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地区主义与“新三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洲地区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国际贸易、投资、跨国公司活动和高技术合作等主要集中在北美、欧洲和东亚之间，这种“新三角”(注：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欧美有关世界经济和区域化的文章把北美、欧洲和东亚的关系称为三角形经济关系。2000年裘元伦教授在其“欧元与亚欧、中欧的关系”一文中提出“世界经济的力量中心已由过去的美欧日”旧三角“变为今天的‘新三角’”的观点。笔者沿用其“新三角”提法。见龙永图主编：《全球化进程中的亚欧经贸合作》，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页。)的变化走向成为国际关系领域的一个重要问题。其中，欧洲地区主义倚重什么样的理论?它的目标和理念面临哪些问题和挑战?它对“新三角”关系具有哪些影响?本文试图就这些问题进行分析。
一
欧洲地区主义源于欧洲一体化的实践，是民族国家在内外压力下，试图通过区域整合来维护民族国家利益与稳定的一种政治经济目标和政策构想，而欧洲经济一体化是付诸实现这一构想的进程。欧洲地区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对多种学派兼收并蓄，其中新自由主义是其重要的理论依据。(注：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是7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两大重要学派。新自由主义有别于早期的各种自由主义，如商业自由主义等。哈斯(Erns Hass)等学者在此基础上发展的新功能主义(neofunktionalism)成为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基本理论。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为：基欧汉(Robert Keohane)、利普森(Charles Lipson)、斯坦(Arthur Stein)和杰维斯(Robert Jervis)等。现实主义在二战后的国际关系中很大程度地影响着大国的思维方式，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汉斯·摩根索(Morgenthau)。新现实主义对现实主义有重要补充和修订，其代表人物有沃尔兹
(Kennenth Waltz)和格里科(Joseph Grieco)等。本文不对新旧自由主义或新旧现实主义的区分进行赘述。)二战后，现实主义在国际关系中占主导地位，但在欧洲，法、德等国的一批国务活动家以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走出一条从欧洲经济一体化到政治一体化的路径。冷战后，由于世界经济与政治的重大变化，欧洲地区主义将目标从欧洲经济一体化建设逐渐扩展到地区间和全球合作问题，并在国际关系理论界不断升温的有关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争论中(注：大卫·A·鲍德温主编：《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一编。)得到新的充实。因此，对比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在地区问题上的分歧，我们可从理论方面追寻欧洲国家在处理国家关系上与信奉权力政策的国家立场不同的深刻原因。
相互依存是欧洲地区主义的核心理念之一，它源于新自由主义经济相互依存的论点。冷战后，这一理念在欧洲得到进一步强调，使欧盟成为国际政治中较明显改变“冷战思维”的国际行为者。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都追求国家利益与安全，其重要区别在于以何种方式。(注：两大流派内部均有不同分支。参见大卫·A·鲍德温主编：《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第一编。)新现实主义认为，一个国家的实力上升会使其他国家地位消退，因此它在崛起时特别危险，需要用包括军事对峙等方式加以制约，以建立均衡，所以国际关系注定紧张。新自由主义认为，冲突并不根植于国际关系之中，国家不争斗也会出现兴衰，特别是当商品、劳力、资本和信息等流动因素对国力和安全的作用上升后，相互依存比战争更能维护和发展国力。它认为，现实主义的弊端是限制了国家的合作能力和对共同利益的认识，使国家陷入“敌对竞争”的恶性循环，并导致冲突，因此合作性地区相互依存机制可从制度上消除引发矛盾和冲突的源头。欧洲地区主义在实践中已取得成功的经验，如德国统一后经济地位快速提升，但在统一市场和统一货币构成的相互依存和共同利益框架内，德法等国力量对比的变化并未引发欧洲的政治冲突。欧洲地区主义在国际冲突起因问题上，将着眼点从国家层面扩展到地区和全球层面，认为当前国际关系日益紧密，民族国家内部的许多问题实际是外部或全球性因素引起的，国家危机易迅速酿成地区甚至国际问题，单个民族国家依靠其主权或超级大国依仗其军力都维持不了国际稳定，所以合作竞争促进经济相互依存作为地区稳定发展目标是较佳的选择。德国战略学家梅斯内(Messner)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认为解决21世纪的重要全球性冲突只能通过新的合作性世界政策加以解决。(注：Dirk Messner,
“Globalesierung,Globale governance und Perspektiven derEntwicklungszusammenarbeit”,Ranz Nuscheler(Hr),Entwicklung und Frieden im21 Jahrhundert,Diez,2000,S.275.)
