印度的殖民政策，及早给予印度自治权。蒋介石与罗斯福的这种意见完全一致，而且，蒋已担任中国战区联合国最高统帅，派遣中国远征军，即甘丽初及杜聿明两军入缅，协助英军对日军作战。由于对缅甸，印度防卫的实际情况不熟悉，有必要提前去两地视察。所以从军事上而言，蒋的访印，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二、尼赫鲁访华
抗日战争中，在促进中印间的友好关系方面，宋庆龄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1938年6月14日，宋庆龄在香港邀请世界著名人士共同发起“保卫中国同盟”(The China Deffence League)。被邀请的外国人有印度的尼赫鲁，中国人有冯玉祥、孙科等。宋庆龄自任同盟主席，并发表《保卫中国同盟成立宣言》，呼吁全世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热爱和平民主的友人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捐助医药和物资救济中国的困难。(11)
在宋庆龄的呼吁下，尼赫鲁派遣医疗队(由Dr.M.Atal率领)来华，救助当时医药最缺乏的华北八路军抗战负伤战士。1939年5月24日，毛泽东由陕西延安以英文致信尼赫鲁，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很愿意告诉你，印度的医疗队已在此进行工作，受到所有八路军全体战士们的热烈欢迎”，“我们乘此机会向伟大的印度人民及印度国民大会所援助的医药和物资表示感谢，并希望国民大会及印度人民继续协助支援下去共同将日本帝国主义者驱逐出去。”(12)
尼赫鲁接到毛泽东的来信后，于7月11日回信，一方面表达了印度国民大会对八路军事业的关注，另一方面也表示印度目前全力以赴为自己的自由而战，无暇分身。(13)
尼赫鲁积极支持中国抗战，实际上是由于他结识了宋庆龄，了解了中国的实情。他期待访问中国，因此于1939年8月23日，应宋庆龄的妹妹，也就是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的邀请由印度加尔各答飞抵重庆，并于26日在蒋公馆举行了友好联合会。(14)
尼赫鲁在重庆时，于8月28日与蒋介石就中印两国的友情合作与印度的独立问题交换了意见。在此之前，即8月27日，毛泽东由延安致电给他，欢迎他到延安去访问，并感谢印度国民大会所派遣的援华医疗队对八路军的援助。(15)
尼赫鲁原本是打算访问延安的，这一点他在致毛泽东的信中也已提到，但9月3日英法两国突然对德宣战使尼赫鲁不得不马上回国处理政务，所以临时决定中止了对延安的访问。(16)
9月14日尼赫鲁出席国民大会，议定印度的参战问题，他宣称：印度人民决不能在自身的自由被剥夺的情况下，带着镣铐去参加所谓为民主自由而进行的战争。要求英国先给印度自由与民主，然后才可协助英国对敌作战。(17)尼赫鲁这种力求印度自治与独立的愿望，不但受到了延安毛泽东的全面支持，也得到了重庆蒋介石的同情。因此，中印两国的友情在尼赫鲁访华后，日益加深。
尼赫鲁由重庆回国后的9月15日，宋庆龄由香港寄信给他一方面对未能在重庆会面表示歉意，一方面为增进中印两国的友好关系建议在印度设立《保卫中国同盟印度支部》(A branch of the China Defence League in India)。(18)
虽然尼赫鲁在重庆没有见到宋庆龄，但却受到她的妹妹宋美龄的亲切款待，二人谈得非常投机。自此以后，二人的交往未间断，往复信件“总有几十封之多，他们无话不谈，即谈国家和世界大事，也谈个人感受”。(19)1940年9月10日宋美龄由重庆致函给尼赫鲁表示：她和她的丈夫蒋介石都一直在关怀着印度的发展，期待英国能以更大的宽容政策对待印度的国民大会。(20)
宋氏姊妹与尼赫鲁之间的深厚友情，加深了尼赫鲁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同情与支持。这或许是蒋介石决定访印的根本原因。如前所述，蒋介石是以中国战区联军统帅的身份，为视察印缅的防卫情况而访印。当时英国的印度总督林里资哥已知印度国民大会的领导人尼赫鲁与宋氏姊妹，特别是蒋夫人宋美龄的交往关系(21)，因此欲借蒋访印的机会，调解英印之间的矛盾，并希望蒋于访印后，能向印度人民发表一公开谈话，以促进印度人民协助英国抗敌，共同保卫印缅的安全。
三、访问印度
1942年2月4日，蒋介石一行在缅甸腊戍停留了一天，与缅甸英总督及英军总司令磋商如何防卫缅甸后，于2月5日由腊戍飞抵印度的加尔各答，受到孟加拉(Bengal)省英人省长的接待，住宿在省府行署。当晚，蒋介石查阅印度地志，预定各地视察的行程。
当时，尼赫鲁不在加尔各答，不能立即晤面。次日傍晚，获得尼赫鲁现居家中的消息后，蒋介石嘱夫人美龄致信尼赫鲁，约定会晤日期。
5日至7日三天，蒋介石在加尔各答各处视察，认为“其工厂之工人与军队之兵士皆为印人，而英人与印人之待遇与生活相差如此其甚，时代至此，而英人尚不自知积极改革。而且，倭寇已占摩尔门，仰光、新加坡形势危在旦夕。加尔各答只与之一水之隔，乃竟不觉其危，毫无战时状态与积极防备。英人之沉着乎？抑不敏乎？吾实无以名之矣”！(22)这是他访问印度的最初感触。
