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发展观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浪漫主义论文,发展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浪漫主义发展观是在批判和反思以理性特别是工具理性为基础的西方文化和西方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主要观点是：理性特别是工具理性过于呆板和偏狭，忽视了人的尊严和价值，导致了人的自由的丧失；社会的发展不应是理性的发展和科技的发展，而应是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实现，应依赖于非理性的本能、情感、欲望等。这种浪漫主义发展观割裂了真理与价值的关系，片面地强调价值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关键词 浪漫主义 理性 价值
发展是全人类共同关注的重大理论课题和关系到人类生存与命运的重大实践问题。浪漫主义思想家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意义的重要思想，但是他们常常又是失之偏颇的。
一、浪漫主义发展观产生的背景
当黑格尔把理性主义发展到顶点、甚至把普鲁士看作是人间的理性王国时，一种对理性、对以理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文化的反思和批判的思潮就开始萌动了。当人们陶醉于工业文明的蓬勃发展时，一位德国的中学教师斯宾格勒却以西方文明行将就木、在劫难逃的醒世之言震惊了欧洲的学术界。
这种对理性以及以理性为基础的工业文明的反思和批判是有其深刻的思想基础和现实根据的。
近代理性主义从启蒙运动开始到德国古典哲学已经发展到了顶峰。黑格尔把理性客观化、实体化，并以泛逻辑主义的形式把理性作为主宰一切的绝对精神，形成了关于绝对精神的庞大的哲学体系。黑格尔的理性主义把理性神秘化、绝对化，对理性的崇拜导致了理性的宗教。绝对理念作为神秘化、绝对化的理性实际上是“上帝”和“神”的别名。黑格尔本人也毫不讳言他的哲学与神学的关系，他说，“哲学除去上帝之外，没有别的对象，因而它本质上是唯理的神学，也是为追求真理而对上帝所持的始终不渝的宗教。”①从他的哲学观可以看出，他的哲学不过是“唯理的神学”。黑格尔的哲学观可以说是对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的莫大讽刺。这就是从批判神学开始又回到另一种形式的神学，从崇尚理性走向把理性变成空洞的、抽象的说教。可以说，理性的神化、绝对化必然会导致对这种抽象的理性主义的否定。黑格尔之后所掀起的一股批判理性、批判实证科学的反理性主义思潮便是理性主义哲学内在的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浪漫主义发展观就是在对理性的反叛之中产生的。
从黑格尔哲学的内在矛盾中可以看出，一方面，它推崇理性、依靠理性来发现真理；另一方面，它又要给上帝留下地盘，给人们留下追求意义、追求生存价值、追求进入天堂的领域。从理论上说，真理和价值是统一的。为了实现这种统一，黑格尔不得不强调，追求真理也要对上帝保持始终不渝的崇敬。然而，自启蒙运动以来，真理和价值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对理性的崇拜、对科学真理的追求取代了对价值的关怀，真理占领了价值的领域。这种状况突出地表现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不平等关系”上。自然科学遵循理性的原则，发现真理、并使这种真理在人控制自然的活动中发挥越来越突出的作用。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及其巨大的经济效益使人们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合理性和正确性提出质疑和挑战。面对这一挑战，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步步退让，以至不加批判地把自然科学方法运用到社会领域。这样，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越来越失去自己应有的地盘。从理论上说，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应该讲究人生价值和意义，研究人的需要和目的。然而，它却把人生价值和意义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多地让位于对科学真理的追求。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越来越多地变成了社会控制和社会管理的有效工具，而对人的多种价值关怀的功能则逐步丧失。然而，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并没有象自然科学那样在追求真理、控制社会方面发挥令人满意的功效。它在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道德沦丧、少年犯罪、战争恐怖、经济危机、人口爆炸、环境危机等问题面前仍然束手无策。