欧洲地区主义建立区域一体化机制和全球秩序的主张源于新自由主义超国家机制学说。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都承认当今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Anarchy)，但新现实主义怀疑国际相互依存和合作的治理能力，主张特别要强化主导国家的权力。而新自由主义不仅主张国际协作，而且认为这种合作导致的经济相互依存需要通过建立地区或国际合作机制在规则和制度上给予保障。因为这有可能在国家主权“失灵的领域”，依靠区域治理把“松散的主权”集中起来，从而防止国家主权职能实际遭到削弱，最终通过这种合作机制形成在世界政策上的合作。(注：Dirk Messner,“Kooperative Weltmacht:
Die Zunkunft der Europaeischen Union in der neuen Weltpolitik”,in Politikund Gesellschaft,1/2002.)在这一思想基础上，欧洲地区主义的“全球治理”构想得到进一步发展，即在地区相互依存的基础上摸索国家共同稳定、同步发展模式的组织机制，并逐步形成多国合作协调的全球制度。(注：Richard Rosecrance,Das globaleDorf:New Econaomy und das Ende des Nationalstaat,Patmos Verlag,2001,S.252.)
新自由主义在竞争中采取绝对获益(absolute gains)的理论对欧洲地区主义具有重要影响。绝对获益是指，国家在发展中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对外经济关系发展取决于市场力量。新现实主义的相对获益(relative gains)论则主张要保持与竞争对手力量相对均衡；在对外关系中应根据对方的实力制定政策，因为对方实力削弱就会增加自身实力，所以在追求自身获益时，特别要关注自身的行为与政策是否导致对手力量的消长；(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曾于1990年在美国政界、经济界、学术界和民众中做过一个调查，即在美国经济增长25%、日本经济增长为75%和美国经济增长为10%、日本经济增长为10.3%两种结果中进行选择。调查显示，经济学家一致选择第一个结果。而经济学家以外的被访者多选择第二个结果，即宁愿放弃15个百分点的增长，也要防止美国的贸易和金融对手的迅速崛起。参见迈克尔：“相对获益重要吗?”，大卫·A·鲍德温主编：《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0页。)在确定合作时，应考虑的问题不是双方都获益，而是谁的获益更多。(注：大卫·A·鲍德温：“自由主义、新现实主义和世界政治”，大卫·A·鲍德温主编：《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7页。)主张相对获益的沃尔兹(Waltz)和格里科(Grieco)甚至认为，为了不增添对手的力量对比，宁可减少自身的获利，并避免或限制自己的合作行为。而新自由主义则强调，经济福利目标应为国家的优先目标，因此对外政策要考虑对方的意图(intentions)以及利益取向因素，即将对方意图而不是实力作为判断和决策标尺，并据此作为化解冲突的努力。以斯坦(Stein)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学派主张发展共同利益，因为追求民族国家的绝对获益不损害力量均衡和国家安全。在现实国际关系中，若完全依照现实主义的主张，国家间将持续紧张，国际社会难以稳定；但完全依靠自由主义的市场力量与合作也很难应对各种复杂情况，(注：HerbertDieter,“Funktioniert globale Regulierung?-Die entwicklung derWelthandelsorganisationa WTO und die wachsende Konkurenz durchsupranationalen Regionalisuns”,in Thomas Fues,Brigite I.Hamm(Hr)，DieWeltkonferenzen der 90 Jahre:Baustellen fuer Global Governance,Dietz,2001,S.330—354.)加重世界无政府状况。因此欧洲地区主义在基本倾向于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同时，也吸收了新现实主义均衡稳定的观点，希望国际间的互动关系对不同地区实力结构产生均衡影响，以对超大国家形成制约。虽然欧洲地区主义融合了新现实主义的稳定均衡观点，但与奉行现实主义的地区主义在目标上没有混淆。欧洲地区主义追求的大国目标不是军事大国，而是“文明大国”(civil power)。(注：1973年M·科斯特曼主编的《文明大国，欧洲超级大国还是伙伴》中提出了文明大国的说法。1992年汉斯·W·毛尔(Maull)系统地提出了“文明大国”的概念。此后欧洲形成“文明大国”论点。
Wolfgang Wessels,“Die europaeische Union als Ordnungsfaktor”,Karl Kaiser/
Hans,Peter Schwarz(Hrsg),Weltpolitik in neuen Jahrhundert,NomosVerlaggesellschaft,Baden-Baden,2001,S.577.”)在当前全球区域化现实中，这种理念有助于欧盟以“和平方式”发展成为一个“潜在的世界大国”。(注：Romano Prodi,“Fuer ein starkes Europa,das auf ein groses Ziel ausgerichter undhandlungsfaehig ist”,in Die Zeit,23/2001.)