当时英人视印度人为贱民，不以平等自由对待。英人入主印度，俨然以大英帝国的态度严厉地统治着印度，把印度人当做奴，毫不承认他们的社会地位，可以随时随地逮捕、监禁、处刑。印度人在英人的管制下过着非人的牛马似的生活。曾遭逮捕监禁的尼赫鲁，在他1934年6月至1935年2月期间在监狱里写的自传中有这样的记述：“我的心充满了焦急，我在这隔离监中，比我以前在狱中，也许受苦更多。对于种种事件，我心中充满了愤怒，但当我坐在这里，深深地省察，我不觉得对英国或英人发怒。我憎恶英帝国主义，我愤其欺骗印度；我憎恶资本主义制度；我尤其憎恶并愤怒印度被英国统制阶级剥削的情形。”“我们所反对的，我们对之不能甘心妥协的是那统治，而非英国人民。让我们尽可能跟英国和其他外国人民，发生最密切的接触。我们需要新鲜空气，新鲜而有益的思想，康健的合作；我们因年龄而长得太老朽了。但如果英人以老虎的角色而进来，他们就不能希望友谊与合作。”“印度自由和英帝国主义，是两种不相容的东西；即不是戒严令，也不是全世界所有的糖衣，以使他们相容，或把他们团结起来。只有把英帝国主义逐出印度，才能创出允许英印真正合作的条件。”(23)
尼赫鲁的这段自述，可以证实当时印英之间尖锐的对立与矛盾在于英人对印度人民的非人待遇。
1939年8月尼赫鲁到中国访问之前，与当时在延安的毛泽东之间已有书信往来。至重庆后又与蒋介石进行了交谈，这说明他对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国抗日战争，是同情和支持的。当时蒋介石对他的印象是：“其见解与学问非凡也”(24)，评价很高。可惜恰巧那时因英国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急于回国，未能应毛泽东之邀访问延安。而且在重庆时，中共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代表周恩来因坠马右肘受重伤赴苏联医疗不在重庆，也未能相见晤谈。否则，他对进行抗日战争的中国，将会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蒋介石在与尼赫鲁晤面之前，于2月7日在加尔各答与印度孟加拉省的英人省长就如何防卫加尔各答的问题，交换了意见。省长认为蒋的这次来访，将会促进英印之间的合作，对保卫印度是会起相当影响的。
2月9日，蒋介石一行由加尔各答抵印度首都新德里(New Delhi)。总督林立资哥等出迎，宣称：“我与我的同僚可以断言印度与中国一心，为了争取我们的共同目标，一同努力、平分负担，使中国、印度以及整个英帝国和一切盟邦，迎接最后胜利的早日到来。”(25)蒋答称：“当魏(卫)菲尔将军去重庆时，余曾告彼在联合抵抗侵略战争中，可充分信任中国军队之合作与援助，余为此种诺言，曾尽其最善之努力，诚以此种合作，乃同盟国间彼此应尽之义务也。”(26)于是印度英军总司令便将印度英军组织概况，边防部队分配情形、印度兵源分配情形，以及印度国内保安部队等，均一一以书面呈报出来，以供中英联军统帅蒋介石参考。
2月9日晚，蒋收到尼赫鲁的回信，约定次日(10日)在新德里相见会谈。蒋还决定通过尼赫鲁的介绍，往甘地的故居去拜访，以调解印英之间的对立。但是，此事为英方所知，2月10日清晨，英使卡尔匆匆赶至蒋处，转告印度总督之意说：希望蒋应该先与总督会谈磋商之后，才可与印度人晤谈。这是因为当时的印度是完全在大英帝国统治下的殖民地，印度人被视为“奴”，无国际上的地位，如果蒋以中英同盟国中国战区统帅的身份去走访尼赫鲁与甘地，有失英国人的面子。在这种情况下，蒋只好将与尼赫鲁相约会的时间，改在与总督会谈之后的第二天。
2月10日，蒋介石偕王宠惠、董显光、张道藩等至总督公署与总督林立资哥进行了数小时的会谈。双方就印度的自治与独立，以及参战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英督认为印度内部由于宗教问题，存在不稳定因素。因此为了保证印度的安全，自治与独立等问题只有待战争胜利后才可解决。蒋介石对这一说法并不认可，他认为协助英国以及同盟国对日作战最为重要，希望总督劝告伦敦政府，尽速先给印度人民自治权，以满足印度人民的期待，至于印度的完全独立问题，待战后解决也未始不可。(27)
双方的意见虽未能一致，但对促进双方彼此的了解是有意义的。
会谈后的这天晚上，总督特别设宴款待蒋介石。宴会的仪式非常隆重，而且也极为奢华，但却使蒋感到这种传统的英国仪式“为封建与帝制时代之遗物，不惟余不愿习见，实亦为英国失败所由之一乎？余以为有此仪式，不能改革，必为社会革命之因素，然而英国实不易改革也”。(28)这种批评，实际上是说英国人的保守性影响到他们的对外政策，所以不愿放弃一贯的殖民地主张，坚决维护对印度的统治，而不能给印度民主与自由，致使印度人民痛恨英国，不愿协助英国对敌作战。
蒋介石对英方的不满在日记里也有体现：
早餐后，卡尔来会，转达其总督之意，请余不必亲往华达访问甘地先生，不如请其来此相晤，余闻此甚觉奇异而且失望。以余此来乃亲访甘先生等可为英国从中斡旋，使之与英国合作也。彼乃以为阶级与英国体面关系不可亲往以提高其地位，又不愿余先见尼赫鲁先生，必须待下午与其总督详谈后再见尼先生，余乃允之。只可嘱妻与尼先生代为先见。十时后，总督及其夫人亲来拜会，闻此乃破例之举。彼并面请余妻勿先见尼先生，妻乃却之，告以必须先见之理，乃往尼寓往谈，俾其谅解。
