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唐诗（之二）——兼谈近百年来的唐诗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诗论文,之二论文,近百论文,年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来关于李商隐“无题”诗（包括以首二字为题实则无题的）的猜谜大抵有三派，第一派即是这个政治大义的索隐派；第二派认为是爱情诗，“无题”即以男女之情爱为旨题；第三派认为是自述身世，自叹命运。所谓“一弦一柱思华年”，反躬自思，惘然怆楚，不可尽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义山集中‘无题’之作，有确有寄托者‘来是空言去绝踪’之类是也；有戏为艳体者‘近知名阿侯’之类是也；有实属狎邪者‘昨夜星辰昨夜风’之类是也；有失去本题者‘万里风波一叶舟’之类是也；有与无题相连误合为一者‘幽人不倦赏’之类是也。其摘首二字为题如《碧城》、《锦瑟》诸篇亦同此例，一概以美人香草解之，殊乖本旨。”从这一判断角度看来，迹近狎邪而戏成艳体应是大宗。所谓爱情题旨大抵也两说，一是怀恋妻子的，更多的却是倾向于狎邪游冶即与娼妓、女冠、宫嫔的“爱情”，“昨夜星辰昨夜风”、“长眉画了绣帘开”均是此类。持爱情说的人认为，无题诗之所以写的如此深曲晦涩，如此襞绩重重（当然亦有不少是口吻轻薄、色调浮靡的），正是因为这个“爱情”不合礼法，狎邪不经，于是就用曲语漫词，就搬出“有娀皇英”来托意，更弄些玄境要渺、幽思婉转的手段。当然这些曲语漫词，这些狎邪的隐语密码，历来也有破译之人，著名的如苏雪林《李义山恋爱事迹考》（北新书局1927年出版）。这位“雪林女士”从李商隐的诗，特别是无题诗里考出李的“恋爱事迹”有两端：一是与女道士即《圣女祠》也即华阳观中宋姓女冠，一是宫嫔即“飞鸾”、“轻凤”卢姓二女，也正是女冠从中介绍认识的。苏雪林说，义山的无题诗，包括那些《碧城》、《玉山》、《一片》等有题等于无题的诗，“一首首都是极香艳极缠绵的情诗”，描写了他一生的艳情奇遇与恋爱事迹。有意思的是苏雪林还特地将李义山诗的有关典故包括人物、境地、器用、“密约代名词”、“人物代名词”整理出一张图表，以揭示诗人“安排这部伟大情史的苦心”。苏雪林的索隐意见固有穿凿之处，但执着于“恋爱”、“情诗”的见解无疑还是很有见地的。与苏氏前后同时的朱偰《李商隐诗新诠》也有大致相同的结论。当今唐诗学者也有完全持此说的，如陈贻焮。他的《李商隐恋爱事迹考辨》一文（《文史》1979年中华书局）正也是从李商隐诗特别是无题诗考辨李的恋爱事迹，思路结论与苏雪林大抵相同。他还断言：李商隐无题诗，“纯写爱情，别无深意”，情诗艳体，实赋其事，“都是他自己亲身经历”。只不过与义山相恋的“女冠”不是苏雪林说的“华阳观”中的宋姓而是“玉阳山灵都观”中的另一位。葛晓音也有类同的见解，并有更详尽信实的论证，与冯浩之释义山艳情或可重合。陈贻焮释《碧城》的文章意味深郁，写得很有情致。——朱鹤龄借义山诗句“楚雨含情俱有托”证明无题诗之“俱有托”，这个“托”恐怕还正在“楚雨阳台”之“含情欲语”吧！
“诗家总爱西昆好，只恨无人作郑笺”。近百年来作郑笺的人似乎越来越多，时代越往前，观念越呈新。自述身世、自叹命运说也从狭义走向广义：李商隐无题诗不论指向如何，都带有一种李商隐特有的个人色彩的生命思考。王蒙说：“李义山的许多诗，不管用多少典故、多少迷人的景象，最终仍然是从我到我，以我写我”。又说：“那种深度的返视，那种精致的忧伤，那种曲奥的内心，那种讲究的典雅，这一切不也同时可能是一种疾患，一种纠缠，一种自我封闭乃至自我噬啮吗”（《雨在义山》）。——这是自我吟叹说目前最有深度，最精致，也是最典雅的阐释。这里我不由想起了钱谦益《牧斋诗钞题词》中两句有关的话：“义山无题诸什，春女读之而哀，秋士读之而悲”。“春女”、“秋士”未必会作多深的郑笺，也未必一定去读了郑笺再来体感李义山（抑或自己？）的“哀”与“悲”。读李义山“无题”竟亦有读《红楼梦》的接受效应！这里正有一个诗歌美感接受上的实践问题。李义山自己的感受，待成追忆，已觉惘然，何况后辈徒从文字到文字的阐发与诠释。