二
欧洲地区主义从理论到实践不仅面对自身内在挑战，也面对世界区域整合的外部挑战。因此奉行欧洲地区主义的欧盟在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和区域间合作以及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尚受到一定局限。
二战结束后，欧洲政治家从经济一体化入手，改写了欧洲通过扩大军事实力相互制衡的纷争历史。欧洲一体化不仅在地缘上向外扩大，而且在深度上从经济货币联盟向政治联盟发展。在这一进程中，成员国在内外政治与经济危机中逐步强化了合作、协调和维护共同利益的思维方式。欧盟不断发展的超国家经济政策机制、共同利益均衡机制、宏观经济稳定趋同以及共同法律机制是欧洲地区主义实践的成功经验。然而欧洲地区主义发展到今天仍受到自身的矛盾性制约，它给欧洲区域化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它具有全球主义萌芽与民族主义烙印的双重性。国家间与地区间的相互依存日益成为欧洲一体化的主流意识，欧洲地区主义孕育着明显的全球治理动机。但欧洲一体化仍受欧洲传统的重商主义影响，对区外的贸易保护主义时有抬头，表现出经济民族主义的排他性。究其本质，欧洲地区主义追求的共同利益和利益均衡，首先是为了区域内民族国家长久的利益，因此欧盟具有民族国家“放大了的经济民族主义”的性质。(注：庞中英：《权力与财富——全球化下的经济民族主义与国家关系》，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6页。)尽管民族国家认识到随着国际政治和经济环境改变，单独的国家受到局限，需要调整政策注重地区治理和全球治理，但民族国家的本质及其利益目标并未因此而改变，只是部分放大到区域层面。国家职权部分转移到超国家层面是民族国家顺应环境、自我保护和自我发展的适应性拟态行为。在这个意义上，欧洲地区主义已越来越超出传统的经济民族主义，具有民族国家利益和区域共同利益相结合的内涵，以及从民族主义通过地区主义向全球主义过渡的意义。但全球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的行为是相互对立的，因此在长期过渡中，这种双重性矛盾将在欧盟深化和扩大进程中以及处理“新三角”关系中顽强地体现出来。经济民族主义和全球主义两种理念将继续交替影响全球化进程中的欧洲地区主义。
二是主权国家和超国家机制并存。超国家主义和政府间主义在欧洲形成了二元化地区治理的机制。在经济上，欧盟成员国通过让渡部分重要经济主权建立了超国家机制，先后实行了共同的关税、农业、特别是货币政策(将货币主权交予欧洲中央银行是欧元区成员国迄今作出的最大主权让渡)。在国际关系史中，欧洲经货联盟首次改变了传统的主权原则，实现了主权可以上移，可以分摊，成员国在法律条约规定的范围内，可以分享主权管辖。(注：王皓昱：《欧洲合众国——欧洲政治统合理想之实践》，台湾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189—190页。)尽管这种主权让渡全部限制在经济政策领域，但主权合作的动机首先出自政治与安全利益的考虑，是政治动机和经济利益的统一。(注：如英国、丹麦和瑞典不加入经济货币联盟的主要原因不是害怕经济受损失，而是担心失去货币主权。)随着欧洲共同的经济与社会制度的逐步形成，国家主权有进一步变化征兆。但这种变化还不会改变国家主权仍是区域一体化的基石这一事实。由于民族国家的利益目标没有变化，因此在让渡部分经济主权后一些成员国反而愈加固守在外交、安全等政治主权上的“最后堡垒”，并试图以各种方式加强国家对欧盟决策的影响。于是在外交、安全与政治领域，成员国从定期会晤到协商共同外交政策，仍采取政府间谈判方式。迄今为止，欧洲地区主义对欧洲一体化政治机制的终极目标还含混不清，欧盟在“以一个声音说话”之前还要经过各成员国的反复协调，因此这种超国家和主权国家的二元特性将一定程度限制欧盟国家在地区间协调和全球治理等方面的行动能力。