下午三时半至六时，与总督讨论政治问题，余之结论为：英人应立即自动宣布印度为自治领，而此时印人应暂时放弃完全独立之要求为合理也。六时后，尼先生来访，与谈一小时，未得结论。晚，总督宴会，其礼隆重，非现时所宜也。(29)
四、与尼赫鲁的会谈
蒋介石嘱夫人宋美龄为代表，于2月10日前往尼赫鲁处访问后，下午6时尼赫鲁即回拜蒋氏夫妇。双方约定11日下午详谈。
2月11日下午4时，尼赫鲁偕印度国民大会主席阿柴德一同访问蒋介石，由蒋夫人担任翻译，交谈约两小时。交谈中，蒋介石询问了印度国民对太平洋战争的态度，同时表示希望用政治的方法而不是武力解决印英之间的纠纷，实现印度的自由。对此，阿柴德和尼赫鲁均表示同意。对于与甘地的会面，从蒋介石的谈话中来看，蒋抱了极大的希望(30)，但卡尔大使和印督等人却极力阻止，引起蒋的不满。(31)
蒋认为卡尔大使以及印督林里资哥等人，都是大英帝国官僚的典型，以殖民地统治者姿态出现，不但以“主仆”之贵贱关系对待甘地与尼赫鲁，而且对自己也有轻视之意，不把亚洲有色人种放在眼中，任意地侮辱或玩弄。而且，继总督之后，英政府首相邱吉尔也电告蒋说：“万勿往华达亲访甘地于其家中”(32)，更使蒋怒火中烧，认为闻名于世的大政治家胸襟也竟然如此“狭小”，深感怪异荒诞。(33)但为顾全中英同盟国的关系，只有忍气吞声地手拟电稿，于13日晨回答邱吉尔说：“已决心放弃华达之行，不必悬虑”(34)，虽然如此，但“终日对此不独不为之遗憾耳”！(35)这是当时蒋屈辱而痛苦的心境。邱吉尔这种顽固不变的帝国主义思想，不只是对印度，对中国也是如此。例如1945年4月3日，美国特使赫尔利(Patrick J.Hurley)受总统罗斯福(4月12日以脑溢血急逝)之命，离开华盛顿取道伦敦、莫斯科赴重庆时，曾在英伦与邱吉尔讨论太平洋战争后英国在亚洲的殖民地问题，当时邱吉尔声称：“至死也不会让大英帝国放弃香港。”(36)
蒋访问甘地的计划受阻后，由新德里前往印度西北部的国防重地白沙瓦(Peshawar)视察，然后至印度与阿富汗(Afgharistan)国境参观。到了晚上才返回德里寓所休息。(37)
当日午夜，蒋介石突然接到甘地送来的函电：
最敬爱之友人：
余居住于一小村，与外界相隔绝，想为阁下所知。余得悉阁下蒞临我国之际，同时接得尼赫鲁先生可贵之讯息，知阁下将来华尔特哈，使寒舍增光，是故并未以函电表示欢迎。惟兹悉大驾已不能来华尔特哈，而阁下又不能欲余趋前拜谒，良用惋憾。阁下此次前来我国，余仍错过与阁下及贵夫人相见之机会，心中遗憾之情绪，惟有让阁下想像得之。吾人已藉通函及尼赫鲁先生之中介而相知。余与中国甚多联系，余知中国大于印度，余不知此两大古国，其文化不知何者更为悠久？余且知任何国家一旦失去自由，乃千百年长久之损失。阁下等为保持自由而奋斗，余衷心不胜向往之至，愿上帝
阁下等以成功。此次非吾人所能控制之环境使吾人无缘相见，明乎此，则吾人之精神更趋密切矣。
阁下真诚之友人 甘地。(38)
甘地的这封函电成为蒋介石由不打算会见甘地的计划而转变为一定要会见甘地的理由。会见的地点，决定在泰戈尔(R.Tagore)所创设的国际大学。(39)
尼赫鲁将蒋的这一决定报告甘地后，甘地甚欣喜，表示愿与蒋会面一谈，但由于2月20日要赶回故乡，无时间去国际大学，相会地点改在加尔各答甘地的友人比拉(Birla)的家里。
15日，日军占领新加坡，情势紧张，这天上午蒋与印督林里资哥以及英军总司令等共同会商当前如何防卫印度的安全问题后，搭火车离新德里东返加尔各答。途中，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院长谭云山登车出迎，随同蒋介石一行同往加尔各答，次日午后才到站。下车后，蒋仍住在省府公署。傍晚，印度回教同盟(Muslim League)首领真纳(Jinnal，Mohamed A Li)来访，申述回教徒与印度人的关系是水火不相容，根本谈不上合作。蒋听后很不乐意，认为真纳是位“下等无赖”(40)，不足信任，不愿再与续谈。继真纳之后，尼赫鲁也于这晚来访。这是二人在印的第二次见面，彼此已有了解。而且，尼赫鲁当时是印度国民大会执行委员，足以代表印度人民的真正意见，故蒋介石愿以诚意与之交谈，蒋夫人任翻译，畅谈至深夜。
蒋介石从《联合国家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的观点来看太平洋战争，认为印度有协助英国对轴心国作战的必要。这与尼赫鲁只考虑印英纠纷的解决，而不太重视反轴心国的侵略，很有差别。故蒋力劝尼赫鲁放弃武力革命，抑制反英运动，促使印度人民积极协助中英同盟国对日作战，待战胜后，中国以及所有的同盟国家都会支持印度独立的。当时，尼赫鲁虽同意蒋的劝言，但始终认为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主义是至上的真理。故这夜的会谈，虽更加深了彼此的认识，但并未明确地得到尼赫鲁积极协助英国的热意。此问题的最后解决，只有等待与甘地的会谈。(41)
五、与甘地的会谈
2月18日的中午甘地由家乡到达加尔各答，住在友人比拉的家里。蒋介石立即趋访，会谈历5小时以上，参与会谈者有蒋夫人与尼赫鲁、董显光等人。
这次会谈未采取任何的形式，完全是自由的谈话，各述所见，由蒋夫人任翻译。
此次会谈是蒋介石一直所期待的，但当蒋以军人革命的精神去说服主张“非暴力抵抗”的甘地时，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二者在革命思想与精神信仰上有很大的差别，虽经长时间讨论，但甘地对蒋所期待的中印共同合作、协助同盟国作战以获得自由与独立的劝告，却无动于衷，置之不答。这使蒋介石大为失望。(42)
