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80年唐代文学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唐代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按照当前学术界的一般做法，撰写解放后的古代文学研究的述评，多半是从纵的方面描述不同时期的研究成就，因此，本文描述1949—1980年30年大陆的唐代文学研究状况，也应当这样来写。但本书所收的著作提要，包括了70年代后期的几年，这几年在一般研究者那里，通常与80年代以后一段时间的学术发展联系起来讨论，在前30年中不构成一个独立的发展阶段。处在这种两难情况下，本文拟减少纵向梳理，主要从横的方面，分专题对这30年的唐代文学研究作一回顾与评述。倘若没有政治等非学术因素的干扰，70年代最后二、三年的学术成果应是解放后20余年唐代文学研究的自然发展，实际上，这几年的成果不少在“文革”前就产生了，只是因为“文革”的降临，被迫推迟了出版的时间而已，因此，将这几年放到30年中一起讨论，也未尝不可。
作家作品论与文学史研究、整体研究
这一时期，作家作品论的最大特色是注重思想性研究。解放后，新旧学者尝试运用唯物主义辩证观来研究唐代文学。在评价作家作品时，他们坚持“作家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这一标准，对古代作家作品加以探讨，“人民性”成为对古代作家最崇高的评价，“现实性”成为对古典文学作品的最好的肯定。唐代作家中杜甫、白居易首先在这种学术气氛获得肯定。冯至的《杜甫传》作为解放后第一部文学家传记，介绍了“人民诗人”杜甫悲剧性的一生；傅庚生的《杜甫诗论》对杜诗的人民性和现实性多有抉发；萧涤非的《杜甫研究》(上卷“评论”部分)也对杜诗人民性的内涵作了充分的阐述与高度的赞扬。白居易的新乐府因其符合“人民性”的评价标准，因而他的诗歌也得到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不少学者对白居易其人其诗展开研究，涌现了一批白居易专著，如王拾遗的《白居易研究》、《白居易》、苏仲翔的《白居易传论》、范宁的《白居易》、万曼的《白居易》、褚斌杰的《白居易评传》，对白居易的生平事迹与作品的政治意义多有发明。李白研究也受到这种学术空气的影响，学者努力从李白作品中发掘富于人民性的政治思想。林庚《诗人李白》结合盛唐时代的精神面貌、政治斗争、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发展，使李白从过去“诗仙”等脱离政治的概念中纠正过来，恢复了作为诗人的李白的本来面目。这种研究风气不仅体现在唐诗研究领域，也体现在唐代散文、传奇的研究方面。学界在肯定“永贞革新”的基础上，一改以往贬抑柳宗元的做法，对柳宗元的思想与人格、对柳文所体现的政治斗争性作了高度的评价，这一点鲜明地体现在黄云眉的《韩愈柳宗元文学评价》中。刘开荣的《唐代小说研究》原为旧著，解放后，著者用新观点对其加以改写，力求通过对小说中的形象，更好地理解和认识唐代社会现实生活的本质面貌。这些研究成果，就其积极意义方面来说，一是摆脱了传统的笺注、评点式的研究方式，具有一定的理论性，体现出现代的学术品格(这一点只要看看王运熙等人的《李白研究》，就不难体会)，二是使一些重要作家作品的意义得以丰富起来(如李白作品的现实意义，杜甫从“诗圣”到“人民诗人”的演变)。但其不足也是十分明显的。它完全从当时的文艺观点出发去评判古代作家，以古律今，很多方面并不符合唐代文学的实际；由于它偏重作品的政治思想的分析，使得几个大作家的研究人为地成为学术热点，一些作家则因其作品的思想性不强而受到忽视，成为研究的冷门乃至学术空白(如李商隐的研究到1980年才出现第一部专著)，不利于唐代文学研究的全面发展，同时它还造成在几个作家之间强分优劣，任意抑扬，这一点在文革时期出版的两部著作《李白与杜甫》、《柳文旨要》中表现得最为典型。二著固然在研究资料的搜罗或作家生平的考证方面有其不可忽视的贡献，但书中或抑杜扬李，或抑韩扬柳，轩轾失当，有失学术公正。凡此种种，皆助长了当时比较“左”的同时也比较空疏的学风。
当然，这一时期的作家作品研究也并非全无实证之作。传统的为作家撰写年谱或诗文系年的研究方式仍被不少学者所采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些成绩的取得有许多是建立在著者解放前的相关成果的基础上的，它们崇尚实证，颇不同于解放后作家论中那些空泛之作。不仅李白、杜甫等大作家的研究有实证成果，许多中小作家的研究亦不乏同类著作。詹锳的《李白诗文系年》及其副产品《李白诗论丛》、四川省文史馆编撰的《杜甫年谱》皆是这方面的成果，在前人有关成果的基础上，后出转精，特别是《李白诗文系年》是同类著作中的典范之作。夏承焘的《唐宋词人年谱》(修订本)、孙望的《元次山年谱》、施子愉的《柳宗元年谱》、卞孝萱的《刘禹锡年谱》、《元稹年谱》、周勋初的《高适年谱》以及缪钺的姊妹篇著作《杜牧传》、《杜牧年谱》，不仅对作家生平事迹、诗文系年加以详细考订，而且对作家思想、创作的发展与心理的变化轨迹，时有精彩之见，将年谱与传记有机结合起来，不仅在体例上有所创新，也增强了这类著作的文学性。由于这种研究更注重实证，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当时的空疏学风，使得许多中小作家的研究也得到了关注，并以其实绩成为后人展开研究时不可或缺的基础。