梁启超说：“义山的《锦瑟》、《碧城》、《圣女祠》等诗，讲的什么事，我理会不着，拆开一句一句叫我解释，我连文义也解不出来。但我觉得他美，读起来令我精神上得一种新鲜的愉快。须知美是多方面的，美是含有神秘性的”（《中国韵文内所表现的情感》）。这是一种大而化之的认识态度，但在美的接受上是说到点子上的：“精神上得一种新鲜的愉快”。遗憾的是这一句话显然不应是学者尤其是唐诗学者读李商隐的结论，何况再完整信达、再科学严密的郑笺亦是有缺陷的。因为诗人自己原来就没有完整过，就没有严密过，这是创作论的一个公开的秘密，也算是诗人故弄玄虚的一种绝招。李商隐用“无题”冠之，本义很多是不确定的，形式上也不免有点玩弄欺人的意味。我们不妨读一读王蒙的《通境与通感——也谈李商隐的无题七律》（《中外文学》1990年4期），读到他就艺术技巧上忍不住叹息“汉语是绝了”的幡悟时，或许会豁然明白这个千年之谜而会心一笑吧。
四 唐诗学与唐诗学史
唐诗学，是80年代才叫开来的一门古典文学研究的分支学科，陈伯海著了一部《唐诗学引论》，宗旨即在引出“唐诗学”这个新课题以及这个新课题所包孕的建设性思考。这个思考包括探讨唐诗的性质、范畴、形制、体式、渊源、流变、派别、人物，以及唐诗学这门学科一千余年来实际存在着的“史”的脉络的爬梳。关于唐诗学“史”的进程他大致分为五期：一，唐五代——酝酿期；二，宋金元——形成期；三，明代——发展期；四，清及民初——总结期；五，“五四”以后——创新期。千年纲目，秩序严整。近来关于本世纪的学术史——比如唐诗研究的回顾、总结与前瞻，大抵也在这个史的“总结期”与“创新期”之内。笔者就近百年来的唐诗研究的所谓“兼谈”大多散见于前面的文字中了，最后想略借篇幅简单再说几点。
本世纪这100 年来的唐诗研究可分成前后两半：上半个世纪和1949年以来的最近50年。上半个世纪的学术史从传统的旧式唐诗评论到整理国故以后的现代学术意义的唐诗研究，有一个质的飞跃，但细审此间的成果，诗人的研究多在作品的会笺、年谱的编订，以“史”的整理为大宗，学术质量不很高。挂牌的“唐诗研究”著作质量大多平平，唯苏雪林《唐诗概论》、闻一多《唐诗杂论》两种价值较高。而不专主唐诗研究的则有大牌的作品，如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上卷）、钱钟书的《谈艺录》、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但胡适显然意不在唐诗本身的研究，而在尝试撰“史”来论证他的白话文学史观；钱钟书旨在谈诗艺与诗学，且宋诗、清诗留心更多；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注：陈寅恪在1933年写《连昌宫词质疑》，1935年写《元微之遣悲怀诗之原题及其次序》、《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等（均载《清华学报》）。1944年又撰成《长恨歌笺证》等九篇文章，后皆整理编入《元白诗笺证稿》。《证稿》底稿大抵在1947年修订毕，1950年冬初印成线装本（作为岭南大学文化研究室的丛书之一），后由上海中华书局改为平装本正式出版。）值得一说。
陈寅恪此书旨在研究唐代历史，与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同类，严格来说是历史（唐史）研究专著。他以元白的诗为材料考证唐代历史文化、政治制度、社会生活，乃至古文运动、民间歌谣以及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与文艺活动方式（他也曾以杜诗来考证过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此书的史学成就无疑是第一流的，探隐索赜，深辟入里。笔者这里想说的是，前半个世纪中许多优秀的国学研究专家如陈寅恪、岑仲勉、孟心史、顾颉刚等均用力在历史上，纯粹作文学研究尤其是唐诗研究的不多（远不如词学研究），唐诗研究整体成就不高，成果单薄，大家罕见。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那个时代的古典文学研究包括唐诗研究都笼罩在史学的氛围里，染上一层浓重的史学色彩，唐诗的史料整理也无形中变成了唐诗研究的常规作业。