与甘地会谈次日，蒋在日记中写道：
昨日晤甘地先生后，对其态度不觉失望，此或余热望过度之故亦未可知。彼受英人统治之苦痛而演战今日铁石心肠，无论任何革命热忱亦不能转移其忍心之毫末。余对其观念综论：彼惟知爱印度，有印度而不知有世界及其他之人类也，可谓忍心极矣。此乃印度哲学与传统精神所造成。只知忍痛而毫无热忱，实非革命首领之特征。余乃断言印度革命之不易成功也。然而对英人，惟有此人此心以应之。而此人此心，亦只可对英人耳。(43)
六、蒋介石的《告印度人民书》
蒋介石先后与尼赫鲁、甘地会谈之后，知道劝告印度参战决非易事，因而十分失望。尼赫鲁为加深蒋对印度的认识，特地于2月20日造访，将印度内外的困难及国民大会的实情，作一恳切地说明，以期获得蒋的谅解。
尼赫鲁说：国民大会是代表人民的机构，如与人民的公意不一致，将失去人民的拥护。甘地对人民的影响很大，如国民大会的主张与甘地的意见不一致，人民对国民大会的支持就会降低，因此，国民大会的决策要尽量符合甘地的意见，否则难以推行。而且，曾经担任过国民大会主席的S.C.包斯现已离印亡命德国，另组织团体反对我们，他认为日德两国对印度并没有害处，不应该与他们作战。总之，国民大会的决策，如果不合甘地的意见，印度人民将误会我们放弃了印度的独立运动。(44)
对于蒋介石所期待的与中英等盟国共同作战，尼赫鲁虽然表示不会阻挠或妨碍，但也仅限于精神上的支援。
蒋介石与尼赫鲁会谈后的第二天，即2月21日晚，由加尔各答搭机飞返中国昆明，结束了对印度16天的访问。
这次访问，蒋介石除视察印度的国防、内政、民情等实况外，还接见了印度教、回教等各界代表，听取他们对战争的意见。其中，最重要的是了解印度独立运动最高领导人，甘地及尼赫鲁对英国的态度，力图调解印英之间的对立。但是，结果却出他意料之外，知道印英之间的矛盾极大，甚难解决。于是他便从亚洲中印两被压迫民族的共同观点上，来强调两民族携手合作，共同对抗轴心国，以争取人类的自由与平等，维护世界的和平。
因此，蒋于离印回国前，在加尔各答公开发表《告印度人民书》(45)，阐明中印两国的传统友好关系，世界大局的趋势与反侵略战争的重要性，呼吁印度人民积极参加战争，以期早日恢复印度的自由，完成独立的国家。
蒋介石的演讲可以分为前、中、后三部分。前一段，阐明中印两国传统文化的共同特点，以及两国人民悠久的和平友好关系；中段，说明世界大局的趋势，希望印度能够拥护大西洋宪章，参加反侵略战争，与中国携手合作，为争取亚洲国家的独立，解放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团结一致，努力奋斗；后一段，站在中英等同盟国的立场，愿为印度人民完成一直所要求的自由与独立，尽量劝告大英帝国放弃殖民地的统治，能“从速”授予印度人民“政治上之实权”，以利于中英等同盟国的对日作战，保全印度并维护亚洲的和平与安定。
在以上三段中以最后一段最为重要，也可以说是蒋介石访印目的焦点所在。
在劝告英国赋予印度人民的自主权的词句中，对使用“立时”与“早日”赋予，还是“从速”赋予的措词，蒋介石颇费了一番心神。这是因为当时英国政府认为，对英印之间的争执必须等待战争结束后才可设法解决，在战争期中却甚难考虑这一问题。但在蒋介石看来，为争取印度人民参战，英政府应“立时”或“早日”赋予印度自治权。这“立时”或“早日”之词，含有命令的意味，有失外交上的礼节，碍难使用，于是乃将“立时”与“早日”改为“从速”一词，可使英国有考虑的余地。虽如此，仍生怕会引起英政府，特别是邱吉尔首相的反感，心中惶恐不安。但是蒋认为，若不如此，将会使印度的期待失望。(46)
蒋介石的《告印度人民书》发表后，印度的报纸《Hindustan Times》大大地称赞蒋对英国提出劝告(Advice)的勇气(Courage)，但是，伊斯兰教报《The Dawn》则认为蒋是位多事的军事统帅(Meddlesame Marshal)，不明白印度的政治情况，随意地调解处理，这是很不幸的。(47)
七、访印的影响
蒋介石以太平洋战争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身份访问印度，其目的在于调解印英两国之间的对立状态，力劝印度人民放弃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主义，协助英国参加太平洋战争，以争取同盟国对轴心国战争的胜利。但终未获得圆满结果。
《告印度人民书》的内容，显然是站在同情印度的立场上来为印度人民说话，促使英国“从速”放弃殖民地的统治政策，授予印度人民自治权的发言。虽然如此，但深恐这一建议会得罪当时的英首相邱吉尔，于是致电驻英大使顾维钧令他详细调查英国舆论对其演讲的反响。(48)与此同时，又电令顾大使将他的建言面陈邱吉尔，使其了解印度实情，“从速”解决英印之间的纠纷。(49)顾大使的回电说：“钧座主张与印人以实权，伦敦方面深表同情，此意与英国政府准备此等在英帝国取得平等地位之政策亦相契合，但问题所在，为何时印度各党派能互相谅解，以一致赞成之方法达到此地位耳。”(50)至于向邱吉尔面陈建言的问题，顾大使则极为慎重，他认为：