如果说欧洲地区主义的双重性矛盾是其内在挑战，那么作为现实主义一个分支的“霸权稳定论”和由此出现的大国主宰的地区集团(霸权结构)则对其提出了新的外部挑战。后冷战时期，多种因素刺激了不同类型的地区主义发展，出现了开放型平等结构、超国家平等结构和霸权结构(大国主宰结构)的区域集团。(注：不同地区集团采取不同的方式追求各自的政治经济利益目标。庞中英从理论上对“地区主义”进行了归纳。参见庞中英：《权力与财富——全球化下的经济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3—194页。)美国信奉的“霸权稳定论”试图论证国际霸权体系和国际秩序稳定之间有内在关系，强调没有霸权国家国际秩序将陷入混乱和无序。(注：倪世雄等著：《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00页。)美国在区域合作中实际回避平等的制度政策协调，习惯让其他国家对美元和美国经济政策“主动挂靠”和“尾随调整”。其根深蒂固的政治原因是，美国把建立全球化和多极化的制度，包括金融制度看作是对其主权的制约。(注：Elke Thiel,“Ist Europa internationalhand-lungsfaehig?”in SWP—Zeitschriftensschau,Januar,2002.)在这样的地区或全球组织结构中，实际是由霸权国家来安排利益分配。这种理念与欧洲地区主义明显相悖。不同理念导致在实践中出现了欧美不同的地区主义“版本”。欧美有关地区主义价值观上的裂痕，是后冷战时期欧美区域化和全球化矛盾冲突增多的根源之一。美国之所以转向地区合作，推动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是为了在区域内外加强自身竞争力和权力，但仍怀疑和否定多边合作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因此其地区主义目标定位于追求地区内的大国主导。欧洲和美国理论界有学者不约而同得出结论：美国的地区主义所追寻的是“霸权主宰”模式。这与美国“自90年代中期起不再追求全球主义，而是单极主义”(注：Herbert Dieter,“Funktioniert globale Regulierung?-Die entwicklung derWelthandelsorganisationa WTO und die wachsende Konkurenz durchsupranationalen Regionalisuns”,Thomas Fues,Brigiite I.Hamm(Hr),DieWeltkonferenzen der 90 Jahre:Baistelle fuer Global Govenance,Dietz,2001,S.345—347.)出于同一种权力政策考虑。与美国的理念不同，欧盟推行的地区主义是通过非军事的、特别是社会经济 手段、以及法律化和规则化机制化解冲突和改善关系的多国合作，并认为这是积极转向 国际稳定政策的重要前提，代表着一种新的地区制度和全球制度的模式。(注：Wolfgang Wessels,“Die Europaeische Union als Ordnungsfaktor”,Karl Kaiser/Hans-Peter-Schwarz(Hrsg)，Weltpolitik in neuen Jahrhundert,2001,S.575—588.) 欧盟并非意欲取代美国霸权地位，而是用一体化实践展示“欧洲的和平模式”，(注：Romano Prodi,“Fuer ein starkes Europa,das auf ein groses Ziel ausgerichtet und handlungsfaehig ist”,Die Zeit,23/2001.)并改变对美国的长期战略依赖，成为 其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中“独立的伙伴”。（注：Helmut Schmid,“DieSelbstbehauptung Europas Perspektive Fuer das 21.Jahrhundert”,Deutsche Veranstalt,Stuttgart Muenchen,2000,S.243—251.）
目前“霸权稳定论”还有相当市场，这对欧洲地区主义实现未来国家间关系和全球制度的构想形成挑战。首先，“霸权稳定论”在美国有经济与社会基础。美国军火生产和出口的快速发展(注：Nobert Muehlberger,“Die Verweigerer”,Capital,25/2001.)从一个侧面证明，通过相互依存走向和平与发展的“欧洲道路”能否在欧洲以外的地区行得通还受到美国以及其他国家不同程度的质疑。欧洲安全战略分析家看到了美国2002年扩大军事支出这一经济现象背后的政治原因：“‘9·11事件’使原本不可实行的巨额军备计划成为现实。而实际有些军备与反恐没多大关系。”(注：Peter Rudolf,“Wie der 11 Septermber die amerikanische Aussenpolitik veraedert hat”,inSWP-Aktuell,33/2002.)美国军火工业及院外集团对政府政策有很大影响，它们是支持现实主义竞争理论派系的经济基础，而现实主义通过实力和均衡强化主导国家权力的理论成为维持其存在的理论依据。这是欧洲实现其地区主义设想最难消除的阻力之一。