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越来越多的人对精密化和逻辑化的社会科学产生极大的疑虑。二战以来，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科学语言的日益符号化、精确化、逻辑化，极大地提高了自然科学研究的效率和水平。人类知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切知识都可以移入电脑，成为可操作和运用的材料，知识的语言都化作电脑的语言。无法数学化、符号化的知识则被逐步淘汰，不易符号化、数学化的人文科学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面对着社会科学丧失对价值关怀的缺陷、面对着社会科学的种种危机，许多社会科学家试图扭转社会科学研究状况，重新关怀人的前途、价值、自由、尊严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者把社会的秩序化、活动的效率化作为社会变革的目标。在社会组织上，“礼俗社会”让位于“法理社会”，在政治上确立了科层制度，在经济上，以可以计算的原则支配一切，经营过程更加精打细算。可以说，这是社会政治经济活动的合理化，即理性地选择实现目标的手段，考察手段在实现目标方面的效率、效用。在这样一种合理化的模式中，人们较少考虑目标本身对于在人类是否有价值、有意义。换言之，这种合理化不给人们提供关于生活的目的、意义、价值的解释。借助于经济活动乃至社会生活的全面的计算和控制，借助于对于生产规律的研究，人被综合进合理化的生产秩序和合理化的经济活动中。人成为经济运动中的一个环节、一个因素。人的职业活动被迫适合于社会分工的体系。人成为经济活动和物的奴隶。马克思在揭示资本主义的这一状况时也指出：“工人在两方面成为自己的对象的奴隶：首先，他得到劳动的对象也就是得到工作；其次，他得到生存资料。因而，他首先作为工人，其次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够生存。这种奴隶状态的顶点就是：他只有作为工人才能维持作为肉体的主体的生存，并且只有作为肉体的主体才能是工人。”②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的合理化产生了摧毁人的价值，否定人的尊严的负面效应。这不能不引起思想家们的重视，人们不能不思考这种合理化对人类的发展，对人类的未来和前途的重大影响。
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发展观的核心是把社会的发展归结为理性的发展，而理性的发展又被视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知识的传播。西方文明是理性发展的产物，是文明发展的典型。在他们看来，要使人类得到发展，提高文明的水平就必须把西方的发展模式向世界推广。这种包含着普遍主义和单线论的发展观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一方面，它为西方殖民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对东方社会的肆无忌殚的掠夺，对东方民族的残酷压榨变成了向东方国家输出文明。英国牛津大学格里芬研究员十分公正地指出：“并不是欧洲‘发现’了不发达国家，相反，正是欧洲制造了不发达国家。”③另一方面，它在东方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整个世界的西方化”。英国记者哈里森指出：“第三世界一味追求西方的生活方式，已使争取发展的努力走上歧途，并且迅速地把传统文化中不管好的坏的一股脑儿摧毁了，就象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掉一样。”④当代世界出现的东西方矛盾和许多落后国家中日益激化的社会冲突、民族对抗不能不引起许多思想家进一步反思数百年来资本主义所走过的充满血与火的发展历程。
浪费主义发展观的兴起是与人类精神的内在特征相联系的。人是有理性的，同时又是富有激情的。资本主义工业文化在三百多年的发展史上主要倡导和弘扬了理性主义精神，并把这种理性主义精神作为推动科学发展和人类进步的唯一杠杆，而对人的激情、意志、情感等却有所忽视。这就引起人们的内心骚动和反叛。浪漫主义发展观正是从反对启蒙运动以来的“刻板理性”开始的。
二、对理性的反思和批判
崇尚理性、建立理性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探索自然界的奥秘以控制自然，这样一种理性主义精神可以说是促进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文化基础。但是，战争的恐怖、环境的恶化、经济的危机、社会的对抗、道德的沦丧、精神的匮乏都给理性化的发展进程蒙上了阴影。面对着这些危机和困难，浪漫主义应运而生，把斗争的矛头直指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理性基础。