在印度问题上，伦敦和重庆的误会仍没有结束。委员长认为，要顺利进行远东战争，就必须得到印度人民全心全意的合作；只有满足印度要求独立的强烈愿望，答应印度在战后独立并立即赋予自治领地位，才能取得印度的真心合作。另一方面，邱吉尔却深信，打赢这次战争是首要的任务，谁要是想立即解决印度的政治问题，只会在印度各民族间播下不和和冲突的种子，从而损害持续作战的第一需要。(51)
因而并未转达。由此，可知蒋，邱二人之间意见的分歧。但是，当时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国力不能与英国相比，蒋的国际影响力更赶不上邱吉尔，于是顾维钧乃向蒋建议：对解决印度的问题，希望暂时“采取观望政策”，“不要做危及中英关系的事”(52)，否则会演成难以解决的僵局。
在这种情况下，蒋不能不慎重地考虑，于是命当时滞留美国的外交部长宋子文(1941年12月23日被任为外交部长)，向罗斯福总统陈请设法劝告英政府授予印度国民政治上的实权，以领导印度人民“共同抵抗轴心，以阻暴日之侵印，否则万一印度动摇，不仅大英危殆，而东方战局亦全盤失败矣”。(53)
由于蒋的告印度人民书是据当时的现实情况而发出的紧急呼吁，给伦敦言论界带来极大的影响，大部分舆论都认为英政府应放弃殖民地统治政策，以平等互惠外交，与中印两国人民合作，共同对抗法西斯主义的侵略。特别是英国的工党，“对印度问题主张根本解决，予印民在中枢及地方以自治权”。(54)但是保守党仍然主张“承认自治问题之完全解决，须待战事结束后”。(55)最后，邱吉尔首相乃派遣特使克利浦斯(Richard Stafford Cripps)至印度，劝说印度当局协助英国对轴心国作战。
克利浦斯特使至印度后，力劝国民大会协助英国共同作战，结果失败。这年4月12日印度国民大会执行委员尼赫鲁自新德里发送给蒋介石的书信中已写得清清楚楚。尼赫鲁说：“惟吾人坚持须成立国民政府，其功能须为负责之内阁，以总督为宪政组织上之元首，而不得干涉政府之一切决策。英政府对此不表同意。”又说：“罗斯福总统驻印之私人代表约翰生上校对吾人谈判表极大之关切，且时作友好之劝告。谈判之进展彼时时报告总统。彼以为邱吉尔先生如不掣肘，谈判当有所成就也。”(56)
克利浦斯是当时英国工党的执行委员，倡社会主义诸政党统一战线论，是英国极进步的政治家，与甘地有交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任英国驻苏大使(1940-1942)，1942年由苏联回英国后，任邱吉乐内阁的国玺尚书，航空机生产相。他以英政府特使的身份到印度，一度与国民大会代表的交涉“有成立协议之势”，但受到印总督及英军总司令等坚决地反对。首相邱吉尔也因此出面阻挠，使谈判破裂。(57)
实际上，克里浦斯至印度所携带而去的交涉方案，是邱吉尔内阁制定的，表面上虽默认印度所要求的建立“国民政府”，但是，行政上的实权仍然掌握在印度英总督的手里，故这种有其名而无其实的谈判方案，终于被印度方面拒绝。因此克利浦斯的使印交涉，一无所成，以失败而告终。1942年4月10日，中国延安的《解放日报》指出：克利浦斯的谈判方案，把印度所要求的自治权“拖延到战后，无补于目前危局。为什么英印谈判的过程这样曲折和艰难呢？这主要是由于英国战时内阁内还存在着一些顽固分子”。这无疑的是批评英国顽固分子的头子——邱吉尔。
英印谈判失败后，尼赫鲁将失败的原因，于4月10日(见前文)函告蒋介石。次日，又另致书蒋夫人宋美龄，述其谈判失败的痛苦说：
谈到始末，使余忧伤失望！冥冥之中，似有命运之恶魔，使英国政府盲目不视现实。英国苦痛之遭际，尚不能使之张目一观今日之情势，可慨也。彼等生活于故步自封之世界中而沾沾自喜。余愿望英方现在必能改变态度，孰知事实乃大谬不然。余与克利普斯爵士有多年之友谊，甚至此君似亦有同样之迷惑，余之失望，莫甚于此。克氏在此间，态度自始即属错误。盖自居于优越之英国人地位，以傲岸眷顾之态度，似来为吾人指导设计而予吾人以优惠者，视吾人为争哄扰攘之儿童，而一再申说英国对印如何抱有善意等等。且复接受真那解决印度问题之方法，几乎完全无所修改。彼对于印度一切之观察，均出以成见，以为印度真有回教与印度教对立之两不相容派别，英国政府乃居仲裁者地位，而此仲裁者似须继续存在。呜乎，此种可惊可叹之态度，乃阻碍谈判接近之根本原因。然彼既负其责，尚欲尽其所事，遂以种种努力，以求打开僵局之方。其后复有若干困难出现，则不能不归咎于总督与邱吉尔先生。结果遂无协调之可能矣……印度、缅甸、孟加拉湾及其他各地之情势均甚恶劣，当为夫人所深知。然余亦如夫人，对印度及中国之未来抱有乐观之信念。吾人虽必出生入死以渡难关，然余不信吾人无扬眉吐气之日。如余对印度之信念尚不夠坚强，则中国之先例可资鼓舞。余决不垂头丧气，夫人策励之言，当永铭肺腑也。(58)
由以上书信的引文可以看出尼赫鲁拒绝英印谈判的理由，以及期待印度能建立一个有真正实权的“国民政府”的愿望。如印度人民能获得有实权的国民政府，然后印度当可竭尽其人力与物力，援助英国政府以及同盟诸国对敌作战。但是英印谈判失败后，尼赫鲁只有期待“同盟国承认印为独立地位之国家”，以便与“同盟各国完全合作”。(59)
印度国民大会领袖甘地，对蒋介石的《告印度人民书》的评价很高。1942年6月14日，他致信蒋介石说：“前在加尔各答与阁下夫妇作五小时之倾谈，余将永远不忘。余常同情阁下为自由而战，而吾等之会谈，使余对于中国及其种种问题更形了解。”“吾等之共同友人尼赫鲁氏，彼之爱护中国，仅次于爱护本国，已使吾等与中国斗争之发展，保持密切之联系。”(60)印度与英代表克利浦斯谈判失败，给甘地的刺激极大，使他对英国的期待化为灰烬。因此他向印度人民呼吁，要把英国从印度赶出去，“俾印度得能自治，并尽全力以援助中国”。(61)