陈寅恪的《秦妇吟》研究也是以“校笺”为形式，闪耀着“史”学的瑰丽光彩。然而文学研究包括古典文学研究毕竟是以文学审美为对象，形象思维与审美情感应占有主导的地位。文学被史学笼罩了之后，不自觉地成了史学的侍婢，历史化了的文学研究的主流成绩被节节放大，习焉不察，不免使文学中人错把他乡当故乡。而且以文人（如元白）的诗来证元和、长庆间的史，倘太凿实似乎也失了史的真。诗毕竟是主观的、理想的、抒情的、审美的，而史则是客观的、科学的、严峻的，甚至生硬的。以主观的诗证客观的史，难免会有牵强，有凿枘。（注：我们读《元白诗笺证稿》第五章《新乐府》中关于《母别子》一诗的“笺证”。陈寅恪说：“乐天此篇，摹写生动，词语愤激，似是直接见闻其事而描述之于诗中者。”但诗的主角“未得确考”。他据诗中“关西”一词的“故典”先考定“其人为杨姓无疑”，再又考得“贞元元和间杨姓之人其可以破虏策勋者唯有杨朝晟”。——这个杨朝晟的姓氏身份事迹与白居易此诗“适相符合”，但他承认诗中“迎新弃旧之事”则“无可考”，只能以“常例揆之，恐此类之事亦或不免”。最后他说：“然则此诗所指言者，其唯杨朝晟乎？”——自己也不敢肯定了，因为考到最后，“乐天作诗时，朝晟久已物故，故亦不能不致疑耳”。只得推翻自己的考证结果。——这段“笺证”的牵强，陈寅恪自己都承认了。又如著名的《卖炭翁》诗。陈寅恪从韩愈的《顺宗实录》考出“事实”，即案断云：“此篇所咏，即是此事。退之之史，即乐天诗之注脚也”。问题是这段韩“史”与白“诗”的结局却大相庭径。白“诗”末二句云：“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韩“史”的记载是：这个卖柴翁因宦者掠夺太狠，当场反抗，并殴打了宦者。事情闹到管治安的“街吏”手中，捉拿了勘问情由。结果竟是上面下了“诏”：“黜此宦者”——清退了这个不法违纪的太监。而卖柴翁却得到了“赐绢十匹”。要知道，十匹丝织品的“绢”其价值远远超过了半匹“纱绫”，当然亦远远超过了“炭直”，似可看作是一种与腐败现象作斗争的奖励。——此事的结局（背后有一定的政策界限和复杂的历史内容），“笺证”未免就有些“凿枘”。）冯友兰说过，“诗是最不科学的”（《一种人生观·诗与宗教》），以“最不科学”的诗——浪漫想象的成分和理想审美的质性为核心——来论证最讲科学的史，其结果很可能会落在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两个不同的层面的排斥上。近年学界对上半个世纪的国学研究里史学的霸主地位进行了清理，但一转入具体的成果评估古典文学研究则往往失落了其学科的应有地位（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则多能免此尴尬）。越讲求“史”的精细严密，就越有古典文学研究的实绩恐怕是一个认识误区。——它的直接影响便是史学对文学的巢占与兼并，使文学研究失去了它的独立的科学的学术属性。
1949年之后，唐诗研究与整个古典文学研究一样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文化学术“百花齐放”，但要求“推陈出新”，吸收民主性的精华，剔除封建性的糟粕，被列为整理和研究古代文学遗产的根本方针。先是人民性为准的，又有现实主义为标准，又有厚今薄古、古为今用为原则，再后又有阶级斗争、儒法斗争……“百家争鸣”，异化为两家斗争，学术研究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古典文学的研究侷缩到一个很小的隅角里，唐诗研究专著罕见，王士菁的《唐代诗歌》（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64年又重新出版）可以算是那个时代很有代表性的一个研究成果。作者在这本书的“引言”和“结束语”里用黑点加重强调了他的关于唐诗和古典文学的基本认识与见解。