与作家作品研究相关的是文学史的整体研究(由于体例关系，本书对文学史类著作大多未作提要)。解放初期，文学史的撰写并未提上日程，为应急需，先后重版了几种旧文学史的修订版，如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文学史简编》、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等。1958年随着“厚古薄今”、“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拔白旗”等口号形成浪潮，老专家的文学史旧著和以他们为主编来编写文学史的做法，不能使青年学生满意，他们一方面开展对老专家的批判，一方面开始动手编写文学史。1958年、1959年中涌现出许多由学生集体编著的文学史，其中最著名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同学、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组学生集体编写的两部《中国文学史》。书中认为，“中国文学史贯串着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或“贯串着人民的进步文学与反人民的反动文学的斗争”这样两条文学发展线索，这种看法与作家作品研究领域强调人民性、现实性的做法一致，在理论上具有明显的缺陷。(参董乃斌《中国文学史百年回顾与前瞻》，《中国古典文学学术史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到了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期，由于学术风气有所好转，由何其芳亲自主持、文学所编写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和高教部组织、游国恩等人主编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问世，才多少扭转了前一阶段的不良倾向。这两部文学史在总结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唐代部分的内容亦是如此)，被大多数高校用作教材，影响甚巨。此期的唐代文学断代史则以周祖譔编著的《隋唐五代文学史》成就最为突出，全书立论亦平实，但许多地方突破了当时局限，至今读来仍觉其中不乏真知灼见。王士菁的《唐代诗歌》亦可视为一部关于唐诗的断代诗史，但该书既受到传统上重视盛唐而忽视初、中、晚唐文学的观点的影响，也深受当时以现实主义的发展作为文学史线索的学术风气的影响，局限性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说这方面的研究在经过几起几伏之后，直到70年代末，才进入健康发展时期。程千帆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的《唐代诗人丛考》的出版是整体研究得以改观的标志。程著以其对行卷与唐代文学的关系的考察，开始对唐代文学史进行专题研究，这对新时期有关唐代文学繁荣成因问题的探讨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傅著以其对唐代一批中小作家特别是作家群体的丰富的考辨成果，为唐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也推动了文学史的整体研究，直接启迪新时期学界对唐代文学史上许多中小作家以及流派(如大历诗人)的关注与研究。二著在扎实的文献基础上进行学术创新，其意义不限于一般的文献考据或文学史专题研究，而是深刻影响了80年代以来整个唐代文学研究的学术风气。
文献整理与资料建设