其次，“霸权稳定论”虽已不能辅佐美国维持旧的经济秩序，但欧洲地区主义尚未成 就建立稳定的世界经济的能力。如何找到一种方式既摆脱“霸权稳定”，又能将欧美经济圈不断加剧的竞争导向稳定的国际机制是欧洲地区主义面对的挑战。在国际经济秩序方面，美国主导建立的“关税贸易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成为战后世界经济、贸易与金融秩序的框架。这一秩序促进了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的发展。但大约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一些重大结构性因素的变化，如欧元启动、全球性市场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美国经济结束十年高增长及经常项目赤字急剧上升等，使美国开始对自身经济地位“感到不安全”，起初对日本，而后对欧洲等盟国的发展怀有戒备，并从绝对获益转向相对获益的合作。(注：Herbert Dieter,“Funktioniertglobale Regulierung?-Die Entwicklung der Welthandelsorganisationa WTO unddie wachsende Konkurenz durch supranationalen Regionalisuns”,in ThomasFues,Brigiite I.Hamm(Hr),Die Weltkonferenzen der 90 Jahre:Baistelle fuerGlobal Govenance,Dietz,2001,S.330—354.)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开始解体。
在贸易政策上，美国出现保护主义倾向，并从自身利益出发运用地区主义工具，尽量维护可能削弱的权力地位。欧洲一体化对美国的政策转变有不可低估的作用。美国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及签署泛美自由贸易区协定等主要是对欧洲地缘经济政策挑战的对应，而相互依存及地区治理并非其首要目标。北美与欧洲的贸易竞争越来越反映出地区集团竞争的特性。在全球化压力下，北美和欧盟都受内部利益集团的驱使，对各自的“敏感行业”，如农业、钢铁、航空和大众媒介等行业加强保护。美国的利益集团在美国经济相对疲弱时期对美国政府的决策不仅有经济上的、而且有政治上的消极影响，其对国际关系的连锁反应将使欧洲地区主义相互依存与合作的构想受到制约。
在金融政策上，美国力图维持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对欧洲统一货币——欧元有矛盾心理，既欢迎欧元稳定国际贸易与投资的经济作用，又担心欧元削弱美元地位的政治作用，欧美地缘经济之争从贸易扩大到货币和金融政策领域。美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对美欧金融力量对比趋向平衡没有思想准备，因此难以接受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地位削弱，更难容忍其在IMF与世界银行的影响受到限制。对此，美国有其“道理”：多年来美国接受世界大量进口，2000年以来的经常项目赤字每年超过4000亿美元，必须吸引高额外国资本进行赤字融资。但欧元启动可能分流国际投资，后果一是美国转向贸易保护主义使包括东亚在内的国际贸易条件恶化，二是导致美欧亚地区国家的汇率和出口风险增大。欧洲地区主义面对的金融关系问题是怎样通过地区合作导向全球金融制度，改变国际金融领域中美元仍“有霸权”但积极作用削弱，风险因素增多的问题。