如，“劳动人民创造了诗歌，诗歌将永远属于劳动人民”；“历代的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文人，近代的资产阶级和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他们企图通过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来为他们的反动的政治服务，那么，无产阶级也就应该通过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来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政治服务，这正是理所当然的事”；“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是起着直接作用的最重要的因素，对待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所采取的态度如何，便是一切作家和他的作品的试金石”；“我们整理和继承旧的民族文学遗产最根本的目的是在于创造新的民族的文学，使古典文学遗产为建设新的社会主义文学服务”。纲又蔓延出一些目，如伟大的诗人之所以获得不朽的生命力，根本原因是同情或参与了推动历史前进的正义斗争，这是政治上的；艺术上的则把人民群众的口头创作的新鲜养料广泛吸收，以便获得刚健与清新的特色。封建社会里文学艺术可能出现的某些繁荣的现象并不能证明封建制度的合理性，而是人民进行反抗斗争并获得胜利的反映。落实到唐诗的繁荣，便要从人民生活与斗争中寻求到真正的意义。——研究整理者的立场与观点必须落实在这些实际上已要求统一的认识上，否则落伍挨批便不可避免。我们固然有理由罗列那个时代为唐诗研究的开展在史料文献上作的许多极有价值的准备工作，如《全唐诗》、《唐诗纪事》以及一批唐人别集及相关史料和笔记、年谱的整理出版（包括敦煌唐诗材料的深入发掘），但唐诗研究的理论主调和成果的时代特色的展示似更具有学科史演化发展的认识意义。
正是这个理论主调的具体反映，当林庚1958年发表《盛唐气象》的宏观分析文章后，即有他的三名学生出来批判他的“非无产阶级立场”和“超阶级的观点”（见《北京大学学报》1958年第3期）； 当傅庚生发表《说唐诗的醇美》后，《光明日报》便有批判文章《应该正确引导读者赏鉴古代诗歌》。这篇批判文章的两个重点值得一引：“以抽去了具体的阶级内容的‘共同人性’为前提，是以人性论作哲学基础的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美学家唱滥了的调子！”“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入，阶级斗争表现得特别复杂尖锐，这种阶级斗争反映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资产阶级思想同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尤其表现得激烈尖锐。傅先生今天提出这种‘醇美’标准只能把人引上歧途，带入迷宫。因此我们必须进行严肃的批评，决不能让它自由泛滥”（《文学遗产》495期）。这种批判的口吻已经可以闻到刺鼻的阶级斗争硝烟了。 到了文化大革命前夕，“游国恩等”和“文学研究所”编撰的两种《中国文学史》中关于“唐诗繁荣的原因”也被人生起“质疑”，批判文章明确反对此两书“夸大封建帝王的作用”，并在根子上从《旧唐书》的刘昫追诉到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其第七章第五节“百花盛放的唐文苑”对一代唐诗有宏观的评述）一出版就感到不合时宜，速速退入冷宫。
唐诗研究史不能撇开文化大革命十年，由于中国特定的文化历史背景与古典诗歌的传统渊源，更由于文化历史背景与古典诗歌的传统渊源，更由于文革发动者与领导者毛泽东本人对中国文化历史的特殊癖好，包括对唐诗及唐诗人物如李白、李贺、李商隐的特定偏爱，又由于70年代前期所谓儒法斗争、改革与复辟斗争的大漩涡都涉及到唐诗与唐诗人物的评价，也直接催生了那一时期唐诗研究的“应制”课题，形成一条奇特的学术风景线。比如对李贺、李商隐诗歌的特别兴趣，他两人的诗集纷纷重印，王琦、吴汝纶、朱鹤龄、冯浩、张采田等一时都人气看涨。当然最具有时代意义的大手笔，引起大轰动，一时也引起洛阳纸贵的大事件便是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1972年的出版。