总的来说，解放后30年的唐代文学研究注重理论色彩，不免空疏，但出于学术自身发展的需要，在文献整理与资料建设方面也取得一定的成绩，从而为唐代文学的基础建设和持续发展作出了贡献，并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具有一定的规划性，这主要体现在一系列丛书的出版方面。文学古籍刊行社在50年代曾影印过一批唐人别集，但数量较少，不能满足当时的学术研究的需要。后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古典文学丛书”——收入该丛书的有马通伯的《韩昌黎文集校注》、钱仲联的《韩昌黎诗系年集释》、瞿蜕园、朱金城的《李白集校注》以及《樊川诗集注》(缪钺点校)、《樊川文集》(陈允吉点校)、《皮子文薮》(萧涤非点校)、《王右丞集笺注》(叶葱奇点校)、《温飞卿诗集笺注》(王国安点校)、《李贺诗歌集注》(蒋凡、储大泓点校)、《骆临海集笺注》等。中华书局于70年代后期开始出版“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收入该丛书的有《杜诗详注》、吴文治校补的《柳宗元集》、顾学颉校点的《白居易集》、徐明霞校点的《卢照临集·杨炯集》等。此外，五六十年代，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的“唐人集”——包括《聂夷中诗·杜荀鹤诗》、《陈子昂集》、《王建诗集》、《张籍诗集》等，诸集虽只限于所谓“现实主义诗人”，亦属唐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开始影印出版的“宋蜀刻本唐人集丛刊”收有《张承吉文集》、《孙可之文集》、《杜荀鹤文集》等，是解放后有关唐人别集的重要发现，为唐代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仅以《张承吉文集》而论，就使张祜诗骤增150余首(与《全唐诗》相比)。这些“丛书”或“丛刊”的出版，使唐代文学研究获得了最基本的文献基础。除了以上“丛书”和“丛刊”，此外，本期还有一些质量较高的唐人别集整理本，如《元次山集》(孙望校订)、《孟东野诗集》(华忱之校订)、《韦庄集》(向宗迪校订)等，也已成为唐代文学研究的基本参考文献。
二是整理对象的丰富性，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同一个作家的诗文别集有不同的整理本，如杜诗注本，明清以来颇夥，本期不仅出版了《杜诗详注》、《钱注杜诗》、《杜臆》、《读杜心解》等注本，还出版了解放前很少流行的《读杜诗说》等本子以及今人郭绍虞的《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使杜诗研究者获得了更多的可供参考的资料。其二，整理不限于作家别集，也包括总集以及专书。本期不仅出版了《全唐诗》的标点本，《唐五代词》的校订本，而且出版了不少专书的整理本。这些专书有的是诗论著作，如《诗品》、《文镜秘府论》、《沧浪诗话》等，有的是史料笔记，如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开始出版的“中国文学参考资料”中收入的《唐才子传》、《唐音癸签》等，有的是作品合集或专集，如《花间集》、《唐人选唐诗》、裴鉶的《传奇》。以上文献，本期皆有人整理，其中周楞伽辑注《裴鉶传奇》，融古籍整理与专书研究为一体，体例值得注意。
三是整理方式多种多样，除了影印、点校古籍外，也有不少今人新注、集解之作，如关于司空图《诗品》，既有清人关于《诗品》解说(二种)的点校本，也有今人郭绍虞的《诗品集解》以及祖保泉的《司空图诗品解说》；关于南唐二主词，不仅有王仲闻的《南唐二主词校订》，也有今人詹安泰在王氏校订的基础上编注而成的《李璟李煜词》；关于杜牧，陈允吉整理了《樊川文集》，缪钺整理了清人的《樊川诗集注》；关于李贺，既有整理清人注解的《李贺诗歌集注》，也有今人叶葱奇疏解的《李贺诗集》。有些今人著作还具有一定的总结、集大成的性质。如钱仲联的《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仿清人集解、间诂一类的著述方法，采集诸家注韩之说，重新系年编排，在校、笺、注、评四个方面均有创获，一编在手，几可取代所有韩诗旧评旧注，并时有注者心得，以补前人之不足。瞿蜕园、朱金城合著的《李白集校注》初步总结了包括王琦注以来李白研究成果，也具有一定的集成性质。
学术的发展除了需要一定的古代文献作为基础，也需要一定的当代文献的积累。本期的唐代文学研究在这方面有一定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一批研究论文集的结集出版及工具书的编纂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了《唐诗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1962—1964年编辑出版了《杜甫研究论文集》(三辑)、《李白研究论文集》。这些文献及时反映了当时学术界的研究动态，今日已成为很好的学术史参考资料。为了对重要作家进行深入研究，特别是对历代有关作家研究的发展有所了解，中华书局1962年开始出版“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其中唐代部分的有陈友琴编的“白居易卷”、华文轩编的“杜甫卷”(上编：唐宋之部)、吴文治编的“柳宗元卷”。这些资料汇编已经成为今日有关作家接受史研究和学术史研究的极好资料。此外，本期出版的《唐戏弄》及《唐声诗》(均为任二北著)、《全唐诗中的乐舞资料》虽非专为唐诗研究而编著，亦有助于唐诗(特别是唐代声诗及有关乐舞、戏弄的诗)的专题研究。30年中还出版了一些工具书性质的著作，如岑仲勉的《唐人行第录》对唐人行第的考订，万曼的《唐集叙录》对唐人别集版本的考辨，龙榆生的《唐宋词格律》以及温广义的《唐宋词常用语释例》对唐宋格律、词语的探讨，皆以其学术性与资料性而为人所重，极大的方便了研究，促进了唐代文学研究的资料建设。