由此观之，甘地把中英两国的同盟关系，分别而论之，即是：一面为争取印度人民的自由，决意与英国进行斗争，“冒任何钜大之危险而不辞”。一面对“中国人民为求国家之自由与完整而英勇战斗与无穷牺甡，深表同情与钦佩”。并希望“将来自由印度与中国为彼等自身与亚洲及世界之利益而友爱合作”。(62)
蒋介石接读甘地的这封信后，认为印度虽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但向英国要求自由，绝对不愿妥协，一定要斗争到底，因此印英之间的对立与彼此关系的恶化，将会影响到同盟诸国的联合作战。对此他甚感不安，于是致电在美国的宋子文外交部长，将甘地的意见转告罗斯福，请其设法解决此事。这年的8月8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表示：
承示印度局势，经予深切考虑，定蒙垂察，为求我辈之共同胜利，印度局势必须予以稳定，并须使印度民众参予共同作战之努力，尊见所及，甚合下怀，倘印度发动反英或反联合国之行动，仅轴心国家坐收其利，果尔则势将严重影响整个之战局，此点亦与鄙见相同。阁下建议之困难，谅荷明察。盖鄙政府须同时劝导英政府及印度民众，以寻觅一合理圆满之解决，英政府深信其对印民众所提之建议，必能对双方获得一公平之调整，其结果必能使印度更积极参与吾辈作战之努力，以支持盟国，延至获得最后胜利时，则任何最后之步骤，皆可采取，以满足印度民众独立之愿望。更进言之，英国政府以为此时联合国家其他国家之建议，将灭损印度唯一现存政府之威权，并势将引起印度绝大之危险，此阁下与福之所希冀避免者也。(63)
由以上电文可以知道罗斯福对英印关系的重视，虽与蒋介石一样，但对于劝告英政府立即授予印度人民的自治权问题，必须慎重考虑，以避免引起英国的反感，有碍同盟国之间的合作。这是因为在此以前，即1941年圣诞节晚会时，罗斯福当面向邱吉尔提出这一问题时而被拒绝的缘故。
8月8日即罗斯福致电蒋介石的当天，印度国民大会在甘地与尼赫鲁等领导下，决议要求英国立即“退出印度”，酿成所谓印度的“八月革命”。结果，英总督下令逮捕甘地及尼赫鲁等国民大会的重要成员，引起全印度强烈的反英斗争。
事件的严重性，使蒋介石大为惊慌，立即再度电罗斯福设法解决。罗斯福于8月12日回电说：“吾无道德上之权力，强迫英国或国民大会”，“如为双方所邀请，自当乐为协助。”(64)主张采取观望态度，听任英国与印度去自己解决。
8月31日，英国首相邱吉尔自伦敦致电蒋介石表示：英国政府决不接受任何同盟国家出面调停英印的纷争。其理由是：1.印度国民大会完全不能代表印度；2.同盟国相处之道，为彼此互不干涉其内政；3.任何英国政府，由余为领袖或阁员时，决不接受此项影响英皇陛下主权之调停；4.此次鄙人访问莫斯科，见斯大林总理态度乐观，对于战事前途，深具信念，鄙人非常欣慰。(65)
结果，蒋介石积极主张英国暂时授予印度人民的自由与自治权的愿望终于化为泡影。而印度人民的反英运动也终于被英军镇压了下去。(66)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1942年2月，中国军事委员会蒋介石委员长，以同盟国中国战区盟军统帅的身份访问印度的原因是：1.为保卫中缅公路，以加强中国的抗战力量；2.考察缅甸与印度的现地军事设备实况，以做同盟国联合作战的参考；3.调解英印之间的纠纷，以增强英国及同盟国对日、德轴心国的作战。
当初，蒋的访印，并不是以调解英印的纠纷为重点的。但是，英国政府，特别是印度英总督认为蒋介石夫妇与印度的尼赫鲁有旧交，或可通过他们之间的友情，以调解当时英印之间的对立。因此，希望蒋介石于访问完了离印时，向印度人民发表一公开谈话，以促进印度支持英国及同盟国共同对敌作战，于是蒋介石便有《告印度人民书》的宣布。
由于蒋介石不满英政府的殖民地政策，如中英南京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香港的领有等，都认为是中国的耻辱，故对甘地，尼赫鲁等向英政府要求自治权以建立独立的印度，是深表同情的，但以当时中国的实力及国际地位赶不上英国，蒋乃希望借美国罗斯福总统之力以说服英国。
对印度要求自治权问题与蒋介石持有同一意见的罗斯福，曾当面向英首相邱吉尔谈过此事而被拒，自此以后罗斯福为避免干涉英国内政，不愿再提及此事，虽然蒋再三电请他设法解决，他却婉言拒之，主张听任英国自己去解决之。
邱吉尔在罗、蒋二人的期待下，为顾及同盟国的团结，最后乃派遣特使克利浦斯至印度谈判。结果，双方意见不一而告终结。
英印和谈失败后，甘地、尼赫鲁等在中、美两的同情与支持下，向英政府要求自治权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了一步，于是酿成了反英帝的“八月革命”，在印度独立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八月革命”虽被英国以武力镇压了下去，但其影响与战后的1947年8月英国承认印度自治政府的成立，是不可分开的。
总之，1942年2月，蒋介石的访印与《告印度人民书》的发表，可以看出太平洋战争时期中，英印“主从”关系的矛盾，自由主义与殖民地主义的对立，以及蒋介石与邱吉尔之间的不和谐。这些错综复杂的因素，最后促进了战后亚洲殖民地国家的解放与独立，同时，也使中印两国各自立足于今日世界之中。