《李白与杜甫》无序跋，无前言，只有三段“毛主席语录”开篇，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毋庸讳言，郭沫若此书的根本立场即是扬李抑杜，高扬李白（李白是毛主席最为赞赏的唐诗“三李”中的第一位），贬抑杜甫，将唐诗研究史上一个最古老也是最诱人的话题李杜优劣论重新揭开。自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将李杜“差肩”以来，千余年里杜甫的地位一直高于李白，从韩愈到苏轼到明代的“诗必盛唐”到胡适、闻一多、范文澜，虽李杜并题，但都在双峰并峙的前提下再抬高杜甫一层（范文澜明确指出元稹“抑杜过甚”之不当。他认为：“大抵可以扬杜却不可抑李），从而在实际的学术层面上便出现千家注杜而一家注李的悬殊差距。到文革前的17年也基本没有变化，萧涤非《杜甫研究》、冯至《杜甫传》足可代表。郭沫若明确指责这些扬杜的研究专家：“这些研究杜甫的专家们，对于杜甫现存的诗文，是否全体通读过，实在是一个疑问”。他还点了萧、冯的名。——郭沫若扬李抑杜其实并没有从政治上抬高李白（除了称颂他写过“歌颂冶矿工人”的诗，“深知稼穑艰难”，平等对待平民如酿酒人纪叟等，但这实在只是枝节），郭沫若由衷赞美李白的倒是他的人格诗风——飘飘欲举的诗仙形象、积极浪漫主义的人生态度、人格立场和诗歌风貌。他认为李白的“尧舜之事不足惊”实在要比杜甫的“致君尧舜上”更有高格调，更有真性情，作为诗人李白在人品气质上潇洒得多。他批评杜甫恰恰都落在政治上，从杜甫的阶级意识、门阀观念、功名欲望、地主生活到禅宗的宗教信仰，揭示了杜甫地主阶级的阶级立场和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政治倾向。政治是招牌，也是技术，整部书里透露的则是杜甫人格上的卑下、苟且、猥琐、虚伪，这些自然也都挂靠在政治上。——他对杜甫多年来的人格与诗格的轻视（其间又迫于时尚潮流，不得不要讲杜甫好话而积下的一股怨屈不平），一齐借政治的东风倾倒了出来。这里显然不仅仅只有“反潮流”的快感，郭沫若在诗歌审美、创作情绪与人物才性气调的认识上相当大气淋漓地表达了自己的识见。
我们不妨来追溯一下郭沫若在李杜评价上的历史线索。值得注意的是1962年3月29日《文艺报》刊登的《郭沫若谈诗》的文章，郭明确说：“至于唐代的几个诗人，我比较喜欢李白。这是我的口味，不能拿别人的嘴巴来代替我的嘴巴。……对杜甫我就不大喜欢，特别讨厌韩愈。”1964年2月12日的《光明日报》上， 郭沫若在《寥廓江天万里霜》一文中又明确指出杜甫的《秋兴八首》的情调是“地主阶级的感情”，并号召我们今天要“扬弃那些腐朽情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郭沫若在1977年1月28日的一封答复一位叫胡曾伟的人来信的一段话，此时“四人帮”已粉碎，对《李白与杜甫》的批评意见也开始浮起在学坛。郭沫若针对批评意见，披露了他的见解，也可见出他写《李白与杜甫》学术思考的基底。他说：“杜甫应该肯定，我不反对，我所反对的是把杜甫当为‘圣人’，当为‘它布’（图腾），神圣不可侵犯。千家注杜，太求甚解。李白，我肯定了他，但也不是全面肯定，一家注李，太不求甚解”（此信后载于《东岳论丛》1981年第6期）。 这里固然又回到学术领域，从这个领域看来，郭的贬杜扬李不无道理，只不过他在1972年借用了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已，手段不足道。——“杜甫应该肯定，我不反对。”这与《李白与杜甫》的实际严重不符，但与他在一些历史文化纪念的大场合中做官样文章赞美杜甫（如那篇相当有名的《诗歌史中的双子星座》）倒颇为相符。尽管后来不少人抓住“双子星座”来指责郭的善变与投机，但郭的观点应该说是前后一致的，扬李抑杜的基调也是诚实的、由衷的（只是手段不可取而已）。这里笔者感叹的倒是郭的贬杜受到群起反拨之后，《李白与杜甫》耀眼慧星闪过之后，李杜优劣又回到一千余年来的老传统老境界，“圣人”“它布”，千人一腔，千家注杜看来还要再注下去。