第一，理性过于呆板。它只是对事物进行分类整理，是一种工具理性。它是被人们用来掌握外部事物，进行概括、分类和推理的逻辑工具，是用以有效地组织生产和社会生活的手段。这种理性只有接受性而无创造性，理性所天生具有的批判能力丧失了。按照实证主义的理性原则，理性必须服从于逻辑，服从于共同的规则才不至于丧失其工具性、明晰性和真实性。海德格尔认为，人的思维应该是富于激情的、创造性的，思维应该揭示人的存在的本质和意义，这种思维已经在文学领域时表现出来了。但是，在科学领域里的思维即理性化和实证化的思维未触及存在的本质。据此，他断言：“科学本身并不思维。并且不能思维--这是它的好运气，这里意味着它自己的被指定了的进程。”⑤为此， 他呼吁人们超越实证主义认识方法，创立一种富有诗意和创造性的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法是非操作的，它是既迥异于科学，又迥异于常识的操作主义。
第二，实证理性的偏狭性使人们忘记了对人生意义问题的思考。启蒙运动以来，特别是19世纪末叶以来，人们对科学的评价发生了重大转变，实证科学变成唯一科学，非实证的、无法量化的科学则被看作形而上学而遭拒斥。实证科学所引起的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和物质生活的空前繁荣使人们陶醉于自己的成就之中，从此人们的整个世界观和方法论都受到实证主义的影响。正如胡塞尔所说，“只见事实的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6〕按照实证主义的理性观， 在科学活动中人们必须排除一切价值判断，只能依据经验所提供给人们的一切来判断科学命题的真伪。按照实证科学的理性观，人们可以不再探索各门科学对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的问题，不再研究人生有无意义这样一些对人来说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忘却了生存的意义而专注于物欲的追求和真理的探索，只能使人们在虚幻的繁荣和苦涩的失望中挣扎，只能让人们悲叹功利主义和物质主义的苦涩无味。
第三，理性导致了非理性，追求自由导致了自由的丧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在文化上是以反对封建神学、反对等级制度、颂扬理性、渴求自由开始的。但是，理性的工具化却使理性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尼采指出，当理性抽去上帝脚下的基石宣告上帝的覆亡时，理性也抽去了自己的基石。理性打倒了上帝，自己也升华为保守落后的东西。许多思想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合理化进行了鞭挞和批判。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里，社会生产组织是高度严密、极其集中的，它是以最小的成本换回最大收益的效益原则来进行的。以专业分工和功能分割为特征的官僚等级制度是保证它有效运行的重要组织原则。这样一种生产组织体系是“具体化的世界，其中只见角色不见人。它在组织图表中突出的是科层关系与功能作用。其中，权威经过职位传递，而不经人遗传。社会交换（必须相互吻合的工作），只在角色之间进行。人因而变成了物体或东西”。〔7〕高度严密和极其“合理的”生产组织把每一个人安排在整体之中，使其充分发挥作用。它的“合理性”仅仅体现在“合理安排之中”，而不是建立在人的觉悟之上，将人置于工具理性的专制统治之下。它表现了人类理性的彻底工具化、操作化。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让位于冷冰冰的技术统治和分工体系。工作场所的严格规范、事业上的精打细算和严谨的敬业精神与个人的自我发展、自我满足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人们以内在精神的沉沦去换取外在物质利益的丰腴。这种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漠视、对人的价值的毁灭是“非理性”的顶点。在严格的管理体系之中，启蒙主义所倡导的意志自由、天赋人权已荡然无存，所剩下的只是温顺地服从于技术管理、服从于角色要求、以使自己屈从于无视人的理想和目的的非理性的目的。理性主义以颂扬理性和自由为起点却以非理性和丧失自由而告终。
面对理性主义发展观把理性实证化和工具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负效应。许多西方思想家揭示了三百多年来作为资本主义发展之文化基础的工具理性所存在的矛盾。但是他们在具体如何看待理性的问题上却出现了分歧。某些非理性的思想家们主张彻底否定理性。尼采便是其中一位典型代表。他对构成近代欧洲社会发展的文化基础--理性进行了猛然的抨击。他认为，所谓真理、理性、道德都是虚伪的，是在压抑人的生命力的前提下发生的。他强调，理性、意识使人软弱。他说，“意识是人类与生俱有的秉赋中最晚也是最近发展的，因此也是最为粗略与这些发展中最没有力的一环。无数的错误皆源于意识。”〔8〕但是， 许多理论家对理性持一种谨慎的态度。他们主张，理性不仅仅是以逻辑的和量化的手段掌握和控制自然和社会，而且还是确立和创造人的精神价值、改变人的奴役状态，促进人类向着未来理想迈进的“人文理性”。为此，他们沿着康德的道路，继续进行理性的批判和理性的重构。这种理性重构规划是多种多样的。他们要重新界定理性、揭示理性的适用在什么条件下才是合法的。胡塞尔说：“理性是‘绝对’、‘永恒’、‘超时间的’、‘无条件的’有效的理念和理想的称号。”〔9〕他认为，理性赋予事物以目的、价值和最终意义。马尔库塞也强调，理性在本质上就是自由。他说，理性以自由为前提，也以自由为终点。