注释：
①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329页。
②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第329页。
③Frank Moraes:Jawaharlal Nehru,A Biography,The Macmillan Company.New York,1956,p.276.
④Frank Moraes:Jawaharlal Nehru,A Biography,P.276 .only a free India could participate in a war against those who threatened freedom and democracy.It was incongruous for an India shackled to one imperialisne to fight other brands of inlperialism and militarism.
⑤[日]吉冈昭彦：《印度与英国》，岩波新书1975年版，第208—212页。另外还参照W.S.Churchill:India,Speeches and An Introduction,Thornton Butterworth,LTD.London,1931。
⑥[日]腊山芳郎：《印度·巴基斯坦现代史》，岩波新书1967年版，第106—107页。另参照林承节：《印度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70—374页。
⑦乔恩·米查姆(Jon，Meacham)著，康怡等合译：《罗斯福与邱吉尔》，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158页。
⑧[日]《东条国务大臣之演说》(昭和17年2月17日)官报号外，《帝国议会众议院议事速记录77》，东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32—233页。新加坡是当时英国在亚洲的重要商港，1942年2月15日被日军攻陷时，英国守军数万，几乎未作抵抗，全军向日军投降。日本大本营发布捷报后，日本全国惊喜交集，没想到大英帝国的兵力如此脆弱，故东条首相于16日在国会上报告此事，并自信满满地说：“皇军”于短期内，连续占领马尼拉(Manila)、香港及新加坡，足证日本有实力将英美势力驱逐亚洲，以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理想。
⑨[日]头山满翁正传编纂委员会编：《头山满翁正传》(未定稿)，葦书房1981年版，第254—258页。[日]都筑七郎著：《头山满》，人物往来社1974年版，第230—237页。R.B.包斯在头山满的保护下滞留日本，与东京新宿中村屋饭馆老板相马的女儿结婚，于1923年取得日本国籍。在日期间，始终为印度的独立而奔走。与当时亡命于日本的孙中山也有交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协助日本军部，活动于东南亚各地。1945年1月，病死于东京。
⑩1971年1月，东京的新树社出版社得到印度加尔各答S.C.包斯研究所以及印度、西德、日本各国外交部等机构提供的资料，编译《献身印度独立斗争的S.C.包斯的生涯》一书，用日、英、德三国语言同时刊出，以供各国读者参考。S.C.包斯曾任印度国民大会主席，与甘地的意见对立，组织Forward Blook，推行急进反英革命斗争，后被捕。1941年1月，秘密逃出印度，亡命德、苏。1943年5月乘日本潜水舰抵东京，组织自由印度临时政府，得到日本的承认，故这年11月6日，以印度代表出席东条首相在东京举办的《大东亚会议》，发表共同宣言，以对抗联合国。1945年，日本降后的第三天，即8月18日，在台北因飞机出事去世。
(11)尚明轩、唐宝林：《宋庆龄传》，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第400—401页。
(12)Jawaharlal Nehru:A Bunch of Old Letters,Asia Publishing House,1958,pp.385-386.
(13)谭中主编：《中印大同：理想与实现》，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64—280页。该书信是执教印度各大学凡四十余年的谭中教授，根据新德里(New Delhi)尼赫鲁纪念博物馆与图书馆(Nehru Memorial Museum & Library)收藏的《Jawaharlal Nehru Correspondence“尼赫鲁通信”》而译出的，为原始文献，很珍贵。
(1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第五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697—698页。
(15)《新华日报》1939年9月2日。
(16)《新华日报》1939年9月5日。Frank Moraes:Jawaharlal Nehkru,A Biography,p.275.