作品选注与文化普及
如果说，文献整理与资料建设为学术研究奠定了文献基础的话，那么，文化普及则为古典文学的研究奠定了群众基础，同属于古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工程。解放后，对于文化普及工作相当重视，所谓“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成为这项工作的方针，而更看重的还是普及，相当多的著名学者包括何其芳、余冠英、钱钟书、马茂元等，都参加了这一工作，因而本期在古代文学作品的选注以及古典文学基础知识的介绍工作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不仅扩大了古典文学的现代影响，丰富了人民的文化生活，也对研究工作起了铺垫和促进的作用，当今的一部分学者就是在这种文化普及的情况下开始对古典文学产生兴趣乃至走上学术研究之路的。
一如文献整理，解放后的古典文学知识的普及工作也具有一定的规划性，这也体现在一系列丛书的出版上。春明出版社于50年代出版了“中国文学名著丛选”——其中包括吴宗济的《唐宋小说》、潘勤孟的《韩柳散文》、苏仲翔的《李杜诗选》；其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包括张友鹤的《唐宋传奇选》、山东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选注的《杜甫诗选》、童第德的《韩愈文选》、刘学锴、余恕诚的《李商隐诗选》；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的“古典文学普及读物”丛书(即后来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丛书)——其中包括《唐诗一百首》、《唐宋词一百首》(胡云翼选注)、《唐代散文选注》(张起文选注)、《唐代传奇选译》(施瑛选译)等均以作品选注的方式来进行古典文学知识的普及。此外，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即后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以及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知识丛书”等知识性读物的出版，其中也有不少唐代部分的内容，如中华书局出版的《韩愈》(钱冬父著)、《李商隐》(刘学锴、余恕诚著)，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唐宋古文运动》(钱冬父著)、《李白》(王运熙、李宝均著)、《杜甫》(刘开扬著)、《柳宗元》(顾易生著)、《刘禹锡》(卞孝萱、吴汝煜著)、陈友琴的《白居易》、《唐诗》(詹锳著)，也发挥着与上述选本同样的作用。
本期除了提供一批重在普及的选本外，也贡献了一批学术价值相当高的选本。由于当时专著难出，而出版界对普及性著作有很大的需求，许多功力深、基础好的专家投入了这一工作，而且态度相当认真，所以许多选本质量不仅远远超过解放前的水平，而且至今仍具有参考的意义，一再重版。如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选注的《李白诗选》、萧涤非的《杜甫研究》(下卷“作品选注”部分，后来单独出版，名为《杜甫诗选注》)、顾肇仓与周汝昌选注的《白居易诗选》，刘学锴与余恕诚选注的《李商隐诗选》、王汝弼选注的《白居易选集》等。这些单个作家的作品选本选目较为精当、注释较为准确，大多进行了作品的校勘与编年，有的还用“备考”或“辑录”的方式，汇集了部分前人的研究成果，这些在解放前乃至解放初的许多选本中是没有或很少见的，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兼具普及与提高之效。关于唐代文学总集的选本则有：马茂元的《唐诗选》是解放后第一部唐诗新选本，书中充盈着鲜明的唐诗史意识，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旧选本的门户之见；汪辟疆的《唐人小说》是一部有关唐人小说的精选本；龙榆生的《唐宋名家词选》(修订本)以及俞平伯的《唐宋词简释》则是有关唐宋词的精选本。这些成果对新时期以来的唐代文学研究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