很明显，他所理解的理性已经超出了科学认识论的理性，逻辑思维的理性以及按照有效和秩序原则组织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理性。在他们那里，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赋予诗意和激情，被他们彻底浪漫化了。马尔库塞把理性与艺术相结合，提出了“艺术理性”的概念。他认为，以往，人们把理性看作是压制本能、欲望的工具，而感情本身是对理性有害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要使用感性来拯救理性，使理性为保卫生存本能而发挥作用。哈贝马斯则提出用“交往理性”来克服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危机。尽管他们的重构理性的规划有所不同，但他们的目的都是企图克服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理性危机和文化矛盾，以重新确立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基础。
三、浪漫主义发展观的基本内容
浪漫主义发展观的支持者反对把社会的发展等同于理性的发展，强调社会的发展应该是人的价值的实现。他们往往忽视甚至否定真理与价值的统一。浪漫主义认为，把社会的发展等同于理性的发展会使人们忽视经济活动的价值和意义，忽视科学本身的目的和价值。在工业革命时代，人们认为，社会进步就是用可驾驭的经济技术手段来获取物质财富，科学是最可靠的知识形式，获得财富就是善的。它把人们社会经济活动的精神价值基础这种超经济的前提排除在外。然而，事实上，“为经济提供方向的最终还有养育经济于其中的文化价值系统。经济政策作为一种手段可以十分有效，不过只有在塑造它的文化价值系统内它才相对合理。”〔10〕这种对文化价值系统的忽视已经给当代社会带来了危机。某些思想家认为：“科学本身和物质世界是独立于任何价值之外，因此科学可完全不理会这些问题，这种对道德价值观的漠视态度，是我们时代危机的主要方面。”〔11〕他们对于当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工具理性缺乏价值的范导而痛心疾首，对于人们过份地迷恋于实证科学的繁荣持批判态度。胡塞尔说：“现代化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这种独特现象意味着，现代化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12〕这个问题就是人生的意义问题。为此，人们呼吁：“必须包容那些被工业范式忽视了的超经济价值观，必须开发被科学忽视了的、以价值观念为基础的思维源泉。”〔13〕浪漫主义思想家揭露了实证主义的狭隘的理性观，提出了扩展理性范围的种种方案，把思考人生价值和意义作为理性概念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某些浪漫主义思想家在追求价值的同时却不适当地夸大了价值的地位和作用，甚至从根本上否定了真理和理性。尼采说：“真理就是这样一类错误，要是没有它，某一类生物就活不成。价值对生命来说，才是最终决定的东西。”〔14〕人本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实际上表现了人们对西方工业文明理性化发展的质疑，对人的本质、价值和人生意义的思索和追求。
由于对以理性化为基础的西方文明的怀疑和否定，西方的某些思想家也怀疑甚至否定社会应遵循理性化的发展方向。弗罗姆说：“我警告的是，除非历史的道路改换了方向，全世界的人类都将丧失其为人的品质，成无灵魂的机器人，甚至于自己不觉得这样。”〔15〕对理性发展观的否定实际上也就是对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的“单线论”和“西方中心论”的否定。因为，“单线论”和“西方中心论”是建立在理性发展观的基础之上的。但是，浪漫主义在否定“单线论”和“西方中心论”的同时却又否定了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否定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某些人在重建人的价值体系的幌子下，提倡绝圣弃智，返回人类最初的自然状态中去。罗扎克（Roszak）认为，人应该成为自然的一部分，聆听自然，保持感官能力的开放，从自然中获取信息，并使感觉能力不受理智的干扰和分心，这样人就可以发展最理想的品质。
既然社会的发展不是理性的发展，那么人类就不能希望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经济生活的秩序化和理性化来使社会向文明的未来发展。浪漫主义思想家否定理性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情感、意志和本能的欲望上。尼采强调，应用权力和创造的本能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体现了权力意志的人是超人和伟人。只有通过超人和伟人才能实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他说：“我要你们有生存的意义，这就是超人，作为阴沉黑暗中闪电的人”。〔16〕柏格森也把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看作是生命冲突的持续过程。