第三，霸权国具有一定地区影响力。霸权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是其行使权力的最重要后盾。“霸权稳定论”的倡导者认为，尽管霸权国因主导规则制定而得到很大利益，但跟在其后的小国也可以得到利益，而且霸权国具有巨大的市场规模，便于小国“搭便车”。这使一些国家除对霸权国敬畏之外，也产生了沾光甚至依附心理。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一些国家以不同方式向美元“挂靠”，以期换取稳定，并进入美国市场。尽管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元区的这种金融关系未能维持金融稳定，金融风险明显大于欧元区，但后者的影响力显然尚无法与美元区相比。因此，欧洲地区主义平等相互依存的区域治理理念还需要在扩大区域间广泛联系和利益关系中得到传播。
三
21世纪世界经济三大地区——北美、欧洲和东亚之间的关系对全球经济的稳定至关重要，通过建立相互间合作机制规范全球化压力下的区域竞争是有益的思路。欧洲地区主义对此已有初步的方向性目标：首先将三个地区引入合作性均衡框架；其次将主要国际行为者，包括跨国公司、利益集团及非政府组织融入合作结构。这一构想虽没有具体机制化目标，但具有战略布局的意义。
调整与美国的地区关系是欧洲地区主义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相较而言，在“新三角”中欧美之间经济联系最紧密，竞争最激烈，且合作机制最松散。欧盟和美国曾于1995年12月通过一项“新跨大西洋议程”，一度将欧美经济关系推向高潮。但此后这个连接世界最大的两个市场的议程却没有出现建立地区合作机制的进展。随着欧美地缘经济竞争加剧，不仅是美国，而且欧洲方面对建立欧美自由贸易区也提不起兴致。(注：
Interview mit Pescal Lamy,“Da bewegt sich etwas”,Capital,4/2002.)2002年初的欧美钢铁贸易争端使双方的经济关系更为紧张。从欧美全球地位的变化和不同的地区主义目标看，双方在国际市场上形成激烈竞争是必然的。但从区域关系整体看，双方具有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取向(注：赫尔穆特·施密特：《欧盟的未来演变》，2002年4月11日国际行动理事会的主席报告。)，并面临共同挑战，相互间的经济依存关系对分歧和冲突有承受力，(注：哈维尔·索拉纳：“注定要合作”，英国《金融时报》2001年6月14日。)欧洲地区主义推动跨大西洋地区间的深层合作仍有支撑点。具体而言，在宏观层面，欧美官方在竞争中把握分寸，将争端和分歧克制在不破坏跨大西洋关系基础的限度内。欧盟贸易委员拉米看到，布什政府在欧美贸易战中尽管有保护倾向但仍保持着市场开放。(注：Interview mit Pescal Lamy，“Da bewegt sich etwas”,Capital,4/2002.)欧洲人分析，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转向地区主义是因为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行动选择受到一定限制，从长远看，美国仍需要全球范围的合作。在微观层面，欧美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和最大投资伙伴。美国在欧洲的直接投资占其对外直接投资的50%，欧洲对美国的投资甚至超过其区域外投资的50%。这种资金流动为双方各创造了约300万人的就业。(注：Ralf Roloff,Europa,Amerika und Asien zwischenGlobalisierung und Regionaliesierung,S.207—208.)在全球化条件下，直接投资比贸易更易对国家关系产生相互依存的作用。此外，在全球化进程中，跨国公司形成了新的利益集团，并从市场方面加强跨大西洋之间经济联系，从而将逐渐影响政府的决策空间。(注：Karl Kaiser,Bernhard May,“Weltwirtschaft und Interdependenz”,Karl Kaiser/Hans,Peter-Schwarz(Hrsg),Weltpolitik in neuen Jahrhundert,Nomos Verlaggesellschaft,Baden-Baden,2001,S.474—480.)