新时期20年来的唐诗研究，无疑是100 年来唐诗研究也可以说是1000余年来唐诗研究的最光辉灿烂的时期，成就巨大，队伍壮阔，气象蒸蒸日上。这方面的总结综述文章也已多见，笔者无意缕述。除了唐诗总集、别集（大家的集释、汇注，小家的笺校、新订）几乎都整理出版之外，年谱、疏证新编、丛考、校考新著层出不穷，各种唐诗研究可资利用的相关文献和工具性史料的厘订之完备已经达到空前的规模，这里全国性的唐代文学学会及学会的会长傅璇琮先生无疑起了巨大的表率和推动作用。最近陈尚君有专文谈《唐代文学文献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对最近20年新时期的文献研究空前繁荣作了相当清晰的梳理与评介（他本人在《全唐诗》补续、《唐才子传校笺》补正和有关《二十四诗品》辨伪考证上作出了非常出色的成绩），这里不拟复述。但有关唐诗的理论研究、艺术规律的探索、唐诗发展史的阐释、唐诗论、唐诗学、唐诗批评学的研究则相对寂寞。史料文献研究的辉煌发达与理论阐释的贫弱单薄无疑是隐藏在唐诗研究界背后的一块阴云。
我们认为，现代意义的学术研究题中之义早已显示，一切古典文学的研究，包括唐诗研究大抵有两大范畴：史料的整理与史料的解释。前者追求的是文学史实的完整认知；后者注重的是文学史实的理性阐释。离开了史料的理性阐释与理论总结，中国文学史规律的探讨无从谈起，中国文学艺术的历史经验无以总结。“五四”以来的大学者屡屡告诫：只有史料而没有历史学，只有文献的整理者而没有历史学家，只有各种形态的整理史料的成果而没有机括独断自出心裁的解读者、阐释者，无疑不是现代史学的健康状态——唐诗史料学规模完备，唐诗学还在踽踽独行，应该是改变这种格局失衡的时候了。同时，史料文献的整理也应显示出历史内容的清醒认识和睿智判断。我们的学者不仅仅满足于史料的蛛丝马迹的发见，更应该从这些蛛丝马迹中揭示出文学演化发展规律性的东西、文学史的关键性的转折及其深层或本质的原因。象法官断狱一样，根据史料即证据的解释作出学术官司是与非的判决结论。即是说从史料的整理中贯穿出清晰的认识线索，从而进入理性的分析判断和宏观的科学认识。
最近《文学遗产》（1998年第4 期）刊出了一篇《关于二十世纪唐代文学研究的对话》，对话者为董乃斌、赵昌平、陈尚君三人，题目定格在《史料·视角·方法》。三人谈的话题相当广泛，内蕴与外延很有许多闪光的思想，为唐诗学术的深化与发展提供了富于启迪的思路。大致而言，陈尚君强调史料学的继续深入和大面积的开拓，并提供了许多十分具体的良策。董乃斌颇注重理论建设，强调要“十二分地致力于理性思辨能力和理论意识的自觉提高”。他认为，“忽视理论甚至藐视理论，以为强调理论必然导致空疏，这是我们学术界的一个思维定式”。——我们要注意克服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这个思维定式。从理论到方法，他更提倡新方法，包括西方文论的方法。他提醒我们考察一下：“人家何以会想到这条路上去？何以会想到采用这种方法。”赵昌平则强调“感悟”为第一义，信赖“自心”，注重学术性灵与研究中的独特敏感。他再三呼吁个性化的研究，他本人的个性化研究则落实在：从历史文化等外部的因素如何进入文学内部来的视角考察唐诗演进的轨迹形态。具体地说：以历史文化的氛围为背景，以诗人及诗人群体的个性化心态为中介，以诗体的传承演变为归结——这也是他正在撰写的《唐诗史》的根本思路。比较而言，赵昌平更愿意从他的“史”的撰述中表现出他对史料与理论有选择的同时并举或者说相对意义的不偏不倚。
唐诗研究走到了世纪末，关于100年来的经验和新世纪的前瞻， 各说各的，或许也正代表了唐诗研究界前行的方向。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学术视野的扩大，学术触角的深入，学术洞察力的加强，学术积累量的增厚和质的提高，唐诗研究会开出更绚丽的繁花，结出更丰盛的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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