(17)Frank Moraes:Jawaharlal Nehkru,A Biography,p.276.尼赫鲁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突然爆发，缩短访华行程，电告毛泽东，抱歉他不能访问延安。他于9月5日离渝返印，9月14日立即召开国民大会，引语源于在大会工作委员会上发表的谈话。
(18)Jawaharlal Nehru:A Bunch of Old Letters,pp.389-390.
(19)谭中主编：《中印大同：理想与实现》，第276页。(或《尼赫鲁通信》，C-46号)。
(20)Jawaharlal Nehru:A Bunch of Old Letters,pp.449-450.
(21)Laura Tyson Li:Madam Chang kai-shek,Grove Press,New York,2006,pp.169-176.
(22)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收藏的《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2月7日的日记。
(23)胡仲持等合译：《尼赫鲁自传》，青年协会书局1939年版，第378—379页。
(24)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收藏的《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2月5日的日记。
(25)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第334—336页。
(26)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第336—337页。
(27)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第351—358页。
(28)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收藏的《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2月11日的日记。
(29)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收藏的《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2月10日的日记。
(30)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第358—365页。
(31)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收藏的《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2月11日的日记。
(32)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收藏的《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2月12日的日记。
(33)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收藏的《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2月12日的日记。
(34)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收藏的《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2月13日的日记。
(35)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收藏的《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2月13日的日记。
(36)Don Lohbeck:Palrick J.Hurley,p.370,Henry Regnery Company,Chicago,1956。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五分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79页，顾认为邱吉尔无交还香港之意。这是“因为他对赫尔利说过，中国要收回香港除非跨过他的尸体”。
(37)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收藏的《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2月13日的日记。
(38)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第365页。
(39)泰戈尔(1861-1941)是印度最著名的诗人与作家。作品多描写英帝国主义压迫下的印度人民的痛苦生活。1912年代表的作品《吉檀迦利》英译为“Evening Songs”，闻名于欧美文坛，获诺贝尔奖。1921年在孟加拉省创设国际大学。据前注谭中在《中印大同》序言里说：“谭云山1937年受命于泰戈尔主掌他在印度孟加拉邦‘和平乡’创办的国际大学中国学院，一开始就根据泰戈尔的指示为中国学院的宗旨定下36个字：研究中印学术，沟通中印文化，融洽中印感情，联合中印民族，创造人类和平，促进世界大同。‘中印大同’在这36个字中亮相了。泰戈尔和谭云山两人深深感到，如果中印两大文明能够‘同心同德’，必然会对‘创造人类和平，促进世界大同’作出贡献”。
(40)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收藏的《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2月17日的日记。
(41)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第405—411页。
(42)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第411—427页。
(43)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收藏的《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2月19日的日记。
(44)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第424—431页。
(45)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第431—433页。
(46)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收藏的《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2年2月21日的日记。
(47)Laura Tyson Li:Madam Chang kai-shek,p.174.
(48)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第434页。
(49)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第434—435页。
(50)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第435页。
(5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五分册，第70页。
(5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五分册，第70页。
(53)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第439—440页，1942年2月26日，蒋介石自中国昆明致外交部长宋子文电文。这天蒋在日记里写道：“复宋部长电，转达美总统，以余对印度观察之意见乃知彼亦有同感，惟英则顽固不化，非到黄河心不死，殊为可叹！此事非联合中美两国共同对英劝告，使其速下决心不可也。”
(54)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第442页，驻英大使顾维钧于1942年2月28日自伦敦发送给蒋委员长的电报。
(55)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第445页，驻英大使顾维钧于1942年3月4日自伦敦发送给蒋委员长的电报。
(56)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第447—449页，1942年4月12日印度国民大会执行委员尼赫鲁致蒋介石书(译文)。
(57)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第447—449页，1942年4月12日印度国民大会执行委员尼赫鲁致蒋介石书(译文)。
(58)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第450—453页，1942年4月13日尼赫鲁自新德里致蒋夫人宋美龄函。
(59)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第450—453页，1942年4月13日尼赫鲁自新德里致蒋夫人宋美龄函。
(60)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第457—460页，1942年6月24日印度国民大会领袖甘地致蒋介石书(译文)。
(61)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第457—460页，1942年6月24日印度国民大会领袖甘地致蒋介石书(译文)。
(62)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第457—460页，1942年6月24日印度国民大会领袖甘地致蒋介石书(译文)。
(63)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第474—475页，1942年8月8日罗斯福总统致蒋介石委员长电(译文)。
(64)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第482—484页，1942年8月13日罗斯福总统致蒋介石委员长电(译文)。
(65)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战时外交，第485—487页，1942年8月31日英国首相邱吉尔致蒋介石委员长书函(译文)。
(66)这次印度的反英运动，规模极大，时间很长，是印度人民反英运动最激烈的一次。自1942年8月9日甘地及尼赫鲁被捕后，印度各地人民蜂起，攻打英人所管辖的各种机关，邱吉尔得此情报后，遂派遣大批英军实行彻底而残酷的镇压。据林承节著《印度史》介绍，英军使用飞机、大炮镇压，至1943年12月底为止，印度人被杀者千余名，受伤者2000余名，被逮者9000余人。又据尼赫鲁著，齐文译《印度的发现》(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被杀者4000人，受伤者万人。这些庞大的统计数字，令人闻之寒心。由此也可看出英殖民地主义者是如何地残酷无情，同时也证明了印度人民为争取自己的自由与独立，是如何的坚忍不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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