欧洲地区主义在协调欧美关系、推动区域间合作机制方面更为主动和具有灵活性。当然，在这一进程中，欧洲的自主倾向及其有悖于美国的地区整合理念能在多大程度上被美国所接受是问题的关键。“9·11”以后，美国更加倚重现实主义政策，即便转向区域合作也首先致力于西半球的一体化合作，所以近期内欧盟要推动“新三角”地区密切相互依存与稳定互动的关系有相当难度。但从长期看，欧盟借助“软实力”(softpower)——包括协调合作能力和对付国家间危机的韧性，将在地区间关系上对美国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欧洲地区主义稳定三大集团关系结构的另一“战线”是“扶正新三角关系”，确切说是通过扩大和发展亚欧关系建立三大区域的均势。(注：Ralf Roloff,Europa,Amerika und Asien zwischen Globalisierung und Regionaliesierung,S.318—323.)目前，从三个集团的实力对比看，美国不仅仍保持着政治、军事以及经济的强大地位，而且通过1994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和计划在2010年启动的泛美自由贸易区扩大地区影响。欧盟随着欧元成功启动和未来一体化的扩大，经济实力将与美国接近均等，同时对美元波动的抵御能力有所增强。东亚作为开放型地区主义，正处于摸索自由贸易区和金融合作的初始阶段，虽然具备较强的生产能力、出口能力和金融储备实力，并初步形成次区域集团自由贸易区的计划，但由于东亚国家的货币基本与美元挂钩、且较大程度依赖美国市场，因此容易受到冲击，是较弱的“一个角”。从三个集团之间的关系看，美欧、美亚经济关系明显紧密于亚欧经济关系，亚欧关系是三角中较弱的“一条边”。目前，亚洲内部贸易约占其总贸易额的50%，对其它两极的贸易约占40%，其中对美国占24.4%，对欧盟占13.3%。(注：Ralf Roloff,Europa,Amerika und Asien zwischen Globalisierung und Regionaliesierung,S.266.)显而易见，北美是亚洲的最大贸易伙伴，欧盟虽居第二，但差距甚远，三边构不成“等腰三角形”。如果对这种状况疏于调整，“新三角”之间的相互依存将受到强权政治的掣肘。欧洲地缘战略分析家从新现实主义均衡论点出发，认为地区间的权力和实力的配比对称才可出现合作性区域间关系。(注：RalfRoloff,Europa,Amerika und Asien zwischen Globalisierung undRegionaliesierung,S.101.)欧盟从地缘经济稳定角度出发，在“新三角”关系中注重避免出现区域化的“两极趋势”，努力扩大亚欧合作，促进东亚一角的发展，以“把倾斜的三角扶正”。自1996年建立的亚欧会议已超出南北关系和发展政策的范畴，它已具有建立北美、亚洲和欧洲“新三角”均衡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意义，是欧洲地区主义及其世界政策的战略构想的组成部分。(注：Wolfgang Wessels,“Die Europaeische Union als Ordnungsfaktor”,Karl Kaiser/Hans,Peter-Schwarz(Hrsg)，Weltpolitik in neuen Jahrhundert,2001,S.582.)2002年9月在丹麦召开的亚欧首脑会议突出了这个特点。从欧洲地区主义理念看，欧洲视“东亚极”为多极制度中的重要行为者，而非权宜利用的对象。其相互依存、平等协作和发展共同利益的构想符合东亚地区的利益。但在发展亚欧关系方面欧盟还应进一步调整政策，包括克服其区域化进程中的双重性、拆除对东亚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樊篱、减少区域集团的排外性，(注：欧盟至今对农产品实行高额补贴，并对越来越多的来自东亚的制成品采取反倾销、配额限制以及卫生标准限制。)等等。此外为协调三个区域经济关系的稳定均衡，还须防止出现任何两个地区集团排斥另一集团的状况。
欧洲地区主义的构想对促进三大经济区域的整合具有积极意义。(注：NobertEitelhuber,“UN-Friedenssicherung zwischen den Fronten”,SWP-Aktuell,Nr.27,
August 2002.)由于欧盟在21世纪上半叶需完成艰巨的扩大任务，预计其对“新三角”关系的影响尚有一定限度。欧盟能否成为未来具有国际行动能力的“全球大国”，并对“新三角”互动关系发挥积极影响，不仅取决于自身的分量，而且还依赖于它能否取得国际上对其地区主义构想的普遍认可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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