本期的作品选注工作积累了不少关于文化普及的经验，这对新时期的唐代文学研究(包括普及工作)有着启迪意义。其一是古诗今译。古诗今译是普及工作的一种方式，它要求用现代的白话翻译古典诗歌，但在翻译的过程中如何保持原作精神，又能体现出译者的创造，一直是个困惑，本期有作者尝试着这种工作。倪海曙在《唐诗的翻译》中首开风气；其后，傅庚生的《杜诗散绎》、霍松林的《白居易诗选译》用现代诗的方式译杜、白之诗，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后来，高嵩在《李白杜甫诗选》中也用同样的方式来译李杜诗歌。这些尝试无疑丰富了古典文学普及的方法与内容，对现代新诗的创作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其二是文学鉴赏。本期大多数的作品选注本由于面向的阅读对象是一般读者(特别是工农大众)，因而注重注释的详尽以帮助读者疏通大意，间有说明性的文字，也大多发掘作品的思想意义，而不大注重对具体作品的艺术分析，而刘逸生的《唐诗小札》以及夏承焘的《唐宋词欣赏》不为这种风气所束缚，注重对唐诗及唐宋词的具体作品加以整体把握与细致分析。这些著作与那些学术性较强、艺术分析较细的选本一起，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鉴赏热”的兴起有着某种先导作用，也推动了新时期唐代文学研究界对作品展开更深入细致的艺术研究。当然，本期的普及工作也有许多不足之处，如选录的标准过严，选录的范围过窄，对《唐诗三百首》这一类的旧选本重视得不够，这些不足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得到弥补，其中的得也为新时期普及者或研究者所重视。
敦煌文献的整理与敦煌文学的研究
敦煌文献的发现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史、学术史上的大事，由此形成一门新兴的学科——“敦煌学”。敦煌文献大都是唐代的文物，它的发现对唐代文学的研究尤其有着直接的影响。唐代文学研究不仅由此获得了新的丰富的资料，也由此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特别是敦煌变文研究与曲子词研究极大地丰富了唐代通俗文学、说唱文学研究的内容，使唐代文学研究的面貌大为改观，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士大夫文学研究。
解放前“敦煌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献的搜集与传布方面。解放后，由于对这一新兴学科的重视，也由于学术的积累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特别是敦煌文献中有不少作品具有“民间性”，不存在思想性的问题，因而敦煌文献的整理与敦煌文学的研究较少地受到政治的干扰，出现了很大的发展，在资料建设与专题研究方面尤其取得了成就，出现了一大批高质量的敦煌学著作。由于敦煌学兴起较晚，本身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作为敦煌学的一个分支，敦煌文学对于唐代文学研究来说，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所以，本文在此将其单独列举出来加以评述。
30年中敦煌文献的整理与唐代文学研究有关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敦煌曲子词与敦煌变文。王重民的《敦煌曲子词集》是第一部关于敦煌曲子词的总集，虽然收择标准过严，但考订精审，为唐词(主要是民间词)研究提供了新的可靠的资料。任二北不满王著，认为王集所收不足以倚作全面研究的基础，故在前人整理敦煌曲子词的基础上加以增补校订而成《敦煌曲校录》。这是又一部敦煌曲子词的总集。全书共收敦煌曲545首，较王著仅收一百余首大为增加，内容分类更趋细致。著者将敦煌曲分为普通杂曲、定格联章、大曲三类，分别予以校录，特别详明大曲一体。周绍良的《敦煌变文汇录》是国内外第一部敦煌变文总集，共汇辑变文36篇，每篇均作简要说明以介绍写本原卷情况，间加考订，惜乎未作校勘，但草创之功，实不可没。继起的《敦煌变文集》则通过集体的力量辑校而成。辑者根据187个写本，整理出78篇作品，依故事内容分卷排列。蒋礼鸿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则对其中难解之词加以考证和解释，材料丰富，考证严谨，创获极大，对文学研究与语言学研究均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敦煌文献的发现与整理直接推动了唐代文学相关课题的研究，其一是唐代民间文学的研究。敦煌曲子词与变文均属于民间文学，此外，敦煌文献中还有不少民歌，亦属此列。杨公骥于60年代初出版的《唐代民歌考释与变文考论》对敦煌文献中所发现的部分唐代民歌与变文作了专题研究。