他认为，在人类社会中，存在着符合法律习俗的封闭社会和由英雄和圣者为代表和动力的开放社会。前者是以理智为基础的，它通向科学的、静态的和机械的理想；后者以直觉为基础，它通向艺术的、自由创造的理想。只有通过生命冲动，人类才能达到后一个理想。显然，浪漫主义发展观否定理性而崇尚非理性的直觉、意志和生命冲动。在他们看来，这些东西才使人类实现自己的价值。法兰克福学派继续遵循这一方向来构想他们的社会发展战略。他们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全部社会生活的理性化使人变成了“单面人”，它通过物质财富的满足来压抑人的其它多方面的欲望，使人丧失自主性。马尔库塞声称：“物质生产不管组织得多么公正、多么合理，它绝不是自由和满足的王国。”〔17〕这种“自由和满足的王国”只能靠那些未被资本主义同化的无赖游民、下层市民以及其它有色人种中的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他们强调，对社会发展的进程应进行一次革命性的反叛。为此，人类必须把被压抑的本能、欲望释放出来，把性欲提升爱欲，进行“性革命”。关于这一点，马尔库德写道：“如果性革命成为人的革命，性解放与政治道德相联系，那么性革命才是一场革命。”〔18〕
浪漫主义发展观把发展的希望寄托在权力意志和本能、欲望的释放上，并以非理性的意志、本能、欲望取代理性作为社会发展的文化基础和精神力量。他们把人类社会的未来彻底浪漫化。马尔库塞说：“如果和平是目的的话，最发达的工业地区所达到的生活水平就并不是合适的发展模型。”〔19〕那么，合适的发展模型应该是什么呢？他们认为对人类的未来应该从“美学--性欲方面”来考虑，使技术与艺术相结合，劳动与娱乐相结合，彻底消除人的被压抑、被物化的状况。人类从此将进入一个“健全的社会”或“人道主义的社会”。这个社会是以个性的全面解放为宗旨、以爱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它将使“道德和美学的需要”变成人的基本需要，并使这种需要得到满足。浪漫主义思想家们所憧憬的未来是建立在人的解放的基础上的。但是，马尔库塞却悲叹地说，“解放”是“一种最现实、最具体的历史可能性，同时又是被最合理、最有效地压抑着的，因而也是最抽象、最遥远的可能性。”〔20〕由此可见，人类解放的理想对于他来说，仍然是一个“最遥远的可能性”。这种对人类未来的浪漫化构想虽然是美好的但却是不能实现的“乌托邦”。它不能唤起人们反抗现实的力量。恰恰相反，它只使人感到沮丧和失望。这种对人类未来的失望和沮丧是浪漫主义思想家们的一种普遍情绪。萨特在他晚年的一篇题为《未来的希望》的对话中说：“不管怎样，这个世界似乎变得丑恶，不道德而又没有希望。这是一个老人的平静的绝望，而他将在绝望中死去。”〔21〕可以说，把人的未来建立在非理性的本能的基础上，把真理和价值割裂升来，否定社会发展所依赖的客观基础，那么关于人类未来的梦想只能化为乌有。这种对人类未来发展所表现出的“绝望”，是浪漫主义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注释：
〔1〕转引自梯利《西方哲学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29年第1版，第243页。〔2〕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9页。〔3〕转引自《西方发展学和拉美的发展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53页。〔4〕哈里森：《第三世界》，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35-36页。〔5〕转引自《现代外国哲学论集》第2期，第160页。〔6〕〔9〕〔12〕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5-6页，第9页，第5页。〔7〕〔10〕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 第57页，第21页。〔8〕尼采：《快乐的科学》中国和平出版社，1986 年版第39页。〔11〕〔13〕奥辛廷斯基：《未来启示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211页，第195页。〔14〕见洪谦主编：《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4-15页。〔15〕转引自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5页。〔16〕转引自《西方著名哲学家述评》上卷， 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9页。〔17〕〔20〕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13页，第4页。〔18〕转引自欧力阎、张伟著：《法立克福学派研究》，1989年版，第383页。〔19〕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17 页。〔21〕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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