张锡厚的《敦煌文学》出版于80年代初，虽然书中内容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对唐代民间文学的探讨，但在理论上较杨著大为提高。其二是对唐代音乐文艺的研究。这项研究由任二北首先开创，成就也最为卓著。他在编辑《敦煌曲校录》的同时撰写了专著《敦煌曲初探》。这是第一部比较全面研究敦煌曲子词的著作，于曲调考证尤为有功。全书共五章，首次对敦煌曲辞系统、全面的整理与研究，它的问世标志着敦煌曲辞的研究从文献整理进入到专题研究的新阶段。该著对《敦煌曲校录》中涉及的诸多问题加以细致的阐发。著者从讨论曲调源流、曲体特征、曲辞校订、乐舞关系、时代与作者等几个关于敦煌学的考据问题入手，提出了建立“唐代音乐文艺之全面研究”的设想。此后，著者沿着这一思路，不断有新的成果出版，在敦煌学史与唐代文学研究史上均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教坊记笺订》雏形成于1952年，后经改进，于1962年7月由中华书局出版。该著首列“唐代音乐文艺研究发凡”，实际上该著“于研究唐代音乐、伎艺，颇开门径，不啻锁钥”。
学术论争与政治批判
1954年以来，学术界批判俞平伯、胡适、胡风，1957年反右斗争，1958年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等运动，对古典文学的研究(包括唐代文学的研究)起着消极的影响，但这些批判毕竟不是专门发生在唐代文学研究界，兹不论。五六十年代以来有些学术论争发生在唐代文学研究界，对当时的唐代文学研究起着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至今仍值得我们的回顾与反思。本文试就其中几次较大的争论，分别评述如下。
作品论方面有关于《长恨歌》主题的讨论。1955年褚斌杰在《光明日报》(1955年7月10日)发表了《关于<长恨歌>主题思想及其评价》一文(后来收入褚著《白居易评传》)，由此引起争论。当时学术界关于《长恨歌》主题的意见大致有三种：讽谕说；歌颂李杨爱情说；双重主题说。实际上，《长恨歌》题材本身所包含的多重意义、作家思想感情的矛盾性、作品的客观效果与作家主观的创作意图之间的差异，均对作品主题的构成有影响。《长恨歌》的主题是多重的，也是隐含的，似乎不必寻求争论的一致性，但当时要从作品中寻求“人民性”的内涵，有关争论不免偏执。
作家研究方面有关于杜甫与“人民诗人”的关系、李白诗歌与“盛唐气象”的关系、李煜词与爱国思想的关系等问题。萧涤非用“人民诗人”取代“诗圣”的称号来称呼杜甫，是为了赞扬杜诗的思想性，但由此引起争论，不少人不同意这种提法。实际上，这种争论的不足不在于萧氏是否过高地赞扬了杜甫及其作品，而在于双方肯定或否定杜甫的理论依据本身就有欠缺。1954年林庚在《诗人李白》一书中标举“盛唐之音”，1958年又发表论文《盛唐气象》，认为李白诗歌典型反映了“盛唐气象”，“盛唐气象”是盛唐时代精神面貌的反映，其本质是蓬勃的朝气和青春的旋律。他的观点遭到了裴斐等人的反对。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80年代，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也标举“盛唐之音”，获得学术界大多数人的赞同。实际上，裴斐等人拘泥于作为历史社会的盛唐来论诗中的“盛唐气象”，显然是以社会学的分析方法肢解了李白等盛唐诗人诗歌的美学意义，其所驳论的理论与方法亦不科学。有关李煜词的争论也是就李煜词是否有人民性、爱国主义等政治意义展开的(可参考《李煜词讨论集》)，同样显示出当时文学研究界在文艺理论的运用上所存在的单调与生硬之弊。
关于研究方法的讨论主要是围绕着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而引起的。陈氏在解放后仍然采用他一贯的治学方法来研究元白诗歌，他的《元白诗笺证稿》在诗史互证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虽然，他研究的对象(白居易的新乐府)正是当时学界关注的热点，但由于陈氏不去研究白诗的思想价值，所以，他的成果在当时被视为一面需要拔去的白旗，他的研究方法也被定性为一种繁琐主义的、主观主义的考证方法。这种批判将马列主义文艺观点与中国传统的考据方法对立起来，助长了当时空疏的学风，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学界对这种空疏学风的厌弃，陈著及其中所体现的实证学风的学术价值才被人重视起来。
关于唐诗繁荣的原因：对这个问题，学术界先后有两次讨论，一次是在马茂元的《唐诗选》出版以后，另一次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唐诗选》出版以后，都是由前言引起的。马茂元认为唐人没有文学的教条主义是唐诗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观点立即引来批评，不过并未展开广泛的讨论。余冠英、王水照的《唐诗选》“前言”引发的讨论从1978年到1981年，差不多持续了4年，讨论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唐诗的繁荣和唐朝经济的繁荣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唐诗的繁荣和庶族地主的勃兴以及诗赋取士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唐诗的繁荣和唐朝艺术的繁荣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对于这些问题一时还难以得出一致的意见，但这场讨论对80年代以后的唐代文学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它不同于以往的学术争论以及政治批判，是在政治气候与学术环境逐渐改善的情况下展开的，所以讨论的持续性与深入性都比前述学术论争强得多。(参袁行霈《中国大陆唐诗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语言文学卷》，中华书局1995年版)
结语：几点反思
30年的唐代文学研究虽然经历了不少曲折，仍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若与80年代以后的唐代文学研究相比，它的贡献是有限的。将这30年的研究与后20年的研究作一对比，我们感觉到要使唐代文学取得更大的发展，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要加强：
一是继续加强唐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环境建设。30年的唐代文学研究成果最主要地集中在50年代上半期(那是百废待兴的时代)，其次是1959—1962年期间(即所谓右倾时期)，再次是1978—1980年期间(即拨乱反正时期)。这几个时期是学术环境较为宽松的时期，成果较多，相比之下，其他时期则由于政治“左倾”的消极影响，学术成果不多。几次学术论争，由于正常的学术讨论被政治批判所取代，没有取得应有的成绩，特别是“文革”十年差不多成了学术研究的荒芜期，更能说明学术的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新时期的唐代文学研究之所以取得较大成就，也与学术环境的改善有关。今后的唐代文学研究既要排除非学术性因素的干扰，又要抗拒商品大潮对学术研究的负面影响，努力营造好的学术氛围，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二是继续加强唐代文学研究的基本理论的建设。要改变以往单纯视文学为社会生活的反映的片面认识，要改变以往偏重分析作家的思想倾向乃至阶级成分的做法，真正将文学研究落实到文学本位上来，对文学的各种性质、功能及其实现方式加以探讨，在吸取传统文艺理论的合理成分并将其进行现代转换的同时，借鉴西方有益的文艺理论，为唐代文学的研究提供新的更多的理论与方法。
三是继续加强唐代文学研究的基本文献建设。30年中，象《韩昌黎诗系年集释》那样的由今人撰著的集大成的著作，数量太少，今后仍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此外，积极展开对中小作家的别集的整理，可拓展唐代文学研究中的文献整理范围；对许多与唐代文学研究有关的参考资料(如笔记小说)也可在整理的基础上，展开专书研究。
四是要重视对唐诗特质的把握，同时加强对其它文体的研究。唐诗的繁荣和影响的长盛不衰，是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这跟唐诗自身的特质有密切关系。对唐诗特质的把握，直接关系到对唐诗史的把握以及对唐代文学全貌的理解。或许我们还能从关于唐诗特质的形成及唐诗的流变等诸多方面的考察中总结出富于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在重视唐诗研究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唐代又是一个文学全面繁荣的时代，唐诗取得高度成就，与其它体裁文学所给予的影响和推动分不开。唐诗繁荣昌盛，也必然要向外发展渗透，绝难自封。因此必须顾及唐代文学的全景，加强对诗歌以外的赋、散文、传奇等文体的研究。这方面，不仅解放后的前30年非常不够，即使是后20年(80-90年代)亦属薄弱环节。进入21世纪，应该是我们全面规划唐代文学研究、争取在唐代诗歌以及其它各种文体研究上取得更好业绩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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